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话人称代词构拟中的时间差——读陈忠敏《论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献疑

苏州话人称代词构拟中的时间差——读陈忠敏《论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献疑袁毓林壹叠架形式感染形成“三侬”陈忠敏(1999)《论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结合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分析了苏州话以及整个北部吴语人称代词单数形式的语源。他把苏州话第一人称的[D6]定作。我”①，E．ou6]定作“依”，[DOu6]解释成“我侬”的合音：[习]+[1iOU]>[驴u]。他认为苏州话的“侬”读[nou6]是从[nod]演变来的。佐证是苏州城里的“乔司空巷”，其中“空”的读音是[k“aul]。“空”是东韵字，“侬”是冬韵字。吴语东冬不分，苏州话“空”、“侬”作为地名和代词有相同的音变(第113页)。苏州话第二人称[nE6]是“尔侬”的合音，其本字不是“汝”(第103页)。“侬”在早期的苏州话里读如登韵[nerj]或[n鞠]，以后鼻音韵尾逐渐脱落：ned>嗑习>难>nE。然后“尔”[n]跟[nE]合音：13+nE>lIE。或者，“尔”跟“侬”先合音：n+neD>neD。然后，鼻音韵尾逐渐脱落，变成nE(第104页)。他认为苏州话第二人称代词的词干[n]的本字最有可能是来自早期北方官话的“尔”(上声纸韵日母)，相同音韵地位的平声支韵日母的“儿”在吴语里可以读[n]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第105页)。他推测，苏州话第三人称[1i1]的本字最有可能是鱼韵群母的“渠”，而不太可能是脂韵影母的“伊”。鱼韵在吴语里可以分为鱼虞有别和鱼虞相混两大层次，作为第三人称代词的“渠”既是口语中的常用词，又是封闭性词类，所以保留鱼虞有别的读音。苏州话第三人称的。渠”的韵母是[一i]，声母是[1一]。声母从[。旷]演变为[1一]的原因不详(第111—112页)。早期苏州话(如赵元任(1928)所记录的)，单数第二人称有[n5]和[nE6]两种读音，第三人称分别有[1i1]和[1i1nEa，]两种读音。其中的[nE6]和[1i1nE3-]分别是“尔侬”和“渠侬”(第106页)。对于，“我依”、。尔侬”和“渠侬”三者的关系，陈忠敏(1999)认为：在古代吴语里，“侬”的本义是“人”，同时兼作“我”，也用作人称代词的词缀。具体地说，古吴语第一人称是“侬”，以后北方官话的“我”进入吴语，“我”和“侬”先是竞争，结果在吴语中并存；后来两个层次的代词相互作用，形成同义叠架形式“我侬”。随着官话势力在吴语里的增强，。我侬”中的“侬”逐渐虚化而成为词缀。至于，“尔侬”和“渠侬”是受“我侬”形式的类比感染而产生的。“侬”成为代词后缀后，词义虚化，伴随而来的语音现象是韵母弱化，往往脱落鼻音韵尾，有的发生促化，变为促声韵。他根据各种古代吴语文献和苏州地方志的方言描写，得出结论：至迟到19世纪初，苏州话里的三身代词是：“侬／我／我侬；尔／尔侬；渠／渠侬”(第107—108、113页)。也就是说，叠架形式的感染造成“三侬”。贰感染源和感染形式语音变化的时间差现在的问题是，陈忠敏(1999)认定苏州话第一人称单数的[nou6]的本字是“侬”，其音变步骤是：[nod]>[rlou]。但第二人称单数“尔侬”、第三人称单数“渠侬”中“侬”的音变步骤却是：ned>唁日>唁>lie。对于早期苏州话里同一个“侬”的两种读音，他提出了一种可能·87·的解释：“侬”在苏州话里有两种读音层次，早期的读音是东(冬)韵读为登韵，“侬”读[nei3]之类的音，后来官话东冬韵圆唇的读音[一。日(u日)]渗透苏州话，并逐渐取代了原先的非圆唇读音。取代的过程呈词汇扩散分布，第一人称的“侬”【一。习]韵取代了[-ezj]韵，而第二、三人称则保留原来的[一叼]读音(第114页)。对于这种解释，我们有三点小小的疑问：第一，根据陈忠敏(1999)，“我侬”感染第二、三人称代词并形成“尔侬、渠侬”这种演变发生在前，第一人称代词“侬”、“我侬”中“侬”的圆唇化这种演变发生在后。但是，我们设想：第一人称。我侬”要感染第二、三人称，其中的“侬”在语义上必须彻底地虚化，即。侬”已经没有“我”的意义；否则，“尔侬、渠侬”就会被人理解为“你我、他我”。从南朝吴歌等文献资料上看，那时的“侬”还没有虚化，即还表示“我”或“人”的意思。根据魏培泉(1990)的统计：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所收清商曲辞中隋以前的材料中，“侬”共出现80次；其中，江南流行的吴声歌曲中用了62次，荆楚间流行的西曲歌中用了18次；作。