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秦汉文学
绪 论
一、秦朝不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因戒惧于500多年列国纷争的历史，对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和士阶层的文化创造精神大为敏感和忌刻，从而导致焚书坑儒悲剧的发生。这个悲剧体现出的象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士人们对统治者的任何失敬、抗礼都罪在不赦。士人独特不羁的文化观念必须要被剥夺，其广泛多样的文化样式必然受到制约。
由于秦王朝实行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再加上秦朝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屈指可数。
1 吕不韦 《吕氏春秋》（其门客集体编著）吸收诸子百家的观点，客观上反映了战国末年即将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趋势。
2 李 斯 《谏逐客书》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他的《谏逐客书》铺陈排比，纵横 议论，逻辑性强，富有文采。记载秦始皇巡游封禅的刻石铭文也多出自李斯之手，除《琅邪台》铭文外，都是三句一韵的特殊诗体，质实雄壮，对后世碑铭文有影响。
二、两汉王朝：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
第一节 汉代社会概况
汉代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概而言之，汉代社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政治方面
1 两汉王朝都是夺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
2 西汉前期、东汉初年，经济有较大发展，社会较为稳定，学术文化繁荣，出现了“润色鸿业”的新文体——汉赋。
3 武帝以后，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势力日益增强，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东汉后期，由于皇帝年幼出现了外戚、宦官专政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一些在野的士人和一部分正直官僚结合，批评朝政，品核人物，形成影响很大的清议力量，遭到宦官的压制，酿成两次“党锢”之祸。
二 思想文化方面
1 西汉初年，思想比较活跃自由，黄、老之学盛行。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开始定于一尊，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2 东汉时期，经学极盛，谶纬之学占居统治地位，经学走向神学。其间，也出现了反谶纬、疾虚妄的进步思想家，如桓谭、王充、张衡等。
第二节 汉代文人
一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文学史p156-159）
作家群体的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汉代社会为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
（一） 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
1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
2 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也起到催化作用。
（二）献纳辞赋的风气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性，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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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 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
1 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 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2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 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汉代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三） 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
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 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 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 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
2 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 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3 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178) 在洛阳设立的皇家学校, 专门学习辞赋书画。 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在历史上是首创，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
（四） 游学游宦的兴盛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 , 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二 汉代文人的入世精神和贵于名行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希望能够青史留名。
汉代文人贵于名行，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汉代文人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好高尚义、轻死重气的品格。这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党锢之祸），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甚至出现了一些隐士，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但所占比重不大，不是主要潮流。
三 汉代文人的地位（文学史p160）
汉代文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1 汉初的枚乘、邹阳等人游食诸侯间，为大国上宾，他们来去自由，具有独立的人格，兼有文人和纵横家的品性。
2 从武帝开始，到东汉前期，依附于天子、外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如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此。
3 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三节 汉代文学
一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文学史p159－160）
1 巨丽之美
汉代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 司马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
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2 进取精神（文学史p160）
由于汉代文人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因而，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文人们仍念念不忘的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
3 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文学史p161）
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是：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从武帝开始，文学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4 从浪漫到现实（文学史p162）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文学有很深的渊源，所以，汉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想色彩日益增强。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的现实性在进一步加强。
将《史记》和《汉书》相比，可以看到浪漫和现实的差异。
5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文学史p162）
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如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这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创作中加以模仿，于是出现了文人五言诗。而民间五言诗又在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日益走向成熟。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
二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文学史p165－167）
西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1 赋：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 形成新的体制。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楚辞、战国纵横之文、先秦史传文学、诗歌）, 是一种综合型的文学样式, 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2 散文：
两汉散文大致分为史传散文、政论散文、记事散文和抒情说理散文。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 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 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 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 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 是历史演义小说的觞。
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 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
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 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3 诗歌：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 但已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大量出现，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
七言诗的出现。开始有首尾完整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但是，七言诗一直未被文人注意，直到南朝宋鲍照，才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从而确立了七言诗在诗坛的地位。
三 汉代文学的分期
1 自高祖至汉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
2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
3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心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
4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第一章 秦及西汉散文
第一节 秦代散文
一、《吕氏春秋》
1、《吕氏春秋》简况。《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组织其门客集体编撰的著作，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它适应秦统一中国的需要，杂糅儒、道、法、阴阳等诸子学说，成为杂家的代表著作。
2、艺术成就：《吕氏春秋》出于众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颇有平实畅达的特点；
①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最大的成就是它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它在阐述某个道理和思想时，往往采用一组寓言故事，从不同侧面予以说明。
②、《吕氏春秋》的说理方式。 《吕氏春秋》文章一般都较短小，以事实说理，平实畅达，不求华丽，如《贵公》。
二、李斯
