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历史故事遵化的抗日群众团体

抗日历史故事：遵化的抗日群众团体 遵化县的抗日群众团体，主要有青年报国会、妇女救国会、教师救国会、儿童团等。他们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周围，高举抗日大旗，踊跃开展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保护党政军领导，坚壁抗日物资、锄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等工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遵化县早期的抗日救国团体组织，其成员为社会各阶层抗日报国有志之士，主要活动在县境西部。1937年9月，在冀东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指导下，遵化县委将原来的工会、农会、救国会等，改称为遵化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分会，县委书记马子敬任主任，范子明为副主任，成员有1500多人。但此时党对群众工作尚无统一的方针、政策，群众团体只是小范围秘密开展救亡活动。 1939年11月间，赴平西整训的党政干部回到冀东，遵化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和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在城西孟家铺村召开了全县党代表会，研究抗日斗争形势，选举产生了县、区党委，会议确定的任务之一，就是继续发动和组织群众，将原来的抗日救亡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建立统一的群众抗日团体，公开进行抗日斗争。 青年报国会 1939年夏，日本侵略者为奴役中国人民，争夺占领区基本群众，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成立了新民会，强迫各村青年分期、分批到据点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思想几方面的奴化教育，从中发展新民会会员为其强权政治服务。遵化县委在孟家铺会议上做出反青训斗争的决定：一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到村向人民群众揭露日伪的阴谋；二是在城东南的芦各寨、东旧寨，城西南的鲁家峪，城西的堡子店一带，以党支部为核心，组织青年报国会。广大青年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与侵略军进行斗争。所以，青年报国会一经建立，青年们积极报名入会，很快扩展到全县各村。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月，遵化县加入报国会的青年已近万人。 为加强党的领导，遵化县委书记马子敬兼任青年报国会主任，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报国会主任是石英；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首先成立的是青年报国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是佟宇光。由县党政主要领导组成的报国会总会，设总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乡政委员、锄奸委员，负责指导全县青年报国会的工作。区报国会领导，由县政府委派或通过会议选举产生。村报国会有的由党支部酝酿组织人选，然后通过会议公开成立的，有的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号召青年报名。村级报国会根据需要，除总务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青年委员、锄奸委员外，又增加了武装委员和乡政委员，部分村庄还有工会委员、农会委员。城西一带村子的报国会委员，还颁发了委员证(委任状)。当时报国会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和教育青年参军、参战，支援抗日战争。青年报国会的纲领是：①不当亡国奴，反对青训；②积极参加抗日工作；③学习抗日理论；④不泄露抗日秘密，⑤配合主力作战。 青年报国会成立后，积极组织青年学习抗日理论，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进行民族气节、抗战勤务、文化、保密等教育，模范执行抗日政府的各项法令，领导青年采用多种办法，开展反青训斗争。鲁家峪村青年报国会召开青年大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讲明参加青年报国会是每个青年的光荣与义务，对青壮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使群众进一步认识了通过集体的力量粉碎了敌人的青训计划。 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青年报国会还开展了优待抗日人员家属、慰劳部队、救灾、代耕、互助等工作，特别是帮助政府征收粮款鞋袜，掩护伤员，成为党和政府的得力助手。青年报国队还经常配合主力部队、县游击队打伏击、破交通、锄汉奸、抓特务等活动。