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 1-4 钱穆 《中国史学名著》 1-4                                        《尚书》 今天第一讲是《尚书》。《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于以前，春秋时代，贤大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于。孟、苟池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她叶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米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沽、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颌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于。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泅ｕ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甘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甘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冲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帅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梅骛?(不会读，没法输入），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问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丨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计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甘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丶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甘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甘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甘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甘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什么书卜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成，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其余有关《尚书》的，尚有些话，来不及讲，应在下一堂补讲。 ============================================================ 《春秋》 上次讲《尚书》，今天还有些话该补充。我曾告诉诸位，书须懂得一部一部地读。譬如《书经》，若能辨其真伪，除去虞夏商书，特别注重《西周书》，这样，便易读，对此书内容更易清楚。其次，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若只看重材料，便可不要一部一部地去读书。书不要读，只须翻便是。若要一部书一部书地读，便该了解这一作书之人。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到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中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即如我此刻讲《尚书》，或许会和别人讲法不同。此因讲的人不同，所讲内容及其精神便会不同。诸位不要认为学问则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即科学，亦复如是，文史之学更然。应知学问背后必然有一个人；自然科学背后也要一个人，只是其人之个性较不透现。如做一杯子，只是一杯子，此是两手或机械所成。人性表现较少。文史之学背后，则每有一种艺术存在，或说精神存在，所以我们读文史方面每一书，必定要读到此书背后之人。 （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写，它是零碎许多篇文章之结合。但我们可以说这部（西周书》背后有一重要人物，就是周公。在孟子书里有所谓“名世者”，在一个时代出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可用来代表此一时代，所以称之为“名世者”。“名世”不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名，乃是他可以代表这一时代。周公可以代表西周时代，代表此一时代之精神，代表此一时代的种种特殊点，或说是此时代之个性的，故周公可说是当时之名世者。也可说从西周直到春秋末年孔子起来，周公就是一代表。孔子以后是新时代了，应称为孔子时代，已不是周公时代了。因周公在此时代中已成过去。今试问周公的思想，和其理论，和其对于他当时这一人类社会所有的抱负，即周公这一个人和其精神，我们应从哪里去看？我想，也便可在《西周书》里去看。我上一堂特别举出几句话，所举并不是周公的话，然而同样可以代表周公这一时代人的观点和理想，也可说在大体上则是受了周公的影响。所以我们读《西周书》，就该在书背后读到周公这个人。 　我上一堂讲辨真伪，不仅古文《尚书》是伪，今文《尚书》也有伪，但我今天要补充上一堂讲法，伪书并不是说就没有了价值。东晋时人伪造了一部古文《尚书》，为何直到南宋朱子、下及清代诸儒，才能判定其伪？他用了什么方法来欺骗一千年以上的读书人？因《尚书》里本有很多话为古代人所常称引，但后代是逸失了，东晋伪造《尚书》的人把此许多逸失的话来做他作伪的材料，他都用来装进他的伪古文《尚书》里去，因此古文《尚书》虽伪，中间有很多材料并不伪。诸位若把阎百诗、惠定宇的辩伪的话拿来看，便知伪古文《尚书》里有许多话见于先秦古籍。在此许多话里，正有许多重要思想、重要观念，有不少古代留下来的重要材料保留着，或许这些材料还比我们现在所见的今文（尚书》里的材料更重要。可见辨真伪是一件事，甄别使用材料又是一件事。如我们讲中国古代天文，尽可使用今文《尚事）之《尧典），但我们并不信《尧典》是真书。我们不细读古人书，便有很多材料不会用。如胡适之、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就只根据（老子》、《论语》以下，但在此前中国还有很多思想理论应该讲，都不讲了。倘使我们今天再要来编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至少该从周公讲起。周公以下很多人的思想，周公就是他们一个代表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古人的一般观点、学术思想上的一些大纲节目，至少可以从周公身上做一个扼要的叙述。 我在上次已说过，中国人在那时已经有一个世界一统的大观念，“普天之下”有一“共主”，此一个共主，当时称之为“天子”，即是上帝的儿子。亦称王，王者往也，大家都向往他。中国古代有夏，夏王便是上帝的儿子，天下统一于夏王室之下。后来商周迭起，可知周亦不能永此统治，将来还要有新王朝代之而起。中国古人此种观念之伟大，实是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人类已经可以上月球，世界交通形成了一个。然而在我们人的脑子里，这世界究是支离破碎的，有耶教、有回教、有共产主义、有资本主义，四分五裂。若和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来相比，这里显有不同。若使科学再发达，而终于没有一个天下一家的观念，那岂不更危险？纵使宗教复兴，但以往各宗教信仰上对内对外各项斗争，也没有统一过。只有中国，唐、虞、夏、商、周一路下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地广人多，四千年到现在，推溯到我们古人早有此一种政治观点，确是了不得。说来似平常。但从政治观可推广到整个人生观，乃至整个宇宙观，中国此下思想学术俱从此发端。今试问为何只有中国人很早便来讲这一套？而这一套则正讲在《尚书》里，我们岂可把它忽略了！ 中国人必称周公孔子，那是有理由的。我们撇开周公来讲中国思想，把战国先秦来比拟希腊，真所谓从何说起。我们讲中国史，断不该只从战国讲起。讲中国思想，也断不该只从老子孔子讲起。至少要追溯到西周，从（西周书》，从周公、召公讲起，而这样讲的话，伪古文《尚书）里也就有很多材料可用。诸位不要说我不学思想史，这些和我无关。做学问的先把自己关在一小圈子里，坐并观天，所见自小。若说此刻没有工夫，这却不要紧，可慢慢来，此事不争迟早。又如诸位认为我此刻讲了题外之言，但题外或许更重要。我的讲题是历代史学名著，因此只在历史系的人来听，中文系哲学系的人都不会来听。在学问大范围内，重重筑关筑墙，但关外墙外，自有天地，别要把我们的兴趣、理想、抱负，都被关死。或许我这番话可帮诸位另开一条路，通到关墙以外去。 　此刻接下讲第二部书，孔子的《春秋》。 　　