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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概论讲义第五讲 文学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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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概论讲义第五讲 文学媒介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com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www.100xuexi.com 第五讲 文学媒介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媒介的演化历程 2.掌握文学媒介的含义、特点、作用 知识谱系: 讲义: 一、媒介优先 常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接触文学作品时,首先接触的是它的语言吗。这一常识看似合理而不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语言并不是直接地向读者呈现的,而是借助特定的文学传播媒介而间接呈现的。确实,不同时代的读者透过不同的媒介而“接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概论讲义第五讲 文学媒介
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com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www.100xuexi.com 第五讲 文学媒介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媒介的演化历程 2.掌握文学媒介的含义、特点、作用 知识谱系: 讲义: 一、媒介优先 常有这样的认识:当你接触文学作品时,首先接触的是它的语言吗。这一常识看似合理而不确切。因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语言并不是直接地向读者呈现的,而是借助特定的文学传播媒介而间接呈现的。确实,不同时代的读者透过不同的媒介而“接触”语言。《诗经》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当孔子收集、整理和阅读的时候,首先接触的可能是沉甸甸的“竹简”媒介,而不是这诗的四言句式;曹雪芹阅读时接触的可能是手工印刷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鲁迅读的是印制精美的机器印刷书;今天的读者则可能通过鼠标在网上点击浏览“电子书”。 所以,在读者阅读时,文学媒介往往先于语言而发挥作用。我们把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必须首先接触媒介的状况,称作媒介优先。 文学媒介优先状况,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古人早就作过探讨,只是没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庄子·天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庄子区分“书”与“语”的不同。世人所珍贵的“道”通过“书”这种媒介来传输,而书不过是承载语言的媒介,语言自有其可贵处。语言的可贵处不在它本身而在它所呈现的意义。意义总有所指。意义的所指又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世人因为珍贵语言才传之于书。世人虽然以书为贵,我却以为书不足珍贵,因为所珍贵的并不是真正应珍贵的。庄子揭示了“书”这一文字媒介在他那个时代文学传输中的基本作用:书是传输语言的媒介。 可以说,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时首先接触的不是它的语言,而是语言得以存在的具体物质形态――媒介。文学总是依赖一定的媒介去实现其修辞效果的,媒介是文学中的重要因素。 二、文学媒介概念 媒介(单数为medium,复数为media,也译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威尔伯?施拉姆和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页) 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国际互联网等是传播信息的媒介。 就传播学的意义上讲,文学媒介应指传输语言的物质渠道,如传输诗句的竹简、手工印刷书、机器印刷书、电子书,以及连载小说的报纸和广播、刊发散文的杂志等。 媒介与语言。媒介不是指语言本身的内部形式组合。至于语言的内部形式组合问题,应当划归通常所说的“语言”问题去处理。 什么是文学媒介?文学媒介是文学的感兴修辞得以传播的外在物质形态及渠道,包括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等类型。 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 三、文学媒介的演化 媒介五阶段说:信号时代、语言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大众传播时代(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媒介三阶段说:口头语言与第一次媒介形态变化、书面语言与第二次媒介形态变化、数字语言与第三次媒介形态变化(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文学媒介经历五阶段: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机械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这大致分别对应于原始文学、先秦至唐代文学、宋代至清代文学、清末至20世纪90年代文学和90年代以来文学。 1、口语媒介。 这是最早的一种文学媒介。口语就是口头语言,是语言的一种最初形态。口语媒介是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指以口头语言形式实现人际传播的语言媒介。据推测,距今4万年到9万年前,人类逐渐获得了说话的能力。作为家族或部落内部的人际沟通的手段,口语也出现在这个进化过程的相当早期阶段。大约到新石器时代(约1.4万年至1.6万年前),口语进展到能表达抽象事物和具有了简单的语法结构。 口语媒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便快捷,二是与身体语言和原始礼仪相伴随,三是真切生动,四是不易保存。借助口语媒介,原始先民在舞蹈和音乐的伴随下“喊”出了最早的文学。 ①“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 ②“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宍,古肉字,指禽兽)(《吴越春秋?勾践外传》) 例①为《候人歌》,它只在“兮”和“猗”两个呼叹词上添加了两个词,但却体现了快捷而起伏的节奏和感情变化,似乎与舞蹈相伴随。 例②为《弹歌》,以简单的口语媒介再现了原始人的一种歌乐舞结合的集体活动。这些只是有幸保留下来的极少量原始口语文学,而大量的作品却随“口”消逝了。这正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运用口语媒介的口语文学,有如下两种形态: 一是歌谣。《诗经》,古希腊荷马史诗。 二是流言。这是一种常见的不能被忽视的口语媒介,它流布于民间的人际口头传播过程中。陈胜吴广起义时编造的“大楚兴,陈胜王”的流言,在农民中迅速传布,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流言文学正是以流言媒介传播的文学。从古至今,流言文学都有自己的肥沃的生存土壤。尤其是在社会处于动乱或转变的关键时段,各种文化冲突加剧,这就给流言文学的兴起预备了温床。 中国原始文学具有自身的特点 第一、文学文本规模较小,如其词汇、句式和篇幅较为简短; 第二、文学往往以歌谣形式存在,而这种歌谣又是与音乐和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第三、文学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流动性,在集体口传过程中被修改或产生变异; 第四、文学文本的作者往往不是后世那种独立的个人,而具有集体性质; 第五、文学文本传播空间范围有限; 第六、文学文本不易保存。