东草场报国会根据区委书记硕本的指示，几次将遵化至东新庄的公路进行破坏，砍倒电线杆，埋掉电线，使日伪的交通、通讯时常发生故障。 妇女救国会 1937年遵化县就有部分妇女参加救国会活动，但没有一个正式的独立组织。1940年1月阁老湾会议后，随着地区的不断开辟，政权的逐步建立，广大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她们不堪忍受世俗礼教的压迫和侵略者的残酷践踏，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为抗日斗争贡献一份力量。遵化县党组织因势利导，首先在鲁家峪根据地各村成立起妇女救国会。妇救会下设若干小组，组长负责开展工作。到1940年秋后，丰玉遵联合县成立了妇女救国会筹备委员会，由范维存、高田、延生(于桥)三位同志负责。经过一年由点到面的广泛发展，全县各村相继都成立了妇救会组织。 妇救会组织的建立，对增强抗日力量起了重大作用。在鲁家峪、芦各寨一带主抓妇女工作的于桥、兰申、胡志英、范维存等同志，深入山村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号召广大妇女学习文化知识，剪发放足自我解放，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当时在妇女中流传着《做军衣歌》，歌词是：“北风起，北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妇女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她们还编演《王二嫂做鞋》等小剧目，启发广大妇女积极支援前线的工作热情，打开了工作局面。西峪村李景海的妻子，开始不愿出来参加活动，当学唱了歌曲，看过节目后，主动找妇救会主任云伶要任务，每次都保质保量提前完成。西峪村妇救会30多名妇女，每月做鞋袜100多双，都能按时完成任务。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全县妇女为部队做军鞋39万双；军衣、军被8.5万件。 妇救会的另一大任务是护理伤员。在鲁家峪根据地，冀东军分区卫生部设在东峪，伤病员源源不断地送来，仅200多户人家的山村，有时住有五六百名伤员，有的户要护理几十名伤员，可以说人人是护士，家家是病房。妇女们烧水做饭、站岗放哨、浆洗衣服，对伤员像照顾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妇女们把从家人嘴里省出的细粮和鸡蛋，想方设法地为伤员调剂伙食，有时一夜做五六次饭；对生活不能自理的伤员实行特别护理，如东峪村妇救会小组长娄玉玲，为一个被炮弹炸伤骨盆的伤员接屎端尿30多天。许多重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治疗，轻伤员很快重返前线。 在妇救会的启发教育下，不少妇女为掩护干部，舍生忘死。1940年的一天，王常明县长和几位同志在五区八户庄开会，拂晓时被日伪军包围，全村男女老少被围到大庙前广场，强迫群众认领家人，当王常明等人被叫出盘问时，妇女们挺身而出，有的认作丈夫、有的认作儿子，将王常明等30多名抗日同志领走。这类保护抗日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在遵化县不胜枚举。 妇救会不但团结教育了广大妇女冲破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改善了婆媳、妯娌关系，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而且在动员亲属参军、完成抗勤任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抗日斗争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妇女骨干分子，党组织及时把她们吸收到党内，如西峪村妇救会主任云伶、北峪的李月兰、东峪的梁会民、辛义芬、鲁家峪大庄的石玉兰等几十名优秀分子，都先后加入了党组织，有的脱产当了干部，成为基层抗日骨干力量，并为其他地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优秀妇女干部。 教师救国会 1939年春，日伪当局集中训练中、小学教员，推行伪满洲国出版的奴化教育课本。为了粉碎侵略者的罪恶计划，遵化县委为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教育界团结知识分子一道抗日，在孟家铺村公开的建立了教师救国会，主任是冀光(孟寿田)，王景福为组织委员，云光为宣传委员，县委书记马子敬、县长王常明(兰小川)到场祝贺。这一抗日群众团体，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发展了许多党员，扩大了抗日力量。 教师救国会的建立，为教育界人士参加抗日活动创造了条件，许多教师纷纷入会，在教育战线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2月，伪县政府在省立五中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进行集训，搞反动的宣传教育，妄图奴化下一代。遵化县县长王常明指示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的共产党员孟寿田、黄瑞阁等同志，向进步教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服教师们采用请假、晚去、溜号等办法抵制集训，致使被迫参加集训的大部分教师也敷衍了事。