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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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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  品读经典书,守望现代化——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上,1)   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一部分。尹保云教授讲述了自己多年从事“现代化理论”教学的经验和感受,包括课程的特色、难点,以及通过论文和讨论把握经典理论、培养严谨求实学风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尹教授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及对“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大学与学术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现代化理论”教学谈 记者:非常感谢尹老师!今天想向您请教一...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  品读经典书,守望现代化——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上,1)   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一部分。尹保云教授讲述了自己多年从事“现代化理论”教学的经验和感受,包括课程的特色、难点,以及通过论文和讨论把握经典理论、培养严谨求实学风的教学思路与方法。尹教授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及对“现代化”研究的价值,大学与学术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一、“现代化理论”教学谈 记者:非常感谢尹老师!今天想向您请教一些教育教学方面的问题。您教的“现代化理论”很受同学欢迎,您能介绍一下这门课吗? 尹老师:“现代化理论”是一门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生课程,从学科综合的角度研究现代化问题。开设这门课程是适应我们所专业转型的需要。我们所的专业叫“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原来的课程安排或培养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基本上不适合目前中国发展形势的要求了,因此除了一两门原来的课外,其余课程全部更新了。“科学社会主义”也是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把现代化研究作为的主要方向。 “现代化理论”尽管开设十多年了,但在还是一门新课。国外有类似的课程,比如“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比较历史学”等等,也有一些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这些课程是分散在各个具体学科中的,各自的角度也不一样。而我们的“现代化理论”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学科综合性。在教材上,我最早是参考西方的各种教材、名著而整理出了一份很长的讲义,并在此基础上出了一本研究生教材,即《什么是现代化——概念与范式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要内容是介绍和分析现代化研究的学术史和各种理论。 记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本教材的特点? 尹老师:这本研究生课程教材也是一本研究性的著作,是在十几年讲课的基础上形成的,其间不断地积累、补充。它首先从“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和概念讲起,比如“启蒙理性”、“自由”、“自然状态”、“平等”等重要的概念,讨论现代化思想的源头;然后是介绍迪尔凯姆、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现代化思想;接着讨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包括结构功能论(社会学)、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历史学方法等章节,阐述这些学科的现代化理论和代表学者。后面小半部分的内容是关于“非主流”思想的,包括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不发达理论、依附论、依附发展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这样合起来就组成一个了体系,与国外分学科的教材是有很大区别的。我觉得给研究生上课,主要还是打基础,尤其是让学生掌握相关的名著和学术传统。这就要求有一个文献比较丰富的教材,学生通过参考它,可以把握整体的线索,从而建立一个跨学科的或多学科融合的知识结构。这是这本教材的特点,也是我们对这门课的要求。 记者: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应该是社会管理层面非常关心的,同学也很有兴趣了解与研究,但这门课据说很有难度。您能介绍一下难在什么地方吗? 尹老师:首先,这门课程综合了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学科综合性很强,而我们的研究生来不同学科,原来分别是学历史、经济、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的,并不具备学科综合的知识基础。其次,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与西方有很大差别,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考方法受到旧教科书的扭曲很深,一时难以改变。比如,一个本科时学经济的学生,在经济思想上他的知识可能是新的,但遇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他的知识仍然是从小学到大学的旧政治课中的那一套。其三,有一些理论本身就比较难,像韦伯的理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论等,本身就比较难;有一些外国原著,比如韦伯的论述,语言非常艰涩。老师把它转述出来,即使再深入浅出,让学生很清楚地理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者:您能举个“现代化理论”中难懂的例子吗? 尹老师:比如韦伯的“理性化”概念。韦伯在他的书中提到很多不同的“理性化”概念,比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形式理性、实质理性、目的理性等等,有的内涵是交叉的,有的在现实中不好区分。