原始口语文学由于口语媒介的局限,大多早已淹没不闻了。 2、文字媒介。 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埃及,出现了象形文字。中国也是最早发明和运用象形文字的国家之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语言的最重要的辅助工具。它可以说是在石头、青铜器、兽骨、竹简、木牍、缣帛和纸张等媒介上记载的语言。 按钱存训的排列,中国文字媒介的通行顺序应该是:甲骨文、金文和陶文、玉石刻辞、竹简和木牍、帛书和纸卷。见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史》,新增订本,v—vii页,台北,汉美图书印行公司,1996。 是人类在原初口语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身语言能力的产物。 文字媒介是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指以书面符号系统承担人际传播任务的语言媒介。 与口语媒介主要诉诸听觉不同,文字媒介先诉诸人的视觉然后唤起其听觉记忆。 文字媒介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革命性事件,它使人获得了一种最基本而有效的书面语言传播媒介。 中国人先后应用和发明了如下汉字媒介:石头、青铜器、兽骨、竹简、木牍、缣帛。相传东汉蔡伦在公元105年用树皮、麻头和破布等制成了轻便的纸张,为汉字书写提供了更方便而有效的媒介。而顺便需要辨明的是,“无论是雕铸或印盖在坚固材料上的文字记录,都不能称为‘书籍’。中国书籍始自竹简的应用,继以帛书和木牍”。可以说,每一次文字媒介的变化,都会给人的意义表达活动带来影响。 文字媒介的发明使中国文学继口语媒介之后获得了一种新型媒介。从先秦到唐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文字传播媒介占主导的时代。正是运用汉字媒介及相应的手工书写方式,中国人创造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这些文学的主要文类是诗歌、散文、史传文学。而诗歌是其中的中心文类。借助汉字媒介,中国古典汉诗经历了四言、五言、七言等多种形态的发展与演化历程,并且在唐代达到了以诗歌为标志的高峰境界。 与口语媒介相比,文字媒介给文学带来了新的便利。第一、文学创造的方式可由原来的口传转为书面笔传;第二、在书面传播时,可不要求发送者(作者)和接收者(读者)同时在场,这使文学传播得以突破口语媒介时代的人员和时空限制而获得新的表达自由;第三、文学作者由原来的集体作者中出现了个人作者,从此出现了自立的诗人和作家;第四、文学的书面文本可以在其原创者(发送者、说话人或作者)的自然生命终结后而继续其文献生命,传之久远;第五、文学的书面文本还可以同原创者及其最初语境分离开来而独立存在,这为读者对文本进行较为自由的阅读和阐释创造了媒介条件;第六、文字媒介还可以消除汉语各方言区之间的口语传播障碍,为文学在不同地域和群体中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3、印刷媒介。 印刷媒介是把文字和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复制在纸张上的媒介技术,它通常包括手工印刷媒介和机械印刷媒介两种形态。这里谈印刷媒介主要是指手工印刷媒介,而机械印刷媒介则纳入大众媒介部分去谈。从中国文学史看,手工印刷媒介在宋、元、明、清时代文学中起到了主导媒介的作用,对这时期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手工印刷术,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手工印刷的办法是:用棕刷子蘸墨刷在印版上,然后放上纸,再用干净的棕刷子用力擦过,所以称“印刷”。南北朝时就出现了雕版印刷,隋文帝(581-604年)以后陆续使用雕版印刷复制文化典籍,中晚唐时期用雕版印刷印制佛教典籍《金刚经》,唐末五代民间出现雕版印书。不过,尽管如此,一般学者读的书包括文学作品还是手抄本。大约在北宋庆历(1041-1048)以后,以雕版印刷为主体的民间刻书业才更普遍,各种刻本书籍才逐渐地流行起来。而正是在仁宗庆历年间(约1045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中国从此出现了一些活字印刷中心。也就是说,大约到晚唐至北宋时期,以雕版印刷为主体的印刷逐渐地应用于文学传播,成为文学的一种新的普遍性传播媒介。 可以说,印刷媒介的发明和发展,为宋代至清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媒介条件。由于印刷媒介的运用,以往文学经典及其他文化典籍才得以大量地印行、流通和阅读,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文人学者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修养,而且使新的文学的更大量与快捷复制及在普通读者中传播成为可能。宋代散文的活跃、宋词的繁荣、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就是与印刷媒介的作用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明清白话长篇小说在城市民间的流行,直接与印刷媒介的普及相关:由于印刷媒介的运用,长篇小说这类篇幅巨大的文学作品的快速的批量复制成为可能,这就为其在读者中批量发行和迅速流通提供了媒介条件。一方面,印刷媒介的普及和长篇小说的批量生产满足并刺激了各阶层读者的文学消费需要;另一方面,各阶层读者的日益增长的文学消费需要又反过来刺激了作家及文学商人的生产欲望。试想,如果没有印刷媒介的普及以及以市民读者群为主体的文学市场的兴起,白话长篇小说在明清时期出现繁荣则是不可思议的。 与此前的口语媒介和文字媒介相比,印刷媒介给文学带来新的便利。第一、文学创造的方式由原有手工抄写转为手工印刷,其复制速度和能力大为增强;第二、由于批量复制上的便利,大容量或大规模的文学文本的写作、复制和发行成为可能,这逐渐地促成了“诗”的衰落和“文”的兴盛,以及白话长篇小说的繁荣;第三、又由于印刷媒介的普及,社会成员中的识字群体人数逐渐增加,文学的消费者和接受者数量得以随之增长,这促使文学从过去少数高雅“士人”的特权转化为大量通俗市民的日常消费对象,从而促进了文学的大众化进程;第四、尽管按明清时代的正统学术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诗歌依旧被视为文学主流文类,但白话小说却在非主流的数量庞大的市民读者层面获得了实际的主流地位,这等于说印刷媒介在暗地里协助新兴的小说文类向诗歌主流宣战,直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或瓦解了它的原有特权。这可以说为清末民初(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助机械印刷媒介在中国普及的良机发动“小说界革命”而奠定了媒介基础。 4、大众媒介。 大众媒介(mass media),又称大众传播媒介(mass media of communication),按传播学家的定义,“通常指的是中间插进了用以重复或传布信息符号的机器和有编辑人员的诸如报纸或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的传播渠道”。这表明,大众媒介不同于以往面对面的口语媒介、手工传送的文字媒介或具有简单复制功能的手工印刷媒介,而依赖于专门的由复制和传送信息的机器和编辑人员组成的传播组织。可以说,大众媒介是一种由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这种传播组织由用以复制和传送信息的机器(印刷机、电台、电视网络等)及编辑人员组成。如果要下一个更连贯的操作性定义,不妨说,大众媒介是由旨在复制和传送信息的机器及编辑组成的、传播组织为中介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机械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种形态。说得简单点,大众媒介是向大量受众传送信息或娱乐节目的各种现代传播形式的总称,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电视、广播、电影、录音带等。 机械印刷媒介是大众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由印刷机去印制文字和图画等的媒介技术。机械印刷媒介是手工印刷媒介走向机械化的产物。