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的前夜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研究

体制化的前夜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研究 体制化的前夜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研究 封面: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中文)体制化的前夜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研究 (英文) The Eve of Systematization ??The Study of Wenyi Supplement of Jiefang Daily of Yanan 作者: (中文名) 袁诗宁 (英文名) Yuan Shining 所在院、系、所: 中文系 专业名称: 中国现当代文学 指 导 老 师 姓名、 职称:程光炜 教授 论文主题词: 《文艺》 体制化 学习期限:01 年 9 月至 04 年 7 月 论文提交时间:2004 年 5 月 目录 前言:„„„„„„„„„„„„„„„„„„„„„„„„1 第一章: “新的现实”:1941 年的延安„„„„„„„„„4 第一节:特殊的政权形态 „„„„„„„„„„„„„„„„„„„„5 第二节:文化中心的转移 „„„„„„„„„„„„„„„„„„„„7 第三节:两个“山头”: “文抗”与“鲁艺”„„„„„„„„„„„„12 第二章:以丁玲为中心的人事构成 „„„„„„„„„„„15 第一节:主编丁玲„„„„„„„„„„„„„„„„„„„„„„„150 第二节:编辑部的构成„„„„„„„„„„„„„„„„„„„„„25 第三节: “编辑部的故事” „„„„„„„„„„„„„„„„„„„29 第三章: 《文艺》的定位及运转方式„„„„„„„„„„„33 第一节: 《文艺》的定位与属性 „„„„„„„„„„„„„„„„„33 第二节:从《北斗》到《文艺》„„„„„„„„„„„„„„„„„35 第三节:基本工作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运转方式 „„„„„„„„„„„„„„„42 第四章:众声喧哗的“文学空间”„„„„„„„„„„„49 第一节:知识分子话语的“阵地”„„„„„„„„„„„„„„„„51 第二节:百期特刊的意义„„„„„„„„„„„„„„„„„„„„58 第三节: 《文艺》 “新动向”„„„„„„„„„„„„„„„„„„„ 60 附录: 《文艺》作品列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64 参考文献„„„„„„„„„„„„„„„„„„„„„„75 体制化的前夜 1 ??延安《解放日报》《文艺》 副刊研究 前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它强加 于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极大的影响了包括广大文化人在内的每一个生命个体 的生存状态。由于战争,中国广大的版图被分割为三个不同的地域:“沦陷 1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文艺栏未分栏,从 1941年 9月 16日 起,《文艺》单列出 来,到 1942年 3月 30日,共出 111期。其中,丁玲主编了 102期,后由舒 群接任主编,本文的 研究对象即1941年5月16日到 1942年 3月 30日的《解放日报》文艺副 刊。1区”、“国统区”和“根据地”。这种分割,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文学的面貌 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三个文学区域中文学流派、作家群体的组成是比较复 杂的,其间有一个迁徙、转移、分化和重组的过程。重庆、延安和昆明这三 座城市代表着三地,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坛面貌,反映了 40 年 2 代前半期中国文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尽管在这三个区域之间,在人员和 思潮上都存在着交流和沟通,但随着战局的日益严峻和国民党当局对根据地 日益严密的封锁,这种沟通和交流也越来越少,三个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隔 绝的,因此它们的文化生态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们的文学也各自呈现出自身 鲜明的面貌。 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区域划分,它还从根本上使得民族矛盾上升 为主要矛盾,所以此时“它要求于文学和作家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 宣言,也不会鼓励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思想在这个特殊历史空间里发 展,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抗战,是统一的民族意志和钢铁般的集体 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五四’运动 以来的文学主张,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而且中国现代文学 的基本观念就会发生由西方化(现代化)向本土化(民族化)的转换,并 引起艺术思维方式、文学观念、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大幅度的调 3 整。” 正是在这些作用之下,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里的文学运动呈 现出独特的特点:左翼文学思潮在这里理所当然的成为主流并不断得到强 化,这里的文学实践由原来较为繁复、多元的局面慢慢的趋向于“一体化” 和“体制化”,开始进入“工农兵文学”阶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边区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文学生产体制和文化体 制,并在建国后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在全国推广并加以巩固。而这一时期的 2 《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王丽丽 程光炜 《海南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2期3 《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等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7月版 第 13页2文学实践事实上成为当代文学的源泉和起点:“当代文学的发生,应该始 于 40 年代初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当代文学的基本来源,同样是延安时期 4 的革命文艺” 。从此时开始到建国后的前20多年里,中国文学走上了一 5 条“一体化”的道路。 