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探讨

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探讨 　　　[摘要]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是二战期间作为盟军远东反法西斯司令部所在地，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遗迹和陪都文化遗迹。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在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是重庆都市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意义和开发现状，提出了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 重庆抗战文化陪都文化旅游开发 　　重庆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二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和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而蜚声海内外，这种带有历史烙印的知名度，令许多城市望尘莫及。八年抗日战争，给重庆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抗战陪都文化遗迹，既有实物的，也有文献记载及民间流传的。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在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富有价值和代表性，是重庆走向世界的又一张名片，是重庆都市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内容之一。 　　重庆的抗战陪都旅游文化开发，以前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成功开发出了以弘扬“红岩精神”为主题的景区和线路。近年来随作社会各界呼声日增，也有一些大的动作，比如修建黄山抗战遗迹博物馆和歌乐山抗战文化传统街区等。然而，由于在认识上还不到位，对这项还是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旅游开发仅限于遗迹的保护和开发。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又不得力，致使不少抗战陪都遗迹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遗迹由于自然和人文影响毁损、破坏严重。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需要端正认识、创新思维、科学规划、系统管理。否则，重庆丰富的抗战陪都文化遗产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和体现。本文从开发意义、资源现状、开发设想、开发管理等方面作一分析和思考。 　　 　　一、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意义 　　 　　1.重庆是原国民政府二战时的首都，还是二战时期盟军司令部在远东战区的指挥中心。因此，重庆抗战陪都旅游文化的开发，不仅能弘扬中华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国际地位，还有利于两岸达成共识，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2.抗战陪都文化是重庆人民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应该倍加珍惜，好好加以挖掘、保护和弘扬，警醒后世。旅游开发始终与资源保护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的。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启动，才能有效地保护重庆的抗战遗迹和陪都遗迹，才能保护和弘扬抗战陪都文化。 　　3.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同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一起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为人类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抗战陪都文物遗址遗迹加以保护，并将这些独特的资源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抗战文化做成全国、世界都叫得响的旅游品牌，能够构建独特的重庆旅游形象，提升重庆的城市地位。 　　4.发展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可以加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的开发，优化该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 　　 　　据统计，重庆大大小小的抗战陪都遗迹有近400处之多，这是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因种类和分布不同概括如下： 　　1.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机关旧址: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遗址行政院旧址、立法院和司法院旧址、考试院旧址、监察院旧址、国民参政会旧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军事委员会礼堂旧址等。从地理分布上看，国民政府的行政、军事等权力机关大多集中于市区，立法、司法、监察等民意机构多分散在郊区。 　　2.中共南方局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等革命遗址:重庆不但成为最高当局所在之地，也成为国共两党保持联系之地。最初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分别设在市内机房街和棉花街30号，但在1939年均被日机炸毁，遂迁至红岩村；《新华日报》的营业部也由西王街迁至渝中区民主路208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领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等人和生活的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上清寺及附近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保存。 　　3.抗战遗址:重庆在抗战时期谱写了最为悲壮和光辉的篇章，留下了许多为挽救祖国危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遗址，如“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抗建堂旧址、抗战胜利纪念碑、跳伞塔、苏军烈士墓、张自忠将军墓，分布较为零散。 　　4.名人旧居:抗战时期的重庆，党、政、军、学、商等各界名人云集于此，留下了众多的生活、和居住地，被保存至今的多达几十处，占现存重庆陪都文化遗址的50%以上，是陪都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布于重庆市区及北碚区、巴南区，如林森别墅“林园”、孔祥熙官邸“孔园”、“二陈”别墅、马歇尔寓所、宋子文公馆、张治中私邸、宋庆龄旧居、白崇禧的旧居、冯玉祥旧居、杨森公馆、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陈独秀旧居等等。 　　5.驻重庆使馆及通讯机关旧址:抗战时期，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或通讯机关，如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旧址、美国大使馆旧址、英国大使馆旧址、土耳其大使馆和澳大利亚大使馆、法国领事馆、加拿大使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这些使馆集中分布在市区内。 　　 　　三、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乏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规划。《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第一次明确将重庆陪都遗址纳入规划，列出了重庆抗战陪都遗址重点项目72项；由世界复兴与开发银行制定的中国重庆城市环境项目《重庆文化遗产战略总体规划》，也有关于重庆抗战陪都遗址遗迹的保护规划。此外，重庆市有关部门对抗日战争陪都博物馆、黄山陪都遗址等项目进行过总体规划，制定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保护建设规划，在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已有的规划无论是在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性方面，还是在规划的可操作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开发规划方面，《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虽然涉及部分抗战遗址，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发内容。重庆的抗战文化资源，无论是它的文物价值，还是它的经济价值，在重庆市的所有文化资源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至今为止，重庆市还没有一个全面对重庆抗战陪都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的专题规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是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抗战文化资源的破坏相当严重。一般而言，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建设性”破坏，在城市开发与发展的过程中，不顾历史文化资源与名城保护的审批程序，擅自拆除或改建历史文化资源，破坏原有文物环境的传统风貌。如“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旧址”、“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国民政府大门”等的拆除就是突出的例子，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二是“保护性”破坏，由于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够，对文物修复保护的法定程序不了解，往往在保护文物的过程中，好心办坏事，甚至有的建筑不按原貌修复，面目全非。如梁实秋旧居“雅舍”的保护就是保护性破坏的一个代表;三是“开发性”破坏，特别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在对一些文物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某些部门目光短浅，为了适应旅游者的所谓“需要”，在短期内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对文物遗址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甚至随心所欲地“改造”文物，名为开发，实为破坏，造成文物被破坏的悲剧。 　　3.保护与开发的数量不多、范围过窄，类型单一，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局限于革命遗址遗迹。据《陪都遗址寻踪》一书不完全统计，重庆比较重要的抗战遗址遗迹266处，保存完好的仅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宋庆龄旧居、蒋介石旧居、马歇尔旧居等5处,保存基本完好的有178处,部分残存的81处，已拆毁的54处。在266处遗址中,需要维修的达210处,大量抗战历史遗址遗迹失管失修的情况严重。除极少数革命历史文物外，其他遗址遗迹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文化的陈列展示部门馆厅建筑破旧不堪，陈列设施陈旧，展示手段落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只有1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建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也仅有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黄山蒋介石官邸、林园、孔公馆、宋庆龄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址、张自忠将军墓等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