1、李斯生平与《谏逐客书》写作缘由。李斯是秦代唯一称得上作家的人物。他为秦统一中国和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立下殊功。李斯入秦十年，因韩人郑国为秦修灌渠事，秦大臣提议驱逐所有外来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所以写了《谏逐客书》。
2、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此文辞才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带有鲜明的战国纵横家说辞的色彩。《狱中上书》作者李斯。
《谏逐客书》的主要特点。这篇《谏逐客书》以逐客不利于秦的统一为中心。首先铺叙历史上客卿辅助秦国并使之国富兵强的事实，以明客卿不曾有负于秦；其次胪述秦始皇看重外国的玩好之物，而轻视客卿的事实，论定其重物轻人的错误，最后分析纳客和逐客的利害关系，指出逐客非但不利于秦的统一大业，还会使秦国趋于危亡。文章罗列众多事实，极力铺陈。
3、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台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等６篇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如《峄山刻石》；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另一方面，限于刻石体制，文采不足。
第二节 汉代散文
西汉初期散文概况： 西汉初期是文化发展的初期。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是与治国有关的政论，往往针对现实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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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行文平实明白，同时受战国策士影响，又有纵横家的遗风。
一、贾谊、晁错与西汉初期散文
1、贾谊是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贾谊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
（1）贾谊散文往往据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论积贮疏》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体现着贾谊文章气盛而情浓的特点。它首先说明蓄积的重要，继而指出当世生聚者少而糜费者多的堪忧状况，最后提出劝农的对策。文章紧凑严密，说理透辟。
（2）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的风神。如《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史论散文）的代表作。此文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处处闪现作者的政治热情和深刻思想。文风仍带战国纵横家遗风，用词讲究，感情充沛，行文流畅。
（3）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
2、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贵粟疏》是其代表作。其文精辟深刻，擅长分析；铺排驰骋，有战国纵横家风。
晁错散文的代表作及其特点。《上书言兵事》和《说文帝令民入粟受爵》（即《论贵粟疏》）是其政论散文的代表作。
（1）切实中肯，论精识深，擅长分析，言之凿凿。如《论贵粟疏》以有力的论据，说明轻赋役以劝农功，贵粟而贱金玉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
（2）晁错散文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辞藻谐偶，句式铺排。如《上书言兵事》论“得地形”。
3、汉初期散文作家枚乘著《上书谏吴王》。
二、刘向与西汉中后期散文
1、汉中后期散文大势：出现了言秘称经，以阴阳灾异论政议事的新特点。
2、董仲舒及其散文。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巨大，景帝博士。
主要散文作品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上说，他的文章明易晓畅，语言朴素，风格典雅雍容，一洗汉初散文的纵横恣肆之气。
3、刘向生平。刘向，字子政，初名更生。出身皇族。一生曾三度入狱。刘向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
刘向奏疏文的行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结构平整，逻辑清晰，往往先以正论开篇，继之以反证，然后总结观点，最后落脚在针对的时事之上。刘向写了《战国策叙录》。
4、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 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5、桓宽的《盐铁论》桓宽的《盐铁论》以史为鉴，真切时事和政策，全书全用对话体，简洁犀利，文风质直平实，缺少汉初政论文的气势，个别章段情浓气盛。
6、《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的文学价值。
《新序》十卷和《说苑》二十卷是刘向散文的代表作。两书都是采集群书中的逸闻锁事编撰而成，寓含劝戒训教之意。其中很多篇章类于后来的志人小说，在刘向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对后来的文言小说有不小影响。
《列女传》“洁妇秋胡的故事” 此故事在汉代以后非常流行。晋代傅玄有《秋胡行》、颜延之《秋胡诗》，专咏此事；元杂剧中有《秋胡戏妻》
三、东汉散文
1、东汉散文大势：东汉散文富有现实批判精神，有激情，有为而作，文风质朴。
2、桓谭及其《新论》。桓谭，字君山，著《新论》29篇，赋、诔、书、奏26篇，多佚。保存最完整的是载于《后汉书》本传的《陈时政疏》和《抑谶重赏疏》。
3、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①王充。 王充，今存《论衡》85篇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全书以“疾虚妄”为宗旨，对汉世以来的阴阳灾异、河洛图谶以及今文经学学风、俗儒品格等给予有力的批驳，其实也包含了对东汉神学政治的批判。
王充散文的特点。王充崇尚实用，倡导通俗，主张创新，他的文章很好地实践了这些理论。请以具体作品说明。 （1）王充在《论衡》的《对作》、《自纪》、《艺增》、《超奇》、《佚文》等篇中，提出疾虚妄而立实诚、反华伪而倡实用、斥模拟而贵独创、排晦涩而申通俗等写作主张。如《艺增篇》批语世俗中言过其实的现象。（2）在崇实的同时，也主张独创，而且也并不反对文辞的各具特色。（3）文章有时也写得繁冗累赘。
②仲长统散文的特点。（1）崇尚衫，充满变革的思想，如《理乱篇》。 （2）文风较为质朴，而富于论辩色彩，往往言辞激烈。如《昌言》。（3）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有的文章也写得潇洒美丽，如《乐志论》。
补充：政论散文
一 政论散文的发展过程
1 西汉初年
由于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政论文得到发展，一般都写得感情充沛、气势逼人，富于文采，代表作家、作品有：
（1） 贾谊 《过秦论》、《论积贮书》和《陈政事疏》
《陈政事疏》详见文学史p177
(2) 晁 错《论贵粟疏》 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陈述了对边防和民食的具体措施。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2 武帝初年――东汉中叶
是西汉帝国由盛到衰、又由衰到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汉赋、史传散文、哲理散文都发展起来，政论文相对衰落。
（1） 王 充 《论 衡》 疾虚妄的写作宗旨，见文学史p260-262
（2） 王 符 《潜夫论》 愤世嫉俗之作，见文学史p262
3 东汉后期
社会危机严重，朝野议政之风兴起，政论文复兴，但缺乏汉初政论文的气势和文采，思想文采均逊于汉初政论文。主要作家、作品：
（1）崔 寔 《政 论》 它们暴露和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弊端，
（2）仲长统 《昌 言》 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二 《过秦论》(上)
思想内容：《过秦论》上篇先用主要篇幅概述秦的兴亡过程，然后通过简要对比分析，得出秦亡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的结论。
艺术成就：
1 本文逻辑严密，层层照应，结构谨严，善于运用铺张描写和对比手法，突出全文的主旨。
作者在写秦的兴盛时，极力描述秦国力量的强大，并从多角度对六国同心协力攻秦的赫赫声势进行渲染，以衬托秦国之强；对于秦的灭亡，作者重点写陈涉的平庸，起义军的疲敝羸弱，并通过和六国作对比，突出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仁义不施。
此外，文中极力写秦朝之盛，也与秦朝灭亡之速形成鲜明的对比。
2 在进行铺张描写时，作者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句式，使文章显得气势磅礴，酣畅淋漓，很有感染力。
三 讨论：贾谊《过秦论》是史论还是政论？
从它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来看，它是一篇史论。
从它的实际内容和写作意图来看，它又是政论。
四、西汉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的异同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
1、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
2、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
第二章 汉赋
第一节 汉 赋 概 述
一 赋成为一代文学的现实
1、名词解释：赋是战国末年兴起的一种文体，它有如诗歌，讲求声韵和谐与形式的整饬，又如散文，句型自由，无格律的严格限制；它既是书面的文学，又能诉诸口诵；它既能状物叙事，又宜于抒情说理。兼具诗歌和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间综合性文体。
2、汉赋溯源。
“赋”作为文体名称最早见于荀子的《赋篇》。它的文体是诗和文的综合体，《诗经》、楚辞、先秦（尤其纵横家）散文都是赋的源泉。这些影响构成了汉赋基本的一些文体特征：1、从音律上说，有音节而不入乐，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2、从体式上说，骈散不拘，韵否不定。类似散文、骈文、韵文之混合；3、从风格上说，善于铺陈夸饰，《文心雕龙》所谓“极声貌以穷文”；4、从组织上说，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便于反复渲染，驰骋铺张；5、从功用上说，继承儒家诗教传统，重视讽谏作用。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两汉400年间的文人多致力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可以说，两汉人是以赋为其体物写志的最重要的方式。汉代辞赋，根据其样式和内容的差别，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抒情为主的骚体赋，一种是以描写状物为主的大赋，一是东汉中后期出现的抒情小赋。
3、发展脉络。①汉代的辞赋有两种类：一种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一种以状物为主，铺排摹绘，夸饰文采。②到东汉中后期，汉赋出现了一种句法类于大赋但篇幅比较短小，铺叙摹绘的成分减少而抒情成分极大增加的赋作。③整个汉代辞赋创作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辞"或"骚"体类作品时时出现，延续不断；二是赋体文学的兴起、发达和演变。
二 汉赋兴盛的主要原因
1 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时期正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的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歌颂的盛世，也开拓了文人学士的胸襟和眼界，使他们的赋反映出汉帝国的面貌，表现出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
2 汉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很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以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汉大赋就产生、兴盛起来。
三 汉赋的体裁特点及与楚辞的区别
1 赋的本义是铺陈直叙，作为《诗经》的“六义”之一，指的是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合起来看，赋这种文体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它象诗歌一样，讲究押韵和节奏，可以抑扬顿挫地诵读，但它没有曲谱，不能配乐歌唱，句式也不一定象诗歌那么整齐，可以间以散句，写起来大都注重铺叙，夸耀文采。
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产生于战国后期，最早以赋名篇的是荀子。
2 与楚辞的区别
内容上：楚辞侧重于抒情言志，而且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风俗习尚以及情调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楚文化色彩。
汉赋侧重于体物，主要铺写事物和人物活动。
形式上：（1）体裁，楚辞是诗歌，汉赋是押韵的散文；（2）押韵规律，楚辞通篇押韵，汉赋则韵散结合；（3）句式上，楚辞带“兮”字的语句多，汉赋很少用（4）结构上，汉赋多采用问答体。
四 辞和赋的分合问题
五 汉赋的发展过程及其作家、作品
（一）汉赋的形成阶段（汉高祖初年——武帝初年的70多年）
1 骚体赋 贾谊 《吊屈原赋》 《鵩鸟赋》
淮南小山 《招隐士》 主要继承楚辞的余绪
