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

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1、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1、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与索隐 1、白先勇的小说世界——《台北人》之主题探讨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此书由十四个短篇小说构成，写作技巧各篇不同，长短也相异，每篇都能独立存在，而称得上是一流的短篇小说。但这十四篇聚合在一起，串联成一体，则效果遽然增加： …… 2、《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2、《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 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惟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藉由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之“语调”（tone）——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 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作者的本意： 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作者的本意：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 叙述者的话： 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 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 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掏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 用钻石玛淄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 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 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借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 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 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 轻盈盈的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 （打麻将快输时）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 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的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的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的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的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出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那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那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 《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 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惟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 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中”，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气，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时，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 我们不难注意到，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字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质。如“通身银白的女祭司”、“祈祷与祭祀”、“徐徐的喷着烟圈”、“神谕”、“像一尊观世音”。她邀请徐壮图，一道研究“麻将经”。她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她害得徐太太，“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另外，白先勇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中，纳入一大节关于法师吴家阿婆的来历与言行之详述。我觉得白先勇选用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是借用这位道人的口，来表达一下他自己显然多少相信的“乱世出妖孽”或“妖孽造乱世”的玄论。（参阅《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讨论白先勇的“冤孽观”。）这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就因为宋仁宗时傲慢愚顽的洪太尉，坚持命人打开“伏魔之殿”，不意走脱了老祖天师洞玄真人镇锁在内的妖魔，才引致以后的多年盗乱。 然而，吴家阿婆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还是在于加浓整篇小说里本来就已萦回缭绕的宗教（或邪教）神秘气氛。白先勇接着又详细描写设在极乐殡仪馆的徐壮图灵堂，道士之打解冤洗业酪，僧尼之念经超度，拜大悲忏。这些，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气氛外，更烘托出此篇小说的“死亡”主题。 死亡，不论多么可怖，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就像一身银白的尹雪艳，能把人“拘到跟前来”。（这里的“拘”字，含义多深！）尹雪艳闯进徐家的灵堂时，“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几句描写，我觉得也很能适用在人类面临死亡时，一般所经历的诸种或诸阶段反应。 白先勇选择文字的用心，处处可见，例子实在举不尽。现在让我们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颜色，暗示尹雪艳是死神，是致人命的妖魔。 白色，是死亡之色；而作者描绘尹雪艳时，几乎离不开“白”字：“素白旗袍”、“混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中”、“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一身白色的衣衫”、“一身素白打扮”。这样再三反复的暗示，即使最粗心的读者，也该不致忽略。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的庆生酒会上（“庆生”！何等之反讽！）选中了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兆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但“预兆”不止于此。我们细读尹雪艳当天的打扮与装饰，可发现作者选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联想到凶杀利器的字眼：“簪上一朵……血红的郁金香”，“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这些，都隐隐预示不久之后，徐壮图将被一个工人用一把扁钻刺杀身亡。实际上，徐壮图的命运，在他踏进尹雪艳公馆，“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时，就已经注定的了。尹雪艳鬓上的“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正是妖魔等着飨饮的一大杯徐壮图的鲜血。 对徐壮图，以及从前的王贵生，甚至洪处长，尹雪艳都没磨大多时间，在短期内就结果了他们。但对吴经理，她所施展的手段，却是更加冷酷的“凌迟”。吴经理是尹雪艳的干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吴经理患有风湿，沙眼两种慢性疾病。其中的象征含义，不难理解。事实上，白先勇不只一次，而是三番四次，提醒读者吴经理的肉身之逐渐腐蚀： 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 ……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苍凉沙哑的嗓子……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尹雪艳把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 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 小说的最后一景，又是大家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打牌。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他不停的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他突然双手乱舞大叫道： 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依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这段话，除了含蓄着作者对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外，暗示出吴经理的盲目与无知。他早已半死（真正是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身体已溃烂得差不多了，却还妄想“从此否极泰来”。（但当然，我们也可扭曲一下解释说，以死亡来结束“倒霉了一辈子”的生命，倒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小说结束时，尹雪艳“轻轻的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说道： 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好个“我来吃你的红”！这句双关语，真是一针见血。可怜的吴经理，离开死亡只差一步，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等着吸干他的生命浆液。而他却还笑着叫着，不知不觉。《永远的尹雪艳》，虽是《台北人》中最“冷”的一篇，（写死神，岂能不“冷”？）我们还是能从叙述者一贯的嘲讽语调下，隐约感觉出作者对人类愚昧的惋惜与慨叹。 