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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10年第13期·生活·心理人生·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作者: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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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2010年第13期·生活·心理人生·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作者:刘瑜) 《读者》2010年第13期 生  活 心理人生 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刘瑜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她跟我刚来美国时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

《读者》2010年第13期·生活·心理人生·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作者:刘瑜)
《读者》2010年第13期 生  活 心理人生 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刘瑜 前两天有个网友给我写信,问我如何克服寂寞。她跟我刚来美国时一样,英文不够好,朋友少,一个人等着天亮,一个人等着天黑。“每天学校、家、图书馆、GYM,几点一线。” 我说我没什么好招,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克服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学会的,就是适应它。“适应孤独,就像适应一种残疾。” 我觉得,快乐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充实是可求而不可遇的。我的快乐很少,当然我也不痛苦。主要是生活稀薄,事件密度非常低。我典型的一天:一个人,书,电脑,DVD。一个人,一个星期平均会去学校听两次讲座。一周工作日平均跟朋友吃午饭一次,周末吃晚饭一次——多么稀薄的生活啊,谁跟我接近了都会有高原反应。 我这人其实一点也不孤僻。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平易近人开朗活泼。有时候,我就是懒,懒得经营一个关系。还有一些时候,就是爱自由,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会束缚自己。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知音难觅。我老觉得自己跟大多数人交往,总是只能拿出自己的一个子集,我很难找到和自己一样一望无际的人。 有时候也着急。不仅仅是因为错过了亲友之间的饭局、谈笑、温情,不仅仅因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对故事、冲突、枝繁叶茂的生活有天然的向往,也因为一个人思想的先锋性总是通过碰撞来保持的。我担心,我老这样一个人呆着,会不会越来越傻? 但另一些时候,我又惊诧于自己的生命力。在这样缺乏沟通、交流、刺激、辩论、玩笑、聊天、绯闻、传闻、小道消息、八卦、MSN……的生活里,没有任何“圈子”,多年来仅仅凭着自己跟自己对话,我竟然保持了创造力和战斗力,竟然写小说政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博客而且写得如此饱满热情,我又是何等顽强的一株向日葵。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是很酷的一件事。长大以后,我觉得孤单是很凄凉的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孤单不是一件事。 有时候,人所需要的是真正的绝望。真正的绝望跟痛苦、跟悲伤、跟惨痛都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绝望让人心平气和。你意识到你不能依靠别人——任何人——得到快乐、充实、救赎。那么,你面对自己,把这种意识贯彻到一言一行当中。 它还不是气馁,不是得过且过,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这样的狗屁歌词,它只是“命运的归命运,自己的归自己”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想自己终究是幸运的,不仅仅因为那些外在的所得,而且因为上帝给我的顽强和禀赋。