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彦散文之《枫桥泊岸》林彦-寂地

寂地 作者：林彦 一 　　寂地，在我生命里是一座地窖、一条老巷和老巷中的茶社。我把它们概括为寂地，是因为这些角落都是安静寂寞的，都在我的少年时代烙着很深的痕。 　　现在，地窖、老巷和茶社，都被时光从世上抹掉了，我在梦里也抓不到它们的影子。唯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十年前在老巷的留影。后来，照片莫名其妙就遗失了，整整九年。 　　九年后，我又莫名其妙地从一本其实是时常翻的书里抖出了这张照片。我想，这也许是命运给我的一个提示。 　　我该讲讲1988年的寂地。 　　先说说地窖。 　　 二 　　地窖是我在南浦二中念高一时常去的角落。 　　确实只是一个角落。偏在校园西角，一头扎入地底，深达三米。这里曾是防空洞，60年代备战的产物，后来废物利用，存放食堂的土豆、芋头等蔬菜。窖里有一盏灯，终年不灭。昏黄的灯光下，土豆或芋头像无数表情生动而沉默的脸。 　　1988年春，我常到这里来，也只有到这里来。这一年，父母离异，我无家可归，学业荒废，心思全锁在唐诗宋词里。终日抱着诗词，只为那是可以逃避现实的另一个世界。埋在这个茧里，苦痛可以像一杯剩茶随意泼掉。我不听课，不写作业，甚至不与人交谈，身体一天天枯瘦。 　　终于，班主任不得不把父亲请到学校来。你的孩子应该休学，他对父亲说。然后，出示一张我的乙肝病情诊断书。再然后，从抽屉里挖出一堆诗词书籍，全是上课时从我手里没收的。 　　最后，班主任说，可以把孩子领回去了。 　　父亲始终不开口。垂着头仿佛在听一个老头莫名其妙的唠叨。离婚后，他常常是这样，一半颓唐一半漠然一半醉意。他没领我回去，几乎没有认真看我一眼，临走时才淡淡地说，想回家就回吧。话里呛着一股酒气。 　　我在校园又逗留了三个月。我不再去教室，走进了地窖。世上唯有这个角落是可以任我飞翔的，这里包容我的孤傲、我的自卑、我的抱怨，让我忘记时间和地窖外的世界，去默坐，去呆想，去设计并不存在的未来。 　　在地窖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秋日咏莲》：独慕高洁不事春，冰心未染半分尘。误嫁秋风终不悔，留得青荷听雨声。 　　这首诗我念给一堆没有回声的土豆听，后来有点耐不住寂寞，找到校刊主编，郑重地把这32个字交给他。 　　校刊主编是个很帅的年轻老师，大学刚毕业，教高一语文。找到他时，一个清纯的女生正在他指导下改稿。他顾不上拆阅我装在信封里的诗，随手塞进一堆稿纸。 二十天过去了。我仔细查找了新印的三期校刊，找不到诗的踪影。于是又去找主编，他的表情竟是茫然的。先在记忆里搜索好久，毫无头绪，接着在零乱的宿舍(也是校刊编辑部)四处翻找。我提醒他说,您曾经塞进这堆纸里。他又翻稿纸,仍然没找到,倒是翻出了一双没洗过的袜子。他擒着那双袜子,有点尴尬也有点抱歉地站着,我只有无言地退出来。 时光流得很快。 杏花落了。梨花落了。槐花将落的时候，我走路也会淌冷汗。老师忙着找我的家人联系，而我每天仍去地窖，自卑加上孩子气的倔犟彻底封闭着我。我改不了孤独的习惯或者习惯的孤独，固执地向地窖走去------比如在一个细雨潇潇的清晨，雨丝里织着槐花的清香；比如在一个清风徐来的午后，风将天空擦成一整片没有任何锈痕的蓝，且把午后的声音擦得无比空寂；比如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半，清晕的月光下世界都已沉睡，只有一只金铃子醒着；再比如在一个无风无雨也无云彩的傍晚，空白的暮色里只悬着一枚红润的夕阳和一只孤雁，将天地衬得十分苍凉。这些时刻，我就守着地窖，看着春天和我擦肩而过。 　　 三 　　好多次，我还曾在地窖里碰上一个八九岁的女孩。那是个苍白如雪的女孩。她是美丽的，然而弱智，永远抱着一个破烂肮脏的玩具娃娃在校园游荡，像个梦的精灵。