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刘青峰 金观涛 1 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目前常见的比较方法 当前，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比较历史学、比较文化研究已成为当代最热门的课题。但是，如果我们去探讨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比较方法的基础，就可以发现他基本上属于穆勒在19世纪提出的四种著名的归纳逻辑。众所周知，穆勒在他的名著《逻辑学体系》（1843年）中指出，科学上已知的每一个因果定律的发现都是“由于可归结为这些方法的某一种”的应用。他认为存在四种最基本的“科学发现”方法1，即求同法、差异法、共变法和剩余法。 穆勒认为，差异法是四种方法中最重要的方法。确实，差异法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应用最普遍的。比如在中西文化对比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探讨的各派学说中，大多数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差异法。 让我们来检查差异法模式。如果让现象a代表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系统1是中国，系统2是西方（没有a）。很多学者都是从这两个系统的大量前行事项中来淘汰掉共同的因素，寻找差异，并已这种差异出发来寻找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一些学者发现人口是这两个社会之间重大差异。于是就出现了从人口角度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的说法。另一些研究者发现中国存在着大一统的官僚机构和专制王权，这一点和西方构成重大差异，于是就把这一点看作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会形成大一统官僚政治，差异法的重复运用使他们发现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强大的少数民族入侵的问题，于是又把大一统专制王权看作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挑战的一种应战，从而从整个历史环境中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更多的一些研究者把差异法局限在经济因素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之上，比如有的研究者经过对比，发现西方是农牧混合经济，而中国是单一的小农经济，于是一种新的假说又提了出来。 当然，这些假说本身都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各有自己合理的成份。但是从方法论角度来分析，它们无一不是从穆勒的差异法出发的。差异法运用常常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导致众所纷纭的学派林立，这本身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盛行的比较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和合理。 2 无穷多因素的困难 穆勒的归纳方法本是从自然科学中抽取出来，然后提高到普遍的方法论高度。穆勒在总结自己的方法论时已经发现它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特别是对很多复杂的自然现象研究无能为力。因此基于穆勒归纳逻辑的比较方法碰到困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哲学家早就指出，穆勒的比较方法要行之有效，有一个重要前提，这就是我们分析的对象中包含着作为原因和结果的因素必须不太多。然而实际上这很难做到。“例如，为了解释硝化甘油为什么在一种场合爆炸而在另一种场合不爆炸，”我们往往会涉及无穷多的前行事项。“人们不仅得详细说明管理该物质的方法，而且得详细说明天空中的方量和太阳黑子活动的程度。”如果这些因素都不能忽略，“人们只有描述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整个宇宙的状态，才能充分地详细说明一个事例”。这样，我们要考虑的先行事项必须是无穷多的。而这四种比较方法在处理这无穷多先行事项时，无论求同或求异，都得到无穷多个差异，而不可能发现真正的因果关系。 穆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承认，差异法作为一种发现的方法的用处依赖于假定对于任何特定的研究只需要考虑少数事项。如果说，对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那些比较单纯的研究对象，科学家是可以做到把研究限制在少数事项上的话2，那么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做不到的。任何社会现象，几乎都涉及无穷多的原因锁链。就拿中西方社会对比研究来讲，研究者只要愿意，他们总是可以找到无穷多差异的。