在中国人普及手工印刷术并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数百年,德国美因茨的普通金工古登堡(Gutenberg)在15世纪40年代做出了在世界传媒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古登堡经过多次试验,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每个字母精心准确地刻在一个钢模上。然后,他把字型印在一小方软金属(如铜)上。他围绕字模制造了一个小泥模,这样便可把溶化的铅注入,铸成铅字。字模可以反复使用,印刷人需要多少单个字母就可以铸多少。字母铸成后,便可在托盘中排列成单词和句子。位置固定后,涂上油墨,压上一张羊皮或纸,就会产生清晰的印张。但纯铅太软,古登堡后来发明了一种办法,把铅和其它金属混合制成一种合金,效果很好。……古登堡搞到一台大葡萄压榨机,多方改造,安装了一个放活字托盘的平台和一面往下压纸或羊皮的平板。所有部件都要调整得很精确,所以需要大量试验。最后,他在活字上涂上油墨,放上一张羊皮纸,四周放上合适的档板以保持印张整洁,然后小心翼翼地旋下压板,印出了第一张。漂亮极了!印迹清楚干净,没有用手抄写通常出现的错误。(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 正是这样,古登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印刷机,并用它印刷了有史以来最精美的42行《圣经》200册。由于有了印刷机,比手工印刷远为快捷和大量的复制成为可能,这就大大促进了书籍的生产、传送与阅读能力。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对于欧洲宗教革命、对于世界传播媒介、文化、教育等的革命性意义是人们历来大讲特讲的,不再详述。我这里关心的问题是,机械印刷媒介的发明和普及给中国文学带来怎样的影响? 机械印刷媒介传入中国,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按王韬的记载,他本人是在1848年初春的上海第一次见到机械印刷机的:“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王韬:《漫游随录》,陈尚凡、任光亮校点,58-5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页。)在这里,映入这位20岁的中国年轻书生眼帘的,是陌生而神奇的印刷机、装帧精美的书籍、飞速旋转的车床等。借助西方传来的印刷机,发明印刷媒介的中国人不得不改造已经变得陈旧的手工印刷术,开始了报纸、书籍和杂志的现代工业化生产。以往中国文学的传播媒介主要还是手工印刷媒介,如以手工抄写,以雕版、木活字或铜活字排版而以手工印刷,其主要形式是手抄本和线装本。诗和散文通常以手工抄写或手工印刷方式去复制和传播,由作者分送亲朋好友;即便是用于“买卖”的白话长篇小说,也多是以雕版刻印的。清康熙45年(1706年)雕版刻印《全唐诗》,收 2000多位诗人的48900余首诗,分400卷,用去一年半时间。小说《红楼梦》一书于1791年首次问世,是用木活字印行的。这种手工印刷媒介方式决定了这时期文学生产的手工传播性质:它的复制规模有限,产品数量有限,传播距离也有限。而从鸦片战争以后,来自西方的机械复制媒介逐渐进入中国,铅字排版和机器印刷在人们眼前展示出手工抄写和雕版印刷无法比拟的复制优势,并在半个多世纪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中终于导致了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出版业迅速发生和发展。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自任主笔撰写政论散文,这被视为“中国人自办日报获得成功之最早一家”(袁昶超:《中国报业史》,上海书店1943年版,第30页)。机械印刷媒介为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强有力的大众传播方式,从而使文学传播从手工传播演变成为大众传播。也就是说,由于机械印刷媒介的运用,文学得以从数量有限的手工业生产变成了数量巨大的工业生产。 由于机械印刷媒介在传播数量、速度和范围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同时,由于维新变法运动在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方面的特殊需要,文学得以迅速地走向工业化生产的规模。以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从而发起“小说界革命”为标志,机械印刷媒介及由此印制的报纸、书籍和杂志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小说的新兴的主导媒介。著名大报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如《申报》有《自由谈》,《新闻报》有《快活林》,《时报》有《余兴》等。又由于文学报纸、小说杂志和小说书籍借助印刷媒介的威力迅速拓展其商业市场,需要一批专门人才从事文学职业性写作,于是,第一代职业作家群终于出现。他们往往居住在大都市如上海,既专事商业性写作,也同时兼任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如吴沃尧、李宝嘉、曾朴、黄小配、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和徐枕亚等(参见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5页)。 正是借助现代报刊这种新媒介的威力,现代小说得到迅速发展。据阿英估计,在1898至1911年间,“成册的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另一种统计则说,“短短十余年时间,成册的小说译著梓行一千数百种;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小说》,到徐枕亚1918年创办《小说季报》,先后发行的小说期刊在五十种以上。”(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 1-2页)还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在1898—1911年间,中国出版的小说种类竟比此前250年间的总和还要多(据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 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0页)。13年胜过250年,足见新媒介的能量!按阿英的分析,晚清小说出现“空前繁荣局面”有三条原因:第一是机械印刷媒介的发达,即“印刷事业的发达”造成“刻书”的方便和“新闻事业的发达”导致“在应用上需要多量产生”;第二则是知识分子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而“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是他们以小说“抨击”时政并提倡“维新与革命”(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这里把机械印刷媒介列为晚清小说繁荣原因的第一条,是有眼光的。如果无视传播媒介的转换在小说繁荣中的基本的作用,是无法弄清现代小说生长的奥秘的。小说传播媒介的这一转换是意义重大的:它代表了现代工业化的机械印刷媒介对于中国古代人工印刷媒介的胜利征服。同时表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传播媒介的现代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尤其是精英人物,可以在外来西方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学术体制、法律制度等面前表示出种种怀疑、反对、拒绝等姿态,但在机械传播媒介的引进上,却似乎显得毫不犹豫和十分大胆。在机械传媒面前,矜持和犹豫都是多余的了。无论上层官吏还是下层民众、知识精英或普通公众,谁都想通过书籍、报纸和杂志而夺得话语控制权。 以上有关机械印刷媒介与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关系的探讨,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第3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是大众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是由电磁波或电子技术去复制和传送信息的媒介技术,主要包括广播(broadcast)、电影(film)和电视(television)三种形态。 