方言地域分布绪论

绪 论 本绪论将对我们的研究作一总结，并介绍本书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以及各种术语的含义。文中所引的论著 一律列在附于地图及解说之后的“引用论著”中(pp.270-272)。 A. 分析法 1. 词形的分类 词形的分类是画地图的前提。这一工作首先按照共时上的特征进行，但分类的结果往往因工 作人的观点而异。有一个经验是，如在地图上呈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则说明该分类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是成功 的。在我们的信息软件系统(PHD System)中，分类的结果同时反映在地图上，我们利用这一优势， 可将分类的结果反复修改。 我们知道，词形的分类最有效的方法是以词素为单位的分析(morpheme based analysis)，参见 岩田(1989)。有不少条目将词形分析为前后两种成份，才呈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前后两种成份 的叫法按条目有所不同，前一成份有“前缀”、“前置成份”、“修饰成份”、“限定语”等叫 法，后一成份有“词根”、“中心语”、“非首位成份”、“末位成份”等叫法，编者未统一起 来，是因为词形的结构因条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有些条目出现不少词源未详的多音节词，有时以语音特征能归纳出类别。一般来说，声母比 较稳定，按每一词素声母的种类及其排列进行分类，能够表现出整齐的分布格局，如地图 40-3, 4(膝)、49(结构助词“的”)等均如此。与声母相比，韵母和声调易发生变化。按韵母(如元音开 口度的大小)的分类，目前唯有地图 42-3(肚脐)能描绘出有意义的分布格局。 2. 所指地图 有些条目通过分析词形和词义的关系能够画出有意义的地图。地图 43-1(疟疾)是根据词义将 所有词形分成五大类。这种分类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疟疾的说法富有多音节的描写性词形。其 他条目中也有根据词义进行分类的，但其对象限于部分词形，如地图 37-1(踝子骨)。 方言中常常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某一词形的所指因方言不同而有差异。对于这种情 况，我们就结合两个以上的条目画出一幅“所指地图”，如地图 8(“早上”义语词的所指)、 10(“夜”义语词的所指)、24-4(“山药”的所指)、29(“大豆”和“小豆”的所指)。这种分析 法见于俄国学者 E. Astrakhan 以及笔者的著作中(Astrakhan, et al. 1985, Zavjalova and Astrakhan 1998, Iwata 2000)。画地图软件 Wonderland 可以从语言信息库里同时索取两种以上条目的信息， 我们利用这一特点绘制了所指地图。 所指地图表现的是词义的转移或转用现象，即某一词形的所指历史上转移或转用到另一种所 指(参见下文 E-4 节)。这种变化也能发生在某一词素上。譬如，“膀”这一词素在方言中至少用 来表示三种肢体部分(包括鸟类的)：胳膊、肩膀和翅膀；又如，“拐”这一词素能指四种肢体部 分：踝子骨、胳膊肘、颧骨和孤拐(即脚腕两旁突起的部分)，参见地图 36 和 38。我们暂以“词 族”(word family)这一名称概括这种现象，其含义当然与历史语言学所说的“词族”不同。某一 词素能构成一个词族是出于类化的作用，而在变化的过程中该词素的语义多数都虚化以致表示一 个抽象的意义，如“拐”这一词素表示的是一个〈突起〉义。由类化作用产生的虚化现象有时也 12 会产生真正的词缀。如地图 41(前缀的“圪”)表现的是来源不同的词素最终变成前缀的情况。 B. 方言的边界线和分布类型 1. 等言线和方言的边界 如有一个词形或语言特征(甲)与另一个词形或语言特征(乙)毗连分布，而于(甲)和(乙)接壤 之点划出一条线，一般称之为“等言线”。等言线的画法有两种(项梦冰、曹晖 2005:62)。中国各 地都能画出长短不同的无数的等言线，但如鸟瞰全国的方言，既有等言线密集的地区又有稀疏的 地区，而在前一种地区往往存在“走向大致相仿的线形成的同言线束”，所谓“方言的边界线” 就是“这种幅度相当宽的同言线束”(Grootaers 2003: 33-34)。 如某一地区与其周围地区为等言线束隔开，不妨认为那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方言区。但方言分 区实在很难确定，按照严格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能划分出来的方言区全中国可能只有一个闽语区，而其他方言 区却不能只根据等言线束与周围地区隔开。目前我们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语言地图集》所示的方 言分区，共有 10 个大方言区。值得注意的是，大方言区的交界地带总出现一个过渡性质很重的或 者说异质的方言群，如处于官话和吴语交界的通泰方言(鲍明炜、王均 2002，史皓元、石汝杰、 顾黔 2006)，处于官话、赣语和吴语交界的徽语(平田昌司主编 1998，曹志耘 1996)、处于赣语、 湘语和粤语交界的粤北土话(庄初升 2004)等。至于北方的晋语和南方的客家话，我们认为这两个 方言自身就是在过渡地带出现的异质方言群，这一点有待于下文再论述。 2. 主要的方言边界线和分布类型 有关方言分区的各种问题姑且置之不论，这里指出几条在全国方言的分布上占重要位置的边 界线，并归纳出几种主要的分布类型。 1) 南北对立：淮河线和长江线 有一条一千公里长的等言线束(当然其幅度较宽)，东自江苏东北角起始经过淮河及秦岭山脉 一直延伸到甘肃。这一条边界线的发现应归功于俄国学者 Olga Zavjalova (Zavjalova 1983, Zavjalova and Astrakhan 1998)。