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良美智-那个时候那个心情

奈良美智-那个时候那个心情 奈良美智:那个时候那个心情 日本青森县弘前市(1959―1978) 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每每回忆这段我成长在小镇的岁月，首先浮现脑海的是大片辽阔的天空。至今一看到夏天层层上升的积乱云，就让我想起暑假从游泳池回家时，在路上买的便宜棒棒糖融化在嘴里的味道。 在我的孩提时代，原野遍地，那些野地都是孩子们的游戏场，铺好的马路还不多，到处是小河川，我们常在小河里捉鱼。5月连休时，正是盛开的樱花开始飘落的季节，新芽争相冒出头，新绿覆盖着原野，此时到来的北国的短暂夏天，早已在心里盼望好久好久了。想着夏天终于来临，但才一转眼，就像烟火绽放似的“咻~ ~”没留下什么痕迹，一下子就结束了。然后，枫叶开始转红，不久就进入一片白雪皑皑的长长冬季。回想起来，北国学校的寒假比其他地方多了一个星期，暑假少了一个星期。 在白雪覆盖大地的冬天，特别是因暴风雪无法外出时，我听着冰雹打在冰凉玻璃窗上的声音，一个人沉浸在绘画里。当然，天气放晴时，我会到外面玩耍，在白得让人目眩的雪地里滑雪，堆雪屋。如果出生在不下雪的南国，我想我一定不会待在家里画画的。面对窗外广大的未知世界，心里想象着何时可以展开冒险念头的同时，在屋里一个人画画，或许正拉开了自己内心世界无边旅行的序幕吧。 日本东京(1978―1980) 1978年，高中毕业后，我的运气很好，考上东京都内一所美术大学的雕刻系„„但是我没去念。为什么,因为我认真思考后，觉得自己最想做的事，不是雕刻而是画画。于是，我搬到东京的一间公寓里，开始了一年的重考生活。 在东京最初的兼差，是在一处大楼建造工地当作业员，把数片大薄板背在肩上，在电梯还没有完工的工地里扛上扛下„„一年后，我幸运考取了武藏野美术大学，心想要展开我真正绘画的日子了，却还是把时间花在听现场演唱会和逛唱片行的事上。就这样，我完全沉浸在摇滚浪潮中，无法集中精神画画„„ 这当然都不成理由啦，只是我都没有画就是了。虽然一直有心想画，但是大学的课程都是一些学术理论，和让身体摆动的现实生活实在相距太远，眼前看到的都是明治时代画画的学生所作的主题画，让我越来越提不起作画的兴趣。比起学校的作业，我更时常在公寓里一个人涂鸦。晚上在便利商店买便当，然后带去打工，快天亮时带着便当回公寓，吃完便当睡觉，隔天中午起床，开始画画。每天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就这样过了一年，学年快结束的2月，突然觉得“厌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把第二年的学费拿来当旅费，背着大背包开始了一个人的欧洲旅行。 我买了飞往巴基斯坦的机票。这趟第一次海外个人旅行，算是和现在(指当时――编注)的自己完全告别的一个里程碑。从成田机场起飞的班机上，空服员几乎是一对一服务，因为座位实在太空了。用餐时被问道:“要吃鸡肉还是牛肉,”我回答“都要”，结果真的给了我两种。出发前的胃痛毛病已经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一边看着窗外的珠穆朗玛峰一边吃飞机餐，不久就抵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在这里转机飞往欧洲。飞欧洲的班机上自然没有日籍空服员，我被那些包着头巾大步登机的欧吉桑包围。飞机经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埃及的开罗，在一天之后抵达巴黎的奥利(Orly)机场。 我搭乘机场巴士前往市区，从窗口看到的第一眼西洋景象就让我十分兴奋――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是一般的住家街景，以及大块广告张贴板。当然，走在路上经过我身边的都是法国人，操着法语，光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想起我第一次到东京时，“人家都说着像电视剧里的标准语”这件事也曾让我感到畏惧„„因为我是乡巴佬)。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我一边在巴黎的街市间晃，一边回想着那些已经辞世的近代画家们。 