当时八路军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姜林，也组织遵化县东北部小学教师抵制日伪集训，从而使日伪当局的集训目的没能达到。 抗日政府为抵制敌人的奴化教育，使根据地内的广大儿童接受抗日救国教育，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教师救国会成员或进步教师以当地乡绅的名义，报请伪县政府拨款办学，这样就形成了伪县政府出钱，在根据地名正言顺的公开办学。通过这种手段，芦各寨完小，南岗高小、玉皇庙高小等几所学校，都先后获批准恢复开学。这些学校的恢复，不仅使附近许多学生免于失学，而且使抗日党政军和烈士的子女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师生们为应付日伪来校检查，将伪县政府颁发的奴化教育课本放在外边，实际学的是晋察冀边区编写的抗日课本。环境紧张时就将课本隐藏起来，到晚上再分组悄悄学习，教师巡回辅导。有的教师救国会成员用伪县政府颁发的“公民”课本，以革命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反动内容进行批判，使学生从小接受革命思想教育。芦各寨完小还成立了儿童团，为抗日工作人员站岗、放哨、油印宣传刊物，后来不少学生成为领导干部，这些学校为支援民族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儿童团 儿童团是在青年报国会建立之后，以行政村为单位组建的少年抗日组织。团长大都由全村团员大会选举产生或由青年报国会指定，下设小队或班，每小队几人到十几人不等，有队长一人。儿童团成员都是十几岁的男女儿童，大部分是在校小学生，受青年报国会和教师救国会领导。其纲领是：团结当地各阶层儿童，努力学习抗日救国的知识与本领，拒不接受奴化教育，积极参加对敌斗争的有关各项活动。到1940年底，遵化县儿童团组织已普遍建立。 儿童团激发了少年儿童参加抗日支前活动的积极性，他们主动配合青年报国会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学唱抗日歌曲，保守抗日秘密，武器大都是红缨枪、木棍等。有时还通过儿童团了解和监视一些可疑分子以及日伪活动情况。1940年春，城西大曹各寨有个小学教员，经常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说什么“共产党不好，黨（繁体）字是堂字头，黑字腰，永远是黑暗的；日本是日头的日，根本的本，离开阳光这个根本谁也活不了，日本比共产党好”。用这些话向儿童灌输亲日奴化思想。学生们听了这些话，觉得不对头，通过儿童团长向抗日政府做了汇报。经过调查，原来这个教员是遵化新民会派遣的情报员，以教师身份做掩护，进行特务活动。由于儿童具有较高的警惕性，这个暗藏的汉奸还没站稳脚跟，就被抗日政府处决了。 农会与工会 1938年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时，在遵化县东草场等村子成立了新农会、工会组织，当时抗日政府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新农会这个公开组织来完成的。随着抗日民主政府和各种群众抗日团体的建立和发展，到1940年，遵化县中心区芦各寨、鲁家峪、东草厂、洪山口、小厂、铁厂、旧寨等村，先后都成立了农会、工会组织，组织成员大都是雇农、佃农，对年龄较大的又组成老头队。成立这一组织的目的，就是将贫雇农组织起来，启发他们敢于争取自我解放，当家做主，对剥削阶级开展斗争，以利于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农会、工会组织的成立，团结教育了广大贫雇农民积极支持和参加抗日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各项政策。通过开展丈量土地，查黑地活动，查出了不法地主多年侵占和隐瞒的大量黑地，仅亢港、东草厂两村，查出黑地200多亩。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使部分地主主动增加雇工工资，减收地租，因而调动了广大贫雇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对支援抗日和参军参战，也起了很大作用。为1943年遵化县开展减租减息、雇工增资的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敌伪军工作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地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依靠我们的作战，而且依靠伪军的瓦解。”晋察冀分局领导彭真同志也指出：“由于冀东敌我力量悬殊，对敌伪军工作应提到非常重要地位，以降低敌伪对我进攻之决心或对我取消极态度。” 因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日军在遵化境内所驻之兵，差不多是冀东总兵力的七分之一；其中各类伪军约占总兵力的89％，基于这种状况，广泛而有效地开展敌伪军工作，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战略措施。故此，根据冀热边特委“在冀热边，敌军兵力大于我数倍，敌伪军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将来反攻时，如有强有力的敌伪军工作，会有决定性作用，应立即提起全冀热边党的注意，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这一工作”和“各级党委可设敌工部，由一名党委任部长……”的指示精神，各联合县委先后成立了敌工部。