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

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学术研讨会述评＆ 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述评 张分田 由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联共同举办的“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于1999年11月11日至13日在南开大学明珠园召开。来自各地的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研讨会。其中有史学界的耆老何兹全先生、何兆武先生及一批著名学者。 近年来，我国的历史学有了长足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一种倾向，这就是对“问题”的研究相当发展，对“主义”即形而上的问题关注较少。许多学者偏重于具体历史现象的研究，甚至有人把全部精力投放在一些琐碎问题的研究上，忽视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忽视对历史现象的理论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和概括，忽视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理论的失落，这既有对一段时期内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倾向的反弹，又有对一度甚为流行的诸如“新三论”之类五花八门的外来理论的失望。二是学术逻辑发展的需要，即弥补建国以来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当前中国史研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历史学是一门以实证为基础、以关切人类命运为主干的人文学科。具体事实的考证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实证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主要构成之一。而社会形态理论则是历史学的基础性理论。它对建构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形态理论既是大量具体历史问题研究成果的概括、抽象，又为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忽视对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的探讨，缺乏宏观的把握和理论的指导，是很难准确地认识具体历史现象的。如果没有科学的社会形态理论作指导，就难以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相互联系，抽象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规律，进而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可以这样预言，如果没有在社会形态方面提出新的见解和局有突破性的理论框架，就不可能出现郭沫若、范文澜、陈寅恪一类的大史学家。社会形态理论还关系到对人类社会发展总进程的认识。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国情和发展前途，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五、六十年代曾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由于受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其时代局限性相当明显。改革开放初期，史学界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理论，充分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并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观点。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新进展，也为从新的高度认识这一问题，建构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可能。从学术内在的逻辑而言，对“问题”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深入到形而上领域。这几年史学研究中形而上问题的涌动应该说正是学术逻辑发展的表现。主办者共同倡议召开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在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专门就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传统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许多代表对多年来形成的一些“定论”提出质疑或再检讨。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也有分歧，有争鸣。由于涉及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较多，对一些问题的讨论未形成争鸣，论点较分散。讨论的比较集中、比较深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题目。 一、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问题 二、 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 三、关于中国早期国家问题 四、关于阶级、社会关系及农民问题 阶级、社会关系及农民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的生产方式、社会矛盾、阶级关系、农民战争和历史发展动力等一系列与社会形态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其中农民战争问题曾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的“五朵金花”之一。 阶级、社会关系及农民问题所涉及的理论问题，特别是有关阶级分析的理论问题关系重大，在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成果时，都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正如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社会形态问题最核心的是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阶级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及其分配基础之上的。现在颇为盛行的经济理论认为价值问题难以把握，财富及创造财富的要素是可以测定的，因此要以形成财富的要素进行分配。如果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那么历史上的土地是否也是财富形成的要素,是否也是参加分配的依据之一,由此而来如何看待地租的性质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无疑会引起重大的认识调整。关于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刘泽华先生也提出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社会关系与阶级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阶级概念如何与历史上的实际社会关系相结合,是否社会关系“说到底”都是阶级关系,能否把阶级分析与共同体(大至民族，小至小团体、家族)分析结合起来,历史发展动力主体究竟如何确定,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或者从两者的结合的角度来确定,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在中国古代的阶级划分、阶级分析及社会矛盾等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在是否应使用阶级分析及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阶级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他们依然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并据以解答社会形态及历史阶段的演变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以阶级分层为基础，同时又分为等级、共同体等，着重分析等级和各种共同体。有的学者则主张不再使用阶级分析方法。 