我继续搭乘列车，巴黎-比利时-荷兰-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展开我的旅行。 第一个访问的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依循地址找寻YH(Youth Hostel，青年旅社)，找到时却大门深锁，当我正不知所措时，大约十位放学要回家的小学生走向我，带我搭地铁去找另一家YH。当然我和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对话，但在我的记忆中却觉得那时的回忆真是很开心。越向乡村走，人们越亲切，越是大都会的人对旅人越是不关心。不过在巴士和电车里，还是有很多小朋友偷偷地对着我瞧，这时，我心里会想:“啊，对他们而言，我是一个外国人!” 旅行中都住在YH，和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同住交谈中，让我感觉到，其实美术什么的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生长在不同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同样喜欢摇滚、电影和文学的人就在自己眼前，这件事，真是很棒、很重要。我的英文不用说也知道很逊，无法表达很难或深入的意思，但是只要谈到喜欢的话题就像遇到亲友，用中学生程度的英文也能说个不停。这种感觉可以用“现在我感觉自己是和世界共同生活在一起”来形容吧,总之，志趣相投的人到处都有。这也对我的绘画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能描绘出自己现今生活的世界和瞬间的感觉，那么自己生活在现在这个时点，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回到日本时，暌违三个月的日本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景致。我明白到“这个地球上事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俗和文化、宗教，而我又是如何生活在日本的文化中，只能以日本的立场来看待许多事物”这件事。 这趟旅行花费了约40万日元，算是少的，但问题是回国后的学费。我能想到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转学到学费比较便宜的公立大学。翌年我参加了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考试，并幸运通过了考试，在爱知县我第二次成为大学新生。 日本名古屋(1981―1988) 大学位于名古屋市郊外的长久手町，周围都是树林。我选择了一栋农家出身的房东自己建造的房子住，一间被竹林包围的“两间六叠的组合加工屋的建筑物”。我在这间房子里度过了四年岁月。虽然这 间房子夏天时墙壁都会发热，冬天时倒在地上的水像会结冰似的寒冷，但最棒的是，不论我把音响放多大声，都不会有人来抗议。我在唱片出租行打工，比起去上学的时间，我更常在家里涂鸦乱画。 此时值得一提的是，那时一般家庭里录像机还不普及，但我的组合小屋里却有录像机。原因是二年级的夏天，我看了原田知世初次主演的《穿越时空的少女》，十分感动，“每天都要看这部电影，不买录影带不行～”所以才下定决心买录像机，同时也买了电视(结果没有钱买天线，只能看录影带„„)某一时期我的小屋每晚都聚集了学校里原田知世的粉丝，12名男大学生跪坐在拥挤的小屋里，24只黑眸沉默无语地观赏着录影带的风景异样地重复着。 在二年级学期结束时我又去了欧洲。还是搭乘巴基斯坦航空，被笑得很阳光的女孩们围绕，和前一次空服员一对一服务一样的快乐。但是，她们在马尼拉就全部下飞机了，机内突然变得寂寞，在卡拉奇和上次一样，上来的都是包着头巾眼神锐利的欧吉桑。 走访三年前曾经去过的地方非常有意义。理所当然，我看到了上次没能看到的东西。靠着之前的记忆在街上漫步，也是很有趣的。在转进下一条巷口时预想的风景映入眼帘时，或是看到店里的橱窗依然展示着和三年前相同的人偶时，突然有百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之前没能排入行程的美术馆巡礼是新的体验。去参观大都市的美术馆感受从巨匠到新人的最新美术作品，每次都让我有直接呼吸接触到这些新时代东西的感觉。这些都成为日后我创作自己作品时的重要参考。 结束了第二次的欧洲旅行回到日本，我还是持续着我的“涂鸦”画。