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刘汉民-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 刘汉民 摘要： 随着全球化和网络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体制出现了趋同迹象，但由于初始条件、历史事件、认知能力、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结构、既得利益集团和转换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公司治理进化中的路径依赖。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使公司治理可能出现多样性和多重均衡，可能非效率，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缺乏效率的轨道上。要打破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需要找到真正有效率的公司治理是什么，努力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分化和瓦解阻碍公司治理改善的既得利益集团，优化公司治理的制度环境。对我国来说，公司治理改革需要与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改革形成互动。“突变”也是不可缺少的。 关键词： 公司治理 进化 路径依赖 制度 引 言 随着市场国际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人的行为和企业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传统的理论和线性思维难以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公司治理问题，因此需要从跨学科的角度,把公司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对之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 路径依赖是复杂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有着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Bebchuk and Roe,1999）。它与一个国家曾经的历史，以及融入其中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密切相关。不同的国家，其发展的历史和背景不同，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体制就呈现出一定的差别。虽然全球化和网络经济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缩短了各国之间的距离，公司治理出现了趋同迹象，但只要国家和公司是独立的，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和法律规范（如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那么这种差别就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忽视了公司治理的国别差异，不全面考虑本国公司治理发展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盲目套用他国公司治理的经验，不仅无法解决本国公司治理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影响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迄今为止，国内外许多学者认识到了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问题，并做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如Roe（1993）、Bebchuk and Roe（1999）、Guillen(1999)、Jacoby(2001)、Licht（2001）、Schmidt and Spindler（2002）、费方域（1996）、崔生祥（2001）、刘汉民（2002；2007）、邴红艳（2004）、高闯和邵剑兵（2006）等，但这些研究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对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成因、后果，以及如何解决低效率的公司治理路径依赖问题，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解释。 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从跨学科的角度系统分析了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问题，首次提出并分析了影响公司治理路径依赖及其程度的6个因素和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3个经济后果，探讨了破解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基本方法和思路。本文的基本结构如下：第1节分析公司治理路径依赖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第2节分析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后果；第3节提出解决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基本思路。 1.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成因 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进化轨迹受到来自内部的和外部的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并集中体现为历史的路径依赖性（historical path dependence）。 根据North（1990）的路径依赖观，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两种形式，即路径依赖Ⅰ和路径依赖Ⅱ(其间有许多过渡形式)。路径依赖Ⅰ是指，一旦发展进入某一轨道，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效应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路径依赖Ⅱ是指，初始阶段具有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率的情况下，一旦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会使这种无效率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延续下去。本文把前者看作是积极的路径依赖，把后者看作是消极的或相对低效率的路径依赖。对经济研究有意义的是后者，即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路径依赖？其演变的轨迹是什么？如何避免被锁住？锁住之后怎样解锁？这些问题对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一涉及路径依赖，几乎都将重点放在后者。 根据路径依赖学说的一般分析框架和对现实中公司治理问题的系统考察，可以把影响公司治理路径依赖及其程度的因素概括为以下6个方面，即：（1）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2）历史事件（historical matter）；（3）认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4）制度结构（institutional structure）；（5）既得利益（invested interest）；和（6）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 1．1初始条件 公司治理结构和体制在其形成之前，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背景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初始条件决定了公司治理的雏形及其演进路径。以Moerland（1995）的“两分法”为例，美国和德国分别是市场导向型和网络导向型公司治理的典型代表，在其形成之前，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以移民为主的新兴国家，被称作“种族大熔炉”。在建国之初，美国仅有人口390万，除了76万黑人外，剩下的绝大部分是来自西欧的白人移民。这些移民在母国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宗教迫害，对强势集团有一种本能的抵制和恐惧，不喜欢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只要其权力大到威胁和侵害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就会迫使国会通过立法予以干预，从而限制了银行业的发展。