《春秋》可说是中国第二部历史书。实际上说，《春秋》乃是中国正式第一部历史书。《尚书》各自分篇，只如保留着一些文件，或档案。试作一浅譬，如我们眼前有一个少年棒球七虎队到美国去打了败仗回来，各方欢迎讲话，应有尽有，报纸上连篇累牍，剪报的贴在一起，标题“欢迎七虎队回国”，却只有打败仗之详情，不在这许多文件中。《尚书》有些处是如此。孔子《春秋》则不然，它是历史书中之编年体，前后两百四十二年，从鲁隐公元年开始，照着年月日一年一年地顺序编下，以后中国便不断有编年体的史书，直到今天。只有《春秋》以下，《通鉴》开始，中间有七八十年时间未编上。这事顾亭林《日知录》里曾说过。此下《资治通鉴》开始至今，一年也没有断。这样没有一年中断的编年史，全世界怕也只有中国有。至于从《春秋》到《通鉴》，中间断的八十年，在我的《先秦诸子系年》里，也逐年来把它审订了。诸位或许又要认为只学历史，不学诸子，看我书名便不想看。遇到学诸子学的，也只想在我那书里找寻些对诸子有关材料，那我对此一方面的贡献，也就全无可说了。 孔子《春秋》因是一部编年史，故其书取名《春秋》。每一年必有春、夏、秋、冬四季，标举春秋两字，便代表了每一年。又每年四季共十二月，每月三十日，逐年逐月逐日，有事即载，无事即阙，亦有一事而连续分载在几天几月几年几十年的。如是般的历史记载，实在该当得我们把伟大二字来批评它。我们说孔子《春秋》是中国一部极伟大的历史书，实也一些不过奖。但《春秋》实非孔子首创，孔子以前已有。《左传》昭公二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可见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墨子书里也说：“吾见百国春秋。”则《春秋》各国皆有。但为何韩起到鲁国始见《春秋》呢？孟子书里说：“晋之乘、楚之祷机、鲁之春秋，一也。”可见当时各国都有历史记载，而史书的名字不同，更应是史书的体裁也不同，鲁《春秋》之体裁或许更接近周王室之所规定，所以韩起见之，要说周礼在鲁了。 孟子书里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里另有问题该作一交代。上次讲过：中国古代有《诗》丶《书》两种书，孔子教人也常《诗》、《书》并举。我们此刻讲中国第一部古史是《尚书》，第二部是《春秋》，如何盂子却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把《诗》和《春秋》合在一块讲，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西周书》里仅是几批档案与文件，而《诗经·大雅》把西周开国前后历史原原本本，从头诉说。今若说，那时更接近历史记载的是《诗》不是《书》，此话也不为过。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礼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所谓雅颂，便是如此般的用来作政治表扬。又如周天子有事派军出征，在临出以前有宴享，宴享时有歌舞，打了胜仗回来，欢迎凯旋，同样再有宴享歌舞，此等歌词或是策励，或是慰劳，皆收在《诗经》里。那时遇礼必有乐，而礼乐中亦必寓有史，这些都是周公制礼作乐精意所在。所以我们读《诗经》，固然可说它是一部文学书，但同时也可说它是一部历史记载，不仅“雅颂”是史，即讽刺亦何尝不是史。到后来，王者之迹熄了，诸候不常到朝廷来，朝廷也没有许多新的功德可以歌唱，专是些讽刺，那究不可为训，所以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但究亡在什么时候呢？照一般说法，这应在宣王以后，至于平王东迁的一段时期中。 但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此语又该有一交代。《春秋》是正式的历史记载。那时四方诸侯来中央朝王的是少了，而周王室却分派很多史官到诸侯各国去，这些证据，在先秦古籍里尚可找。即如太史公《史记》，记他祖先也就由周王室转到外面的。那时周王室派出的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如《春秋》载“晋赵盾弑其君”，“齐崔杼弑其君”，那时晋国齐国的史官，下一个“其”字来称齐君晋君，可见赵盾崔杼所弑，照名义上讲，并不是晋史官齐史官之君。史官由周天子派来，义不臣于诸侯。崔杼可以把当时齐史官杀了，但不能另派一人来做，于是齐史之弟便接其兄职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杀了，又有第三弟继续照样写，崔杼没奈何，只得不杀了。而在齐国南部尚有一位“南史氏”，听了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其君”，兄弟连被杀害，他捧着笔赶来齐国，预备续书此事，及闻齐史已定书其事，崔杼不再杀害而止。