广播,作为电子媒介之一种,是大众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广播在广义上是指以无线电波或导线播送声音节目、或图像与声音合成节目的媒介技术,包括狭义广播(radio)和电视(television)。这里指狭义广播,就是指以无线电波或导线播送声音节目的媒介技术。广播在西方出现于20世纪初,1920年11月2日美国的KDKA电台是世界上第一家广播电台。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是在1926年于哈尔滨出现的,从那时起,广播逐渐地在中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利用广播媒介传送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及说唱文学,具有独特的修辞效果。第一、以声音传送文学,不仅可以复活和扩展原始口传文学(如歌谣)那种面对面传播特有的现场感(包括直接性和亲切感),而且时效性强,这是文字媒介和手工印刷媒介所缺少的传播优势;第二、广播的传播范围广,可以不受山重水复等空间限制,这使得文学可以突破空间阻碍而实现大范围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第三、形成广播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文类;第四、广播拥有大量各阶层受众,其文化程度高低不一,这向广播文学提出了文本的通俗性要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通俗性进程。 电影,作为电子媒介之一种,是大众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电影是以活动照相术结合幻灯放映发展起来的媒介技术,其办法是用灯光把拍摄的形象连续放映在银幕上,看起来像实在活动的形象。电影是在1895年由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不久后传入中国,1905年出现第一部记录影片《定军山》,1913年由郑正秋、张石川导演第一部影片《难夫难妻》,由此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早期电影为无声片,后来加入声音。作为一种现代媒介,电影具有以往媒介所没有的传播优势。电影媒介的产生对文学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第一、以由视觉画面和声音组成的逼真镜头去再现生活,显示了此前任何媒介都缺少的强大的综合写实能力,为文学(剧本)效果的实现提供了逼真的视觉画面和感人的听觉情境。第二、电影媒介要面向数量巨大的各阶层公众,因而不得不追求通俗化,这向剧本提出了通俗化要求,从而对文学的通俗化产生影响;第三、影片中的剧本具有文学性,因而出现电影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文类;第四、不少影片的剧本改编自文学作品,从而既可以影响读者对文学作品本身的流通和接受,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作家后来的写作;第五、最后,尤其对9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而言,电影由于其视觉和听觉上的优势,征服和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颠覆”了此前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中心”地位,迫使文学移位到新的“边缘”冷寂处重振旗鼓,从而对9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产生实质性重大影响。 电视,作为电子媒介之一种,是大众媒介的一种重要形态。电视是用电子技术传输图像和声音的媒介技术。它是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推进而在西方发展起来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是电视脱颖而出的时期,从那时起到现在,电视及电视网络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媒介角色。电视的发展经历了黑白电视、彩色电视和有线电视三阶段。电视在中国诞生于1958年,到80年代出现飞速发展局面,目前已经拥有近10亿观众。电视对于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影响,是从90年代初起。从电视连续剧《渴望》(1989-1990)、《编辑部的故事》(1990-1991)、《围城》(1991)开始,电视(与电影一道)上升到中国社会大众媒介中的“第一媒介”或“中心媒介”的地位,也正是在此时,电视对于文学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有关影视对文学产生影响的讨论,见拙文《中国现代文学的杂体互渗时段》,收入《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电视媒介对于文学的作用,与电影在若干方面相类似,这可以联系上段的五点论述去理解,不再重复。但与电影相比,电视对于文学还有更独特的作用:第一、电视节目导致了电视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文类的出现;第二、观看电视是在日常家庭环境中,这要求无论是原创的还是改编自文学的电视文学(剧本)都应体现日常性、家庭性和通俗性,从而赋予文学以浓烈的大众文化色彩;第三、由于电视可以把视觉画面和听觉音响兼容起来,把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和戏剧等多种艺术综合为一体,在每天24小时连续不停地直播,这种综合性和连续性传播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文学及其他各门艺术所没有的媒介优势,极大地激发和满足公众的日常消费需要,把文学从以往的“中心”赶向边缘地带。 上述三种电子媒介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人类传播媒介的发达,对于文学产生了巨大作用。 由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构成的大众媒介,体现了以往任何一种传播媒介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威力。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在1909年指出,新媒介在四个方面更为有效:“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各阶级的人们”。(库雷:《社会组织》,1909年版,转引自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著《大众传播学诸论》,杜力平译,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与文学的以往三种媒介口语、文字和手工印刷相比,大众媒介体现了四方面的传播优势:第一、表意上的广泛性,能表达最广泛的思想和情感;第二、时间上的永久性,能具有永久性意义的事件;第三、空间上的迅速性,能迅速传播远距离事件;第四、受众阶层的统一性,能一律面向所有阶层的受众。 其实,大众传播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而且更在整个社会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都起着“革命”性作用。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信息增殖、控制、扩散及社会变革力量:“大众媒介既是了不起的信息的增殖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输送管,……传播机器能够收集大量信息,能很快增殖和被极其广泛地利用,以致使控制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出现了量变,聚集了人数的注意力。”(施拉姆和波特合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 16-17页)大众媒介不仅具有这些信息革命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在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时有力地促成或导致社会“革命”。