简单地说,价值理性主要是指人们把知识和认识能力用来追求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终极目标,并以此目标作为评判事务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而工具理性则是指把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作为工具,用来追求现实的、看得见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目标,它强调所追求目标的现实性、功利性以及手段的可行性和精确计算,等等。韦伯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但他指的是工具理性化。在他看来,传统社会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和形式理性概念有重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对立的,一个强调程序的重要性,一个强调实质和理性,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法律是最符合形式理性的,等等,像这样一些概念理解起来都有一定难度。 记者: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说,这些概念倒也并不是非常难理解。 尹老师:可以这么说。但对概念的理解是有不同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把名词解释出来,就像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即便是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我不敢说我上面的解释很好。比如“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它的英文权威性翻译常被人批评,还有很多理解上的争议;第二个层次是能够与其它知识联系起来,放在知识体系中了解这个概念。比如,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启蒙的“理性”和“自然状态”有什么联系?与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有什么相通和区别?与社会领域的“自由”之间的联系?等等,需要对这样的问题有思考;第三个层次就是能够看到它的问题。任何概念对于解释历史(现实)的庞大综合体来说都有局限性的。由于这样的一些困难,有些学生认为自己理解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掌握。我在阅读学生写的报告(论文)时会明显的感觉到明显存在着各种理解差别。我们教学的目的就是试图让学生能够达到对理论(概念)的深入理解。 搞自然科学的人会认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很简单。实际上,因为社会科学涉及很多价值相互冲突的方面,又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求助于严格的实证,所以往往更加复杂。能真正看清问题、提出有价值学说的优秀学者也是很难见到的。 记者:您在讲课的过程中会用什么方法进行教学,以帮助学生理解概念和理论呢? 尹老师:每次讲课的时候我都会准备一个提纲,并补充一些参考书目。提纲里是这一节课、这一章或这一讲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包括思考题。讲课的时候我首先会把这些问题拿出来问问学生,看大家能不能懂,如果不能,哪些地方不懂,就把不懂的地方搞清楚,然后再根据这一讲的重点来讲。这是老师的讲课。还有专门的讨论课,由学生讲他们的读书报告,老师和其他同学评论。 记者:您如何判断学生对理论理解程度的深浅? 尹老师:可以根据课堂提问、讨论和对话来判断。更深入的了解学生在讨论课中发表的课程论文,老师也可以由此来判断学生的掌握情况,如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准确、是否抓到有价值的东西、是否看到问题,等等。我们这门课要求学生写四篇小论文,并且由于每一单元都会涉及很多名著,不同的学生要写不同的题目。比如“经济现代化”这一部分,因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组织了很多学者来研究落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诺贝尔奖得主中就有好几位参加这个项目,这一讲中自然就包含了很多的名著。我让学生分别读不同的名著,读完以后写成小论文或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讲。这是一个很好的知识分享和交流的过程。通过他们的发言,大家互相交流,老师也可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 记者:学生论文的选题都是对名著的理论解读吗?有没有学生结合现实问题进行分析? 尹老师:我觉得硕士研究生教学应该首先培养学生解读名著的能力,其次才是对现实的分析,这个顺序不能搞反,否则学术素质提高不快。我们这门课的名著本来都是讨论现实(历史)问题的。不掌握名著的思想及其方法就急急忙忙地去讨论目前的现实问题,这是没有用的,也容易导致学生偷懒,因为写一个关于现实的小文章不用下很大功夫,网上有很多种东西。学生往往有一种倾向,即喜欢谈现实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就业难、官本位等等,因为讨论这些问题不用下读书的苦功夫。这些话题偶尔讨论一下以宽松课堂气氛,但对于提高学生思维水平没有很大作用。重要的是先理解名著。我要求学生尽量选择“某某人在某某书中对某某问题的研究”这样的题目发言,这样的选题能让学生提高的水平。 不读认真阅读原著会产生很多学术谬误。在学术界,不只是中国,也不只是个别人,对韦伯的一些误解就是因为不认真读书造成的。比如一个流行话题,即韦伯的“文化命题”。从70年代至今许多人都在重复这样的观点:“韦伯错误地认为儒教文化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但是韩国、台湾却产生了资本主义。”这就是没有认真读韦伯的书。韦伯一方面认为儒教伦理秩序阻碍了自发的资本主义产生;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儒教文化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他说儒教文化阻碍了“自发”,自鸦片战争后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就不再是“自发”了,文化命题实际上是个历史结论。但很多学者却偏偏由此立论而写文章。把立论建立在错误理解或者故意歪曲的基础上,自然不能推进学术进步。所以,我说读好原著是至关重要的。老师要经常了解学生原著读得怎么样,这也意味着老师不可以偷懒,对原著的思想起码要把握得比较准确才行。如果自己都没读清楚,那学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我认为要求硕士生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才刚刚起步。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旧教科书的束缚很重,对人生、社会、历史、世界潮流等等还没有一个大体把握,对自由、权利、民主、公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石的概念也没有多少理解。