当西部大开发和工业革命需要巨额资金，而银行又难以满足其需求时，不得不面向大众直接融资，由此形成了公司治理上的分散的所有权、经营者控制、独立董事制等特征。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分分合合。在经历了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之后，痛定思痛，到威廉一世时期，终于获得机会，由宰相兼外交大臣俾斯麦实行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俾斯麦实行集权统治，为支持工业发展，动用政府的力量发展金融业，积极创建大银行，并促进了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从而使银行在经济发展和公司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德国深受费尔巴哈以及马克思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重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因此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中强调职工参与，并由法律赋予了内部职工几乎和股东同样的权利。1976年的职工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的公司中，监事会成员必须有一半由职工选举产生并出任。 1．2历史事件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有时是由一些偶然事件引起的。这些事件虽小，但往往具有“蝴蝶效应”，会对公司治理的进化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众所周知的南海泡沫事件就是一例。 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成立之初，曾认购了近l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券。作为回报，英国政府对该公司经营的酒、醋、烟草等商品实行了永久性退税政策，并赋以对南美的贸易垄断权。社会公众对南海公司的发展充满信心，加上股票供求严重失衡，使得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不断上涨。在南海公司的赚钱效应带动下，英国出现了全民炒股的浪潮，股票价格与公司前景和业绩完全脱节。为制止各类“泡沫公司”的膨胀，1720年6月，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明令取缔投机企业和空头公司，从而使得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随之破灭。“南海泡沫”事件导致了英国通过所谓的“严刑峻法”抑制股市和上市公司的投机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外部市场治理为主要特征的公司治理机制。 1．3认知能力 由于现实社会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而且取得和处理信息需要一定的代价和技术；同时，社会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导致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人们在进行有关公司治理问题决策时，可能一时发现不了最优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而当发现时，可能已产生了巨大的沉淀成本，进化路径被锁住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脱亚入欧”，大规模进行法典编篡。1881年，日本聘请德国人起草商法典（史称“旧法典”），1890年通过，并定于次年1月1日起实施。由于脱离国情，加之受“民法论争”的影响，两次延期。为摆脱争论，日本成立法典调查委员会，起草了新法典，并于1899年通过实施。新法典在继承日本传统商事习惯的基础上，在形式上借鉴了法国，实际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上仿效了1897年制定的德国商法典，同时还吸收了法国商法、英国商法的部分内容。这种法律上的兼收并蓄，反映到公司治理上就是董事会、监事会并存（监事会地位低于董事会）的二元结构和双重稽查（法定审计师和会计审计师）制度。虽然后来日本认识到了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并在“二战”以后，多次对商法进行修改，越来越多地偏向于美国式公司治理，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多元结构。 1．4制度结构 公司治理的进化不仅受自身条件的约束，而且受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些相互依赖的制度构成了制度结构或制度矩阵，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递增报酬（North，1990）。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公司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外部市场导向的治理模式，不仅公司治理的主体——股东和董事是市场化的，而且市场本身成为激励和约束经营者的重要手段。不论产品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还是控制权市场、声誉市场，都对经营者形成一定的制衡，使其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标难以顺利实现。这种基于市场的公司治理是与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换句话说，没有美国发达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公司治理的美国模式。 德国的市场经济没有美国发达。由于德国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比较泛滥，反映在经济上就带有社会市场经济的特点。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德国的公司治理建立在内部分权制衡的基础上，不仅董事会一分为二，分为监督委员会（监事会）和管理委员会（理事会），而且监事会成员也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共同组成。这种制度安排一方面体现了职工人力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外部人和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后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5既得利益 任何改革都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破坏。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就会有人从中获利。即便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制度是不合理的、缺乏效率的，他们也会拼命维持，并想方设法强化这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这些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人们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 与公司治理相关的利益集团可分类如下（见图1）： 图1 公司利益集团 公司利益集团包括两类：一类是公司内部的利益集团，如股东、董事、经理、职工、债权人等 ；另一类是公司外部的利益集团，如政府官员、客户、供应商、社区居民等。利益集团与利益相关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总是指一个群体，而后者则可以作为个体出现。 公司的在位领导人是最强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不仅可以凭借既有权利收买和影响其他利益集团，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且即使公司治理改革已不可避免，他们也可以操控改革的方向，使公司治理向对己有利的目标进化。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由“内外勾结”（insider-outsider collusion）演变为“事实上的或权利上的内部人控制”（de facto or de jure insider control）（Lee and Hahn, 2004）。这里的内部人指的是原企业的厂长、经理。 1992年，俄罗斯为了加快经济改革的进程，实行了全面私有化。私有化的过渡步骤是公司化，即赋予企业独立法人地位，明晰其所有权并股份化，建立董事会，目的是割断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依赖，防止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在私有化过程中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但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企业的控制权从政府官员转移到了经理人员手中。