影响一个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理的，以至于气候的因素。上面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列出无穷多的变量。而原则上讲，对于不同的社会，这些条件中几乎每一个都不尽相同，由于差异是如此之多，我们根据穆勒的比较方法从中选出几个说明现象，得到的结论很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它们可能带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方封建社会比较研究中不同学派的各抒己见，很难争论出一个事非出来可能本身就反映了方法论的缺陷。 一些学者认为，穆勒的比较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足于用来发现规律性，但总可以淘汰掉一些无关的因素。一些书中至今还认为“穆勒法给于科学界最大的帮助，是指示了一个‘淘汰作用’，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现象中，把许多无关紧要的情境即似是而非的原因，尽量地淘汰，以便能决定真正的原因。”一个众所周知的应用就是对气候和地理条件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如果把人类近六千年的文明史作一比较研究，发现近几百年来人类社会进步很快，而地理条件是不变的，因而根据差异法，把地理因素淘汰掉，从而使我们可以把研究的方向局限在社会因素之中。然而这种说法在方法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至多只能使我们得到地理条件的不同不是造成社会发展道路不同的唯一原因，而不能把地理因素推除掉。 简单地利用差异法来排除某些因素常常造成重大错误。A·麦凯分析了中世纪晚期西班牙斯帝尔恶劣气候对社会的影响，发现不同的社会可以对气候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如果对比两个社会，认为在相同的气候条件下出现了不同的反应，而把气候因素忽略掉会造成分析的严重失误。比如，麦凯发现，通常人们认为是气候异常造成饥荒，饥荒引起暴乱，这种模式是幼稚的。暴乱是由气候和文化因素共同决定。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全体居民把气候带来的灾难看成对作恶的惩罚，于是为了恢复宇宙秩序，有必要清理社区中的离化分子。3在这里A（气候）B（文化）两个困素共同成为暴乱的原因。如果由于对于在A（气候相同）、BC（文化不同）的另外一个社会中没有发现骚乱，就排除气候因素显然是荒唐的。 社会现象常常是很多因素交互作用而造成，这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人吃了三个馒头，第一、二个都未曾吃饱，吃到第三个吃饱了，于是把吃饱归为第三个馒头是十分可笑的一样。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也存在着某一个现象取决于一组条件的事例。但我们总可以通过比较方法分离掉那些无关的变量，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无穷多个变量交互作用关联在一起这一点比自然科学更为突出。任何一个社会事件中，它的发生不能离开地点、人物、环境等等因素。我们很难想象无穷多个细节因素中哪些是可以排除掉的。因此简单的对比方法很难用于发现规律。 3 自然界一律和受控实验方法的推广 那么，对比方法能够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吗？怎样运用才是科学而合理的吗？为此我们必须探讨对比方法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它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要进行怎样的改造和变形？穆勒认为，对比方法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发现的基本方法，是基于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个是“自然界一律”，即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在同一情境之下，常有同一活动。第二个是因果律，即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是一组条件）便有某种现象（结果）这种因果律是普遍成立的。我们认为，穆勒并仅仅从普遍联系的存在这一点来论证比较方法的合理性，但没有指出这种方法的历史渊源和它更为深刻的实质，无论是“自然界一律”也好还是“因果律”普遍存在也好，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归纳逻辑的同义反复。规律和因果关系肯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联系，而穆勒的对比方法也正是基于从不同的事例中抽取普遍联系的。我们认为，穆勒的对比方法实际上是自然科学中最普遍的方法—系统受控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简单地外推。对比方法的实质就是对“受控实验方法”的一种模拟而已！ 