人”义的7次，作自称的73次；自称的“侬”作主语26次，作宾语29次，作定语18次(第25页)。这样，第一人称“我依”感染第二、三人称而形成三“侬”的时代只能是在六朝以后；但又不可能晚于宋代，因为宋金的文献上已经有“渠侬”等用法了。例如②：(1)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辛弃疾《水调歌头》)(2)大是渠侬放眼谩。(元好问词句)但是，从文献上看，一直到明代，甚至更晚的时代；“侬”还没有虚化，表现为可以单独表示第一人称。例如，清翟灏《通俗编》(卷十八页二七)中有④：《湘山野录》载《吴越王歌》：“你辈见侬底欢喜?永在我依心子里。”对于宋释文莹所撰的《湘山野录》中的这条记载，明洪武十二年(1379)卢熊《苏州府志》卷十六“风俗”和明正德《姑苏志》“风俗”中均有引述；并且，直到清朝的《苏州府志》中，都有“相谓我日侬，自称我侬，称人你侬、渠侬，隔户问人谁侬”一类记载④。第一人称的“侬”和所谓的第一人称的叠架形式“我侬”的并用，说明“侬”不可能已经虚化。这正是假设“我侬”是叠架形式、并由它感染形成“尔侬、渠侬”在语义上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假设“我侬”是同义异层的叠架形式、“我、侬、我侬’’是同义的交替形式；但是，只要“侬”仍可单独表示第一人称，那么就很难设想。我侬”中的“侬”已经虚化。因为一个成词语素在复合词中居然可以是一个意义彻底虚化的词缀，这种情形在理论上是很难想象的，在语言实际中恐怕也是很难找到同类例证的。从语音上看，根据潘悟云、陈忠敏(1995)的推测：因为通摄字在中原地区从上古到现代都是读圆唇的，所以当汉语最早从中原传入吴地时，通摄自然也读圆唇音；后来，在吴语的许多地区发生了非圆唇化；到了中古时代，大量的北方移民南下，他们又把北方通摄的圆唇读法带到南方形成一个文读层次，通摄原来的非圆唇读法作为白读层次保留了下来(第134页)⑤。这就是说，在白读层之上，吴语通摄还有一个更为古老的“老文读层”；在这个层次上，通摄是读圆唇的。按照陈忠敏(1999)的假设，“我侬”感染第二、三人称代词并形成“尔侬、渠侬”，这种演变发生在通摄采取非圆唇读法的白读层上。但是，直到中古北方通摄的圆唇读法再次渗透南方的时候，“我侬”中的“侬”尚未虚化、感染形式“尔侬、渠侬”尚未形成。也就是说，“尔侬、渠侬”形成之时，可能正是通摄读圆唇的音变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们不知道该怎样来解释这一问题：“我侬”感染第二、三人称形成“尔侬、渠侬”，这种演变何以能自外于通摄读圆唇这种音变运动?再拿现代吴语三侬中“侬”的读音来看，大约有四种类型@：·88·(1)全部读圆唇，如宁波的[IIOU]，绍兴的[10]，临安、兰溪和嘉定(娄塘)的[no日]；(2)全部读不圆唇，如龙游的[norj]；(3)第一人称读圆唇、第--／三人称读不圆唇，如苏帅I的[nau]～[ne]，太仓、昆山的[1101．1]～[nei]，海盐的[nu]～[1ie]，平湖的[nu]～[notu]；(4)第一、三人称读圆唇、第二人称读不圆唇，如嘉兴的[nou]～[ne]，盛泽的[FIOU]／[nu]～[na]。面对如此参差的读音，当然可以像陈忠敏(1999)那样，用吴语固有读音和官话渗透读音两个语音层次的叠置、音变的词汇扩散等理论来解释(第113—114页)。但是，第一、二、三人称代词是一个很封闭、严整的语法聚合，我们不知道词汇扩散式音变对这种聚合能不能起作用。相反，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音变事实是：汉语方言中人称代词的读音可以互相感染而在某个音类上趋同。例如，广州话的“但(渠)”字是古平声群母，今音照例都读阳平，但是它受“我、你”两字的感染而读成阳上；河北省南部、河南省北部、山东省靠近河北和河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古平声透母的“他”照例读阴平，但是它受“我、你”两字的感染而读成上声；四川南溪县李庄方言中，本是口音声母的“他”受“我”[。驴]和“你”[。ni]的感染而读成鼻音声母的[。na]；另有夹江、蒲江、仁寿、宜宾、泸州、自贡、富顺、荣县、威远、井研等十个四川方言点的“他”也读鼻音声母⑦。再如，福建邵武话的三身代词为[xarj6，xien6，xu6]，不但声调相同，而且声母也类化了。并且，大多数客、赣、粤方言的“我、你、渠”都读为同调，也是“渠”受“你、我”感染、同类相从的结果④。再说在吴方言内部，诸暨话“渠”的本调是阳平，阳平归阳去，调值应该是22；但是，因受阳上调的“我、你”的感染，“渠”也读成31调⑨。因此，对于。我侬、尔依、渠侬”中“侬”在语音上的分歧能不能用词汇扩散式音变来解释，我们还持一种比较保守的态度。我们相信：苏州话人称代词语源的拟测是一种历史语言学工作，历史语言学的要义是时间上的落实：任何一种演变的时间定位必须相对明确，相关的演变之间的先后或倚变关系必须符合时间逻辑。