她指出，这条方言边界线由几个规律性的语音特征构成：入声的 有无及入声舒化所归的调类、声母/l/和/n/的区别、非低元音(主要是/ə/系统)充当主元音时的韵尾 /-n/和/-ŋ/的区别以及有关卷舌音声母的声母类型。按照她的看法，这是把官话方言一分为二—北 部官话和南部官话—的分界线。按照《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分区，也就是划分为北部的中原官话、 兰银官话和南部的江淮官话、西南官话的边界线。Zavjalova 将此边界线称作“黄河-渭河线”， 所谓“黄河”是指黄河的旧河道。这种称法来自一个历史事实：12 世纪金和南宋对峙时期的国界 定于这一线，而当时黄河的河道向南走，以致最后与淮河合流。其语言学上的意义，就是这些等 言线的形成就是从这个分裂时期开始的。我们的词汇地图也支持这一假说，如地图 3(“冷”系的 南限)、地图 9-1(“夜-”系和“昨-”系的分界)、地图 33-1(“胳-”的南限)等。这些等言线的 形成很可能是在宋代以后。本书将“黄河-渭河线”改称为“淮河-秦岭线”。有时也简称“淮河 线”，因为等言线的密度在东部淮河附近更高，而在西部秦岭、渭河附近较为稀疏。 另一条很重要的方言边界线称作“长江线”，这一条线的走向基本与长江一致，名副其实， 但其长度远不如“淮河-秦岭线”那么长。这主要是西南地区(即湖北中西部、四川、贵州、云南) 的方言有多数特征与长江以北地区一致的缘故。我们的词汇、语法地图含有不少构成“长江线” 的等言线，如地图 33-1(胳膊：“手-”系的北限，参见曹志耘主编(2008)词汇卷图 68)、地图 13 39-1(腋：“nest, hollow”系和“location”系的分界)、地图 40-3(膝：“词根+头+X”系、“词根+X+ 头”系与其他系的分界)、地图 44-1 (厨房：“房屋”系和“方位”系的分界)、地图 49(结构助 词：T 系和 K 系的分界)。这些等言线的长度及走向互不一致，如地图 33-1 的胳膊义的词，等言 线自长江下游一直延伸到长江上游，甚至在四川“手”系已经越过长江有扩大到四川北部的趋势， 但在其他地图上等言线沿着长江延伸到其中游地区(安徽至湖北一带)以后转向南部地区(江西和 湖南)，在那里通过。至于音韵特征，有关保留浊声母与否这一特征的等言线只在江苏南部至安徽 的长江沿岸一带，并不延伸到其西边。 构成“长江线”的等言线，总的来说其起源较构成“淮河线”的等言线还要古老，可能多数 是宋代以前形成的，但是这不等于说“长江线”这一方言边界线的起源比“淮河线”还要古老。 方言边界的起源与等言线的历史不是一回事。有一个普遍的真理：等言线的位置是会移动的(贺登 崧 2003: 96-98)。构成等言线的两种形式经过长期的斗争，其中的一个形式获得优势，而另一个就 趋向劣势。就汉语方言来说，一般情况是，北方的形式处于优势，而南方的形式则处于劣势。当 然也有南方的形式向北传播的例子，尤其突出的是明清时期江淮官话对京师地区的影响(这个问题 有待于下文 C-3 节讨论)。但就近代以前的总体情况说还是北方占优势。所以说，现在构成“长江 线”的等言线可能有一个时期曾位于“淮河线”附近。我们认为，“淮河线”的形成时期较“长 江线”还早，可能起源于六朝的分裂时期，而“长江线”起源于唐代，必定与当时江南地区的大 规模开发有关。 根据扬雄《方言》的记载，汉语方言在汉代以前的分布格局以“东西对立”为主轴，这主要 是由于长江以南地区处于汉族人口稀疏的状态。扬雄《方言》言及频率最高的是西北地区的秦方 言和长江流域的楚方言，这两大方言在“淮河-秦岭线”(指现在的那条分界线)的西部形成了一种 南北对立。根据本书作者之一松江崇的研究(松江 2006)，“淮河-秦岭线”的东部(即淮河的中下 游地区)已经开始形成较为显著的南北差异，但在其中部尚未形成显著的南北差异。全国方言的分 布格局从“东西对立”转换为“南北对立”必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自六朝时期开始酝酿，至唐 代三百年之间定型。产生这种转换的社会条件是汉族人口自北向南的大规模迁移，这必定伴随着 人流、物流的交通要道(包括运河)的建设，进而推进了方言自北向南的传播。但对方言边界线的 形成直接有贡献的应为阻挡人流及物流的因素，即六朝分裂时期国界的设定以及唐代行政区划的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唐朝河南道与淮南道的道界正定于淮河。唐初“长江线”作为方言边界线的作用可能还不 如“淮河线”那么强，但唐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由于行政界限定于长江，以致它作为方言边界 线的作用不断地被加强。如，唐朝淮南道与江南道(东道和西道)的道界定于长江。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分布格局的历史背景，至少相当部分能够用一个关键词说明，即“北方化”。 其含义是历史上有很多北方起源的方言词越过淮河，甚至也越过长江南迁。Norman(1988: 182， 汉译本 1995: 162)提出的划分南北方言的 10 条标准，其中 8 条我们做过方言地图。地图显示：有 三个条目，第三人称代词“他”与声母为 K 系的“渠”或“其”的分界、上面提到的结构助词 T 系和 K 系的分界、动词“站”与“徛”或“立”的分界，分别大致与长江线一致，参见曹志耘主 编(2008)语法卷图 041、图 003 及词汇卷图 134。但有两个条目北方势力在长江线的东部越过长江 侵入吴语区：表示动物性别的成份放在词根之前的“母鸡”型(与此对峙的是“鸡母”型)和表儿 子义的“儿”或“儿子”(参见曹志耘主编(2008)语法卷图 076 及词汇卷图 052)。这种分布类型可 以称作“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型”，是南北对立的一种变异。再者，如本书地图 45 所示，动词〈走〉 义的“走”不仅突破了长江全线而且还深入进攻南方地区。类似情况还可以从本书所收的各种分 布较为复杂的地图中窥见，兹不一一列举。 14 2) “长江”型 长江流域处于华北和华南的中间，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过渡性，二是创新性。 