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做难民是什么滋味一个幸运男孩的回忆

在欧洲做难民是什么滋味,一个幸运男孩的回忆 1939年3月15日,77年前的今天,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改变了一个小男孩命运,多年之后,历经劫难而活下来的幸运男孩成为国际法院大法官,用一本小书将他见到的一切记了下来。经过好多人的努力,这本小书变成中文来到中国,谁又会成为与它相遇的的幸运读者呢?▎著名国际法学者托马斯·伯根索尔▼那是1945年1月,正逢东欧典型的严冬季节,漫天的风雪,天寒地冻。我们乘坐的是没有顶棚的火车,根本抵御不了这寒冷恶劣的天气。就在苏联军队到达前几天,我们撤离了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往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我们被迫行军了三天之后才坐上火车。途中,当我们的火车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座桥梁下面穿过时,我看到桥上的人们向我们挥手,忽然,面包如同下雨一般落到我们的车厢里。之后,当我们穿过另外几座桥梁时,又有面包不断地扔下来。自上车以来,除了冰雪以外,我什么都没有吃过。可以说,这些面包如同雪中送炭,让我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脱出来,同时也拯救了许多同我一起踏上“奥斯维辛死亡之旅”的人们。当时,我并没有把桥上扔下来的面包与我出生的那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联系到一起。在战后的岁月里,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中被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出示出生证,直到这时我才把这两者联系 起来。因为我没有出生证,所以我就得按要求提供一份誓言,“据本人所知及所信”,我确认我于1934年5月11日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卢布赫那。每当我签署一份这样的文件时,脑海中都会闪现出那些捷克斯洛伐克的桥梁。198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倒台后不久,我终于设法拿到了我的出生证明。它证实了我在多个誓言中所确认的内容,也给了我和我妻子佩吉去卢布赫那的动力——她去那儿是出于 对我出生地的好奇,而我去那儿则是为了要把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一片土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睁开了双眼。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起程,我们开车沿着盘山公路,顺着路旁水声喧闹的小溪和蜿蜒的河流行驶了几个小时后抵达了卢布赫那。这是一个度假小镇,位于今天的斯洛伐克塔特拉山脉海拔较低的地方,它被景色迷人、起伏平缓的山峦环抱着,这些山峦将低塔特拉山与更为险峻的高塔特拉山区分开来。之前,我们并没有对这次旅行做出什么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随便选了个日子就出发了。可凑巧的是,抵达卢布赫那的时间正是1991年5月,差不多就是我在那里出生的整整57年之后。当我们的车驶进这个群山环抱的小镇时,迎接我们的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的一天。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曾经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卢布赫那,为什么我的母亲那么喜欢这里了。这儿真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地方。当我和佩吉穿过小镇,希望能够找到曾经属于我父母的那家酒店时, 我才意识到,除了官方的那张纸把我永远与卢布赫那连在一起外,我和这里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没有找到那家酒店。后来我才知道,它在60年代的时候被拆除了。虽然这次访问让我证实了卢布赫那确实是我父母经常谈到的那个美丽 的地方,但是我也很忧伤地意识到,对于我和我的家庭来说,这个小镇仅仅扮演着一个故事中脚注的角色,故事从这里开始,由一个孩子的诞生而带来喜悦的故事逐渐演变成了另外一段决然不同的故事。▎伯根索尔193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 1937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不久,我的父亲,穆戴克·伯根索尔从德国搬到了卢布赫那。父亲决定同他的朋友埃里希·戈达尔一起,在卢布赫那开一家小酒店。戈达尔在一家柏林的主要报社工作,是一个反纳粹的政治漫画家,他在卢布赫那拥有一些财产。