那真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表示出中国人重视历史精神一项可歌可泣的伟大 故事 滥竽充数故事班主任管理故事5分钟二年级语文看图讲故事传统美德小故事50字120个国学经典故事ppt 。我们此刻在谈中国史学名著，我想连带应该知道些中国历来的史官制度，以及历来中国人那一番重视历史的传统精神才是。此下历代史官制度，均有史籍可考，此处不提，只讲孟子这两句话。大概在宣王时，或许周王室便早正式分派史官到各国去，其时周之王政一时中兴，尚未到崩溃阶段，此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而以前那些分派出外的史官却大见功效，即是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了。 其时各地史官，各以其所在地发生事变呈报中央王室，并亦分别报之各地史官，此之谓赴告。大概鲁国守此制度未坏，各地史官赴告材料均尚保持完整，因此韩起见了鲁《春秋》而说周礼在鲁。孔子则是根据此项材料来作《春秋》。当然并不是全部抄撮，在孔子自有一个编纂的体例，和取舍的标准，及其特殊的写法。所以说“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知史官分布，乃是周代一制度，而孔子作《春秋》，则是私家一著述。由政治转归了学术，遂开此下中国之史学。所以孟子说：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是说《春秋》一书的底材，还是鲁史旧文。但从孔子笔削以后，则此《春秋》既不是一部鲁国史，也不是一部东周王室史，而成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亦可称为乃是那时的一部天下史或称世界史。用那时的话来说，主要则是一部诸夏霸政兴衰史。孔于为何要如此般来编写此《春秋》，在孔子自有其中道理，故日：“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由此一转手，政府的官史，遂变成了民间的私史。所以孔子又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在当时，周王室分派史官到各国，随时报告所在各国之事变，此项制度，自有其意义与作用。但到平王东迁，此项制度作用已失，意义全非。孔子把来脱胎换骨，化臭腐为神奇，他的《春秋》所载遂成为整个全中国，整个全天下的历史。时代尽管杂乱，他所写出的历史，则是一个统一体。而且在此历史之内，更寓有一番特殊精神之存在。所以孟子又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则只是时代性的，面孔子《春秋》则成为历史性的。春秋时代转瞬即过，而中国历史则屹然到今。时代的杂乱，一经历史严肃之裁判，试问又哪得不惧？孔子以前的乱臣贼子早已死了，哪会有惧？但《春秋》已成，孔子以下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则自将由孔子之作《春秋》而知惧。 《春秋》在当时，已崭然成为一新史。既不是王朝之官史，也不是诸侯间各自的国别史，而成为一部当时的大“通史”，亦可说是“当时的世界史”。有此人类，有此世界，即逃不掉历史批判。所谓历史批判，一部分是自然的，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谁也逃不出历史大自然之批判。而另一部分则是道义的，由自然中产生道义。自然势力在外，道义觉醒则在内。孔子《春秋》则建立出此一大道义，明白教人如此则得，如此则失，如此则是，如此则非。此项道义，论其极致，乃与历史自然合一，此亦可谓是天人合一。孔子《春秋》大义，应该着眼在此一点上去认识。 但今天我们中国的学者，怕不容易接受此观点。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好像认为中国历史就无资格放进人类世界史中去，世界史之大条贯则只有西洋历史。只可惜西洋人写世界史太晚了，直到最近代才有，孔子《春秋》则确然是在他当时的一部世界史。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乃是说在其书中所表现的乃是其时诸夏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自然亦可说是人类当时文化一部大整体的大全史了。远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早已有此眼光，早已有此见解，正在全世界人类文化史史学史上有它卓然无比的价值。 此刻另讲一问题，孔子《春秋》既不是完全照着鲁国史官旧史没有更动，则试问他又如何般来改动旧史？此刻我们找不到鲁国《春秋》之存本，此问题就无法讲。孟子说“其文则史”，只是说大体上孔子《春秋》是依据鲁国旧史的。