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文　史　哲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08年第 3期(总第 306期) No13 ,2008(Serial No.306) 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纪念殷墟发掘八十周年 陈　淳 摘 　要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这一领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从甲骨、墓葬和 城址入手 ,侧重于同文献学和编年学密切相关的年代学以及史实考证 ,并根据苏联的五阶段社会进化模 式将殷商时期厘定为奴隶社会。新进展则从考古学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和文字记载中进行全方位的信息提炼 ,内容涉及 环境与经济、聚落形态、甲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 方面。就中国上古史重建的现状来说 ,将考古发现比附文献记载或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 ,已经无法胜任重 建上古史的任务 ,甚至最终会将这项研究引入一条聚讼纷纭、毫无结果的死胡同。在 21 世纪社会发展和 学科发展的形势下 ,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需要放眼世界 ,破除“天下国”的心态 ,了解和吸收国际学术研 究的最新进展 ,努力重建 21 世纪水准的中国上古史。 关键词 :殷墟 ;中国现代考古学 ;甲骨文 ;青铜器 ;人类学方法 ;上古史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肇始。它不仅是建国前中国学者所主持的最为重要的 大规模田野工作之一 ,而且 ,由殷墟发掘建立的考古学传统对其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影响至深。它 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 ,并培养了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代领导者。一方面 ,由此建立的将自西方引入 的田野方法和器物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成为后来中国学者严格遵循的范例 ;另一方面 ,殷墟发掘使 此前饱受怀疑的上古史再度成为信史 ,从而稳固了传统史学的地位 ,确立了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 学科属性。 进入 21 世纪 ,我们需要对这项对中国考古学发展和上古史重建影响深远的研究作一番回顾和 思考。正如张光直所言 ,殷墟发掘是由对甲骨文的寻求促成的 ,而甲骨文研究更是文献史学的延伸 , 因此 ,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 ,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以史学为导向的考古学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它的道德价值取向 ;第二是它的研究特点为关注 个案记载 ,而非抽象的历史概括 ;第三是它的视野局限在中国的地理空间之内 ,体现的是一种以中国 为中心的思想①。 20 世纪下半叶起 ,世界考古学开始拥抱人类学 ,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转向社会学研究。虽然中国 考古学仍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操作 ,但新的探索也开始起步。一些国外学者以独到的视角解读出土 文献和考古材料 ,拓宽了我们的视野 ,并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与中国学者信奉的“二重证据法”不 同 ,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和文献解读将考古资料看作人类活动和行为的证据 ,文献材料除了其字面 提供的历史信息外 ,还蕴含着其他深层或外延的信息 ;结合考古学材料 ,可以帮助我们重建殷商社会 诸多方面的历史场景。 作者简介 :陈淳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上海 200433) 。 ①　张光直 :《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年 ,第 11 13 页。 　　殷墟研究的传统途径主要集中在甲骨、墓葬和城址三个方面。但自 20 世纪下半叶 ,海内外学者 的殷墟研究开始趋于多元化 ,取得了许多新成果。本文在对殷墟研究进行一番约略回顾后 ,试图对 如何用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来进行古史重建作一番思考 ,希望我们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能够跳出 文献学的窠臼 ,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来重建上古史。 一、传统途径 在引入田野考古学前后 ,殷墟研究可以大体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采纳田野发掘之前 ,相关 研究可视为金石学的延伸。引入考古学方法以后 ,在获取资料的手段和研究的科学性上有了很大的 提高 ,研究视野大为拓展。然而 ,由于考古发掘和发现的遗物遗迹数量可观 ,对这些遗存进行消化和 解读颇费时日 ,而且远不如释读卜辞那么容易。因此 ,胡厚宣对建国前三十年殷墟研究的一百余种 成果进行了统计和分类后指出 ,甲骨学虽是新发现的学问之一 ,但其主要成就只限于文字 ,不能从整 体上了解古物 ①。建国后 ,相关发掘和研究的模式大体仍在延续建国前的传统 ,而且大部分建国前出 土的材料都被运往台湾 ,加上海峡两岸又长时间中断交往 ,对殷墟研究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殷墟 研究的传统领域主要包括甲骨、墓葬和都城 ,而墓葬研究则涵盖了王陵贵族墓葬、氏族墓地和人牲人 祭等方面 ,下面予以约略的回顾。 1. 甲骨 安阳殷墟发掘之肇始得益于甲骨学的发展。从 1899 年清末的王懿荣开始 ,历经刘鹗、孙诒让、 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的工作 ,确立了甲骨学的学术地位。五四运动对儒家经典地位的颠覆以及疑 古思潮对传统古史观的冲击 ,加上安特生和李济等人的田野考古学实践 ,促成了在甲骨学中开始引 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 1928 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关于该所的宗旨 ,傅斯年这样写道 :“我们很想借几 个不陈的工具 ,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 ,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②史语所甫一成立 ,董作 宾就被派往安阳小屯进行考察。