施拉姆举例说,书籍和报纸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参与了17、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施拉姆和波特合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 18页)。他断言:“信息媒介促进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而信息媒介自身也在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中”。这正有力地证明了大众媒介的强大的变革力量:“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这些革命教会我们一条基本格言:由于传播是根本的社会过程,由于人类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因此,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施拉姆和波特合著《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 18-19页)可以说,正由于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介才会对同样处于这一系统中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文学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只能在这个系统中发挥影响。 5、网络媒介。 网络媒介是指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技术传播信息的媒介技术。多媒体(multimedia)原是指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传播形式结合到一起的电子媒介,又称混合媒介(参见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在这里是指将多种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话、传真计算机通讯等)连接起来对声音、图像、文字和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和传输的双向信息系统。目前,以多媒体媒介为主体的网络媒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迅速发展,被视为继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有人据此称世界已进入“网络时代”。这一点正在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网络媒介对于文学传播具有新的特点:第一、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和国际互联网的完善,网络媒介比其他任何媒介相比都显示出传输和复制快捷、储存和提取简易的优势,因此可以大大促进文学的传播、储存和复制速度;第二、与报纸、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属于媒介对受众的单向传播不同,网络媒介具有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传播性质,这使得网上文学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及时沟通;第三、正由于网络媒介具有双向传播性质,作者与读者之间在网上可以享受到平等对话的权利;第四、人们在网上的文学对话有可能更具有个人化和个性化特征;第五、单就网上文学写作而言,由于网络传播要求快速、简便、新颖,因此文学表达有可能更趋简短、新奇;第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网络文学作品具有文字、图像、声音等结合的特点,可以为文学阅读带来新的体验。 以上只是极简要地描述了文学媒介的演化状况。由此可以看到,文学媒介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在不断地演化和实现技术创新。在这里,需要特别关注如下两方面情形:一方面,每个时段都可能出现一种或两种主导型媒介,例如,原始时代的口语媒介、先秦至唐代的文字媒介、宋代至清代的手工印刷媒介、20世纪以来的大众媒介、近年来日益兴盛的网络媒介;另一方面,已经出现过的所有旧媒介不会断然消隐或终结,而总是与新的主导媒介叠加到一起混合起作用,例如,上述五种媒介无论兴衰都在今天的文学中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这表明,现行的文学媒介类型无疑应至少包括五种类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大众媒介(机械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及网络媒介。多重媒介的叠加和混合运用,使得今天的公众似乎置身在由媒介制造的“超级现实”(hyperreality)里,这种比现实显得更真实和更具诱惑力的“超级现实”在带来无比快乐的享受时,也正在制造媒介的暴力。因为,媒介的技术和制造往往可以违背人类的自由原则而自行其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使用它的人类。 四、文学媒介的作用 文学媒介在文学的整个感兴修辞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作用?现有关于媒介的作用的观点很多,这里可以举出其中一些。 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提出了一种“传播的偏斜”(bias of communication)的理论。他认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知识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传输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对这种时间或空间因素的相对注重,将意味着被植入其中的文化出现一种意义的偏斜(bias of significance)(Harol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p.33.)。按照他的观点,“偏于时间”的社会(‘time-biased’societies)往往是那种由简单的口头文化统治的社会,或者其中通行的媒介是沉重的、难以移动和复制的,如石头和粘土。这样的社会往往强调习惯、连续体、神圣知识等,把现在和未来同过去紧紧绑在一起,是偏重于传统的社会。与此相对,偏于空间的社会(‘space-biased’societies) 则以更易移动、携带和复制的媒介取而代之,如古埃及以纸莎草取代石头,欧洲以纸张和印刷取代羊皮纸等。这种社会必然会产生偏于空间的文化:领土扩张、世俗制度、专门技术等。他以古希腊为例说,书面媒介和口语媒介会造成被传输的意义出现偏斜:“在七世纪的殖民地和雅典,书面法律的生长形成一种威胁:将一种沉重的负担强加于借方。而口头传统的权力则明显地有助于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方式。”(他指出:“我们大致能够设想,一种传播媒介的长期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被传播的知识的特性(determine the character of knowledge to be communicated),并且认为,它的普及性影响终将创造一种文明(create a civilization),在这种文明中,生活及其变动性将变得非常难于维持,一种新媒介的优势将成为导致一种新文明诞生的力量(the advantages of a new medium will become such as to lead to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ivilization)。”(Harold Inni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p.34.)这种观点注意到传播媒介会导致被传输的知识的意义出现某种偏斜,甚至还会进而促进一种新文明的出现。 而最引人注目而备受争议的一种,则是“媒介即讯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论。