关于“农民”的界定，有的学者(冯尔康)提出，传统的“农民”概念把农民等同于佃农，这是不准确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富裕农民、自由农业雇工、不自由雇工、自由佃农、近似农奴的佃户、奴婢等都应属于农民。平民地主也应算为农民。农民的共同点是:以直接种植五谷为职业;政府承认其属于“农”的身份;国家赋税的承担者。中国古代的农民长期由自耕农占主体。地主阶级内部也有等级之别，有特权地主(包括皇家地主、贵族地主、官僚地主等)、平民地主、贱民地主等。后两者不属于统治阶级。因此，以等级分析的方法代替阶级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古时代也许更清晰。有的学者(王学典)认为，“农民阶级”、“农民战争”、“地主阶级”、“剥削”等概念都有问题，都需要清洗。而有的学者(叶文宪)认为，农民不是一个实在阶级，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中国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等级社会、宗法社会。 关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矛盾问题，有的学者(冯尔康)认为，只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规定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传统认识是不准确的。地主只与佃农形成生产关系，构成阶级矛盾，而与其他农民并不构成阶级矛盾。中国古代的基本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国家与农民的矛盾，一个是地主与佃农的矛盾。国家拥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权，而其他人只有不完全土地所有权。自耕农和平民地主是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政府以户籍、赋税、教化等控制广大农民，农民则通过各种形式反抗政府的控制和压迫。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学者(晁福林)认为，过去理解封建制的本质往往不大注意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特殊的劳动力的结合关系，而是注目于封建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是存在的，但那是在封建制形成和成熟的时期，而不是在它刚刚萌芽的阶段。只强调封建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忽视了封建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质和这种关系内部的和谐性。有的学者(李振宏) 认为，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是一对孪生兄弟，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力量，不能将二者的关系，仅仅视为一种对立关系。他们既对立，又统一。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在社会地位、经济关系上的对立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立对农民阶级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社会现实。对立并不必然导致革命。有的学者(叶文宪)认为中国社会根本不是按阶级来架构的，并据以主张不使用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等概念，而使用社会矛盾、社会斗争这一内涵更加宽泛的概念。 农民战争问题，是一个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理论有直接关系的重大课题。中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及结局问题又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在以往的争论中，学者们提出的观点可归纳为四类:第一类观点认为，农民战争自始至终都具有反对封建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和地主阶级的性质。第二类观点认为，在封建社会前期，农民战争在主观上没有推翻封建制度的意图;在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第三类观点认为，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不可能具有反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阶级自觉。第四类观点认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封建，而且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修理工”。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结局问题则争论最多，分歧最大。学者们大多认为，农民战争虽没有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也有人认为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只有几位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评说和见解。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使命和结局问题，有的学者(李振宏)认为，农民阶级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物，是旧社会的代表，所以它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不是农民阶级自觉的革命行动，而是自发的历史行动。其历史使命，只是通过自身的造反行为，改善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政策，使其统治秩序由无序变为有序，从混乱走向正常，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以促进封建社会的正常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大多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少数学者则认为农民战争一无是处，它常常被人利用，只有改朝换代的工具。 关于历史创造者和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有的学者(李振宏)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剥削只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剥削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成为历史发展的形式。剥削阶级在一定限度历史时期内充当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剥削”充当了历史进步不可或缺的形式，因此，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共同创造了历史。有的学者(叶文宪等)认为，农民战争并未触动中国社会的风景线，任何战争都给社会带来破坏。中国古代非阶级斗争的各种斗争的合力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平和建设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有的学者(王先明)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了社会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他认为，“动力”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各种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理论赖以确立的前提。对此人们曾提出过过“阶级斗争动力论”、“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社会各种矛盾动力论”、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动力论”、 “人民群众动力论”、 “物质利益动力论”、“合力论”、“生产斗争动力论”和“生产力动力论”等。这些论点都值得商榷。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矛盾、生产力、科学技术等，而是劳动。从生产力和人类的起源上看，劳动是人类产生的最初动力，劳动创造了第一个生产工具，劳动还促成了社会成员互相结合及其最原始的结合形式。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而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动力来自劳动。