当然“延安文坛并不是一开始就进人‘工农兵文 学’阶段的,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史前史’,有一个相互容忍、磨合的 复杂过程;另外,在走向工农兵文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五四文学’、 ‘都 市文化’和‘知识分子传统’等不和谐的因素,它们并没有真正‘退席’, 这就使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即左翼文学)始终要保持‘批判’、‘斗争’ 的强旺姿态,才能维护住自身的权威地位;最后,‘政治文化’与‘民间 6 文化’的密切结合,是延安文坛发生重要‘转向’的重要因素。” 1941年5月创刊的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正是这一特殊区域 里文学领域的一个“标本”,它的产生和发展就是逐渐“体制化”的一个 缩影。从创刊到报纸改版时取消“文艺”栏头改成综合副刊这段时间内, 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它拥有相对宽松的生存发展氛围中并处于主流意识形 态的缝隙里,发生了许多饶有兴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显示了文 4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 程光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1月版 第 3页 5 在洪子诚先生的多篇论著中都有详细阐明:“所谓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在我的理解中,首先, 它指的是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过程中,各种文 学主张、流派、力量在冲突、渗透、消长的复杂关系中,‘左翼文学’或‘革命文学’到了 50 年代,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事实。也就是说,‘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 40 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文学规范„„在50至70 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 政治的力量的‘体制化’,成为惟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其次,‘一体化’指的是这一时 期文学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这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 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显然,这一时期,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 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 成效。第三,‘一体化’所指称的再一方面,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 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在这一涵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 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是‘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参见洪子城: 《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3期 6 《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 ??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 王丽丽 程光 炜 《海南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2期 3学上一些其他的发展路向和精神脉络。 相对“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所 开始形成、建国后加以强化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体制、新的文学经典、 衡量文学的标准,审稿制度,审美倾向、趣味等一系列“体制”类的产物, 此时的文艺副刊可以说处于“体制化”的前夜。因为“真正自觉而全面的 实施集中化的文化与文艺管理是从 1942 年初的整风开始的,原来得一些 自发的惯例自此变成了一整套明文规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说 1942 年是中共和文化、文艺的关系关键性转折的一年,在这一年延续及后来半 个多世纪的文化管理思想及其体制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基本成形并迅速成 7 熟”。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描述并分析当时延安的文化环境、文艺副刊的人员 组成和运作方式,分析文艺副刊中的具体文本和背后的“事件”,来勾勒 出这种“体制化”前夜的文化景象和文人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展现一个原 生态的文艺副刊。并通过《文艺》这一鲜活的个案来展示在整个文学形态 和文化体制走向“一体化”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传媒的逐步控制的过 程。另外,历时地来看, 《文艺》还可以说是20、30年代的文艺副刊的延 续与建国后《文艺报》等文艺刊物的前奏。其具体形态,操作方式与前者 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精神脉络和发展方向上则是后者的一个初始阶段,后 者基本由它生发而来而逐渐体制化,因此可以说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过 渡的“中间形态”,它在当代文学的发生上起着一种“标本”似的象征作 用,在现代和当代文学间也起着一种“沟通”作用。 第一章:“新的现实”:1941年的延安 1941年对于延安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边区很 少受到外来的侵扰而有了比较安定的外部环境,这年的九月中共中央开始 7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第181页4在 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和对党的历史上的政治路线的研究,揭开了 “整风”的大幕。而对于文化事业而言,此时随着各种“资源”开始在延 安“落座”,延安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其表现为:延安成 为新的文化中心,大量的知识分子涌入,文事纷涌,文艺“山头”的形成, 战时的文化秩序开始形成并逐渐体制化。 周扬在 1938年写就的《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里以一个“引 导者”的身份为广大的作家提出了“中国新文学应走的道路”,将作家“营 垒”细分化为: “革命的”、 “非革命的”、 “中间作家”,为他们指出了 未来 的前进之路。