我知道她是食堂保管员的女儿，保管员绰号酒瓶子，只要女孩遭人戏耍或混进教室，就拽她回家踢打一顿。她对地窖比我贴得更近，时常是我到地窖时，她已经在那里，而我离去的时候，她还在那里。她从不靠近我，但似乎喜欢听我自言自语或背诗。只要我讲话，她就乖乖地坐在一堆土豆上出神。日后，我不止一次梦见一个无言的女孩和一堆无言的土豆在诗歌里飘。在我的记忆里，1988年，她是地窖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 　　初夏时节，我离开了校园，离开了地窖，寄居到苏州堂兄家里休学养病。 　　好几年过去了。当年同桌的小徐大学毕业后回母校任教。给他写信时我特地询问起那个地窖，尽管他有点诧异我对地窖的兴趣，还是如实回信说，地窖已经没有了。听说有一年冬季，一个白痴女孩挨打后躲进地窖不敢出来，谁也找不到她，就饿死了。地窖就此掩埋，里面还有一些芋头和土豆…… 　　读到这里，我把一篇开了头的小说扔到一旁，捧杯浓茶静静回顾1988年的时光，回顾我的地窖和那个苍白如雪的女孩。我想，那个坍塌的世界应该是将我人生一个歪斜的脚印，还有一个洁白得没有写上任何内容的灵魂永远掩埋了。 　　但有一种东西是不能掩埋的。 　　当我追忆一个灵魂曾囚在地窖苦苦挣扎的时候；当我追忆一个女孩在这世界只找到几句她不懂的诗，还有一个破玩具来温暖太寂寞的自己时，我知道，有一种东西的确是不能掩埋的。 　　小徐在信末说，每到春天，地窖里会冒出许多土豆蔓。一片青葱。 　　 四 　　我在苏州寄居的地方叫秋枫巷，深长逼仄，从历史深处蜿蜒而来。巷外的苏州河上卧着许多单孔石桥，桥下水色是凝固般的冷绿。这里雨很多，插过阳光的缝隙就来，淅淅沥沥，浸湿残损的石板路和爬满苍苔的白墙黑瓦，让一支探过墙头的樱桃红得就要燃烧。而燃烧也是寂寞的，老巷异常沉寂，依稀有浆声和琵琶三弦的呼应，余下是早晚几串不太匆忙的足音。 　　初到苏州，我还没有从地窖里跳出来。那时堂兄在上海做生意，我的任务是看守无人居住的老宅。除了隔壁的慧师傅偶尔会来叩叩窗户喊我帮忙浇花，除了到桥西奕哥那里借借书，再除去买菜取药，余下的时光都是剩给自己的，空空院落就终日关着我和一盆从未开花的海棠。 　　没有敲门声的日子过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突然响起笃笃的敲门声，竟一时想不出动作去回应。 　　门开了，来的是沈先生。 　　沈先生住在和老巷隔水相望的桥西。我曾在一篇散文里这样描写过他：“一个缺乏从容感的老头，走路身体前倾，伸长脖子，跌跌冲冲的，随时有栽倒的可能。”其实，那时他早已退休，没有必要如此匆忙，或许，匆忙对于他只是一个难以纠正的习惯。他每天先去苏州图书馆再折到老巷来，给瘫痪失学的男孩子平送些书籍和学习资料。 　　关于沈先生的经历，我从子平的母亲五娘那里了解到一些。做过大半生教师，有一个解放前逃到台湾的哥哥，因为这层背景，历次运动都没有逃过去，蹲牛棚，扫厕所，人到中年，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了。退休后的日子也很孤单，妻子去世，领养的儿子待他很冷淡。 　　特别费解的是他的病，不知该叫动词性失语，还是叫功能障碍失忆症，他讲话会把大多数关键的动词彻底遗忘掉。 　　例如敲门那天，他坐下来说：“前些时，就知道你的情况，很不幸的一些事，领居们都在那个那个什么着……” 我问：“谈论着？”他默想一下，点点头。又说：“你还年轻，读高一吧？比我的很多学生都要小，路还长，一味沮丧就不好,尽量那个起来,那个!”他作个昂扬的手势。　　 我猜测说：“是振作？” 　　“对的，对的，什么？” 　　“振作。” 　　“是的，振作起来，年轻人嘛。” 　　又接着说：“以前，我的学生也有和你一样的，处境不太好，后来，他们可都那个了大学……” 　　我插进来补充：“考上大学。” 　　“是啊，上大学，都考上了！”他眯起眼甜蜜地回想半天，说：“你也可以这样的。” 　　我觉得他开了一个沉甸甸的玩笑，不吭声了。 　　“你该上大学！” 　　