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犹太社会与“大屠杀”的国际认识
对犹太社会与“大屠杀”的国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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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1945年间,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掠夺了总价值为140亿美元的犹太人资产,。这场被称作大屠杀的空前浩劫从此载入了人类史册。战后初期大屠杀的内疚蔓延于整个世界,无论是施暴者、旁观者还是幸存者都乐意选择沉默,但道义与良知的力量很快战胜了怯懦与悲戚,无言沉默终于被打破,经过一系列的分歧与争执,大多数德国人逐渐认识到奥斯维辛同样是德国的遗产,只有直而战争罪责、建构健康的历史意识,才能推动正常化民主化诉求在德国的回归。如今大屠杀已经成为一种跨越民族、宗教,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全球性话语,成为当代世界揭示社会弊端、监督人权状况、检测文化宽容的一块试金石,也是文化认知和教育认知的核心因素’。
回顾过往70年的历史,不难看出,犹太社会在追究战争罪责、搜集大屠杀证物、开展大屠杀教育、推进大屠杀记忆等方而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直接推动了大屠杀的国际认知,不仅强化了犹太民族的灾难意识与集体认同,而且对德国的战争反省形成了极大的外部推力,也对当今世界建构[收稿日期]2015-04-09民族记忆、强化灾难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赔偿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一些犹太领袖就已经意识到犹太人应该向德国提出索赔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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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巴尔的摩会议、1943年的伦敦会议,犹太组织都积极与盟国政府讨论德国赔偿的必要性。?随着战局的不断扭转,盟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犹太领袖开始构思对德索赔的具体方案。1943年,慕尼黑犹太办公室主任乔治兰道尔提出犹太办事处的政治目标应该聚焦于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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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来向德国提出集体索赔,此后,兰道尔终其一生都在为犹太人的索赔事业而奋斗。与乔治的观点遥相呼应,西格弗里德摩西于1944年提出以道义标尺为基础来向德国提出集体赔偿,这一概念对犹太人的对德索赔具有革命性意义,因为战争赔偿"通常是战胜国要求战败国支付具有惩罚性、强制性的赔款,而当时犹太人并无国家,这种由犹太民族向德国索取集体赔偿既不适用于国际法,也无先例可循,但摩西赔;1998年,与德国政府签订协议,要求其对居住在中东欧及苏联领土上的大屠杀受害者每月支付250帝国马克的赔偿金;1999年,索赔联合会等17个主要犹太组织与瑞士银行签订和解协议,后者同意支付12.5亿美元赔款;2000年,又促使德国企业及德国政府向被奴役的劳工支付50亿赔偿金;2001年,索赔联合会代表曾到瑞士避难的犹太难民进行索赔: 在瑞士边境遭遣返或被拒绝入境的犹太难民每人获得3625美元赔款,允许入境但遭拘禁或受虐待犹太难民每人获得725美元赔款。
2004年,索赔联合会经过多年努力研究、举证,指出二战期间保加利亚112所劳
动集中营曾强迫大批犹太男性充当奴隶劳工,并要求德国政府对这些劳工进行赔偿;此外,索赔联合会从未停比要求德国承担照顾年老受害者的责任: 由于遭受各种迫害,他们在青年时丧失了受教育机会,这也间接导致其与许多经济机遇失之交臂;年老时,他们又比同龄人遭遇了更多身体问题。因而到2004年,德国政府同意支付600万欧元用于照顾年长受害者;2012年,索赔联合会又从德国政府获得1.26亿欧元的赔款。
截比到2000年12月31日,德国已经向277804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合计支付了1000亿帝国马克的赔款。此外,两德统一后,根据德国与索赔联合会签订的补充协议,另有307564名原先不符合索赔条件的大屠杀幸存者收到了27亿帝国马克的赔款(详见下初。
二、大屠杀证物的搜集与挽救
(一) 保存大屠杀档案
