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对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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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期性的危机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为早在1988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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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论”和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时,我既已经对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周期做过。此次应社科院经济所和上海经济预测处之约再度捉刀,旨在以角度剖析危机政策的得失,指出经济危机与屡次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性的相关。 在回顾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首先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它资金来源。所以,财政收支变化直接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一. 中国的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对应政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城市人到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下降到313.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灾害”。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 ”,因此,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孕育阶段。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的投资,使得经济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文化大革命”对经济的,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毛泽东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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