对于犹太人和那些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人来说,德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我父亲和戈达尔显然认为,德国对于希特勒的热情几年后就会减弱,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再回到柏林了。在此期间,与德国邻近的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让他们更密切地关注事态的发展,而且还能够为那些在匆忙之中需要离开德国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临时的避难场所。我的父亲于1901年出生在加利西亚,这是波兰的一个地区,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匈帝国。他在小学学习的课程和中学上的大部分课程都 是用德文和波兰文教授的。他的父母住在一个农场所属的村子里。农场归一个富有的波兰地主所有,我的祖父帮他管理着大片的农用房地产,在当时,在那个地方,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是份不寻常的工作。在奥地利军队中,那个波兰地主曾是我祖父的指挥官,两个人都退役后,他就让我祖父为他工作。最后,他的许多农场都让我的祖父负责管理了。我父亲就读的那所离家最近的高中在一个小镇上,距离他住的地方还有段路程。据家里人说,为了上那所学校,我父亲还在一个负责铁路岔道口的司旗员家寄宿了一段时间,他负责的铁路岔道口处于一个战略要地上。从那个小镇过往的火车每天要经过这个岔道口几次。由于附近没有火车站,司旗员只得让早上和下午通过的那两趟火车减速,这样我父亲就可以跳上或跳下火车。后来为了减少父亲上学的危险性,还采取了一些安全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正值1919年开始的俄波战争时期,他又在波兰军队中服了短期的兵役。此后,他就上了克拉科夫大学法学院。然而,在学业完成前,他就离开波兰,移居到了柏林。在那儿,他投奔了他的姐姐,并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私人银行找到了工作。他的姐姐嫁给了一个著名的柏林时装设计师。由于他在帮助管理银行投资组合方面的成功业绩,他的职位提升得很快,年纪轻轻就成为那家银行的高管。他在银行的职位以及他姐夫的社交圈使他有机会结交许多住在柏林的作家、记者和演员。希特勒上台 后,他的追随者对犹太人和反纳粹知识分子的攻击日益严重,而受到攻击的人中有不少是我父亲的朋友,这些因素促使我父亲离开德国来到卢布赫那定居。 ▎伯根索尔一家,1937年5月格尔达·席伯格莱特,是我的母亲,我叫她Mutti,她1933年来到我父亲的酒店。她从德国的大学城哥廷根过来,那里是她的出生地,她父母在城里开了家鞋店。那年她还未满21岁,她是1912年出生的,她父母把她送到卢布赫那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度假能使她忘记那个想要娶她的非犹太男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女儿离开哥廷根一段时间对她会有好处,因为在哥廷根,游荡在街头的纳粹青年对犹太人,特别是对年轻的犹太女性进行骚扰,使她在那里的生活越来越不愉快。当我母亲的父母安排她在酒店的住宿时,他们要求酒店派人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交界的边境去接她。我父亲决定不派司机,独自一人驾车到边境去接。结果,她还以为他是酒店的司机。晚餐时,她被安排坐在酒店主人的餐桌上,当她发现酒店主人就是被她当作司机的那个人时,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之前她还向他打听过伯根索尔先生,这也是由于她听母亲曾经说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单身汉的缘故。很多年以后,每当我听到母亲讲起这个故事时,我总想知道她来卢布赫那是否是她父母有意安排的相亲,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心里认为母亲有与我父亲结婚的可能性,如果真有这个计划的 话,我父亲是否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呢?或者这只是一个巧合,那个向我外公外婆推荐我父亲酒店的朋友正好也认识我父亲?假如这个故事还有更多隐情的话,我也永远不得而知了。对于我母亲来说,爱情永远是一见钟情,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嘛。在德捷边境见面后的第三天,我的父母就订婚了。几个星期后,他们就结婚了。当然婚礼是在我外公保罗·席伯格莱特和娘家姓百隆的外婆罗莎·席伯格莱特先后来到卢布赫那,对新郎做了一番考察并同意以后才举行的咯。外公和外婆显然对他们订婚的速度和仓促举办婚礼惊愕不已。可那是1933年,哪有时间谈恋爱啊。我是在11个月后出生的。1939年我们成了背井离乡的难民,德国人在后面步步紧追。