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渊明,唯取一适

师范渊明,唯取一适 北宋大文豪苏轼在文学艺术领域极富创造精神,和陶诗――即“和陶渊明诗”,就是他的一种新创,绘制了古代诗歌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这里先把和陶诗与陶诗对照起来算一笔账:和陶诗未和《命子》等15题19首,《归园田居》、《连雨独饮》、《拟古》各多和1首,《杂诗》少和1首,算下来实际和了56题108首,其中包括了“准诗体”的《归去来兮辞》,其数量大约是陶诗的85%。苏轼对自己这一新创是有充分自觉的,他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苏辙《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袁行霈先生论及和陶诗,曾说:“平心而论,和陶并不是一种很能表现创作才能的文学活动……在众多的和陶诗中(引者按:苏轼同时及身后,历代都有写作和陶诗者。他的弟弟苏辙当时就有“继和”40余首),称得上佳作的并不很多。”(《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既然如此,苏轼为什么专意做这件事呢?他写作和陶诗出于何种心态,抱着怎样的目的?这是我们阅读和研究其和陶诗必须解决的问题。 东坡写和陶诗始于哲宗元,七年(1092)任扬州知州期间,当年他56岁。此后,在惠州、海南写得更多,最后一首写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由儋州北归时,当年他64岁。次年即病卒于常州。写作和陶诗贯穿了苏轼整个晚年,诗以直白、写实或内省的笔法写成,是他在人生最后一个时期生活景况与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循着苏轼晚年的足迹,其《和陶诗》写作自然地分成了三个时期。 一、 和陶之始作――知扬州时期 苏轼知扬州时,不仅已经历了发生在神宗朝的“乌台诗案”等一系列重大人生磨难,而且在哲宗朝也时遭不虞。元,六年,刚刚回到朝廷的苏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宋史》本传),看来朝中真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年六月外放颍州,次年徙扬州。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又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诗人亟待找到一种精神依托,以应对难测的人生。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陶渊明:“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同前苏辙文)诗人明白,无论在怎样的情势下,自己都不可能如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所以在抱愧于渊明的同时,精神上尽量“师范”这位先贤,向他靠拢,“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同前苏辙文),此即苏轼开始写作和陶诗的心理动因。 和陶自《饮酒二十首》始。和诗《序》曰:“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磐薄,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庶几仿佛其不可名言者。”第一首开宗明义,统摄全局: 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如何得一适?亦有如生时。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醉中趣,空杯亦常持。诗人自知在行动上确实无法效法渊明,难以摆脱世事的羁绊,但如渊明那样追求精神之“一适”,却是可以效法的。“适”遂成为苏轼与渊明之间的心灵默契。“适”之要领,就是主观之“心”毫无挂碍,无条件地顺应客观外界之“事”,由此进入“佳处”,达到“适”的境界。结句回应诗题,表明饮酒之事本身并不真正重要,关键是体验所谓“醉中趣”,其实就是追求内心“适”的感受。这首诗可视为苏轼和陶诗的总纲。 由于在扬州期间生活得波澜不惊,所以《饮酒二十首》较少纪实成分,而侧重抒写对人生的感悟。如以小舟夜行比喻人之不得已而奔波于仕途:“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已往复何言!”(其五)由此而确定了对仕进的态度:“倒床自甘寝,不择菅与绮”(其六),“乘流且复逝,得坎吾当回”(其九)。草席也罢,绮被也罢,躺下去就能睡得香;能进则进,遇到障碍就折回来。不管遭际如何,全都能顺应,以不变应万变,保持内心“适”的状态。 二、 和陶之继续――惠州安置时期 苏轼知扬实际时间仅半年,遂即还朝,迎来了仕途上最为辉煌的一段经历,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礼部尚书。然而好景不长,次年即因朝政变化,不得不乞补外。绍圣元年(1094),遭御史弹劾,经三改谪命,被贬到岭南的惠州安置。58岁的诗人在短时间内经历了这次大起大落后,进入了艰辛备尝的人生最后一个时期。如果说苏轼在扬州和陶《饮酒》尚属一时兴起,那么,其在惠州之和陶则形成了完整的写作计划:“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乃已。”(《归园田居六首序》)又一次陷入人生逆境的苏轼,被现实处境所驱而更加贴近了陶渊明,因而做出了将陶诗“尽和乃已”的决定。落笔第一首,即重申了追求内心之“适”的要旨: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着孔丘,西家着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由诗句不难看出,苏轼在惠州的物质生活很困窘,连吃饭都成问题,柴米也要靠人接济。但他的心情却不赖。心情决定了他对环境的感受,觉得惠州山水优美,民风淳朴,实在是个令人羡慕的好地方。这与陶渊明原诗对故园的赞美态度完全一致。此中奥妙,即“我适物自闲”,主观心境之“适”起着决定作用。即使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我也能自得其乐。有了这样的态度,就把握了人生的主动权。渊明这组诗本五首,苏轼有意多写了一首,来凸现自己和陶的初衷:“昔我在广陵,怅望柴桑陌。长吟饮酒诗,颇获一笑适。”既然当初在扬州一开始写和陶诗就获得了“适”的效果,“矧今长闲人”,岂不更需要把这件事做下去? 从惠州所作开始,苏轼的和陶诗有了更多的实际生活内容。尤其当诗人的现实景况与渊明当年的遭际相似时,他与渊明更有了异代相接的感受。比如,渊明在极度贫困中作《咏贫士七首》以自励,苏轼重阳节作《和咏贫士七首》,与陶诗最为切近,诗《序》写道:“予迁惠州一年,衣食渐窘,重九俯迩,樽俎萧然,乃和渊明《贫士》诗七篇。”诗人在“典衣作重九,徂岁惨将寒。