反过来说，所拟测的两种相关的演变之间不能有时间差。而陈忠敏(1999)对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的拟测好像存在着时间差，表现为：(1)感染源“我侬”中“侬”的虚化缺少时间上的跨度和定位；先于“我侬”、并且后来一直跟“我侬”并行和交替使用的“侬”的存在，使得“我侬”中“侬”的虚化的假设难以成立。(2)后起的类比变化形式“尔侬、渠侬”居然能游离于通摄读圆唇的音变运动，采用非圆唇这种相对古老的读音，而作为感染源的“我侬”中的“侬”和单用的“侬”最终都重新采用官话中的圆唇读法。这就使人心里不踏实。甚至怀疑他的构拟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第二，苏州话第一人称代词曾经有三个形式：(1)[驴u6]，赵元任(1928)用同音字记作“饿”；(2)[rlou6]，赵元任(1928)用同音字记作“怒”，并注“少(用)”；(3)[rj"]，赵元任(1928)用同音字记作“五”，并注“更少(用)”(第95页)。谢自立(1988)说“怒”(他记作“奴”)这种说法，“现在只有在六七十岁的老年人那里还偶尔能听到”，“五”这种说法“现在根本听不到”；。不过这两种说法目前在乡间都还有”，但也不及“饿”(他记作“我”)普遍(第84页)。叶祥苓(1988)说城区说“饿”(他记作“吾”)，极少数老人(主要是老年妇女)说“怒”(他记作“奴”)；苏州的东郊和西郊都说“怒”，因此城区的人总认为说“怒”是乡下口音(第87页)。这都说明[寸]这种第一人称形式在苏州话中已经退出交际舞台。但是，按照陈忠敏(1999)的构拟，[驴]“我”是从北方官话中进入吴语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随着官话势力的增强，这个从强势方言中引进的代词形式反而要退出交际呢?’、第三，梅祖麟(1995)认为苏州话第二人称[nE6]的本字是“汝”。证据是：(i)“汝”是鱼韵日母字，鱼韵在现代吴语中有鱼虞有别和鱼虞相混两个层次，前者在苏州话中读作[一E]、[．i]·89·一类开口呼，后者读作[一Y]、[一Ⅵ]一类合口呼。(ii)吴语日母的白读正好是[n一]。所以，假定“汝”处于鱼虞有别的白读层上，把苏州话的第二人称[nE6]定作“汝”在音理上是讲得通的。这样，一方面符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因为南朝民歌第二人称都是“汝”，不同于北方的“尔”；另一方面符合吴闽同源的假定，因为闽语的第二人称是“汝”o。潘悟云、陈忠敏(1995)认为：苏州话的第二人称[nE6]应该是“汝侬”的合音：1"1+nE>nE。相反，如果第二人称的[nE6]是“汝”，那么它的复数形式应该是[nzto?]，一如第三人称单复数的对应关系[1i]～[1ito?]，而不会是[ntoP]了(第140页)。再说，第三人称[1inz]中的[nE]也不好解释，总不能解释为“渠汝”(陈忠敏(1999)第102页)。陈忠敏(1999)进一步指出，把[nE6]定作“汝”在音理上也是讲不通的。因为吴语鱼虞有别层次上的韵母读音往往跟声母相关，知、庄、章组和日母的读音一般是[一1]等舌尖元音，见系(见、晓、影组)的读音是[一E]或[-￡]等舌面元音(第102—103页)。有鉴于此，他推测n+nE>nE中的n的本字是来自早期北方官话的“尔”，它在今天的北部吴语里已完全取代了其固有的代词“汝”(第103—104页)。在我们看来，这种拟测存在着极大的时间差。因为，南朝民歌第二人称都用“汝”，在《世说新语·排调》中有这样的记载⑩：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汝歌，颇能为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日：“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反映出“汝”与“尔”在当时有明显的南北方言区别@。与此同时，在《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第二人称代词已经有“你”的写法。据此，吕叔湘(1992)推测：大概“你”的写法也是南北朝的后期就已经出现，隋唐之际已经相当通行，到了修史的文人或誊写的抄胥敢于录用的程度。由此推论，“尔”的(口)语音跟(文)读音在南北朝时已经分工了。在《广韵》中，“尔”是日母支韵，儿氏切；“你”是泥母之韵，乃里切，声韵俱不同(第3—4页)。如果吕先生的推测不错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取代吴语“汝”的是北方文读层的“尔”(上声纸韵日母)，而不是当时口语层的“你”?尽管从“尔”到“你”的语音变化并不大(参见魏培泉(1990)，第22页)。叁。