前者的例子，如“家、间、江”等牙音二等字的声母，淮河以北的方言，除了山东半岛胶辽方言 读[kia-]以外大部分都读[ʨia-]，长江以南方言多数都读[ka-](韵母不一定是[a]，今简化示之)，而 长江流域的方言则具有两读：[ʨia-]和[ka-]，是所谓文白异读。 过渡性是在每个过渡地区的方言都能看到的，不仅仅是长江流域方言的特点。长江流域方言 的特点在于其创新性质。如下所论，语言的创新也会在被封闭的地区内产生，但很少传播到外地。 本书所说的“长江”型分布则与此不同，分布领域竟达一千多公里，自下游至上游形成连续性的 分布。如地图 3 的“冰雹”和“雪雹”、地图 5 的“晚上”、地图 6、7、9、11-14 的“天”类时 间词、地图 25-3(马铃薯)的“洋芋”类、地图 34-2(肘)的“拐”类、地图 42 的“肚脐眼”、地 图 47 的“吃吃”型(即吃固体和喝液体都使用“吃”的类型)。 这些词形的历史根源，至少多数是较浅近的，也就是说，这一分布类型的形成是属于晚期的， 与自明朝初期以来汉人在云南的大规模移民有关。不用说，长江在明代以前就是人流和物流的要 道：沿岸的要地有港口，其腹地则形成了用于运输的陆路网。14 世纪开始的云南开发必定加强了 这一交通要道的功能。这里要指出一个事实：河水总是从上游到下游的顺流，人和物资以船运为 媒介的移动则是顺流和逆流都会有的，而语言特征沿着长江的移动却总是以逆流为主的。所有方 言都会产生新词，云南等西南方言也不例外，但那里产生的新词顺流传播到长江下游的机会必定 甚少。不可否认，表现出“长江”型的词形多数都是江淮起源的，尤其是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的 一带应是语言创新的发源地。这一地区也可以称作“南方的核心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江淮起 源的词不一定都传播到西南地区，如“早上”(地图 4)一词的分布多数只限于江淮地区。 江淮起源的词有不少现在成了普通话的词汇，如“冰雹”、“早上”、“晚上”以及指定日 子的“今天”、“明天”、“昨天”等时间词(按，“晴天”、“每天”、“春天”等有可能不是 江淮起源的)。这些词在北方地区也有所分布，但较为零散。此乃标准语或权威方言的典型分布模 式，但也会暗示江淮起源的一些词形有向北逆流的可能性，留待于下文 C-3 节再论及。 3) 古老“长江”型和“楚地”型 有些词形沿着长江分布，但在安徽或湖北东部转而向江西或湖南延伸，最后到达福建西部或 广东。如地图 6(今天)，“今朝”这一词的分布大半集中在长江下游，而其主流在安徽和湖北的 省界附近转向江西，向南迁移，最后到达福建西部及北部的山岳地带。请注意，在福建与此毗邻 分布的“今旦”实际上与“今朝”同义。又如地图 35(肩膀)，含“膊”的词形(“膊头”或“肩 膊”)虽然现在不形成连续性分布，但是过去很可能曾形成过以长江下游为起点、经过湖北东部转 向湖南最后达到广东的连续性分布，后来其分布领域被北方传来的“肩膀”隔断。再者，表祖父 义的词根“爷”除了在北方拥有广大的分布地域以外，还集中分布于长江下游地区和广东珠江三 角洲一带(岩田 1995)。这可能暗示着南方的“爷”也曾形成过连续性的分布，其形状多少类似 “膊”的分布。 以上三例中，肩膀义的“膊”和祖父义的“爷”很可能是北方起源的词，历史上先抵达江淮 地区，以后沿着长江西迁，然后经过湖南、广东向南迁移。今天义的“今朝”是由明天义的“明 朝”类推所致(后天义和前天义的“后朝”和“前朝”仿此，参见地图 11、13)。从地图 7 可以看 出，“明朝”的分布区域比“今朝”还要大，也分布于吴语地区。“明朝”可能是南方方言中保 留下来的古词(参见地图 8 解说)。不管其起源或来历如何，以上三例暗示的是南方地区曾存在以 长江下游为起点的语言传播之路，而其起源远早于 14 世纪云南开发以后形成的那条长江之路。 15 古老“长江”型分布还见于地图 5-1(晚上和夜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两种词，“晚上”和 “夜里”，或者重叠分布，但总的来说“夜里”的分布地域较“晚上”靠南。这两个词可能都是 江淮起源。“晚上”呈现出长江型分布，是新兴的词形，“夜里”的形成年代必定比它还要早。 这二词叠加的地区则产生了词义的分工，玆不详述，请参见地图 5-2 解说。 另有一种分布类型看似长江型，但在江苏省境内却缺少分布。如外祖母义的“家婆”、“家 家”等含“家”(其读音是[ka])的词形分布于自安徽至四川的长江流域，但在江苏境内则不存在 (Iwata1995: 209)。类似例子见于地图 40-4(膝)中，即含“p-(l)”音节的后缀式混淆形式。这种分布类 型的本质与上述长江型不同，而可能表现出长江中上游地区土著方言的独特性。这种分布格局， 我们称之为“楚地”型。 4) 东西对立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格局以“南北对立”为主轴，但南北方言内部分别又可以分成两块。长 江以南的方言分为东西两块，以自天目山至武夷山脉的一线为其界限，其西边有赣语和湘语，其 东边则有吴语和闽语。粤语和客家语地区可以说是中立地带，现以三个肢体名称为例说明。 西部(赣、湘) 粤 客家 东部(闽、吴) 地图 37-1(踝子骨) 螺蛳骨 脚眼 脚眼 骹目、脚目、脚眼 地图 39-2(腋) 胁下、胛下 膈肋- 胁下、胛下 膈肋- 地图 40-3(膝) 词根+头+X 词根+头+X 膝头 词根+X+头 指称膝的词形按照构词法分类(参见该地 图解 交通标志图片大全及图解交通标志牌图片大全及图解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2013图解乒乓球规则图解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图解 说)。西部方言“词根+头+X”中的 X 多数是后 缀，如“膝头[ku]”，而东部方言“词根+X+头”中的 X 是“馒”、“腹”等实词，如“脚馒头”。 同一方言内部也有差异，如膝义的词，闽南则取“词根+头+X”型构词法，如“骹头[u]”。这里 不考虑这种差异，而从总体来看，粤语和客家语一方面表现出古老南方方言的特征，另一方面表 现出西部方言的特征。 