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为何能得志-人力资源_553
小人为何能得志-人力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历代统治者也常常把“近君子，远小人”作为用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君子”总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却总是屡见不鲜。“小人得志”是怎样形成的，值得思考。
明太祖朱元璋严刑酷法惩治腐败，往往得到后世的称赞。他治理国家的功过得失暂且不论，最起码算不上昏君。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严刑酷法带来了什么。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空印案，是朱元璋发现地方官员到首都核定钱粮收支预案时，都要带上盖有骑缝印章的空白MATCH_
word
word文档格式规范word作业纸小票打印word模板word简历模板免费word简历
_1713506817807_0，遇到户部驳回，随即用空白文书改正。朱元璋怀疑其中有弊，处死了所有地方衙门在空白文书上签字的官员和主印官员。所谓郭桓案，是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赃，刑讯逼供，牵连到六部多数长官，几乎把中央各部门侍郎以下一扫而光。当滥杀无辜引起普遍不满时，朱元璋又处死了办案人员以平民愤。所谓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以谋反罪处理了一大批文武开国元勋。这几次大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风捉影，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震慑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吏治的清廉。 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官吏战战兢兢，惟恐身家不保。“严打”高潮时，官员上朝，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来，则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洪武年间曾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副院长)的严德岷，至宣德年间谈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说:“先是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人们为了保命，不得不顺从上意。好一点的官吏，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凡事墨守成规，唯求避祸;阿谀奉承之流，则曲迎上意，看风使舵，甚至助纣为虐。“严打”的结果是士大夫的骨气被一扫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净的官吏队伍，结果却使身边重用的人多数都是龌龊奸佞之人。 朱元璋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刑法的威慑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恶”假设。而“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同人性假设直接关联。正是“性恶”假设，引导人们走向“小人”境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性恶”假设奉为圭臬，不可不辨。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人性假设的争论。先秦的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主张性有善有不善，争论得一塌糊涂，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后来的治理者，无非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搞平衡。对于多数帝王而言，在现实中大都偏向于“性恶”假设。 朱元璋就是这种认识，在他眼里，“无官不贪”、“尽皆赃罪”。所以，除了以严刑酷法惩治外，别无他法。这一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你恶，我比你更恶”的威胁。这种威胁充其量只能压抑恶，却不能弘扬善。今天，还有不少学者强调，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论调，我们暂不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考究(这种考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人做得相当深入)，只强调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最终在理论上只会靠近韩非，在实践上只会靠近秦始皇。
以“性恶论”来设计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极端，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式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悲剧，只得重复上演。
“性恶论”导致小人得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着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点是不会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脑子则“进化”到了主人的宠物状态。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对那些完全顺从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当然，宠物有时也会讨人嫌，但这种讨嫌绝不是对抗。所以，小人往往就能进入“自己人”的圈子。而“君子不党”，自然会被疏远。其次，是小人多变，上面一变，这种人马上就变，而且变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君子变起来相当困难，一般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非小人非君子的常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总会迟疑或脸红，小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障碍。这种揣摩功夫和善变行径，归根到底，是小人没有底线约束。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这种人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即使你还保持着某种善意，坚守着某种底线，最后也会被迫走到《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除了向小人靠拢，没有任何良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常人为生活所迫，为压力所屈，为外界所扰，为内心所苦，除非是归隐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无奈下，也都会多多少少沾染上一点小人习气。 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恶论”，还是“性恶论”培育了小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也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恶论” 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在管理学中，我们起码应当认识到，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所言: “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那些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朋友，不妨认真读读《联邦党人文集》，你就会发现，对小人作恶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誉、忠诚、德行和荣誉的基础上。 管理者需要时刻牢记，如果坚持性恶论，那么，狡诈可以被理解为“智慧”，背信弃义可以被理解为“识时”，狼狈为奸可以看成是“双赢”，掩耳盗铃可以看成是 “素质”。那些从古代智慧中寻找这种治人秘籍的所谓学者，恐怕需要猛省;那些在现实经营中以不信任作为管理前提的实干家，恐怕也得反思。 另外，还需指出，“性恶论”假设绝不能与“经济人”假设划等号。诚然，“经济人”强调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恶，这需要另文阐释。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