三侬”语源的另一种构拟方案为了避免这种时间差，一种可能的构拟方案是：古吴语某个阶段的三身代词是“我／吾、侬”、“汝”、“渠”。也就是说，在中原移民把第二人称代词“汝”带到吴地的时候，同时把“我／吾”也带过去了。如果这种推测不错的话，那么古吴语第一人称很早就形成了“依、我／吾”叠置和竞争的局面。由于“侬”是古百越族在吴地留下的底层词(substratumwords)@，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因而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于是就有特别的文献记载。比如，五代刊本《切韵》：“侬，吴人云我”；<广韵》：。侬，我也”。周法高(1972)则说“侬～始见于魏晋南北朝时，吴语用之”(第63页)。后来，随着官话势力不断渗入和强化，北方的“尔”也传入吴地；于是，吴语的第二人称形成两个中原汉语词“汝、尔”叠置和竞争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古的六朝时期。从文献资料上看，根据魏培泉(1990)等的研究，先秦时期“我”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吾”可以作主语；但是，。我”作主语的比例比“吾”低。“吾、我”的用法似乎在西汉方言中仍有对比，东汉以后多用“我”、少用“吾”，并且“吾、我”混一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第16—21页)。我们猜测，渗入吴地的可能是失去了格位对比，并趋于混一的“我／吾”，其时间应该不晚于东汉，最迟也得在东汉和六朝之间。从南朝民歌中的“我、侬”兼用，约略可以看·90·到这一点。例如凹：(3)欢愁侬亦惨，郎笑我便喜。(《乐府诗集·子夜歌》)语我不游行，常常走巷路。败桥语方相，欺侬那得度。(《乐府诗集·读曲歌》)根据魏培泉(1990)的研究，先秦时代“尔、汝”可能已经失去格位对比；其中，《墨子》、《庄子》、《苟子》、《韩非子》中“尔”字都极少用，西汉的《史记》中“尔”的比例也显然不高；到了东汉，文献中也很少见到“尔”字，都以“女(汝)”为主。在南北朝，“尔”也没有像“汝”那么流行。翻译佛经除了三国和西晋的作品外，大多是用“汝”不用“尔”。他猜测，在有的方言中“尔”发展为强势，在有的方言中“汝”发展为强势(第21—23页)。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南朝吴语的“汝”直接来自中原汉语，至于北朝的“尔”的方言基础，及其怎样渗入吴语则还需要研究考定。跟“我／吾、汝／尔”相比，中原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他”是相当晚出的。根据吕叔湘(1992)研究，表示有定(回指上文或指示语境中某个确定的人)的“他”是六朝时才产生的。与此同时，“渠(有的文献写作“其”)”和“伊”跟“他”竞争。结果，在北方汉语中“他”获得了胜利，在南方汉语中“渠”(如吴语，引案)或“伊”(如闽南话，引案)取得了胜利(第5—10、14一19页)。也就是说，吴语中“渠”的历史跟官话中的“他”差不多一样长，因此没有被。他”渗入，甚至排挤之虞。我们推测，在。侬”跟“我”竞争和并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来自中原汉语的“我”的势力逐渐强大并取得了正统和雅言的地位，而乡土的“侬”则沦为俗称、谦称甚至贱称。不仅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侬”是这样，表示“人”义的“侬”也经历了这种贱俗化的语义变化。这从当时“侬”跟有关同义、近义词语的对举用法中，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4)欢赠玉树筝，侬送干金宝。(《乐府诗集·读曲歌》)吹欢罗裳开，动侬含笑容。(《乐府诗集·夏歌》)(5)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乐府诗集·子夜歌》)侬本是萧草，持作兰桂名。芬芳顿交盛，感郎为《上声》。(《乐府诗集·上声歌》)(6)扬州石榴花，摘插双衿中。葳蕤当忆我，莫持艳他侬。(7)诈我不出门，冥就他侬宿。鹿转方相头，丁倒欺入目。(8)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乐府诗集：孟珠》)(《乐府诗集·读曲歌》)侬幸无负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韩愈《泷吏》)比较：反复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仪容。(《乐府诗集·夏歌》)我念欢的的，子行由缘情。