2 汉大赋 枚乘《七发》 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七发”即用七事来启发太子，见作品选293题解
（二）汉赋的兴盛阶段（武帝初年——东汉中叶的200多年）
这一时期盛行汉大赋，是汉赋的主体和代表
司马相如 《子虚赋》 《上林赋》 其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扬 雄 《甘泉赋》 《羽猎赋》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
班 固 《两都赋》 （长安、洛阳）
张 衡 《二京赋》（结构谋篇模仿《两都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三）汉赋的衰微阶段（东汉中叶——汉末的100多年）
这一时期出现了反映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
张衡 《归田赋》 突破旧的传统, 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蔡邕 《述行赋》
赵壹 《刺世嫉邪赋》
祢衡 《鹦鹉赋》
第二节 从贾谊骚体赋到枚乘《七发》
一、汉初文坛与贾谊
他的骚体赋作，代表作《吊屈原赋》、《鵩鸟赋》、《旱云赋》。创作特点。（1）抒情述志、情感浓郁，是贾谊辞作的重要特色。 （2）从艺术表现看，贾谊《吊》《鵩》二作都直抒胸臆，议论多于形象。
总之，贾谊的辞作，把创作的根柢牢牢植入时代、政治和人生之中，抒发真切的感受，言说真诚的志愿，情浓意真。他承继了屈原的创作精神，又溶入时代新的内涵。在艺术表现上，则比较质朴少致。其作品的形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
（一）骚体赋的特点
汉初的赋是从楚辞脱胎而来的，所以叫骚体赋，其内容、形式和风格都和楚辞相当接近，如内容上侧重于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在形式上与楚辞没有多大差别，也用“兮”字句，句式整齐，通篇押韵等，接近于诗歌。
（二） 《吊屈原赋》
1 背景： 文帝四年 ( 前176),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及渡湘水, 历屈原放逐所经之地, 对前代这位竭诚尽忠以事其君的诗人的不幸遭遇深致伤悼, 遂作《吊屈原赋》。
2 内容：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 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 表现出对屈原深深的同情。在作品的字里行间, 也流露出对自己无辜遭贬的愤慨。但他不赞同屈原的以身殉国, 认为屈原最终的不幸在于他未能“自引而远去”。贾谊主张“远浊世而自藏”, 以此保全自己, 这才合乎“圣人之神德”。他同情屈原, 但和屈原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同的。
3 意义 《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重要作品, 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了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贾谊是第一个与屈原在生命遭遇上发生共鸣的汉代文人，也是继屈原之后的悲剧的生命个体，所以很自然地将自己的悲剧与屈原的悲剧归为同一类型。吊屈即为自抒愤懑。
（三）《鹏鸟赋》（作品选p287）
1、此赋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近似于“序”，通过人、鸟简要问答，交代人禽对话的缘由。
第二部分是赋的主体，具体内容可分为两层：
第一层：首先揭示出万物变化无穷、反复无常的道理，祸福相依，吉凶为邻，社会、人生、自然都是如此。用不可知的论点，得出“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的结论。
第二层：用道家相对论的观点，阐述道家齐生死、轻去就的旷达人生观，帮助作者从浓重的死生忧患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作者置死生忧患于身外的精神追求，顺从命运安排的人生抉择，这就是“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的结论。
2、艺术特点：
此赋基本以四言为主，句式比较整齐，并用带有“兮”字的句子，形式上趋向散体化，与汉大赋相比，较少藻饰和铺陈夸张，可视为由楚辞逐步转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品，显示出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大量的比喻也增强了赋中议论的形象性。
3、评价：
《鹏鸟赋》开创了汉代辞赋表现命运主题的先河。整首赋叙述了作者由希望推求命运、吉凶到死生祸福任之自然的思想转变。用精湛的赋的语言，呈现出汉代文人生命哲学逻辑结构。闻一多誉此赋为“哲学的诗”，马积高称它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 （《赋史》）。
与贾谊时间最近、创作倾向相似的是严忌，今仅存其《哀时命》一篇。
二、梁园文学群体
1、名词解释
汉初刘氏宗亲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经济、文化、享乐方面发展。此时的诸侯国，还有养士的遗风。大国诸侯多礼贤下士，延揽人材。当时诸侯国的宾客除在政治、邦交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之外，更多的人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学方面。给予汉初文学发展以巨大推动力的人首推梁孝王刘武。孝王广筑苑囿，招延四方豪杰、文士。一时俊逸之士如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孝王游于梁园，形成极具影响的文学群体。梁客皆善于创作辞赋，而枚乘尤为突出。公孙诡多奇邪之计，时号“公孙将军”；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其文博辩入理；其他诸人也各有所长。梁园的文化氛围令文学之士感到惬意，确实为文学家提供了适合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特殊环境。
2、意义
梁园之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盛事.它虽然出现在文学尚未独立于经史的西汉初年,但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梁园之游对后来出现的文人群体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游,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园之游,以及后世文人的群体创作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梁园之游的某些特征。
三、枚乘独步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艺文志》载乘赋九篇，其《梁王 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前人所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的继承与创新
1、枚乘对辞赋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七发》是其代表作。这篇赋虚拟楚太子患病，吴客前往探视，指出其病患是耽乐纵欲的结果，表示可以用“要言妙道”治愈之。然后便按照听琴、饮食、跑马、游览、出猎、观涛以及“方术之士”的妙论七个方面，层层铺叙，启发太子，终使太子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 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2、艺术成就：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正如《文选》李善注所称：“《七发》者，说七事以起 发太子也。”（《文选》卷三十四）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 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 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 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 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 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 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 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 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 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3、《七发》在以下方面体现了大赋文体的基本形成：一、铺叙描摹，夸饰渲染。如“曲江观涛”一节描写江涛的汹涌澎湃；二、隐藏了创作主题主体的情绪，纯用客观的铺陈和议论；三、遣词造语趋于繁复华丽；四、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这些特点，标志着大赋这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了汉代文坛。后代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称为“七体”。
第二节 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家
一 汉大赋的特点、衰微及评价
（一）特点
汉大赋也称散体大赋、新体赋，这是汉赋的主体，其特点一般代表汉赋的特点： 《文心雕龙·诠赋》“铺采摛文，体物写志” 。
1 以体物为主，大多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富丽的辞藻描写事物, 所描写的主要是京都、宫苑、山川等壮丽事物, 以及统治者的政治军事活动和他们的声色犬马、田猎驰逐生活；讽谏一般只是在篇末提一下，而大量的笔墨却用于铺陈渲染，有人把大赋这一特点称为“劝百讽一” 。
2 此外,在形式上的特点是, 一是篇幅较长, 规模宏大, 一般都在千言以上；二是多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结构成篇,韵文与散文混用, 散文成分较多。
（二）汉大赋衰微的原因
（三）对汉赋的评价
汉赋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有较多局限性，但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地位。
内容方面：汉赋虽然大部分是歌功颂德、供帝王玩赏的宫廷文学，但也反映出封建王朝在全盛时期的宏大规模和气象。
形式方面：对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1 汉赋的铺陈夸张细腻的描写，丰富的词汇，语言的锤炼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成就，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对后世有积极影响，但汉赋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导引了魏晋南北朝诗文创作中的形式主义。2 由于赋的影响，东汉的散文逐步出现骈偶化的倾向，给魏晋南北朝的骈文开了先路。
二 武帝朝文坛盛况
梁孝王去世和汉武帝继位，是汉代文学由初期进入盛期的转折点。它掀开了汉代盛世的帷幔，同时，也开始了汉代文坛的新纪元。武帝少时即好文学，即位 之后，对文学之士的亲幸，对文学事业的热心推动，为前代君主所不曾有。于是， 一时文坛俊杰，集中在武帝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学侍从群体。
这个时期，不仅作家队伍壮大，所作赋的数量也多于其他时代，而且作品题 材广泛，艺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出现了一批足以代表这个辉煌时代的作家。武帝朝的文坛，是汉代盛世景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三、司马相如
（一）简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因景帝不好辞赋，相如告病免官。武帝即位，喜好辞赋，相如因得武帝召见，续作《上林赋》。后来奉命使巴蜀，后因病免宫，退居茂陵卒。今存《子虚》、《上林》、《哀秦二世》、《大人》四篇。《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实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开创大赋的是枚乘，把大赋创作推向高峰的则是司马相如。
汉赋四大家 指汉赋的四位大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杰出代表, 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代表着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并成为后世扬雄、班固等赋家模仿的典范。
（二）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体现了汉大赋的基本特点：
1 体物为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用了主要篇幅来描写楚、齐诸侯的“苑囿和游猎之事, 体现了汉大赋在内容上以体物为主的特点。
2 用铺张的手法, 富丽的辞藻来描写事物,是汉大赋的基本特色。《子虚赋》对事物的描写, 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 例如对云梦的描写, 先分类描写其山、其
土、其石,接着按东南西北方位, 描写其中风景和水陆物产；对每类事物的描写, 也尽量加以罗列。由于对事物进行铺张描写的需要, 作者使用了不少华美辞藻, 因此辞藻显得特别富丽。
3 《子虚赋》也有讽喻意图，它的讽谕主要并不是通过长篇议论来达到, 而主要是通过对贵族奢侈生活的暴露性描写来达到的, 体现了“微言讽谏”（即“劝百讽一”）的特点。
4 形式上的特点：篇幅较长, 规模宏大,在千言以上；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韵散兼行。