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颜”(其五)的贫困之中,仍能从渊明那里得到一丝慰藉:“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其三)这里不说心之“适”,而说“手自适”,是把“适”的感受外化了,而心之“闲”恰与“适”同义。《宋史》本传载,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其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不能说其间没有写作和陶诗的作用。 三、 和陶之完成――居海南时期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渡海来到海南,居住在昌化县。“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宋史》本传),他的生活境况较惠州更为恶化。在这般处境中,更需要凭借和陶来安顿精神,这一时期他写作和陶诗也最多。初到海南,即和了《怨诗楚调示庞主簿及邓治中》: 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固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归来卧重茵,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成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这首诗对于我们解读苏轼的和陶诗也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它再次提示我们,苏轼无论遭到何种贬谪,他的官员身份并没有变化,所以诗中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但贬谪使他的实际生活状况接近归田后的陶渊明,因而促使他在精神上对陶更加靠近。诗中反思,“我昔堕轩冕”,卧在舒适的重茵上尚不能安眠,眼下在风吹雨打的破茅屋里反倒睡得香,这是为什么呢?他明白这正是学习陶渊明的缘故。自己虽不能如陶渊明一样而“归耘田”,但可以在精神上效法这位先贤,不论客观处境之“当欢”或“在戚”,都使“人间少宜适”的处境变得“宜适”了。 苏轼在海南的和陶之作中,最可注意的是当他的具体生活遭际与陶渊明相同或相近时,引起情感共鸣,在困境中借和陶以寻求精神自适的篇章。比如,苏轼始到海南,“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屋,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宋史》本传)。而陶渊明《和刘柴桑》也写到治屋,有“挈杖还西庐”、“茅茨已就治”的句子。苏轼就针对筑屋这件事写了和诗《和刘柴桑》。诗云“稍理兰桂丛,尽平狐兔墟”,可知这所屋子是建在荒野之中。房屋虽然简陋,但诗人很满足,他十分欣慰地写道:“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筑屋之举实出于被迫与无奈,现在却成了一件乐事。比如,关于农事的两首诗《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陶诗抒写参加农业劳动的感受,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苏轼和诗同样抒写亲近或参加农业劳动的感受,曰:“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休去复休去,食菜何所叹”,“聚粪西垣下,凿井东垣隈。劳辱何时休?燕安不可怀。”不仅与陶诗叙事相近,感受相通,就连声口都一样。他们都从艰苦的农业劳动中体会到了人生真味,获得了精神的充实和满足。 需要指出的是,苏轼有时对陶渊明又会有所超越。比如其《岁暮和张常侍》序曰:“(绍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予,因读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用其韵赠二子。”待客无酒,本是很尴尬的,陶诗有句:“屡缺清酤至,无以乐当年。”苏轼和诗对此表示不解,曰:“何事陶彭泽,乏酒每形言?”又转而对着两位客人说:“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没有酒也能醉,看来苏轼和陶而较之乃师竟有青出于蓝之势。他和陶的《归去来兮辞》,一方面重申了以渊明为师的初衷,但实际上也已经超越了陶,因为陶毕竟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园田可归,而他却是“以无何有之乡为家”(《序》),“我归甚易,匪驰匪奔;俯仰还家,下帷阖门”,一切都是虚拟的,一切都是纯精神活动。就在这虚拟的“归去来”中,他体会到了“均海南与漠北,挈往来而无忧”的解脱,领悟了“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的人生要义。由此他做好了“请终老于斯游”的打算,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精神之适。 然而,正如我们反复强调过的那样,苏轼并未脱离仕途,他和陶却不可能走上与陶一样的道路。徽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64岁时被朝廷招还,他义无反顾地告别渊明(当然是在精神上),踏上了北归之路,其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写道:“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信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苏轼在行动上虽然背弃了渊明,但追求自我精神之适的人生态度却是不变的,他并没有背弃自己在和陶之初就说过的原则:“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天命适如此”,一切都听任命运的安排,无所疑虑地接受已经到来和即将到来的“天命”。 虽然和陶诗并非每篇都与陶渊明原作内容相关,但总体观之,这些诗或回首往事,或着眼当前;或写为官,或写闲居;或记交游,或怀古人;或抒儒者情怀,或发仙道向往,其精神实质均不离对“适”的心境的追求。中国士人的传统人生之路是仕途经济,进入仕途,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自我,然而如苏轼一流人物又要坚持自我,这就注定了他们必定仕途多舛。和陶诗反映了苏轼在仕途中完全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在丝毫无力改变现实的境地中,转而进行精神上自我疗救的努力。他请出高士陶渊明为精神偶像,设下一道精神防线,居安而思危,临变而不惊,由此稍稍获得一点人生的主动。以和陶而求取自我精神之“适”,显示了苏轼对人生的放达态度,但说到底,不过是苏轼处世的一点智慧罢了。 (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