北方方言的东西对立以山西为界。地图 14 表大前天义的词，其首位成份北方西部取“外”， 东部取“大”，而山西则与西部方言一致。地图 35(肩膀)，北方西部说“胛骨”或“胛子”，东 部说“肩膀(头)”或“膀子”，而山西则与东部方言一致。又如，表外祖父和外祖母义词的首位 成份，北方西部取“外”，东部取“老”(“姥”)，而山西虽然是“老”正在扩大势力的趋势， 但是山西西部和南部有不少地点还保留“外”以及“姐”、“舅”等独特的形式(据曹志耘主编(2008) 词汇卷图 044 和图 045)。 北方方言的东西对立或许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扬雄《方言》时代定型的分布模式，但可能 大部分是由后起的因素决定的。北方西部分布的词形有不少来自南方或长江流域的方言，经过四 川北部及陕南地区传播过来。其直接的证据是上述胳膊义的“手-”以及“鸡母”式的构词法，这 两种特征在长江上游地区有往北扩大其势力的趋势。地图 40-1(疟疾)和地图 24-1(马铃薯)，“摆 子”和“洋-”类(主要是“洋芋”和“洋番芋”)既在长江流域拥有颇为广大的分布地域，又集中 分布在西北地区以及山西，而在北方东部很少有“摆子”和“洋-”类的分布。 晋语在北方方言中是较为异质的方言群。上述几例说明，晋语在有些特征上与东部方言一致， 而在有些特征上却与西部一致，也有一种情况是晋语内部夹杂着东西两方言的特征。此外，晋语 也具有它独自的特征，如诸家所指出。地图 40-3(膝盖)显示，“前缀+词根+头/盖”式的构词法 出现在长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如“[kʰəʔ]膝头”、“[kʰə]膝盖”等)，晋语也取这类构词法，而与 东部方言分道扬镳了。但是晋语所取的前缀是[kəʔ]，而不是[kʰəʔ]。这必定是存古的特征，详见地 图 40-4 解说。一般认为，晋语的独特性可归因于其地形的封闭性(侯精一 1989)。这确实道出了真 16 理，但也要指出另一个事实，即山西的方言从四面都受到压力。过渡方言有时会表现出创新的一 面，有时也表现出存古的一面，这是一个多少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过渡性的特征、创新和存古这 三个特点晋语都具备，只是晋语自己产生的独有的特征较少扩散到其周围地区，这正是被封闭的 地区所表现出的一个特性，也是与江淮方言不同的特性。 南方的客家语所处环境类似于晋语，一则是处于南方东西对立的过渡地带，二则是客家人的 居住地原来多数都在被封闭的地区。过渡性的特征、创新和存古这三种特点客家话也都具备。就 词汇说，双音节形式“膝头”的使用可以视为存古，指儿子的词或说“子”或说“lai ʨi”，前者 是存古而后者则是创新。Norman 提出的一个假说是：客家语的底层是南方的古老方言(Norman 1988, 1989)。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基本支持。 C. 方言词的传播以及传播的路线 1. 方言词的传播 语言地理学的一种前提性的常识是：“词语是会走路的”(Words can travel)。其实词语本身不 会走路，这一比喻的含义是词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而移动。方言词或语言特征在地理上的移 动总称为“传播”。上文指出，等言线的位置是会移动的，这是词语走路的一个表现形态。如原 来位于淮河线的等言线几百年之间逐渐向南移动，最后抵达长江沿岸。 方言词传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徒步式”，二是“空运式”。前者是在过去各种传播 媒介尚未发达的农村社会里最普遍的传播手段，即方言词由某一个村经过村民的交际传播到与之 毗邻的另一个村。这种传播当然速度很慢。有位日本语言学者曾将日语的方言分布和历史文献记 录结合起来测量过词语传播的速度(德川1993: 391-412)。其结果是：(1)传播的平均速度因词汇、 地区而异，但每年的平均传播速度是0.93公里，(2)词形的产生时代越早传播速度越慢，反之，产 生时代越晚传播速度越快(参见井上2003, 2009)。 古乐府《木兰诗》的主人公木兰很可能是北方人，她称呼父母为“爷”和“娘”(原文写作“耶” 和“孃”)。 1 称母亲为“娘”的北方方言仍不少，但称父亲为“爷”的方言在淮河以北地区已经 少见(俞敏1984)。在现代方言中，指称父亲的“爷”拥有广大的连续分布领域的是江西、湖南两 省以及福建西部。这不外是木兰所用过的“爷”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到达这一带的结果。“爷”在 北方地区为何消失了? 其实并未消失。后世的变化致使这个词根转移到伯父的地位。“爷”的传 播很可能经过南方的核心地区，即江淮，但指称父亲的“爷”除了其北部以外都不见了。这是由 于在江淮地区“爷”的所指转移到了叔父的地位去了。北方及江淮地区所发生的所指转移现象必 定与亲属称谓词使用的某种民俗有关。有关“爷”的讨论参见岩田(1988)和Iwata(2000)。 “徒步式”的传播如有促进传播的非语言学条件，传播的速度则会快一些，如大河(包括运河)、 以大城市为枢纽发达的干线道路(国道等)等的存在。这种传播的方式也不妨称作“车运式”或“船 运式”。上文指出了长江作为方言传播通道的重要性。这种“船运式”传播的速度较快，所以像 马铃薯这种 17 世纪才带进中国的裁培植物，“洋-”类词形也已经形成了“长江”型分布，其势 1 《木兰诗》一般认为是六朝时期的作品，但有的学者认为是唐代的作品。又，“爷”(“耶”)早有晋 代民歌的用例：“欢来不徐徐，阳窗都锐户。耶{浦+女}（《乐府》作婆）尚未眠，肝心如椎橹。”(《晋 诗》卷十九“清商曲辞”《欢闻变歌六首》之二，1050) 以上承汪维辉先生指教。 17 力甚至也扩大到了西北地区(参见地图 24-1)。另外，一般认为河流和高山是语言传播的障碍，但 有时也会促进语言的传播，故渡口和山口往往作为语言传播上的枢纽起作用(Dauzat 1922: 158-162; Grootaers 2003: 72-73)。 “空运式”传播的媒体是移民。