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老板“逃亡潮”背后的困局
温州老板“逃亡潮”背后的困局
有报道说，温州市目前至少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逃跑、企业倒闭。民间高利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很可能造成倒账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
9月20日，在温州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在温州业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作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去年信泰集团仅眼镜的产值就达2.72亿元，今年1~8月产值1.25亿元。
1964年出生的胡福林，是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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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担任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副会长，并获得温商十大创新人物、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称号。
胡福林的“跑路”将温州老板的“跑路”出走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以来，有着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潮”。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之一。实际上，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从9月12日~22日，温州有7家企业老板被卷入失踪漩涡，而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更有老板因债务问题跳楼身亡。
温州老板集体“跑路”，被指向的原因大多相同――企业资金链断裂。
据称，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涉及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而这背后都牵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
事发前，49岁的郑珠菊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的法人代表，曾拿下格力电器在温州市龙湾区的总代理，此外兼营西门子、索尼、海尔、松下、TCL、LG、海信、美的、康佳等品牌电器。据悉，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其中现金1.8亿元，银行承兑汇票1亿元左右。
“‘跑路’的老板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工业园区一位分管经济的官员认为，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一定会跑。“如果不介入民间借贷，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企业资金链危机的连锁效应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而来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交给公司，形成层层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个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谓“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据了解，信泰集团董事长“跑路”后，10余家企业因此受到牵连甚至倒闭。当地颇有规模的宝业皮革因高利贷无法偿还、老板不知去向后，工厂大门口被当地法院先后贴上10张催缴欠款的传单，其担保企业大华皮革受到牵连，不久同样破产倒闭。同样在龙湾永强，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失踪，因其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而担保公司老板出逃，巨邦公司受到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元。记者赶往巨邦鞋业厂房门口，发现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其门口被法院贴上了数张通告。
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目前温州经济遭遇的资金链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据其称，该协会内部至少已经有两家担保公司因为客户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而受到
牵连。
而更严重的影响，在于破产倒闭逃跑躲债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标志性效应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就表示，现阶段的关键问题不仅是经济，还有信心的问题。
同时，老板逃跑事件不仅拖累了大批资金链上的企业，对地方经济造成重创，也带来社会问题。胡福林负债20多亿元出逃后，信泰上千员工集体讨要工资。
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也在大幅增加。据龙湾法院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以来该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692件，立案标的总额10亿元。其中9月份短短20天就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90起，标的总额近3亿元。而去年一年，该法院立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总额也只有3.6亿元。
,古老而血腥的高利贷为何大行其道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利贷这种古老而血腥的获利方式在现代经济繁华之地大行其道,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发展“求资若渴”，一方面国有银行惜贷如金。与此同时，又有相当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当这种供给与需求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匹配在一起时，遂通过高利贷这种方式扭曲在一起，也由此衍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败走麦城”的悲剧。
而这也无形中将现行的宏观政策置于更加微妙的境地。毕竟收紧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已经在楼市上逐步显现。这种时候，放一放可能前功尽弃。但如果一味地收紧，缺乏变通，是否又将把中国中小企业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须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银行厚此薄彼非只一日。这一沉疴陋习久积未改，其深层原因在于现在金融体制的僵化、保守。
另外，不仅五花八门的民间资金进入高利贷市场，连一些正规的金融机构也“越轨操作”获取高利贷收益。银行觊觎高利贷厚利，于是暗渡陈仓之事在高利贷“市场”出现。所以，未来必须堵住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进入民间借贷的管道。
据估算，东南沿海地区目前有近3万亿元信贷资金沉淀在民间借贷市场，这显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一旦民间借贷市场风险放大，将对银行信用体系构成拖累。
,民间借贷危局，救火更要防火
扭转民间借贷危局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似乎是央行再次放松货币政策，这样民间资金的价格自然会下降，企业悬于一线的资金链也会得到修复，但这只是治标的手段。况且，基于当前通胀形势，央行货币政策放松条件并不成熟。
所以，治理民间借贷乱象的当务之急是构筑政府、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的防火墙。业内专家表示，政府治理高利贷，一定要将民间借贷和政府信用进行严格的分离。
政府信用不能用来为民间借贷兜底，更不能让所有纳税人来承担救助民间信用的成本。在堵住政策漏洞的同时，放松金融管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才是引导民间借贷有序发展的治本之策。
国务院日前出台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为我国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其中，逐步扩大小型微型企业集合票据、集合债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积极稳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等融资工具，进一步推动交易所市场和场外市场建设，改善小型微型企业股权质押融资环境等等，都将从市场机制建设上疏通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血脉。(董碧水 张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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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变局”中的川企
温州市四川商会会长唐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300多家(不包括个体户)在温州的四川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文化娱乐、餐饮、制造和咨询行业，年销售收入基本都在5000万元以上，部分企业在温州也很有名气。虽然如此，但唐博表示，“它们大多数仍属于中小企业，四川商人在融资上比较保守，目前基本上都能稳住脚，没有出现极端的案例。”
不过，温州出现部分老板“跑路”后，也让四川企业家绷紧了神经，“主要担心资金链出现问题，投资开始变得非常谨慎，部分数千万元的投资项目暂停了，包括在温州、四川的三个大投资项目。”唐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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