众所周知，所谓受控实验方法是指在严格控制实验条件下，通过系统的观察和改变控制变量来指示现象之间的联系。为了阐明它和对比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来剖析一些简单的实例。受控实验方法最早是由伽利略在科学研究中系统应用的。科学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有一次伽利略到教堂去，注视着教堂的吊灯摆动，同时默默地数着自己的脉搏，觉察到吊灯摆动周期是不变的，从而发现了单摆运动的基本规律。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事实。但实际上如果伽利略仅仅去观察吊灯运动，是不可能发现单摆振动周期仅仅取决于摆长，而和其它因素无关这一重要的物理定律的，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盏具体的吊灯，都有无穷多个变量，如大小、形状、摆长，颜色、重量，即使伽利略观察所有的吊灯，发现它们的振动周期不变，但振动周期取决于那些因素，他是不能判定的，比如所有吊灯都是钢做的，吊灯摆动周期不变是不是由于它们制造材料决定的呢？也就是说任何一盏吊灯都有无限多的属性，伽利略是无法区别那些变量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哪些是偶然相关的。 众所周知，伽利略是依靠受控实验方法来发现物理定律的。受控实验可以原则上表示如下：实验者用不同的材料来做单摆，然后一个一个改变单摆这一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各种变量(如绳长、摆的材料、摆的重量、颜色)，显然通过这一系列受控实验，可发现单摆摆动周期和其它因素无关，反之和摆长有关。在这里我们看到，受控实验方法的实质是：它强调必须系统改变那些条件变量的值，进行系统的对比和观察，这样就可以区别那些因素是必然相关的，那些因素是偶然相关的。从而把那些偶然相关的联系去掉，而发现现象之问的必然联系。 显而易见，系统受控实验方法和对比方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系统受控实验方法强调要在系统改变条件情况下观察现象。无论是一个铁做的摆球的单摆还是一个木头做的（或者其它材料做的）单摆只要摆长一样，其周期一样，我们就可以认为材料因素和摆动周期无关，从而把这个因素忽略掉。这本身就是一种通过对比来发现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从对比这一点讲，两种方法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仅仅在于对于系统受控实验来讲，由于我们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实验的。因为条件变量可以控制，我们可以任意地改变控制条件。要研究对象在受控条件下可以任意地多地进行重复观察和对比，这样，实验范围和进行对比的事例要多得多。要判断单摆材料与摆动周期无关，原则上要对所有材料做实验。而在对比方法中，进行对比的事项是不多的。 我们知道，系统受控实验方法的兴起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从方法论上讲，所谓实验科学的出现就是这种系统受控实验方法作为研究法则的形成。它首先出现在物理学中，接着被引入化学、生物学以及自然科学各分支中。正是受控试验方法的系统的建立，使得近代科学家能把自然界真正的因果性从如海洋般地包围它的偶然性中区分出来，造成了科学的进步。 因此，人们常说的所谓科学实验方法实质上就是用系统地改变可控变量的值，来观察现象，并从实验现象的对比中发现真正的因果联系。这个传统的建立是自培根以后科学方法更大的变革，它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科学史家库恩曾经指出，一些科学史家仅仅把自培根时代开始的科学方法的变革归为科学家知道应该仔细而毫无偏见地观察大自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方法记著作的许多片断之中，就一再坚持科学家必须仔细而无偏见地观察自然，从中归纳出自然规律，其坚持程度不亚于培根。4培根时代，真正的变革是：“人们把动物、鱼类、老鼠和各科学药物依次放入一个气压计或空气唧桶的人造真空中，这种做法还是显示了新传统的一方面。”“这种实验要求制约大自然，强调自然在没有有力干预值不会碰到的环境中显示自己”。这种传统实质就是依据在受控实验中显示出对比来寻找因果关系。因为仅仅观察现有的现象是不可能提供形成我们分析对比所必需而充份感性经验的。因此培根将其命名为“扭住狮子的尾巴”的实验! 这样一来，我们有理由认为，穆勒的对比方法实际上正是自然科学上普遍取得成功的受控实验方法的一种推广。说它是一个推广，不仅是因为穆勒是在十九世纪受控实验方法取得普遍成功的历史时期将其总结成方法论原则，而更重要的是指，它把受控实验的方法应用到那些不能做实验的研究之中。 我们知道，十九世纪，随着近代自然科学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在物理化学等领域内确立，它开始推广到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甚至是经济学之中。在这些门类中，很多是不能进行受控实验的。比如医学，人道主义原则不允许科学家用病人进行受控实验。