它告诉我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教我用虚无、骄傲、愤世嫉俗超越那种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然后教我用是非感、责任心来超越那点虚无、骄傲、愤世嫉俗。 当罗素说知识、爱、同情心是他生活的动力时,我觉得这个风流成性的老不死简直就是我的亲哥。 因为这幸运,我原谅上帝给我的一切挫折、孤单,原谅他给我的敏感、抑郁和神经质,原谅他让X不喜欢我,让我不喜欢Y,让那么多人长得比我美,让那么多烂书卖得比我的好,甚至原谅他让我长到105斤,因为他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品质给了我: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闯红灯与目标依赖 万宏等 一、闯红灯的目标依赖 中国人喜欢闯红灯,而且这种行为似乎与教育水平无关。不论有没有接受过教育,还是接受过教育的程度高低,大多数人在红灯面前总是表现出同样的迫不及待。为什么一个在路边闲逛的人,会跟忙碌的上班族一样,一起闯红灯呢?为什么对于深知破坏规则会带来效率损失的人们来说,也经常闯红灯?更为奇怪的是,他们可以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很多时间,甚至什么事情都没有地在马路边游手好闲,却在红灯面前连短短的几十秒都显得是那么地不耐烦呢?很多人会把闯红灯行为解释为“低素质”,或者把它视为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其实,闯红灯的背后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思维习惯诱发的“目标依赖症”。 在笔者看来,闯红灯中的目标依赖症应该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对于一个既定目标的追求,往往具有强烈的动力和欲望。按照这种解释往下延展,那么人们对于红绿灯规则这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定目标,是具有强烈的愿望去征服它的。这里就引申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命题:既定目标的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来源于哪里?对于红绿灯来说,这个既定目标既不是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社会规则和政府管制所形成并用以约束人们行为的。所以追求或者打破遵循红绿灯这种外在的既定规则,即对于人们来说实现了两个层面的效用:一是目标的设计很清晰,这其中省去了很多需要自己搜集信息、制定目标以及结果检验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二是目标的结果很明确,因为率先于他人突破既定目标所带给自己的满足感往往会更大,这与人们的侥幸心理不无关联。 如果说人们总是喜欢不由自主地闯红灯的话,那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社会中相当多的人们都喜欢依赖于一个既定的目标设计,并且愿意付出努力去实现或者超越它。当这种过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心理时,那么人们陷入对既定目标的依赖就是一种必然了。例如,我们学生在教育面前的表现就是非常典型的目标依赖。教育部门为每一个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都提供了“考大学”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设计,但凡有一点进取心的学生,都会为“考大学”而努力学习。因此,在“ 高考 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特征语文高考下定义高考日语答题卡模板高考688高频词汇高考文言文120个实词 ”面前,学生、老师和家长可谓是煞费苦心,每一年也都会产生很多优秀的考生。然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什么总让人觉得不尽如人意呢?那就是这种目标依赖在作祟。因为考上大学以后,目标完成了,没有人再为大学生设定既定目标,所有目标的设定与实现必须依赖于学生们自己的感悟和探索。