由此可见 ,当时殷墟发掘的组织者是把甲骨当作新史料来进行发 掘、收集和研究的 ,而田野考古学则被看作是获取新史料的一种新工具。 随后 ,当李济加入发掘队时 ,曾和董作宾达成如下协议 :董研究文字记载 ,而李济负责其他遗物。 但是在具体材料的处理中 ,无论在收集还是重视程度上 ,甲骨都远远超出了其他材料 ,成为收集的 “关键珍品”。比如 ,李济将 1936 年夏发现的 H127 甲骨堆积称为“明显居于整个发掘过程的最高点 之一 ,它好像给我们一种远远超过其他的精神满足”③。 董作宾本人缺乏现代考古学的训练 ,对出土文物的期望也大体与前辈金石学家相近 ,但却是为 甲骨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位学者。他指出 :“用近世考古学的方法治甲骨文 ,同时再向各方面作精密 观察 ,这是‘契学’唯一的新生命。”他根据“大版四龟”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断定卜贞之间的某是贞人 名 ,创立了贞人说 ;还根据同版共见贞人差不多同时的判断 ,将其作为甲骨断代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之一 ,提出了 甲骨文断代的八项标准 ④。1933 年 ,董作宾又创立了“十项标准”和“五期”说的甲骨文断代体系 ,其 中以世系、称谓和贞人最为重要 ,并由此而推出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和书体等分析标准 ⑤。在 历时十年、于 1943 年完成的《殷历谱》一书中 ,董作宾系统分析了各种祭祀仪式 ,并将当时发生的各 类事件按年代序列予以编排。 6 文史哲 ·200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胡厚宣 :《殷墟发掘》,上海 :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 ,第 38 40、115 页。 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1 本第 1 分 ,1928 年 10 月。 李济 :《安阳》,苏秀菊、聂玉海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550 页。 董作宾 :《大版四龟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 3 期 (1931 年) ,第 437 440、4 5 页。 董作宾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年 ,第 3 139 页。 田野方法的引入为甲骨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 ,虽然该领域也包括了材质、制作方法以及后来 发展起来的甲骨钻凿形态等研究 ,而且其发展也突破了初期因字论价的局限 ,但是最受关注的仍然 是刻辞文字 ,它们并被视为商代史料的主要来源。 2. 墓葬 (1)王陵及贵族墓葬。1934 年 ,由梁思永领导的第十次殷墟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展开。建 国前对该地点进行的三次发掘 ,共揭露墓葬 1232 座和大量祭祀坑。由于墓葬中未曾发现具有断代 标准的甲骨或因为墓室被盗严重而缺乏标志性器物 ,学者们只能根据墓道打破关系 ,利用骨笄形制 变化来确定墓葬的相对年代 ①。 由于历代盗掘所造成的严重扰乱和缺失 ,给墓葬的断代及复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导致墓葬 形制、随葬品和墓主等各种现象和信息难以呼应 ,无法进行综合研究。这个局面直到 20 世纪 70 年 代妇好墓的发掘才有所改观。妇好墓是殷墟一座未经盗掘的贵族墓葬 ,出土了保存完好的铜器群、 玉器、骨器、石器和陶器等 1900 多件。墓葬形制、器物和铭文对断代和判断墓主发挥了关键作用。 许多器物铭文中刻有“妇好”、“司母辛”、“亚”、“亚其”、“亚启”、“束泉”等 7 个名字或标记 ,其中以“妇 好”组铜器数量最多 ②。 武丁时期的卜辞中保留了很多关于妇好的资料。此外 ,第四期武乙、文丁甲骨也有对“妇好”的 记载。虽然裘锡圭等学者推测妇好为商代晚期 ,但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妇好应属武丁时期 ③。妇好是 武丁的妻子 ,地位显赫 ,从事征伐活动并主持祭祀典礼。卜辞中还有武丁为妇好占卜生育、健康状况 和凶吉祸福等内容。从卜问她死葬以及为她举行的多次祭祀中 ,可以判定她死于武丁晚期。李学勤 对妇好墓多数青铜器上看似较晚的复层花纹进行了讨论 ,从小屯 331 号墓葬、H21 窖穴等遗址出土 的早期器物上相似的装饰风格 ,说明复层花纹也存在于早期 ④。妇好墓为研究武丁时代青铜器提供 了关键的信息 ,进而建立起类型学的断代标准 ,为悬而未决的殷墟青铜器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 ;它与 陶器类型分析相结合 ,成为殷墟文化分期的重要尺度。由于妇好墓保存完整 ,因此借助文字和随葬 器物的研究 ,使得这座墓葬在整个殷墟研究中成为一个标尺 ,从而能将墓葬、器物、铭文和甲骨文结 合起来从事综合性研究 ⑤。 (2)氏族墓地。氏族墓地集中分布在后岗、大司空村、殷墟西区和南区以及苗圃北地 ,其中以殷 墟西区为最大。该墓地的划分是根据墓葬的地理位置和成群分布相互之间存在明显界限 ,同区各墓 葬的方向、大小、葬式和随葬品基本一致 ,而且出土青铜器上普遍存在作为墓主身份标志的多种图形 铭文。此外 ,《礼记·丧服小记》中商代氏族命名的内容和《周礼》中多处记载的周代“族坟地”聚族而 葬的现象 ,被认为是商族葬俗的传承。《左传 ·定公四年》也有对殷人分族而治和以族为基本社群单 位的记述。据此 ,出土铭文铜器的墓区被认为是该族“聚族而葬”的墓地 ,属于宗氏一级组织 ,而墓区 中的墓群反映了氏族中不同的家族 ,共有相同铭文铜器的相邻墓区间关系密切 ⑥。 杨锡璋根据铜器族徽的不同 ,考证了商代后期各族与商王以及族与族之间的关系 ,指出第七墓 区“共”族为商王异姓族 ,第一墓区的“子韦”和第八墓区的“子”则是与商王有血缘关系的多子族 ,同 一墓区的小墓间是同族关系 ⑦。 氏族墓地之间及各族内部墓葬规格和随葬品存在着很大差别 ,大墓 (如出土了殷墟中唯一一件 7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李济 :《笄型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年 ,第 1 69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第 37 100 页。 《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 年第 5 期。 李学勤 :《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张光直 :《殷墟 5 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与小乙时代问题》,《文物》1989 年第 9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 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79 年第 1 期。 