本文的缺点是，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好用生字僻词，堆砌词藻。
（三）《天子游猎赋》
1、创作意图和客观效果。从创作意图看，《天子游猎图》是要讽谏，但这一讽谏之意在整个作品中并不突出。作品对天子的讽谏之意，乃是采取反言正出的曲折笔法写就，这便使讽谏往往成了颂扬也冲淡了作品的讽谏意图。《天子游猎图》存在着创作意图和客观效果的反差，讽谏意义比较薄弱。
2、《天子游猎赋》所代表的汉大赋的主要特点。《天子游猎赋》采用问难的体式，整齐排偶的句式，已于楚辞不甚相同，而更大的不同表现在：（1）它丧失了真情实感。这是它与楚辞本质的不同。（2）空间的极度排比。一是片面使用空间排比。二是使空间的排比发展到极限。（3）以直接而单纯的铺叙摹绘为主要表现手法。繁细的铺叙、夸张的摹绘，是《天子游猎赋》最主要的表现手法。（4）遣词用语更加繁难辟涩。《天子游猎赋》上述特点，表明它的根本特色不在抒情写志，而在于文才和游戏文字。
（四）司马相如的小赋《长门赋》很有抒情色彩。
四、扬雄
1、扬雄是西汉后期的赋家代表。他的代表作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蜀都赋》。
2、（扬雄大赋的创作特点）扬雄的赋模拟司马相如而又有所发展，表现为：
①拓展了大赋的题材领域。1．写祭祀，如《甘泉》、《河东》；2．把笔触从京师移到外郡，从田猎发展到描摹都市、郡邑的繁华，如《蜀都赋》。 ②进一步加强了大赋“劝百讽一”的“劝”的色彩。杨雄的大赋几乎无讽谏。③杨雄的大赋在写作上还有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篇幅相对缩短，描摹对象集中。其次是“以美为讽刺”的思想表达方式，比较含蓄委婉。
五、东方朔和枚皋
东方朔是武帝周围文学侍从中较突出者。在武帝征天下贤良文学时，他上书自荐，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武帝甚欣赏，令待诏公车，累迁至太中大夫。其为人滑稽多智，时时进谏，然多以诙谐话语论事，指意放荡，故 终不见重用。遂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他另有《非有先生论》，也是发愤述志的作品。
枚皋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他是枚乘的庶子，才思敏捷，从侍武帝左右，应诏赋之。他的作品不以讽喻谏说为宗旨，表现出有别于传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然其作品多匆促而就，缺少锤炼，故后世 罕有流传。在枚皋、东方朔等文学侍从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汉代文坛上最为辉煌灿烂的时代。
六、西汉其他赋家
1、西汉中后期，除了鸿篇巨制、铺张扬厉的大赋之外，还有不少体制比较短小的说理、抒情、咏物类的辞赋。这些作品感情浓郁，跟大赋的风格很不相同。
2、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直抒失路彷徨的郁闷；汉武帝的《李夫人赋》则是一篇情思浓烈的怀人赋。
3、刘歆的《遂初赋》围绕自己的遭际，将沿途所见的衰败肃杀景象与作者遭贬逐的心境合而为一。它是汉代“纪行赋”的开山之作。
4、王褒极大地发展了咏物赋。《洞箫赋》是他的代表作。在赋中王褒以洞箫自况，写照了自己的处境和心境；后半部分则表达了他的政教理想。
王褒《洞箫赋》在咏物赋发展中的地位。《洞箫赋》在写作上有值得重视的贡献： （一）较之以前的咏物小赋，它在艺术表现上有了质的飞跃。作者以箫自况，把自己的遭遇和情感完全融入箫的描述中。 （二）全文只描写乐器和音乐，从乐器的制作，到乐声的摹画，到乐用的阐述，完整而集中。作者开创了全文写音乐的先河。（三）《洞箫赋》咏物自况，融入作者浓烈的情感，其精神实质和创作倾向，与大赋有本质区别。
5、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班婕妤的《自悼赋》，孔臧的《杨柳赋》、《蓼虫赋》也是西汉有名的赋作。
班婕妤的《自悼赋》，抒写自己从入宫到遭贬过程中的心态变化和感受，深刻而细腻，十分感人。
孔臧的《杨柳赋》、《蓼虫赋》，是西汉中期比较优秀的咏物小赋。
第三节 东汉赋：赵壹与抒情小赋
一、东汉辞赋概况
东汉辞赋仍有骚体、赋体两种。其中赋体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初期继承司马相如等人铺张扬厉的大赋，创作了几部著名的京都赋。中期以后，以张衡《归田赋》为发端，向贴近人生、抒情言志、篇幅短小的方向发展，创作了一批抒情小赋。
（一）骚体赋
1、班彪的《北征赋》记述行程，悼古伤时，与刘歆《遂初赋》相似。
2、冯衍的《显志赋》是他免官归里后所作，叙写“时俗险恶”的悲愤之感和家门不幸的愁思，表达他隐居高蹈的志向。此赋受屈原影响较大，但也显出一些差别，如出世的思想。
3、蔡邕的《述行赋》吊古伤今，感情通彻沉着，幽思婉转。赋中直接指斥东汉皇帝，胆识超越前人。
（二）京都赋
1、东汉京都赋兴起的原因是光武帝时关于定都地点的争论。
2、班固的《两都赋》着重描写京都，尤其是铺叙京都观念；又加大了讽喻的篇幅。这些变化使得在汉赋发展中具有新的面貌和内涵。
论述班固《两都赋》：
《两都赋》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相互夸耀辩难结构全篇，描摹西都的形胜巨丽，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表达了作者尊崇礼仪制度而排斥形胜奢华的思想。《两都赋》在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有些新的内涵。①在赋的题材和内容上，不再以田猎、山川、为主，着重写京都，尤其是铺叙京都观念。②在谋篇布局上它摆脱了西汉大赋通篇铺叙摹画而“曲终奏雅”的模式，极大加强了讽喻劝导的篇幅。③《两都赋》主客辩难、抑客扬主的基本结构，描摹夸饰的基本笔法，以及鸿篇巨制的规模都还有模仿司法相如的显著痕迹。
3、张衡的《二京赋》
论述张衡在赋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东汉赋体文学的创作，呈现为由大赋向抒情小赋的发展变化。张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是承前启后的作家。
①张衡的《二京赋》在谋篇立意上虽然基本是模仿班固《两都赋》，但有所发展，除描绘田猎、宫室等，它还把商贾游侠、辩士以及街市、百戏等市井万象写入赋中，展示了一幅都市生活全图。《二京赋》的规模、容量和篇幅都超过前人，成为汉代京都赋的极致。②张衡的《二京赋》，是汉代大赋的绝响。其《归田赋》又是东汉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赋作抒发入世的感慨和厌倦，描写回归山水田园后悠然逍遥的生活，表达作者出世的愿望。③归田赋》全篇只有四十句，形制短小；语句清丽流畅，绝无夸饰堆砌；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情志，个性鲜明。这些特点，都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三）抒情小赋
1、小赋的特点
在内容上侧重咏物和抒情, 在形式上篇幅较大赋短小,不用问答体, 通篇用韵文,个别的也用楚辞体句式。小赋同大赋有明显区别,比较接近骚赋，但它在内容上也有侧重咏物的，并且多不用楚辞句式，因此与骚赋又有区别。
2、代表作
①张衡的《归田赋》是抒情小赋的开山之作。形制短小，语句流丽，个性鲜明。标志着汉赋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
②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激烈抨击时政，直抒愤激之情，无所掩饰，在汉赋中十分罕见。
③祢衡的《鹦鹉赋》通篇用比喻象征，用反讽的手法，正言曲说，表达了自己的困厄和无奈。
二 赵壹简介（作品选p357）
三 《刺世嫉邪赋》
①《刺世疾邪赋》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是一篇政治抒情赋。其主旨就是讽刺和谴责当时邪恶的社会风气。它一反传统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尖锐地揭露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气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贫贱阶层的被压抑，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正直耿介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其感情的激烈,语言的犀利, 揭露的深刻, 在汉赋中是仅有的。完全不同于以前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突破了赋颂传统。
②议论纵横，词锋犀利是本赋的显著特点。在具体写法上，采用“剥笋法”层层推进，从评历史到论现实，从批判世风到揭示原因，从抨击当权者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步步深入，明朗畅达，语言刚劲朴素，说理透辟，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此外，本赋寓议论于抒情,加上用了许多贴切的比喻和生动的描述，使语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诗的情味。而赋末用两首五言诗结尾, 结构上颇为别致。
第三章 汉代史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和创作
一、天才的独创——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条件
司马迁（前145景帝中元五年—前87年武帝末年），字子长，生于龙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祖父司马喜，是有爵无官的五大夫，家境贫穷，司马迁十岁以前，“耕牧河山之阳”，十岁随父亲司马谈移居京师长安，“年十岁则诵古文”，向孔安国学《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他的一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的一生可以说是为《史记》的一生，围绕《史记》的创作，看一下他的生平。
1、家庭的影响：司马迁在学术思想、事业理想方面受家庭环境和父亲的影响。
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都是周代的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学术上颇有抱负，他写过《论六家要旨》。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他对前五家都进行了批判，惟对道家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兼具五家之长而没有他们的短处。甚至直接指责儒家“博学寡要，劳而少功”，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言论。司马谈的这种学术思想和勇于批判的精神，对司马迁的思想和治学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谈在任太史令时，就曾想利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莫不毕集于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修著一部记述“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但未能如愿，临死时，就将这一未能实现的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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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司马迁流着眼泪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继父为太史令，开始搜集材料，做写作上的准备。武帝太初元年，着手起草。
2、三次漫游：中青年时代，有过三次大的漫游。
第一次：青年时期漫游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岁左右，出游到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等许多地方，到过屈原流放的沅、湘地区，在屈原自沉的汨罗凭吊；到庐山、九嶷、会稽等地，收集关于帝舜、夏禹的传说，访察了春秋时越王勾践的遗迹；北上淮阴，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搜求了韩信早年在乡里的故事；在山东曲阜，参观了儒家旧存的礼器；过徐州，考察楚汉战争的战场；归途中在魏都大梁，观看信陵君遗迹。这次漫游的收获对后来写作《屈原列传》、《武帝本纪》、《夏本纪》、《淮阴侯列传》、《越王勾践列传》、《魏公子传》以及楚汉相争的社会、政治、地理形势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次：奉使随征巴蜀以南
司马迁回到长安后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入仕后，奉武帝之命，奉使随征巴蜀以南，抵达邛（四川邛崃）、笮（四川汉源）、昆明。这一带属少数民族居住区，司马迁随着出征的军队，考察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收集资料，后来写成了《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对西南地区的物产、地貌做了详尽的记述。这次出游使他得到了难以得到的可贵的资料。
第三次：随武帝进行“封禅”大典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迁作为皇帝的随从，一路追随武帝到泰山。封禅之后，他又从武帝“帅师巡边”，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呼和浩特附近），又东至碣石（昌黎）、辽西（辽宁义县西），考察了中国北部、东北部许多地区的情况，为后来写作《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蒙恬列传》等创造了条件。
3、李陵之祸