如果他们具有悟性,则会因地制宜地为自己制定正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但是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目标依赖症的学生来说,他们就面临着目标缺失的困惑与迷茫,为什么为自己设定正确的目标就那么难呢?这或许与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中国的文字讲求字正方圆,我们从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习写字就被要求不能超出田字格,被严格限定在条条框框里头,这对思维习惯的形成影响深远。我们学习课本、测验以及考试,都是有标准答案的。中国是个尊师重教的国家,所以中国的每一代学生都多多少少地对老师存在着目标依赖性。比如,我们很少会去质疑教师的权威,不会去怀疑标准答案存在问题。在初等教育阶段中,很多学生都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目标依赖的模式。当大家突破了高考的既定目标以后,往往有很多的大学生就觉得为自己制定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校门以后的表现,跟初等教育中反差很大。中国学生在教育中容易被目标依赖所牵引,多数时候由于疲于应付考试仅仅掌握了一种解题的方法,其实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现自我创造力的解题思想。 二、挤公交的目标优化 由此可以再回答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公交车上很多人都喜欢挤在前面?至少从笔者多年的判断来看,公交车上司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往里走,往里走”,这说明很多人的确都喜欢挤在前面。为什么?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人们习惯依赖于既定目标的设计:公交车的后门大都设计在中间,且乘客必须从后门下车,尤其是新一代的公交车完全取代了老式车型,而以往的后门都是设计在中间和后面的。这种目标设计的转变,使得人们加重了对下车时方向感的依赖。所以,乘客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往后走,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亦是如此。因为这似乎有一种心里暗示,当他们往后面走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由不断接近目标再到远离目标的过程,这可能会使得他们觉得不安,或者说是不愿意经历这样一种目标接触的反复。也有一部分乘客不愿意花力气往后挤,他们这样认为,别人都不挤,我干嘛挤呢?等车到站有人下车时跟着走就行了,反正我还有好几站才下呢。其实这种心理也是典型的目标依赖,只不过他们以其他乘客为首要依赖而已。为了简化问题,我们这里仅讨论对车门具有目标依赖的乘客们的行为过程。假设所有的乘客下车的概率是均匀分布的,我们就剔除了那一部分由于乘车距离短而挤在车头的乘客。这样一来,在车尾等到座位的概率就会大于车头。事实上,那些挤在前面的乘客仅把下车作为终极目标而陷入了目标依赖,往往却忽略了对乘车舒适度的考虑。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解释这个问题。 挤公交的目标依赖示意图 我们假设车头和车尾到车门的下车距离都为L(这段距离是非走不可的),那么挤在车头的乘客最终完成下车需要行走L距离的路程(2L的距离是可走可不走的);走到车尾的乘客最终完成下车需要行走3L(2L+L)的路程。同样是完成下车这个目标,车尾乘客比车头乘客多走了2L的距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多数人容易对车门形成目标依赖的原因,但是,他们并未考虑到这样一个“乘车舒适度”的补偿:在车尾等到座位的概率(β)就会大于车头(α),而车尾的乘车舒适度(γ)也会大于车头(δ)。令公交车上单位距离站立的支付成本为η,此时车头乘客(A)和车尾乘客(B)的支付函数为 当的时候,车尾乘客的实际支付成本是小于车头乘客的。这个例子想要说的是,目标设计的结果虽然是唯一的(例如下车),但是实现过程却是完全不同的。很多时候,人们容易陷入目标依赖而往往缺乏变通,容易忽略目标设计与实现的更优效果。我们可以同样用单摆的例子来进行佐证:如果你站在原地,伸直手臂,恰好能够触摸到单摆。那么此时人与单摆结合所覆盖的范围仅仅是手臂能够触及的长度。如果你往前走一步,把单摆向前用力一推,那么此时单摆所覆盖的范围就远远不止你的手臂能够触及的长度。这个过程中,虽然你为多走一步付出了成本,但是这个成本可以在单摆的摆动效果上得到补偿,甚至得到净的正效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同样是实现既定目标,两种方式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现实中,如果大部分人只是根据结果来实现目标,那么势必会形成社会行为的趋同化和低效率。 