杨锡璋 :《商代的墓地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考古》1977 年第 10 期。 有纪年铭文铜器帝辛铜鼎的第七墓区 M1713)随葬整套精美青铜礼器、车马器、玉石器和数量不等的 人殉 ①。平民墓葬品简单 ,说明当时以血缘关系联结的氏族中等级差别和阶级分化的历史事实。带 墓道的大墓的墓主是族内地位较高的小奴隶主或贵族 ,平民墓墓主的身份与甲骨文中的“众”或“众 人”一致 ②。 (3)人殉和人祭。李济曾根据殷墟葬俗中人殉人祭现象探讨过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实 ,但对殷商 祭祀现象的全面关注 ,则要到建国后武官村大墓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祭祀场和杀殉坑的发掘才真正 开始。武官村大墓是建国后殷墟发掘恢复后发掘的第一座王陵 ,该墓为“亚”字形 ,殉葬的人兽合计 131 个个体 ③。墓葬南面还分布有成排的祭祀坑 ,是殷墟人殉、人牲最多的一座墓葬。 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模式和殷墟人殉人祭的现象将殷商定为奴隶制时代 ④,但是许 多学者持不同看法 ,认为不能将殉葬制度等同于社会制度 ,人殉更多反映了古代灵魂不死的思想 ,与 社会制度无关。尽管存在不同意见 ,20 世纪 50 年代 ,学界在殷商社会性质上仍达成了某种共识 :殷 商社会生产力已进入青铜时代 ,生产关系上属于奴隶制。 殷商时期的人祭以武丁最多 ,帝乙帝辛最少。对于这种现象 ,杨锡璋和杨宝成认为 ,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 ,奴隶的劳动力价值逐渐受到重视而不再随意杀戮。殷墟青铜器生产的发展轨迹刚好与人殉 人祭现象的衰退趋势相反 ,说明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商业活动繁荣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 ,人们的价 值观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人祭不再受到鼓励 ⑤。 从葬俗三个方面的研究可见 ,断代、氏族关系和社会性质是当时关注的焦点。虽然在氏族和社 会性质的探讨上 ,许多学者已经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问题 ,但是从整体视野而言仍然囿于历 史学的范畴。正如郭沫若坦言 ,希望用地下发掘出的材料和科学史观来研究和解释历史 ,并且将殷 商确定为奴隶社会视作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应用于中国古史研究的一大成果 ⑥。这种在殷墟研 究中所尝试和确立的 ,将考古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术语对号入座的古史研究与分期方法 ,成为建 国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3. 都城 1908 年 ,罗振玉考证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 ,进而认为小屯应为殷商武乙到帝乙时的王都所 在。后来 ,王国维把殷墟修正为盘庚至帝乙时期的商都 ⑦。1928 年 ,殷墟发掘出大量甲骨之后 ,董作 宾通过对考释大龟四版和对甲骨文的研究 ,肯定了古本《竹书纪年》中“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 ,二百七 ( ?)十三年更不徙都”的记载 ⑧,使殷墟作为晚商盘庚迁殷到商纣灭亡时都城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同。 但是 ,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开始有学者对殷墟是否是晚商都城提出了不 同看法。比如 ,田涛根据殷墟卜辞中缺少帝辛、帝乙名谥等资料认为 ,帝辛、帝乙徙都于朝歌 ,即在今 天的淇县而不在小屯 ⑨。秦文生则认为 ,盘庚应迁都于郑州商城。殷墟没有发现城墙、街道、宫城和 大型宫殿建筑 ,所以它并非王都 ,而仅仅是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宗庙区、陵墓区和大型祭祀场所 λυ。 杨锡璋等批驳了殷墟非殷都说 ,认为殷墟没有大型宫殿建筑的说法并不符合科学发掘的事实。 1998 年春在三家庄东和花园庄村西之间铁路西侧的钻探中发现了夯土建筑基址 ,杨锡璋等据此认 8 文史哲 ·200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λ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西区 1713 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 年第 8 期。杨锡璋 :《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77 年第 10 期。段振美 :《殷墟考古史》,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第 139 142 页。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年 ,第 1、13 页。杨锡璋、杨宝成 :《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 年第 1 期。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 年 ,第 195、vi、x 页。王国维 :《说殷》,《观堂集林》卷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年 ,第 5 6 页。董作宾 :《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5 年 ,第 3 4 页。田涛 :《谈朝歌为殷纣帝都》,《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 年增刊) ,第 160 164 页。参见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郑州大学学报》1985 年第 1 期)及《殷墟非殷都再考》(《中原文物》1997 年第 2 期)两文。 为这里很可能分布着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期 (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遗址 ,并推测这里很可能 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 ,殷墟则是武丁即位后所迁之地 ①。 这一武丁迁殷说的最早提出者是丁山 ,他对《国语 ·楚语》武丁“自河徂亳”进行考证 ,最早提出 “武丁始居小屯”的论断 ②。