司马迁38岁时做了太史令，42岁时，武帝下令实行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司马迁认为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便在这一年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被俘投降的事件，司马迁根据平时对李陵的了解，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肯定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武帝认为他是有意为李陵辩护，将他下狱治罪，他“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报任安书》），天汉三年，遭受宫刑。这桩遭遇对司马迁打击很大，使他对统治者的刻薄寡恩和上层社会的世态炎凉有了深切的感受；同时也逼着他为了雪清耻辱，发愤著书，以十分刚毅的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并通过《史记》鞭挞黑暗、表彰正义。关于这，在《报任安书》中做了详尽的表白。他想到过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想到许多发愤著书的例子，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史记》大约写了10年，在极端悲愤中完成。
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于四年后即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狱。出狱后担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近旁秘书），这个职务当时是由宦官担任的，他担任这个职务，深以为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是在屈辱中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二、时代的必然——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客观条件
从文化上看，汉武帝重视文化上的建树，《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实秘府。”刘歆《七略》“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而且按照当时的制度，“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即都掌握在史官的手里，这就为编纂大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从社会发展看，西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西周到秦朝，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和纷争的局面，秦统一中国，但历史很短，直到汉代，特别是汉武帝时代，中国大一统的局面才算巩固下来。这时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各项具体法令制度也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因此对以往的历史做全面总结的要求也就提出来了。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汉代以前的史书虽然出现得不少，但或分国，或断代，无论从规模和体例，都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于是一种通古今之变的新体裁的历史著作，也就应时代要求而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看，司马迁的《史记》是他天才的独创，也是时代的必然。
三、司马迁的其它著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有著名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
第二节 《史记》的内容
一、《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遍览经史，亲自调查，网罗一切可以获取的史料，考核编排，写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规模宏大的《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通史（创造了纪传体的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52万字，130篇，开创了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写通史的范例。
12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兴衰沿革，是全书的纲领；
10表：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
8书：载录文化、经济、制度等方面的专史
30世家：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
70列传：历代有影响的人物或集团的传记（少数列传是外国史和少数民族史）
五种体例，互相配合，构成了《史记》全书的整体，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个核心部分，都是写人物为主的，用纪传体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开创。十表、八书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形成对核心的补充。通过这个有机的结构体，司马迁实现了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初衷。后来我国封建社会许多历史家撰写史书，虽在体例、名目上略有不同，但主要沿袭了《史记》的体例。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及其意义：
《太史公自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1、究天人之际：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以天道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种观点与汉武帝所提倡的儒学正宗的所谓 “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
天人感应：董仲舒讲“公羊学”，他把本来是讲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制造出一套专用天象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他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意识地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说天对于人事间的活动也会有所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不服从天的意志，天就要降灾谴告，加以惩罚，这就是“天人感应”。董仲舒的这种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成为风靡一时的统治思想。
司马迁的这种观点正好相反：
①他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学说加以区别。在《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用了《论六家要旨》，认为把阴阳四时加以神秘化，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观点其实是未必然的。如果相信这种学说，就会“使人拘而多畏”，完全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司马迁认为春夏秋冬是自然规律，认识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按照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
②司马迁对当时流行的“占星术”、“望气术”和神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评，认为这些都是荒诞不经的。在《封禅书》、《武帝本纪》中对于汉武帝的求神访仙的迷信活动进行了讥刺，说汉武帝相信方士的鬼话，劳民伤财，一次次求仙访道，但又毫无结果，“其效可睹也”。
③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向传统的“天道”挑战。认为通常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其实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从历史人物的实际遭遇看，奸邪小人往往安富尊荣，公正刚直之人终生苦难，司马迁“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项羽本纪》太史公曰抓住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加以评论，认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他政治上、军事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造成的，绝不是“天意”的结果。
从这一点来看，《史记》具有科学性。
2、通古今之变：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
①历史进化思想：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历史观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改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于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如对战国时期吴起的改革、商鞅的变法促进历史前进的作用是有一定认识的。说吴起改革的政绩是“诸侯患楚之强”；商鞅变法的政绩是“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对秦始皇的问题也是如此，司马迁曾称“秦为暴秦”，“无道秦”、“虎狼之秦”，但对秦始皇实行改革的功绩还是肯定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反映出一种后今博古的思想和一个历史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
②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所谓“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就是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盛”中包含了“衰”的因素。如《平准书》中记述武帝盛世太平，但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富贵者役财骄溢、争于奢侈，“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说明司马迁在研究历史时，注意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注意说明历史的转化，带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3、成一家之言：所谓“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写这样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他的某些独到的历史见解，表达他的某些社会、政治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他的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成为第二个孔子。当时人们普遍这样认为，孔子“因史记（鲁史）作《春秋》，以当王法”，这部王法“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它“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孔子之所以借历史来寄寓理想，是因为孔子说过：“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司马迁写《史记》，窃比《春秋》也是寄寓理想于其中的，而他的理想也是靠历史事实的叙述来体现的。
①揭露统治者的暴行、暴政：
司马迁没有抹杀刘邦推翻暴秦、统一天下、开创大汉帝国的历史作用，也写了他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的眼光和作为，但是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书中写刘邦原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市井歹徒，与项羽争夺天下，固然有计谋，但处处表现出他残酷无情与市井无赖的嘴脸。《项羽本纪》中写刘邦一次被项羽追逐，他将儿子孝惠、女儿鲁元推下车去，车夫滕公看不下去，“常下收载之”，而他“如是者三”。又一次被项羽包围，刘邦父亲被项羽捉来，威胁刘邦要杀他父亲，刘邦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叔孙通为他制定朝仪，引群臣行礼，他顿时飘飘然，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得意忘形的嘴脸。《淮阴侯列传》中更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话，揭露了刘邦对开国功臣的刻薄寡恩。司马迁正是通过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描写，揭露了开国之君的真实面貌，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