但是我们只要用广泛收集病人在不同条件下的材料，利用受控实验中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到和受控实验方法同样的结果。塞麦尔维斯的著名发现就是一个例子。19世纪中叶，欧洲医院盛行产褥热，1847年，塞麦尔维斯想到：产褥热可能由直接从验尸房出来的医学教员和学生的手带给产妇，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系统地对比了两组材料，一组是维也纳总医院，他在这里建立了严格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在检查产妇之前，医生必须用漂白粉水洗手，另一组是其他医院通常的病例。通过对比发现，维也纳总医院第一产室产褥热的死亡率立即从12％降为3％，后又降到l％。从这两组材料对比中证明了产褥热的原因是因为医生的接触传染。显而易见，只要我们系统收集不同条件下某一研究对象有关行为的所有材料，将其进行对比分析，它和对有关对象做系统受控实验等价。因为受控也是在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下，系统改变控制条件，完备地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下有关对象的行为。区别仅仅在于在受控实验中，这种供对比的经验材料是通过有目的地安排实验得到。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不能做受控实验，我们用系统收集现存的材料来代替它。因此穆勒的比较方法实质只是那个时代对科学家普遍推广受控实验方法的一种哲学总结而己。而当我们理解了对比的历史渊源，那么马上可以看到，穆勒的对比方法是不完备的，我们只要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中是如何正确使用受控实验方法的，就可以将其移植过来，针对社会科学中的特点，缔造一种有效的对比方法。 4 对比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功能 科学史证明，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使用受控实验方法时同样也会碰到无穷多因素的困难，首先让我们看看，科学家是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对社会科学中正确地使用对比方法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科学哲学家几乎都发现，当科学家在做任何一个受控实验时，原则上会碰到实验对象无穷多个变量。要对这无穷多个因素一一加以控制，并进行全面系统对比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研究对象几乎有着无穷多个性质变量，有无穷多个可以影响它的因素。科学家在做实验之前，首先面临着一种选择，他不是对所有一切因素进行实验，而是控制并系统地改变其中少数几个变量。他总是忽略大量他认为是无关的因素。比如当一个化学家做一个物质实验时，月球的位置、实验室外面的风力强度，科学家做实验时所穿的衣服，实验室的大小，他把实验室桌子放在实验室的位置等这些因素总是可以忽略的，否则，任何系统实验都不可能进行。 科学哲学家证明，这种忽略是否正确时时决定实验的成败。有时想当然地忽略一个认为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它是有关的，那么实验将做不出任何结果。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著名的案例是：1888年赫兹发现了电磁波后，他企图测定电磁波的波速和光速是否相同，但是他反反复复进行实验，得不到结果，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科学家后来发现，赫兹实验的失败，关键在于他忽略了实验室的大小。由于他的仪器中发出的无线波又从他的实验室墙壁反射回仪器，干扰了他的测量，在这个实验中，人们通常认为是可以忽略的实验室大小和仪器的位置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例子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然科学家在运用受控实验发现自然规律时和社会科学家运用比较方法一样，同样碰到无穷个因素的魔障。 然而，赫兹去世后不久，自然科学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电磁波速度很快测出来了，人们很快清楚了赫兹失败的原因。分析一下自然科学家是如何克服这无穷多因素的魔障是很有意义的。实际上这里没有一点神秘的地方，事实上，没有一个科学家是盲目地进行实验的，他总是在某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实验，因此，在一个实验中应忽略那些因素往往是实验科学家在实验之前首先用理论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赫兹之所以去做电磁波的实验，是因为根据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可以推导出电磁扰动必定可以象波一样传播。赫兹所用的仪器和方法都是麦克斯韦理论来设计的。如果我们彻底地运用麦克斯韦理论的指导作用，就很容易想到实验室大小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因为人们早就知道任何一种波射有反射现象。