似乎整个国家都在声讨一个三口之家,而他们犯下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是犹太人。当我回想在卢布赫那那段短暂的生活时,我很难把哪些是父母告诉过我的事情和哪些是我自己记住的事区分开。我猜测,这可能是由于我原以为是自己记得的事情,其实很多是我父母后来讲给我听的缘故。我母亲经常回忆说,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每次她到斯洛伐克购物的时候,都是我给她当翻译。她只会讲德语,而大多数的店主只会说斯洛伐克语。显然,我可以讲这两种语言。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讲德语,而我的斯洛伐克语肯定是从我的斯洛伐克保姆那里学到的。在卢布赫那生活的那些日子,我唯一能够清楚记得的是1938年年底或者1939年年初的一件事。一 天,父母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搬离我们的酒店。他们开始收拾东西的时候,显得非常的匆忙。很多年以后,有人告诉我,当时德国纳粹控制了斯洛伐克,德国纳粹支持的一个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党——赫林卡卫队宣称,他们得到法院的命令:一个和他们亲近的团体是我们酒店的所有者(可事实是:我的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收购了埃里希·戈达尔在酒店中的股权)。对于这种强取豪夺的行为,我们真是欲诉无门,一点儿办法都没有。那时,赫林卡卫队和他们的追随者掌控着法院,他们的警察威胁说,如果我们拒绝交出酒店或未能立即离开卢布赫那,就把我们驱逐出境。因此,我们只能携带几个手提箱,把其他的一切,连同整个酒店都留给了它的新“主人”。可是我想带着我的小汽车一起走。那是一辆有脚踏板的小红汽车。我被告知说我不能带走,还说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它会等着我回来。那辆车是我最宝贝的玩具。我当时一定是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到它了,所以我又跑到储藏室去找它。它就在那儿呢,后轮着地,竖了起来,靠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的都是盒子和行李箱。它看起来和我一样的伤心。直到今天,每当我回想起那一幕,我仍然可以看到我的小红汽车。▎小红车,托马斯最喜欢的玩具,摄于1937年 离开卢布赫那后,我们在斯洛伐克的日利纳住了一段时间。一开始,我们住在城里朋友开的格兰德大酒店。我之所以记 住了那个酒店的名字是因为我和酒店的一个门童一起度过 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站在酒店的正门,按照当时的习俗,向过路的人高声喊着“格兰德大酒店”。路人经常同我交谈,有时他们甚至会抛给我一枚小硬币,让我喜出望外。后来,我们从酒店搬到了日利纳的一个小公寓。我和母亲常常独自待在家里。我父亲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找到了一份上门销售的工作,他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拜访全国各地的客户。很明显,我父母已经把他们大部分的积蓄,包括我母亲从她父母那里得到的嫁妆,都用在扩大卢布赫那的酒店以及收购他们前合伙人的股份上面了。现在,酒店没有了,靠它带来的收入也就没有了。我们住在卢布赫那的时候,妈咪从来都不需要下厨。烹饪是由酒店的厨师一手操持的。厨师是一个块头很大、气势咄咄逼人的斯洛伐克主妇,她毫不含糊地告诉我父亲,他年轻的妻子在她的厨房是不受欢迎的。可现在,在日利纳,就不同了,我很快发现,我母亲的厨艺不太好。有一次,她烤了一只鸡,但是鸡肚子里的内脏没有清理干净。结果,我父亲吃的时候,吃了一嘴的玉米,这肯定是那只鸡最后一餐尚未消化的残留物。当然,他全都吐了出来,之后,他们大吵了一架,我父亲喊道:“我以为你在哥廷根上的那所女子精修学校教会了你一些东西呢!”她立刻翻出以前他做错事的一些旧账,对他反唇相讥。当他反驳她说,这些和她糟糕的厨艺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她指责他转换话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我 很快发现,她在这些争吵中永远是赢家。而他吵到最后总是非常不服气地摇着头。有的时候,当她做了一件不想让我父亲知道的事情时,她就会让我当她的同谋。一次,她发现,她一直寻找的那块厨房抹布原来掉进了她正在烹饪食物的 锅里,她让我发誓为她保密,并且告诉我:“如果我们不说出来的话,爸爸是不会发现的。” ▎逃难途中的伯根索尔一家,1938年有一天,我父亲出城了,警察来到我们的公寓,命令我母亲收拾好家里的东西,并让她保证我们能够在一个小时内跟他们走。他们说我们被驱逐出境了,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和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我母亲抗议说,我们不能丢下我父亲离开这里,但无论妈妈怎么说都无济于事。我们被带到了警察局。