这种理论与英尼斯的“传播的偏斜”说相比就显得远为极端了:媒介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直接就等于传播的讯息。这是由加拿大媒介预言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中提出来的。他主张媒介是人的延伸,即是人的器官的延长。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而其他媒介则是人的个别器官的延伸。而媒介的发达则使得全地球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正是据此观点,他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媒介即讯息”的主张。与以往把媒介仅仅视为传播的工具或渠道不同,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是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从而总会带来传播内容(讯息)的变化。“媒介即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尺度(new scale)引起的,这种新尺度是被我们的每一次延伸或每一种新技术引导进我们的事务中的。”(M.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p.23.)新媒介的产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新工具或新技术,而是一种社会“新尺度”的创造;而这种社会“新尺度”势必会意味着新的社会内容,或者成为新内容的一部分。例如,在印刷媒介出现之前,人际传播往往是直接地和面对面地进行的,而印刷媒介则突破了这种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的传播方式的限制,促使人们去解读和思索更为精密和复杂的印刷符号。而电子媒介的普及,则更是导致了全球生活的革命性变化。麦克卢汉的这一观点富于启发性地揭示了媒介的重要作用,但又将这种作用作了过分渲染。 相比之下,美国传播学者麦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媒介即情境论也许要平实而可信些。他在其《无地之感》(1985)里仍然坚持强调媒介的巨大作用:“媒介的进化已经减少了物理性在场(physical presence)在人们的体验和实践中的意味。……现在,物理上的划界空间比起能够流过墙壁、冲破遥远距离的信息来就更少意味了。其结果是,人们在那里对于自己知道和体验的东 西很少能做什么。电子媒介已经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意味。”(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vii-viii。)他还注意到,信息的可传达性是十分重要的:印刷品根据解读专门化语言编码的不同能力而迎合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的需要,而电视由于使用人人都能明白的简易编码,所以可使以前被传统媒体垄断的某些信息转而变成人人可自由享用的东西,由此打破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 不过,麦罗维茨的真正独创处在于,把麦克卢汉的理论与戈夫曼(Goffman)的“面对面互动”(face-to-face interaction)论结合起来思考,进而提出一种“信息情境”论:不应把媒介的作用仅仅理解为技术本身的决定性作用,而应理解为由媒介所造成的信息情境(situation)的作用。这就是说,媒介的作用取决于媒介所造成的信息情境,这种信息情境犹如谈话的地点场所一样,可以影响到信息的传播,进而影响人的行为。他指出:“当与不同的社会情境联系起来时,过去合适的行为就可能变得不合适了。当特殊的私人情境由于被转换到其他情境从而变得更加公共化时,行为风格必须调整和改变。这正体现了情境改变角色行为与改变社会现实织体(texture of social reality)之间的联系。”(Joshua Meyrowitz,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u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4-5。)据此,他明确提出如下主张:“新媒介,新情境”,“新情境,新行为”(new situations, new behavior)。显然,比较起来,麦罗维茨的理论较为契合文学媒介的实际作用。 此外,斯诺认为,媒体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传播过程自身的性质产生的,传播过程本身不可避免地以某种方式改变被传输内容的特征或面貌。这也需要注意。 文学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既不应被夸大,也不应被轻视,而是需要正视,予以充分合理的关注。文学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表现在:媒介是文学的重要维度之一,它不仅具体地实现文学意义信息的物质传输,而且给予文学的感兴修辞效果的产生以微妙而又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媒介是文学文本的物质传输渠道。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 第二、媒介是作家写作行为的物质结果。作家的写作只有物化为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的人际传播过程,否则就只能算是内心的潜在文学传播行为。而写作一旦诉诸媒介,就宣告文学传播过程的起始,由此文学进入发行、流通、消费和接受过程。 第三、媒介是读者进入文学传播过程的第一环节。读者参加文学活动,首先接触到的既不是文学文本的语言、更不是它所表达的意义,而是传输语言和意义的媒介。如果离开媒介,读者便无从接触文学的语言和意义,从而无从进入文学传播。所以,在读者参予文学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讲,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第一环节。 第四、媒介是影响文学文本的意义及修辞效果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的文学媒介在社会系统或文化语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文学媒介对于文本的意义及修辞效果会发生某种带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例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单从艺术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来看很不成熟,但由于在《新小说》杂志连载,对于启蒙知识界产生强大的影响,并由此对现代小说的发生和发展竟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还可以指出,对文学媒介的选择会影响文本的意义走向。不妨考虑如下问题:以不同媒介去讲述同一故事会产生相同的修辞效果吗?一位当代作家要当众叙述一个故事,他可以选择不同媒介:如以口语媒介讲述口传故事,可能会力求叙述语言口语化、词汇生动、句式简易、使用可以唤起听众兴趣的重复性套语等,这更适合通俗听众的口味;如以手抄本媒介传输小说,可能会照顾文人读者的阅读习惯,不妨使用一些富于文采或带有个人性格的复杂词语和句式;如以机械印刷媒介大量地印行小说,可能会兼顾不同阶层读者的阅读需要,寻求“雅俗共赏”;如以电视连续剧的剧本形式去讲述,可能会注意投合“黄金档期”或“黄金时段”家庭主妇的观看兴趣;如以网上小说连载,则会顾及网上传输速度而力求表达简易、考虑上网的日常性而力求通俗、鉴于没有公开的编辑把关而无所顾忌地表达,同时也满足匿名的各阶层网友的私人隐秘渴望或公共领域幻想。无论选择哪种媒介,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文本的意义及修辞效果因媒介的不同而或多或少出现差异。 刘恒的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原发表在《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以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看似轻松实则凝重的笔调,叙述了北京胡同一个普通平民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唤起读者对这种普通人及其生存困境的反思与同情冲动,读后感受到一份久久难以释怀的沉重。