任何一个适合时代需要的科学技术发明都是劳动的成果。创造性劳动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一般性劳动是生产力存在和延续的动力。因此，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是劳动。 五、关于中国的商品经济、市场与历史发展特点问题 社会经济形态问题是与社会形态问题直接相关的理论问题。许多学者是把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基础来看待的。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特点及其发展水平的认识，间接 或直接涉及到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其中对中国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形态及生产方式演变的认识和对中国近代化过程起点问题的认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孕育、发展及其影响问题，更是建国以来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课题之一。因此，中国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也成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关于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许多学者认为，社会形态要综合考察社会各方面，而经济形态是使历史长时段稳定的因素。他们仍然把经济形态研究作为社会形态研究的基础，并把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准。有一些学者不再把经济形态作为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标准或主要依据，他们更看重政体、家族等社会政治因素，主张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或总体方式把握社会形态。如有的学者(杜家骥)认为，以私为特征的家与以公为特征的国的结合及其矛盾性，引起国体、政体及相关制度的演化，并使中国古代经历了氏族酋长、部族政权阶段，领主分封制阶段和中央集权阶段。宋代以后国家与社会分离。 在如何分析和认识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 意见 文理分科指导河道管理范围浙江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教材专家评审意见党员教师互相批评意见 。有的学者指出(叶坦)，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是多元性结构、全方位系统，可以分为基础性、驱动性、引导性等因素。经济本身不能独立地分析、描述，如它与文化密不可分，受从事经济活动主体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和支配，而经济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人。制度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如税法的进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体系。有的学者(李瑞兰)也指出，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任何经济形式的历史发展，都受这种文化创造主体的价值观的制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社形态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形式上，还应更深入地解剖这种经济形态之所以能形成、发展的文化背景。 在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特点问题上，一些学者依然使用“自然经济”这个概念，并据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有些学者则指出，“自然经济”这个概念未必适用于分析中国历史，而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应当突破传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认识，重新估价商品经济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作用。许多代表提出应重视中国商品经济特点、功能和历史作用的研究。他们认为，以往对中国传统经济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重生产、重分配，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流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有的代表(宁可)指出，商品经济应当是探讨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中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形态的研究实际是研究经济形态，又集中着眼于生产方式(所有制)问题。经济形态研究的眼界要放宽。所有制是底线，商品经济问题、市场问题都应作为重要课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不能忽视商品经济。研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点和作用，可以反映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及其运动规律和走向。中国封建经济不只有自然经济，还必须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仅是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封建经济运转的润滑剂和驱动力。中国的自然经济是不完整的。地主经济、小农经济是商品经济形成的基础。地主经济越来越商品化，如租佃制、契约租、土地买卖等。国家赋税制度越来越有商品色彩，从征发劳役逐步发展为摊丁入亩。社会分工及随之而来的交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商品交换较之产品交换无疑更为进步。商品经济在十六世纪的欧洲逐步发展为资本主义。中国从隋唐开始的第二个商品经济的发展浪潮却没有促使中国走到资本主义。中国个体小生产农业所能投入市场的产品数量虽然整体上是大的，而因其个体性又是分散的，单位数量是很少的。这也就形成了商品交换上的一个特点:数额小而数量大。中国的主币长期使用贱金属铜。这与西方完全相反。宋以后才兼用白银，白银又不以铸币形态而以自然形态投入使用。“飞钱”、“交子”的使用不一定是商品交换发育的结果，这可能是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一种做法。中国的城市、市场、商业、对外贸易等方面的诸种特点，也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特点乃至运动规律的一种重 要反映。 许多学者认为商品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一个构成部分。有的学者(马克 )指出，从经济结构上说，封建主占有较多的土地，直接生产者很少或没有土地，大土地所有制与小生产结合，这在亚欧大陆的农业文明时代是普遍现象。“自然经济”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学来的。过去把封建经济归结为完全自然经济，这不一定正确。根据当前对小农经济的研究，小农具有谋生与牟利的双重特征。地主经济更有追求利润的倾向，会为取得更多的利润从事生产或经营。因而不能说是完全自然经济。由于把封建经济归结为自然经济，因而把商品经济视为外于封建的，是封建社会的破坏力量，它的发展会导致封建社会的灭亡。但这无法解释为何有些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与地区并未出现新的突破。可见这种思路有待修正。 有的学者(王力华)提出，考察中国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不能忽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和在此环境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生业方式和经济类型，尤其不能忽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古国，中国古代多种生业方式和经济类型长期并存的客观事实。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近代化问题，学者们的认识分歧颇大。