周扬断言中国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现实”, “旧的生活已经 8 破坏,新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此时的“现实”是:由于原有的两个 文化中心??北京、上海在战火中被破坏,此时的文化中心从空间上从“城 市”转移到了“乡村”。中国现代文学所依托的由第一个十年的“大学”、 第二个十年的“城市”,而转为“乡村”了。而这篇文章的深意在于对文 化权的争夺,延安方面用理论“构造”了一个“新的现实”,它包含了文 化资源的重新分配,对文化思想的重新阐释。尽管一定程度上这还只是一 种描摹出来的未来的图景,一些现象上的变化被理论上的建构所强化而成 为一种发展的趋向。而事实上延安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后来顺着 这条道路不断发展下去: 第一节:特殊的政权形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终于停止了 历经十年的内战,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 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9月6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 处”正式更名改制,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 8 周扬:《周扬文集》 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245页5红军改 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为第八集团军。由此共产党领导下 的陕甘宁地区由原来的“匪区”转变为“边区”,不再继续实行没收地主 土地的政策,表示遵守“三民主义”。军队和政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拨款, “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给10万元用于边区教育与重建,另外50万用于维 9 持八路军”, 在财源相当紧张的当时,这些钱是相当可观的,对政权的稳 定和八路军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边区取得了一个“合法”地位, 赢得了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所以这里可以进行各项政治经济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而不 用担心被持久的战斗所打乱。 但是在1940年3月之前,在边区境内的不少地方,还存在着由边区 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 员两套政权班子这种状况。如延安、延长、延川、甘泉、?县、安定等县, 10 就存在这种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 双方不断发生摩擦与冲突,在中共中 央和边区政府的坚决抗议与反对下, 1940年3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 府终于撤走了自己的人马,党在边区完全取得了领导地位,边区境内的特 殊的“双重政权”在持续3年之久后结束,实现了政令的统一。同年3月 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 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作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 分之一”,意在在民族统一战线下团结最广泛的阶层来实行抗战,这是一 次全新的政治尝试,1940 年延安县最先实行,1941 年作为一种成功的经 验在边区各地推广运用,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1941 年还掀起了群众 选举运动的高潮„„ 从地域上来讲,1941 年边区共有 29 个县,拥有人口近 140 万。延安 地处陕北高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一直比较落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 9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马克?赛尔登著 魏晓明 冯崇义译 社会科学 文学出版社 2002 年 3月版 第 139页 10 《延安地区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12月版 第 156页6“孔子西 游不到秦”, “边邑传闻圣不闻”的人文环境,边区“有100多万 11 文盲,2000 名术士,广大的群众还在受迷信的影响。” 在很长一段历史 时期内,民间文化是当地的主要文化形态和人们主要的审美趣味,也是唯 一的文学资源。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随军而来的少数文化人和带有苏 区经验的文艺成为这时延安的又一个主要文学资源。由于抗战,广大作家 在统一战线和抗战这一巨大时代命题面前暂时的“统一”了起来,而后由 于战争带来的地域上的划分,文化资源发生了分化转移,“移植”而来的 外来文学资源成为延安最主要文学的资源,主宰了延安文坛,给延安文学 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以后随着国共两党的交恶,尤其是皖南事变之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 央政府属下的“边区”的色彩不断弱化,而独立自主的“解放区”的色彩 越来越浓厚,种种这些新的因素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的 政权形式与社会形态:“边区”和“解放区”交织的一种社会形态。 随着边区的稳固,在这块象征着中国未来和希望的土地上,在新的意 识形态的引导下,这里进行着一个“规模宏大的创建理想社会的实验”, 进行着一种“新鲜的打破成规和惯例的创造”,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们 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中也创建了一个深深打上了自己烙印的“文学世界”。 而半个多世纪前在这里所进行的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实践也越 12 来越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他们称之为:“延安道路” 。 第二节:文化中心的转移: 一个地区是否是文化中心,大致可以由文化机构的多少、知识分子的 数量、出版物的状况、文化活动的繁盛与否,以及这一地区的文学对其他 11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 3卷 第 912页 人民 出版社 1991年版 12 参见《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 马克?赛尔登著 魏晓明 冯崇义译 社会 科学文学出版社 2002年 3月版7地区的影响力而作出判断。 