当时任敌工部长的分别有： 丰(润)玉(田)遵(化)联合县：康明任部长 蓟(县)遵(化)兴(隆)联合县：曹致福任部长 迁(安)遵(化)青(龙)联合县：安乐群(兼)部长 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田塞兼任部长 承(德)遵(化)青(龙)联合县：田塞兼任部长 遵化县：郑旭兼任部长 根据“争取伪军组织，以便在将来促其反正，现在着重于争取其帮助、不坚决反对我们，以达到孤立日军之目的”的敌伪军工作总方针，冀东地委制定了：战略上以破坏日军“以华治华”的侵略阴谋为目的；战术上以打入、瓦解、争取为原则的政策和策略。为了打好这个没有战线的特殊战争，动员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在复杂的环境中，采取多种手法，因敌制宜，分别对策，积极稳妥进行实施。工作开展以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巩固和发展冀东敌后根据地、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起到了其他战斗形式所起不到的巨大作用。 遵化的日伪驻军情况 日伪驻军数量 冀东是日军侵华大本营伪满洲国通往华中战场的大陆交通线和占领全中国的军事跳板，而遵化地处伪满洲国西南边境线，是日军确保伪满洲国战略要地的重中之重，即使在向南扩展占领区后方空虚的情况下，仍设重兵驻守，不包括马兰峪特区的驻兵，粗略统计驻有日军： 六十七旅团一个大队； 冈部部队的一个骑兵大队；渡边大队；独立第八旅团一部；热河西南防务司令部的一个大队；战役宪兵一四一四大队；战役宪兵一四一七大队一部；共约3000人。 驻有各类伪军： 治安军：第三集团；第四集团；第一零一团；独立第十三团；第五集团的第十团。共8个整团约1万余人。 满洲军：第三十四团；第三十五团；满洲讨伐大队及下属11个相当营的讨伐队将近1万人。 杂牌军： 警备队及下属10个中队；反共自卫团总团1个，区团14个；县特务大队1个。约4000余人。 遵化县境内158个据点或炮楼里的2.63万人左右的驻军中，伪军多达2.35万多人。因此，遵化县的敌伪军工作是相当艰巨的，同时也更具有战略意义。 敌伪军内部情况 掌握敌人的结构成份和各层次人员的思想基础，激化或利用矛盾，是开展敌伪军工作的前提和手段。 1.日伪军官兵之间有矛盾。日军官兵和伪军官兵之间，虽然狼狈为奸地集结在一起，但彼此之间同床异梦，表面上协作，士兵心理上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相互之间潜伏着矛盾。在历次扫荡或围剿中，日军始终让伪军挡头阵，当作牵制八路军的工具或牺牲品；在治安军营以上及警备大队部，编制上都配有日军教官，直接指挥、控制和监督伪军的行动。从这两种做法上看，伪军只能无条件服从驱使。如东双城和别古寺战斗，在八路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伪治安军曾有投降之意，但因有日军教官督阵，不得已而做困兽之斗，这样，伪军官兵虽不敢违背日本长官的命令，但内心的反感却在加深着。再有，相当一部分伪军官兵，也逐渐看清了日寇必然失败的结局、忧虑到自身的处境，既苦恼又难以摆脱，情绪极为消极。这种现象，有利于我们敌伪军工作的开展。 2.伪军番号之间有矛盾。治安军、满洲军、警备队和特务之间，不同兵种和隶属番号之间；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由于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待遇不同，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如：治安军中保定讲武堂毕业的上层军官和齐燮元办的清河军校毕业的中、下层军官之间，前者是效忠日军的顽固分子；后者则有着抗日意识；满洲国际警察和普通警察之间，前者是日本人精心挑选、重点培养的铁杆汉奸，备受重用；后者则没什么真正地位可言。至于正规军和杂牌军之间，存在的差别和矛盾，就更显而易见了。这些矛盾，对我们做敌伪军工作具有不同的利用价值。 3.伪军士兵有厌战情绪。伪军士兵中，除个别是甘心投靠日寇的民族败类，大多是被抓的壮丁，或因生计无着而错投军门的农民，当兵只是为了混碗饭吃。他们待遇低下，备受日本官兵和伪军官们的歧视和欺压，是伪军中的最底阶层，是作战中的马前卒和炮灰。所以，在执行任务中，往往消极抵抗或口出怨言。特别是由本地人组成的警备队、警察和区团等下层人员，亲眼看到日军杀害无辜的残暴行径，更容易联想到自己的亲人，又只能把仇恨埋在内心深处，因此，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极浓，参加战斗只是被迫敷衍。这种情形，成为做敌伪军工作的良好机遇。 多渠道、有针对性地分化、瓦解、争取伪军 打入伪军内部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遵化县委XX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级敌工组织，根据不同情况，派遣胆识过人、精明强干而又立场坚定的抗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巧妙地开展敌伪军工作，使敌人防不胜防，从以下几方面可见其作用： 1.解救抗日军政人员。1942年冬，冀东八路军团后勤干部张振生，在执行任务时被四十里铺据点的日军狼狗追上，因带着手枪，只得承认是八路军。