实验室的墙壁既然可以反射光波，为什么不会反射电磁波呢？因此赫兹的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彻底地用已有的理论来指导和设计他的实验。 科学史证明，没有理论的指导和分析，任何一个单纯的受控实验都会由于无穷多变量的魔障而寸步难行。科学家是利用理论→实验→理论→实验这一反反复复的循环来认识真理的。而并不是仅仅孤立地利用一个受控实验数据的分析来发现因果关系。我们在一篇文章中曾详细论证过，近代科学的产生，关键在于从方法论上形成了一种理论和实验之间正确的结构。科学理论是构造性自然观，它具有预见性和清晰性的特点。所谓预见性就是推导出一些超出在提出这一理论时所依据的经验事实，它指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新现象。这种预见性对排除做实验时碰到的无穷多因素的困难极为重要。我们根据理论的预见性分析，就能预想到哪些条件可以忽略，哪些不能忽略。如果科学理论中有错误，（这时，可能对忽略那些变量的选择并不正确）那么预见性结论和受控实验的结果不一致，这时，根据科学理论清晰性这一特点，我们对理论进行修改。进行修改过的理论又必须能提出新的预见性结论，又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总之，这里最为重要的是理论→实验→理论→实验这一反反复复的循环，在循环中，我们一步步逼近真理，认识自然界的因果性。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受控实验结构必须作为整体方法中的一个环节发挥作用。它的功能是对理论进行鉴别，当理论被证伪时，又为新理论提供材料。而受控实验的方法是为了保证这种在循环中发挥分析和鉴别的功能而必须的。离开了这个整体结构，仅仅依靠受控实验本身，很难发现规律。 既然我们理解了受控实验方法在整个科学认识方法中的功能，而对比方法又是受控实验方法的一种推广，那么我们自然就不难理解，在社会科学中，无穷多因素的魔障比自然科学研究中更为突出，自然不能期望象穆勒所讲的那种对比方法能直接用来发现规律，但只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和意义使用对比方法，结果就大不相同，我们同样可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理论→对比→理论→对比这一循环。使得社会科学理论同自然科学理论具有同样的结构，即清晰性和 预见性，而用对比分析代替受控实验来发挥对理论的鉴别功能，那么无穷多因素的魔障同样可以克服。但 是，必须指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毕竟不同，这些原则要做适合社会科学对象的修改。 （1）很多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很难做到自然科学理论的那种预见性，比如历史科学，它是研究过去的，无所谓进行预见。但我们知道，预见性在科学方法的作用仅仅在于构成理论→经验材料→理论→经验材料这一逼近真理的循环。因而在社会科学中为了实现这种功能，必须把预见性修改为：“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推出它们所依据材料以外的新结论”。任何一种理论总是对一组材料的归纳，在社会科学中可以看到两种构造理论的方式，一种理论仅仅能说明它所依据的材料，从中推不出任何新的东西。另一种理论则可以推出一些超出原来材料的新设想，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中应建立一种规范，前一种理论是不能允许的，只有后一种理论才符合科学原则。 （2）理论推出新的结论必须是具体的，它具有可对比性！所谓可对比性是指它应指出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什么现象，而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刻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只有这样，对比方法才能在理论的→材料→理论循环中发挥正确的功能。理论的预见可以起到选择材料的作用，即确定哪些材料是可以用来对比的，哪些是不可以对比的。当因素为无穷多时，它则用于指出其中哪些是可以忽略的，哪些是不可以忽略的。毕达哥拉斯曾经根据数目十为最和谐的原则预见太阳系存在着一颗未知的行星—地对星。但根据近代科学规范，这种不能称为预见性，因为它没有指出在什么具体条件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颗星。只有那些明确条件的预见才是科学预见。因为这样理论和实验能组成一个不断修正和纠错的循环。同样社会科学理论推出的新结论如果是毕达哥拉斯式的，那么它同样不能用对比方法来证实或证伪它。 （3）对比方法的功能是证伪一种理论或证实一种理论。当对某一种理论证伪时，应用对比方法必须对新假说提出有所建树，但新假说提出后不能仅仅用原来构造理论时所用的材料对比来证实，它必须用新的材料对比来鉴别。因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比方法应用时所用的事例和角度必须是不固定的，它随着理论→对比→理论这一循环进行不断转移。一次对比而归纳的理论是不可靠的。只有经过反反复复的循环和对比，只有当新的对比证实某一理论后，理论才是相对可靠的。