彭金章和晓田根据文献中有关“盘庚渡河南”、“河南偃师为西亳”等记载 , 认为安阳小屯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商王武丁时期 ,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 ③。唐际根则根据考古资料 的综合分析 ,认为盘庚迁殷的可能性不大 ,也倾向于武丁迁殷的说法 ④。 武丁迁殷说的主要依据在于殷墟没有发现武丁以前的甲骨文 ,以及殷墟一、二期文化特征之间 存在明显差异。但许多学者对此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异议 ,比如杨宝成认为殷墟的甲骨文尚未完全揭示 ,因此不应 轻易断言殷墟不存在武丁以前的甲骨文。殷墟甲骨文从字形结构和造字方法来看已比较成熟 ,因 此 ,这种文字必定已经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 ,而绝不会仅自武丁时期开始 ⑤。而孙华、赵清 和陈旭则认为武丁以前尚无甲骨文 ,他们从已发掘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小双桥遗址均未发现甲 骨文的事实推断 ,甲骨文在早商文化中很可能还未出现 ⑥,武丁时期出现大量卜辞则是当时战争频繁 的历史背景的产物 ⑦。 邹衡认为 ,从仲丁到盘庚、小辛、小乙时期 ,国内政局不稳 ,迁徙无常 ,居住时间短 ,所以不能形成 考古学文化上的特点。武丁之世 ,商王朝兴盛 ,正是这种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导致了殷墟一期早段 文化特征更接近于早商或中商文化特征 ,而与晚商文化特征存在很大不同 ⑧。 从殷都的讨论可见 ,大家关心的中心问题还是如何利用考古证据来印证文献中的史实。由于文 献和考古发现之间常常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契合关系 ,因此 ,如果没有更多的甲骨文出土来澄清事 实 ,殷墟是盘庚抑或武丁所建之都的讨论 ,仍然不会有什么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 ,建国前内忧外患和建国后两岸对立无疑使殷墟研究受到很大影响。建国前 ,学 者们还是主要致力于田野发掘、收集资料和处理各方关系 ,发掘和研究过程的艰辛 ,以及可以理解的 成果滞后 ,使得这一阶段的工作既令人惊叹 ,又略有些遗憾。建国后 ,李济和其他台湾学者的研究直 到两岸关系冰释后才为大陆学界所知。1977 年李济在美国出版的《安阳》一书直到 1990 年才在大陆 翻译出版。该书是李济对殷墟研究及其一生事业的一个总结 ,体现了他追求整体知识的理念。除了 甲骨文字提供的信息外 ,他还从其他物证来重建当时的历史 ,复原安阳的环境、经济、手工业、动植 物、建筑、贸易、交通运输、葬俗、人牲和装饰工艺等。因此 ,虽然李济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但 是他的许多理念和成果对大陆的考古实践和殷墟研究并没有太大影响。 二、研究进展 殷墟研究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研究的深入 ,这一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 展 ,主要体现在环境与经济、聚落考古、甲骨学、宗教信仰、手工业专门化、青铜器研究、国家特点、社 会性质和理论阐释等方面。胡厚宣、李济、张光直、吉德炜等海内外著名资深学者以及诸多新锐都有 9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锡璋、徐广德、高炜 :《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 年第 1 期。 丁山 :《商周史料考证》,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60 年 ,第 35 37 页。 彭金章、晓田 :《殷墟为武丁以来殷之旧都说》,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年 ,第 17 23 页。 参见唐际根 :《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 年第 10 期)以及《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中原文物》2002 年 第 6 期) 。 杨宝成 :《试论殷墟文化的年代分期》,《考古》2000 年第 4 期。 孙华、赵清 :《盘庚前都地望辨———盘庚迁都偃师商城说质疑》,《中原文物》1986 年第 3 期。 陈旭 :《关于殷墟为何王始都的讨论》,《中原文物》2002 年第 4 期。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年 ,第 86 89、209 210 页。 大量相关著述问世 ,在此不能细及。简介的内容有的集中在殷墟 ,有些则与夏商周三代的整体研究 联系在一起。 1. 环境与经济 安阳位于清水、淇水和漳河汇聚的平原之上 ,土地肥沃。在 5000 至 2500 年前 ,气候较今天温暖 湿润 ,并有湿季风期。殷墟发现的 29 种哺乳动物包括犀牛、大象、虎、狼、貘、水牛、豹、羊、熊、马、羚 羊、竹鼠、猴和各种鹿类 ,其中以圣水牛、肿面猪和四不象麋鹿为最多。水牛的大量发现 ,表明当时气 候与今天江南以至华南地区相仿 ,其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和大片沼泽。当时的村落和地名大多位于小 山或土岗之上 ,表明当时这里地势低洼、潮湿多水。甲骨文中也很少有降雪的记载。据甲骨文记载 的殷代农作物有稷、水稻、黍、麦、莱、秜和禾等 ,其中稷 (小米) 和水稻是主要作物 ,秜是野生的水稻。 家养动物包括狗、牛、圣水牛、绵羊、马、猪和鸡 ,其中马可能是进口动物 ,而牛是主要的祭祀动物 ,并 且是占卜甲骨的主要来源 ①。 2. 聚落形态 美国考古学家欧文 ·劳斯 ( I. Rouse)将聚落形态 ( set tlement pat tern) 定义为“人们的文化活动 和社会机构在地面上分布的方式。这种方式包含了文化、社会和生态三种系统 ,并提供了它们之间 相互关系的记录”。劳斯指出 ,文明和城市化是不同的进程 ,文明是指一群人活动的发展 ,因而是文 化的 ;而城市化是指一种机构的发展 ,因而是社会的。对于从聚落形态来分辨文明的迹象 ,他提出了 一个两分的标准 ,这就是“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的分化。对于非文明社会 ,聚落内居住的是单一 的维生人群。当聚落形态显示专业人群的分化 ,出现维生人群和专业人群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时 , 应该显示出文明进程的开始 ②。 特里格 (B. G. Trigger)将聚落考古定义为“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他提出 ,聚落形态 有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种是生态学方法 ,将聚落形态看作技术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主要研究 聚落形态如何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其所处环境的适应 ;另一种是社会学方法 ,将聚落形态看作史前文 化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的反映 ③。 