但如在鲁庄公七年《公羊春秋》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此一条虽偶然提及，但可知孔子对《春秋》旧文必有修正无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辞，非其事，由事来定辞。由辞来见事，辞与事本该合一不可分，所以说：“属事比辞，春秋教也。”但若说仅把旧史修改几个字和几句辞，如此写下，此其价值究何在，此问题则成为自来治《春秋》者一大问题。上一堂讲过，《尚书》难读，可是《春秋》更难读。《尚书》难读仅是字句不易通，而《春秋》难读则并不在字句上。后人要在字句上来读《春秋》，那是一条大错的路。（春秋》须讲大义。如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孔子《春秋》诛乱臣，讨贼子，这便是大义。又如说：孔子《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这在《论语》里已有“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夷夏之辨，这亦是大义。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人小节中去。中国古人尊经过甚，孔子《春秋》是一部经，于是有许多不必讲的把来讲得过了份。亦如今日我们尊洋过甚，西方比中国富了，强了，那都对，但月亮不会比我们的更圆，此虽笑话，却寓真理。 又如《春秋》“赵盾弑其君”，孔子本是依旧史原文，但《左传》所载事实则晋灵公非赵盾所杀，又添上一节说孔子惋惜赵盾，说他逃出了晋疆便可免弑君之名。不知正据《左传》之事，即可见赵盾弑君之罪。《左传》作者乃为赵盾求解脱，其称孔子语，苟非伪造，即是道听途说，不足为据。又如《春秋》记：“许世子止弑其君。”此事《左传》、《公羊》、《谷梁》三书所记各异。《左传》说：“饮太子药”，这当然已很清楚是儿子弑君了。而《公羊传》记得更明白，说：“止进药而药杀其父。”这显然不成问题了。但《谷梁传》却说：父病，子当尝药，许世子没有懂得这礼，所以孔子责他弑君。“不尝药”与“饮太子药”或说“进药而杀其父”这中间显然有不同。《谷梁传》无端加上一个不尝药之罪来讲孔子《春秋》，这显然是大错。如此之类的问题，不知有多少。大家尽在此等处去讲《春秋》，讲得愈详密，《春秋》大义便会愈失落，愈暗昧而不明。 最难讲的便是《春秋》褒贬。若说孔子《春秋》没有褒贬，此决不然。如“崔杼弑其君”“赵盾弑其君”“许世子止弑其君’不就是贬吗？然而褒贬只在他们的事情上，而孔子《春秋》又颇于事不详，于是读者遂来求孔子《春秋》之“书法”，又从“书法”中定出“凡例”，杜预注《左传》，便定出孔子《春秋》五十“凡例”，这便愈讲愈远了。如《春秋》书王正月共九十二处，春不书王一百零八处，试问如何一次一次地来讲求？当知《春秋》大问题，并不在这些上。现在我们脱离了经学案臼，此等处皆可不理会。尤其如晚清末年的公羊学派，所谓“今文经学家”，他们讲孔子《春秋》，真讲得天花乱坠，像是大义微言，几千年来被埋没，由他们发现了，其实都是讲不通。即如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以此来附会夏统、商统、周统，便是不通之一例。其实很简单，正月有事，就书王正月。正月没事，便书王二月。二月没事，就书王三月。若整个春天全没事，便只写春王正月下接夏四月五月云云。因若更不写一个王正月，恐人疑是史书有忘脱。故正月无事书二月，二月无事书三月，三月无事空写一个王正月，下面再接上夏四月，全部《春秋》皆如此。这一体例在宋代的理学家已讲正了，但清代的考据学家又胡涂再来重讲，反讲到大错特错。 我们今天只且讲一个结论：孔子《春秋》只是中国一部编年史的开始，又是在当时是创辟的一部民间的私家著作，而又是把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世界通史。我想只就这样讲就够了。直到此刻，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中国人只为看惯了，把此大义迷失了。至少是忽略了。或许诸位又会说，讲史学又如何只讲周公孔子？今天该讲一番新史学才是。但史学有新旧，历史则只是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周公孔子，周公孔子又各有过他们的一套历史著作直传到今天，那我们不能不讲。而且周公孔子都讲的是大一统，而中国从秦汉以来便是一统到今天，那亦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诸位不要尽想望西洋的新史学，而忽忘了中国的旧历史。历史亡了，史学又在何处栽根？ ============================================================ 《春秋》三传 上一堂讲的孔子《春秋》，今天讲《春秋》的三传一《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在今天，我们是讲中国史学名著，但在古人当时，不仅从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战国秦汉，在当时中国人脑子里，还无所谓“史学”一观念。