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 爱问共享资料 爱问分类
首页 >专业资料 >哲学、历史 >高新《领导中国的新人物》.pdf

高新《领导中国的新人物》.pdf举报

简介:

历史

页码,1/12005-10-17file://F:\MyDocuments\封面.jpg高新著明镜出版社《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1):江泽民提携贾庆林早就煞费苦心[多维编者按]:贾庆林一如多维的预测,当选为中国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是谁最初发现并提拔了贾庆林?他又是怎样与江泽民认识、受到江的高度信任?为何贾庆林一度仕途受阻迟迟进不了中委?他与远华案的关系外界言之凿凿,真相究竟如何?他为何被安放在北京市委书记这样一个关键岗位上?又为何会被选中接替李瑞环?多维自即日起连载着名中国局势分析专家、中共人事问题专家高新的新着《领导中国的新人物中共十六届政治局》,就从贾庆林开始二二年十月下旬,赶在中共十六大召开的前夜,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了数项重要人事任免,其中之一是以"调中央工作"的理由,免去贾庆林以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其继任者是在担任了近一年时间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之后,于一九九九年二月接替贾庆林北京市长职务的刘淇。虽然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柏林到北京市委宣布这一"重要人事变动"时,并没有说明贾庆林调中央后会担负什么样的工作,自然也不会宣布贾庆林是否会在党的十六大上官升一级,但鉴于五年前的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夜,中共高层已经导演过一场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安排贾庆林官升一级,目的是为了令他在党的是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顺利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十六大之前宣布贾庆林"调中央工作",自然会令北京市委的干部们相信这次的贾庆林又要"官升一级"了。而从政治级别上讲,在政治局委员的基础上官升一级,当然应该是政治局常委。《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所以,从二零零二年十月下旬至中共中央十六届一中全会闭幕正式对外公布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领导成员名单之前的二十多天时间里,海外媒体关于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选的分析猜测报导也好、"内幕消息"报导也好,几乎每篇都是把贾庆林放在七名或九名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入选名单里。而所以把贾庆林事先安排进中共中央十届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这些海外报导中,又是美国的多维新闻网第一个披露贾庆林即将担任的具体职务是接替李瑞环的全国政协主席职务。既然人们对贾庆林的特别关注全是因为他在党的十五大之前的突然走红,所以贾庆林的故事也应该从十五大之前讲起。查中共公开出版的相关组织资料,贾庆林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接替陈光毅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九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召开的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上,贾庆林再次当选为福建省委书记。这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包括江泽民在内,都还是准备让贾庆林在这个职务上至少坐到一九九七年党的十五大召开。但一九九六年十月底,也就是贾庆林再次当选为福建省委书记刚满一年,就突然被中共中央宣布异地调往北京,出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北京市代市长。在贾庆林进京之前,关于北京市未来掌门人的海外报导颇为热闹,当时海外各类各种媒体根据其各自"内部消息"开列出的首选人物至少有十名之多,但就是没有一个媒体事先猜到贾庆林头上。"黑马"出山后,外界又根据他过去曾与江泽民同在中共一机部系统工作的经历,认定他与江泽民由此结下历史渊源。其实贾庆林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一机部工作时,整个一机部系统(包括直属企业)干部职工达数十万之多,遍布全国各地,与江泽民远远扯不上关系。而真正令江泽民与贾庆林从接上工作关系,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朋党,应该归功于江泽民打内心里最为尊重的老同志之一,曾经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的周建南,以及先后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先后担任过一机部副部长、部长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子健。此三人在一机部份别担任局长、副部长、部长期间,江泽民都与他们有过良好的关系,在自己高升之后也一直对他们尊重有加。如果说还《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3有一个重要的"伯乐"的话,那就是在中共政坛上消声匿迹多年,而后又在党的十六大上经江泽民亲自建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谷牧。对于一九九五年上半年开始的,江泽民瓦解政治对立面"北京帮"的行动,被当时的北京政界人士称之为"江泽民上台之后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抢滩'战役"。原因是江泽民的亲信在此之前无不认为,邓小平去世之后,无论党内何种力量要对江泽民的"核心"地位构成威胁和挑战,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党政机构都将成为"反江"甚至"倒江"的"政治桥头堡"。在当时已经可以预期的"邓后"高层权力斗争中,谁能够占领首都北京政界这块"滩头阵地",谁势必可以争取相当的主动权。所以,当年能够成功瓦解长期与江泽民持对立态度的以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帮",无疑等于为江泽民迎接"邓后"去除一大心病。不过,当时以反腐败的名义打掉陈希同,摧毁"北京帮",对江泽民来说仅仅是初步胜利,下一步立刻要完成的则是防止北京党政领导机关这个"政治桥头堡"不至落到新的潜在政敌手中。占领北京市委标志江泽民地位稳固一九九五年摧毁了陈希同班底之后,虽然临时派尉健行前往主阵,但尉氏本人当时即已经表示如果自己能够选择,还是希望中央能够尽快安排一位对北京市的工作更为熟悉的同志,赶在十五大之前接替北京市委书记的工作。按照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即遗留下来的干部任命的惯例,首都北京的市委一把手同时也应该在政治局内被安排一席位置。