聚落考古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迅速 ,并在殷墟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近年来 ,通过对殷 墟保护区周围的勘探 ,其范围有所扩大 ,东西约 6. 5 公里 ,南北约 5. 5 公里 ,总面积达到 36 平方公 里。2004 年配合基建项目 ,在大司空村东南发掘出家族宗庙一类的建筑群基址 ,南北四排、三进院 落 ,西侧有两进跨院 ,有较为完善的排水系统。其中一座中心建筑基址见有用穿孔田螺和蜗牛组成 的雁、凤、夔龙图案和散落的成组陶器。2003 至 2004 年对殷墟西区孝民屯遗址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 出土了大量墓葬、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和铸铜遗存。这些半地穴式房基有单间到 5 间不等 ,但是以单 间和两间为多 ,里面出土了灶塘和日用陶器 ,表明这里是一处平民的居住点 ,使用时间多为殷墟二 期。铸铜遗址出土大量陶范、范土坑、存范坑 ,并找到了大型铜器的浇铸现场 ④。 一项出色的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是 1993 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为中心、总面积达 800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的调查和地质钻探 ,以了解殷墟遗址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和遗 址形成过程。调查发现 ,仰韶时期聚落较为稀疏 ,仅有 7 处 ,主要分布在洹河上游东段和下游西段 , 到其晚期 ,遗址数量增加到 12 处。龙山时期聚落数量大增 ,并向西扩展 ,数量增加到 28 处 ,并有 3 处明显大于其他同期遗址 ,显示了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早商除下七垣遗址外 ,未见有大型聚 01 文史哲 ·200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张光直 :《商代文明》,毛小雨译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1999 年 ,第 112 127 页。 Rouse , I. ,“Settlement pattern in archaeology”, in Ucko , P. J . , Tringham , R. and Dimbleby , G. W. (eds. ) M an , Sett le2 ment and Urbanism . Cambridge , London : Duckwort h , 1972 , pp . 95 107. Trigger , B. G. ,“Settlement archaeology2it s goals and promise”, A merican A ntiquit y , 1967 , 32 (2) : 149 159. 岳洪彬、何毓灵 :《新世纪殷墟考古的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4 年 10 月 15 日。 落中心。中商阶段区域洹河边出现了一处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花园庄遗址 ,出土有 铜器窖藏和夯土建筑基址 ,但是延续时间很短。晚商殷墟时期花园庄遗址消失 ,洹河下游居民点密 集 ,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 ,并在洹河流域不见有介于小屯和小型村落之间的中等规模的聚落 中心 ,表现为两级聚落形态的等级结构 ①。 从该项聚落调查来看 ,洹河流域与小屯周围的二级聚落形态似乎显示等级结构较为简单 ,这可 能仅反映了洹河流域的局部情况。考虑到殷墟建筑和墓葬规模以及奢侈品丰富程度所反映的巨大 资源和劳力投入 ,该中心不是周边这些小村落居民所能维持的 ,而是需要更广地域范围内税赋、劳役 和进贡的供养。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 ·亚当斯 ( R. McC. Adams) 在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都市 化进程的研究中也发现 ,都市中心对直接毗邻地区的次级中心如镇的扩大有直接的抑制作用 ②。殷 墟作为国家政体的聚落等级结构 ,如从更大范围来考察 ,应该可以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3. 甲骨学 与中国学者比较侧重于从甲骨文字面上来了解殷墟王室贵族的日常活动不同 ,西方学者较为注 重其中人类学信息的解读。除张光直和一些日本学者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吉德炜 (D. N. Keightley)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从甲骨卜辞来了解晚商的主权、宗教与血缘、结盟与战争以及 贸易与进贡 ,试图解决有关晚商文明起源于何时、何地及其表征等问题。吉德炜根据卜辞中商王发 布命令和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判定 ,商王是许多事件的决策者 ,掌握着发起和取消某项行动的主权 ,执 行命令的人有的是他的官员 ,有的是相邻部族的首领。从商王行使主权的方式来看 ,他基本上采用 的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 ,经常采取巡狩的机会来控制各地民众并解决内外矛盾。由于甲骨文中没有 特定地域单位的概念 ,因此晚商看来还没有明确定义的疆域 ,国家政体被看作是国王个人权威所及 , 而非指他具体控制的土地面积。并且这种地理范围也很不确定 ,常常会因商王本人威望的增减以及 周边部族的顺从或反叛而发生变动。根据当时的一些称谓 ,吉德炜推断“侯”应该是服从商王调遣的 部族 ,和“侯”一起出现的地名应该在商的控制范围以内。但他认为“伯”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头衔 ,它 常常是“方”的首领 ,而“方”一般是指非商族群。甲骨文中很少见到商王给“方”的首领发号施令。但 是当“伯”受商王调遣时 ,该“方”族群应该和商是盟友关系。甲骨文中提到“方”的族群有 55 个 ,商应 该是这些部族中最为强大的一个。这些方国和商属于不同的政体 ,它们处于商的控制区域以外 ,或 者以飞地形式生活在商控制的区域以内。这些被称为“方”的族属中 ,还有 22 个到西周仍在青铜器 铭文中出现 ,表明这些方国在周灭商以后仍然独立存在 ③。 吉德炜认为 ,晚商国家以一种与异族或政体联盟的方式运转。在商王的眼里 ,国家的疆域以他 巡视的范围而定 ,因此他需要持续不断地到各地展示他的旗帜 ,发表命令 ,不断占卜、祈祷和祭祀 ,与 自己的臣民及其他族群保持超自然的联系。