在六朝以前汉语方言移植到长江以南地区主要是早期移民之 功。以后的历史上也屡次发生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致使方言词由甲地飞到乙地。譬如，福建南 平方言称膝(knee)为[po lo kai](参见地图40-3)，这是明代驻留此地的北方军民带入的(Chen 1981)。 中国各地存在的“方言岛”多数是由这种移民形成的。但是方言词传播更普遍的方式是“徒步式”， 汉语方言的研究历来过于注重移民的因素而忽略“徒步”式的传播。这里强调指出，移民最多是 方言分布形成上的诸种因素之一。迁入非汉族居住地区的移民，其语言一般都占优势，如云南的 汉语方言。迁入无人之地的移民也会长期保留祖地的方言，如在中国各地保存下来的方言岛。但 迁入的地方如是土著汉人已居住之地，结果多是，“经过两三代人后，新移入者的方言无疑与周 围的方言完全同化了”(Grootaers 2003: 64)，除非是军队等强势集团代替弱势土著人的场合(如上 举南平)。上述指称父亲的“爷”先抵长江流域，然后很可能按照上文所说的“古老传播之路”传 进了江西和湖南，而这一传播的主要媒体应为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而不是移民，否则“爷”不会在 那么广大的地区形成连续性分布。由移民传播的词一般形成的是零散的分布，除移民迁入非汉族 居住地区的场合以外。 2. 传播的路线 方言词不是盲目传播的，它的旅行有采取一定的路线的倾向(Dauzat 1922: 156)。 1) 以江淮为起点的传播路线 总结以上所述，北方起源的词以“南方的核心地区”为起点向南放射，这一假说表现为如下 模式。 北方 ------------------------------ 淮河线 江淮(南方的核心地区) 新的传播路线 ------------------------------ 長江线 云南 古老的传播路线 吴 閩 湘 贛 粵 客家 图 1 主要有三条传播的大道，均对华南地区的“北方化”颇有贡献。所谓“新的传播路线”主要 于明代以后才开始起作用，表现在“长江型”分布的形成。宋元以前的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 是经过安徽和湖北的长江沿岸向湘赣地区扩散的，表现在“古老长江型”的形成，这里称作“古 老的传播路线”；二是从南京、扬州一带直接向南侵入吴地的，表现在“北方方言江东侵入型”的 形成。当然这些是就大局而言的。“古老的传播路线”实际上包括两条支线：一是经过江西赣语 区抵达福建西部山岳地带或广东客家地区的路线，二是经过湖南湘语区抵达岭南地区的路线。自 18 江淮直达吴地的路线，除了经过苏南的近道以外还有两条迂回的路线：一是自安徽东南部宁国一 带越过天目山抵达杭州、绍兴一带的路线(参见地图 4-1、26-1, 2、36)，二是自安徽南部徽州地区 沿着新安江经过浙江严州地区抵达金华地区的路线(参见地图 25-2、26-2)。 2) 北方的传播路线 在华北地区起重要作用的大道有二，一是大运河(京杭运河)，二是黄河，分别都包括其沿岸 的干线道路。大运河沿岸自京师地区至徐州一带也是北方东部语言创新的枢纽，有很多新词产生 于此。譬如，地图 1(太阳)的“爷”系词形、地图 11、12-2(后天、大后天)的“过明”、地图 40-3(膝) 的“k-l-p”系统的词形(“胳拉拜”等)等都沿着大运河分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词的发源地可 能不是北京。北京的土词往四围放射的例子看起来寥寥无几。 产生在北方东部的词形有时会沿着黄河传播到西部。从地图 40-3(膝)可以看出，“k-l-p”经过 河南省的黄河沿岸传播到西北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此词迂回而没传进山西去(岩田 2007a:128)。 有些词形似乎是从西北逆流传进东部地区，也经过河南的黄河沿岸。地图 3-1(冰雹)的“冷子” 可能就是这种例子。地图 43-1(疟疾)的“牛”类词形产生在河南及关中的黄河、渭河沿岸，然后 转向淮河沿岸传播过去(参见下文 E-1 节的讨论)。 3. 近代时期江淮方言词的逆向传播 现对图1所示的传播模式略加补充。图1所说“新的传播路线”，即江淮方言词沿着长江向西的 传播，是从“长江型”分布这一事实直接归纳出来的，其实有些地图暗示着近代以后，尤其是明 代以后，以“南方的核心地区”为起点的语言放射传至北方。上文指出，“冰雹”、“早上”、“晚上”、 “今天”、“明天”、“昨天”等普通话词很可能是江淮起源，但一定程度也分布在北方，尤其是以 北京为中心的京师地区，我们认为多数是明代以后的逆向传播所致。2 譬如，北京说“昨儿”、 “昨儿个”，但这种以“昨”开头的词在山西以东的除了东北地区以外的北方地区很少使用，而 多数方言使用的是“夜来”、“夜里”、“夜儿个”等以“夜”开头的词。北京及东北地区的 “昨”类与其说是古词的保留也不如说是古词的“昨日”由“夜”类代替以后又从江淮地区经过 大运河带进来的。凡这些词形在北方地区尚未扩大其势力，是北方的土词与之抵抗的缘故。但也 会有江淮方言词顺利扩大其势力的场合。譬如，〈肚脐〉义的北方方言词原来是不带“肚”的“脖 脐”(魏刚强2004)，即地图42-1, 2所说的“p-/m-脐”类。但从这两幅地图可以看出，带“肚”的 词形分布在自河南至山西的北方中部，即“肚p-/m-脐”类；从地图也可以看出，带“眼”的词形 分布在山东，即“p-/m-脐眼”类。我们认为，这些都是“肚脐眼”或“肚脐”逆流向北传播的见 证，就是说，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的“肚脐(眼)”与北方的原有的“脖脐”冲突，致使“脖脐” 或者前带“肚”或者后带“眼”。从“肚p-/m-脐”类多数不带“眼”这一事实看，向北传播的也 可能是“肚脐”，那么，“肚p-/m-脐”类的产生应早于“肚脐眼”，可能是明代以前。不管变化 的细节如何，肚脐一词的分布让我们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其他词汇条目中也会有江淮方言词 向北逆流，以致形成较为广大的分布领域的。