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诗话》作者是宋朝的欧阳修，我国最早的诗话，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
《六一诗话》的言说方式正是“泛应曲当”，随事生说，各则诗话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固定和必然的逻辑联系。但另一方面，《六一诗话》却又有其一以贯之的诗学主张。
综观《六一诗话》，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就是对于语言与意义的综合思考。这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在“意义”方面，欧阳修主张应当事理真实，即所谓“事信”，艺术的真实应当与生活的真实相一致，反对只求好句而不顾事理是否真实可信。如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佳句也，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诗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声‟，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骨塔‟，„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作者连举数例，说明诗句虽佳，但理有不通;更以贾岛优劣诗句正反对比，说明事理通达与否正是诗之精粗的一条重要标准。本此观点，欧阳修于《诗话》中第一则便辨析李方“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一联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又于第三则讨论“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及“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两联，认为“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故有其可取之处。而作为欣赏者，要真正弄懂诗歌所表达的生活真实，也必须弄清诗句中每一词的具体含义。所以他考证了李白《戏杜甫》中“借问别来太瘦生”之“太瘦生”一词为语助;而对陶谷“尖檐帽子卑凡厮，短幼靴儿末厥兵”中之“末厥”一词，王建《霓裳词》中“听风听水作霓裳”之“听风听水”一语，以不得其解而深感遗憾，并录之以俟后来能知者。《六一诗话》的考证字句，实是为了求得事理之通“信”。
二是在“言语”方面，欧阳修主张精工雕琢，反对不加修饰而过于浅俗。其言曰:“圣俞尝云: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赠渔父》一联云:„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说者云:„患肝肾风‟。又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本谓诗之好句难得耳，而说者云:„此失却猫儿诗‟。人皆以为笑也。”此虽为梅圣俞之言，其实也正是欧阳修之意。在他看来，诗句之产生歧义，乃缘于语句浅俗易解，因此诗语得之过易，反致作者本意被人歪曲。关于此点，他还有数则诗话，复申其旨。如“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之遭人误解，盖因“其语多得于容易”;吕文穆公“挑尽寒灯梦不成”之被胡旦讥为“乃是一渴睡汉耳”，实亦因其出语浅俗。
三是在言与意、事理与好句之间的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意新语工”。他引梅圣俞的话说:“诗家虽率(一作主)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语工”即指上文所谓用语经锤炼后不涉于浅俗，并且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意新”首
先是指语意之新，为“前人所未道者”;其次是指语意之深，“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而诗作是否具有“言外之意”，即在于是否“语工”。这样，“意新语工”便统一起来而落实到词语的铸造和组织上。因此，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极为推崇晚唐诗人周朴的“月煅季炼”，杜诗的一字不能移易，赵师民的“诗思尤精”。同时，他也并不反对西昆体诗人的用典，对于由用典而导致“语僻难晓”者，认为只是“学者之弊”而已。
上述三个层面，便是《六一诗话》之内在逻辑的起点，其余都由此推衍而出。由于主张艺术真实应与生活真实相一致，欧阳修因此而认为诗歌可以具有史传著作的作用，可以使那些史传不载的人物“得所依托”，而名垂后世。由于主张“意新工”，《六一诗话》便以此为标准，以大量的篇幅来鉴赏品评那些炼意新奇而造语精巧的佳诗好句，属于此类的共计14则，几占全书篇幅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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