当时学术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汉书·艺文志》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称之曰“王官学”与“百家言”。可见在西汉末年时，大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便把中国古代学术分成为“王官学”与“百家言”之两大别。何谓王官学，因其职掌在政府衙门里。何以谓“百家言”，就因其只在民间私家传述。用今天的话来讲，也可说王官学就是一种贵族学，百家言则是一种平民学。孔子以《诗》,《书》教其弟子，《尚书》掌于政府中的史官，《诗经》掌于乐官，这本都是政府衙门里的学问，所以称之谓“王官之学”。中国那时是封建政体，却和西洋历史上他们中古时期的所谓封建社会有不同。西方的封建社会，上面没有一个共同拥戴的最高机构，因此他们想要来一个神圣罗马帝国，但亦没有能做成。他们乃因蛮族人侵，罗马帝国崩溃，一个统一的政治消失了，四分五裂，遂有封建社会之出现。中国古代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组织，由一个王室，如西周，来分封鲁、齐、晋、卫诸国出去，上面有一个中央政府，有一个周天子，至少这点显然与西方中古时期有不同。西方的封建，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体系。由天子分封公。侯、伯、子、男各等爵到外面去，回向中心共戴天子，成一政治组织。所以称为“王官”者，王便是一个统一政府，此之谓“一王”。至于平民私人之学则不相统属，故称之日“百家”。又怎样说王官之学流而为百家呢？这是说古代衙门里的贵族学流传到社会变成了平民私家言。如此般的流变，第一个最著的例就在孔子身上。在《汉书·艺文志》里第一部分叫做《六艺略》,那就是王官之学。第二部《诸子略》，那就是百家言。在古代第一个平民学者起来，便是孔子。孔子作《春秋》，他说：“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因《春秋》记载掌于史官，史官分遣自中央周天子，所以说《春秋》是王官之学。那么作《春秋》应该是史官之事，而孔子日：其义则某窃取之矣，孔子私下采取了周天子分遣史官的意义来写《春秋》，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将来有人责备他，就因为他写此一部《春秋》，以一平民身份而来做天子王官之事，岂不僭越可责？但若了解他，知道他的，也将在这一部《春秋》上。孔子不得已而写这一部《春秋》。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学与百家言的过渡中间。后人推尊这部书，以之和从前周公传下来的王官之学同等看重，乃有所谓五经，《春秋》亦列入其内。于是孔子《春秋》在《汉书·艺文志》里也被认为是王官之学，也在《六艺略》之内，成为五经之一，和周公时代的《诗》,《书》同样都看成经。经书是为人看重的，便有人专来发挥它，于是有传、有记、有说。孔子《春秋》则共有三部传，这是我今天要讲的。 现在我且先讲几句题外的话。如《庄子》一书是百家言，固由庄子自己撰写，但庄子的学生与后学，也可写几篇，加几句进去，不加分别，共称《庄子》。今传的《庄子》，也不复是庄子一人著作，尽有其学生乃至后来讲庄子学问的人的文章添进去。《盂子》七篇，不像有别人的添进去，但此七篇，也是孟子和几个学生如万章、公孙丑等共同合作而成。又如荀子，他书中就可有很多他学生写的文章，也总称为《荀子》。如《墨子》,更见是很多墨学后人所作集在一起，而称《墨子》。此等体裁，与后人著作不同。我们读古书，对此层不可不知。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的《言公篇》，便是发明此义。章氏所写《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书，对古代学术颇多发明，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谓王官学与百家言来讲明古人著作多是集众合成。王官学在一个衙门内，如《西周书》并不是一人所成，《诗经》三百首，更不是一人乃至一个时代所成，平民社会上的百家言亦是如此。古人认为立言是公事，不像后来看重私家的著作。这些虽是题外话，但在今天该当作是一种很重要的常识，不可不知。前人所创，后人应奉为常识的，举不胜举。如讲古代学术史而不看《汉书·艺文志》，不读《文史通义》,那总是不对。 我先交代了此几句，再来讲孔子《春秋》的三传。因孔子《春秋》成了经，所以可以有传。但一经为何有三传？三传异同又在哪里？