《史记》对于“今上”汉武帝也颇多微词，据说《史记》中原著《武帝本纪》因触犯忌讳太多而被抽掉，今本《景帝本纪》、《孝武本纪》是后人补撰的。但从《史记》的其它篇章里，仍旧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和讽刺是不亚于刘邦的。《封禅书》写武帝求仙访道的荒唐可笑的事实；《平准书》记载武帝为享乐和对外发动战争而加重税敛；《酷吏列传》细致地记述了围绕在武帝周围的一群酷吏：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最受武帝信任，治狱时，巧立名目，不问是非，专以武帝私心好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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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周治狱，“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质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律令，立春后即停止用刑。这个嗜杀的酷吏，竟气急败坏地顿足：“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司马迁满怀激愤地写道：“其好杀伐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原来武帝十这群刽子手的总后台。
②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农民起义的合理性：
陈胜、吴广起义，他说陈胜虽死，灭掉暴秦，是由陈胜首事。破例将陈胜列在《世家》中去写。把陈胜看作商汤、周武王灭虐创新的人物。同样地，司马迁也以极其饱满的热情写了《项羽本纪》，主要是因为项羽也是一个在秦末“乘势起陇亩之中”，一往无前地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人物。
③歌颂反抗暴政的刺客和侠客和一些具有优良品质的中下层社会人物：
《史记》专辟《刺客列传》：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等。对他们视死如归、反抗强暴的行为做了生动的描写。
《游侠列传》写了一些救人之急、解人之难的侠义之士，“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如朱家、郭解等。
《魏公子列传》中为魏公子出计窃符救赵的夷门监者侯嬴，椎杀大将军晋鄙的屠者朱亥，促使魏公子归赵救魏的毛公、薛公。虽地位低下，但都具有一些优良品质，司马迁对他们进行了热情的歌颂。
以后两千年的正史，绝少写这样的人物和内容，班固说：“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
④歌颂爱国人物和对历史有贡献的人物：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有胆有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可贵品质：完璧归赵，不与廉颇争位。廉颇豪迈率直，勇于承认错误，负荆请罪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深明大义的爱国将领知错改错的优秀品质。从以上的许多事例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和记载历史事件时，极其深刻地表现了自己鲜明的爱憎，表现了《史记》的进步倾向。
四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1 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 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2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 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3 人文精神的弘扬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 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 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4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于《史记》的渊源关系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 《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 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 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 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 ，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１８０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１３２种元杂剧中，有１６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四节 《史记》的艺术成就
一、叙事艺术：
1、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 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 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 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 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史记》由五 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 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 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 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
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1）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 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2）《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3）《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 、《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4）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 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5）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二、人物刻画：
1、闾巷之人的入传
《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记载的人物，上自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市井小民，涉及人物四千余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平民如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的入传。这表现了司马迁开阔的历史视野和独特的历史认识。
2、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个性：《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
①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②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③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共性：《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 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
3、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三、风格特征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2、浓郁的悲剧气氛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和人生感慨。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3、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第五节 班固与《汉书》概述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一 班固与《汉书》的成书
班固，字孟坚。班固用二十多年时间，写成《汉书》的大部分。其“八表”和《天文志》，由班因的妹妹班昭和学者马续补作而成。建初四年，受命撰集论议之言，写成《白虎通德论》。有《班兰台集》十七卷。
二 《汉书》的体制
本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共有一百篇，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229年的断代历史，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三 《汉书》刻画人物细腻的特点
《汉书》不少人物传记，能够摹声绘形，传达人物的神貌和性格。《汉书》中《李广苏建传》中对李陵、苏武的刻画就十分精细。李陵兵败降匈奴。昭帝时，派李陵故人任立政出使匈奴，伺机招回李陵。任立班与李陵相见的叙描，表现人物的神情和微妙心理，非常细腻。两次想见，第一次因为单于设宴，双方不得交谈私事，任立政只能以眼神和动作暗示。第二次相风，老朋友可以一叙衷情，但中间又插进个卫律，于是，立政婉言侧敲，李陵优心忡忡。班固把这个场面，写得曲曲折折，回旋细腻，极能传神达意。
四 班固与司马迁写作的区别（《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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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 体制上，二者都是纪传体史书，结构安排也基本相似，如都分为“本纪”“表”“列传”等体例构成完整的体系。其不同在于，《史记》是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而《汉书》是断代史，记载的是西汉始末。《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2 作者的思想方面：
司马迁的思想是“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其思想中有批判精神，再加上自身的遭遇，就更增添了司马迁的反抗性。
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班固只能恪守儒家正统观念，缺乏司马迁那种深刻的认识和批判精神，往往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封建正统观念比较浓厚，，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笔端精神则迥异。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3 文章风格上具有三方面的不同：
（1）取材不同。
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因此《史记》是雅俗并收，其文章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
《汉书》却重于尔雅之文，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但《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炼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2）语言不同。《史记》多以当时之语释古时文字，兼取口语，行文多用散体。而《汉书》好用古字，崇尚藻饰，倾向排偶骈俪。后汉范晔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正反映了这种差别。而《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3）笔法不同。
《史记》的行文，奇特变幻，不拘一格，如《屈原列传》婉雅凄怆，《滑稽列传》调笑嬉戏，俱因文而异。《汉书》的行文虽然没有《史记》富于变幻的特点，但以结构谨严，工整细致见长。
（4）《汉书》不像《史记》那样融注了作者的深情和感慨，而是更加平实客观，冷静翔实地照录史实。
总的来看，《汉书》的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没有《史记》的鲜明。但《汉书》结构谨严工练，文辞详赡华茂。二者各有千秋，对后世都影响很大。
第二节 《苏武传》
一 思想内容：
本文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的斗争精神，赞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格。
二 艺术成就：
《苏武传》中突出的特点是作者善于运用对比、映衬手法来塑造主人公的形象。如苏武与副使张胜、叛臣卫律和降将李陵的对比。文中映衬烘托的运用也很成功。如以“惠等哭”“单于壮其节”来烘托苏武的高贵品质，李陵劝降失败后的赞叹和自责则进一步衬托出苏武卓绝的节操。苏武的咽雪、牧羊和归来时“须发尽白”的细节也都有力地烘托出苏武的坚强性格。
此外，本文叙事的繁简得当和个性化的语言也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
三 作业
1 自学《杨胡朱梅云传》一文，熟悉杨王孙的裸葬和朱云的弹劾张禹。
2 自学文学史p258-260,了解《吴越春秋》的写作特点和它的地位。
第六节 《吴越春秋》及其他
1、东汉时期，以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最为知名。