三、目标依赖下的创新缺失 当存在目标依赖的时候,人们会如何选择呢?人们往往会依据制定目标的成本原则进行筛选和判断。在大学毕业后,有人选择考研,有人选择就业。那些无法为自己制定合适目标的学生,则往往会选择一个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的目标。例如,为了降低制定目标的成本,大学毕业生盲目选择考研。笔者曾经问过考研的学生,为什么要考研?他的回答比较符合本文的推论:因为别人考,那么我也考。这就是在目标依赖下典型的决策选择。因为当一个群体存在目标依赖的倾向时,他们会彼此传递,甚至影响到下一代。他们越来越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提炼和自我总结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就是选择一个对于他们来说信息搜集成本最小的目标,那就是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决策。他们会这样暗示自己,别人都这样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不可能大家的选择都是错误的。这样的选择的确是可以有效地降低制定目标的成本,但是选择这个目标同样可能也是一件收益率很低的事情。笔者一直认为,稳态的分布不一定就是最有效率的,稳定的状态往往也就意味着要素收益率被确定了,即在一个稳定的系统内很难实现跃迁。当大部分人都患有这种目标依赖症的时候,那么最可能出现的就是群体选择的趋同化:每一个人都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外在环境为其提供目标动力,例如他们会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廉洁的政府,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或是一个仁慈的商人。 从闯红灯和挤公交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为什么现代中国人在创新上总是很匮乏?正如学界泰斗钱学森提出的著名的“钱学森教育难题”,中国为什么很难出现创新的大师?笔者认为,这也多多少少与目标依赖症有关联。当人们都依赖于既定目标而缺乏目标革新的动机时,创新精神的缺失就是很常见的现象了。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很多国外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非常欢迎中国的博士生前去深造,尤其是工科领域。他们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一致评价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不错,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这正反映了中国学生的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对于既定目标的实现上具有动力和效率,而对于既定目标的设计与制定相对来说就差一些了。一般来说,中国学生到了对方的博士后流动站以后,往往都是接受对方布置的一个课题或项目,并且能够在限定期限内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当谈及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很多国外的大学教授并不对此表示赞同。他们大都认为,中国学生在思想革新以及目标设计的过程中,表现则相对较差一些。这两种学习方式的反差,正是体现了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差异。如果说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群都存在着目标依赖的束缚而无法有效地培养创新思维的话,那么更不用说社会中很多不那么需要创新思维的群体能够有效地培养创新精神了。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发展到今天,提出问题有时候比解决问题更加难能可贵啊! 四、目标依赖的破解 至此,我们一直都在讨论目标依赖带来的种种问题。那么,究竟何时才能够破解这种目标依赖呢?这取决于既定目标的选择范围。当既定目标只有唯一解的时候,那么此时就不存在所谓的目标依赖问题了。当没有选择余地,只有这一个目标可供选择的时候,实现或者突破这个目标自然就成为了社会的最优决策。