在日寇的侵略下,北平、上海等原来的文化中心陷入了灭顶之灾,那 里的学校变成了兵营,而允许教学的地方则强迫用日文教学,图书馆被炮 轰,无数宝贵的文献毁于一旦,作家也由此失去了出版的依靠,失去了安 身立命之地,文化人们开始了一场大迁徙,对许多人来说就是一场大逃亡。 他们在大后方和根据地重新集结,而延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这里 云集了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众多的文化机构,出版了许多文艺刊 物,文化活动十分繁盛,这里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政策除了对众多的根据地 产生巨大影响之外,对国统区的作家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延 安成为了战时新的“文化中心”之一。 知识分子云集: 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弱势的共产党,必然要争取一切力量为我所用,必 然要动员一切力量去进行抗战;而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更是要求 文学艺术帮助其实现民族的全民动员。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垄断,也意 味着对知识和话语权的垄断。因此中共出台了各种政策吸引全国的知识分 子奔向延安,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争夺知识分子的激烈斗争。 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大量的吸引卷 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此时奉行的是 “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在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到了 1939 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出了“抢知识分子”、“广招天下士、 诚纳四海人”等口号,他认为抢夺知识分子是抗战中的一个大的斗争,谁 抢到了知识分子,谁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他曾经这样说过: “现 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 13 们抢的慢就没有了。” 13 刘家栋:《陈云与延安知识分子政策》《众说纷纭话延安》朱鸿召编 广东人 民出版社 2001年 9 月版 第 86页8就在这年的12月,中共中央又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 的决定》, 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也有大段关于 吸收知识分子的论述,可见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已经是党内高层的一个共 识。 因此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 下,自1936年“西安事变”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成千上万的青 年和知识分子奔向延安,那里成为众多青年心目中的“圣地”:据有关人 士估算,抗战时期延安(含陕甘宁边区)共有各类知识文化人约4万人, 14 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百余人。 而对于延安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生态而言,此前其文化资源的主体是本 地的民间文化,随着大量文化人的涌入,“外来文化”成为了主体。因此 “延安文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内地的中心城市“移植”来的。丁玲 1936年来自南京和上海,周扬1937年来自上海,1938年到1941年之间, 萧军、吴伯箫、何其芳、柯仲平、陈学昭、周立波、林默涵、艾青、高长 虹、刘白羽、舒群、罗烽、马加、李又然、欧阳山、周而复、草明、厂民、 萧三、黑丁、白朗、曾克、师田手、王实味等几十位作家,也从不同的大 城市先后奔赴延安。这是一批在现代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重要人物,因此 此时小小的延安可以说是云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 文事纷繁的黄金岁月: 1941年前后,整个延安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比较宽容和放松 的,气氛比较自由轻松。这与当时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的张 闻天本人是分不开的,有着他个人浓厚的痕迹。同样此后因为意识形态掌 管权的易手和领导人文艺思想的不同而对延安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闻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位作家和批评家,是当时著名 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而且与茅盾、郁达夫等人都是朋友。 14 转引自《延安文人》朱鸿召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 9月版 第 4页9 因此对于文人他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对他们是十分宽容和理解的。他 15 为人谦和,工作作风开明、民主,1941年,在任马列学院 院长期间, “他 的兴趣只在理论研究方面,对日常的组织、行政事务工作是大而化之,不 放在心上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几次在中央首长们面前说张闻天是我 们党的明君”,张闻天在工作中特别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提倡在学习中“敢 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开展同志式的问题辩论。在他 的这种开明、民主、“大而化之”的“明君”作风的主持下,延安文人活 跃在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环境中。 1940年10月10日,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 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对文人的 特性更加的理解并对如何保护这种特性作了具体而微的周密安排,也被许 多学者认为是这一文人“黄金岁月”的明证:“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 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 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 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对于文 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 号与偏狭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 “共产党人应 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 生活,共同工作。