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2007年日本的五代宋元史研究                      [日]见城光威   [日]见城光威  (东京学芸大学  东京)撰      毛  平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9)    韩建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编译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8期    2007年有关五代宋元史研究的著作相当丰富，而最让笔者惊叹的则是梅原郁的《宋代司法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研究》(创文社)。这部巨著引用史料灵活得当，甚至可以说提供了迄今为至有关宋代裁判制度最为鲜明清晰的鸟瞰图，令读者不忍释卷。而给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的厚重感，而是本书开篇的“弁言”当头棒喝，言辞犀利犹如痛斥，直催青年学者猛醒。他说道，作为专攻中国史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竟然缺乏本来是入门者就应该掌握的常识性知识。这似乎令人 感到有点低估我们的评价，但笔者却不得不承认它是切中肯綮的。显然史料的精读与基础资料的通读这些日常踏实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以下以论文为中心，适当分类介绍。     政治·制度。首先，笔者要举出的是熊本崇的《宋执政考》(东北大《东洋史论集》11)。北宋初，同平章事仍为宰相，但相权大大削弱。宫崎市定据此将副宰相级别的参知政事及枢密副使看作“执政”。因为宫崎氏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大学者，所以其学说不容质疑，但是熊本氏对此提出不同见解。熊本氏认为，神宗朝元丰官制改革以前，“执政”的指代范围并没有宫崎氏所说那么严格。但是改革以后把另增设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和尚书左、右丞称为“执政”。这种认识补充了宫崎氏的观点。熊本氏还认为，在元丰官制改革以前，只要在宰相平章事出缺时，副宰相参知政事即可代行宰相职务，其职权等同于宰相。这种变化，是为防止宰相干涉皇帝权力，及以后神宗为彻底贯彻官僚间上下秩序和职务的意图而产生的结果。     平田茂树的《如何解读宋代的政治空间》(《文献资料学的新可能性2》，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别册特集号，以下简称为《可能性2》)着重引用了宫崎市定的学说，论述了宋代的政治空间。从以下三方面设定中做出分析：①开封与临安的皇城构造之物理上的政治空间，②其中带有功能性的抽象的政治空间，③特别是从皇帝与官僚之间的关系所看到的政治空间，全面论述了从北宋的“君臣对”(与皇帝的直接对话)系统到南宋基于文书的“御笔”系统的转变。通过政治空间的理论阐述了宋代以及明清时代的君主独裁的形成过程，这种优秀理论的反面则被认为存在有些许的简单化而操之过急之虞。     平田茂树的《宋代地方政治管见》(东北大《东洋史论集》11)主要利用《名公书判清明集》，描述了地方的文书行政实态。邓小南(平田茂树监译·山口智哉译)《“宝训”“圣政”和宋人的“本朝史观”》(大阪市大《文学研究科纪要》58)着 眼于宋代士大夫的祖宗观，论述了“宝训”及“圣政”被用于针对皇帝进读的过程。对笔者来说，将宋代盛行编撰的“宝训”及“圣政”，与其说是作为忠实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史实的文书，还不如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掺杂了士大夫们理想的皇帝观的文书，这不仅没有超出已知的认识范围，并且丝毫没有传达出论述的意义。具有类似观点的论文 还有蓝克利的(高津孝译)《宋代宫廷风景》(《东方学》113)。     