打入四十里铺当维持会长的周庆林得知后，通过已被争取过来的伪治安军独立十三团二营二连长朱玉荣，派其手下一名亲信班长，到正在审问张振生的日本教官面前，谎称张振生原是连里的士兵，因有疯病时常发作被开除后，还经常回到连里找吃的，见人就冒充八路军，这回偷拿了排长的手枪跑了，连里正派人到处找呢，原来到太君这儿捣乱来了。张振生听了，明白有人营救，配合着装出呆傻样子，嘴里反复喊着“我是八路军”。日本教官看不出破绽，骂了声“精神病的滚”，连人和枪让班长带走，巧妙地把张振生救出虎口。 特委敌工干部赵成、张进忠和区干部王会庭，在日伪军围剿南新城时未能突出重围，打入马兰峪新民会南新城分会的周宏连获悉后，机智地以给据点要苦力为名，将三人充作民夫救了出来。 打入王各庄据点的任广大，在一次随日伪军到东新庄一带扫荡时，见日伪军当官儿的正在盘问分区长郑玉成，一旦被带走就难以解救，忽然灵机一动，变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向郑玉成又是鞠躬又是作揖的问候不己，日伪军官惊问是怎么回事，任广大谎称是北京的某伪警长，硬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郑区长送出了包围圈。 2.筹运抗战物资。为了坚持“无人区”斗争，抗日政府把筹集到的几十驮子布匹、粮油等抗日物资，运到在长城以北的任务，交给了四十里铺维持会长周庆林。周庆林和朱玉荣经过周密策划，用明劫暗送之计，配合常胜部队通过重重封锁，把物资安全运到“无人区”。 南新城新民分会的周宏连同志，为了解决六区队的急需，竟以新民会的名义，招招摇摇地开车到唐山，买回500双胶鞋，和大批八路军奇缺的医药、电池等军需品。 八路军消耗极大的武器弹药，当时除了靠部队兵工厂的少量供应外，大部分取之于敌。被地下工作者宋功争取的洪山口据点伪治安军营长王福堂，经常假借外出讨伐、扫荡之名，欺骗日本教官，支领大量的弹药或军需物资送交抗日部队。这种把日伪军弹药库变成八路军弹药库的事，在治安军里是屡见不鲜的。 3.借敌之手锄奸。伪满洲国特区马兰峪的伪职人员，大都是经过日军精心挑选和训练的铁杆汉奸，效忠日军最坚决、也最难对付，成为抗日政府的一大隐患。身为伪满国际警察的地下工作者李建华，利用日军在这地区施行的“怀柔政策”，将山口守备队一个强奸妇女的伪军班长抓住，直接扭送到东陵管理处日本处长广赖跟前，称其破坏皇军的“亲善”政策；广赖审问属实，为了收买人心，表现日军对中国老百姓是“真亲善”，下令将其处决。 南草场警察所长刘秀石，是日军一条忠实走狗。地下工作者发动辖区里真心向我的乡、保长们，大张旗鼓地给他送礼，然后再让群众告发他敲诈民财，损害了大日本皇军的形象，逼着广赖传讯乡、保长“核实”，撤销了刘秀石，解除了一个抗日政府的心腹之患。类同此例被除掉的还有马兰峪警察署长庞志余、惠大村警察署长赵柯成、南大村派出所长任柱彪等。另外，汉奸卞方舟、大特务石兰亭、翻译万瑞金等，都是利用日军伪善的“怀柔政策”，以敌手割敌足的方法锄掉的。 4.提供军事情报。1940年某月，任广大及时传出王各庄据点日军队长小斋夜袭刘备寨驻军的情报，八路军在途中设伏，歼敌大部。 被捕后编入特务队的郭铁民同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利用与宪兵、特务们经常接触的机会，搜集、传递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使八路军有准备、有计划地一次又一次挫败或打乱日伪军的军事行动。 5.组织伪军反正。马兰峪南草场警察所的李建华，针对周围警察大部分是本地人，有乡土亲缘关系的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先后争取了赵玉山、赵景山、曹士林、邵宝山等9人，又通过他们联络驻东沟村的警察署、和驻南大、惠大、定小警察所及东陵管理处等许多警察，在日伪军内部扩大抗日力量，不断粉碎日伪军各种阴谋。日军察觉后，1941年5月日，在将要对他们采取措施之前，救出10名被抓的抗日骨干，30多人一起拉出营盘，转移到XX县，16日化装成日伪讨伐队智取了别山镇据点，俘日伪军80余人，在穿芳峪加入了蓟遵兴游击队。这件事发生在日军统治森严的“模范治安区”马兰峪，对特区的敌伪军极具震撼。 周庆林利用自己四十里铺维持会长的身份，与朱玉荣互相配合，做了许多有益抗日的事。后又把一个因小误被日本教官严拷而心怀怨气的排长李惠民争取过来。当该团调到唐山马家沟准备改编为工兵团时，趁军心未定之机，周庆林化装成商人，找到李惠民进行策反，胁迫二营关营长反戈一击，拉出队伍向我投诚。对唐山周围的日伪军打击相当沉重。 利用关系开展敌伪军工作 山乡变成冀东抗日指挥中心 鲁家峪，是燕山余脉南端的一个村，属遵化县管辖，是丰润、玉田、遵化三县接壤地带，南北20华里，东西18华里，其中含大庄、东峪、北峪、西峪等山村，有九沟十八峪之称。在抗战初期，大庄有四条大街，居住着七八百户。其他几个峪，多则几十户，少则几户，对外统称鲁家峪，对内则称大庄和某某峪。山村群山环绕，沟壕纵横，洞穴成行，是藏龙卧虎之地。鲁家峪的人民，勤劳勇敢，用汗水培育起来的果林覆盖着整个山村。这里，盛产苹果、核桃、柿子和红果等，群众主要依靠经营各种果木为生，一般来说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日寇侵华打破了鲁家峪的宁静，水果之乡变成了战斗前哨。 1927年春，鲁家峪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农民协会，11月初，玉田、遵化两县农民武装暴动的农民革命军三四百人住在鲁家峪，准备收缴地主恶霸刘玉梨组织的反动民团枪支，因民团预先发觉，次日拂晓包围了农民革命军的驻地，农民革命军领导人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和刘自立同志不幸被俘，被押解到XX县杀害。侥幸脱险的张明远，重新招集失散人员继续坚持斗争。 