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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

飘鸿一羽
2011-10-01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多余的话pdf》,可适用于其他资料领域

多余的话瞿秋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代序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历史的误会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脆弱的二元人物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我和马克思主义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一九三五·五·二十)“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告别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一九三五·五·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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