3 2 这种推测间接地支持了鲁国尧(1985)提出的“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当时的南京话”这一假说。 3 这是作者通过与汪维辉先生的学术交流得来的观点。 19 D. 连续性分布的原则以及语言史的构拟 原来形成连续性分布的词形(或特征)A 后来被另一词形(或特征)B 隔断，如此产生的分布格 局如图 2 所示；后来 B 的分布领域逐渐扩大的同时又被另一词形 C 隔断，其结果如图 3 所示。这 里圆圈表示某一调查地区。 图 2 图 3 这种分布类型统称为“ABA 分布”，是沿袭日本方言学传统的称法(柴田 1968)。如果图 2 的 词形 B 或图 3 的词形 C 所处的地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优越于词形 A 或 B 的分布地区，也就 是说是一个核心地区，那么 B 或 C 很可能是词形或特征的创新，或是从地图外的某一地区传播进 来的。 假如图 2 上的词形 B 及图 3 上的词形 B 和 C 没有向东西方向充分扩大其势力，也会出现下面 图 4 及图 5 所示的情况。 图 4 图 5 日本方言学界将这种分布类型称作“周圈分布”。此外，假如词形 A 的分布领域被其他词形 大大侵蚀以致只保存在互相远隔的两处，本书将以“远隔分布”这一称法表现其分布格局(山口幸 洋 1992)。 这些分布类型的形成出于一个原理，即原来形成连续性分布的词的领域被其他词侵蚀了。早 期欧洲的方言学者称之为“连续性分布的原则”(principle of continuity)。其实类似的看法已于 19 世纪以前存在，如图 4 和图 5 表示的情形正与那个有名的“波浪说”(wave theory)相同。 需要指出，“连续性分布的原则”不是铁则，最好看做是一种倾向或趋势(Chambers and Trudgill 1980:183-184)。这里需要考虑两种因素。一是移民带进来的词形是这一原则的搅乱因素。 假如“ABA分布”中的词形B是由移民从别处带来的，A古于B的假说就不能成立。另一种因素是， 远隔的两地也会不约而同地平行产生同一个或类似的词形。譬如，北方“下雨”和南方“落雨” 20 的等言线大概位于长江线附近，但“落雨”也有少数例子出现在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4 按理说， 这也可能是古词的遗留。但是“落”这个动词也是北方人常用的，所以原来说“下雨”的人也会 有机会想到说“落雨”。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使用“落雨”的方言，同时也使用“下雨”，即一 点有两说。 因此，我们在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地图的解释时必须要谨慎。但是如能排除以上两种因素， 我们则能依据这一原则来构拟出语言史。譬如，地图 7(明天)出现的“朝”系词形(“明朝”、“清 朝”等)既在南方拥有广大的分布领域又在山西的若干点出现，呈现出“远隔分布”。“朝”这一词 素是早上义的古词，我们根据地图 4 可知，它不仅分布在广东等南方地区，也分布在山东半岛的 若干点，也呈现出“远隔分布”。但是“朝”这一词素在北方方言中已经被淘汰，其用途仅限于文 言文。因此，山西及山东半岛的方言使用的“朝”不会是当地老百姓近世的创造，而应是古老特 征的保留。据此也能进一步推测，明天义“明朝”的起源相当古老，与昨天义的“昨夜”成对， 可能曾遍及全国，与另一种系统“明日”和“昨日”共存(地图 6 解说)。 E. 语言地理学的几种概念 方言词的变化纷繁复杂，但是其中存在某种规律性，而语言地理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发现这 种规律性。 1.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通俗词源 像“牛”、“马”之类的基本词汇全国一致，也就是说呈现出稳定性。这类词本书称作“无缘 形”(unmotivated form)，意即形式与其所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这些无缘形如带区别性别的 词素，方言中则会出现种种词形，既有性别成份位置的异同又有其形式的多样性。这就说明，对 农民的生活来说，重要的是具体的牛马，而不是那种抽象的牛马。 本书收录的方言地图多数都是方言词形种类繁多的词汇条目，其一个特点是变化总是趋向削 减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这一过程可以称作“有缘化”(motivation) ，而由此产生的形式则称作“有 缘形”(motivated form)。有缘化的方式粗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性的，一种是个别性的。前一种 多见于取偏正(向心)结构的词。譬如，“今日”、“明日”、“昨日”等时间词由于具有共同的中心语， 其任意性本来就较“牛”、“马”之类更低，而近代北方方言产生的变化是进一步的体系化，即“今 日”、“明日”等的中心语最终被“儿”、“个”、“们”等后缀代替，不妨称之为“后缀化”(地图 6 解说)。表胳膊、肘、腋、膝等义的肢体名称原来都是取偏正结构或并列结构的双音节或三音节词， 而后来其首位成份相互类化以致变成了前缀的[kɑk]，不妨称之为“前缀化”(地图 41 解说)。 至于个别性的变化，概率最高的是由“通俗词源”(folk-etymology)引起的变化，在方言的世 界里甚至天天都会发生。河南、关中一带的方言称发疟疾为“放牛”或“赶牛”(地图 43-4)，浙 江西南部的方言称膝为“猢狲头”(地图 40-1)，凡这些看起来荒唐的名称都是通俗词源的产物。 但是这也不是盲目产生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首先，应有名称与其所指在客观世界上的关联， 如膝头似猢狲的头。其次，通俗词源的产生往往以语音的类似性为条件。譬如山西有一些方言将 肘叫做“圪扭”(地图 34-2)，其词源很可能是“圪肘”。