3、《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3、《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 《台北人》的主题，既然是今昔之比，我们不难想像，作者白先勇必大量运用“对比”的技巧。但《台北人》里，有关此一技巧的运用，没有一篇如《一把青》那样明显，那样直接，那样透彻。 《一把青》里对比技巧的运用，几乎遍及构成一篇小说的每个元素。现在，我拟就《一把青》里人物、背景、布设、情节、结构、叙述观点等方面，探讨白先勇如何利用对比与对照，以衬托方式表达出“今非昔比”的中心旨意。 《一把青》的故事，主要是写一个名叫朱青的女人，少女时期在南京，与一年轻飞行员郭轸恋爱，但结婚没几天，国共内战爆发，大乱，郭轸随着空军队伍被调离南京，不久便出事身亡。经过这番惨痛的生离死别，来台之后的朱青，简直判若两人，心已死去，乃抱玩世态度过日子，再也没有什么事能够伤她的了。 为了衬现朱青的改变，白先勇在描绘前后的朱青之外貌言行时，用了许多强烈的对比。过去的朱青，“来做客还穿着一身半新旧直统子的蓝布长衫，襟上掖了一块白绸子手绢儿。头发也没有烫，抿得整整齐齐的垂在耳后。脚上穿了一双带绊的黑皮鞋，一双白色的短统袜子倒是干干净净的”。现在的朱青，却是“一个衣着分外妖烧的女人”，“穿了一身透明紫纱洒金片的旗袍，……一扭，全身的金锁片便闪闪发光起来”。她有“一头蓬得像只大鸟窝似的头发”，脚上“一双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仅凭外表打扮，过去的朱青，给我们的印象，是自然，纯洁，朴素，拘谨。现在的朱青，是矫作，世俗，华丽，浪荡。 朱青的长相、表情与性格，亦前后大异：在南京时，她是“一个十八九岁颇为单瘦的黄花闺女”，“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青白”。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真正是一个灵秀的女孩。（也许就因灵性太重，肉性不得发展，她才那样单瘦。青白吧？）见了人，她“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人家和她说话，“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一味含糊的应着”。 但十五、廿年后在台湾，失去灵性的朱青，肉身却发达起来：“腰身竟变得异常丰圆起来，皮色也细致多了，脸上画得十分人时，本来生就一双水盈盈的眼睛……露着许多风情似的”。她再也“没有半点儿羞态”，居然有了“白光那股懒洋洋的浪荡劲儿”。在舞台上踏着伦巴舞步，“颠颠倒倒，扭得颇为孟浪”；在自己家请客打牌，与几个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满口风话。过去的朱青，在感情中度日，异常敏感，多忧多愁。现在的朱青，麻木不仁，游戏人间，耽溺于声色之乐，因而总是哼流行歌，总是“笑吟吟”，“吃吃的笑着”，“笑得弯了腰”。她开口说话，多半都是带着笑的。 朱青的改变，固然起源于战乱丧夫的惨痛经验，但年岁的增加，亦为基本因素。战乱丧夫这种事，如果换个环境，便可避免；但没有一人能够阻止岁月逐渐蚀损我们少年时期的敏锐灵性。现在的朱青，虽然“全不像个三十来岁的妇人”，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但她毕竟不能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黄花闺女。同样与年轻空军交往，她以前天真，不懂事，处处需要郭轸照顾；现在却负着年岁无形的包袱，不得不以“大姐”自居自称了。 昔日的朱青和今日的朱青，固成强烈之对比，郭轸和小顾二人，也形成相当的对比。小顾是朱青在台北的情人，乍看起来、他和郭轸很相似：同是年轻空军，也长得体面，后来也同样堕机身亡。但这两人在实质上非常不同。郭轸“英气勃勃”，对前途满怀希望，由于“心性极为高强……不免有点自负”。他是一个身心健全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譬如追求朱青时，他居然驾飞机到金陵女中上空打转子，终于被记过）。他爱朱青，要保护她，照顾她。至于小顾，却完全没有郭轸的气魄。他很可能和郭轸当时的年龄相仿，但因间隔一二十年，与朱青相对而论，当然只得向人说是“干弟弟”了。以前是郭轸照顾朱青，现在小顾却由朱青照顾。他不但不自负，而且相当畏缩，“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时候，小顾一径跟在她身后，替她搬挪桌椅，听她指挥”。他虽是个飞行员，而且长得茁壮，却不喜户外活动，只喜欢闭门搓麻将（“朱青告诉我说，小顾什么都不爱，惟独喜爱这几张”）。这种闭塞的性格，加上他与年长女人发生关系之事实，都指示出他的身心并不十分健康。也难怪“刘骚包”要说：“小顾，快点多吃些，你们大姐炖鸡来补你了。” 《一把青》的故事背景，从前与现在，亦成明显的对比。朱青与郭轸的恋爱，发生地点是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丧夫之后的朱青，则住在台北。在这里，虽然空军眷属区也和从前一样，叫做“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但台北怎样也不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战后的南京，是小空军的天下，他们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扬，“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在台北，空军则挤在新生社听靡靡之音，或像朱青的那些“空军小伙子”，专喜与异性胡闹说风话，关起门来打麻将。以前在南京，战事一旦爆发，飞行员立刻被调遣，上战场，在炮火中为国捐躯。如今，在台北，由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无用武之地，只得在游艺晚会里“拿了烟头烧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 在背景布设方面，白先勇的“对比”手法，固然主要用在南京与台北之对比，然而，除此之外，就是在单一布景的描绘中，白先勇亦十分擅长将“情”与“景”做强烈对照，达到令人感喟的反讽效果。