硕士生一般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基本的名著都没深入读过。没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就等于没有认识工具,怎么去分析现实?即便是分析,也只会是很浅的,甚至容易对现实做出错误的解释。 以前学术界把教条主义视为真理,就是因为对理论和历史均没理解透彻。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局限。比如,他对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民主等问题并没有想清楚;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但他没有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不知道有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奠定好理论功底时就急于去分析现实问题、提设想和方案。这没有意义,甚至害人。对于学生来说是这样,对于学者来说更是这样。 记者:教条主义表面上重视理论,实际上正是对理论没有理解的表现。 尹老师:对。西方的现代主流学派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现代理论也发展了很长时间了,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自由研究基础上的,是有价值的成果。我们应该先把这些理论理解清楚,否则,自以为是地搞出来的东西,要么是错的,要么是人家早已研究清楚的。创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创新而创新的东西,只能是学术垃圾,用来指导实践更是遗祸无穷。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他说的“精神”包括人类的知识、艺术、道德、技术等等。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精神”进步所决定,“物质”(进步)只能是“精神”(进步)的产物。这本来是正确的、妇孺可知的道理,但是你不懂黑格尔的哲学,硬是要去创新,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   记者:您会要求学生的课程论文要有自己的观点吗? 尹老师:是的。我的原则是,无论你什么观点,是左还是右,这都没问题,但必须得扎实,不能随便设想,必须论证充分。还有,我还强调在引用别人的介绍时一定不能随意,如果别人理解偏了,你再发挥一通,这就属于学风不正了。   记者:您说让学生在课上讲自己的论文,这时候会有一定程度的争论吗? 尹老师:学生在硕士阶段读的名著一般不会很多。我让一个学生写一本名著,写得比较具体。如果其他学生也读过这本书,就会有讨论甚至争论;如果其他人没有读过,也就没法提问题。两种情况都有。在讨论课中,老师的评论是很重要的。我会对学生的读书报告作出讲评,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好,怎样改进,哪些地方理解错了,等等。我总是努力做好对每个发言的点评。 记者:那平时的课堂上会不会有一些讨论呢? 尹老师:我觉得研究生课的讨论气氛是十分重要的。讲课过程中有学生提出问题时,我会先让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这可能会引起大家的讨论。中国学生不喜欢提问,有时只好主动问他们,问好几遍。当然,我们有上面说的专门讨论课。我觉得通过各种讨论、交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基础知识。对学术史上的名著、重要思想和理论的掌握都是很重要的。有一些新的东西变来变去、让人眼花缭乱,其实无非是在学术史基础上延伸和发展出来的。要是理论源头及一些关键学者、代表人物的名著里面的思想理解不了,就很难对各种新的理论变体有深刻的把握。 尹老师:我认为要求硕士生对现实问题做出深入分析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后才刚刚起步。学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受到旧教科书的束缚很重,对人生、社会、历史、世界潮流等等还没有一个大体把握,对自由、权利、民主、公平等作为现代社会精神基石的概念也没有多少理解。硕士生一般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基本的名著都没深入读过。没有很坚实的理论基础就等于没有认识工具,怎么去分析现实?即便是分析,也只会是很浅的,甚至容易对现实做出错误的解释。     以前学术界把教条主义视为真理,就是因为对理论和历史均没理解透。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有局限。比如,他对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以及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自由民主等问题并没有想清楚;共产主义的设想倒是诱人,但他没有看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不知道有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有鉴于此,我们要避免在没有奠定好理论功底时就急于去分析现实问题、提设想和方案。这没有意义,甚至害人。对于学生来说是这样,对于学者来说更是这样。     尹老师:……创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为创新而创新的东西,只能是学术垃圾,用来指导实践更是遗祸无穷。黑格尔说精神决定世界历史的进步,他说的“精神”包括人类的知识、艺术、道德、技术等等。他论证人类的每一步进步都是由“精神”进步所决定,“物质”(进步)只能是“精神”(进步)的产物。这本来是正确的、妇孺可知的道理,但是你不懂黑格尔的哲学,硬是要去创新,发明一套物质第一性、存在第一性的道理,岂不是误导人们思维?……     记者:我觉得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无疑是很伟大的,但把马克思主义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而不容置疑,无疑是荒谬的。现在能否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尹老师:我以前主编过一本书叫做《走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的第一章是我写的,对马克思的思想特点作了总结。马克思的理论受黑格尔影响较大,但他对黑格尔思想的判断与西方主流学术恰好相反:西方主流认为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没有很大问题,辩证法却是没什么价值的前科学的东西。马克思的看法恰好相反。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受到时代局限,马克思看得也不是很全面。比如对民主的看法,他看到的只是当时大英式的民主,确实是资产阶级、有产者在搞,非常不成熟,但马克思没有看到民主的趋势是慢慢地变好。