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不但在中央政治局内排名第十位(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按姓氏笔划排序),而且还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位列总书记邓小平之后。一九六九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一年恢复地方党委后,谢富治又身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革命委员会双重职务。一九七三年的中共十大上,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七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吴德继任政治局委员。《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4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打乱以往惯例,全部政治局和书记处人员均从新老交替角度考虑,北京市委负责人首次未能名列其中。一九八七年召开中共十三大时,恢复北京市委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先例,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一九九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内定接替李锡铭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陈希同,以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时任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同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所以,北京市委的第一把手不但因为其"京官"本身的地头蛇位置,尤显重要,而且在"中央集体领导"实践过程中,北京市委第一把手在中央政治局内还拥有十分关键的一票。一九九五年年中陈希同下台时,高层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同意安排尉健行暂时接替北京市委工作,也是考虑到尉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这层因素。正因为将接替尉健行,正式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可以在十五大上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序列,所以当时有报导说,这一政治席位的人选问题,是江泽民与李鹏和乔石之间的权力争斗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海外风传最多的是贾春旺可能由国家安全部长改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内部消息"。与此同时,当时也有报导说乔石极力推荐按照干部年轻化标准已经应该从国务院部级领导岗位上退休的胡启立。当时的海外报导说,陈希同下台后,江泽民一面亲自到北京市四处巡视,在尉健行等人的陪同下"亲切接见"各级党政干部和军民代表,特意在北京市各级领导干部面前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安慰他们放下思想包袱,直接表示中央只是希望北京市的干部能够真正同陈希同等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线,今后还可以继续成为中央在北京市的依靠对象,一面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对北京市委领导班子的"长远计划"问题,并提请会议考虑,安排国安部长贾春旺调任北京《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5市委工作是否合适。除了政治可靠这一最关键的因素之外,江泽民还强调了贾春旺本来就是北京市的干部,对北京市的工作不会生疏。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乔石的意见则是,鉴于专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工作特殊性,贾春旺还是留在政法系统为好,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不妨考虑一下胡启立。(2):贾庆林为何能脱颖而出掌京畿乔石推荐胡启立的说法不可信当时的海外媒曾如此报导乔石对自己推荐人选的解释:胡启立到一九九四年已经年满六十五岁,与国务院多数部委的正职负责人相比,年龄已经偏大,何况党内有关于正部级干部六十五岁退休的规定在前。鉴于胡启立的实际工作能力、经验,以及他过去在中央领导层工作时的良好表现,这个年龄上退下去实在是有点可惜了。而如果安排他接替北京市委书记,并在一九九七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则可不必受六十五岁退休的年龄限制。报导中还详细叙述说:虽然当时乔石表示了与江泽民不同的意见,但这种党内的争议并不似海外报导中所形容的那样,恨不能互相拍桌子瞪眼、对阵高声叫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是另外一种局面,而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后,高层领导人中可能只有王震一人会做出拍桌子的举动。事实上,特别是在江泽民主政之后的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内部,凡是遇到党内在会议场合出现"正常的不同意见"时,斗争双方所有人暗中较劲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互比"政治涵养"的过程。在此种情境中,双方即使心里都是怒火万丈,表现上却仍然要表现出足够"和颜悦色"和"以理服人"。另外,邓小平时代开始后的党内会议上,确实也形成了所谓"党内会议不称职务"的局面。比如乔石在对江泽民的动议提出反驳时,首先要表示一下对"泽民同志"提议的称道,然后再用"不过"、"可是"之类《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6的连接词,委婉的陈述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而江泽民对乔石意见的反驳是:新的北京市委书记安排是要"跨世纪"的,胡启立的年龄比陈希同还大一岁。所以,依胡启立的年龄,如果安排他把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从一九九七年坐到二零零二年党的十六大为止的话,届时他已经七十三岁,与同期的上海、天津的市委第一把手相比,年龄还是偏大了。如上报导绘声绘色,令人真假难辨。但无须所谓"内部消息"佐证,仅仅就从年龄入手来分析如上报导内容,就应该可以得出否定的判断。一九九二年筹备中共十四大期间,内定李锡铭在六十六岁的时候交出北京市委书记职务,他无话可说,因为当时中共内部已经制定出了省部级干部六十五岁之后即要离任的干部年龄限制标准。虽然中央领导不受六十五岁的年龄限制,但假如当初邓小平对他李锡铭比较欣赏,也只会安排他在离开北京市委书记领导岗位后,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出任其它职务,无论是国务院副职,还是全国人大副职就如同党的十五大之后对谢非的安排一样。分析到此,便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当年的乔石即使在党内会议上动议过重新启用胡启立的问题,也不会推荐胡启立去接替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因为当时的胡启立已经超过了省部级正职负责人的最高任职年限。