警察局的房子里和庭院内已经挤满了外国人。我母亲认出其中有一些是我们的朋友。人们坐在他们的手提箱上,孩子们在哭,我感觉到大家都像我一样非常害怕。我们一到警察局,我母亲就用她那纯正、发音清晰的德语提出要求见警察局局长或者那里的负责人。她一边挥舞着一本盖有许多图章、用皮面包装的证件,一边弄出很大的响动。几分钟后,我们被带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个身着制服、体态笨重的男人,一副不太友善的样子。他用恐吓的语气问我母亲刚才吵闹是怎么回事,还训斥说,她以为她是什么人。她把证件摔到了那个人的桌子上,并用德文向他大吼:“我们是德国人!”那一刻,在我看起来,我 母亲显得非常高大,虽然她的实际身高不到五英尺。她指着桌子上那本被她称为护照的证件,继续用同样的语气说:“我们应该是你的盟友!你却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我们,这实在是太可恶了。”她要求立即带她去德国领事馆,她要抗议这种耻辱的待遇,她还警告那个警官,骚扰和平居住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德国当局会找他和他的上司很大麻烦的。“如果我丈夫回来发现我们不在家,你就等着瞧吧。”那个警官同另一名男子低声交谈了一阵,又进一步检查了护照后,忽然冲着我们微笑,并从他的办公桌后站起身来,抓住我母亲的手,用磕磕巴巴的德语一个劲儿地向她道歉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他们当然不会把在斯洛伐克生活的德国人驱逐出境的,他们驱逐的是那些外籍的犹太人和那些本就不应该被允许入境的不受欢迎的人士。他再次握住了我母亲的手,向我们敬礼,并命令一名警察护送我们回家。很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母亲的“护照”其实是德国的驾照,它的样子很像护照。她的德国护照在她申请延期的时候被没收了,因为她和所有住在德国以外的犹太人一样被剥夺了德国公民的身份。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那警察能够读懂德文,识破了她的虚张声势,她该怎么对付呢?她那时声称要找的最后一个人可是德国领事啊。我现在依然非常佩服那天我母亲表现出来的勇气、机敏和智慧,后来,在一些更为糟糕的情况下,她又多次展露了这种急中生智的性格特点。这个年轻 女子,来自殷实的、从小受到呵护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而且只受过中学教育,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机智和不顾后果的勇气,能够抓住那些对她和她家庭造成严重威胁的人的弱点,并且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呢?可那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我觉得母亲当然总是知道她该做什么啦。但是这么多年来,当时认为“当然”的事情却一直让我钦佩不已,同时也让我感到困惑,这不仅是因为她面对纳粹杀人机器时多次成功地扭转不利处境,绝处逢生,也是因为她能以一个魔术师的速度,在瞬间取得胜利。这魔法般的本事是从哪儿来的呢?虽然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是我一直都没能搞清楚我母亲所具有的这种智慧和情绪化的特殊天分到底来自何方。我只知道她具有这种天分。我们一从警察局回到公寓,妈咪就感叹道:“这次我们很幸运。”但是随后她又补充说:“他们还会再来的。”并开始寻找我父亲的手枪。那是他在卢布赫那的时候买的,是用来吓跑狐狸和其他动物的,因为它们有时会往我家酒店木棚子后面的鸡舍里钻。我母亲找到了那把枪,她告诉我,我们要偷偷地把它扔掉,以防下次警察再来的时候找到它。她非常谨慎地拿着枪,把它放入一个纸袋子里,并告诉我不要碰它。第二天,我们走到河边,把枪从一座桥上扔进了水里。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参与了这个高度机密的行动,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我父亲回来得知母亲已经把他的枪扔掉后,十分生气,但是晚了,说什么都于事无补了。 几天以后,我的父母做出了决定:斯洛伐克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是该离开这里的时候了。他们预料,在斯洛伐克的这部分地区,对犹太人,特别是对外来犹太人的骚扰将会变得更加严重。我父亲也担心他自己可能已经上了盖世太保的通缉名单,如果警察再来,他们可能会逮捕他并把他交给德国人。但我们又能去哪里呢?这个问题我曾经听我的父母小声地议论了一遍又一遍,这通常是在他们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的夜间进行的。最终,他们决定去波兰定居。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可能会被允许进入的唯一国家。而且,在那里我父亲可能会获得英国签证,因为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英国机构曾经向他许诺过,那样我们就能够作为政治难民前往英国。 ▎托马斯·伯根索尔被誉为“集中营医院中的天使” 不久,我们就踏上了去波兰的路途。我们花了好长时间也没能走多远,因为我们被困在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无人地带。从这边的边防哨所到另一边的边防哨所,中间相隔的狭长地带大约有五十码宽。两国的边界是由一条穿过一片空地的土路连接起来的。土路的每一侧都有一条很深的大沟。波兰边防哨所在土路的一端,捷克的哨所在路的另一端。只要我们抵达波兰边境,波兰的哨兵就会命令我们返回到捷克那边。而回到捷克边境,捷克哨兵又不让我们重新进入。就这样,几天时间过去了。我觉得,这条五十码长的路似乎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长度,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提着拖着行 李箱,从土路的这一头到另一头,来回走了很多遍,而且边境哨兵还不停地朝着我们大喊,让我们不要再过来了的缘故吧。我们肯定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且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依据波兰1938年颁布的法律,我父亲很可能已经失去了他的波兰公民身份,因为该法规定,所有离开波兰五年以上的波兰籍人士,其公民身份一律被取消。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此之前已经取得了德国国籍,即使是这样的话,他也会像我母亲那样,在纳粹剥夺定居国外的犹太人国籍时,就已经丧失了。作为无国籍人士,一旦踏入无人区,我们将无权进入波兰,也无法再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每个白天和黑夜,我父亲都会等待着波兰边界那侧的哨兵换岗。只要他看到新的波兰哨兵,就会带着我们到哨兵室,声称他是一个波兰人,要求允许我们进入波兰。但由于他不能提供有效的文件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哨兵总是命令我们返回到捷克边界。就这样,我们不分白天黑夜来来回回地走了不知多少趟。我们睡在两国边防哨所之间那条土路毗邻的空地上,或者大沟里。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哨兵会允许我们睡在哨兵室的等候室里。虽然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感到很冷,但是我们却不会饿肚子,因为捷克或者波兰的农民会向我们出售面包和香肠。但是我们过境的事儿进展不大。我很累,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国家。到达边境后的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又一次被波兰人勒令返回捷克,正当我们拖着箱子向那边走 时,遇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看来德国已经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而我们自投罗网,落入了我们一直都避之唯恐不及的那帮人的魔掌中。我能感觉到,我的父母非常害怕。其中一个德国人似乎是管事的,他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我的父亲忽然用很糟糕的德语回答说,我们是波兰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了,可那些波兰人不让我们回我们的祖国。“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不让!”德国军官咆哮着。说完,他就下令两个士兵过来拿我们的手提箱。我以为他们要对我们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母亲忽然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说话。但是德国士兵只是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波兰国境线。到那儿后,他们下令波兰边境哨兵放行。“这些人是波兰人!”一名士兵吼道,“我命令你们让他们入境。你们最好不要再把他们送到我们这边来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父亲把德国人的话翻译了过去,波兰哨兵顺从地点着头。我们就是这样进入波兰的。此时肯定是1939年3月,因为德国就是在那个时候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我这时快5岁了。托马斯·伯根索尔《幸运男孩》,三联书店2016年2月本文选自《幸运男孩: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一书第一章,已获出版方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