这是与小说的杂志媒介的特点紧密关联的。这种文学杂志要求读者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至少具备中学教育学历,能够耐心“坐下来”阅读和思考,透过语言而想象其传达的形象并品味其意义。显然,这一杂志的读者多是文化人,他们大体能够领会作者传达的“高雅文化”意义。张大民的妻子李云芳以前的情人、那个毛巾厂技术员从美国回来探亲,要请李云芳等过去同事一道在鸿宾楼吃饭。吃饭看来是一件日常生活的平常事件,它却使人感受到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实质所在。我们可以阅读下列片段: 那年夏末,毛巾厂的技术员回来了。可能有衣锦还乡的意思吧,要请厂里的朋友吃饭,也请了李云芳。她不想去,同事们说你必须去,给他一个面子,他敢来劲,我们帮你掀桌子,不信他不把尾巴夹起来。李云芳告诉了张大民,问去还是不去,满以为他会说又不是没吃过饭,吃他的饭干吗,不去!听到的却恰恰相反,去!快去!干吗不去!挑最贵的菜点,好好敲他一顿!平时逮不着美国鬼子,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死吃!菜不够,把他也蘸酱油咽喽!别忘了给我带条胳膊,我想嚼他比是一天两天了,我倒满了酒杯等你!张大民嘻嘻哈哈,像往日一样没正经,李云芳就不再说什么,开始打开鬼柜门儿给自己找裙子了。她的后脑勺没长眼睛,没看见他的脸一下子阴云密布,目光也暗下去,灰下去,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了。 “……在哪儿请?” “鸿宾楼。” 李云芳前脚走,张大民后脚就跟出来了。没干过这种事,知道是丑事,知道不该干,可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了。盯梢儿吗?吃醋吗?怕最后一根稻草离开自己漂走吗?下起了小雨。不久便下大了,变成了瓢泼大雨。张大民落汤鸡一样站在树底下,看着鸿宾楼的灯光和大玻璃后面的红男绿女,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折腾了半辈子,三十六拜都拜了,最后一哆嗦也哆嗦了,还是一事无成啊! 张大民在雨中走到半夜,一推家门发现李云芳在客厅坐着,饭桌上搁着一叠钱,绿不叽的,不是中国钱。 “你干什么去了?” “看你们吃饭去了。” “你……” “钱都付了?” “急死我!真有你的!” “他想买你什么?” “你……” “还是你已经买了?” “……你混蛋!” 李云芳给了张大民一个嘴巴。那叠外国钱,把张大民残存的最后一点儿自尊给击碎了。怪就怪技术员自作多情,把888美金放在礼品衬衣里,要给受赠人一个惊喜,殊不料吓坏了李云芳,还打碎了她们家的醋坛子,把男主人逼得悲痛欲绝,差点儿打开窗户从阳台跳下去。长夜难眠,夫妻俩倾心长谈,一个扒开肋骨让对方看心脏红不红,一个扒开肚子让对方看肠子直不直,不免相拥而泣,说了哭,哭了笑,笑了再说。晕头转向的当口,又不免目邪神移,颠鸾倒凤,效尽于飞之乐,云雨直冲霄汉了。悲乎哉?极乐也!这时候突然咚咚咚,有人敲卧室的门。 “爸,你们干吗呢?” “……你妈咯吱我呢。” “妈咯吱你,你哭什么?” “……乐极生悲啦。” “小点儿声。” “你妈不咯吱了,睡去吧。” “……注意点儿影响!” 天才!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张大民和技术员在京伦饭店大堂见面的时候,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了。技术员接过装钱的信封,十分腼腆,脸胀得通红,一边看表一边吞吞吐吐的不知要说什么。张大民没想到对方是这种风格,正所谓见了人压不住火,一张嘴,嗓子眼儿蹿出一只狗,汪汪汪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的是什么了。 “在美国年头儿不短了吧?学会刷盘子了么?美国人真不是东西,老安排咱们中国人刷盘子。弄得全世界一提中国人,就想到刷盘子,一提刷盘子,就想到中国人。英文管中国叫瓷器,是真的么?太孙子了!中文管美国叫美国,国就得了,还美!太抬举他们了!你现在是美国人,你心里最清楚,那儿美吗?是人呆的地方吗?他们叫咱们瓷器,咱们管美国叫盘子得了!赶明儿多去点儿中国人,好好刷他们丫头挺的,让丫美!” “对不起,我要去赶飞机了。” “我送送你。以后别这么随便给人钱。你要塞给这儿的一位小姐,她就跟您钻耗子洞了。你塞给我们云芳,我们云芳都哭了,觉得受了侮辱,以为你想怎么着似的。我知道你对不起她,心里有愧,想补偿补偿,可是这点儿钱拿不出手呀。等您发了大财,拿出十万八万的,用红带子扎上,单腿儿一跪,把它们当面交给云芳,不比你现在藏着掖着的强?这点儿钱你留着回美国买汽油使吧,别瞎耽误功夫了。赶明儿钱不够花了跟我说,我让云芳寄给你,咱就甭客气了,谁跟谁呀?哪儿跟哪儿呀?你说是不是!” “对不起,车来了,再会!” “我给您开门。上飞机小心点儿,上礼拜哥伦比亚刚掉下来一架,人都烧焦了,跟木炭儿似的。到了美国多联系,得了爱滋病什么的,你回来找我。我认识个老头儿,用药膏贴肚脐,什么病都治……回纽约上街留点儿神,小心有人用子弹打你耳朵眼儿,上帝保佑你,阿门了。保重!妈了个巴子的!” 出租车开出老远了,他才住嘴。嗓子眼儿发干,太阳穴嘣嘣直跳。张四民去世以来,下岗以来,吃醋以来,一切一切的憋闷都随着这通胡说八道吐出去了。天蓝了,云白了,走在大街上两只脚一颠一颠的又飘起来了。(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北京文学》1997年第10期,第33-35页)。 这起看来平常的“吃饭”事件,意料不到地竟引发了张大民内心的剧烈波澜。李云芳与技术员恋爱的事,虽然早已过去,但在张大民心中却烙下了难以修复的深刻的社会创伤记忆:他这个普通工人与那位技术员之间的社会地位是如此地不平等,一支给他带来连他自己恐怕也不十分清楚的社会创伤体验。这种不平等植根在他心中许多年,给它带来屈辱感和怨恨。这次由于技术员宴请李云芳事件的激发,才得以毫无遮掩地流溢出来。于是,借助吃饭事件,张大民找到了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合适借口,凭借自己的“贫嘴”给予技术员以辛辣的嘲讽、挖苦,从而使自己在与技术员的社会地位之争中取得一种幻想的优势或语言上的优势,似乎由此从劣势转化为优势。正像叙述人所说的那样,“一切一切的憋闷都随着这通胡说八道吐出去了。天蓝了,云白了,走在大街上两只脚一颠一颠的又飘起来了。”然而,当张大民的这种优势感更多地只是停留在言语上而不是现实中,就不过是一种言语的狂欢而已。言语的狂欢成了张大民调整自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的一种修辞性策略。可见,透过文本解读,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实在只不过是一种过于沉重和沉郁的“幸福”,体现了一种必然的“黑色幽默”和反讽效果。 然而,当这部小说于1999和2000年先后被改编成电影《没事偷着乐》和同名电视连续剧时,就特别突出了电子媒介所特有的表现上的视觉性、面向普通受众的内容上的通俗性,及相应的明星效应(相声和小品明星冯巩饰演影片中的张大民,电视剧中的则由话剧演员梁冠华饰演)。这种影视改编的突出效果之一,在于着力渲染了张大民的平民生活的“幸福”感。这可以极大地满足主导文化所规定的表现普通群众幸福生活、适应人民娱乐愿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视听觉需要。而相比之下,杂志小说里原有的那份理性地反思的沉重感和批判性意味,就轻易地被视听觉上的似乎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感觉给消解掉了。试问,当观众在晚饭后一边喝茶、聊天,一边观看张大民的如此“贫嘴”,他们从中领略到的除了“好玩”、“够劲”还有什么?他们又如何能够体会到由对杂志小说语言的反复阅读才得以获得的那份沉重?可以说,作为电子媒介的影视文学起来解构了作为机械印刷媒介的杂志文学原有的修辞效果。 这表明,文学媒介直接关乎文本意义及修辞效果。简言之,媒介关乎修辞。这是说,文学媒介的选择和运用在特定语境里总是关涉文学文本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 五、文学媒介的特点 文学媒介具有自身的修辞性特点。这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涉义性。这一点同上面所说的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的最后一点密切相关,即媒介是影响文学文本的意义及修辞效果的重要因素。文学媒介的涉义性是指媒介具有关涉文学文本意义的特性,即是说媒介运用直接关涉文学的意义及修辞效果。