早在大屠杀发生时,犹太人就开始注重搜集并保存大屠杀证据。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冒着生命危险记录并保存相关史实,秘密的、有组织的犹太档案馆得以建立,最为著名的是林格尔布卢姆档案馆,它是由著名犹太学者伊曼纽尔林格尔布卢姆博士在华沙隔都中秘密创建的,旨在记录纳粹占领期间华沙隔都及其周围犹太人的真实生活: 这些档案文件不仅有男女老少的证言,也有正统派、自由思考者的记录;既有哲学家的思考,也有普通犹太人的日常琐事,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华沙隔都中犹太社会的多样性与活力。
除了关注犹太隔都内的社会生活外,档案馆成员冒险潜入波兰其他地区搜集证据、记录战时波兰状况。当大屠杀的消息传入隔都后,他们转而 2010年,来自以色列和欧洲13个国家、100多所大屠杀科研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的学者通力合作,开始从事浩大的欧洲大屠杀研究基地工程加二,以下简称EHRI'},又称世界大屠杀档案馆在线索引工程,旨在将世界51个国家、1800多家大屠杀档案馆、图书馆按国别进行分类汇总,不仅对每个档案馆馆藏文献特征、范围进行简要介绍,还提供其官网链接,任何人只要通过该项目官网即可在线接触世界范围内的大屠杀档案馆。该工程已于2015年3月26日开通入口,叼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系统,更是一个连接全球大屠杀研究人员的人力网络,通过提供奖学金、暑期学校、讲习班和研讨会等形式,EHR工正在将全球大屠杀研究者、档案员、信息技术工作者联系起来,这必将为跨学科、跨国界从事大屠杀研究创造新的平台,将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大屠杀研究社团。
(二)感恩义人 当大屠杀的真相渐渐明了之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加入到幸存者行列中提议搜寻义人下落,并对其救援行为表示感恩。1942年,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的发起人摩迪凯什哈比(M o}lechaiShenhaba?在向伊休夫提议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纪念时,就表达了要在未来的纪念馆中对高尚的、曾冒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国际非犹太三、推进大屠杀教育 建国初期的以色列教育系统不存在大屠杀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当时的主导话语是:强调犹太英雄主
义、反抗意识,将大屠杀视为耻辱。
1973年以后,以色列高等学校大屠杀教育课程越来越常态化,并设置大屠杀研究奖学金。1977年贝京政府上台后,推动了大屠杀教育的深入化,大屠杀教育的课程由选修变为必修。除此之外,以色列教育部也开始提升大屠杀内容在非正规教育中的地位,组织编写《大屠杀中的犹太活力》Clew ish V itality in the Shoah)一书作为大屠杀非正规教育的活动手册。?
四、大屠杀记忆的国际化
犹太社会推进大屠杀国际认知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开展大屠杀记忆并在国际范围内加以拓展。大屠杀记忆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过程,首先是犹太社会内部开展对于大屠杀的全民记忆,设立了大屠杀纪念日、大屠杀纪念馆等;随后经过一些学者(例如埃利威塞尔)的推动,到20世纪90年代,欧美世界纷纷成立各种大屠杀纪念馆及研究机构;进入新世纪,联合国参与到大屠杀的记忆中,设立国际性的大屠杀纪念日,号召与否认大屠杀的行为做斗争,以及制定大屠杀与联合国的宣传方案等。在犹太社会的积极推动下,如今大屠杀已成为全人类的记忆遗产。
1944年5月雅各博姆(Jacob B ohm)倡导将华沙隔都纪念日设立为犹太民族的神圣节日和死难同胞的周年纪念日,并建议为该纪念日制定特殊的哀悼仪式。到1945年9月前,有关纪念欧洲犹太人的提议已有30份之多。1949年,以色列首席拉比决定在锡安山上埋葬遭受裹读的《托拉》经卷,以及从欧洲运回的遇难者骨灰,随后,宗教事务部部长卡哈纳拉比也在此地举办大屠杀展览、组织纪念活动并成立了大屠杀纪念堂,并规定希伯来历每年提别月10日为大屠杀纪念日,传统且极具宗教性的纪念仪式在此展开,包括学习《密释纳》《托拉》以及点亮纪念蜡烛等。1951年经过多番争论,以色列官方也为保存民族记忆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设立大屠杀纪念日。4月12日,以色列国会宣布将每年的尼散月27日定为
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大屠杀这一绝无仅有的悲剧不容改写,只要人类记忆继续存在,就必须牢记这一令人耻辱和可怕的悲剧。用潘基文秘书长的话来说: 所有家庭都应永远不再遭受大屠杀期间发生的这类邪恶行为。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种族灭绝行为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