藤本猛的《宋代的殿中省》(《东方学》114)是 一篇详细考察宋末殿中省运作的优秀论文。该文探讨了此前对此并不确知的官署实态，并且加入了以前的理解，即，蔡京笼络宦官扶植自己的势力，让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士大夫官僚担当该官署的长宫殿中监和次宫殿中少监，通过这些手段来巩固与皇帝的关系。文章提出的这些观点笔者认为是很有意义的。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蔡 京当权期间具体政治样态的认识依然是很模糊的。见诚光威的《宋太宗政权考(中)》(《文学研究科研究年报》56号，东北大学)，讨论在令人疑惑中即位的宋太宗如何排除异己，巩固、确立自己政权的过程。     寺地遵的《南宋末期对蒙防卫构想的变迁》(《广岛东洋史学报》11号)论述了南宋对蒙防卫的经过。由于临安文臣官僚无视现实，极力反对宰相史嵩之的设想，即设立类似唐代藩镇的防卫构想，结果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对蒙政策。另外，文章还提到地方豪族的兴起。     青木敦的《监司和台谏》(《东方学》114辑)通过对中央的台谏和地方监司的弹劾情况的考察，指出作为行政区划的路及其监督官署的监司的功能并不成熟。舆座良一的《作为宋初行政区划的军的设置及其背景》(《鹰陵史学》33)，阐明了作为宋代行政区划而设置的军，中期以后在州县行政改革的统废中被废除的过程。文章可以说是广泛涉猎史料的力作。清水浩一郎的《关于南宋告身的文书形式》(《历史》109)，通过对北宋神宗朝实行元丰政治改革以后的告身三通和南宋高宗朝的告身一通的形式进行详细分析，考察了北宋至南宋的三省制的演变。富田孔明的《对北宋士人的投贽、投书的考察》(《东洋史苑》68)中提出以下结论，即，虽然在实施了糊名、誊录法后，投贽、投书失去效力，但却仍然盛行，虽然发生作用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士人对投贽、投书还有期待，同时与接受方也有扩张自己派阀的意图相一致。久保田和勇的《围绕宋代的“田猎”》(《福井论集》)考察了在北宋文治的确立过程中，作为传统的皇帝军事礼仪的“狩猎”活动中止的过程。     佐藤贵保的《西夏的两个官僚集团》(《东洋史研究》66—3)，注意到遣金使节的特征以及在天盛禁令编纂者目录中出现的官号和姓名，同时分析了12世纪后半期西夏的官僚集团的录用法。由此得知，文官系统官僚大多录用汉人，而另一方面武官系统官僚大多录用党项族人，武官系统人材的录用法具有类似蒙古帝国的番士(怯薛)制的一面。这是对西夏国家形态的研究。赤坂桓明在《拜达尔裔系谱信息和黑水城汉文文书》(《西南亚研究》66)一文中，分析了存在于察合台。突厥语史料《胜利之书选择诸史》和波斯语蒙古王族谱系图史料《贵显世系》中的关于拜达尔裔谱系的信息，尝试解析黑水城汉文文书中出现的蒙古王族。     科举·士大夫。魏西德(高津孝译)在《南宋科举的学术史》(《中国——社会和文化》22)中简要介绍了Compeiotion over Content：Negotio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9)(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译者在《东亚海域交流史实地调查研究》2号(代表：小岛毅，2005年—2009年度科研经费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书)中也介绍了这本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其中以科举为对象详细追溯并分析了理学从1190年被定为异端学说至1240年被承认的变化，直至“胜利”的 戏剧性过程，与其他从政治力学方面分析北宋中央集权到南宋地方分权的研究者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随着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急剧增加，民间刊印科举考试试题集对地方文化的变迁带来了影响，对科举考试造成反作用，这种论点是很新颖的。