不过,具体讨论到胡启立其人,一九八九年六月讨论对赵紫阳、胡启立等人的处理时,江泽民确实曾经积极地附和一批左派元老的意见,反对邓小平给胡启立党内职务只降一级的建议(从政治局常委降至政治局委员),在邓小平让步的前提下,当时的胡启立只被保留了中央委员身份。而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中共内部也曾传出消息说,又是江泽民当面否定了杨尚昆、万里等人的意见,反对将胡启立重新安排进十四届中央书记处。至于当年海外曾经报导过的李瑞环曾经举荐胡启立重返天津出任市委书记的"内幕消息",可信度也不高。当时这则海外报导的主要内容是,一九九三年初,因为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病故,李瑞环建议由曾经担任过天津市长的胡启立《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7重返天津,也遭到江泽民的反对。报道中据此说明江泽民从内心里一直也没有对胡启立消除政治成见。贾庆林的年龄优势外加政治背景关于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开始的对北京市委书记继任人选的海外各类"内幕"报导,除了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贾春旺和胡启立,当时海外还有消息说江泽民曾瞩意调上海的黄菊进京;而李鹏则从自己掌管的国务院系统中推荐出了罗干。上述这些说法,后来被一家海外有中资背景的刊物斥为"子虚乌有",但这家刊物的相关文章中却又引用这些"传闻"的出现来说明"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高层对北京市未来领导班子人选极为重视"。不管怎么说,直到一九九六年十月底,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铁林到福州宣布调贾庆林进京之前,海外媒体的所有内部渠道均没有落实到贾庆林身上的丝毫口风外露。按照上述香港某中资刊物说法:"江泽民去年(指一九九五年)即有意让贾庆林接掌北京市长一职,但直到现在(一九九六年十月)才付诸实施,这反映了江泽*****政一贯的求稳风格,如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市长随即换人。"一九九六年十月李铁林在福建省宣布的对贾庆林的政治鉴定内容是:政治坚定,政治敏感性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拥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全局观念,自觉维护和服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有全面领导工作经验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努力促使两个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作风*****、坚持*****集中制原则;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为人宽厚、作风正派,处事公道,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廉洁自律。一九四零年三月出生的贾庆林,到中共十五大时才五十七岁,在当时应该说称得上是年富力强。因为一九九七年在筹备中共十五大的《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8过程中,高层即已经内定了中央领导层的换届要遵循"少退多补"原则,同时具体规定了除江泽民而外,七十岁以上者均不留任的年龄限制。如此一来,十四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可以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连任者,仍然包括了江泽民、朱镕基、李鹏、田纪云、丁关根、钱其琛等一批二十年代出生者,仅从十五届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平均年龄要低于十四届中央政治局的角度考虑,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新面孔自然也都应该是贾庆林这样,当时还在六十岁以下的人选,才能把整个中央领导集体的平均年龄下降,以符合"干部年青化的原则",同时也是为了给下个世纪初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形成所谓"接班梯队"。仅从年龄优势的角度分析,当时的江泽民等人在为北京市委书记考虑继任一选时,虽不一定要搞"十年大计",但五年一个任期是一定要考虑的。也就是说,即使当时没有考虑到贾庆林头上,而是动议别的什么人,也要从年龄角度要求这个人选在一九九七年召开党的十五大时,不满六十岁。因为,如果当时安排的北京市委书记已经超过六十岁,那就意味着此人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以北京市委书记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未等党的十六大召开便已经年满六十五岁,中央还要专门为他考虑新的北京市委书记人选并将此人在十五届某次中央全会上安排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这个角度分析,不但当时由海外媒介"透露"的乔石推荐当时已经年过六十五岁的胡启立接掌没有可能,李鹏推荐一九三六年出生的罗干接掌北京市同样也没有可能。罗干虽然是在一九九七年召开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但如此安排是为了让他在中央工作。当然,当时贾庆林的年龄优势肯定是因为政治背景才能发生作用,而这个政治背景还不应该被简单解释成当年在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过。(3)贾庆林从"文革"后期即受到重用贾庆林从"文革"后期即受到重用《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9一九六二年十月在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的贾庆林,因为是在大学二年级即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又红又专"典型,毕业后即被对口分配至当时的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的设备成套总局担任技术员。在这个时候的江泽民虽然仍然在一机部工作,但却是刚刚从一机部的直属企业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分厂,调往一机部的附属单位,设在上海的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与刚刚进入一机部在北京的下属机构的贾庆林虽然算得上业务对口,但从人事角度却是南辕北辙,显然扯不上关系。曾经有人考证因为"业务对口"的关系,贾庆林在设备成套总局工作期间,即开始与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的江泽民有工作联系。从贾庆林的个人简历上看,他在一机部设备成套总局的最高技术职务不过是个技术员,,无论当时的一机部设备成套总局与当时江泽民所在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有多少工作上的关系,似乎也轮不到当时的贾庆林去做。而贾庆林在一机部系统被上级看中,应该是在"文革"后期的事情。