(《乐府诗集·子夜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乐府诗集·冬歌》)人各既畴匹，我志独乖违。(《乐府诗集·子夜歌》)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乐府诗集·双行缠》)四座皆寂静，听我歌《上声》。(《乐府诗集·上声歌》)如果这种对举用法不是偶然的巧合，那么吴语特色词“侬”在当时应该跟“我”有语体风格和感情色彩上的区别。在正式的场合，第一人称通行的形式应该是“我”。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别表示庄重的语境中，称对方为“郎君、君、子”，而不是“郎”或。欢”，称自己为“我”，而不是“侬”。可资参照的是，现代海南岛的儋州话和徽语的严州话等方言称小孩为“小依”，广西的粤语(如藤县)的“侬儿”义为“小儿”(见潘、陈(1995)第130一132页)。后来，随着“我、尔、渠”的广泛和频繁地使用，这三个单音节人称代词的语音发生了弱化；其中，“我、尔”磨损成为只保留鼻音声母的声化韵[习]和[n]。为了交际时清晰地辨义的需要，把表示人义的“侬”拉过来垫在后面，形成“我侬”和“尔侬”等双音节代词；并感染到“渠”，形成“渠侬”⑩。至此，形成了吴语配套的三侬形式。我们猜测，作为吴语中分析性的创新形式(innovation)，“我侬”、“尔侬”、“渠侬”最初的意思可能是“我这个人”、“你这个人”、“他这个人”(参考潘、陈(1995)第139页)。有意思的是，现代苏州话还有“我个人、僚个人、俚个人”一类说法。可资比较的是，现代闽语中“我侬”、。尔(你)侬”、“渠(伊)侬”的意思是“我这些人”、“你这些人”、“他这些人”，也就是说。侬”变成了复数词尾(参考潘、陈(1995)第130页)。并且，三侬的单数和复数两种用法都有相应的文献用例。例如@：(9)你辈见侬底欢喜?水在我侬心子里。(《湘山野录》所载吴越王歌)(10)驰誉超前辈，居官下我侬。(程倚《悼贾岛诗》)(11)我侬一Et还到驿，你侬何日到岜州?(宋琰《江上歌》)例(9)中的“你辈”是复数，“我侬”是单数；例(10)(11)中的“前辈、我侬、你侬”似乎是单复数两可的。这种单复数没有严格限定的“我侬、尔侬”，后来在吴语和闽语中分别有了不同的语义分工。这种现象，用。我侬”是同义叠架形式的假设恐怕是无法解释的。当然，我们那种假设必须面对刘丹青(1999)指出的问题：这些带“侬”的代词(即三侬)常见于指人名词不用“侬”的北部吴语中(第104页)。在我们看来，解释这种现象也许并不需要太费周折，因为在复合词中的语素，特别是那些意义已经虚化的语素(如后缀之类)；它们可以只是作为构词成分(即不成词语素)。并且使用面可能很窄，即成为一种凝固的残存形式。比如，“箸”在苏州、昆山、上海(老派)、松江、嘉兴、宁波等地，差不多只在“筷箸笼／筷箸筒”一词中出现；在绍兴话中，“箸”还可以出现在合成词“箸夹头”(一种用筷子夹面团放入滚水中做成的面疙瘩)中@。我们假设，在“我侬”、“尔侬”、“渠侬”中，原来多少带有鄙俗色彩的“侬”经过语义漂白(bleach)，逐步变成中性的。后来，“侬”的意义逐步虚化，语音也随之弱化，甚至脱落某些音素。就苏州话而言，虚化为人称代词后缀的“侬”的读音在第一人称和第二、三人称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如陈忠敏(1999)所构拟的。从理论上说，第一人称的双音节形式“我侬”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跟“尔侬”一样，形成类似[驴u]的合音形式；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侬”通过丢弃后缀“侬”，变成了“我”，尽管这种演变方式的可能性极小。另一个方向是“我”的语音更加弱化，以至完全脱落，单有“侬”独自充当第一人称代词。跟以前的旧“依”不同，这个脱胎换骨的新“侬”在语义上已经完全漂白，丝毫不带一点鄙俗色彩；在语音上再次受到北方汉语通摄圆唇读法的影响，最终跟“尔侬”、“渠侬”中的“侬”分道扬镳。也就是说，“我侬”通过丢弃语音弱化的“我”，重新回到了“侬”。在吴语人称代词的演变过程中，这种丢前留后式的演变方式确实存在。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上海话第一人称复数的早期形式(在从宁波话中借入“阿拉”之前)是“我渠”(我和他)，通常写作“我伲”[习u玮i]，后来脱落前．92·面的“我”，形成一种跟“我伲”相交替的形式“伲”[玷i]。在苏州话中，第一人称复数的早期形式是“我俚”(我和他)o，现在只剩下“伲”[琅i6]一种形式。我们清楚地知道，上面这种“我侬”通过丢前留后变成“依”的假设是冒进的，由于缺乏必要的正面证据，因而是站不住的。