正如上文所指出,中国人往往在既定目标面前具有更高的动力和效率,那么在目标选择唯一的情况下,这种既定目标的实现效果必然为最优。这时候,目标依赖的问题就被破解了。现实中亦是如此。在日军侵华的最初阶段,中国社会存在多种目标选择,是选择直接抗击?还是选择国共合作?抑或是选择寻求美德英俄的国际支援?这些目标的多样可选性使得中国在抗战初期的效果很差。然而,当我们最后没有选择,即“必须抗战到底,否则就要亡国”这个唯一目标的时候,那么此时我们突破既定目标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也就是最优决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为什么有人喜欢说,中国人总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真正能够全民同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就是一个目标依赖的破解过程。 上述的目标依赖破解行为完全是一种被动过程,也就是说,这种既定目标往往只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最优过程。然而,目标依赖并非是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效地将目标依赖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调整。目标依赖的背后其实也凸显了中国人的另一种文化底蕴:那就是脚踏实地和吃苦耐劳。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之一,也正是这种勤勤恳恳的精神,使得中华民族的美德得以一代代延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的原因。如今盛行的网络游戏——开心农场——引发了笔者的兴趣。笔者的一些朋友曾是对网络从不感兴趣的人群,然而他们在“开心农场”面前竟表现出更多的痴迷。这是为什么?或许这正是由于“开心农场”抓住了中国人普遍的一种心理,那就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开心农场”这种简单的虚拟网络中,人们通过种菜和收菜可以拥有产出的果实,尽情地享受着实现既定目标带给他们的满足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人们在现实中对这种满足感的缺失,甚至成为一种奢望。在这个讲求知识创新的时代里,如果不能摆脱目标依赖症对思想上的束缚,我们就永远不能实现真正有价值的创新,不能成为世界科技的设计院。我们有时候过于注重强调勤劳朴实,而忽视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特质,那就是智慧。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祖先们的智慧精神,同时辅以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低效的目标依赖症转化为高效的目标破解。如果需要花费巨大代价去纠正或者补偿一个错误的目标设计,那么为什么不运用我们的智慧去制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呢?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推广一个正确的目标设计,可以大大地节约社会公众的认知和学习成本,形成这样高效明确的目标依赖,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么?这才是真正地能够将目标依赖从被动转变为主动。 中国社会是一个进入壁垒比较高、而退出门槛又比较低的状态,很多事情比如考大学、考研究生、申请国家基金项目、财政划拨等等,每个人在“门槛”这个既定目标面前都非常卖力,而一旦跨越了这个门槛,人们往往就失去了进一步革新的能力和动力。随着目标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对现有目标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种情况很容易会使得人们将太多精力用于既定目标的争夺,甚至利用信息渠道优势来粉饰自我和迷惑他人,而这往往又使得他人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甄别和筛选信息真伪。循环往复,中国的交易费用会越来越高,社会规则的执行成本会越来越大,摆脱目标依赖的难度也就越来越高。