一九七三年,他被时任一机部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周子健提名担任一机部产品管理局负责人。当时一机部的局势是,排名在周子健之上的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虽达七名之多,但全部是"文革"初"军管会"基础上留下的军队干部,业务上完全外行,对周子健提名的技术管理干部拿不出什么过硬的反对意见。而当初周子健之所以能够提名贾庆林,也是因为贾庆林虽然年轻(时年三十三岁),但党龄已经长达十四年之久,政治标准过关。如此说来,贾庆林当年被提拔到局级领导岗位上的时间,与中共"太子党"群体中资格最老者,如邹家华、叶选平、布赫等相差无几。如果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简单逐一进行对照,也会发现,仅仅比较谁最早进入厅局级领导岗位这一项,无疑是贾庆林第一。比较谁出任局级领导时最为年轻,肯定也是贾庆林。《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0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周建南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复出,回到一机部继续担任他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即担任过四年时间的副部长;项南于一九七七年被任命为该部副部长。如果说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即已经与周建南有过接触的话,贾庆林与项南的接触则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也正是因为周子健在"文革"中受军队干部压制时即已经看好了贾庆林,所以"文革"结束后,随着军队干部全部被赶出国务院部委领导序列,周子健升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他在部内向中央推荐的第一批年轻干部里就有贾庆林名列其中。"四人帮"跨台后,华国锋主持的中共十一届党代会的人事筹备工作随即开始,并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从否定"四人帮"的角度,此次党代表会要求党代表中知识分子须占一定比例;同时从两个"凡是"角度,"政治挂帅"仍然时髦,贾庆林这样"又红又专"的国家机关科技人员自然成为非常难得的人选。当时连江泽民都还没有捞到这样一个名份,可见贾庆林在目前这届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中的政治资格实在是很老。贾庆林三十八岁即成为副部级干部一九七八年,在周子健、周建南和项南均都同意的前提下,贾庆林被任命为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这是一个被中组部发文规定正职负责人享受党和国家副省、部级政治待遇的特殊职务,贾庆林的这个职务一直担任到一九八三年为止。在此期间,国务院与一九七九年成立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该机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挂帅,实际工作则由分别从外经部常务副部长位置上调任该机构副主任的汪道涵,从一机部副部长位置上调任该机构副主任的周建南负责。汪道涵在这个位置上只坐了九个月的时间,便被调到上海。在奉调上海之前,在讨论为该机构选拔一个年轻有为的干部出任副主任兼《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1秘书长时,汪道涵和谷牧一拍即合,共同点到了已经在一机部系统有过几年外事、外经贸工作经验的江泽民。而长期担任一机部副部长,对江泽民了解甚多的周建南更是举双手赞成。因为事关贾庆林日后被江泽民重用的幕后决策,所以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谷牧与江泽民,以及他们与方毅、汪道涵、周建南等人相互之前的复杂关系。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汪道涵早已经是被时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方毅看中的人才。早在"文革"前夜中共成立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安排方毅出任主任时,他便要求调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汪道涵给自己当副手。"文革"结束后,他立刻又安排汪道涵出任外经部常务副部长。因为当时的方毅已经是副总理,所以汪道涵从那时起即已经升格为正部级干部。追根溯源,方毅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便一直与汪道涵在安徽一带共事。而当时方毅奉命从鄂东地区奉命调往皖东地区,接替的就是汪道涵的前上级,江泽民养父江上青的未竟事业,开辟和壮大当地的中共新四军根据地。所以,经过汪道涵的居间介绍,当方毅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养子之后,即对江泽民另眼相看。而与方毅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熟知江泽民其人,应该是"文革"中期的事情。当时,中共政权与东欧的罗马尼亚交往频繁,罗马尼亚用汽车交换中国大陆的工业机床。周恩来交待由谷牧具体负责这件事情。与此同时,在周子健的举荐下,江泽民奉调北京,出任一机部的外事局副局长,同时委以赴罗马尼亚专家组组长使命。江泽民的罗马尼亚语,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年最先发现和提拔江泽民及贾庆林的,都是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当时出行罗马尼亚之前,谷牧曾多次召见江泽民及专家组成员。回国后,谷牧曾经两次专门听取江泽民的汇报。"文革"结束后,周子健及已经先后复任、出任一机部副部长的周建南、项南均对江泽民比较欣赏,使得江泽民顺利升为外事局正局长。就在江泽*****持一机部外事局期间,已经是一机部产品管理局负《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2责人的贾庆林便与他有了工作交往,由江泽民负责组织出口国马尼亚的机床,自然要经产品管理局之手。至于贾庆林担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之后,虽然该公司是归一机部及外经贸部双重归口的副部级单位,此时的贾庆林说起来已经是副部级干部,但作为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江泽民对他还是要多有工作上的合作和指导。(4):贾庆林也是"洋务派"出身贾庆林与江泽民均是"洋务派"出身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后,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受命主持"洋务"工作。初始阶段的对外开放,无论是引进先进技术的探索还是吸引外国投资的试点,都还仅仅局限在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德国等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之内,江泽民立刻有了用武之地。仅一九七九年一年,江泽民即奉谷牧之命,五度出出洋考察。在此期间,贾庆林也随江泽民到罗马尼亚等国家进行过考察。