根据甲骨文上记录的 500 余处地名以及它们地理上的 分布 ,他认为晚商的势力范围大致上东到今山东南部与西部 ,北抵河北南部 ,西达山西中南部以及陕 西中西部地区 ,南到安徽中北部和苏北地区。 此外 ,他还指出 ,晚商国家的运转建立在宗教、政体和血缘紧密结合的基础之上。商王通过占 卜、决策、牺牲和祈祷等祭祀活动 ,以祖先神灵愿望的名义使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合法化。祖先崇拜隐 喻国家的组织机制 ,表现为一种以血缘为中心而非官僚体制的管理机制 ,血缘世系是政治和宗教权 威的来源。正是商王献祭和祭祀所获得的祖先神灵的庇佑 ,才保证了农业的丰收和与敌对部族竞争 的胜利 ,参与这些祭祀活动的贵族和族群都被看作是商王统治的受益者。如果一个部族首领并不属 11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① ② ③ 中美洹河考古队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初步报告》,《考古》1998 年第 10 期。 Adams , R. McC.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early sout hern Mesopotamia”, in Ucko , P. J . , Tringham , R. and Dimble2 by , G. W. (eds. ) M an , Sett lement and Urbanism . Cambridge , London : Duckwort h , 1972 , pp . 735 750. Keightley , D. N.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 he oracle2bone inscriptions”, Earl y China , 1979 80 , 5 : 25 34. 于王室世系 ,但是他参与商王室的祭祀活动 ,就可以被认为是晚商政体的一份子。当然 ,这一推断尚 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甲骨文中还有像“入”、“来”和“取”这些记录进贡和强索贡品的记载 ,表明了商 王室与周边部族的贸易和交换关系。 为此 ,吉德炜觉得 ,晚商的国家形态至多是早期国家的霸权。朝代世系以一种原始官僚世袭方 式通过不时迁都来进行管理 ,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则是无数相互攻伐的大小酋邦和部族。他还从卜辞 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比如从卜梦、病、丰收、敌人入侵等日常生活方面转为较为简洁、常常是乐观的预 言和验证 ,使用裂纹征兆减少 ,占卜者人名消失 ,字体缩小等现象 ,认为商王的占卜程序日趋正规、着 重关注与政治和祭祀相关的日程安排 ,表明国家合法权力的确立和国王更为稳定和正式的权威 ①。 在 2000 年出版的《祖先的景观 :晚商中国的时间、空间和社群》一书中 ,吉德炜指出 ,晚商国家的 性质像是一种早期王朝国家的特点 ,主要集中在商王个人和他的直接支持者身上。国家政体可以被 看作是个人权力和血缘联盟相结合的形式 ,下属的部落和群体首领以多种形式和变化无常的血缘关 系、宗教信仰和各自利益与商王维系在一起 ,在商王直接控制下发挥着领导功能。领土主权基本上 是相对的 ,商王的权威随着向周边距离的延伸而递减 ,并逐渐变成结盟的形式。虽然存在一个中央 政府 ,但是也存在无数外围的次级行政中心 ,中央政府仅对它们实施有限的控制。这些外围的首领 不时会反叛和威胁中央政府 ,所以商王需要经常进行巡视其领土以显示其主宰的作用 ,用巡狩、安 抚、作战、调解、举行祭祀仪式 ,以及与盟友谈判来使他的地位合法化。 晚商的血缘关系大体上是作为晚商土地和历法的一种文化创造。在商的国家政体内 ,商王处于 其社群的顶端 ,而这一社群中的等级、政治和血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王位采取世袭模式。从甲骨文 的记载中可知 ,与王室权力相关的祭祀对于建立国家认同至关重要。商朝是父系社会 ,通过男性世 系继承。占卜在商王的政治和宗教权威上具有战略性的地位 ,因为商王并不依靠本人进行统治 ,少 数占卜显示 ,商王向一些较晚的祖先献祭 ,而这些较晚的祖先会向更早的祖先献祭。这样通过层层 的献祭 ,最后献祭的对象集中到“帝”———最高的神身上。商王通过一系列的汇报与祖先保持接触 , 生人与死者共同生活 ,通过祭祀进行沟通 ,就像商王的盟友和官员向他汇报一样。祖先或神灵会按 照其后代的言行作直接或间接的回应 ,在他们高兴时就加以保佑 ,而在不悦时就施予惩罚。将死去 的贵族陪葬以大量的青铜器和礼器 ,可能是便于死者向更早的祖先祈祷 ,就像生人为新亡和旧亡的 祖先祈祷一样。祖先崇拜扩大了社群的规模 ,死去的祖先仍是世系中强有力的成员 ,并对现世的后 辈施予影响。 商朝贵族也是自然神祇的崇拜者。由于他们总是对各种灾难存在恐惧和敬畏 ,因此这些自然神 祇显得有些不可琢磨且十分危险。一旦商王离开京畿或祭祀地后 ,并不处于祖先神灵的庇护之下 , 他们会感到危险、易受攻击和很不自在。这一推断可以从一个事实得到验证 ,那就是商王在外巡视 时从不向祖先占卜 ,并特别关心自身的安全。 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被称为“土”,并按方位将其疆域称为“四土”。商将非其疆域内的土地称为 “方”,或指非商的敌对社群。“方”的非商性质可以由一个事实表明 ,即商王从不占卜“方”的收成。 这些被视为“方”的社群可能位于商的疆域外 ,甚至可能位于商的疆域之内。所以 ,在“土”的范围内 也存在“方”的社群。因此 ,商王经常要在战争上投入大量气力以对付这些群体 ②。 该书根据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植物学、动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新成果 ,对晚商的 社会历史作了紧凑而令人信服的研究 ,内容涉及气候、农业、时间、空间、社群结构与关系以及宇宙观 21 文史哲 ·2008 年第 3 期 ① ② Keightley , D. N. ,“The late Shang culture : when , where and what”, in Keightley , D. N. (ed. ) The Ori gin of Chinese Civi li z ation .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3 , pp . 523 564. Keightley , D. N. , The A ncest ral L andscape —Time , S pace and Communit y in L ate S hang China ( ca. 1200 1045 B. C. ) ,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53 , Berkley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2000 , pp . 61 66 , 98 107 , 113 119. 和遗产 ,被评价为超越了以往所有中、英、日文所发表的这方面的著作 ①。 曹兆兰则根据甲骨和金文来研究殷周女性的社会和家庭关系。