2、越春秋》与《越绝书》异同。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这两部杂史都记载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内容有很多相同。它们在写作上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而外，还虚构了一引起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如《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似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
3、《吴越春秋》内容及写作特点。
内容：《吴越春秋》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宾是记叙吴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
写作特点：（1）在记录历史中加加入虚构和传说，编写曲折生动、扣人心弦的故事；（2）刻画人物手法的细腻传神；（3）忠正耿介的伍子胥、深谋远虑的范蠡等成功的人物形象，都在不同方面对后世创作历史演义人物传奇类叙事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四章 汉 代 诗 歌 之乐府
汉代诗歌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不入乐，讽诵吟咏）。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其中以两汉乐府诗和东汉文人诗歌《古诗十九首》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第一节 乐府和乐府诗
一 乐府和乐府诗的含义
1、“乐府”源流。“乐府”一词，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本是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西汉初期，已设有乐宫。官分为太乐令、乐府令两个官职，太乐令掌管雅乐，乐府令掌管民间俗乐。东汉掌管音乐的机构，一是太予乐暑，一是黄门鼓吹署。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为诗体的名称。
1 汉乐府：乐府原是古代音乐机关的名称。汉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关。据记载，武帝时的乐府开始采集民间歌辞和乐曲。后来, 将乐府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于是“汉乐府”就由汉代音乐机关的名称而兼为一种诗体的名称了。
2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西汉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3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主要分为郊庙歌辞和乐府民歌？
二 乐府诗的搜集和分类（文学史p225）
1 梁沈约编纂的《宋书·乐志》，收录了很多两汉乐府诗。汉代乐府机关职能。乐府有采集民间歌诗、组织文人制作以及负责演唱等职责。
2《乐府诗集》 这是采收乐府诗最完备的诗歌总集, 宋人郭茂倩所编。该书将从汉至唐的乐府诗按所用音乐的不同, 分为十二类加以著录。其中两汉乐府诗主要保存在《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歌谣辞》中，而以《相和歌辞》数量最多。
3、乐府诗歌分类。 ①蔡邕把汉乐府分为四类：大予乐、周颂雅乐、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②宋人敦茂倩《乐府诗集》分乐府诗为十二类：效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
三 乐府含义的演变
（两汉）音乐机关——（魏晋六朝，着眼于音乐）指乐府所唱的诗——(唐代，着眼于社会内容，新乐府运动)批判现实的讽刺诗——（宋元以后，着重其入乐），词、曲的雅称，如《东坡乐府》
第二节 两汉乐府诗的思想内容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 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 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一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1 社会最底层平民百姓的呻吟呼号
《妇病行》 叙述妻死儿幼，丈夫和儿子饥寒交迫的悲惨情况，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 而丈夫无力抚养遗孤的愧疚、悲哀, 也渗透于字里行间。 据载贫民有因口赋钱而杀害亲生子的。
《孤儿行》 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哥嫂的虐待， 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 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失信心。
《东门行》 写一个城市贫民为贫困所逼迫而决心拔剑反抗的情景,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 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真盈别的场面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 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2 反映富贵之家的的奢华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 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 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
《相逢行》 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 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兄弟两三人, 中子为侍郎。” 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 而且富贵程度非同寻常。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 不是一般的富, 而是巨富。侍郎是皇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 是皇帝信任的近臣, 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
《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 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诗中的富贵之家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而且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 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 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 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 则被单独划分出去, 名为“三妇艳” , 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 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 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 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二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 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 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 因此, 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 都显得大胆泼辣, 毫不掩饰。
《上邪》 女子的自誓之词。对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
《有所思》 写女子听到对方变心，由爱到恨，果断地与他分手。
《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焦仲卿、刘兰芝的和婚姻悲剧。
《上山采蘼芜》 弃妇与故夫的邂逅
《羽林郎》和《陌上桑》 写女子拒绝有权势男子的调戏
三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
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 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 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麦现得特别充分。
1 对死亡的厌恶之情
乐歌的尚悲，在汉代成为一种时代风气，甚至在庆贺新婚的宴会上，也会唱起送葬歌。
《薤露行》 直接感伤生之短暂，死之容易，写尽死亡的亘不复的悲哀。
《蒿里行》 写尽死后灵魂的苦惨，并表现出鬼伯催促濒死者的情节。
——这两首诗是汉代流行的丧歌,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 表现出对牛命的珍惜和留恋, 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 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2 乐生的愿望
两汉乐府诗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
《艳歌》 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
《练时日》和《华烨烨》，是郊祀歌，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生活在同一世界。——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 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暗示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中的人和神灵在同一层面，神灵不再诗高高在上，玉星电暨贾奎上 , 和创作主体很疏远, 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 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 主要呈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第三节 两汉乐府诗赏析
一 《有所思》（作品选p362）
这是一首情歌，感情真诚热烈，诗中的女子爱则爱得一往情深，恨则恨得痛心疾首，对女主人公这种由爱到恨的心理展示得非常细腻、深刻。
首先，是她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充满爱意地挑选准备送给情人的赠物。随后，听到对方有二心, 就毅然决然地毁掉信物, 果断地表示:“从今以。
往,勿复相思”。
再后，回忆起当初偷期密约的温情，并想到假如爱情破裂会引起别人的指点评说，又犹豫起来，陷入尴尬矛盾、无可奈何的境地中。
最后，想到天亮之后，总会知道怎么办的，以自慰之词，不了了之。
二 《上邪》（作品选p363）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点是感情炽热，表达坦率直切，构思新颖独特，充分表现出钟情女子感情的激动和热烈。
女主人公先是指天为誓, 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永远相亲相爱，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 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 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 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 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三 《陌上桑》（作品选p365）
1 解题
本篇最早见于《宋书·乐志》, 题为《艳歌罗敷行》；徐陵《玉台新咏》, 题为《日出东南隅行》。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相和曲》, 题为《陌上桑》。这里用《乐府诗集》的题名。
2 讲读全诗
第一段 用侧面烘托手法，表现罗敷的美貌，为下文太守见色生心作伏笔。
作者用铺张手法，依次描写罗敷采桑用具之美，发型、首饰、衣着之美，以及各类男子见到罗敷时的种种倾倒、失态情状，全是用侧面烘托手法来描绘罗敷的惊人之美。
第二段 写矛盾冲突, 太守想诱惑罗敷占为己有。罗敷用一“愚”字，对他进行嘲弄，回绝了他的无理事求。
第三段 写罗敷用夸夫手法回绝太守，使太守自惭形秽，表现出她的坚贞与聪慧，即其内在的精神品质之美。
3 讨论
诗中所夸耀的丈夫是否实有其人？试说明理由？
4 总结
本篇是汉乐府民歌中的一首出色的叙事诗, 叙述采桑女罗敷巧妙回绝太守诱惑的故事, 赞美了罗敷的庄重与智慧, 暴露出太守的轻快与愚蠢, 人物品格一美一丑, 对比极为鲜明。
这首叙事诗突出的艺术成就，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法, 塑造了一个美丽、庄重、机智的采桑女形象。
其次，此诗生活气息浓郁、具有喜剧色彩。如写行人、少年、耕者见到罗敷时的失常举止和神态、以及罗敷对太守的嘲弄和奚落。
这首民歌全用五言, 辞藻比较华美, 但语言仍然生动活泼。
5 作业：
（1）罗敷是个容貌出众的女子，她的美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者从哪些
方面，用什么方法来表现他的美？
（2）比较《陌上桑》和傅玄的《艳歌行》
四 《东门行》（作品选p362）
自学此诗，思考、讨论下列问题：
1 本诗的“出东门”的含义是什么？男主人公为什么要“出东门”？女主人公又为什么要劝阻？
（意味着铤而走险，即采取冒险行动。/ 因为无衣无食，难以生存
/ 妻子安于贫困，出于对家庭和丈夫的安危考虑。）
2 诗中的两个人物各用什么性格？诗中是怎样来表现的？
（妻子：柔顺善良、安分软弱、忠于爱情