在以往的争鸣中，就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又有战国说、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清说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化过程很早就开始了，自宋元或明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已经了有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所需要的物质条件都具备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直到1840年，中国社会的基础仍然是自然经济，近代化过程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只能是一种假设罢了”。在这次研讨会上，上述的争论依然存在。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些学者主张弃置这个论题，抛弃“中国落后情结”、“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不做这种理论判断，而着力于研究中国自身的发展过程。有的学者(何兆武)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都是“假问题”。是“萌芽”就应能开花结果。如果几百年都不能开花结果，就不能算萌芽。否则历史上的萌芽就太多了。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以西方为坐标的。近代化的内容主要是近代科学以及近代思想、近代社会条件。有一个因素渗透了整个近代史，这就是近代科学。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是最活泼的因素。其他一切都围着它传。有了它然后有相应的思潮，又有相应的制度。这是所有国家普遍适用的模式。 一些学者依然关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的学者(陈志强)指出: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也应考虑国际环境因素。资本主义的产生需要一定有的物质积累为前提条件。当古代世界农业发展到形成地域市场时，在汇集了 相当丰富财富和生产力的中心城市必将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就中国古代而言，物质积累的两个基本方面，即物资产品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宋代都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基本前提条件。然而成吉思汗发动的征服战争使亚洲和东欧遭到彻底破坏，摧毁了这个物质基础。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中古时代远比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落后的西欧也正是在此期间后来居上的。 关于对中国传统经济内在发展动力和交换经济规模的估价，学者们有明显的分歧。有的学者(何兹全)认为，依据许多历史记载，战国秦汉时期交换经济、城市经济约占40%左右，不能简单讲“以农立国”。当时交换经济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影响全社会的生活，影响历史走向。魏晋时期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城市经济的衰落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有的学者(马克尧)则对有关历史记载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不同意战国秦汉时期交换经济已相当发达的估计。 一些学者明确提出，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开始了近代化过程，明清时期的 经济发展水平乃是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和起点。有的学者(许檀)主要从市场发育、商品流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在明清时期的发展水平、发展轨迹和发展动力问题，并指出这个时期中国传统经济仍有内在的发展动力，其最具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发展，应是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的逐渐减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加强。这与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其中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商业城镇的发展和农村集市网的形成是这一市场网络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这一市场网络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市场机制的逐渐形成过程。它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经济正由传统形态向新的形态发展。1840年只是一个政治性历史界标。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网络体系，而是利用了中国既成的市场网络并进行了某些改造。对这个估价，有的学者(张思)给予支持，并指出当时一些沿海地区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经商人口数量很大，商业赋税超过农业赋税。这一变化应是近代化的组成部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制度文化是近代化的重要参照系数。1840年前，中国已有很多积累，合理精神处于萌芽状态，为迈向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另一些学者则明确提出异议。他们(严耀中等)认为，依据一些调查材料，当时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很小，不能过高估计经济商品化的程度。从发展过程看，时间经历了数百年，这种发展速度和结果能否导出近代化过程值得怀疑。他们还怀疑这一估价受“资本主义萌芽情结”的支配。而有的代表又反问:提出这种疑问的代表是否也有“资本主义萌芽情结”, 六、若干争鸣与思考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还有一些争鸣和思考。这些争鸣和思考虽大多或没有集中讨论，或没有充分展开，或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有的仅讲了只言片语，有的只是提出了问题，却都涉及重大理论问题，值得今后进一步研讨。 1、关于讨论社会形态理论的必要性和目的性 会形态及历史发展阶段问题作为历史学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看待的。多数代表显然是把社会形态的演化问题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来加以研讨的。他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共同的规律或大势所趋，承认世界各地多样性文化及其多样性发展道路的背后蕴藏着可比性乃至统一性，承认差异之中有共同点，特殊性之中寄寓着普遍性，主张致力于发现对世界各地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界标、参照系数乃至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是科学的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得以成立的客观前提。如许多学者(张思等)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存在着普遍性，社会是螺旋式上升的，在一定发展阶段是可找到共同的参照系数的，而不像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是无序的、混乱的。东方与西方的近代化过程是有一定可比性的。许多学者还提出了自己的适用于东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界标。总之，多数学者是把社会形态问题作为史学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看待的。 而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思考、困惑或质疑，乃至提出否定性的见解。他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何兆武等)社会形态问题虽有其学术意义，但是不是一个“假问题”(与此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是“假问题”),(许多人)什么是历史规律,历史究竟有没有规律,历史学的任务究竟是寻求规律性，还是寻求不规律性，拟或仅寻求描述性规律、概率性规律,(王学典、常金仓)世界各地的社会历史有没有可比性,(常金仓)社会发展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有的学者(吴英等)认为实证研究不产生规律。