她认为殷代的贵族女性可以参 与朝政、主持祭祀、参与祭礼 ,并驰骋疆场 ,其中最显著的代表便是妇好。妇好是武丁的宠妻 ,甲骨中 关于她的卜辞有 20 多条。她常常征战四方 ,为王前驱 ,战功显赫。武丁的另一位妻子妇妌也能率领 军队征伐敌国 ,在卜辞中以主帅的身份出现。根据妇妌负责农业生产的卜辞多于军事方面的内容 , 曹兆兰认为妇妌可能为商王负责农业生产 ,与妇好分别负责商王的内外政务 ②。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王迎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的比较以及借助于甲骨文记载来分析 商王室等级和贵族妇女的等级地位。她认为 ,洹河以北的侯家庄西北冈王室墓地等级最高 ,许多带 有 4 条和 2 条墓道的大墓都集中在这里 ,武丁和他的王后妇妌也埋葬于此。而洹河以南、位于小屯 北面和宫殿宗庙区西面的王室墓地在等级上次于侯家庄西北冈墓地 ,妇好墓就位于此地。妇妌和妇 好是武丁的两位王后 ,妇妌和武丁同葬一个墓地 ,而妇好则被葬在河对岸 ,两位夫人的地位明显有 别。妇妌应为第一夫人 ,而妇好居其次。从墓葬形制看 ,在西北冈大墓中 ,妇妌的墓只有一条墓道 , 相对于其他大墓而言规格最低 ,但是与其他王妃相比却规格最高 ,比如妇好墓就是一个竖穴墓 ,没有 墓道。从随葬品来看 ,虽然妇妌墓被盗 ,但是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高 1. 3 米 ,重量近一吨 ,而妇好墓出 土的司母辛方鼎 ,风格和设计与司母戊方鼎非常接近 ,但是高度和重量显然不如前者。此外 ,妇妌墓 在破坏后仍发现了 7 种雕刻骨器、251 件骨镞和 38 个殉人 ,而未盗的妇好墓只有 5 种雕刻骨器、29 枚骨镞和 16 个殉人。妇妌随葬的箭镞竟然比以军功闻名于世的妇好多 8 倍以上 ,两人等级地位之 悬殊可见一斑。妇好墓附近两座没有被盗的 17 和 18 号墓 ,时代相近 ,规格形制相仿 ,但是出土随葬 品却无法与妇好墓相比。武丁的嫔妃无数 ,但是只有正式的后妃死后才能享受王室的祭祀供奉和高 规格葬礼的殊荣 ,而且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严格的差别 ,表现出王室等级的森严。而且 ,晚商王 后和嫔妃的等级地位决定了她们子女的地位 ,而非母以子贵 ③。美国学者林嘉琳在肯定妇妌地位高 于妇好之外 ,还根据妇好墓出土许多北方草原地带的小型器物而推断她不是商族的贵族女性 ,而是 可能通过联姻来自商朝统治之外的一个方国的贵族女性。虽然她不是武丁等级最高的配偶 ,也没有 生育男性王储 ,但是她的婚姻 ,以及商与她出身的方国的关系 ,包括她的天赋 ,使她获得了特殊的身 份和地位 ④。许倬云指出 ,文献中商代王族为子姓 ,且文献中从未有商人有同姓内通婚的记载。然 而 ,妇好就其墓葬规格之高 ,随葬品之丰富和精美 ,显然是王后一级的人物。若以殷商命名原则 ,这 位人物是子姓 ,亦即王室可以娶子姓女子为后了 ⑤。 上述几位海外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史角度进行的综合探究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根据甲 骨文的大量记载 ,大家多以为妇好地位高于武丁的其他妻妾 ,权力和地位最高 ,并且军功卓著。甲骨 文记载也许仅仅表明了武丁对妇好更加宠爱 ,因为从妇妌的墓葬位置、性质、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 量 ,特别是司母戊鼎的规格昭示 ,妇妌才是权倾一世的第一夫人。而且从妇妌墓出土的武器、将军盔 甲来看 ,她生前也可能统领军队 ,进行征伐 ,只不过在卜辞中没有被充分反映罢了。这是一个文献资 料可能误导我们观察和思维的极好个案 ,并启示了一种如何从实物和结合文献来提炼信息和重建史 实的科学途径。 曹兆兰对殷代甲骨和金文中的“妇”进行了分类研究 ,认为这些“妇”有的是商王的妻妾 ,有的是 31安阳小屯考古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① ② ③ ④ ⑤ 陈星灿 :《介绍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两部新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 年总第 2 期。 曹兆兰 :《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11 16 页。 Wang , Ying ,“Rank and power among court ladies at Anyang”, in Linduff , K. M. and Sun , Yan (eds. ) Gender and Chi2 nese A rchaeology , Walnut Creek : Altamira Press , 2004 , pp . 95 113. 林嘉琳 :《安阳殷墓中的女性》,见林嘉琳、孙岩主编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87 89 页。 许倬云 :《序》,见林嘉琳、孙岩主编 :《性别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第 viii 页。 大臣、诸侯、方伯的妻妾 ,有的是商王已婚的姐妹 ①。吉德炜也同意商王室通过联姻结盟的看法 ,认为 甲骨文中有 88 处冠以“妇”的妇女不大可能都是商王的妻妾 ,但应该是商王室的成员 ,跟在“妇”后面 的地名很可能是该妇女的出生地 ,而该地很可能是与商结盟的部族。在 30 个带有“妇”的称谓中 ,有 18 个有可以分辨的地名 ,其中包括二三处提到“妇周”,表明商王室和周的联姻关系。他还推测 ,这 些挂有“妇”的称谓不只是异族入嫁商王室的女子 ,还有可能是商王室下嫁到异族的女儿 ②。 张永山通过对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析 ,借鉴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 ,探讨了晚商盛行的军礼 :自出征 命将开始 ,在大军出征时要告庙祭祖和天地神祇 ,然后举行隆重的迁庙主和社神仪式。到达目的地 后立即安庙主和立社神 ,企求得到祖先和社神的佑助。在行军途中始终将保护庙主和社神的安全作 为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 ,班师凯旋同样要举行安庙主和社神的隆重仪式。献俘礼既是为了总结战 果 ,又是向祖先报功的礼仪活动 ,其中杀俘祭祖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 ,这些仪式都弥漫着神秘的宗 教气氛 ③。 从以上这些研究可见 ,甲骨文的解读结合考古材料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 ,超越字面所提供的知 识 ,来透视晚商政体和社会的诸多方面 ,为全方位重建上古史提供重要的依据。 4. 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在史前时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在酋邦阶段已发展出神权的政治体制。 