因而，对比所应用的事例和范围是不能预先确定，它是理论发展完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我们不能在提出正确理论之前预先规定一个对比的选材范围和角度。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研究案例来说明这些原则。 5 一个对比研究的事例 我们用对比方法来研究如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中国发明了造纸技术?而没有在其它文明中发明？ 因为，对比方法必须在理论→对比→理论循环中运用，于是第一步是分析关于这个问题研究中的那些可能的理论答案。显然，任何一种技术发明的出现都必须有社会需求作为动力，那么我们可以先提出一种假说：因为中国古代文化发达，古代社会存在着对书写材料巨大的需求。这个假说对不对呢？我们把它放到史料对比中来证实，我们将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对书写材料的需求进行比较后发现。任何一个发达的古代文明几乎都存在着对书写材料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最早都是用简单的自然代用品来满足的，古埃及用纸草纸，古代赫梯用泥板，古希腊罗马用羊皮纸等。而中国古代在纸发明以前，也用的是自然代用品，如竹简，木板，帛等等。这样如果仅仅从对书写材料的需求来看，对比研究发现，在笼统的需求方面，很难说中国有什么特殊性。因而对比研究否定了一开始提出的答案。在这里，显示出对比方法的第一个功能，对某种假说进行证伪。 证伪了旧假说后，我们通常不能依靠直接用对比分析找到中国发明造纸术的社会原因，因为中西方社会对比，我们是可以举出几乎是无穷多的文化差异的，直接对比并不能使我们找到真正的原因。唯一的办法是仍旧在材料→理论→材料的循环中应用对比方法。我们在中西用自然代用品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现了一个差异，这就是西方是用单一的通用材料满足社会对书写材料的需求的。而中国却是用混合材料，比如竹简，木板，帛的同时使用。这个差异仅仅是无穷多个差异中之一，我们不能直接说这个差异就是原因。为了找到原因我们必须提出新的假说。我们可以设想，是不是中国应用竹简来记录文字，由于竹简的窄长形态，不能同时横向展开，从而为了寻找通用材料而存对着对发明纸的社会需求的。而对于其它文明，由于所用的自然代用品同时能满足纵横同时展开的需要，就不存在对新型书写材料的需求。这个假说是从中外书写材料形态对比中得出来的。如果它仅仅用形态差别来证明，那么就构成循环论证，因为很可能这种假说是错的，但从得出这一假说的原有材料中是不能发现其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假说推出一些新的结论。 记录文字 为了得到“预见性”结论，我们必须使用清晰性和可对性要绘画制图 求来构造这个假说。我们可以把古代社会对书写材料的需求分成 社会需求 其他 许多方面，它由记录文字、绘画制图，其他等几个方面构成。这许多方面形成一个整体结构。需求结构假说提出后，不仅能清晰 地说明为什么中国用混合材料，而西方用单一自然代用品。因为中国最早用竹筒来满足记录文字需求，而需求结构其它侧面就不得不用其它自然代用品来满足，而且可得到超出这些材料之外的“预见性”结论。因为要求结构是一个整体，就必然出现各个侧面的互相适应问题。比如记录文字需求量增加了，在一本书里通常是图文并茂的，那么会使得绘画制图需求的相应增加，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结论，在用复合材料满足需求结构的情况下，必定存在着各种材料的匹配和适应问题，而用通用材料来满足需求结构的各个侧面，则没有这个问题。更具体一点，在使用复合材料的情况下如果相互适应和匹配得不好，需求结构每个侧面虽然分别被满足，但整体上处于不满足状态。由于它们不能匹配，它必然造成书写材料的不稳定，经常处于变动和调整之中。而用单一通用材料则可以使整个需求结构基本被满足，从而导致了对新技术的需求。 这个预见性假说对不对，是需要放到新的材料对比中去检验的。非常重要的是，这时，对比不仅需要把古代中国和其它文明书写材料对比，还要将中国在纸发明以前各个时期书写材料进行对比。甚至要对比需求结构各个侧面之间的互相联系，这些对比在清晰的新假说提出来前，是没法想象的。但一旦有了清晰性的假说，理论的预见性结论明确地限定了应该去寻找那些材料来进行对比。确实，我们如果根据理论分析的指导，对比一下商代、周朝、春秋战国时的需求结构满足情况，确实看到了这些不稳定性。发现一开始是用木板作为绘图材料，但不能和竹书匹配，接着帛取代了它。但帛由于在价格上不能和竹书匹配，使得整个需求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古代虽然用自然代用品来满足社会需求，但一直存在着对新书写材料的需求，而没有出现其它文明中常见的一旦用通用自然代用品满足就稳定不变的格局。 当新的材料对比分析证实了预见性结论以后，这个假说的可靠性增加了一些，但仍然具有很大的任意性，为了进一步证实它，必须进一步完备它，使它能推出更多的预见性结论，看它能不能被更多的材料对比分析来证实。让我们来考虑需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当一种社会结构出现对实用绘图大量需求的时候，那么这种不满足状态就会大大激化，对新技术的需求也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发明动力。