同时译者高津孝氏在《帝政中国的信息秩序中未开拓的一面》(《文选资料学的新可能性3》，以下简称《可能性3》)中认为有必要把知识分子的关注点由中央转向地方，对照信息资源的交流，重新研究公文流人民间并被大规模再利用的变迁本质。     近藤一成《宋末元初湖州吴会的士人社会》(《福井论集》)分析了进士及第的人数及其与士人社会的关系。饭山知保大量着笔于金、元时代的科举制度，发表了以下三篇文章。①《金元华北的外来民族的儒学修为及其契机》(《中国——社会和文化》22)，②《关于女真、蒙古统治下华北的科举应试人数》(《史观》157)，③《金代地方官吏升迁京官》(《福井论集》)。①着重分析了以下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接受汉化的蒙古人把重点放在儒学与科举之上。驻屯军家族接受重开科举及举办官学的行动，汉人军户中开始出现积极修学儒学的家族。②注意到金、元科举及选试利用了倍率制而不是宋朝的解额制，通过各阶段的科举(选试)应试者的数量甚至合格者的数量来巧妙推算科举(应试)的应试总人数，金代最多，为三万七千五百人，蒙古时代初期的选试为两万人，重开科举后是两万三千人，并且此后开始修正金、元时代“华北的文化落后性”观点。毋庸置疑，应试人数的多寡是衡量文化水平的一个指标。但是，由于不清楚史料残存的状况(问题以及解答的内容等)，应试者的质量当然也应该被考虑进去。③在此之前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文章主要分析了金代地方官吏升迁中央官署的问题。     国际关系。古松崇志在《契丹、宋之间澶渊体制下的国境》(《史林》90—1)中认为，11世纪宋、契丹之间通过所谓的“澶渊之盟”而确定国界的概念和模式，在欧洲，直到近代国家确立后，类似概念和履行的模式才在划定两国间的国界时被采用。文章特别之处在于广泛运用史料，论述了此盟约在相邻的霸权间避免战争的政治技巧。金文京的《高丽国的文人官吏李齐贤在元朝的活动》(《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史窗》64)，主要论述了高丽文官李瑱之子李齐贤元朝仁宗年间在峨眉山旅行的足迹，从其背景可以看出当时的元朝和高丽的复杂的政治关系。植松正的《蒙古国国书的周边》(京都女大)64)举出张东翼在《异国出契》中发现的蒙古国国书，考察了高丽国寄给大宰府护所的书牒。森平雅彦的《牒咨之间》(《史渊》144)论述了在高丽国和元朝的中书省之间交往的外交文书由牒向咨转变的背景下，高丽王的身份在发生变化。向正树的《蒲寿庚集团与蒙古海上势力的兴起》(《东洋学报》89—2)对在宋、元交替之际，由泉州开城带来的穆斯林商人蒲寿庚所发挥的外交力量和指导力量做了新的分析。本来在前年应该介绍的土肥裕子的《围绕占城在南宋乾道三年的朝贡》(《史林》44，2005)通过分析大食人乌师点的诉讼事件，阐明了南宋海路中与东南亚、西亚的交易情况。     经济·都市·交通·地理。西奥健志的《宋代大运河的南北物流》(《东洋学报》89—1)阐明了北宋南北物流的实态，着重于大运河(长江至黄河的运河总称)沿岸诸州的漕运和商税统计，结果发现起点和终点的州在单位人口的商税额要比中转地的州少得多，其理由在于装载免税的私货和“搬运法”。可以说这是一篇论证明晰、前后呼应的论文。如果吹毛求疵地来看，比如《舆地纪胜》卷四五“庐州”条中的“淮右襟喉之地，江北恃为唇齿”，明确表示此地为对金防卫上的战略据点，但是要视为经济要地，在汉文解释上稍显不通。泷泽宏的《宋代矿业管理者》(新瀉大学《东亚》15)论述了掌矿产采炼及货币铸造的“提点坑冶铸钱司”的设立经过及其背景。吴松弟(山口智哉译)的《人口史研究的资料和方法》(《可能性2》)，正如题目所示，提出了宋代户口统计资料的使用方法，但并不新颖。     关于都市研究方面，久保田和男的《宋代开封的研究》(汲古书院)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当初读他的处女作《五代国都新考》而受到的冲击至今没有消退，还留在笔者脑海。继前作之后他笔耕不辍，继续研究开封，此次成书也是他努力的成果，令人欣喜。高桥弘臣在《南宋临安城外的人口增长与都市领域的扩大》(爱媛大学·法文·人文学科《论集》23)，论述了宋代人口增加和与之相应的行政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管理下的大都市临安城外的情形。     