到了早期国家 ,在政治控制手段尚不完善的情况下 ,以迷信和祖先崇拜为特点的宗教信仰和以彰显 王权、厘定尊卑的礼制在晚商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祭祀和宗教这种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复杂化的进展 ,至晚商发展到了极致。所谓殷人尚鬼 ,这一 时期的占卜和祭祀极为频繁。祭祀的对象包括自然神和祖先 ,因此后世有“殷人尊神 ,率民以事神 , 先鬼而后礼”(《礼记 ·表记》)的说法。在祭祀仪式中 ,常常用动物和人作为献祭 ,这种宗教祭祀到了 晚商明显成为王室和上层贵族最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殷墟许多建筑基址附近都发现有祭祀遗迹 , 建筑奠基时都埋入献祭的动物和人。而王陵区的祭祀遗迹更为丰富 ,用以献祭的人牲绝大部分是年 龄在 15 到 35 岁之间的男性 ,也有少数女性和儿童。王陵区东部发现的数千座祭祀坑所在应是商王 历年进行祭祖和宗教活动的场所 ,类似的人牲祭祀活动也见于贵族家族的墓地之中。从祭祀遗迹判 断 ,晚商社会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是祖先 ,还有上帝和代表山、水、日、月的诸神。虽然从甲骨文的一些 记载知道这些人牲中可能许多是通过战争而俘获的异族人员 ,但是根据体质人类学的鉴定 ,这些人 牲和地位较高的墓主之间并没有超出同一种系的范畴 ,可能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内部和不同族群成员 阶级和地位之间的差别 ④。 张光直指出 ,商代的祭祀为商王的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心理和思想支持 ,祖先的意愿使商王的 政治权力合法化 ,并能为百姓带来福祉。在管理国家时 ,占卜是所有其他祭祀活动的基础 ,并为询问 大约 20 余种不同的活动服务 ,主要包括天气 ,商王的运气 ,期待的活动如战争、田猎、出游等可能的 结果 ,以及对单独事件如梦境、灾难、生育、疾病、死亡可能的结果进行解释 ⑤。 朱志荣认为 ,商代的宗教信仰表现出一种巫觋特点 ,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通过祭祀和 占卜等方式展示。这种宗教信仰对艺术的表现影响至巨 ,商代的宗教与艺术混为一体 ,宗教本身就 是一种艺术思维和艺术活动。商代的各级首领和贵族同时也是宗教领袖 ,不仅处理日常事务 ,还要 主持祭祀活动。当时的宗教包括上帝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等四种 ,涉及天神、图 41 文史哲 ·2008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曹兆兰 :《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第 22 31 页。 Keightley , D. N. ,“The Shang state as seen in t he oracle2bone inscriptions”, Earl y China , 1979 80 , 5 : 25 34. 张永山 :《商代军礼初探》,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年 ,第 468 478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352 359 页。 张光直 :《商代文明》,第 185 186 页。 腾、人鬼和地祇 ,是一种一元多神的信仰体系。商代的宗教活动和巫觋文化主要功能是“绝地天通” 和“沟通人神”。由于对自然现象和事件因果缺乏认识 ,人们始终处于无知与畏惧状态 ,因此常常会 将偶发事件看作是因果必然的联系与神的指示与征兆。于是人们采用占卜来预测凶吉 ,并逐渐发展 成商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商代宗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青铜器为代表的艺术表现 ,商代青铜器 的形制与纹饰是宗教观念的形象体现 ,折射出当时狞厉、神秘和繁缛的社会宗教生活 ①。 5. 专业手工业 随着社会的复杂化 ,专业手工业很可能成为由王室和贵族专门控制的生产部门 ,特别是青铜器 生产到晚商已臻完美境界。迄今为止 ,殷墟共发现四五处铸铜作坊遗址 ,其中薛家庄作坊遗址出土 了数千件陶范 ,铸造觚、爵、簋、盉、鼎、卣、壶、戈、镞、矛和车马等器物。从这些作坊在殷墟宗庙区和 都城范围内所处的位置来看 ,铸铜业应该直接处于王室和朝廷的直接的控制和管辖之下 ,铸铜生产 规模庞大、分工明确 ,其中冶、铸分离 ,大型熔炉和大型陶范的发现表明当时的工艺已经解决了铸造 大型青铜礼器的技术问题。孝民屯是殷墟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处铸铜遗址 ,面积达 5 万平方米。其中 发现了范土备料坑、陶范制作场所、范块阴干坑、烘范窑、祭祀坑、熔炉器具、铸铜器具等遗迹。殷墟 出土的形状复杂的大型青铜礼器都由多块分范拼合而成 ,分范有垂直分范和水平分范两种。熔炉为 内燃式 ,以木炭为燃料。小型器物用浇包浇铸 ,而大型器物可能采用四到八个熔炉同时浇铸的办法 , 并由多人用皮囊鼓风 ②。 在早商和中商阶段 ,玉器数量和种类不是很多 ,到了晚商 ,玉器加工有所发展 ,但是由于青铜器 取代了玉器的象征地位 ,玉器发展在礼器功能上减弱 ,主要表现在装饰性和个人身份的象征性上。 殷墟宫殿区范围内玉石作坊的发现表明 ,玉器是在王室控制的专业作坊里生产的。一般认为 ,当时 的玉料主要采自新疆和田 ,对玉料来源的垄断和控制 ,应该像对铸铜原料控制一样 ,对商王朝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的决策和运作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晚商发现了近 60 座车马坑 ,表明车子这类运输工具的生产和发展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这些车 子不但在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并且在日常使用和葬俗中成为贵族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这表 明 ,制车业也可能成为王室和贵族控制的一个专业部门。 商代的骨器生产也成为高度专业化的行业 ,用来加工骨、象牙、鹿角等工具和日用器物。殷墟发 现有制骨作坊两处 ,大司空作坊面积约 1380 平方米 ,工作间 1 座 ,骨料坑 12 个。制骨原料以牛骨为 最多 ,其他还有猪、羊、狗、鹿骨 ,并有少量人骨。晚商的骨器中还包括礼乐器、装饰品和艺术品。此 外 ,殷墟还有蚌器加工业、纺织业、漆木器加工 ,以及可观的酿酒业的存在 ③。这些专职手工业主要为 王室和贵族阶层服务 ,为他们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 ,这些产业的组织、运作和产品的流通构成了商王 朝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 6. 青铜器研究 传统青铜器研究主要被用来断代或分期 ,但是现在的视野已经拓展到其他领域 ,并成为西方研 究中国艺术史的重要课题。刘一曼对殷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