宋代叶梦得讲过：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孔子自己说：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春秋》既是一部历史记载，当然有事，《左传》即是传它的事，即是把《春秋》里的事，更详备地传下了。但孔子作《春秋》尚有一番大义，《左传》不讲，而《公羊》,《谷梁》则就是讲这个义，所谓其义则某窃取之的‘义”，但公谷又并没有详细讲述《春秋》书中的事。后来朱子又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此与叶说大致相同。但此已是宋代人的话，可以把它作为三传异同的一个大概分别，但古人则并不如此。因古人并无史学经学之分。如班固《汉书·艺文志入把太史公《史记》附在《六艺略》,《春秋略》之内，可见其时人观念，只有经学，无史学。故宋代人讲的话，并不能代表汉代人的意见。 汉人讲经学，如《尚书》，有今文古文之辨。我已讲过。今文列为博士，也就是当时的官学。古文不立博士，则是当时的私家学。实际上只是一部《尚书》，只伏生传下来的列为博土了，而孔安国传下来的则未立博士。此刻讲《春秋》三传，同样有今古文之分。汉武初年《春秋》立为博士，那时就照公羊家一家讲法，所以《公羊春秋》立为博士，即所谓今文学。后来到了汉宣帝，他在未做皇帝前，就喜欢《谷梁春秋》，待做了皇帝，在朝廷上开了几次学术会议，把《谷梁春秋》也立做博士，所以公谷同为今文。其实讲来，此两书在先本亦是古文，如伏生《尚书》其先亦是古文一般。汉成帝时，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他要争立其他几部古文书，也立为博士，中间就有孔安国《尚书》，有《左氏春秋》，而这事没有成。所以下到东汉，只有《公羊》,《谷梁》立为博士，而《左传》则仅是一种民间私学，称之曰古文。当时人的争论，便说左氏不传《春秋》,传孔子《春秋》的，大家公认只有公羊谷梁二传。左氏不得认为传，因它并不是传《春秋》的，这是汉代人的讲法，和我刚才所举两个宋代人讲法大不同。宋代人说传事不传义，传义不传事，那即是同传《春秋》而所传不同。此一问题很复杂，诸位可看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和《经学史》。在我所著《秦汉史》里，也详述此事。我又有一书为《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间也讲到此问题。做学问，便该求一个通。不能说我学史学，不问经学，那么古代史学经学不分，只知有经不知有史，不通当时的经学，便不能讲那时，的史学。现在我们讲《春秋》，就要兼讲到三传，而其间有经学问题，不能说我不欢喜经学，把此问题弃置不讲。 孔子自己说过，春秋天子之事也，这句话便是说《春秋》在以前只是王官学，孔子才把它来变成百家言。孔子乃是把古代贵族学传布到民间而开创出后代的私家自由思想，百家言与平民学的，这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到了汉代，董仲舒建议汉武帝，表章六经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便是表章古代的王官学。罢黜百家，便是罢黜后起的平民学。汉武帝为何听他话如此做？诸位或许会说，当然因为孔子儒家言便于帝王专制，汉武帝才采用了董仲舒之言。此说似乎已成为近代我们的常识，大家都这样讲了，但我要问，此说出在何书？有何根据？如讲王官学百家言，那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又经章学诚《文史通义》详细发挥，我只根据章学诚的话，稍换讲法，说王官学就是贵族学，百家言就是平民学，如今汉武帝要复兴古代的贵族学，罢黜后代的平民学，是否为便于专制，谁能猜测到汉武帝的内心？又是根据何书，何人所说，总要有一个来历。我从年轻时即注意到此，几十年来就没有找到这句话的来源。问之大家，大家都不管，像是已成定论。此刻我想另作一番推论。据我所想，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家言有濡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我对此事的详细看法，在我的《秦汉史》中讲到很多。当然以前的《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也讲到，而《秦汉史》里讲得比较更多些。我的话都是根据《史记》,《汉书》，明白有来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问题也变了，我们学术上的要求也变了，读书人该可抱些新鲜想法，讲些新鲜话。但究竟要有根据，不能废书不看，信口开河。由我推测，或许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于专制，此话乃从日本人那里传过来，但我也没有为此去细找证据。