…… 　　“你还是个孩子，还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要，只要这样，就有出路的。”他重复刚做过的手势，力度更大一些。 　　我说：“还是振作？”他连连摇头。“勤奋？”仍是摇头。我捉到一个词，问：“拼搏？” 　　“对对对,拼搏！”他说，“要拼搏，这可不是大道理，过去我的学生有志气搏一搏的，都是上了大学的。” 　　接着，他问：“你哪门功课基础差？” 　　我有点吃不消他热忱得咄咄逼人的目光，想尽快送他走，随口答：“数学。” 　　他站起来说：“好的，就从明天吧，我可以帮你那个那个数学。” 　　我估计他大概是说明天还会来，帮我补习数学。 　　第二天，他果然来了。拿来一套模拟试题，又比比划划解释，试题是他昨天特地去从前执教的高中取的，先摸一下我的数学基础。 　　这试题让我有点透不过气来，一刹那，学业的一塌糊涂榨出了我巨大的羞辱，我尤其不能接受他不容分说就把一副沉重的希望压在我肩上。 　　我把试题推还给他，说：“您就不必太费心了。我的数学基础还不到初三的程度，高一从来没听过课，您不会有耐心教的，而且我也没兴趣学。” 　　他吃惊地昂起头。“你怎么可以这样自暴自弃呢？我是有耐心的！什么事不是人做的呢！没有兴趣？兴趣也是可以那个那个的呀……” 　　他被“培养”卡住了。我也不想再帮他补充。他拍着前额苦恼半晌，终于没有想起来，叹口气，抖着手艰难收拾好试题，走了。临出门又回头说：“你还年轻，还年轻啊……” 　　我没有送他出门，甚至忘却了礼貌，没说一声再见。 　　我是真的不愿他再来。他的数学非常轻易地把我从孤独的茧里剥出来，扯回到一个不敢正视的现实里。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也过去了，他确实没有再来。 　　第三天，子平摇着轮椅来告诉我，沈先生出门被一辆三轮车撞倒，左腿骨折。据说摔倒时怀里还抱着两本书，是初三的数学教材。 　　子平来的时候，我正在给院中的海棠剪枝。听到“初三数学教材”六个字，我的手一颤，剪破了中指，一滴温热的血润在了不开花的海棠上。 　　子平问：“沈先生给谁讲初三的数学呢？” 　　没有回答。在他轮椅旁只有我和那棵海棠，还有庭院里无比灿烂而又寂寞的阳光。 　　 五 　　关于老巷，我还想说说沈老泉茶社。沈老泉是茶社的招牌也是茶社的老板。沈老板是个随和通达的胖子。茶社临河而筑，竹庐水榭，三面雕栏，紫砂茶碗和藤皮暧壶都磨得陈旧而光润。楼下时有乌蓬船划过，伴着篙橹远去的余响，就一碟观前街的卤汁豆腐干，再沏一壶碧螺春茶，看书下棋，非常陶然自在。茶社点心只有淮扬烧麦和酥饼，味道也不错。茶客都是熟人，都不太闹，午后四点多钟，棋局收官，一杯清茶喝得没了味道，一本书翻去半卷，意兴阑珊，要一份茶点可以消磨到小雨初歇，时近黄昏，苏州一天的时光就掀过去了。 　　我对茶社没有什么兴趣，不过为陪伴子平经常去去来来。子平和我年龄相近，曾经是个清秀挺拔的少年，突然间命运恶意撞了他一下，就把他的挺拔拿掉了。瘫痪后，他的性情日渐孤僻。绝食、割脉、吞药瓶、摔碎一切能拿到的东西。因为五娘的警惕，他没有死，但母亲捱不过一个秋天背就驼了。为了让儿子活得有趣一点，不时送他来茶社找人下围棋。对奕的经常是退休记者顾先生，满脸绷着严肃的麻子，棋艺大概非常平庸，要子平让一颗子。这一颗棋子的骄傲会把一个站不起来的男孩目光突然镀亮。 　　我去茶社是推子平的轮椅。因为厌烦母亲过分的抚慰，他决不要五娘去推。漫长的对弈，让我有足够的时间东张西望，去看一些平常容易忽略的风景。 　　我曾注意到五娘在远处的角落张望。她知道儿子的心情，绝不招惹儿子烦躁，就远远悬着心张望一眼，再悄悄离去。估计棋局终了，又来望一眼，但悬在指尖的棋子依然没有落下。一个不短暂的下午，一条有些幽长的老巷，她要孤独地重复七八个来回。在儿子和邻居眼里，她总是无声地笑，温润着不可呻吟的痛。仅有一回，我替子平回家取棋谱，看见她呆呆怔在客厅，半晌回不过神来听我在说什么，脸上堆着茫然无措的憔悴。两种不同的表情使我窥探到一个母亲怎样承担加倍的痛苦。