想要真正地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创新大师,那么我们首先应该鼓励那些具备创新素质的人才摆脱目标依赖的束缚,真正能够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培育创新大师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一罐果酱 〔美〕埃德加·布莱索 荣素礼编译 记得有一年,我丢了工作。在那之前,父亲所服务的工厂倒闭。我们全家就只靠妈妈为别人作衣服的收入生活。 有一次妈妈病了几周,没法子干活。因为没钱付电费,家里被电力公司停了电,然后煤气公司又停掉煤气。最后要不是健康部门为了公共卫生的原因制止了自来水公司,我家就会连水也没有了。家里的食品柜空空如也,幸亏我家有个小菜园,我们只好在后院升起柴火充饥。 一天,妹妹放学回家,兴冲冲地说:『我们明天要带些东西到学校去,捐给穷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妈妈正要冲口而出:『我不知道还有谁会比我们更穷的人!』当时,外婆正和我们住在一起,她赶紧拉住妈妈的手臂,皱皱眉,示意妈妈不要这么说。 “伊娃”,外婆说,:『如果你让孩子从小就把自己当成一个“穷人”,那么,她将来一辈子都会是个“穷人”。她会永远等待别人的帮助,这样的人,将来怎能振作起来呢?怎么能当上一个“富人”呢?,咱们家里不是还有一罐自制的果酱吗?让她拿去。一个人只要还有力量帮助别人,她就是富有的。』 外婆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张软纸和一段粉色的丝带,把我们家里最后一罐果酱作精心的包装好。第二天,妹妹欢喜而自豪地带着礼物去帮助“穷人”了。 直到今天,已经拥有3家酒店的妹妹仍然记得那一罐果酱的往事。无论是在公司里,还是在社区里,她一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妹妹总认为自己应该是持续扮演一个送果酱的人。 学学晋商的“三不” 王雪 晋商是个古老的商帮,它讲究诚信,也不乏管理的创新,即使到了今天,仍旧有很多学习之处。在电影《白银帝国》里,晋商的特质表现得就非常充分。 镜头回放一:在电影中,康老爷始终着眼于从自己儿子中找合适的接班人,但在用“掌柜”方面,却绝对是眼睛向外,从外人中物色。这种泾渭分明的人事体系观念时至今日仍在沿用。 解读:晋商管理票号的第一要务就是“一不用”,即非山西人不用,凡“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不用。这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原始模型。现在的很多家族企业中都做不到古老的晋商经营之法。家族企业如果不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容易形成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而规避这种管理的方式,只有凡“三爷(少爷、姑爷、舅爷)”不用了。 镜头回放二:《白银帝国》中,老掌门人与自己的三儿子在管理理念上有分歧,老掌门人喜欢用忠诚度大于专业度的人,因为他想把最专业的法宝留在自己手里;而他的三儿子却坚持用专业方面最厉害的人。 解读:其实父子二人都是为了企业发展着想,他们的人才准则都是既要有忠诚度又要有专业度,那么,这种德才兼备的人到底到哪里挑选呢?晋商采用了企业内部培养的模式,那就是“二不得”原则:学徒入行试用期三年,且终生不得跳槽。 镜头回放三:超长的算盘,算账分红,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这是《白银帝国》中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个场景。其中,有一个细节,犯了错的家族,虽然被追究了责任,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应得的红利,整个集团仍然分文不少地给付,这正是对“公平公正”原则的诠释。 解读:这个细节就是晋商的“三不干”法则,那就是财东不干涉管理,不插手经营,年底算账,赔了是东家的,赚了大家分钱。这是晋商独创的经营制度,这样做,就是为了更好地激励职业经理人,现在看起来有点儿“傻”,不过这种傻却透露着古老的商业智慧,也正是靠着这种充满傻气的制度,让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持久的影响力。 乐  活 郑渊洁的纯银袜子 叶风 在不久前揭晓的2009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排行榜上,郑渊洁以年入2000万元的版税荣登榜首。他创作童话31年,作品售出一亿五千万册,这销量意味着一笔惊人的财富。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郑渊洁一点也不像个富豪: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不用手机,开的是多年以前买的车,从不吃西餐,自己花钱吃饭的标准不超过50元/人,每晚9点上床睡觉……用儿子郑亚旗的话说,他的开销不到他收入的1%。 