还有,马克思也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限度。就民主而言,他认为每个人都要直接参与才是民主。但在一个大的人口范围里,这种民主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公民。现在的国家动辄几千万人,怎么可能全部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呢?马克思设想了“自由人的联合体”方案,但是,这些联合体怎么组成?组成之后各个联合体之间会不会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战争?等等,对这些问题他都没有认真想过。马克思也没深入考虑过私有制的问题。私有制的确有不好的方面,但是公有制怎么个公有法?公有是不是同样要加强一些人的权利,使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压迫另一些人,命令另一些人呢?他和恩格斯把国有化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国有化会不会导致官僚把整个国家的资产据为私有?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想得都不是很深入。     我还指出,俄国和中国等国家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落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想化与这些国家的传统社会观念一致,对上了自己的胃口。就中国来说,马克思强调平等和暴力革命,对上了我们自己古已有之的平均主义和造反文化。中国的社会是散沙型的,中间结构不稳固,民众一起来就会直接针对中央的权力,民众高喊平等口号夺权,容易成功,但不会带来社会变化。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当然,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也跟苏联的“示范”和日本侵略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虽然马克思的一些思想口号对上了落后国家的文化口味,但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绝不是苏联模式那种状况,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状态。毛泽东时代搞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经济可以说是学习苏联,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它很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描述的样子,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安排人们日常生活甚至婚姻。马克思绝对没有这样的观点。 记者:作为一个学者,马克思忽略了某些问题,或者对未来的预期出现偏差,这都可以理解,但他为什么推崇暴力革命?从历史上来看,暴力革命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尹老师: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哲学是有定论的,认为它没有超过黑格尔。伯恩斯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马克思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陷入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运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双方斗争的原理以及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段式,提出了原始社会-剥削社会(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人类道路。马克思一直强调暴力,就是因为他的辩证法需要质变阶段,暴力革命就是质变阶段,不通过矛盾双方你死我活的质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质的变化,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 这就是受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毒害。不过,黑格尔说的辩证法运动是单纯的精神运动。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脑子里有个“精神”(一张桌子的构思),接着做了一张桌子,这就是精神的“物化”(桌子也还是精神);然后我又对这个桌子不满意了,这就产生了矛盾对立了;把它砸碎(质变),重新做一张桌子(新事物产生,也还是精神的变化或物化)。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内部的矛盾运动过程。这种辩证法游戏用来解释单纯的思维运动问题也不是很大,若用来解释社会历史就糟糕了。马克思没有看到,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下层通过暴力革命夺取的政权,建立的还是一个同样的政权模式,无非是换了一班人而已。马克思没有看到,历史转换从来是前面的精英转化为后面的精英,比如原始部落首领转化为奴隶主,奴隶主转化为地主,地主官僚转化为资本家,等等。从来不是由矛盾对立面来搞革命性消灭,下层革命只能起到翻烧饼作用。马克思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对人类的历史、人性等好多问题没有很深入的思索,而陶醉于他的黑格尔式的阶级斗争逻辑之中。 记者:您觉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对我们的现代化问题还有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尹老师:我觉得有很多。不能说马克思的理论有问题就证明它没有意义。马克思的伟大之处不是他对社会的预测,而在于他敏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人类的压迫问题、殖民主义不平等的问题、民主的不完善问题、人的自由问题、官僚体制的异化,等等。提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比解决问题还有价值,这也是马克思遗产的意义所在。还有,马克思还是属于启蒙思想的一支,他强调自由、公正和平等等一些价值,他提出要克服各种异化现象,张扬人性发展,等等,这些是不会过时的。马克思对世界文明传播逻辑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他指出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先进国家,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文明。