对于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过高的苛刻的要求使不适当 的。” “团队内部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很多的会议,以保证文化人有 16 充分研究的自由与写作的时间。” 延安和各根据地及有关部门也相继制定宽松、自由的文化工作政策。 对文化人的宽容优待俨然成为了一种风尚:1941年1月18日《总政治部 中央文委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指示:“对部队外来的知识分子、文 15 1941年 5月,改名为马列研究院,同年 7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张闻天均 兼任院长。 16 《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 《共产党人》 1940年 12 月 1日10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工作的实习考察团队,必须以极热忱的、虚心的态 度 去对待他们,” “在部队中分配他们的工作时,要顾虑到他们创作上的便利, 17 要使他们比较有自由的时间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北方局提出文化工作意 见,“目前的方向应该是,切实团结一切新旧文化人和一切文化力量,开 展新文化运动的建设工作;要培养文化界的民主作风,打破宗派的、个人 18 主义的隔阂,反对站在狭隘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的思想统治。” 陈毅在苏北 根据地指示:“我们大胆让文化人那和文化团队有自由创作活动的机会, 对一个作品一种工作,我们要特别以宽容的态度、善意批评的态度去对待。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当他产生一个作品的时候,需要幽静的环境相当时期, 19 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帮助他,而且我们给他更多的机会与现实接触。” 党报 《解放日报》创刊后也不断发表此类社论: 《奖励自由研究》 (1941、6、 7)、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 (6、10)、 《提倡自然科学》 (6、12)、 《努力开 展文 艺运动》 (8、3)等等。进一步阐明、解释、宣传这个文艺政策,申明“中 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并将“奖励自由研究” 一项写入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颁布的施政纲领里。 正是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延安的文人拥有一个文事纷繁的“黄金岁 月”,整个文艺界的精神舒畅,文人们率性而为,他们“要按自己的旧有 习性在新的环境中活动了”。当时,延安上层也弥漫着一种十分浓厚的人 文气氛。例如,毛泽东经常找萧军、丁玲、艾青等“谈文论艺”,其礼贤 下士的风格让许多文人在几十年后还怀念不已,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与 他们也时有往来。又例如,“春花会”、“聚餐喝酒”、“野外朗诵会”、“带 留声机”、“带毯子”,这些在上海等大都市养成的自由、浪漫和随意的文 17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 3卷第 2期,1941 年 2月 15日 《中国解放区文学 书系?文学运动?理 论编》 重庆出版社 1992年 3月版 第 9页 18 李伯钊:《关于文化工作》(1939.11) 《李伯钊文集》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 9月版 第 14页 19 陈毅: 《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上的发言》 (1941.2)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 理论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第 180页1120 人习性,也被带到了延安 。 同时作家和艺术家们开展了大量的文艺活动,结社和办杂志的风潮蔚 然成风,先后成立的文艺社团有“鲁迅研究会”、 “怀安诗社”、 “延安诗会”、 “文艺月会”、 “轻骑队”、 “星期文艺学园”、 “文艺小组”等。另外,创办 了《文艺月报》、 《谷雨》、 《草叶》、 《文艺突击》、 《文艺》、 《新诗歌》等文 艺杂志和《解放日报》的“文艺”栏。自 30 年代以来,文学杂志的繁荣 对文学生产和文学社团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现代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杂志为核心组建起来的。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引 导和支配着现代文学地发展方向。甚至事实上刊物地聚合构成了所谓文 坛„„同时事实上,现代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思潮以及文学流派都常常是以 21 杂志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同样,在延安文坛中,这些文艺刊物起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而时间最长、最具权威性的《解放日报》《文艺》对文坛的 影响就可想而知了。而且结社和办杂志的风潮也可以说是现代都市文化在 延安这个特殊语境中的延伸,因此在新的文化体制还未形成之前潜移默化 支配着延安文学活动的还是30年代所形成的都市文化生产特性。 第三节:两个“山头”:“文抗”与“鲁艺” 在延安文坛中,最重要的两个文化机构无疑要算“文抗” (“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与“鲁艺” (“鲁迅艺术学院”), “文抗”成 立 于1939年,无论是从驻会作家的人数还是从文学活动来讲,1941年前后 的“文抗”正处于它的高峰期;而此时的“鲁艺”正在周扬的领导下向更 高阶段的发展,处于“专门化”、 “正规化”的建设之中。这两个重要的文 化机构的旗手分别是丁玲和周扬,由于过去在上海时期左翼文学界内部的 20 《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次探索??试论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王丽丽 程光炜 《海南师范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2期21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 5月版 第 26、27页 12宗派主义残留至今,更重要的是在文学理想和文学理论上都存在着的分 歧,文人相轻,所以二者之间隐隐存在着一种“分庭抗礼”的格局,在延 安形成了两个文艺“山头”。 