2010年春节前,本刊特约记者专访郑渊洁,听他讲述自己安“富”乐道的日子…… 1 交谈从老百姓过日子开始,郑渊洁说他的观点是:最难过的,是好日子;最容易过的,是苦日子。 《童话大王》创刊后,他过的就是苦日子,一半的时间用来写作,另一半的时间用来疼儿子。那时条件很艰苦,没有安静的大书房和符合人体工学的桌椅,太太买回大片的海绵,用剪子铰成指甲盖那么大小的碎片,用两个面口袋填进去,一横一竖地固定在靠背椅上,坐上去就类似海绵沙发般舒适。写稿的时候,家里人的脚步都刻意轻得像猫一样。太太买得最多的,是鱼头,说他用脑子太多,这是一定要补的…… 随着《童话大王》销量猛增,苦日子到头,好日子接棒。郑渊洁很快就勤劳致富了,他成了中国的第一个数字移动电话用户,有了比普通人家住房总面积还大的书房,房前是花园房后是草地,他说自己乍富还贫的时候,也是虚荣心极度膨胀的时候,整天琢磨的就是如何让人隐隐约约地感觉他特有经济实力,显露出一种含蓄的优越。 郑渊洁说,过上好日子后,他就变成了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写作、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疼儿子、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琢磨怎么把钱花得既有品位又有内涵。 一年之内,他从里到外都鸟枪换炮:袜子500多元一双,因为袜底是由纯银制成,据说可有效阻止细菌滋生、去除异味;内裤是德国的,号称是内裤中的宝马;创作用的笔也换成了万宝龙;写字台弄了一套红木的…… 但这些东西买回家了,一样比一样难用:纯银的袜子不吸汗,一流汗就板结,变得跟鞋子一样有型;内裤见了一次水就缩得跟口罩一样小,去问售货员,被告知只能干洗;捏着好几万一支的名笔,墨水如泉涌但灵感却迟迟不涌;富丽堂皇的红木写字台在天凉的时候摸上去像一块冰雕,冷漠地对待着主人…… 于是,搬了新家的郑渊洁又恢复到整天半靠在床头,腿上垫一本《新华字典》,抓一支3块钱的圆珠笔在纸上写稿的状态。他的感受是:并不是舍得花钱就能过得好,生活质量的高低与开销的大小,很多时候并不成正比。 所以在买车的时候,郑渊洁买了一辆谁都觉得丢份的车———夏利。他说,他最想要的是劳斯莱斯,但是买不起。劳斯莱斯是他的梦想,除此之外的任何车都只是代步工具。既然本质上都是代步工具,那为什么要多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去买一辆不能给自己圆梦的车呢?买不起最想要的,那就干脆买最便宜的。 这辆8万块钱的夏利,郑渊洁开了六年,跑了20万公里,他觉得除了噪音大点、提速慢点、极速低点之外,与奔驰宝马没什么太大区别。最后换车的原因是因为郑渊洁打球伤了左腿,踩不了离合器,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夏利,换了一辆自动挡的奥迪。 换车之后,他愈发怀念夏利,在路边店做个常规保养不到200块,要换什么部件,去一趟汽配城,几十块钱就能淘回来。他一直觉得自己换的不是车,是请了个爷回来,车一好,路边店就不敢修,4S店去一次,没有四位数别想走人。以前夏利换个电瓶100块不到,奥迪车电瓶一出问题,4S店连带着把电瓶发电机全给卸了,材料费加工时费一张单子开出来,5000元往上走———快赶上那辆夏利的维修费用总额了。 郑渊洁总算是弄明白财富与心情之间的关系了,是正比:花的钱越少,烦恼越少;花的钱越多,烦恼也越多! 2 郑渊洁决定再不去自寻烦恼了。所以当电脑写作刚开始流行时,他保持了冷静与理智。有作家朋友自豪地说自己已经改成电脑写作了,郑渊洁肃然起敬,人到中年了还能如此快捷地掌握新技术,人才! 可带着膜拜之心前去参观,不禁哭笑不得:电脑是有的,键盘也是有的,但额外多加了一套昂贵的手写板系统,先开机,再生疏地点开WPS文档,再打开手写系统,抓起电子笔在手写板上写一个字,电脑识别一会儿,再把这个字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这个字还必须写得横平竖直工工整整,一旦有连笔,电脑就会显示出别的字来,那就得删掉重写。就这样写一个字、等一下、再写一个字、再等一下,写上一句话的时间,足够喝完一杯热茶。 对方一边挥汗如雨地写字,一边建议郑渊洁也来这么一套,郑渊洁问他用这东西一个小时能写多少字,对方想了想,说最快能写出100多个字。郑渊洁算算,自己一天最少要写3000字,按照最快速度每小时100字来算,就得30小时,就算不吃不喝不睡,上哪儿去多借6小时去?一支笔一张纸就能轻松从事的活儿,花了大钱却变得更麻烦。 此前花了大价钱的家里的花园草坪也被他改旗易帜,刚搬进去的时候,总觉得住进了高档社区就应该做个高品位的人,花园请人种了荷兰郁金香,屋后铺的是国际级足球场的顶级草皮。