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成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专门发出一纸《关于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的通知》,规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以及对外组织合作的方针、政策、条例、规章,研究总结经验,改革有关管理体制。会同国家计委审议的制订全国进出口、技术引进、经济合作、外汇收支的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检查督促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订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组织有关部门审批合营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统筹管理各部门、各地方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和进口设备工作。审议中国与外国政府间的长期经济合作或长期贸易协定、协议,等等。《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3通知中还要求:这两个委员会及其党组,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负责管理当时国务院的相关部级机构,包括外贸部、外经部、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贸易促进会等。总而言之,所有与对外开放有关的事项,都由这两个委员会统揽,是地地道道的"洋务"总管。自此,江泽民便在以谷牧为首、汪道涵、周建南为副的"洋务管理委员会"里,以"大管家"的身份,大地施展了一番拳脚,为自己的仕宦之途,拓展了足够的政治空间。而江泽民在这段时间里,主管的机构之一,便是贾庆林担任总经理的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自此,江泽民便成了贾庆林的直接上级。事实上,中共政权事后把邓小平尊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回避了中国大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那几年时间里,为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作出过初始贡献的一批中共元老的业绩。在对外开放方面,实际上是当时主持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和杨尚昆最早提出"经济特区"的设想;发展外经外贸方面,方毅和谷牧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即已经推动华国锋开始了在当时还受到意识形态禁锢的大胆创举。而当时聚拢在方毅和谷牧周围的一群"洋务派"官员,包括周建南、汪道涵、江泽民等人,其下还有贾庆林,以及当时也被从一机部系统调入"洋务管理委员会"担任局长,后来成为江泽民重要倚重对象的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岚清。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江泽民再到深圳考察时,特别提及自己当年在"洋务管理委员会"任职期间奉命考查深圳特区和蛇口工业区的经过,声称自己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共元老李先念,就曾讽剌如上人等是党内"洋务派"。当时这话还是贬意,但如今自然成了江泽民、贾庆林、李岚清等人的光荣历史之一。贾庆林升官一度比江泽民还早当初贾庆林出任总经理的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作为当时的国《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4家对外贸易专业公司,在中组部被定为副部级机构。如此说来,比江泽民年轻十四岁的贾庆林当年官至副部级的时间比江泽民还要早一些。而此二人后来之所以都能够官运亨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因素,即都是被及时纳入中共政权建政三十年后才正式开始的"对外开放"的窗口单位任职。事到如今,整个中国大陆的所有政权机构,恨不能十之有五都能够与"外"字沾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已不再引起同级和上级党政负责人的特别重视。但在"对外开放"之初,江泽民被谷牧、周建南、汪道涵等人力荐进入国务院下属的外资和进出口管理部门,贾庆林被推荐担任国家主要外贸公司的负责人,与他们此前担任的职务相比,绝对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更多、更容易引起当时的中共高层和中共元老注意的机会。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将谷牧手下的两个委员会,以及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等机构合并成一个对外经济贸易部,整个对外经贸系统的部级干部立刻人满为患。于是,周建南调至机械工业部任部长,江泽民则在谷牧的大力推荐下,到电子工业部任第一副部长,并被明确为时任部长张挺的接班人,官位升了一档。在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大时即已经是党代表的贾庆林则没有江泽民那么幸运,在副部级层级原地踏步了十一年之久,原因之一,便是贾庆林远没有江泽民的阅历多、资历深,特别是没有江泽民那样的长年基层工作经验。中共十二大召开时,贾庆林继续当选了党代表。会后不久,便在中组部的要求下,被一机部系统下放锻练,到太原重型机器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仍保留副部级待遇。一九九六年贾庆林奉调北京之后,有香港杂志报导说,一九八五年贾庆林到福建工作,是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力主提携,依据是项南曾经担任过一机部的副部长,对贾庆林早就熟悉。准确的说法是,在担任一机部副部长期间对贾庆林就比较欣赏的项南在一九八五年初奉命筹组中共福建省第四届委员会时,即向时任中组部长乔石要过干部,其中第一人选就是一机部系统的贾庆林。《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5(5):贾庆林的政治晋升项南功不可没事实上,贾庆林在一九八五年被项南要求调往福建省工作,其考虑因素之一是贾庆林的夫人乃对台工作的合适人选。贾庆林的夫人林幼芳是五十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归侨,是与贾庆林在河北工学院就读时结识的,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一机部系统工作。贾庆林到福建后,因为林幼芳的祖籍是福建金门,故担任了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当时正式的行政职务是福建省外贸集团副总裁兼党组书记、中国联通福建代表处首席代表。而贾庆林夫人林幼芳适宜在对台,特别是对金门统战工作的前沿省份工作,自然也能够加重项南向中组部讨要贾庆林的说服力。一则来自北京官方的消息中说,贾庆林在去福建工作之前,即已经出任了侨资兴建的华侨大学董事会董事长。据此,还有人推测当初当初一机部的负责人推荐贾庆林出任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的负责职务,也是考虑到了他开展外贸业务,可以利用"侨属"之便的因素。亦有香港杂志报导说,改革开放以后,贾庆林在其先后担任中国机械设备总公司总经理和太原重型机器厂厂长期间,和港澳商人很有来往,他并且带头组织机械设备总公司人员到港办管理培训班,因此和一些授课的香港学者熟稔,大家印象不错。