1938年夏,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时，鲁家峪有一百多人参加李楚离、洪麟阁领导的抗日联军。1939年建立了抗日村政权，组成了报国队、妇救会和儿童团。1940年元旦，冀XX区党委分委在遵化县阁老湾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鲁家峪开辟为抗日根据地。由此成为冀东中部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鲁家峪人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积极参与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鲁家峪成了冀东抗日的后方基地。在这里，先后建立起兵工厂、修理所、炸药厂、被服厂、染厂和军械、军需、粮食等各种仓库，制造了大量的手榴弹、地雷和枪榴弹，修造了大量的枪支和火炮，缝制了大量的被服、鞋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分区卫生部经常驻在这里，在该村建立了卫生所，先后治、养了160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和模范人物。东峪辛义芬家经常住有六七名伤病员，前后在她家养过伤病的就有200多人。她和她的婆母就像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地照料伤病员，给他们喂饭、端水、洗脚、接屎、端尿。她家本来生活很困难，却把仅有的一点细粮、鸡蛋给伤病员吃。辛义芬的公爹、丈夫和小叔，经常轮流站岗放哨，并在家里挖了地洞，作为伤病员藏身之处。伤病员身体稍有好转，就帮助老乡打柴、担水、做零活和帮群众学文化，所以，伤病员们康复归队时，人民群众个个难舍难离；指战员们也都表示归队后英勇杀敌，报答亲人。鲁家峪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和鲁家峪人民心连心，处处呈现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共击日寇的热烈场面。 抗日政府的报社也设在东峪，曾编印了《尖兵报》、《报国时报》、《冀东战报》和《坚持》等大量报刊，及时向冀东军民传达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因此，日寇在鲁家峪周围建立起七八个据点，包围封锁该村。但由于鲁家峪村庄大、地势险要、复杂，又时常驻有八路军。所以敌人兵力少了不敢来，即便是几百人到这里来围剿，也不敢驻在这里。 1939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带领部队来到鲁家峪开展抗日工作，冀XX区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包森、李楚离、刘诚光、张明远、周文彬和丁振军同志也时常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抗日斗争任务。 敌人三次烧杀鲁家峪 鲁家峪交通不便，只是西、南两处有大路，其他方向都是山间小路，村南的大刁山，高四五百米；村西的堡子山，高三四百米。这两座山顶上均有石头垒的一人高的石围子，据说是古代占山为王的寨主，为防御官府军的进攻而砌的。这两座山都是易守难攻的制高点，是鲁家峪西面和南面两个主要方向的自然屏障。 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李运昌司令员率领团、13团各一部住在鲁家峪和国各庄，第二天上午，驻XX县的日军由队长南木率领沙流河、朱官屯和王各庄等三个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兵分两路，从南、西两面夹攻鲁家峪。 团一部住在前大街，由一个排坚守大刁山，始终未让敌人攻上山。 13团3营住在西大街，派一个排坚守堡子山。双方激战了一天，八路军指战员击退鬼子十多次冲锋，大部伤亡。13团3营长耿玉辉同志见阵地失守，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一阵猛打猛冲，战士们冲上山顶与敌展开了白刃战，终于夺回了阵地，日伪军多次反扑，企图夺回该山，均未得逞，两处阵地共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人。鲁家峪人在枪林弹雨中，把面饼和开水送到阵地上，并负责抢救和转运伤员，对鼓舞部队的士气、保证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夜10点左右，部队冒着大雪向国各庄转移，到林头屯又与日伪军遭遇，机枪子弹在头顶上“吱、吱”直叫，有几个战士身上的棉衣都起了火，我们以猛烈的火力还击，由一部掩护，部队主力向东转移到党峪去了。 日寇夹攻鲁家峪遭到打击的第三天，一是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抓捕村干部，破坏村政权；三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驻唐山日军由米古带队，纠集遵化、玉田、丰润、沙流河、朱官屯、王各庄等据点日伪军数千人，再次包围攻打鲁家峪。 这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立在大刁山和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我立即叫高万盛通知群众赶快进山，然后，向东峪走去。