诸位倘使高兴学看日本书，便知在那时有许多话从日本人那里抄来，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至于董仲舒劝汉武帝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的话，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里说得很详细。此《三策》收在《汉书》里，尽可一读，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着八百年。董仲舒同时人抱此意见的也不少。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并不说是要便于专制。但究竟周公距离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近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也自己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于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在《史记》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春秋》既是一王大法，要兴一王之治，怎么可以不懂《春秋》？汉代人再把这话变了，说孔子为汉制法，现在要改制，不能再照秦代。秦始皇专制，大家都能讲，汉武帝正要一反秦始皇之所为，怎么又说汉武帝表章五经为要便专制呢？汉武帝正要改正秦始皇之所为，而董仲舒首先提出此意见。我不是要为汉武帝董仲舒辩护，只是要讲历史真相。讲历史则该有根据。大家又骂孔子《春秋》,认为书中都是诛心之论，但又说汉武帝表章六经为要便专制，岂不亦是一种诛心之论吗？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我们该要懂得批评现代人。如我所写《秦汉史》涉及此事的，中间那一句话讲错了，这尽可批评。不要认为近代人便不值批评，只去批评死了的。 汉代人要表章六经，就说孔子《春秋》是为汉制法，帮汉代人定了一个新王之法，要治天下，便该照孔子《春秋》,但孔子又哪里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汉代要他老人家来替它立法呢？但汉代人既都如此讲，因此汉代人表章五经，而其中所特别注重的则应是孔子《春秋》，董仲舒自己就是一个学《春秋》的。以后汉代朝廷上逢到大政大事，颇多根据《春秋》来作裁判的。如隽不疑，如萧望之，都是极显著极有味的例。他们碰到困难案子，根据《春秋》来判断，别人也无法反对。若根据法律，有些事法律上没有。而且法律是近代人定的，《春秋》则是古代圣人传下大义。汉人不根据王法而来根据《春秋》,这就见王法不能专制。如汉武帝要打匈奴，有人反对，汉武帝却说：《公羊春秋》里就有九世复仇之义，可见孔子也赞成我们要复仇。当知汉代人所谓“通经致用”，派最大用场的正在政治上，而最有用的一部经便是孔子《春秋》。讲孔子《春秋》大义的便是《公羊传》。诸位这样一想，就知《公羊传》在当时的重大地位。但我们要问《公羊传》里所讲的是否就是孔子意思？是否我们要讲《春秋》，便该一路照《公羊传》讲法？这里就大有问题。诸位且先看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孔我又另有一篇文章讲到此问题的，《孔子与春秋》,此文亦收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里。诸位要读我此文，便该先知道一些经学史，此问题暂置不讲，此刻再来讲《春秋》三传。 汉廷立博士的，《公羊》以外还有《谷梁》,究竟两家说法有何异同？这在当时曾成一争论，这里便牵涉到齐学与鲁学之辩。所谓齐学鲁学，汉代第一个讲《公羊春秋》的胡母生是齐国人，第一个讲《谷梁春秋》的鲁申公是鲁国人，所以说《公羊》是齐学，《谷梁》是鲁学。齐学鲁学之异同，此刻暂不讲。总之《公羊》,《谷梁》都是传义不传事。后来大家又逐渐看重了《左传》，刘歆就正式提出要立左氏博士，这不是说从前没有人见过《左传》。清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却说《左传》是刘歆假造。但如太史公作《史记》，他即看见过《左传＼根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可证明。其实这问题，不需详讲，太史公以前看见《左传》的人还多，战国时代便有人明明引到《左传》。刘歆以后，下到东汉，重视《左传》的更多。一时经学大师如郑众、贾逵，他们都认为《公羊》义短，《左传》义长。到了三国时代，钟繇曾说《左传》为太官家，《公羊传》为卖饼家。贾逵《春秋序》曾说：孔子立素王之法，素王是一个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