不想这些出身名门的植物水土不服,郁金香蔫头耷脑地变得像晒蔫了的狗尾巴草,草皮闹起了脱发,乍眼看去像长了癞子,不由得让人恶心。 全部连根拔起后,郑渊洁在房前屋后撒了一袋子红花草的种子,成本5元。一开春,一片火红,房子像被火烧云围绕着一般,院子里养了一条狗,扔了几只鸡,脑子发胀的时候,搬把椅子在阳台上看楼下鸡飞狗跳,很有乐子。 也不爱出去吃那些高档餐厅了,档次越高的店,味道越古怪,食物来源也越让人望而却步。郑渊洁对几款被誉为顶级的美食有自己发自内心的评价:鱼排的、鹅增生的、猪拱的、猫拉的。 鱼排的是指鱼子酱,从鱼的泄殖腔排出的;鹅增生的是指鹅肝,说到底就是一块不健康的鹅的脂肪肝;猪拱的是指松茸,这东西长在地上,要找出来只能靠猪去闻,猪闻到味道了,狠命拱下去,采集者必须手疾眼快从猪嘴里把拱出来的松茸抢出来;猫拉的则是指麝香猫咖啡,麝香猫吞下咖啡果实后,果肉被消化,咖啡豆则被排出体外,咖啡豆在麝香猫的肠道中,特殊的细菌提供独特的发酵环境,所以被誉为味道最浓稠香醇的咖啡…… 说到根上,这些所谓的顶级美食,其实就是国内俗称的下脚料美食。下脚料美食郑渊洁也吃,还爱吃,但吃土生土长的下脚料,价钱就天差地别了…… 返璞归真的郑渊洁对吃,有自己的心得———会吃的吃猪下水,不会吃的吃鸡大腿。对于价廉物美的内脏,他有一副好胃口。 郑渊洁家附近的肉摊老板每周会给他留一副肥肠、一副猪肺。两样东西提回家,戴着口罩洗拍干净,肥肠进卤锅,猪肺进紫砂煲。卤好的肥肠不论是夹馒头吃还是做臊子单独成菜,都是极可口的。猪肺汤清肺去火,用来下面煮饺子或者睡前喝一碗润肺,便利且百搭。 除了猪下水,鸡杂、鸭血、鹅肠……都是郑渊洁家餐桌上的常客。自家开饭吃这些,待客也是这些。他也不大在意别人说他家的伙食水准,他觉得,如果不是改革开放,这些东西样样都是过年才有的菜,这才富了几天就忘本?有觉得吃下脚料丢人的,那就是数典忘祖,要批判。 3 财富越来越多,郑渊洁却过得越来越抠了。他先是把手机停了,一是觉得手机对于人就像狗脖子上的铃铛,没有了私密感;二是觉得自己多半在家,偶尔外出家里电话也可以留言,自己基本上不可能被追魂夺命call,手机属于资源闲置。 随着儿子郑亚旗也开了公司,郑渊洁连衣服都不怎么买了,父子俩一样高一样壮,儿子淘汰下来的那些成色尚新的衣服,郑渊洁一包一包地拿回家,能穿的就直接穿,不能穿的改改再穿。 郑亚旗有一件非常好的羽绒服,广告号称可以抵御南极洲的极限低温。在国外买了回来,一穿上就汗流浃背,扔了可惜,穿又没法穿,左右为难。郑渊洁找儿子要了这件羽绒服,拿去找了家裁缝店,让人做了两件羽绒服的外套,把很贵的羽绒倒出来,一分为二装进两件外套里面。含绒量减了一半,再穿起来就冷暖正合适了。跟儿子一人一件。 内衣袜子也早就回归勤俭持家作风,家乐福里买纯棉品质的,大多在几十块钱。郑渊洁冬天比较偏爱穿恒源祥,暖和;天热时穿的多半是Pepsi的船袜,显得自己年轻。 郑渊洁称自己的娱乐开支绝对比如今的白领要少,他不泡吧,说那是他儿子才去的娱乐场所;也不K歌,他说自己写的比唱的好听;绝不去所谓的会所,被人摸了还要给别人钱……闲暇时,他爱做两件事:看漫画、看卡通。 郑渊洁最喜欢的是一幅在一个世界级漫画大赛中脱颖而出的作品,大赛的命题叫《世界最后一刻》,最后获得第一名的是一个家庭主妇用铅笔在一张包装纸上画的一幅漫画:她的先生跟孩子正在地毯上堆积木,她正端着一壶饭后的咖啡送去给先生。 郑渊洁特意把女儿郑亚飞叫过来,向她推荐这幅漫画:真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财富权贵都会化作泡影,唯一能固守在一起的,只有家人…… 郑渊洁看漫画不怎么挑书,除了那些特别弱智的儿童漫画外,只要是有点创意的,他都来者不拒。从最早看台湾痞子蔡朱德庸,再到各地新晋的一些尚无名气的漫画家。他觉得漫画的功能性很明确,没有说教,不奢望能改变意识形态,主要就是让人放松开心。一个读本,能让人看了之后轻松愉悦,就是好东西。 郑渊洁坦承:应该是从21世纪伊始,他就一直过着一种高收入低成本的生活,而且他也不做什么投资,也不懂理财,多的钱,全部扔在银行。真到了自己终老的那一天,或许会留下一部分给女儿,因为儿子只用疼到18岁,而女儿是应该疼到80岁的。剩下的,或许千金散去,或许成立一个基金会。他认同巴菲特的一句话:一个人带着巨额财产死去,是可耻的。 后经我们了解,郑渊洁没有提及他这些年最大的开销———慈善。他是汶川地震后捐款最多的中国作家,曾获中华慈善楷模奖、希望工程特别贡献奖以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心贡献奖…… 郑渊洁再三叮嘱,不要把他描述成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因为他一直认为标榜自己淡泊名利的人本身就是在捞取名声,摆出捍卫真理架势的人捍卫的绝对不是真理。 关于财富,郑渊洁以一句话作为总结:腰缠万贯是另一种穷,一贫如洗是另一种富。撑死的鱼比饿死的鱼多,涝死的花比旱死的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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