这个思想对我国现代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记者:在如何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方面,我们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超越了马克思的时代。除了向发达国家学习他们的典章制度、社会运作模式以外,有没有更积极的合作模式? 尹老师:国际合作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问题,不是我们这门课和研究的重点。我们的课主要是讲制度、文化观念和经济的变化,是研究内部机制的。后边的几章讲依附论的时候,会谈到国际结构主义。依附论认为世界上的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构成一个贸易体系,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出卖高端技术产品,比如飞机、精密机械、其他高技术产品等,这些高技术产品定价很高;而发展中国家向中心国家卖的是农矿产品,或者一些低端工业品,比如粗钢、机器的机壳、电脑机箱、服装等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很低。这样,落后国家就受到剥削,就发展不起来,因为高科技产品的附加值高,而低端工业品和农矿产品的附加值低,导致边缘国家积累剩余价值困难。边缘国家赚不到钱就没有办法提高工人工资,也无法增加教育或研发的投资,这样就会长期处在一种落后的状态。 但问题是国际结构中有很强的相互依存性。中国脱离美国不行,美国脱离中国也不行。美国要中国买他们的飞机,没有美国我们就买不到好飞机,没有中国他们也买不到便宜的服装,这就是相互的依存关系。 记者:这种观点是不是表明一个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需要一些欠发达国家来维持它的利益? 尹老师:左派依附论就是这么说的,客观上也大致是这么回事。在依附论新左派学者看来,西方国家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好像是大脑,落后国家是给大脑提供营养的肚子,没有肚子大脑也就饿死了;如果没有其它国家的支持,美国也不会在金融、科技上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美国把技术控制了,把很多利润也拿走了,其它国家的技术发展就要长期处在一个不发达的阶段。但是,这种理论已经遭到了很多的反驳,我也不赞成这种理论。在这个机构中,落后国家有机会改变命运。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就是慢慢地发展起来了。它们的技术在不断地升级。日本的电脑、电视、汽车在美国市场上可以和美国直接竞争,实际上已经把美国打败了;韩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或者高技术产品的进步也比较快,它的半导体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占世界市场的40%,电视也把日本打败了。当然,跟美国的整体实力比,它们还是有差距,但跟东南亚的泰国、马来西亚,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这些国家比,它们就进步得特别迅猛。日本、韩国、台湾提供的国际关系经验就是依附最先进的国家,认真向先进学习,利用依附关系而缩小差距。至于中国大陆如何突破目前的瓶颈,形成与日本、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汇合,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无论怎样,脱离发达国家而搞孤立的发展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走出“封建”社会,迎接现代文明——访马克思主义学院尹保云教授(下) 摘要:本文是对尹保云教授采访稿的第二部分。尹保云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繁荣背后的隐患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尹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进步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封建化”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政府要下大决心,进行民主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决腐败和其它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才能使经济和社会走上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能成为真正的强国,也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尹教授的观点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一、“封建化”的现代中国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我们想进一步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有哪些问题存在?中国有没有可能也突破这些瓶颈,走韩国、日本、台湾那样的道路? 尹老师:首先,中国这些年是在三大陷阱中发展:第一个是“大政府”的陷阱。政府干预经济太广,我们现在还在满足于建立大政府,而且觉得这个模式挺好,呼声也挺高;第二是依赖国有企业保增长的陷阱;第三是寻求文化自我的陷阱。虽然实际上我们还很落后,但总是有很大一股力量在不断地批评西方的东西,包括西方的管理,西方的文明,以及西方的文化。 日本、韩国、香港是亚洲最西化的地区,日本和韩国甚至被称为亚洲的西方国家。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问题处理得很好。一方面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挺好,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现代观念都和西方差别不大。比如在韩国,一些家庭观念还是很牢固的,但在和韩国人交谈的时候,在对自由、民主、个人追求等的理解方面,你会觉得他们和西方人更像,和中国人不一样。 中国社会在各方面都有根深蒂固的“封建化”现象,这是现代化的大敌。 单从经济领域来讲,国有企业导致市场经济不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它们垄断严重而形成了“封建性”的结构。银行是封建化的,表面上是中央指导,实际上中央也领导不住。去年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员工的平均年薪40多万,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平均10多万。这只是四个银行的对比,说明银行系统已经封建化了。它们各自占领一个封建领地,各有各的政策。领地好的赚的钱多,不好的赚的钱少。各个封建单位圈出一个个的经营板块,上边是政治市场与纽带。有来自政治权力的保护支持,别人侵袭不进这个板块,所以它能够保证赚钱赢利,赚多了就私分,如果赔了钱就由政府补贴。封建化与垄断,二者相辅相成。