经理人员利用自身优势，相互勾结，通过各种方式侵吞企业资产和利润，中饱私囊，最后演变成黑帮。据俄罗斯科学研究院社会学所的一份报告指出，当时黑帮已控制了俄罗斯35000家经济实体，包括400家银行、47家交易所和1500家国有企业，40%的企业家和66%的商业组织与犯罪集团有联系。 东欧的公司治理改革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捷克，经理人员甚至联合起来，将政府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德国式公司治理转向美国模式。 1．6转换成本 公司治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企业和社会持续进行大量的不可逆投资（irreversible-investment）。当由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转换时，就会发生转换成本，包括： 1．6．1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sunk cost）。指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是与既定的治理制度相联系的；如果要改变既定的制度，这些投资将无法收回。 1．6．1建立成本 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设计和创立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而且人们需要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探索、认识、学习和熟悉这些新制度。这些统称为建立成本（set-up cost）。 1．6．1摩擦成本 制度的变迁会造成违约（breach of contract），签约人的损失需要给予补偿；新旧制度的转换会导致效率的下降，带来效率损失；由于转换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会造成人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适；社会的不稳定和危机也潜藏其中。这些都是有形和无形的摩擦成本（frictional cost）。 上述转换成本制约着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采用，社会只能在旧制度上继续投资，沿袭旧制度，从而导致路径依赖。 2.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后果 当公司治理进入某一轨道后，它将沿着既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强化。也就是说，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会使公司治理具有报酬递增（正反馈）效应。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公司治理的多样性和多重均衡；可能出现非效率；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缺乏效率的状态，使变革举步维艰。 2．1多样性和多重均衡 公司治理作为存在互补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复杂系统，是长期历史进化过程的产物。由于进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导致了公司治理的多样性。如从宏观上看，有英美模式、德荷模式、法意模式、日韩模式等（Weimer and Pape,1999），从微观上看有股东主导型、债权人主导型、经理主导型、职工主导型、共同主导型等（刘汉民等，2006）。 在多样性的公司治理之间，由于互补关系的存在，可能存在多重均衡。也就是说，在一定时间内，这些公司治理的模式和型式会在空间上同时共存，并在既定的约束下分别取得各自的最优，而不是像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那样，全社会只有一个最优的公司治理，所有的公司治理都向之收敛。这种多样性和多重均衡虽然不是理论上最优的，但却是现实中的必然选择。只有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提高，制度环境改善，进化路径才会改变，公司治理才可能向着最优的方向趋同，实现帕累托改进。 2．2可能非效率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公司治理的无效率或低效率。由于惯性、寻租、既得利益等等，原有的公司治理可能在缺乏效率的情况下仍有存续的动力。那些从现有的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既有动力也有权力去阻止公司治理的改善。作为公司的控制者（控股股东）来说，他们可以利用控制权为个人谋取私利，比如挪用资金，转移财产，甚至掏空公司，最后使其破产（如科龙集团）。而经营者则可利用制度设计的漏洞侵吞公司财产，比如低价收购股份，自定高薪，伪造业绩，吃回扣，收受贿赂等。公共管理者则可通过公权力捞取不义之财，如接受企业的馈赠和宴请，收受和索取各种贿赂，拿干股或干薪等。在公司治理改革初期，这些既得利益者会联合起来反对改革。在改革不得不进行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使改革发生偏转，弱化改革的效果。 我国外部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就是一个例子。证监会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原意是想通过与企业没有利害关系的外部人对内部人形成一定的制衡，从而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但由于独立董事的提名权和报酬掌握在内部人手里，结果内部人不仅控制了企业，甚至控制了外部人，徒然增加了治理成本。科龙电器在被收购前，三位独立董事的酬金曾高达每年108万港币（尚不包括车马费），而当时家电行业一台电器只能赚一只“烧鹅仔”，有的甚至连一只“鸡公”也赚不回来。在有的上市公司，总经理居然拜公司的独立董事为研究生导师。不知这种和谐的“猫”、“鼠”关系如何能使监督有效。 2．3路径锁定 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一旦产生，就会将公司治理的进化锁定在某种特定的轨道上，形成所谓的惯性（inertia）。也就是说，路径依赖会限制公司治理变迁的方向，公司治理会通过自身的报酬递增机制或正反馈机制，不断地自我强化，从而使公司治理具有超稳定结构，失去适应性（adaptability）。在公司治理缺乏适应能力的情况下，任何旧体制内的改良或创新都会被同化（assimilation）。决策者为了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实行“绥靖”政策，结果机遇就在妥协中失去了，转换成本越来越高，路径依赖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靠“突变”（mutation）解决问题。 3.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破解 与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路径依赖不同，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进化路径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也就是说，其路径依赖是可以破解的。 从程度上看，路径依赖有3种情况 ：第一，轻度路径依赖：路径可以改变，且路径转换成本小于路径转换的预期收益；第二，中度路径依赖：路径可以改变，但路径转换成本大于路径转换的预期收益；第三，重度路径依赖：路径不可以改变，只能维持现状，最终导致毁灭。无论哪一种路径依赖，都与时间维度有关（见图2）。 图2 路径依赖与时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路径依赖的程度与时间成正比：时间延续越长，路径依赖的程度越严重。路径依赖越严重，转换成本越高。因此，如果公司治理陷入了一条无效率或低效率的进化轨道，越早打破这种状态，所费成本越低。 公司治理路径依赖的破解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入手，多管齐下： 首先，要发现最优的公司治理是什么。由于公司治理的复杂性和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们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和见解往往是不一致的，有的过于迷信理论模式和“先进”经验，忽视了制度的专用性；有的就治理论治理，忽略了复杂的制度环境；有的虽然提出一些有意义的思路和对策，但缺乏长期效应。要找到一条适合一个国家和企业具体情况的长期有效的公司治理并非易事，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法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和企业部门的实际工作者共同探讨，并针对不同企业的具体情况实行分类治理，尤其要研究实施这一制度所需具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预期的成本和收益如何。 