此时，敌人已包围了鲁家峪大庄，开始搜查、抓人，有七八百名没来得及进山的群众，被敌人驱赶到龙王庙东的大干河套里，四面架起机枪，日伪军兵端着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数九寒天，鬼子将男青壮年集中在一起，把他们全身衣服剥光，逐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伤疤，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大雪地上达一个多小时之久，有的冻僵了，栽倒在地。 人们怒视着敌人，无人搭腔，米古走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好人大大的，谁的八路、谁的村干部？你的说！”妇女不言语，米古嘀咕几句，翻译告诉妇女，认出八路军、村干部就点一下头。鬼子押着她走遍了人群，她也未点头，米古气急了，狠狠打完妇女后，见谁可疑就拉出来，用木棍、枪托和皮鞭，毒打了30多人。刘忠顺等十几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场的群众没一个告密的。米古狂怒地抽出洋刀，恶狠狠地喊到：“你们的不说，房子的统统烧掉，人的统统赶走！”敌人穷凶极恶地分头到四条大街点火，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日寇烧着，心里都燃起复仇的烈火。 大火整整烧了3个小时，到下午太阳快落山了，敌人才撤走。全村除剩下几间砖瓦房之外，全部烧光了。我回到家里一瞧，烧落架的四间房子还在冒着烟；牲口棚里的小毛驴烧得像糊家雀一样，埋在柴火里的粮食都烧焦不能吃了，炕洞里藏的衣物，也都被火烤得不能穿了。村里乡亲和我家一样，被烧得都很惨，还烧死了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和李贵凡的小闺女等9人；经统计，敌人共烧毁房子1951间，大牲口20多头、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都被抢掠、焚烧一空。 1941年农历六月二十二早晨，2000多日伪军再次向鲁家峪进攻。发现敌情，部队立即向堡子山、大刁山和大庄部署兵力，还击敌人。战斗进行到中午，八路军撤出大庄向北转移，到白草岭分区司令部。过了半个多月，我回鲁家峪送信，见这次比上回惨得多，但这次群众接受了上次的教训，都安全地进山了。 1942年4月上旬，驻唐山日军第二十七师团队长铃木启久，纠集玉田朱官屯的日野原松市大队4000多人，对鲁家峪进行清剿、讨伐和“剔抉”搜索。从4月16日至5月2日，日伪军进驻鲁家峪的大庄和各峪达半月之久，杀害我干部、伤员和群众350余人，除了西峪的阎王峪之外，其他各峪1400多户的房屋化为灰烬。直到现在，鲁家峪的老人们说起四月大屠杀的一桩桩一件件血腥罪行，无不毛骨悚然，记忆犹新。 惨烈的对敌斗争 鲁家峪山上的燧石层中，古人开凿有许多火石洞，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大多设在里面。敌人包剿鲁家峪时，石洞里也藏过不少人。 4月28日，敌人开始搜查影壁山的石洞。敌人不敢进洞，就先向洞里施放毒瓦斯，洞里的人坚持不了，只好爬出洞外，敌人把出洞的人都抓到北峪张景森的大院内，日军小队长佐佐木，手持东洋刀，满脸杀气地坐在椅子上，对站在他身边的翻译讲了几句，翻译对被抓的人说：“说出谁是八路军、村干部，兵工厂的地址，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别怪皇军不客气！” 人群里有大庄武装班长李有凡，村干部于品丰、刘恕等人，但敌人百般引诱和拷打审问，谁也未暴露他们的身份。 “你的，村干部？！”佐佐木把大庄武装班长刘宝和从人群里拉出来审问，刘宝和沉着地说：“不是，我是教书的。”翻译就问群众：“他是不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不是！”刘宝和最后还是被日本兵用刺刀挑死了。 “谁是八路军？！兵工厂在哪里？！”翻译在人群中又抓出共产党员、村青年报国队员李有章同志。 “不知道！”李有章怒视着翻译说。 佐佐木见李有章横眉冷对的样子，示意拉到后院用刑。李有章被两个日本兵押着路过正房的过堂屋时，见锅台上放着一把菜刀，灵机一动猛地抄起来，一刀砍下了一个日本兵的半拉脸，顺势又一刀砍伤了另一个日本兵的胳膊就跑，被日本兵枪杀了。 佐佐木气得发狂了，不论男女老少，拉出来就用毒刑拷打。更有甚者，日本兵竟将北峪于长合、刘庆龙的怀孕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的场合轮奸，然后用刺刀剖腹取出婴儿挑在刺刀上作乐。人们对这群野兽恨得咬牙切齿，个个心里燃起冲天的怒火！ 因为马成金叛变，向日寇供出了八路军的后方设施、分布，村干部的情况，地形、山洞等秘密自不必说，连鲁家峪大庄前街武装班长高万盛同志脸上有麻子、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同志给母亲戴孝的细节都告诉了敌人。所以日伪军一进庄，就抓麻子、抓戴孝的人，从群众中抓出八名麻子，除两名上年纪的人外，六名青壮年麻子，其中就有高万盛，被捕之后，始终装哑巴，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都没有使他屈服。日本兵把明晃晃的战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仍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一个被杀了，但日寇仍不知他是高万盛。经过半天的灌凉水、压杠子等严刑审讯，五名同志没有一人暴露秘密。被抓的刘井春是个大个子，性子又烈，敌人对他拷打的最重，问他谁是武装班长，他总是说：“不知道！”最后，被日本兵用战刀活活砍死。