关于交通方面，有曹家齐的四篇论文。①《地方志和域外汉籍》(《可能性2》，山口智哉译)，②《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出处同上，狄野佑译)，③《关于唐宋时期中国交通中心的南移及其影响》(出处、译者同上)，④《关于宋代的西南地域的交通》(出处、译者同上)。①论述了行政上的出使、文书、小件物品船运等的驿站传运到宋代所呈现的新样态，同时论述地方志作为其研究资料的重要性。②可作为研究宋代交通的索引，并且在文末添加的《二十世纪初以来宋代交通史研究论著目录》也是非常有用的。③论述了自唐建立至宋灭亡的600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和重要的转折时期，并且进一步探究了先前所著的《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中主张的交通中心南移说。④作为③的续篇，详细分析了宋代所谓“西南地域”(现今的四川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交通状况，认为因时代推移所带来的疆域变化，是导致该地域的交通渐渐失去其功能的主要原因。     高井康典行在《关于辽代的辽西路》(《福井论集》)中研究了以前不被关注的辽西路的地方志。     地域·社会。今泉牧子的《对于宋代福建的县令的考察》(《纪尾井史学》26)运 用福建的地方志，分析了该地域县令的任官倾向。作者认为本籍回避的原则并没有给他们多大的约束力，并举出到临近出身地的县赴任，及其当地的同族、家族在同一县任官的例子。虽然文章是作者的精心之作，但是作者对从数据分析得来的这些情况的背景，采取避而不谈的作法，令人遗憾。中国女性史的专家柏文莉(高津孝译)在《帝政中国史研究的方法论》(《可能性2》)中，分析了朱熹的唐仲友告发事件，考察了性别问题。另外，户田裕司也写了同一题材的《唐仲友弹劾事件的社会学考察》(名大《东洋史研究报告》31)，详细考察了朱熹多次弹劾地方上贪官污吏的作法，具体分析了南宋地方官的血缘对在任官地的执政行为的影响。远藤隆俊的《由宋代所见的中国谱系和传说》(大阪市大大学院·文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文化资源的宗族》，东洋史研究室COE科研共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报告书)考察了存在于族谱中的谱系背景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史问题，并把重点放在作为北宋新兴科举官僚而出现的士大夫。     小林义广的《宋代苏州的地域社会和范氏义庄》(名大《东洋史研究报告》31)，文章从“地域社会”的角度来研究1049年范仲淹为了在故乡苏州救济族人而开设的范氏义庄，该义庄存长达900余年，经过无数考验直至20世纪中叶的土地革命才最终消失。高桥芳郎的《嫁妆归谁所有?》(《史朋》40)，对于妻子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嫁妆)的归属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考察了南宋及以后时代的伦理及法律，在南宋时，实际情况与朱熹女婿所说的伦理观不同，从嫁妆是夫妇共有财产的立场出发，在改嫁(归宗)的时候，大多会带到娘家。小二田章的《“名臣”到“名地方官”》(早大·院·文学《纪要》53—4)论述了范仲淹的理想化一面。廖咸惠(山崎觉士译)的《遭遇恶灵》(《可能性2》)试图从精英社会中畏惧且相信存在的冤魂(通过灵力对不公正的判决进行复仇)及妖魅的民间信仰的记录，来阐明宗教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经济的要素交错的宋代社会。前年的唐代史研究会的主题是“石刻”，鉴于此，须江隆在《宋代石刻的资料特征和研究方法》(《唐代史研究》lo)中，论述了活用与唐代墓志铭主体不同的宋代石刻资料及其关联现象的构想。文章举出朱长文的事例，从其墓表中以落马受伤为理由致仕的叙述，可看出对王安石新法的批判，文章论述颇有妙趣。