描写历史要有工具，而社会形态理论都是归纳性概括，不是一种规律。有的学者(王和)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地域的人类社会都必然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其中相当的原因不是由 于自然环境，而是在人类社会内部。有的学者(常金仓)更明确提出进化人类学已然终结，历史分期向来是一个历史哲学的研究策略，它产生的是信仰而非知识。历史分期是历史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科学问题。凡是试图为历史划分发展阶段的学说，必定以社会发展单一模式为基础。如果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历史便会失去可比性。既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划分历史阶段，这是逻辑上的混乱。这表明，一些代表对深入讨论社会形态及历史发展阶段问题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或否定。 有的学者(李瑞兰)提出了讨论社会形态问题的终极关怀问题，即在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得出新的结论时，我们将在何种意义上将这些结论运用于中国今天社会发展道路即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呢,离开这一终极关怀，我们的讨论的现实意义是否会减色, 许多学者提出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而其理解或侧重点显然有所不同。一些学者(孙立群、袁定基、王学典等)指出，制约史学理论深入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建国以来，有些史学工作者热衷于为眼前的政治形势服务，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史学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当政治上出现偏差或错误时，史学研究就随之出现偏差或错误。相对于经济学、法律学甚至政治学，史学受政治因素的制约、影响和干扰尤为严重。他们有的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应是多元的，有的呼吁唯物史观学派应重新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有的主张史学为全民服务，有的提出史学理论和解释体系多元化。有的学者还对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的提法表示质疑。 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的历史学，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至少就其总体而言，历史研究，特别是史学理论往往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往往内蕴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乃至对未来社会的揣度。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的过去时，它具有极强的历史感和超然性。然而为现实服务又是一切学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历史学不可能例外。其实历史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现实感极强的的学科。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何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对这类问题的解答有很大的不同，有关的争论或许会长期持续下去。借用一些学者的发言，可将当务之急归纳为两点:一是鉴于历史教训，必须切实贯彻“双百方针”，推动学术讨论充分展开，使真理越辩越明。二是史学工作者本身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把冷静客观的思考和追求真理的激情结合在一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结合起来，力争创造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框架。 2、关于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 历史科学的发展呼唤理性思考。这是许多学者(主要依据第二组讨论情况汇报)共同的心声。他们认为，实证研究应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历史学科是一门实证性学科，但实证性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不能不进行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和提炼。历史学不仅是实证的事业，也是诠释的事业，实证与诠释对于历史学来说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缺一不可。不仅历史学科内部需要有自身的理论学科，而且一个人的具体研究也需要理性思考。对历史的整体性、结构性、长时段的宏观研究，永远是历史学最有魅力的诱人课题，也是提高历史学整体研究水平所必不可少的。(庞卓恒等)在人类历史进程即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历史学再退回去走流水纪录或单纯考释的老路，就不但要遗笑子孙，在当代也要沦入可笑的落伍者地位。不能解释历史的规律性而囿固在史料考订和史事罗列的历史学是“假历史”。(马克 )现在是缺乏理论的时代。近年来，经一些媒体的炒作，“国学大师”越来越多，蛊惑青年，影响学风。(常建华)历史研究的题目很小，有的虽可以小见大，而对历史学最有魅力的总体性、长时段研究却很少。现在重新提出重视理论问题，重视社会形态理论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王学典)十余年来理论研究的沉闷，已经影响了历史学的发展。 有的学者(许檀)认为实证是史学研究的精髓，应从实际出发，能架构什么就架构什么。有的学者(叶坦)主张只从对象中抽象局部理论，不要抽象大的理论。有的代表认为历史无法使用完全归纳法，不能寻找规律，充其量只能探索概率性规律。 许多学者(何兆武、常建华等)认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理论与材料，都很重要。他们主张实证研究必须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局部的、点的研究有助于理论概括，但不等于理论概括。微观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进行新的总结，建立新的框架。理论研究的长处是对历史提出总体性看法。没有这种理论的升华，没有总体性的把握，许多实证研究也很难深入。 许多学者(陈启能等)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形态理论，而又十分重视具体问题的研究。他们不仅主张“从具体上升为抽象”，而且主张“从抽象上升为具体”， 认为只有依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发展理论的任务。一些代表还列举马克思等人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言与行，对以公式来剪裁历史做法和注经式的学风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3、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 与会学者对一段时期内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大部分学者不同意将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普遍适用的历史规律。一些学者还对经典注释式的学术方法提出质疑乃至批评。如果唯物史观学派的确面临危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确已成为问题的话，那么以往几十年的研究还有没有意义,如何对待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外来的社会科学理论,这是人们论及较多的话题。 许多学者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对欧洲历史的概括和抽象，不能用来剪裁中国的历史。以教条化、简单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便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了。(陈启能)否定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抛弃马克思，更不是否定历史的规律性，而是要继承其精华，掌握其精神实质，彻底摆脱教条主义。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历史实际。