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下,封建领地被充分的自由竞争所打破,全国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同行业之间不会出现很大的工资差距。在美国、日本、韩国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发展充分,企业之间进行较为充分地竞争。它们的大型私营企业的垄断主要是靠技术支持,是资本主义垄断,而我们的国企垄断主要靠政治力量或其他非经济(技术)力量的支持,是封建性垄断或曰封建化。最大的封建板块除了金融领域,就是各种上游产业了,中石油、中石化是突出代表。当然,其他所有国有企业都加入了这个封建化行列,就连中国烟草公司也是搞得有声有色。 封建化还表现在各事业单位中,如教育、文化、医疗等单位。北京大学校内的结构目前就是封建化的。每一个院系就是一个封建领地,各自为阵搞创收,导致一些学科教授的收入是另一些学科的5倍以上。美国的大学里经济学教授的平均收入高于文、史、哲教授不超过20%,韩国首尔大学不同学科教授的收入相差甚微。我们的中学也是如此,能够招收大量择校生、补读生、拉来“赞助”的中学的平均收入要高于那些不能做到这些的中学的几倍。电视台、报纸、医疗等部门也同样封建化了。同一电台的各个频道之间,每个频道的各个室之间,工资差别都非常巨大。在中国的不同行业之间、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或单位之间形成的这种巨大收入差距,为世界少有,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特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封建化的问题呢?这是现代化理论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封建化有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利益本能驱动,在一个大的权力中心下形成分封割据或者占山为王。迄今为止,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观察到有两种体制能够摧毁封建化: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一是苏联模式。前者依靠现代法律系统保障下的充分竞争而打破各个封建壁垒,后者依靠强大中央集权而实现一体化。苏联模式已被证明为失败的模式。所以,实际上只剩下一种选择了,即自由竞争的机制。但是,由于我们的改革不充分,至今没有形成规范的市场机制,尚处在过渡中。新的细胞不能成长起来,旧的细胞就会再生。 你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日本、韩国、台湾的道路,我觉得目前看还比较难。经济增长的数字是一回事,真正的社会进步和科技进步是另一回事。关键是私营企业组织没有成长起来。私营企业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细胞,没有它的发达,现代化就永远是空的。在市场经济不规范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数字可能达到很高,但是科技进步、社会结构的变化却没有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根本原因是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体制上的问题很多,尤其是国有企业垄断。拉丁美洲的发展历史比美国还长,印度也不晚,但是它们的现代化极其缓慢。原因是它们原来的封建主义因素没有得到很好清除,后来又学习了苏联经验,大办国有企业。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王权、国家所办的企业属于“政治的资本主义”,不是理性化的现代企业,实际上就是封建企业。国有企业依赖背后的政治支持而享有垄断特权,不是在进行公平竞争,而具有封建领地的特性。举办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增加经济的封建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封建性的因素不断再生产。封建主义的骨架,市场经济的表皮,这样的结构使得现代化异常艰难。同这些国家比起来,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更加严重,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比重更大。我们除了制造业领域略好点外(但很多是合资企业),其他很多部门几乎是全方位国有垄断。这怎么和日本和韩国比?日本和韩国是战后世界上最私营经济、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它们比美国70年代的国有企业比重还小。 另外是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问题。我认为中国过早搞福利制度的道路有问题。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警惕权贵社会主义》(发表于2007年第9期《改革内参》),那篇文章指出,扩张福利体系这个思路不能搞,搞下去要出问题,想用这个思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假如一个工厂里有十个车间,其中一个车间的收入是其他车间的十倍,如果只是从收入多的这个车间收一点税,然后去补贴穷车间,这能解决问题吗?这就和拉丁美洲一样,一边忙着搞福利体系、忙着扶贫,一边却是基尼系数越来越大。我们还可以举日本和韩国的例子。日本、韩国由政府搞的福利保障体系很薄弱甚至没有,但是他们的分配却很平等。日本现在的基尼系数是0.29左右,是极其平等的。韩国基尼系数在0.33左右,它历史上最高时也仅为0.39。日本、韩国的福利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家庭、社会组织和企业承担的,与西欧国家战后福利保障体系形成对比。西欧战后主要是国家搞,结果搞不下去了,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改革又遇到重重阻力。 国家搞福利制度无助于消除贫富差距。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关键的是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作用有限,三次分配更是作用微小。初次分配的结构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拉丁美洲、印度土地垄断严重,封建性大地产者拥有很大的土地,甚至拉美有的国家80%的耕地只归100多个家庭所有,这肯定会影响分配平等。中国不是这个问题。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有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比如地区差别、城乡差别、教育差别、就业不足等自然因素,而制度因素则主要是国企垄断带来的封建化。它不仅扩大贫富差距,也使社会的创新力没有了。有钱的单位忙着赚钱,而不会想着去创新。既然他们可以卖出去垄断产品,盈利丰厚,为什么要去进行技术创新呢!    记者:在封建化的体制中确实有很多人得到了利益,他们会对建立真正的市场化或者是公平的体制形成很大的阻力。