项南提携贾庆林曾几经波折一九八五年五月,贾庆林抵达福建,被宣布增补为省委常委。两个月后的七月三日,中共福建省委召开四届一次全体会议,项南再次当选省委书记,时任省长胡平当选为副书记。贾庆林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常委,四个月后又被中组部任命为省委副书记。一九八六年三月,刚刚在福建省四届一次全会上再次被安排为省委第一把手才九个月的项南突然被宣布离休,而且是一退到底,连个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和省人大主任的"过渡"职务都没有被安排。而接《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6替项南省委书记职务的,也不是时任省长兼省委副书记胡平,而是从甘肃调去的陈光毅。胡平没有依次递升,贾庆林自然要继续委屈在第三把手的位置上。江泽民和贾庆林共同尊敬的老领导项南项南是在贾庆林调北京工作一年之后因心脏病突发在京逝世的。作为胡耀邦时代的改革派重臣项南去世后,在当时的中共政坛内引起不小震动。原籍福建的项南在中共建政之后的首项职务是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一九五二年,时任共青团华东工委书记李昌奉调团中央,保荐项南接替自己的职务。一九五四年华东局撤消后,已经调离团中央的李昌又向胡耀邦举荐,调项南出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这段时间的组织渊源加之他们个人的政治品行,决定了"文革"结束后他们均成为党内反左的中坚力量,因此也招致党内左派的无比仇恨。一九六一年,项南调农业机械部任办公厅副主任、农机局局长。一九七零年,已经更名第八机械工业部的农业机械工作部又奉命与第一机械工作部合并,下放劳动回京的项南便成为一机部的农机局局长,"文革"结束那年被提升为副部长。此时,江泽民在该部担任外事局局长,说起来项南还是他的顶头上司之一。项南去世的次日,江泽民曾亲自打电话给项南夫人汪志馨表示慰问,贾庆林则赶往项南府上,劝慰未亡人保重、节哀。在与项南家人一同回忆起项南生前往事时,贾庆林一再以非常谦虚的口吻表示自己的政治生长离不开项南的培养和爱护。把这话诠释成老百姓的大众语言,那就是没有老前辈项南,就没有我贾庆林的今天。如此评价当年的项南对贾庆林的重要,并不夸张。一九七九年二月,农机部再次从一机部分出,项南出任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一九八二年,中共又决定将农机部重新并入一机部。此时已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十二大之后改称总书记)的胡耀邦立刻推《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7荐项南回到他的家乡福建主政。项南被任命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当时还称为第一书记,对那里的改革开放形势绝对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最关键的一着棋便是反复向中央要求把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共国务院终于对项南和时任省长胡平共同推动的扩大特区范围一事作出批覆,同意将福建厦门的经济特区扩大至厦门全岛和鼓浪屿全岛,并在这个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回过头来言归正传,再说当年项南的下台原因。毫无疑问,项南当年的下台是党内保守派暗中打击胡耀邦人马的重要组织动作之一。不过,就如同王兆国早在胡耀邦下台之前的一九八六年四月即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一样;项南则是在王兆国去职前一个月下台的。而项南被迫下台的真正原因,又同王兆国下台的原因有直接的联系。(6):贾庆林受项南牵累仕途一度受阻1985年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的中央委员名单,廖志高再次从中作梗,这才导致贾庆林被从推荐名单中拿掉。好在胡耀邦继续为项南撑腰打气,让中组部长尉健行尽快批覆贾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当时,身为中办主任的王兆国打着"制度改革"的旗号,积极准备对党内高级干部的特殊物质待遇进行相应调整,惹火了一大批中共元老。陈云等人压迫胡耀邦将中办主任换将,邓小平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只能表示同意。同样原因,当时在福建省执政的项南也是因为反对中央领导人享受"特供"而得罪了陈云。事情的起因是,项南在福建省委的前任廖志高在任时期,即已经开始了福建省对陈云的特殊供应平时专门由公安部九局的一位科长负责,定期从福州、厦门等地向北京空运当地出产的时令水果及几种土特产。至于廖志高与陈云之间是否还有更密切的关系,只能从廖志高下《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8台后被调回北京,充当中组部顾问一职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整个邓小平时代里,陈云一直对中组部系统掌握着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而从省委一把手上退下来的老干部,绝不是随便抓出一个便可以出任中组部顾问的。项南到任后,福建省此项专为陈云进行的"特供任务"依"惯例"继续进行。项南正式到任的时间是一九八二年二月,大约过了一年多时间,他才无意中知道了这件事情。当他意欲探听个究竟时,那位公安部九局的科长居然虎着脸讲:"项南同志,这件事情你不要过问。"堂堂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居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对公安部一个小小的科长所从事的"特殊任务"无权"过问",项南怎么可能不恼火?事后,项南到北京分别与胡耀邦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认为于党的形象不利;于陈云个人的形象不利。项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情写成书面材料正式向上反映,更没有敢登中纪委的衙门。而项南的好心之所以传至陈云的耳朵,党内有一种说法是胡耀邦曾经向陈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暗示过"注意影响"之类的内容。没想到陈云领导的中纪委方面居然先下手为强,想方设法给项南的仕途设障。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日,福建省召开省党的四大,项南和胡平连任省委一、二把手。于此同时,中纪委的工作组已经进驻晋江地区,借口当地出现当地一些企业单位大量制造假药,并利用各种手段行贿销往各地的罪案,查处省、地两级领导"渎职"的问题。公正地讲,当时发生的晋江假药案恶劣得实在是令人发指,整个地区里到处都有国营企业制造并向全国各地贩售假药,地委和行署负责人或公开支持,或视而不见。晋江县纪委书记不但直接参与,而且从中牟取暴利。但是,中纪委内忠实陈云的一部份人当时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故意要把事情的严重性向省委的责任上牵扯。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三日,中纪委以"致福建省晋江地委、行署的公开信"的形式,将此事件对外曝光,立刻被一些敏感人士诱出了异乎寻常的味道。在对某一事件作出调查处理之前,由中央纪委采用"公开信"的形《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19式要求下面的责任单位如何如何,在中共建政史上无疑是空前绝后。