丈夫：粗豪刚勇，铤而走险
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生活片断和人物的行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
3 诗中的丈夫为什么“出”而又“入”，“入”而又“去”？
4 本诗的句式有何特点？
（用杂言写成，句式长短不齐，诗的字数没有固定限制，1－7杂句都有）
五 《十五从军征》（作品选p362）
诗中主人公“少小离家老大回”，作品没有写他重返故里欢聚团圆，却描绘了一幅凄凉的晚景，这样描写就形象地反映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有力地控诉了不人道的兵役制度，也从侧面反映出整个社会人口锐减的凋敝景况，对这位几乎终身服役、也因此而几乎被葬送了一生的老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作业
背诵“兔从狗窦出”四句”，并体会其佳处。
六《孔雀东南飞》（作品选p376）
通过讨论，分析人物形象。
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善良、刚毅坚韧、忠于爱情，富于反抗精神。她不愿忍受焦母的压迫而主望请归, 她不慕富贵而拒绝再嫁和对阿兄逼嫁誓死反抗，都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她的反抗性格。
焦仲卿：与兰芝相比，其形象更为复杂，他性格更软弱，但忠于爱情，是非分明，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矛盾造就了他这种性格。
焦母和兰芝的哥哥：封建礼教和家长制的代表
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突出成就。
首先, 成边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主要使用个性化的语言, 兼以对人物举止的约略点染, 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如焦母“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的语言和“捶床便大怒”的动作，显示出她的专横凶悍。
第二, 故事情节安排得引人入胜。作者对情节作了精心剪裁, 所取的情节 , 有的具有尖锐的矛盾冲突, 有的充满人物的挚情蜜意, 富有吸引力。而情节的发展, 则很少用枯燥的语言叙述 , 而是通过一幕幕生动场面的转换连接体现出来。而在每一个关键性情节之后, 往往留下一种悬念, 诱使读者去寻根觅委。这样 , 全诗虽长, 读来却津津有味。（另参见文学史p232）
第三,结构谨严、繁简得当。诗的开头从兰芝主动请归写起，而对她在焦家的生活略而不提；兰芝夫妻死后，有许多情况未作交代，略得恰当。诗中对于那些对表现人物和主题有重要作用的事情则描写详细，有的甚至进行铺叙，如兰芝的“严妆”，太守家的迎亲情况。
第四，结尾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使现实主题向理想升华。
第四节 两汉乐府诗的艺术特色
一 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
1 常用对话形式。《东门行》——夫妻对话
《上山采蘼芜》——弃妇与故夫对话
2 独白形式 《孤儿行》、《上邪》
3 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画 《陌上桑》，通过动作写不同年龄的男子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
《孔雀东南飞》
二 汉乐府民歌奠定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可以说完全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汉乐府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长于叙事。汉乐府诗有很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往往带有叙事成分。它们大都以事为主，即事见义，明确的表达出主题思想。在我国文学史上，两汉乐府叙事诗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具体表现：
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
1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 《十五从军征》
2 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 《孔雀东南飞》
3 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 《孔雀东南飞》
4 情节曲折完整，有的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
三 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
汉乐府诗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而且饱含感情。《孤儿行》是这方面的典范，确实是“浅而能深”，《陌上桑》的语言则生动活泼。
四 形式自由多样
汉乐府诗的体裁以五言为主，兼有七言和杂言等，句式多样，在于灵活，有助于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
《东门行》
五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①汉乐府民歌与《诗经》的国风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现实，感情真挚浓郁，也善用比兴手法，风格平实质朴。
②汉乐府诗虽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也要部分作品带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上邪》 如山洪爆发式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
《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都体现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第五章 汉 代 诗 歌之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第一节 文人五言诗
一、五言诗的起源与形成。
1、《诗经》少数诗章已出现半章或全章五言的诗句。到战国期间，民歌中也偶见五言的形式。西汉时期的一些歌谣和乐府诗歌，五言的成分很大。 到东汉，乐府诗歌里就出现了成熟的五言诗，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
2、现知最早的五言诗是东汉前期应亨和班固的作品，但是平板呆滞，艺术上尚不成功。
有作者可考且信实的五言诗：班固、张衡、秦嘉的诗（文学史p267－269）
1 班固的《咏史》是现存东汉文人最早的完整五言诗，歌咏文帝时孝女缇萦自请为婢以赎父罪的故事。
2应亨的《赠四王冠诗》，写对四个妻弟加冠的祝贺。
3张衡是在班固之后继续创作五、七言诗的著名文人，并且取得重要成就。《同声歌》《四愁诗》
4秦嘉的《赠妇诗》是东汉文人五言抒情诗成熟的标志。
二 苏李诗
1、苏李诗：
《文选》收入题为苏武所作五言诗四首及李陵所作五言诗三首，一般称为“苏李诗”。苏李诗显然是东汉人所作，附会为苏武、李陵相别而作。从总的内容看，像是居者行者的赠答之诗。比较而言，苏武诗四首比李陵诗三首显得朴拙繁复，可能时代较早。
2、拟苏李诗：
《古文苑》、《艺文类聚》收李陵《别诗》八首和苏武《答李陵诗》一首，《初学记》录苏武《别李陵诗》一首。这10首明代人称为“拟苏李诗”。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
（一）名词解释
《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作者是汉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 (其中有八首《玉台新咏》题为汉枚乘作, 后人多疑其不确)。非一时一人所作, 大都出于东汉末年。南朝梁萧统将其合为一组, 收入《文选》, 题为《古诗十九首》。形式都用五言体, 语言朴素自然, 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仕途失意之感, 充满了感伤情调。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被奉为五言诗的一种典范。
（二）“古诗”与“杂诗”的区别
（三）《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
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1、关注个体价值。与诗人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生死、新故、物侯节气等题材被写入诗中，诗歌的境界发生了很大变化。
2、袒露从政心理。汉代末年，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仕途阻塞，传统道德沦丧，愤激之下，剥下昔日的伪装，对士人的从政心理进行了最真诚的袒露。对上流社会的世态炎凉表示了强烈的失望和不满。
3、抒写羁旅之苦。汉代养士、选士制度以及汉末社会的动荡不安，士人饱受羁旅行役之苦，加上仕途偃蹇、世情浇薄，使他们转而渴求友谊、爱情、家庭的温馨，以抚慰他们孤独屈辱的灵魂。或写游子情怀，或写思妇闺愁，写尽相思怀人之苦，成为最有人情魅力的篇章。
4、流露厌世情绪。传统信仰的危机，使文人转而思考个体价值，但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常常笼罩着悲观厌世的色彩。更促使文人的思想偏离正统的轨道，这类诗篇，预示着魏晋风度的到来。
（四） 作品赏析
A 行行重行行（作品p394）
此诗善于用比兴手法达意，抒情显得委婉含蓄。“胡马依北风”二句，用鸟兽的不忘故乡来隐喻远方游子的思念家乡，是思妇对游子心情的一种设想，这是从对方落笔，曲折地表现思妇的念远之情。
“浮云蔽白日”一句，用自然景物来比喻游子在外地为人所惑，这也是闺妇的一种设想，这个比喻，把她那难以明白表露的隐忧委婉地表达出来，耐人寻味。
B 迢迢牵牛星（作品p400）
此诗在艺术上有三个特色：
一是比兴手法的运用，作者借天上牵牛、织女的隔绝来抒写人间夫妇离别的悲哀。
二是情景交融。全诗几乎都是写景，而情已在景中。如“终日不成章”二句和“盈盈一水间”二句仍是扣紧织女的形象和景物来描写的，看似泛泛写景，而织女的离愁已寓在其中。
三是叠字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如“迢迢”“盈盈”“脉脉”等。
C 补充《青青河畔草》
此诗描写一个美丽的青春女子在明媚的春光中独处深闺，因丈夫久行不归而过着孤寂的日子。
艺术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比、反衬手法的运用。诗中的景物描写充满生机，反衬出闺中少妇的青春在无聊的等待中虚度。诗中的女子昔日是“倡家女”，习惯于笙歌乐舞的热闹繁华生活，与如今独处深闺的寂寞凄凉形成对比。美人、美景两相反衬，传达出的是一种凄美。
二是多用叠字，色彩鲜明，对照强烈，创造了良好的视觉形象。
（五）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和地位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汉代文学尚未进入自觉阶段，文人无意为诗，其于诗歌创作，大抵有感而发，不事雕琢，所以，从整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天然混成的艺术风格。
1、巧用起兴发端、抒情委曲宛转，以象征手法创造圆融艺术境界的作品，如《西北有高楼》。
《古诗十九首》触物起情，因事命意，文人因迷醉于赋的手法而一度被忘却的比兴艺术，再度焕发出异彩。
触物起情（以物象起兴发端）：《涉江菜芙蓉》《庭中有奇树》。以物象发端多选择与时序相关的景观，抒情主人公或遇春草，或临秋风，有的眼望明月，有的耳听虫鸣，由这些具体的物象引发种种思绪。
因事命意（以事件起兴发端）：《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都以女主人公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然后写她们对游子的信件和礼物的珍视，顺势推衍成一个故事。
2、物我互化笔法、情景交融境界
所谓物我互化，是指诗歌不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具体的物与境的描写，来渗透作者的离情别绪，往往能够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凛凛岁云暮》、《明月何皎皎》、《西北有高楼》、《明月皎月光》、《迢迢牵牛星》。
3、用语浅近平淡却但不乏精警凝练。较多使用叠字。传神达意，意味隽永。
①言有尽而意无穷，是《古诗十九首》最鲜明的特点。 ②质朴自然，没有雕饰的痕迹。
古诗十九首的地位和影响
1、《古诗十九首》不仅是定型的五言诗，也是文人诗进入成熟阶段的显著标志。它的出现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诗三百篇中“何不日鼓瑟”，“谁谓雀无角”、“老马反为驹”之类，始为五言权舆。至苏李、古诗十九首，体制大备。（《带经堂诗话》卷一）
2、自《古诗十九首》出现，其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为后人所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十九首》不出于一人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后世作者，皆不出其范围。（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
曹植诗为例：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两宫遥相忘，双阙百余尺。
借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汉诗自然，魏诗造作，优劣自见。（《诗薮》卷二）
3、《古诗十九首》也成为后世论诗的标准之一。
《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元亮之高，太白之逸，自是词坛绝步，但入此二流不得。（《诗薮》外编卷四）
第三节 其他古诗
除《古诗十九首》之外，《文选》《玉台新咏》等书还收录了不少无名氏的五言诗，其中《文选》收录的所谓“苏李诗”虽不是苏武、李陵赠答之作，但是感情沉郁，颇有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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