您觉得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尹老师:我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很像唐宋时期的体制,它是依靠几种因素来推动发展的:民众谋生、政府牟利、腐败,等等,并不都是好的因素在推动经济。唐朝时候政府对市场控制得很厉害,很多东西不让普通人买卖,商品基本都是由官营企业生产的;北宋的时候,连筷子、衣服扣子等都是官方企业生产的,碗也是官窑产的,控制很严;但到了南宋时期,当时的政府比较虚弱腐败,只得放松控制或无力控制,这倒给民间经济活动创造了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国有垄断和腐败相结合而推动的畸形发展。 导致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战争、灾害之后进行的恢复,会带来十几年的高增长;突然发现巨大的矿藏(油田)或者技术革新开拓了新市场,等等,都会带动经济增长。然而,要想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有一个好的体制,即充分的市场竞争、严格的法律体系及运转有效的宪政体制。科技创新、社会创新、道德文明的进步等只是在好的体制下才会发生。目前,西亚的一些石油国家是封建体制,有的还是政教合一,它们的增长是靠石油,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好制度。它们以后还可以这样过日子。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没有什么大资源可以长久地养活懒惰和守旧,那就需要真正地增强创造力了。创造力的提高必须有良好的体制、良好的社会结构以及一套良好的价值观。 记者:您说的问题非常普遍。我也接触过一些企业家,包括一些很大的企业,他们的创新动力确实不足,主要工作还是如何跟政府官员、银行打交道,而对研究技术、改进产品关注得很少。 尹老师:他们就是在维护这个封建结构,在这个结构下,每一个封建领地均有从上到下的庇护关系链条。它们利用这些而破坏本来就很薄弱的法律体系、钻空子、阻碍对它们不利法律进步,全力维护目前的利益格局。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环境下,企业只有依靠创新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我们的企业家的这种行为,就是要依靠非经济的庇护关系维护经济的资源,比如和银行勾结,和地方官勾结,等等,他们把精力都放在维护这些财路上了,而没有放在创新上。 二、培植私有企业,明晰产权制度 记者:大学、企业、政府如何打破这种封建的体制呢?目前要改革的话,会面临哪些阻力? 尹老师:对于学校来说,一个学校有好多院系,如果它们不是靠创新,不是靠发展出世界一流专业而获得更好地生存条件,而是通过办各种培训班来赚钱,这对学校科研和教学的进步一点贡献都不会有。 在企业领域,产权要明晰,竞争要充分。这需要从各个方面来着手改革,从整个体制下手,包括坚决地推行企业私营化、健全和严格法律体系以及建设民主制度等。现在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们老喊“中国特色”。我有一篇文章就是反对“中国特色”的(指《现代化研究中的庸俗特色论——中国学术的非理性气质(之三)》一文,发表于2005年第2期《学术界》)。特色有好有坏,好的不用喊,坏的喊它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国家必定到处是落后的特色,喊起来其实很丢人。中国国家足球队有没有特色?打一场败一场,你能说这不是特色吗?大喊搞自己“特色”,就是在宣布不要学习别人,是在保护落后的体制和结构。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实际上没有资格谈“特色”,只有成功者才有“特色”。比如足球,巴西队有特色,德国队有特色,但说中国队有特色,这不是笑话吗?邓小平当初说“中国特色”的意思是不再搞苏联模式了,要放弃计划经济,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词到处滥用,结果成了维护现状的托辞。    记者:您认为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尹老师: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培植私有企业。现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前两年,我们私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出现了“国退民进”趋势,这是十分危险的。目前,中小私营企业困难,大私营企业在全国一个都没有。你看我们现在搞的,连“中华牙膏”都快搞丢了,现在我估计只有“茅台”、“五粮液”、“中华烟”这些中国特色的腐败品牌能够确保不丢,其它的技术不都被国外兼并了吗?中国没有创新力,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私营企业没有成长起来。这一点是我们的政府以前没认识到的。台湾也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无论从产值还是科技上,台湾都是领先韩国的,但后来很快就被韩国超过了。什么原因呢?在国民党民生主义的思想下,本来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但是国民党又控制着金融、上游产业升至其他产业,公营企业挤占了大量地盘,所以台湾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没有培植出大私营企业。没有大私营企业,科技创新力就不行。创新都是大中型私营企业搞起来的,比如韩国的汽车、电脑、电视机、半导体等等,都是私营大企业搞起来的。    记者:那么扶植私营企业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 尹老师:企业成长不起来不能全怪政府,这也不是一届、两届政府就能够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断地提出新的政策,包括一些文化产业、基础产业甚至军工产业等也鼓励私人投资,这说明它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了。 企业家素质的培养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有血缘传统和家庭背景的作用。中国解放前有一些企业家,但后来都给整死了。现在私营企业家既没有受到家风熏陶,也没有规范的市场环境锤炼,大多是按照国企的老路子来搞,也是去找贪官、找银行、弄地皮。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我们现在还处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垄断企业的改革需要时间,私营企业的成长也需要时间。即使改革速度加快,也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不发生转变,拿表面经济数字沾沾自喜,甚至不知高低地吹嘘“中国模式”,那就可能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就会像印度和拉丁美洲那样,持久地停留在封建主义骨架与市场经济表皮结合的状态。这样的结构永远与现代社会保持距离。就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人均GDP快近1万美元了,现代化道路却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国私营企业成长困难首先与产权制度有关。