这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特定媒介可能被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赋予特定意义。例如,口传文学的盛行与原始时段文化语境赋予口语媒介以特定意义相关,口语媒介就成为那个时段意义系统的主导型代表。同理,在文字媒介与先秦至唐代文学、手工印刷媒介与宋代至清代文学、大众媒介与晚清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及网络媒介与90年代文学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其二、文学文本在媒介改变的情况下可能出现原有意义变异的情形,或者从原有意义中产生出不同的新意义。这正如上面关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所举例说明的一样,杂志媒介、电影媒介和电视媒介使得原有的文学文本呈现出与新的媒介相应的新意义。显然,不同的媒介运用可以导致文本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当前大众媒介主导的时段是尤其明显的。至于蔡智恒著网上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上阅读的读者与后来在纸质书本上阅读的读者之间,应获得了彼此不尽相同的感受。在网上一帖一帖地片段地阅读时,“网友”读者怀着某种日常的期待,把这种阅读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悉心关注其中人物“清舞飞扬”和“痞子蔡”之间的感情进展,尤其是“清舞飞扬”的命运结局。而当这部小说后来被当作“网络文学”或“网上小说”的“经典”而下载下来印刷成“纸质书”时,更多的人们就可能把它与通常的书籍或杂志文学联系起来阅读,其意义就变得不大一样了,至少网上阅读时特有的那种日常期待、情感激荡、新奇感等难免变得淡薄了。 第二、物质性。文学媒介总是由这样或那样的外在物体构成的,如甲骨、竹简、普通纸张、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文学媒介的物质性是指文学的以物质为媒介的特性。如果离开了物质媒介,文学就无法存在。假如说“我心中有部小说,不仅人物性格和故事精彩,而且富于文采,只是无法用外在物质媒介表现出来”,那么,这种情形根本不能被称为文学创作,最多只是一种朦胧的文学创作冲动或灵感而已。文学是必须以物质媒介形态为标志的。否则,世界上的“文学”就太多了,令人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我眼下读李宝嘉的长篇小说《文明小史》(1905),手里拿到的是北京华夏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之一种,属32开硬皮精装简体横排插图纸质书本。如果我要了解这部小说的语言及意义,就不得不接触和通过这样的物质媒介――“书”。然而,如果我是一个喜欢繁体字的读者,则可能对这一“媒介”不欣赏,而愿意另选适合自己的繁体竖排本。或者,假如我更喜欢上网阅读,那么,我不必去书店购买或去图书馆借阅书,而是在个人电脑中点击进入一个文学网站,直接在网上阅读。这时,我所依托的物质媒介就改成了电脑和国际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文学阅读都必须借助具体的物质媒介。 第三、中介性。文学媒介还具有中介性,这是指文学媒介所具有的在人与人之间居中介绍和联系的特性。文学媒介总是要使自身成为作者与读者、作者与自我相联系的中介环节。首先,媒介使作者与读者联系起来。我手中的简体横排插图本《文明小史》,成了我与近一百年前的李宝嘉相联系的中介,它使我了解到了庚子事变年代一个中国文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再如韩愈在贬官潮州的途中,产生了丰富的情感和意念活动,急欲向人倾诉,而他的手书《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就成了自己与侄孙韩湘联系起来的中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而我们今天的读者去读这首诗,也可以由此中介而真切地体验到韩愈当年的情感。其次,媒介还可以是作者与自我内心活动相联系的中介。例如,一首诗、一篇日记可以产生奇特的中介作用,使自己回忆起当年的生活经历或内心过程。总之,媒介的一个基本特性和作用正是中介。 第四、语境依托性。这是指文学媒介往往依托特定的社会文化状况而发生作用,包括社会组织机构、文化出版机制、教育机制、文化价值系统、人文学科体制等。一定的文学媒介看起来只是纯粹中介性物质或技术本身,似与文化语境无关,但实际上却不能脱离这种语境而单独起作用,而只能在特定时段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作用,是这种文化语境的规范或制约的产物,并且成为它的权力的当然代表。如果脱离具体的文化语境而单独谈论文学媒介的作用,就可能会像麦克卢汉那样犯片面夸大的错误。 不妨以梁启超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902-1903)为例来分析。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前半个多世纪,西方机械印刷媒介就已经进入中国。王韬在1848年初春由苏州甫里乡下赴上海探亲,就在西方传教士办的“墨海书馆”里首次见到了“活字板机器”(印刷机)及成批印制的装帧精美的书籍:“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竞谓创见。……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但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这种机械印刷媒介得以发挥作用的合适的文化语境,具体地说,还没有准备好合适的文化市场,因此这种新媒介尚未显示其不同寻常的文化生产能力。而只是到了戊戌变法失败(1898)的时段,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由于面对社会危机而产生了普遍的社会变革渴望,于是需要合适的舆论武器,这就给由机械印刷媒介支持的现代杂志的诞生创造了合适的语境。 这样,当梁启超的小说于清光绪28年(1902)10月至29年(1903)7月在《新小说》第1、2、3、7号连载出版时,就立即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作为有意识的现代“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是以现代杂志连载这一新的机械印刷媒介形式出现的。这种现代杂志媒介及其连载方式,决定了这部小说比起以往的个体手抄或手工印刷本来,具有远为强大的媒介优势。这具体表现在,现代杂志具有定期连载出版、远距离发行和传播、读者群庞大并且相对固定等组织优势,它建构起一个特定的社会传播网络,使得过去是相对孤立的写作、发行、流通、消费和阅读等过程,可以变得具有高度的时间同一性和行为一致性,从而产生出强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效果。但另一方面,这尤其重要,当时的社会受众充满了维新变法的渴望,强烈地期待着阅读这种杂志,似乎整个文化语境中都充满了社会变革的因子,这就为这种杂志的出版和发行提供了合适的社会消费群体和市场。这里的时间同一性、行为一致性和受众期待视野,正是媒介的语境依托性的体现。正是依托着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需要,现代杂志媒介《新小说》及《新中国未来记》才能携带机械印刷媒介的威力,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产生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并同梁启超的纲领性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一道共同推动了“小说界革命”及社会变革潮流的推进。当然,如果在这时这小说仅仅是以手抄本或手工印刷本的媒介形态出现,那它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动员效果就会减弱许多。这表明,我们需要在与文化语境的依托性联系中看待文学媒介的作用。 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这里只是简要说明,后面相关章节中还会进一步涉及。 中华汉语学习网www.100hanyu.com 官方总站:圣才学习网www.100xuex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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