“扭”在词义上来自扭转、扭捏的扭，是 4 如河北的唐山、邯郸、河南的原阳、济源、灵宝、陕西的紫阳、汉中等(据《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 汇集》等资料)。 21 通俗词源，但从语音的角度看，这一变化只是一个声母的代替：*ʧiəu(肘)>niəu(扭)。 来源于一个词源而受通俗词源的影响变形的 A、B、C、D 等几种词形在地图上呈现出连续性 的分布，我们称之为“推移性分布”。如地图 43-4(发疟疾)的“放牛”或“赶牛”，其名词部分 在河南、关中一带变成“老牛”或“老犍”以后传至安徽西北部，进而在那里变成了“老张”， 并且最终也抵达江苏境内，但在那里则变成了“老爷”。这些词的分布格局如下所示： 牛、老牛、老犍 | 老张 | 老爷 这种分布格局也见于喜鹊及蚕豆的地图中(参见地图 16-2 和地图 30)。 2. 趋向衰弱的词和牵引 西欧早期语言地理学家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由于语言内部的各种原因以及语言从外部受到的 各种压力，词形或者变形或者缩短以致于趋向衰弱，而语言对这种状态采取各种治疗法以便恢复 词语的生命力，是日叶龙(Jules Gilliéron)称之为“语言的病理学”(verbal pathology)或“语言的治 疗学”(verbal therapeutics)的现象(参见 Dauzat 1922: 83-99)。中国北方方言自中古以来经历过很 激烈的变化，从本书的各幅地图可以看出变化的面貌，总体来说情况与法国方言多少有些类似之 处。 致使词语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语音变化。从中古音到现代北方方言的变化以剧烈的简化为 其大特点，我们姑且认为《切韵》反映的是六朝至隋代的活的语音系统，其音节数目大约有现代 北京音的两倍；如以慧琳《一切经音义》所反映的唐代长安音为基点，北京音的音节数目只有其 一半以下。这种变化导致同音词增多，致使不少常用词从单音节变成双音节或三音节，以回避同 音冲突。此乃属常识性的事实，但对词语的变化来说，有一种更重要的情况是由复音节词的增多 带来的，即词重音(word accent)的发达。中古时期的双音节词重音可能以后强式为主，也许带 “儿”、“子”等词尾的词已经趋向取前强式，但两种格式尚未形成音韵上的对立。唐宋以后的 北方方言中前强式(trochee)日益发达，以致于与后强式(iamb)对立，前者现标作“强-弱”。至于 三音节词，近代北方方言以“中-弱-强”式为主，但随着取“强-弱”式的双音节词不断增多，“强 -弱-弱”式也越来越发达了，以致原取“中-弱-强”式的词有不少变成了“强-弱-弱”式。 词重音的发达导致含有弱化音节的常用词被其他词牵引的现象。 1) 类推牵引(analogical attraction) 偏正(向心)结构的词一般趋向于取前强式。上文指出，“今日”、“明日”、“昨日”等时 间词由于都取一个中心语“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来较低。请注意，这里“日”这一词素的 原义(即“太阳”)早就消失，而变成一种表“日子”(day)的标志了。近代北方方言中发达的前强 式重音格式致使这个词素在语音、词义两方面更加弱化，此乃上文所说的“趋向衰弱的词语”， 而这种词易于受到其他词形的牵引。好比由行星牵引的卫星总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这里发挥牵 引作用的可能是“这一个”、“那一个”等三音节的指示代词，即现代北京话 zheige 和 neige 的 前身。“今日”等时间词受此牵引以致带上了一个后缀“个”，即“今日个”、“明日个”、“夜 来个”(即昨天义)等，在金元时期的文献中出现不少用例。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类推牵引”， 因为这也是一种类推作用的结果。类推是产生语法化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石毓智、李讷 2001)。 但时间词带上“个”尾这种变化，假如缺少某种动因，一般不会发生类推。应该说，有了指示代 词的牵引，时间词才发生类推。凡接受这一作用的均为具一个共同中心语(head)的偏正(向心)结 构词。“今日个”等三音节时间词的重音应为“中-弱-强”式，“个”虽然是后缀，但是读为强 音节，趋向衰弱的时间词就这样得到了韵律节奏上的安定性。但对“日”这一词素来说，这一变 22 化可说是新的灾难：它由于处于“中-弱-强”式中的弱音节，弱化进行到底，先变成自成音节的 “儿”[ər]，最终变成了融合音节中的一个附加成份，即“今儿个”[ʨiər kɤ]。也有些方言甚至丢 失了“日”的任何痕迹，即“今个”。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其重音格式转变为“强-弱-弱”式， 随之原读强音节的“个”变弱，但此词素的生命力颇强，在现代北方方言中仍占优势地位。 在现代北方方言中(包括江淮方言)，时间词也取其他的后缀：指昨天的“夜晚”在山东变成 “夜们”(是人称代词的复数后缀)，指晚上或昨天的“夜来”在淮河以北的一些方言中变成“夜 里”(是处所词后缀)，“早晌”和“晚晌”在江淮变成“早上”和“晚上”(是处所词后缀)，皆 为类推牵引的作用所致，都以双音节词末位词素的弱化为变化的出发点(参见地图 5-2、6 的解说)。 但与带“个”尾的时间词不同，这些均是原来的中心词素被后缀代替的例子，没发展成三音节词 形。以上参见岩田(2007b)。 近代北方方言中滋生的三音节名词看来多数都取过“中-弱-强”式重音格式，而其中的弱音 节后来也发展成中缀的[l-]音节，如地图 17(蜗牛)、地图 39(腋)、地图 40(膝)都出现第二音节以 [l]为开头的三音节形式，共时上可认做中缀。岩田(2007a)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指膝的p-l-k系统的 三音节词来源于“[pɑk]膝盖”(其首位词素来自上述的前缀[kɑk])，后来其词根“膝”在“中-弱- 强”式重音格式中弱化以致变成[l-]音节。