这样，在六朝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苏州话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有三种交替形式：“我”、“我侬”、“依”。后来，“我侬”的合音形式[驴u]因为跟“我”字在苏州话中的音变规律相合而成为强势词语，底层词“侬”[nou]成为弱势词语；很早就进入吴地、语音弱化的“我”[日]则逐渐退出交际，在赵元任(1928)的记录中已经打上“更少(用)”的标签。肆第二人称演变为第三人称另外，现代苏州话第三人称代词单数有[1i1](俗作“俚”)和[n1liE：31](俗作“唔傣”)两种形式。但是，陈忠敏(1999)在构拟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时撇开了[n1tiE31]这个双音节形式。我们不知道如果把这个双音节形式考虑进来，那么会不会打乱他对苏州话人称代词的语源的很整齐的构拟。因为，从语音上看，[n1neSl]正好是他所构拟的、受第一人称“我侬”感染而形成的、第二人称“尔侬”合音前的读音：n+nE>nE。但是，他认为苏州话中并无“尔”跟“侬”分开读的第二人称代词形式，宁波话中[n6nou6]正好补上了苏州话的一个早期形式[心nE6]的空缺(第106页)。我们认为，苏州话的这个早期的语音形式可能还保留着，只是语义功能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我们假设：现在读作[n1ne3a]的就是第二人称“尔侬”的分析形式，后来第二人称代词“尔侬”又产生了指虚设的第三者的用法，这种用法的“尔侬”InlnE3，]逐步演变成为跟来自“渠”的[1i1]和“渠侬”[1i1nE3·]相互交替的第三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可资参照的是，上海话的第二人称代词“侬”[nol36]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不指听话人，而是指虚设的第三者o。例如：(12)侬话伊沪书，伊勿是沪书，侬话伊评弹，伊勿讲苏州闲话。(13)本地闲话脱浦东闲话，差差不多，侬勿懂个人听勿懂。第二人称代词这种不指听话人而指第三者的用法，再向前走一步就可能演变出第三人称代词的用法。回到苏州话上，那个指称听话人的第二人称代词“尔侬”后来产生出合音形式[nE6](俗作“僚”或“耐”)，这为[n1nE3-]借用为第三人称代词创造了语音上的区别性条件。但是，由第二人称单数的分析形式[n1nE3-]加上复数后缀[to?7]构成的复数形式是[n6to?7](俗作“唔笃”)，由从第二人称转变过来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n1nE3t]加上复数后缀[to?7]构成的复数形式也是[n6to?7](俗作“唔笃”)。也就是说，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在单数形式上通过合音形式和分析形式得以区别开来，但是在复数形式上又混同起来了，全靠[n]的连读变调形式来区别两者：第二人称是23+21，第三人称是44+21锄。在赵元任(1928)中，苏州话的第三人称单数只记录了单音节的“俚”[1i1]和双音节的“俚僚”[1i1nE3·]两种形式(第96页)。清末出版的苏白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单音节形式是“俚”，跟现在相同；双音节形式则是“俚傣”，写作“俚乃”。谢自立(1988)据此推测，“唔僚”这个形式的出现不会早于本世纪初(第84页)。李小凡(1998)则推测，“俚僚”可能是“晤僚”的前身(第57—58页)。如果陈忠敏(1999)“俚”的语源是“渠”的推断是正确的，如果上文关于第三人称的“唔僚”源于第二人称的。尔侬”的假设是合理的；那么，“俚僚”就不大可能是“唔傣”的前身。关于第三人称代词“俚”和“晤僚”，叶祥芩(1988)指出：“第三人称有‘俚’和‘唔僚’(也说“俚僚”)两种说法。习惯上说‘俚’的认为‘唔傣’的说法是乡下人；反之，说‘唔僚’的也认为‘俚’的说法是乡下人。其实，‘俚’和‘唔僚’都是城区的说法，只是个人的语言习惯不同而已。但似乎说‘俚’比较正规，比较庄重，而‘唔僚’则更口语化。”(第88页)@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作为从第二人称代词上演变过来的新形式，它自然更具口语色彩。最后，我们要交代的是：我们查考了赵元任(1928)和钱乃荣(1992)所列的33个、游汝杰(1995)所列的54个吴语方言点的人称代词、北大(1995)所记录的全国20个方言点的人称代词、黄伯荣(1996)所收录的69篇关于50多个方言点的人称代词的文献摘录，除了苏辨l话之外，竟然没有一个方言点有第三人称借用第二人称的代词形式的。这使得我们对自己的假设缺乏信心。