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什么，也许太清楚抱怨改变不了结局。命运捉弄人的时候，根本不打算理会人的抱怨，就像一个恶意满怀的孩子，把一只蜻蜓的翅膀掐掉一半，然后等着瞧，瞧它怎样无济于事地反抗，怎样徒劳地挣扎，怎样不可避免地死亡。那时我从不掩饰对命运，对上帝，对一切主宰者意图的怀疑。 　　还有一个男孩阿乙，十二岁的年龄只有九岁的个头，大而圆的脑袋搭配瘦得不成比例的身体。他每天放学趴在茶桌上飞快做作业。听茶客老董讲，这孩子的父亲输掉公款进了监狱，家里只有一个继母和继母生的妹妹。男孩身上总有不断更新的伤痕，回家就别想抽空写一个字。在茶社写完作业，他飞快帮忙抹桌端茶，不久会跑来一个缺门牙的小女孩喊他回家。他的劳动换来两块酥饼，蹲在一边笑着喂异母妹妹，又笑着手拉手走向一个其实很苦的傍晚。 　　或许，笑着回家是对的。命运既然给人生命却不给幸福，那么微笑最能让命运哑口无言。 　　此外，我还记得几个常到茶社的人。一个提鸟笼的老董，工艺店的装裱师，头发油亮很讲派头。他提着一只心爱的画眉到茶社溜鸟打牌，牌友一个是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解放，一个失业的花木工，还有一个拾荒收废品的温州老头。收废品的老头忙于业务老是缺席，一桌三个人就临时切磋一些毫无用处的技术，比如探讨陆文夫在《美食家》里建议的西瓜蒸鸡该不该改成南瓜鸡，实在找不出话题就听画眉叫。那只画眉一鸣惊人倾倒四座，歌声是沁人心脾的脆。不久画眉死掉了，老董大为憔悴，从此不来了。空鸟笼挂在茶社，让收废品的老头取走了。都以为进了废品堆，隔了两天居然完璧归赵，笼里一只黑不溜秋的八哥，热闹地和人打招呼。一个吃劳保的邮递员顶了老董的空缺，马马虎虎重新凑起一桌牌。 　　邮递员打牌很有意思，出牌从不经过大脑，从一点的小A到十三点老K由小到大顺序往外丢，偶尔还嘀咕一句：“嘿，快跑，快跑！”让跑不了的子平很不舒坦。花工悄悄说，“别太计较，他负过工伤，脑子有点问题。”这可看不出来，除了打牌与众不同，邮递员的表现倒是相当平静而且礼貌。这个人据说是骑车送信时救两个女孩让卡车撞了，意识大概撞得有些错位，老是提醒稳坐的茶客快跑，预报过马路的危险。 　　忽然有一阵，收废品老头不来了，三个人耐心地等。一个月，两个月，杳无消息，茶社里的心都悬着。三个月，温州老头总算挑着担子来了，手有些抖，眼鼻一律向左倾，好像中过风。一桌牌又凑起来，没有什么问候。牌打完了，老解放请客去吃鸭馄饨，他搀扶输牌的温州老头说，“您啦稳着点，管他是冷是热是赢是输，不倒下就是自己赢了。” 　　不倒下就是自己赢了——这话让我沉思了很久——他的腿已经衰老得站不直，语气居然还像一个战士。这几个人除了失去画眉的老董，差不多都有些磕磕碰碰满身裂痕，也都不算大树参天的强者，挺像路边的青藤，被命运踩几回平平常常，老去舔伤口可能就站不起来了，攀住墙不倒下才有天宽地远。 　　最后一次去沈老泉茶社将近深冬，黄叶飘飞，琵琶声散，茶社即将搬迁到新城区，茶客很少了。我去告诉顾先生，子平生病不来了，他有些遗憾地喝一杯凉了的茶，说满以为这回可以不用让子了，又…… 　　那么一把年纪居然计较一颗棋子的进展，让人好笑。我诧异地问：“你赢了一颗子又能怎样呢？”他也有些诧异：“能怎么样？起码和昨天输一颗子的自己不一样了呀。” 　　我怔怔目送他伛偻而又踌躇满志的背影一步步移出深巷，没有熄灭的余晖给他全身镀上一层酡红的光。玩牌的邮递员突然抬头冲我说，“快跑啊，该回去了。”是的，我该回去了，暮色炊烟一样罩下来，老巷的灯火扯出我纤细的影子，我像是出门玩得太久的孩子在黄昏的田野张望母亲的呼唤，而呼唤是有的，在茶社，在老巷，在苏州，在1988年，在今后遥远的岁月里—— 　　快跑啊！ 　　有一种声音会凝成召唤。那时城市的上空，一只无根的风筝正在晚风中鸟一样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