由两个细节可见它们之间矛盾的一斑:原鲁艺的学生陆地由于在“文 抗”的机关刊物《谷雨》上发表了小说《落伍者》,被人说成是“鲁艺” 的“异己分子”: “其中一篇《落伍者》登在丁玲、艾青和罗烽等几位轮流 主编的文协(文抗)会刊《谷雨》第四期(1942年4月号) ,与名家之作 并列。署名陆地的新人,引起了文学圈的注目,老作家吴奚如、罗烽齐声 赞赏,顿时成了文坛新秀。然而,想不到麻烦接踵而来:有人就说:‘你 本是鲁艺培养出来的人,有作品为何不给《草叶》(何其芳主编的鲁艺校 刊,在人们心中,《草叶》跟《谷雨》乃是鲁艺与文协(文抗)两大山头 22 的阵地?)鲁艺的人以为我另投山门,成了异己分子。’” 。另一个细节 则可以显示两位领导者之间的芥蒂: “1942年春,我去丁玲在文抗的住处 送稿与取稿,遇到欧阳山在丁玲处聊天,丁玲坐在靠窗的书桌边,,欧阳山 在窑洞左边前后走动着,我进窑靠后站着。忽然窑外有人喊: ‘丁玲同志!’ 欧阳山问:‘谁来啦?’丁玲回答说:‘会演戏的!’欧阳山问:‘哪个会演 戏的?’丁玲答:‘周起应。’欧阳山说:‘演戏的来了,我跟他没话说,我 23 走!’欧阳山与周扬碰面时打个招呼。出去了。” 1941年17、18、19日,周扬在《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发表《文学 与生活漫谈》之后,激起了“文抗”作家的极大不满,萧军、舒群、白朗、 罗烽、艾青等五人联名等五人写了《〈文艺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 商榷于周扬同志》,起初是拟向“文艺”投稿的,但是却出人意料的遭到 了拒绝,而饶有兴味的是丁玲本人最初答应也参与联名,但她的名字最终 却并没出现。后来,这篇文章刊在了“文抗”自己的刊物《文艺月报》 (1941 22 陆地:《七十回首话当年》《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 4期 23 黎辛:《丁玲,我的第一个上司》(续)《文艺理论与批评》1999年第 3期1324 年8月1日)上了。 这场争论将两个“山头”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将近40年后的1979年,周扬在接受美籍华裔记者赵浩生的采访时, 谈到了当年延安文艺界的基本状况: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 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的,以 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是这样的:我们‘鲁 25 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尽 管不久后丁玲就对周扬的话进行了反驳,也许在细节上有些出入,但是两 派对立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而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可避免的会对延安的文 学生态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日后的文学发展路向的选择发生作用。 1941 年的延安文坛似乎开始了一个“黄金时代”,随着大量文化人的 纷至沓来带来的各种新的文学资源,边区文化界一下子出现了一种“众声 喧哗”的景象。而此时的边区由于过去文化贫乏,新的文学规范却未形成, 这留给知识分子以巨大而留白的文化空间,似乎他们尽可以在此“长袖当 舞”了。然而事物并未按照表面现象的规律而发展下去,种种迹象预示着 表面上盛极一时的延安文化界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知识分子的心理的转 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般而言,每一位知识 分子刚到延安时,都会被这里截然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全新景象所打 动,他们普遍有一种兴奋、新鲜的感觉,怀着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理想情 怀。此时他们感受到的是新鲜的“通体光明”的崭新世界,享受的是较之 领导人还要优厚的待遇,拥有的是稳定的合法的写作环境,而此时的文化 政策又相对宽松,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比较舒畅的,所以有“黄金岁月”一 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生活变得越来越平凡,随着他们逐渐走入新 生活的深处,那种刚来时候的兴奋状态逐渐退潮,不免流露出倦怠之意: 24据韦?回忆,萧军曾告诉她,丁玲开始也在这篇文章上签过名,但由于与其他 5 人的意见不尽 相同,后来又去掉了她的名字。见韦?:《延安作家生活纪实》《延安作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年版 第 513页 25 周扬: 《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 (节选) 《延安文艺回忆录》艾克恩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 5月版14“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刚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 到前方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记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 26 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是缺乏追述的兴致。” 丁玲的这种心理 状态在延安作家中颇具代表性,革命的浪漫想象逐渐被淹没在琐碎的日常 事务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中,而适应了“太阳”的光辉后,其中的“黑点” 又开始变的刺目开来。而对于作家、艺术家而言,烽火硝烟还消磨了他们 的艺术感觉和丰富细腻的感情,这是让他们难以忍受的。 而知识分子敏于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们的天性是不安于现状、 不甘于“平凡”的,他们要改造这个社会、要为这个社会打上自己的烙印。 正如艾青所言:“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 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他不能欺瞒他的感情 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 判事务。在他创作时,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 27 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力的。”同时知识分子们没有认识到这种巨大的空间所 必然隐含着的严格要 求与规范。