产权不清的领域很多,但核心是最下面的根基不好,即土地产权模糊。河南西部的金矿山,本来是很大的山,农民从来不上去,所有权应该说是国家的。一个矿主去搞投资,与县政府和乡政府均签订了 合同 劳动合同范本免费下载装修合同范本免费下载租赁合同免费下载房屋买卖合同下载劳务合同范本下载 。但等到挖出高品位金矿石的时候,周围的农民突然蜂拥而至堵住矿口,宣布这山是他们的,导致投资者突然破产。国家的油田也遇到同样问题,大庆的农民会偷油,河南的农民能炼油。中原油田的农民都在自家门口安装一个炼油炉,从油田抢原油来提炼出售。农民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清造成很多矛盾,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都均得不到法律保护,怎么发展市场经济?按照流行的说法“谁厉害谁是爷”。一般说地方官最厉害,所以他们得到的便宜不少;农民常被看作“弱者”,其实他们也并不弱,因为他们可以发动群体事件,可以集体抢劫国家的油田;政府有警察和军队,应该说是最厉害的,但因为政府也没享有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不敢强力保护国家油田……这就是因所有权不清而带来的混乱抢夺,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景象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土地所有权不清是传统社会(封建社会)的特征。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现代化都是从界定土地所有权开始的。然而,我们则把自己发明的国家、集体、个人三级所有土地制称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用这套“社会主义”理论来灌输学生,把学生教得浑浑噩噩,用来实践,把经济秩序搞得乱七八糟。要是仔细比较,就会看到目前的土地状态比清朝时期还要落后。土地制度改革缓慢,关键还是利益考虑。很多人以为可以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好处,可依控制住整个国家,可以通过卖土地来养活官僚系统,如此等等。然而长远看这样做会得不偿失。由于土地制度是现代社会的根基,它的所有权不清楚必然使整个经济秩序难以规范。当然,中国的经济还会照样增长一阵子。因为经济数字增长并不总是决定于制度好坏,走私经济、制假贩假经济、海盗经济、官商勾结的腐败经济等都会带来增长。一般人看不到到潜在的危机,但等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就晚了。     记者: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呢? 尹老师:在这方面世界上已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日本、韩国、台湾在二战后顺利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地制度。战后他们进行了土改而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土改法规定最大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能超过四十五市亩。土改后它们的土地产权十分清晰,大山、大的河流湖泊自然是国家的,耕地、村庄附近的山坡或小山是农民个人的,也有少量村社共有的土地(主要是坟地)。土改把土地所有权厘清,什么都好办了。农民的土地,即使他进城当工人仍然是他的土地。这种私有土地制度是一个强大的社会稳定器。农民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财富。虽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不多,但当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土地也会随着升值,大部分农民就中产阶级化了,农村也获得长久安定。同时,由于土地产权清楚,国家的土地资源(如大山、河流、湖泊等)也容易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们的土地制度现在也有一点小小进步,新的《土地法》规定土地流转要经过农民本人同意。这等于强调了农民的个人权利,以前是不经过农民同意就可以由村干部处理的。当然,现在还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级所有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有的学者不断宣扬:土地私有化会导致农民失去土地而引起农村不稳,就像大陆国民党时期的情况。说这样的话是不懂历史,也不了解其他国家经验。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归因于土地问题是头脑简单的历史结论,它有国际因素的作用(如日本侵略、苏联出兵等);再说,农民也不会那么傻,随便就会把土地卖掉;同时,国家可以用土地法来限制买卖,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做的那样。倒是在目前的产权不清状况使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封建化的根子也牢牢地扎在土地上。看一看地方是怎样用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等等来骗取农民土地的吧!总之,我们首先需要转变认识,要看到目前的三级所有制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土地制度。不仅农民的权益,连国家油田、矿山、河流、湖泊就得不到有效保护,这难道不是坏制度吗?     记者: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都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三级所有制,是不是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呢? 尹老师:是的。现在我们农村的好多群体事件都是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实际上是农村稳定的最大威胁。我觉得我们的经济改革从1992年就开始停滞,转而去搞稳定、和谐、福利保障体系了,最近才意识到其中潜在的问题,于是又提出继续深化改革。不要认为给农民几十元补贴就能解决好农村发展问题,即使增加到几百元也没有多大作用,还会导致乱发货币引起通货膨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改革。主要任务是在农村界定土地所有权,在城市搞民营化。要建立现代国家,就要打好现代社会的地基,地基牢靠才能把大楼盖得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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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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