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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第三讲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即使在今天,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提升仍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一、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
第三讲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即使在今天,经过批判扬弃和创造发展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智慧,对于人类社会的价值提升仍具有普遍意义和时代意义。一、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生活是严格按照伦理的秩序进行的,服式举止,洒扫应对,人际交往。都限制在“礼”的范围内,否则便是对“伦理”的僭越。这种伦理秩序的扩充,便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基础——家长制。家长制的实质就是用家族伦理的机制来进行政治统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为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特点是强调真、善、美统一,而以善为核心。中国文化的普遍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膝文公上》)尊道贵德的基本精神,就是强调人兽之分,突显人格尊严,以德性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因而中国人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早在孔子前,曹国大夫叔孙豹就提出过“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思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由此形成一种以道德为首要取向的具有坚定节操的文化人格。“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不改其乐,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就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本内核或合理内核。一般说来,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有两种:一是由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者由统治阶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规范;二是那些虽然未能在理论上体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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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出来,上升为德目,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奉行的习俗性规范。前者比后者更自觉,后者比前者更丰富,并且往往比前者更纯朴、更直接地体现着某个民族的品格。孔子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他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在此基础上提出礼、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诚、敬、慈、刚、毅、直、俭、克己、中庸等一系列德目。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四基德或母德,将它扩展为“五伦十教”,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法家代表人物管仲则提出所谓“四维七体”。“四维”是礼、义、廉、耻。“七体”为;孝悌慈惠,恭敬忠信,中正比宜,整齐樽诎,纤啬省用,敦蠓纯固,和协辑睦。董仲舒以后,“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成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一)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虽然它曾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并不能由此否认它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在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侧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家族生活中的亲情。“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孝悌之德的基本内容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孝悌之情的扩展就有所谓忠恕之道.“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是“仁”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忠恕之德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具体内容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忠恕之德的基础上,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者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社会生活中浓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二)谦和好礼中国是世界文明的礼义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五年》)礼同时又是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诗经》言:“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孔子更是说:“不学礼,无以立。”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就说是“礼仪文化”。“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作为 道德规范,它的内容比较复杂。作为伦理制度和伦理秩序,谓“礼制”、“礼教”;作为待人接物的形式,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礼”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之德。谦者,谦虚也,谦让也。与此相联系,有所谓“和德”。“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为“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有子言;“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庸》也把“致中和”作为极高的道德境界。“和”被认为是君子的重要品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由此和睦家族、邻里,最终协和万邦。“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三)诚信知报中国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己,诚于自己的本性。《大学》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真实无妄是天道,而对诚的追求则是人道,故“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的“诚实”,待人的“诚恳”,对事业的“忠诚”。“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孔子把它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语论·为政》“信”之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可以训练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董仲舒以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在人伦关系中,中华民族不仅有诚与信的德目,还有“报”的德性。“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中国古人早就有“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道德教训。孔于把“孝”的准则诉诸回报的情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世俗生活中是公认的美德,是“义”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强调要报父母养育之恩、长辈提携之恩、朋友知遇之恩、国家培养之恩等等。(四)精忠爱国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凝结成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这种爱国主义可以说是最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它是爱亲爱家爱乡之情的直接扩充。在中国传统道德中爱祖国、爱民族历来被看作是“大节”。虽然在封建社会中它与忠君联系在一起,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这种精忠爱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五)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礼”的精神本质上是一种秩序的精神,突出的是整体秩序对个体的意义,要求个体服从并服务于整体。中国伦理道德历来强调公私之辨,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后标准。朱熹曾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公”之核心是去私意,“背私之谓公”。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中国人历来以“廓然大公”、“天下为公”作为价值理想。中国文化中的大同境界,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公”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六)修己慎独中国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儒家把修已、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在中国伦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 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七)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十分重要的传统美德。孔子强调“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标准。孟子要求“先义而后利”,培养“配义与道”的浩然正气。荀子明确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宋明理学在把义利与公私联系的同时,又把义利与天理人欲等同,一方面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另一方面又认为“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从而得出了‘利在义中”、“义中有利”的结论。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批判了宋明理学的义利观,提出“正义谋利”,“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的仍然是“义中之利”’实际上还是遵循“先义后利”的原则。以义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孟子的表述,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境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由此形成“以身任天下”的坚贞之志,“宠不惊而辱不屈”,“生死当前而不变”。(八)勤俭廉正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又有尚俭的传统。对劳动者来说,“俭”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珍惜。孔子把“温、良、恭、俭,让”作为重要的德目,强调勤俭戒奢。老子提出为人处世的“三宝”是:“一曰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墨家更是主张“节用”、“节葬”。三国时,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的思想,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为政者来说,“俭以养德”的德,主要是廉德。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因为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清白不污,纯正不苟,为“廉洁”;能辨是非,以义取利,是“廉明”;能自我约束而不贪求,是“廉俭”。“廉”的根本是在取予之间,取道义,去邪心,严格自我约束。孟子把这样的人格称为“廉士”。法家把“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有了“廉”,便可能做到“正”。“正”体现在品格上是“正直”;表现在待人是“公正”;作为境界又有所谓“正气”。正人必先“正己”、“正心”,是为根本。“正”即是遵循公义和道德,因而又与“诚”、“中”等德目相通。(九)笃实宽厚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中国传统道德崇尚质朴、朴素,儒家虽然重视“礼”的节文,但也要求以质朴为基础。道家更是主张“见素抱朴”,以“返朴归真”为最高境界。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以“实” 为标准,反对虚伪、虚妄。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孔于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要求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耻其言之过其行”。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美德,如老实、诚实、求实、踏实、实在,形成祟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精神。在待人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人与人关系中,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为原则和原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互动中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现实生活中德化、感化、感通的实质就是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打动别人,达到人我沟通的目的。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笃实宽厚的美德形成中国民族精神的祟实性和包容性,使得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能够和睦相处,形成连绵不断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活力。(十)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在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中国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其中仁是核心,知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性。孟子认为,人格修养要达到“不动心”,即道德信念不被利益得失动摇的境界,就必须具有“勇’的品格。勇分为三种:凭力气的血气之勇;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大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就是这种大勇的体现。“毅”即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循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毅”的美德的突出体现就是养气守节,固守高尚的情操。利害当前,择善固执,抱定坚定信念,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报”,“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道,可杀而不可辱”(《礼记*儒行篇》),这都是说的坚毅、刚毅的品格还有“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遣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士节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坚毅、勇毅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与言,而在于行。“力行近乎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身体力行,才能成圣成仁。至王阳明,更是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把力行的美德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传统美德与典范道德人格一般说来,传统美德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共性,它们具有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有些德目在历史上虽然曾经为统治阶级所提倡和利用,但是,一方面要把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某些成员身上体现民族共性的那些美德相区分,把统治阶级的利用和传统美德本身相区分;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之所以用某些道德来标榜自己,正说明它们是深入人心的、最有号召力的本民族共认的美德。中华民族的十大传统美德是什么?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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