作为“外来群体”的几千文化人,当他们把外来文化整个“移 植”到边区并对边区的文化生态产生极大影响时,却远离了都市的文化语 境,知识分子话语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他们在随后不久的日子里要不断接 受当地民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挤压,对于由此而建立的一套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和要求, 他们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适应到适应,由抗拒到真心认同,直至变得熟 悉。正如研究者所言:“旧的社会制度死亡之后,对于大多数的文学家来 说,他们也需要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当代文学的实践过程,还存在着 一个向实践条件寻求适应的过程,这种适应包括被动的思想改造、检讨、 忏悔,向不熟悉的事物学习,当然更包括主动的妥协、退让,以期完全适 26 丁玲:《我怎样来到陕北》,收丁玲:《魍魉世界》,载《新文学史料》1987 年第 1期。 27 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1942年 3月 11日 《文艺》第 100期1528 应实践条件的要求”。 因此,在不断收紧的意识形态作用下,“外来文化”经过与“政治文 化”与“民间文化”的结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延安特色的新的文化。而这 种发展不是盲目而是必然的:因为为了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文学艺术 是实现民族的全民动员的重要工具之一。“这一明确的目标诉求,使延安 时代的革命文艺,一开始就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是被纳入进了政治 29 文化的范畴之中”。第二章:以丁玲为中心的人事构成 第一节:主编丁玲 1941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主编的《今日 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出版《解放日报》。 5月16日, 《解放日报》正式 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由爱登堡著、戈宝权翻译的《另一个法国》,文艺 副刊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从创刊号到第 123 期,只有一大张两版;“文 艺”并没有单独分栏,从第 124 期起(1941年9月16日):文艺栏单列 出来,在报纸整个八个版面中,占据了第四版下半版面,每月出现约 20 次,每次发稿6000字,成为边区最大的、最权威的文艺阵地。到1942年 3月30日,共出111期。从1941年9月16日到1942年3月13日丁玲 主编了 102 期,后由舒群接任主编。到了第 318 期,由于报纸改版,《文 艺》被取消而合并为综合副刊。《文艺》副刊在延安文坛可以说是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从当时延安 的出版物状况就可略见:它们共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由于物质上的极端 28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1月版 第 5页 29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孟繁华、程光炜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 1月版 第 11页16困难,这些刊物创刊后存在时间都比较短,很快都终刊了,一般都只有一 30 年就告结束。 到了1942年末,整个边区的大型文艺阵地就只有《解放日 报》文艺副刊了,因此《文艺》的重要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 “‘文艺’的 发刊是延安文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不只文艺界本身庆幸它的诞生,拥 护它,珍爱它;也不只是它实现了‘五一施政纲领’对于艺术的预约,表 现了我们的党对于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实际上,它本身还做了许许多多非 常有益的工作。它对革命,对艺术,有了一样多的贡献。它扩大了文艺运 动及其影响,广泛地提高了咱们边区的文化水平,充实了边区人民的精神 31 生活。” “ 《文艺》占着《解放日报》的八分之一的篇幅在边区出现,是 32 第一次。以前是不可能有。” 30 “《文艺突击》,1938年9月中旬创刊,终刊于1939年 6 月25日,由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艺 突击社编印,主编刘白羽,1940年4 月15 日以新的名称??《大众文艺》问 世了。 《文艺战线》, 1939年2 月16 日创刊,终刊于1940年 2月 16日,在延安文艺界抗战联合会领导下,组织了《文 艺战线》编委会。主编周扬,编委会成员有:丁玲、成仿吾、艾思奇、沙可夫、沙汀、李伯钊、 何其芳、柯仲平、荒煤、刘白羽、夏衍、陈学昭、卞之琳、周文、冯乃超。发行人为夏衍,文艺 战线社出版,在桂林发行,因此对延安产生的影响不大。《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 日创刊, 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艾思奇,是一个关于文化各部门的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大约于一 年半后终刊。《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 日创刊,由《文艺突击》演变而来,大众文艺社编, 主编萧三,第一卷出了六期,第二卷只出了3期。 《大众习作》,1940年8月1日创刊,边区大众 读物社编辑出版,1941年 9 月15日终刊。 《新诗歌》 (延安版),1940 年9月 1日创刊,属“文抗” 领导,创刊号由延安战歌社和山脉文学合编,以后即由新诗歌会编辑,主编萧三,1941年5 月12 日终刊。 《文艺月报》,1941年1月1日创刊,是延安“文艺月会”的机关刊物,由延安文艺月会 编,1942年9 月1日终刊,共17期。 《中国文艺》,1941年2月25日创刊, 前身为《大众文艺》, 中国文艺社编辑,主编周扬。只出一期。《草叶》,1941 年 11月1日创刊,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 草叶社编,双月刊。1942年 9月15日,共出6 期。 《谷雨》,1941年11 月15日创刊,延安“文 抗”的机关刊物,舒群、丁玲、艾青、萧军、何其芳等人组成编委会,轮流主持刊物的编辑工作。 双月刊,1942年8月15日终刊,共出6期。 《诗刊》,1941年11月创刊,由诗刊社编辑,艾青主 编,为月刊,1942 年 5 月 5 日终刊,共六期。《部队文艺》,1941 年 12 月创刊,是中央军委直属 队政治部文艺室的机关刊物,公木主编,1942年4月出版第三、四期合刊,共三期。”参见《延 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10月版 31 欧阳山:《祝“文艺”的百尺竿头》 《解放日报》1942年 3月 12日 32 丁玲:《编者的话》 《解放日报》1942年 3月 12日17《解放日报》是在抗战最困难之时,人力物力都很贫乏之际决定创办 的,可见党中央的重视,因而对于报社的人选的选择是十分慎重的:社长 由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直接担任,总编辑杨松,原任中央宣传部秘书 长;副总编辑余光生,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抗战以后由美回 国。