其余同志也都死在日寇的屠刀下。 鲁家峪南山口的馒头山上有个火石洞，洞里隐蔽着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200多人。其中，有冀XX区人民武装部第二区队长王文龙和丰润的轩静宜同志。日本队长渡边带领几百名日伪军，逼着从义王庄抓来梁德鲁和庞永海两位老人挖开洞口，老人们不肯动手，伪军就用枪托打，二人怒骂伪军丧尽天良，当即被敌人打死在洞口。 敌人施放大剂量的毒瓦斯，不久，见有人从洞里走出来，日本兵正在沾沾自喜，不料人群中区小队长德山，乘人多混乱之机，开枪打倒面前的日本兵，象猛虎一样冲出敌群，飞快地向山下跑去，等发愣的敌人反应过来向他开枪时，已经没了踪影。 敌人在洞口施放毒瓦斯，以为洞里的人即使熏不死，饭食和水都用完了的时候，也会出来就擒。可王文龙、轩静宜和李云等十几名党、政、军干部，宁可饿死也不当俘虏，最后牺牲在洞里。 东峪鸡冠山西侧的狐仙洞，是个天然石洞，有人点着四支蜡往里钻还没有钻到头。敌人一来，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本乡和外村的几百人钻进了狐仙洞。日野原松市听了马成金的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下令日军小队长安本，带领一个排的兵力搭起帐篷驻守在洞口。 “这个洞子，人的有？”安本指着洞口问马成金。 “有，有，人的一定有……”马成金低三下四地回答。 安本命令几个伪军将洞口的石头搬掉，对马成金说：“你的进去看看！” “啊？我……”马成金顿时吓得险些瘫倒在地。 “你的害怕？”安本两眼圆瞪，用枪对着马成金。 “不，不，不怕……我去……”马成金边走边哆嗦，刚进洞口，就被分区司令部的叶奎同志打了一枪，可惜打偏了，这个狗汉奸尖叫了一声，拖着受伤的左胳膊逃出洞口。 安本让特务向洞里喊话：“出来，出来！不出来就把你们都熏死在洞里！”“……” 过了一会，安本见没人出来，就下令往洞里放毒瓦斯。一股辛辣的毒气钻进洞内，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传出洞来，叶奎和梁志民同志赶快组织人们用毛巾浸湿捂在嘴上防毒。 连续向洞里熏了好几天，60多岁的李现母亲实在受不了，钻出洞来。安本问：“你的，实话的说，洞里人的多少？八路的多少？” “知不道！”李母坚定地回答。 “啪！啪！”安本给李母两个重重的耳光。她晃了两晃，险些跌倒在地，继续说：“知不道，打死我也知不道！只知道宁肯被熏死，也不该出来！” 安本指挥特务毒打李母，打得她嘴里淌出了鲜血。李母“呸”的一口鲜血，喷到特务脸上骂道：“你还是中国人吗？！为啥帮日本鬼子杀中国人？你闻闻自己身上还有没有点中国人味儿？”日本兵、特务的木棒像雨点似的落在李母身上，李母大骂不止，最后，安本抽出洋刀刺死了无辜的老人。 敌人看守洞口整整7天7夜，向洞内施放毒瓦斯10多次。到第七天下午，日本兵见洞内仍没有动静，便逼赶着特务在前面领路，进入洞内。 因洞里活着的人，有的钻到深处，有的隐蔽在石缝里作了伪装。所以敌人只搜查到20多具尸体和两支被破坏了的枪支，便认为洞内的人全被熏死了，就撤出洞来，随后用炸药炸毁了洞口，天黑前撤出了东峪。 敌人走后，政府及时派人把洞口扒开，抢救出几十名伤员。地方政府人员和群众。为纪念这次惨案中牺牲的同志和群众，解放后，人民把狐仙洞改名为烈士洞。 狐仙洞的下边洞泉沟里，还有许多石洞也藏了好多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被日本鬼子放毒气熏死的，我妹妹和小外甥当时也被熏昏，后来被乡亲们救活。我们全家11口人，被日寇害死两人，其余大部挨过毒打，我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在鲁家峪，遭日寇杀害又何止我一家？可以说，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史，人人都有一颗复仇心！ 日伪军在鲁家峪驻剿半个月，大庄就成了日野原松市大队长的总指挥部。村里人大部分都钻到山洞里去了，敌人搭起帐篷住在各峪，我家院旁有一口深七八米的土井，冬天窖藏白薯用的。敌人把从各峪山洞里搜出的人，带到土井边上，见谁可疑就严刑审问是不是八路军和村干部？逼问兵工厂、仓库在哪里？不回答就大刀一砍，往井下一推，先后被砍死八人，没一人泄露秘密的。报国队员张俊金，也被拉到井边，鬼子刚举起刀来要砍，他猛地把身子一纵，咬住敌人的手，被旁边日寇踢下井，向井里开了几枪。张俊金身受重伤，敌人撤走后获救。日本投降后，国际法庭在辽宁抚顺审判日本战犯时，张俊金被邀请参加审判铃木启久的大会，他激愤发言，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鲁家峪犯下的滔天罪行。 日寇大屠杀，仅从4月16日到5月2日的17天里，就使鲁家峪伤亡350多人。从1941年农历正月开始，两年之内鲁家峪前后7次惨遭日寇围剿、烧杀和抢掠，共杀害我抗日军民830人，其中鲁家峪本地547人，脱产干部和战士191人，外地避难的92人，房子烧了盖，盖了又被烧，累计烧毁4000多间，物资损失难以统计。 日寇妄图用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但鲁家峪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掩埋英烈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满怀复仇的怒火，又走上了抗日战场。在革命斗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 精品文档强烈推荐精品文档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