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应该从中国自身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以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来把握中国的社会形态。 许多学者(主要依据第二组讨论情况汇报)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应受到尊重。(张国刚等)这一理论是继承、总结当时的社会科学成果，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不仅是学术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而且对当时及现代的社会科学也有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有的学者(王力华等)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在运用于中国历史时有不少缺陷，但它目前仍是体系最为完整的一套成熟的理论。许多基本思路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要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代替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缜密的理论抽象。 有的学者(何兆武、李振宏、马克 等，主要依据第二组讨论情况汇报)指出，从学术发展演变看，中国唯物史观学派的诞生完全是中国学术史自身发展、演变的逻辑结果。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有传统的学院派和新兴的“进步史学派”。其中唯物史观学派占绝对优势地位。当时学院派只在少数学者中流行，他们(王国维、陈寅恪等)的书看的人很少。在国民党统治下，“进步史学”取得这样的地位完全是由它自身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法国的“年鉴学派”与中国的唯物史观学派同步产生。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这两个史学流派如出一辙。它们力图使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都是对以考证史料、编年纪事为学术宗旨的传统史学的反叛。人们往往把运用唯物史观去研究历史看成是一种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特别是在这个学派诞生之初并不是这样。它从本质上是一 个理论学派。这个学派以经济为出发点考察历史运动过程的基本立脚点。它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等。这些宝贵品质使它赢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我们应该寻找唯物史观学派在学术史上诞生、发展和长期存在的根据，使它的宝贵品质得到发扬。许多学者在发言中提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唯物史观的问题。 许多学者对长期以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给予肯定。他们(马克 、庞卓恒、李振宏、王学典等)指出，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探讨，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来“劳动发展史”和劳动者“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的脉络，使先秦至魏晋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大体揭示出来。关于农民战争的争论推动了对历史上社会下层民众的研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史并非一片空白。现在学界的许多人在列举“国学大师”并绘制现代中国的学术地图时，让“国学派”或史料考订派占据中央及大部分位置，这显然有欠公正。 有的学者(王学典)提出了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的问题，认为包括社会形态问题在内的“五朵金花”的讨论都是具有部分学术色彩的意识形态命题，本质上不是学术命题。这些命题背后都有明确的现实政治诉求。一旦离开其话语背景，它们能否成立都是问题。这种话语系统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质疑与反思。然而应该看到，这一系列论战、讨论本身又的的确确蕴含着不可抹煞的学术意义。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一定时期内被纳入政治的轨道，但仍具有真实的学术内容。而唯物史观学派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为自己重新立法，在原来的意识形态命题内部拯救出其学术内核。一些学者(马克 、许檀等)对这种估计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大学派。尽管唯物史观学派的一些论题有偏差，然而其探讨真理的思路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合理性，将来也不能推翻。 许多学者(马克 等)指出，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概念、范畴、规律，当初主要是从欧洲狭小地区、短时段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往往缺乏普遍意义。这妨碍我们从世界范围内对社会形态做深入探讨。(张国刚)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为中国史研究所吸收以及怎样从理论与实践两各方面认识作为一种区域研究的中国历史与主要以西方文明模式而发展出来的社会科学解释系统之间的契合与非契合关系问题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许多学者呼吁创建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模式。有的学者(晁福林)指出，在世界中世纪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料最为丰富，应该建立中国人的符合世界历史的理论模式。有的代表主张，跳出各种外来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构架适合中国历史的理论模式。张国刚教授讲的一个思想很有代表性:当前中国历史研究不仅有理论引进问题，还有理论的“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问题。迄今我们的社会科学所使用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根据西方社会历史经验抽象出来的。这些理论并不完全具有全球意义。即使具有全球意义的理论，也有一个融会于本土经验的问题。可见，我们不仅要在实践论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实道路，而且也要在认识论上寻找解释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引进理论，反省得失，体悟本土经验，构建中国的解释体系，这是我们开展中国社会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有的学者指出，宏观理论研究的难度很大，失败的几率也很高，而其学术意义也无与伦比。建构科学的中国式的史学理论体系是一件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克有成的丰功伟业。这既需要几代人的艰苦摸索和冷静思考，又需要有“集千古之智”的气魄和胆识。经古今中外众多前贤长期的不懈努力，在社会形态理论方面形成了许多的有价值的思路。我们应当把“拿来主义”与勇于创新结合起来，广泛借鉴前人的成败得失，判断各种理论体系的是非曲直，大胆地构建更具有解释力的史学理论体系。 有的学者(陈启能)提出多年来我们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了解得太少，否定的太多。七十年代以来，外国史学理论有很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新史学的转型、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和东欧巨变给这一地区史学带来的变化等。这都需要认真的研究。许多学者同意这个主张。有的学者同时指出后现代主义反理性思潮是很危险的。 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还分别介绍了前苏联学者对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陈启能)和日本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和近代化的思考(张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