其次，提高参与者的认知能力。认知过程也是一个心理预期的过程，而心理预期受制于信息的质量和信息成本。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成本的居高不下，人们对公司治理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甚至产生错误的预期。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信息机制的建设，保证信息的准确、及时、有效。一方面要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度，无论何种公司，只要受《公司法》管辖，都要公开披露信息，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既可以在各种媒体上披露，也可以在公司的网站上披露。另一方面要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提高信息处理的技术，加快信息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对于延期披露和弄虚作假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此外，还要进行公司治理研究的公共平台建设，普及和推广公司治理知识，让公司治理成为企业经营者、公共管理人员、高校经济管理类师生和有关人员的“必修课”。 第三，强制性变迁要与诱致性变迁相配合。既得利益集团在公司治理变迁中具有双重作用：如果变迁符合既得利益者的需要，他们会自发地促进变迁；如果变迁不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会抵制或阻碍变迁。有的学者（林毅夫，1989）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思路。笔者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改革的阻力，但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利益为诱导的，本身具有报酬递增效应，会强化路径依赖，因此，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予以配合。无论自上而下的强制（上级指令）还是自下而上的强制（民意）都需要健全的法制作保障。公司治理的基本法律制度是公司法（外部）和公司章程（内部）。公司法应与其他法律制度协调共进，并充分考虑治理成本最小化和治理收益最大化原则。此外，股东的权利和企业经营者的权利在法律上应分离，股东对企业经营者的日常监督应通过委任董事或监事的方式进行，而董事（监事）和经营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董事会（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和投票程序应由《公司章程》加以明确界定，公司章程中没有明确界定的由股东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定。 第四，要优化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毫无疑问受到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有了一种设计优良的治理制度，并不意味着最优治理就可以实现了，还要创造条件让制度能够顺利地发挥作用。既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制度性遗产中无疑有落后的、与新的治理制度不相容的成分，如果不去着力改变制度环境，新制度就可能被同化，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公司治理说到底是一个公司民主的问题，包括分权和分权基础上的制衡。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民主意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实现不了，公司民主就是一句空话，即使有了健全的治理结构，也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第五，分化和瓦解既得利益集团。奥尔森（1995）把利益集团分为两类：相容性集团和排外性集团。由于利益集团集体行动的困难，无论相容性集团还是排外性集团，内部都不是铁板一块，其成员在行动的成本分担、利益分享等方面存在矛盾或冲突。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者要善于利用这种矛盾，对之进行分化和瓦解。比如对公司治理积极创新和完善的企业和企业家，由公共部门承担部分改革成本并予以物质和精神激励，使其净收益超过维护旧体制的既得利益；对贪腐集团则实行“打”、“拉”政策，对率先举报集团其他成员犯罪或其他不端行为者可豁免或减轻其罪行并予以奖赏，对订立攻守同盟、冥顽不化者则从重惩处；等等。 最后，当原有的、低效率的进化路径确实难以改变时，应寻找新的路径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势推进，防止旧体制对新模式的同化。 参考文献： Bebchuk, Lucian Arye and Roe, Mark J.,1999，“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Ownership and Governanc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 52,No.10:12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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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fluenced with initial conditions, small historical matters, cognitive capacitie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invested interest group, switching costs and other factors, the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comes forth with path dependence which may bring on diversity and multi-equilibrium, inefficiency and lock-i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break the path dependence, it is required to find the real effici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increase the participant’s cognitive capacity, to disintegrate the invested interest group, and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so far as China, the improv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hould interact with political, economical, legal and cultural reforms. Mutat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Keyword： corporate governance；evolution；path dependence；institution � EMBED PBrush ��� � EMBED PBrush ���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经济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研究”（05JA790031）。 作者简介：刘汉民（1962-），山东青岛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广州，510632； E-mail：lhmsh@hotmail.com）；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访问学者（2007年3月至2008年9月）。 � 通常债权人被看作公司外部的利益集团，但若从资本结构和公司控制权配置角度看，债权人是“潜在的所有者”，实际是公司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参见刘汉民等，2006）。 �约瑟夫·R·布拉西等：克里姆林宫的经济私有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24页。 � Roe(1995)、Leibowitz and Margolis（1999）都曾经把路径依赖分为三级（参见刘汉民，2003），但他们没有和路径转换的预期收益联系起来，因而三种路径依赖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 PAGE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