其余编委都是著名的理论家与宣传家。那么文艺副刊的重任又交给谁 呢? 在选择副刊主编的时候,这个人选至少要符合这么几个的标准:首先 政治上要合格,舆论工具必须掌握在“自己人”的手中;其次,必须是一 个在文艺界能深孚众望之人,能把党报的文艺副刊一炮打响;再次,要有 一定的办刊经验,要能保证副刊的质量。遍数当时延安的文艺界,能符合 这几条标准的人选并不多,而历史选择了丁玲。 丁玲的重要性: 在当时的延安,丁玲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大作家之一,又很快成为党在 文艺战线上的重要干部。在来延安之前她就在文坛上享有盛誉,《莎菲女 士的日记》等一批重量级的作品是 20 年代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可 以说从一登文坛丁玲就“挂头牌”。而后,丁玲又加入“左联”,并在白色 恐怖时期主编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因此这样一个重要作家又 为党作出很大贡献也为党受过很多痛苦的女英雄来到延安后就受到了党 的高层的热烈欢迎和善待: 1936年丁玲历经曲折来到保安,11月10日,在一间大窑洞里,为她 的到来举行了一个欢迎晚会,总书记张闻天与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周恩来 与博古书记处只王稼祥没到一起设宴欢迎,可见所受接待规格之高,受 器重之程度。11月2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说“今 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是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现在 18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这说明了随着脚跟 的立稳,党已经把一部分精力放到了文艺活动上来,而丁玲在这次会上被 选为主席,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丁玲很快就成为延安文坛的重镇 之一。查丁玲到苏区后到 1941 年《解放日报》创刊前的活动,可以管窥 她在延安文坛的重要地位: 1936 年:11 月 15 日丁玲与其他 33 人共同发起“中国文艺协会”的 第一次筹备会议,11月22日,作筹备经过的报告,并被选为干事,11月 23 日,在第一次干事会上被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在陇东前线,丁玲 33 还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阙词《临江仙》。 这样的荣誉在延安作家 里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937 年:8月 12日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到1938 年底回延安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西战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丁玲也名声大 震,不少人为之著文:《最近的丁玲》、《丁玲在西北》、《长征中的丁玲》、 《丁玲在前线》、 《丁玲领导的战地服务团》、 《和丁玲一起在前线》等。 1938 年:3月22 日,以西北战地服务团名义创办的文艺半月刊《战地》创刊, 由丁玲、舒群主编。1939 年:6月7日,边区文协成立“文艺顾问委员会”, 聘请丁玲等著名作家为委员。1940 年:10月19日,延安举行鲁迅逝世四 周年纪念大会,丁玲等作报告。同日,由丁玲、舒群、萧军发起的“文艺 月会”正式成立。1940年11月9日和11月17日,丁玲参加文艺月报的 两次座谈会;1940年12月5日,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与关中归来的七月 剧团合并,成立陕公文艺工作团。拟邀请名作家丁玲、萧三、张庚、萧军 任教授。1941 年:1月1日, “文艺月会”的会刊《文艺月报》创刊。1 月 4 日,丁玲在延安“文抗”的年会上被选为理事;1 月 15 日,延安鲁 迅研究会在文化俱乐部正式成立,丁玲到会并成为《鲁迅研究丛刊》编委 会中的一员;3月8日,参与边区文化界电慰重庆自杀得救的名剧作家洪 33“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10月版 第 4页19琛,赠金五百的活动;3月15日,参加边区文协就创办“星期文艺学园” 举行的座谈会,任讲师,拟讲的题目的是《如何到大众生活中生活与吸取 生活》;4月19日,参与“文艺月会”的第七次月会,名为“春花会” ;4 34 月20日,参加延安业余杂技团的成立大会。 从以上我们所列举的丁玲的部分活动可以看出,丁玲在延安的文艺界 既是享有很高声誉的名作家,又是边区文艺活动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 “在延安她成为党所倚重的文艺界领导人,是与周扬并列的两位文艺界 35 ‘高级干部’之一” ,可见这个时候的丁玲是深受重用和信赖的,甚至 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的。因此,选择她来担任其文艺栏的主编是顺理成 章之事。 “四一年四月,我正住在延安县川口区的乡下,忽然洛甫同志叫我回 36 延安来。洛甫同志说要我去《解放日报》编副刊。” 从此,丁玲开始了她 主编党报文艺副刊的生涯。 复杂多面的丁玲: 一个刊物的风貌和它的编者尤其是主编密切相关,编者们的审美取 向、文学理念、艺术追求、个人好恶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刊物的整体风 貌和发展路向。而如何用一双“慧眼”在众多的来稿中识得“美珠”,主 编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是否得到主编的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写 作者的命运,许多写作者屡投不中却在多次失败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从而一 举成名,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丁玲本人在第一次发表自己文章之前,甚 至还不算文艺圈的人,她的处女作《梦柯》有幸被叶圣陶先生赏识而得以 发表,其后在叶先生的奖掖下又陆续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重要作 34 丁玲上述的活动参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湖南文艺出版社 35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 第 228页 36 丁玲:《我们永远在一起》,《丁玲选集》第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版,第 181页20品,丁玲才能得享大名,在文坛上“挂头牌”。 《解放日报》文艺栏作为当时延安影响最大的文艺发表阵地,其倾向 与风格对整个边区的文学气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加上丁玲不仅过去是文 坛上分量很重的著名作家,又是党所倚重的文艺界领导人,她的创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