现在回想起来，那就好像是将“每天感动的事像写日记一样画下来”。这让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很有意义，但对学校的课业没有什么帮助。我在大学的绘画技法成绩不算好，但我认为那无关紧要，我觉得上课内容都是些八股老旧的东西，与我扯不上任何关系。 即使如此，1985年我却很幸运地进入研究所就读。我热衷在美术补习学校里兼差，教那些想考艺大和美大的高中生画画。在课堂上望着幼苗般的学生的眼神，心里就更加强了“自己先要以理想的创作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作品才行”的意念。一边谈着理想，一边对着实际离理想还很远的自己感到羞耻。 “对，我现在并不想成为艺术家。想当个还在寻找自己出路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这样的心意让我决定到德国去留学。就像补习学校的学生为了学习美术而决定考美术大学一样，我也带着学习的心情决定前往德国。然后，1988年5月，我站在名古屋车站的月台上望着欢送我的学生们，我接受了一名女学生送的花束，车门关上，列车开始移动，几名男学生在月台上追着列车跑。我把脸贴近窗户，一直看着月台彼端他们渐渐变小的身影。就这样我把住惯了七年的名古屋抛在身后，一个星期之后，坐上飞往德国的飞机。 德国(1988―2000) 我和德国人一起参加国立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竟然考上了(简直是奇迹～大家请不要随便效仿)。进入美术学校后，共有80名新生。和我关系特别好的是安妮特和海依克两位女性，我甚至曾经和安妮特搭便车到柏林旅行(其实是，她要到柏林找她男朋友，我却跟着她去„„真想哭)。 我将德语无法自由沟通的遗憾，用绘画来表现，让身边的人意识到自己是存在的。每每遇到讨论，虽然我有想参与的心情却无法表达，只能一个人躲在角落，就像一只被遗弃的猫，静静地不出声。这种为难的状况，让我更专心于自己的创作，因为我相信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这样的学生生活让我想起在青森度过的少年时代，总是一个人埋首于图画中、将画拿给别人看借以确认自己存在意义的孩提时代。我隐约察觉到:“对我而言，这或许正是自己绘画的原点吧。”此外，层层低云覆盖的寒冬„„抬头望着德国的天空，简直和青森的天空一模一样。看来我是在一个想象不到的地方，再度发现了过去遗忘的价值观。 马克思，是主修电子工学的德国人，他和我在音乐上兴趣相投，一起去听了很多有名无名的现场表演。两个人还一起骑自行车露营野宿穿过波西米亚山到达捷克的布拉格。路过山间的小村庄，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孩子们突然大声叫着“李小龙”热烈欢迎我，并且围着我要签名，我不断用汉字签着“李小龙”。光那一趟自行车旅行就足够出一本书了(虽然我不会写„„)。 来到生活充满不安的异国，很明显让我的画起了变化。比如在日 本我也画“小孩”“动物”等主题，但以前我会在背景上画上风景等，想说明或传达某些讯息给看画的人。来到德国后，我已经不再管“是被谁观看一事”，我无法再画对自己不重要的东西。画里的背景全被我涂成平面，只有“小孩”或“动物”被凸显出来。那些“小孩”或者“动物”变成自己的自画像，不再去处理有说明意涵的背景，或许是因为从已经住习惯的日本离开，那个地方给自己的束缚被解放开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说我的画不是针对他人，而是面向自己内心，不是我希望了解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而是自己反问自己后所画的画。 毕业那年，我把住习惯了的杜塞尔多夫抛在身后，搬到科隆，因为学生时代曾经邀我参展的科隆画廊帮我在科隆市区内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室。隔壁住着一位患有自闭症和癫痫、长我10岁的美国艺术家唐?亚瑟(Dan Asher)。这位唐?亚瑟，我因为对他抱着敬畏之心而称他唐老师，他无法适应普通生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看过他的房间，我只能说他是个“无法整理自己房间的人”。 这个时期我开始在日本和德国之间移动，在科隆我继续画画，在日本则创作立体作品。