期待作者进一步的成果。     文化。前村佳幸的《淳熙<新安志>先达卷中的士大夫像》(《统合文本科学研究》4—2)举出地方志中具有代表性的《新安志》的第六、七卷，考察了历史文本的样态。《农桑辑要》是忽必烈时代关于劝农政策的珍贵史料，此书于1979年被发现，上海图书馆复制原书，共七卷四册。宫纪子延续去年的论文所写的《<农桑辑要>中所反映的大元帝国的劝农政策(中)》(京都大学《人文学报》95)中，报告了大元帝国的农业政策。此外，她还出版了《蒙古帝国所诞生的世界版图》(日本经济出版社)，武田雅哉介绍了本书的大概内容(《东方》322)。另外在书法研究方面，还有津坂贡政的《宋代书法史中登场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第五次书法文化教育国际会议论文选》)、石田肇的《徽宗的御笔》(《福井论集》)等。     译注。值得庆贺的是，继前年，去年也有丰富的译著刊行。中岛敏编的《宋史食货志译注》(东洋文库)，在中断了约半世纪之后，终于出版了第六卷，同时宣告全部完成。期待该书的出版能够活跃今年来持续低迷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藤善真澄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上)》(关西大学出版部)详细译注了日本僧人的巡礼记《参天台山五台山记》。原书是含有独自记述的珍贵史料，由于晦涩难解所以利用起来比较困难，此译著有助于打破上述理解困难的障碍，因而意义很大。期待译注早日完成。他还著有《参天台五台山研究》(同上)。高桥文治的《乌台笔补的研究》(汲古书院)是王恽(1227—1304)在御史台供职时记述的《乌台笔补》的译注，但是该书没有全部译出，令人感到遗憾。另外，该书卷首有《乌台笔补》的解说，对于了解原著的性质颇有助益。沟口雄三、小岛毅监修，坪内景子、恩田裕正编的《朱子语类译注》卷1—3(同上)终于出版了。正如沟口在“发刊词”中所言，这种工作的辛苦非同一般，衷心希望完成全文翻译以及对有关学科做出贡献。须江隆的《宋代地志序跋文考(一)》(日本大学生物资源科学部《人间科学研究》4号)详细译注了《吴郡图经续记》的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刊载)及其序文，以朱长文自序为对象分析了此书与南宋代被编写的各种地方志之间的不同情况。     小林义广的《<琴堂谕俗篇>译注稿》(东海大《纪要》86)对应在郑玉道和彭仲刚二人著作基础上增补而成的《琴堂谕俗篇》作了译注。由于该书为面向一般百姓的伦理道德教化书籍，其文体极为鄙俗，译注之辛苦可想而知。渡边缩良的《朝野类要的综合研究》(2005—2006年度科研经费报告书)中，在考察宋代典章制度的时候，对赵升《朝野类要》作了详细的译注。此前，本书只利用了《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本，但是应该提到的是本次译注在底本的基础上利用了明朝版本。 杂感。以上介绍了2008年的60余部论著、译著。其中有使用“空间”及“场”等术语的研究，能感知到一些文章有尤尔根·哈贝马斯从对希腊的城邦国以及现代欧洲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公共圈论的影响。一方面不能否认其概念的有效性，期待这种构想能够打破宋史研究的的闭塞状况，另一方面，不仅在宋代史的研究上，也许整个中国史的研究有必要回到分析原点。    不难看出，外文论文翻译的增加，以及国际交流的推进，对这门学问做出了贡献。但是正如去年在本栏中小川快之也指出的那样，希望真正有成果的国际交流成为研究的理想形式。此外，国内的互相合作往往被忽视，期待今后能够抓住发展的关键。比如在11—13世纪的东亚世界研究中，通过国内跨学科学术活动、跨地域和时间轴的交流、融通无碍的学会运转等，希望能够激发青年研究者的智慧，创造能够形成新史观的场所。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17编第5号《2007年的历史学界》 (译文承角道亮介先生审校。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