现在有一些词共具这种[l-]音节，是出于同一个原理， 也是衰弱的第二音节互相类化所致。对于带[l-]中缀的多音节词，看来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上古汉 语的遗留，基本沿袭清儒程瑶田《蜾蠃转语记》的思维方式。程瑶田无疑是清代杰出的语言学者， 但现代的汉语方言学需要打破旧时词源学的框框。 5 2) 类音牵引(paronymic attraction) 原来不具备任何共同成份的实词偶尔也会发生牵引，这必以一定程度的语音类似性为条件， 我们称之为“类音牵引”。譬如，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中国西南部的广大地区，称苍蝇(fly) 为“蚊子”，或取其前带修饰成份的词形(参见曹志耘主编 2008，词汇卷图 038)。此乃“蝇”(*jiəŋ) 被“蚊”(*vən)牵引所致。按，西南方言多数不区分/ə/之后的-n 和-ŋ。这是所指本身多少有共同 性的例子，但是类音牵引也会发生于所指并无关联的两种词形之间。如，地图 16(喜鹊)的“麻尾 鹊”[ma i ʨʰyʌʔ]等“麻”系词形明显受“蚂蚁”[ma i]的牵引；又如，地图 39(腋)的“胳肘窝” 是受肘义词“胳肘”的牵引。但喜鹊与蚂蚁同属动物类，腋和肘同属人体。太田(2005, 2007)介绍 了词义距离更远的一些例子，如“砚瓦”变成“阎王”或“阎王爷”，“星宿”变成“新媳妇”。 诸如此类看似语言游戏的现象，的确是方言的世界里经常发生的。肚脐是人体，荸荠是植物，而 在方言中表两者的词形往往相近，甚至同音。对此现象，魏钢强(2004)认为，“荸荠”之名来自 本指肚脐的“脖脐”；荸荠因为和肚脐的形状相似而得名。我们则在地图 42(肚脐)的解说主张， 这是类音牵引的产物，并不以词义为变化的条件。 类音牵引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同音冲突的危机，但多数以添加某种成份回避冲突。如西南 地区发生的类音牵引致使“蝇”与“蚊”同音，但前者前置“饭”等词素或者不添加任何前置成 份，而后者多数前置“夜”、“长脚”、“叮”等成份，虽然也存在两者都称“蚊子”的方言，但多 数方言在形式上有区别。另一种后果是一套词汇体系的形成。譬如，在山西和山东的一些方言“蝙 蝠”、“壁虎”和“蚍蜉”(指蚂蚁)这三种动物的名称开始牵引以致共具一个成份[piɛ xu/fə]，但都 以前加某种修饰成份保持区别(岩田 1996: 238-239)。 5 李如龙(2007: 469)说，“以往为方言词考本字往往只注意历史音变造成的语音对应的例外，总是往韵 书里去找相应的反切和义位，往古籍中找例句，关注共时音变造成的音、字脱钩比较少。”这一句正好 说出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 23 需要指出，以上诸例原来多数都取“强-弱”式重音格式，此乃方言产生变化的动因。也会有 人主张，北方的“蝙蝠”、“壁虎”等词不一定取前强式。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词重音格式的选择 是易于动摇、易于变化的，故一度变取前强式的词后来也会回归取后强式。事实证明，各方言有 关词重音的对应关系不很整齐，与声韵母不相同，这是人类的耳朵对强弱的感知不敏感的缘故(岩 田 1999: 156)。 3. 同音冲突与同义冲突 促进变化的因素既有方言内部的因素又有从外部带进来的压力(Dauzat1922)。上文讨论的语 音变化、牵引、通俗词源均属内在因素。外部压力主要由词语的传播带来。近年来有关“方言接 触”的讨论有所增加，但在语言地理学的研究上这不过是属于常识的一个大前提。汉语方言的世 界不妨叫做“方言接触的坩埚”。 由内在因素和外部压力产生的各种现象可以归纳为如下两大类型： (一) 同音冲突：为争夺一个形式而开展的两种意义(所指)之间的斗争 (二) 同义冲突：为争夺一个意义(所指)而开展的两种形式之间的斗争 这两种类型分别包括三种斗争形态，将在下面一一叙述。下文中，P 和 Q 代表形式(或词形)， x 和 y 代表意义(或词义，或所指)，P(x)、Q(y)等代表由形式与意义构成的语言符号(或词语)，根 据马濑(1992)所示的公式。箭头(→)标示压力所趋向的方向，大于号(>)标示变化。 1) 同音冲突(homonymic collision) 假定有词义不同而形式相同或近于相同的两个词，P(x)与 P(y)，处在发生同音冲突的危机中， 其结局会有三种： a) 一个意义 x 得胜，而另一个意义 y 被击败或逃亡以致其形式被另一形式 Q 代替： P(x)→P(y) > P(x) / Q(y) b) 两个意义企图妥协，或者单纯共存，或者双方都改变形式：P1(x)/P2(y) c) 两个意义形成地理上的互补分布以回避冲突： P(x)|P(y) 如一个意义强势而另一个相对比它弱，其结局一般是a)，即胜者x占据P的地位，而败者y改其 外貌，成为Q。这里所谓强弱一般是由该意义的使用频率决定的。但有一批意义群似乎其力量永 远最强。譬如，在中原官话地区有关入声的语音变化致使“笔”这个词要改变其外貌为[pi阴平]，但 这个位子已由那个臭名昭著的忌讳义占据，而在它的面前连“笔”这种使用频率很高的东西也只 能低头降伏。故这次斗争的胜败是用不着说的。被打败的“笔”在山东西部及其周围的方言中最 终改变其外貌为[pei阴平]以求谋生(以上根据李荣 1994)。 6 我们在地图 21(臭虫)的解说中提出一 个假说：这个忌讳词[pi阴平]曾在北方方言中与臭虫义的词“螕”发生过同音冲突。 使用频率大致平衡的两种意义斗争时，其结局往往是 b)。譬如上举类音牵引之例的蚊子和苍 蝇，使用频率大概相同，故假如都取一个形式“蚊子”，可能永远也不分胜败。其实，真有一些 方言似乎是以“蚊子”既指蚊子又指苍蝇。但就多数方言而言，则是以前加修饰成份来保持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冲突一般发生在属同一意义范畴或邻近范畴的词语之间。李荣(1994:162)指出， 不易在相同环境里出现的两个词不必回避同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