从理论上分析需求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预见性结论是：大一统帝国建立的社会对绘画制图的需求肯定比分裂割据状态来得大。因为大一统帝国和管理需要更多的地图、图文并茂的书册等等。我们马上可以想到，这和汉代发明造纸术有没有关系，因为中国正是在秦汉以后开始形成大一统帝国的。必须指出，要证明这一假说仅仅把秦汉以后的国家形态与春秋战国时进行对比是不够的。因为预见性的结论必须有具体性和可比较性。它不仅要指出在什么条件下有一种现象，还同时指出在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必定没有这种现象。这时对比才有意义。根据理论设想我们必须把对比方法应用到新的角度，新的材料之上。理论需要我们不仅把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前后对绘图需求量进行对比，面且要对国家管理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新形书写材料进行具体对比。通过这种对比，我们不仅证明了原来设想：确实秦汉以后对绘图量的要求大大增加了，而且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秦汉以后，木牍的使用量骤增，木牍主要是用来书写应用文的。它也是由于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从这些对比中，我们发现了为什么造纸术在汉代发明的理由，由于原有书写材料不能满足绘图和应用文的书写，而造纸术正是为了满足这两种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古纸的尺寸上找到证据。 一般说来，一种假说能推出的预见性结论越多，这些预见性结论所需要的对比角度越是互不相同，并当这些预见性结论都被材料的对比分析证实时，提出的假说也就越可靠。需求结构假说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一个新的预见性结论，这就是，在古代社会中，我们都是忽略复制需求的，如果社会结构对信息传递的需求增大，那么对于那些用通用的自然代用品来满足整个需求结构的社会，复制要求是造纸术一定和印刷术差不多是同时建立的。这个预见性结论可以通过这两方造纸厂和印刷厂建立时间对比来验证。这样，对比方法不仅用于对造纸技术的研究中，还把中国的印刷技术发明和西方印刷术的发明进行对比。同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需求结构和技术转移的具体机制结合起来，反复运用理论－对比－理论这一循环，以把这项研究推向深入。脱离了这个循环，需要用哪些材料，选择什么样的对比角度是很难预先确定的。有关造纸技术对比研究的这个循环的具体分析在这里不详细论证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本文作者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专题论文。5 当我们构造理论时，如果出了问题，假说提得不正确，对比研究往往会证伪原先提出的假说，在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假说出现之前，这个循环会暂时中断。但是只要这种科学方法被普遍应用，那么在某一个研究者那里中断的循环会在别的研究者那里恢复。理论－对比－理论－对比只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组织材料、构造理论，运用对比方法的合理程序，那么社会科学向真理逼近的速度也就会快得多。 6 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得到几个重要结论。 （1）对比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正如受控试验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一样，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方法。如果说，近代试验自然科学家的兴起就是试验方法的普遍应用，那么对比方法的正确运用同样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2）对比方法一定要和正确的构造理论方法结合才能运用。与其相应的构造理论方法是理论的清晰性，预见性和可对比性。离开了理论→对比→理论这一正确的循环，单单独独对比分析是不能发现规律的。 （3）对比方法的认识论功能是证伪某一种理论假说或证实某一种理论假说，而不是通过它发现因果论。 注释 1、[美]约翰·洛西著：《科学哲－学历史导论》，p154。 2、注意，这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3、[英] H·拉姆，M·英格拉姆：《关于“气候与历史”国际讨论会》，国外社会科学，1982.5。 4、[美] 库恩：《必要的张力》，P42。 5、金观涛、刘青峰等：《问题与方法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本文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第五卷，第3期，1989年，第26－35页。 受控试验 构造性自然观 PAGE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