在日本，从前的学生森北在名古屋有一间工作室，有他的帮忙，我们做了一个巨大的狗雕塑，对我来说这是生平第一件大作品。在他宽敞的工作室里完成这件作品虽然很棒，但是却因为作品太大了无法拿出去，只好从中间切成两半。 不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突然来信邀请我去当讲师。 洛杉矶面积很广，大家移动都依赖汽车，我也买了一辆中古车，只花了200美元(9万日元„„真便宜)。虽然破旧到连座位里的海绵都跑出来了，但有一台车就能自在地开到各地区。 我在结束讲师的任期时，刚好是毕业季节，那时办了毕业展，获选为最优秀作品的学生当然十分高兴，但邀请我和村上隆来讲课的保罗?麦肯锡(Paul McCarthy)教授却对他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并不代表一定能成为画家。” 回德国的那一天和来到洛城的第一天，天空同样万里无云，太阳恣意散发着光辉。我的头发已经可以绑成一个小马尾，拖着停留在洛城时累积的画作，我搭上前往德国的班机。 从美国回到德国时，悲剧却在眼前等我。事情发生于法兰克福机场海关。每次和海关人员目光交汇时总是有种令人讨厌的预感(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这预感让我的举动有点可疑)，我几乎都会被要求打开行李箱，但这次却不同。我被带进小房间，被质问了许多问题。被带进小房间时，我心里已经有了“在这里可能被脱光甚至连屁眼也会被检查随你吧”的觉悟，于是自己解下皮带脱下牛仔裤，正打算脱内裤时，海关人员却说:“你在做什么,～我们是要检查行李„„” 法兰克福机场的事件让我十分沮丧。当我回到科隆时，房东寄来一封信，我有一种屋漏偏逢连夜雨的不祥预感。我沮丧地拆开信，上面写着:“这栋建筑将被拆毁，请于三个月内搬离。”瞬间我脱口而出:“回日本吧～” 搬家公司将所有的纸箱行李都搬走了，这个空房间，和我刚来时一样映出一片孤寂。虽然离科隆而去并未令我感到特别悲伤，但看到空无一物的房间还是让人觉得寂寞。房客离去的空房间怎么会不寂寞呢。再回到日本，当我打开即将要住下的组合屋仓库的门时，迎向我的又是寂寞且空荡荡的空间。打开日光灯，被灯光吸引而来的飞虫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向我说:“回来啦～” 日本(2000年―现在) 决定回国的理由之一，是为了隔年夏天预定在日本美术馆的首次个展。我准备画材、铺平画布，开始日复一日的创作。个展名称决定用“I DON’T MIND, IF YOU FORGET ME”(我不在乎，如果你忘了 我)。 在日本的生活真是超乎想象的快乐。对一个在海外生活12年的人来说，电视异常有趣，在录影带店里，想看的日本电影更是堆积如山。结果每天看电视、看录影带，让我的工作开始变得马马虎虎，还好最后找回干劲。甚至替自己定下了只有在作品完成的时候，才能到 附近的漫画咖啡店的规定(奇怪，我怎么会为自己定下这种规矩„„)。 随着时间流逝，我一定有忘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当我仿佛要遗忘的时候，总会有朋友提醒我要记得――有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也有虽然还没有遇见，但是通过文字、声音、眼睛，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朋友的人。这样想，我觉得我还是我，面对从未谋面的你(或曾经见面的你)，才能实话实说，一点也不虚假。那是我曾经对补习学校的学生们说过的，我自己想要实践的事情，就像那次去德国旅行一样。我不知道还可以活多少年，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烦恼，但是我有无论如何都想要超越的念头。因为我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因如此，踏向创作之路时，可以很安心地一个人走着。 当然我的专长是在绘画方面，文章并不是写得很好，不过也因为这样，我打算写得让人更容易理解“我诞生在这个小小的星球，是如何成长的”，我只是想把自己累积起来的经验写下来而已。 谢谢你们～总有一天在某个地方――街角、展览会场或电车中，或者定食屋――如果真的遇见了，请叫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