伍人称代词的演变和吴语的历史层次潘悟云、陈忠敏(1995)经过充分的讨论，构拟了北部吴语第一人称从“侬”变为“我”、第二人称从“汝”变为“侬”等的历史过程：古代吴语：侬汝渠侬／我侬汝／汝侬渠／渠侬我侬／我汝侬／汝渠／渠依我／我依依／汝侬渠／渠侬现代吴语：我侬渠如果结合陈忠敏(1999)的研究结果，再加上本文的一些猜测；那么，或许可以把吴语人称代词的演变线索勾勒如下：，古代吴语：侬／我汝渠我／侬汝／尔渠我／侬尔／汝渠我／侬／我侬尔／尔侬渠／渠侬现代吴语：我(一我侬)侬(一尔侬)渠根据这种假设，中原汉语的“我”很早(不晚于汉代)已经在吴地用开了。陈忠敏(1999)说：“在汉代以前，长江以南今吴、粤、闽一带还居住着许多非汉族人，他们操自己的土族话。以后北方人一次次移民南下，带来了各个时代层次的汉语；中古以后大兴文教科举。又把各时期标准的中原官话通过文教传习向全国推广开来。这些汉语跟当地的土族语言(方言)融合，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南方方言。”(第117页)我们设想，在古吴语形成之初(或者说在古吴语尚未全面地形成的时候)，中原汉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率先进入了吴地。现在要问的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据《史记·吴太伯世家》，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及其弟弟仲雍奔剂蛮、居吴地倒是很早的，他们应该带去不少中原汉语的词汇。当然，这种根据外部史料作出的猜测，不足为信。更重要的语言内部的证据是，梅祖麟(2001)通过方言比较，梳理出浙南吴语不仅鱼虞有别，而且都有秦汉、六朝(《切韵》时代)和晚唐以后三个时间层次的读音。这说明中原汉语最迟在秦汉时期已经进入吴地。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北部吴语的昆山话中也发现了鱼虞有别层次上的“去”读[k“ii](如：“阿～[去不去]、～养娘家住几日”，比较渐南吴语开化话的读音[khie5])，“齿”读[di厅](如：“～腌菜、～老b干”，比较浙南吴语庆元话的读音[?die5])，义为把腌得的咸菜装入瓮或坛中，正好跟《集韵》对去声御韵陟虑切的“齿”的解释·94·“吴俗谓盛物于器(中)日齿”相合o。这多少说明秦汉时期应有为数不少的中原汉语词汇进入了吴地，作为常用的基本词汇的“我”在这个时期渗入吴地是完全有可能的。有了这样的时间跨度，那么“我”在六朝以后语音弱化，以至产生补救性的双音形式“我侬”(至迟在宋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另外，“我”在中古属于哿韵疑母，音值为‘驴；按照语音对应规律，歌哿笛韵的见系字在现代北京话中照例读成e，比如“歌”g百、“可”k吾、“饿”6等；“我”应该也读成否，但是它在口语里却读成u6，成了一个孤立的例外。对此，平山久雄(1987)的解释是：人称代词“我”是极为常用的词，它作宾语放在动词的后面经常读得很轻，作主语大概也是读得不重的；当／∥轻读的时候，因为用力小，舌头从疑母[日]的位置难以迅速地降到[C1]的位置，所以中间也添上了过渡元音，就说成[舭a]了；后来年轻的一辈就误解为／r3ua／了，并把这种读音类推到重读的“我”上(第410页)；最后，疑母失落，／ua／变成／uo／，跟大多数歌韵端系字同韵。这就是平山先生所谓的轻读引起例外音变。但是，假定渗入吴地的。我”后来发生语音弱化(哿韵失落)，以至20世纪初在苏州话中只剩下声化韵[rj]，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仍是不清楚的。在上面的构拟中，我们假定古吴语的第二人称代词经历了从“汝”到“尔”、又从“尔”到“尔侬”的演变。显然，从“汝”到“尔”的演变需要时间；但是，六朝以后的文献资料上并没有这种演变的一点儿反映。如果我们接受平山久雄(1995)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假定近代汉语第二人称代词“你”是中古汉语“汝”的弱化形式，它并不一定是由“尔”变来的。那么，这不仅能解释六朝时南朝文献中基本只用“汝”、北朝文献中“汝”比“尔”占优势的情况，而且可以消弭假设中的古吴语由用“汝”转变为用“尔”的时间差。具体地说，平山先生利用敦煌《毛诗韵》等材料，补充证实前贤关于鱼韵属开口的说法；并根据“万叶假名”里鱼韵字的用法，提出鱼韵不但介音，连主要元音也不圆唇，其音值当为-Ia；后来，由于鱼韵没有韵尾，加上其中的a是半长元音，随着发音器官趋于松弛而附带上消极的圆唇性，这种消极圆唇的a在音色上近于0，最后导致鱼韵一IO变入虞韵一too(一Iu)(第339页)。据此，“汝”在中古的读音可拟作。J1la。由于“汝”在口语里很常用，往往说得较弱、较粗略，因而韵母的语音形式发生简化，表现为主要元音被介音所吸收，变成了单纯的z、i之类的元音；同时硬腭声母p(日母)也弱化成舌尖声母n_(泥母)，以便节省以舌面紧贴硬腭的力气。