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声势,为藉此追究省委书记项南的责任进行舆论上的铺垫。当年十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年事已高者退出中央委员会,项南的名字并不在其中。与此同时,包括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的胡平等人则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贾庆林虽然没有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经项南向中组部催促,该会结束后中组部即派专人到福建宣读了对贾庆林就任省委副书记的任命。不过,也是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一批刚刚接班或已被内定接班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正职负责人选被增补进中央委员,如前面提到的时任福建省长胡平;一批已经被陆续提拔至副省部级领导岗位,或已经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荐准备提拔的中青年干部则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如上海的吴邦国,辽宁的李长春、山东的贺国强、内蒙古的刘云山等等。但福建方面推荐的贾庆林却未能如愿进入这个"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增补序列",刚刚于一个月前被增补为福建省副省长的陈明义却意外中选。说起来,陈明义与贾庆林同岁,在当时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鼓噪声中,他们的年龄优势旗鼓相当。但若从政治角度论资排辈的话,贾庆林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前八年即已经是十一大的党代表,前七年即已经是"相当于副部级"的全国重要对外经贸大公司的总经理,而贺国强在升任副省长之前,不过是个只当了一年多时间的省科委主任。另外,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前闭幕的福建省第四届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贾庆林虽然暂时还没有被直接安排为省委副书记,但已经如愿当选为省委常委,而陈明义却榜上无名。那么,为什么要拿在当时的福建省比贾庆林政治地位低半格的陈明义压过贾庆林一头?有对当时那段中共中央组织运作内部较为熟悉的人士是这样分析的:鉴于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项南的倚重,时任中组部长乔石《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0等人都同意尊重项南为首的福建省委的意见,这便是项南要求调贾庆林到福建,并如愿被安排为省委常委的背景。但与此同时,项南在福建省委书记的前任廖志高作为陈云的政治亲信已经被安排为中组部顾问。因为他一再借口贾庆林刚刚空降到福建工作,当地干部意见太大,当时福建省第四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报至中组部后,正好赶上中组部内正在进行乔石与新任中组部长尉健行的交接。尉健行只好在向胡耀邦汇报后,同意暂时搁置不同意见,在任命项南连任省委书记的前提下,暂只任命一名副书记,即当时的福建省省长胡平。待讨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名单时,具体到福建省的推荐人选,又是廖志高再次从中作梗,这才导致贾庆林被从推荐名单中拿掉,廖志高当年在福建工作时即已经比较欣赏的当地干部出身的陈明义被临时安排入局。好在当时的胡耀邦仍然继续为项南撑腰打气,所以是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立即应项南的请求,安排新任中组部长尉健行尽快批覆了贾庆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7):中顾委"右派俱乐部"把邓力群拉下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接班人。但项南后来进了中顾委投了关键的一票。倒胡之前的"清君侧"波及福建回顾当时的整个过程,福建省召开的第四届省委第一次全委会议结束后,只能产生一名省委副书记。接下来,虽然贾庆林出任省委副书记的任命终于过关,但直到一九九零年十月福建省召开第五届省委全体会议为止,中共福建省委也只有两名副书记,第一名是时任省长,第二名便是贾庆林。由此可见当时围绕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班子人选,《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1中央内部的两派不同意见是多么的激烈。对这段过程,当时刚刚从乔石手中接替中组部长职务,在工作过程中一直受到廖志高等"老同志"强烈干扰的尉健行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心存余恨。也正因为如此,一九九六年江泽民提出调贾庆林进北京工作,准备接替尉健行临时出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议案时,尉健行最先表示"非常合适"。虽然当时的尉健行还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是在为他临时担任的北京市委书记安排替任人选,所以他当时的发言权至关重要。不过,也就是在贾庆林没有如愿进入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序列的那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前文提到的与胡耀邦和项南共为政治知己的李昌已被迫从中纪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书记则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的职务上"退居二线"。而在政治路线上拼命追随陈云的王鹤寿,却被提升为中纪委第二书记,地位仅次于陈云。当时,由陈云亲自下令逼迫李昌退居中顾委委员,借口是"干部年轻化"和"新老交替",但是生于一九零九年的王鹤寿比李昌年长五岁,在这次会议上不但没有退出一线,反而还升了一级。陈云当然不会仅仅是为了整肃项南才进一步重用王鹤寿,但李昌的下台,无疑是令中纪委内再无人为项南说公道话。需要说明的是,王鹤寿后来的下台,也是因为被人有根有据地揭发出生活腐化堕落严重问题。转眼到了一九八六年,随着胡耀邦在中央层面的权力危机,已经有些自顾不暇,陈云手下的一批政治心腹立刻开始对胡耀邦派系的人马发难;中央里面的攻击对象是时任中办主任兼中直机关工委书记王兆国,很有点象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清君侧";而地方上则首先拿项南开刀。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与项南的关系密切,刚刚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陈云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省委班子中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原籍是福建。项南被迫下台后,以"带罪之身"回到北京,时常到胡耀邦家里发《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2发政治牢骚。八个月后,胡耀邦也中箭落马,两人反而完全没了顾忌。直到胡耀邦去世之前,到他门上走动就多的便是项南。一九八七年十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时,已经在家赋闲一年半之久的项南被安排为中顾委委员。但项南对此根本不领情,因为连邓小平最为痛恨的汪东兴都是中顾委委员。不过,项南担任这届中顾委委员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发挥作用,至少在反对党内极左派邓力群的问题上,投上了自己关键的一票。当时邓力群在十三大中委选举中被差额出局的事情已不是什么新闻。至今鲜为人知的是中顾委内的一批被左派们指责为"党内自由化分子"的人成功阻止了邓力群出任十三届中顾委常委。邓力群在中委选举中被差额下来之后,赵紫阳于当夜主持政治局会议商量对策,征得邓小平同意,转而安排他担任中顾委常委。按照党内选举程序,中顾委委员由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当选后的全体中顾委委员再按照"候选人名单"来"选举"中顾委常委。由于十三大的党代表们眼见邓力群已经被从中央委员中差额出去,几乎无人再想到继续与他为难。更何况中顾委委员的"选举"是采取等额方式,只要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而令中共高层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新当选的中顾委委员们居然不买邓力群的账。说来实在是很有讽剌意味,那就是当时在中共十三大上首任和继任中顾委委员者中,有那么一群所谓的"党内自由化分子",除了这里提到的项南、李昌,还有李锐、杜润生、于光远、任仲夷等。正是这批人在中顾委会议上起了难得的游说作用,导致中顾委常候选人名单上的邓力群居然得票就过不了半数。邓力群愤恨之余,曾经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指斥中央顾问委员会中"怎么会有一个右派俱乐部?"而项南就是这个"右派俱乐部"里最活跃的组织成员之一。"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是项南生前最喜欢引用的诗句。他猝然去世后,福建地方的许多县份都为他送去了家乡的鲜花,家里设置的灵堂里一度摆放了四百多个完全用鲜花编织而成的花圈、花篮。不过,如此隆重的悼念并非官方预先设定的规格,只是因为江《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3泽民、李岚清、贾庆林,乃至乔石都曾经是项南的下级部属;更因为李鹏等人惧于项南在中共党内的实际威望,这才令项南得以哀荣备至。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悼念陈云和此刻悼念项南的过程中,均出现了"两袖清风"四个字,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剌。(8):江泽民上台后贾庆林才有出头之日早在一九七八年即已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贾庆林,居然在副省部级的待遇上原地踏步了十多年,直到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才为他迎来了个人政治经历上的第二个春天。当时被项南一再要求安排的贾庆林虽然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如愿被中组部任命为省委副书记,但其后的政治背景是以陈云为首的那届中央纪委已经在中组部顾问廖志高的全力配合下,誓言要利用查处晋江假药案的机会达到政治目的,大有不藉机整倒项南绝不收兵的态势。事情闹到邓小平处,此时已经对胡耀邦多有不满的邓小平基本上已经听不进胡耀邦的意见,再加上此时的项南也已经六十八岁,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之后,只得作出不因为晋江假药案追究福建省委、省府的直接责任,省委书记项南"因年龄原因"离任的决定。追根溯源还是因为陈云的政治背景而回到自己家乡主政的陈光毅上台十分顺利,廖志高在中组部顾问的位置上再也不强调空降干部不被当地干部接受的论调。一九八六年三月,比贾庆林年长七岁的陈光毅被直接任命为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省委书记。此人在前文所说的一九八五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已经以时任甘肃省省长身份被增补为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六年五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王兆国在陈云等一批政治元老的强烈要求下,退出中办主任职务,专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胡耀邦下台后,陈云等人不依不饶,王兆国再次遭贬,于一九八七年八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夜被免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职务,从中央外放到福建接替时任福建省长胡平,胡平则被调回北京等待重《领导中国的新人物》[著]高新24新安排工作(一九八八年三月被安排为商业部部长),贾庆林仍然屈居省委第三把手。一九八七年五月,尉健行的中组部长被陈云推荐的宋平接替,一个月后尉建行才被任命为国务院监察部部长。这个机构本来是在胡耀邦下台的前夜,即一九八六年底决定恢复成立的。但到尉健行到任部长之前,并没有任命过部长和副部长。尉健行调离中组部后,党的十三大筹备工作即由宋平具体主持,陈光毅自然可以在十三大上连任中央委员。而王兆国则在十三大届一中全会上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继任者温家宝也只被安排为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除了陈光毅和王兆国,福建省委和省府的副省级干部们,在十三大上也只有陈明义继任中央候补委员,在省委里的政治层级较陈明义高半格的贾庆林,由于上面再没有人替他说话,仍然未能够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十三大开过之后,贾庆林以福建省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的省委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省委内的女性常委刘金美。关于王兆国遭贬后为什么会被安排到福建省,有中共人士分析说:当时的王兆国到福建,并不是因为此人与福建有什么特殊的渊源,而是当时基本已经控制在陈云手中的中组部玩出的一箭双雕的把戏。第一"雕"是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因为陈光毅到福建后与胡平一直配合不到一起,陈光毅的后台宋平出任中组部长后当然要为陈光毅撑腰。第二"雕"是贾庆林。在一九八五年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时任中组部顾问廖志高成功阻止了项南推荐的贾庆林被增补进入

相关资料推荐

  • 名称/格式
  • 下载次数
  • 资料大小

用户评论

0/200
暂无评论

资料阅读排行

该用户的其它资料

关闭

请选择举报的类型

关闭

提示

提交成功!

感谢您对爱问共享资料的支持,我们将尽快核实并处理您的举报信息。

关闭

提示

提交失败!

您的举报信息提交失败,请重试!

关闭

提示

重复举报!

亲爱的用户!感觉您对爱问共享资料的支持,请勿重复举报噢!

收藏
资料评价:

所需积分:0 立即下载
返回
顶部
举报
资料
关闭

温馨提示

感谢您对爱问共享资料的支持,精彩活动将尽快为您呈现,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