这样，就形成了第二人称代词ni的语音形式。至于用以简体的“尔”作底子的“你”来书写，可能是“汝”弱化后韵母近似“尔”罢了，它并不一定表示真正的语源(第341页)。据此，我们可以设想：。汝”在吴语中也完全可能因为常用而发生轻读、因轻读而造成音变，形成类似ni以至声化韵12的形式。这样就不必解释古吴语的“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尔”替换掉的了。这样，或许可以把吴语人称代词的演变线索修正如下：百越土语：侬??古代吴语：侬／我汝渠我／侬汝渠我／侬／我侬汝／汝侬渠／渠侬现代吴语：我(一我侬)侬(一汝侬)渠最后，我们隐约地感觉到：近代苏州话的第二人称代词的合音形式[n￡(日)]或[nE(rO)](“尔侬／汝侬”)似乎具有很强的推挤力量。一方面，它闯入单个“侬”的读音的领地，迫使第一人称的“侬”采用北方汉语通摄的圆唇读法(即造成[no日]>[rlou6])，以免产生同音混·95·淆；另一方面，它又挤走跟它同义的双音形式[n1nE3t]，使它成为第三人称代词的一种交替形式。这种演变方式有点儿像语音演变中的推链式(pushchain)音变@，但更为别致，表现为：新起的语音形式不仅迫使原有的跟它同音的形式发生语音上变化，还迫使跟它读音相近的语音形式发生语义功能的变化。陆吴语第一人称的“吾”和“吾侬”在上文中，我们顺着陈忠敏(1999)的思路，假定现代苏州话[rjau]的本字是“我侬”；以便把苏州的[Dau]跟苏州郊区吴江黎里和盛泽的[习nou]、嘉兴的[日nou]、宁波的[卿nou]、海盐的[rio?llU]、嘉定的[日nod]，乃至绍兴的[驴loP]等形式统一起来。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种可能性是，苏州话的[rjau]就是晚近从官话中借入的“我”，因此它符合上声哿韵疑母在苏州话中的古今对应规律。其实，[Oau]有阴平和阳去两种调值；其中，阳去代表较早的层次，阴平代表较晚的层次o。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昆山的县城中有阳去和阴平两种[rjau]，而昆山县的许多乡村则没有阳去的[rjou]，只有作为读书音的阴平的[rjou]。显然，从中原汉语进入古代吴语的“我”的语音弱化，以至逐渐被弃置不用，跟近代吴语再度从中原官话借用“我”不仅是不矛盾的；并且，似乎还含有某种因果关系。尽管如此，上述设想还是被陈忠敏(1999)的思路牵着鼻子走的。如果抛开这种过于追求整齐的构拟方案，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像游汝杰(1995)那样，径直把苏州话的[rjau6]定为“我”。因为“我”的中古音韵地位是果摄开口一等上声哿韵疑母，五可切；[驴u6]这种读音符合上声哿韵疑母在苏州话中的古今对应规律，比如，像“蛾、鹅、俄、饿”等音韵地位相同(只是声调不同)的字都读[rjou]。但是，这种构拟必须回答陈忠敏(1999)提出的两个问题：(1)为什么邻近方言第一人称(读声化韵[矿])都不符合“我”字的一般音变规律?(2)如果把[rjau6]定为“我”，那么早期苏州话中的[r38]是什么?(第112页)现在，我们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吴语中有许多方言点的第一人称的读音符合“我”字的一般音变规律。根据游汝杰(1995)的调查和分析，像开化的[驴]、遂昌的[驴]、奉化的[DAta]、景宁的[驴]、崇明的[D]、新昌的[日Y]、上海的[Du]、临海的[班]，乃至金华的[a]、汤溪的[丘Q]，都可以追溯到“我”的中古拟音[。日Q]上(第32页)。第二，如果把[日au6]定为“我”，那么早期苏州话中的[D6]可以定为“吾”。“吾”的中古音韵地位是遇摄合口一等平声模韵疑母，五乎切；[妒]这种读音基本符合模韵疑母在苏州话中的古今对应规律。并且，正如游汝杰(1995)所说的，属于模韵疑母的“吴、午(如“端午”，引案)、五”等在各地吴语中的读音都是自成音节的[r3](第33页)。但是，我们必须正视陈忠敏(1999)所指出的问题：把[寸]当作“吾”声调不配，因为[矿]是阳上(阳上=阳去)调，而“吾”是模韵疑母阳平调字(第112页)。其实，赵元任(1928)早已说过：吴语的“声调最普通的是八声，或七声(阳上归阳去)，跟古音近，离国音远。声调的区别没有官话清楚，阳平上去尤其易混”(第87页)。并且，[D]的声调还可能受到跟它同义的[r3au6]和[nOtl6]的感染影响。因此，[日6]的实际调值不足于推翻其本字可能为“吾”。在笔者家乡昆山南部的千灯话中，第一人称的[D]读阳平35调o，完全符合“吾”作为模韵疑母阳平调字的演变规律；跟“吾&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