一个好例子即郭轸被调离南京时，师娘去探望朱青的那两段描写。朱青伤心悲痛，歪倒在床上，“只有哽咽的份儿”，“满面青黄，眼睛肿得眯了起来，看着愈加瘦弱了”。然而她穿着的，却是“新婚的艳色丝旗袍”，压盖着的，是“一床绣满五彩鸳鸯的丝被”。当时，“房子外头不断地还有大卡车和吉普车在拖拉行李，铁链铁条撞击的声音，非常刺耳，村子里的人正陆续启程上路，时而女人尖叫，时而小孩啼哭，显得十分惶乱”。但与这种惶乱局面对照的，却是眼前喜气洋洋的新房：新粉刷的墙，新窗帘窗幔，“桌子椅子上堆满了红红绿绿的贺礼（与街上拖拉之行李相对），有些包里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却围着一转花篮，那些玫瑰剑兰的花苞儿开得十分新鲜，连凤尾草也是碧绿（与朱青的青黄面色相对）。墙上那些喜樟也没有收去”。而那块乌木烫金写着“白头偕老”的喜匾，对于这个刚刚新婚就将永远失去心爱丈夫的朱青，是何等辛酸的讽刺！ 《一把青》的情节发展，前后可以对比对照的地方，实在不少。白先勇在全篇上、下两节中，安排下一些类似的场景或事件，而以来青前后大异的表现与反应，来衬现她今昔的不同。譬如在南京时，师娘第一次和朱青见面，一起吃饭谈话的情况，便和她们两人在台北重逢，首次一同吃饭谈话的情况，大异其趣。少女时期的朱青，由于过度羞怯，简直像个哑巴：“一顿饭下来，我怎么逗她，她都不大答得上腔来”。她腼腆得手足失措，必须由郭轸在旁“一忽几替她拈菜，一忽儿替她斟茶”。然而在台重逢后，她首次邀师娘到家里吃饭，当场却和几个空军小伙子胡闹，称人“刘骚包”“鸡和大王”等粗野绰号，说着“教你们输得当了裤子才准离开”等俚俗言语。吃饭时，朱青端出一盆“热气腾腾的一只大肥母鸡”，姓刘说了一句调皮话，朱青便“抓起了茶几上一顶船形军帽，迎着姓刘的兜头便打，姓刘的便抱了头绕着桌子窜逃起来”。姓王的也加入打趣，朱青“笑得弯了腰”，咬牙恨道： “两个小挨刀的，诓了大姐的鸡汤，居然还吃起大姐的豆腐来！” 在这个场景之前，虽然先有朱青在新生社演唱流行歌的一幕，使叙述者与读者对朱青改变之事实有所准备，但吃这顿饭时朱青的言语举动，和南京首次见面吃饭时的情景一比，还是令人十分震惊。而朱青却笑道：“今天要不是师娘在这里，我就要说出好话来了。”暗示着她这天的胡闹，还算是比较规矩的呢！ 《一把青》情节中，最主要的对比，当然就是朱青对于郭轸，小顾二人堕机身亡事实的前后不同之反应。首先，我想也提一下，就这二次堕机事件本身而言，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同的两回事，但本质上却有一大不同：郭轸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战争中，他是为国殉命。小顾的飞行失事，发生在桃园飞机场上，只是一个意外，一个不具任何历史悲剧含义的意外。 当朱青得到郭轸在徐州出事的消息，她“便抱了郭轸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嚎哭，口口声声要去找郭轸。有人拦她，她便乱踢乱打，刚跑出村口，便一头撞在一根铁电线杆上，额头上碰了一个大洞”。师娘给她灌姜汤的时候，“她的一张脸像是划破了的鱼肚皮，一块白，一块红，血汗斑斑。她的眼睛睁得老大，目光却是散涣的。她没有哭泣，可是两片发青的嘴唇却一直开合着，喉头不断发出一阵阵尖细的声音，好像一只瞎耗子被人踩得发出嗞嗞的惨叫来一般”。之后她在床上病了许久，若非好心的师娘细心照顾，大概也无法活在人间的了。随着郭轸的死亡，她的灵魂也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难怪她颤巍巍挣扎冷笑道：“……他倒好，轰地一下便没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却还有知觉呢。 对于小顾的失事身亡，朱青的反应就完全不同。 师娘从一品香老板娘得知这项消息，两人一同乘三轮车来朱青家探望时，“按了半天铃，没有人来开门。”读到这里，我们虽然明知朱青已经改变，仍不禁闪过一念：难道和以前一样，又寻短见去了？但，不一会儿，却听见朱青隔着窗子叫她们进来。 我们推开门，走上她客厅里，却看见原来朱青正坐在窗台上，穿了一身粉红色的绸睡衣，捞起了裤管跷起脚，在脚指甲上涂寇丹，一头的发卷子也没有卸下来，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 “我早就看见你们两个了，指甲油没干，不好穿鞋子走出去开门，叫你们好等——你们来得正好，晌午我才炖了一大锅糖醋蹄子，正愁没人来吃。回头对门余奶奶来还毛线针，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 接着她就到厨房，忙着炒菜做吃的，预备快快大家吃了，“起码还有廿四圈好搓”。她倒也向师娘提了一下小顾身亡之事，并说她已把他的骨灰运到碧潭公墓下葬。但她说得那样平淡无奇，好像在叙述一件日常琐事。 紧接着，便是一段朱青容貌的描写：“还是异样的年轻朗爽……她的双颊丰腴了，肌肤也紧滑了”。这和当年郭轸去世后她“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面皮死灰，眼睛凹成了两个大窟窿”，真是遥遥相对。当年，由于哀恸生病，“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每天都由我强灌她一点汤水”。而现在，小顾刚死，她却能照着日常习惯卷头发，涂蔻丹；不但不需要别人喂她饮食，反而还有心情炖糖醋蹄子，炒麻婆豆腐，（读者可玩味一下此二菜名的暗示含义），自己吃，也请别人吃。以前是血是泪，是倾轧灵魂的痛苦；现在是笑是吃，是麻木不仁的作乐。在师娘和一品香老板娘来探望朱青的那最后一幕里，朱青确实是一直笑着的（“她见了我们抬起头笑道”，“笑着说道”，“朱青笑道”，“朱青不停的笑着”）。 以前，郭轸随着队伍被调离南京后，师娘为了开导朱青，使她认清一下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告知了她一些眷属区里朋友的身世：周太太已嫁了四次，四个丈夫都属同一小队，一个死了托一个，这么轮下来。徐太大的先生原是她小叔，哥哥殁了，弟弟顶替。 “可是她们看着还有说有笑的，”朱青望着我满面疑惑。 “我的姑娘，”我笑道，“不笑难道叫她们哭不成？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 当时，她那样爱恋着郭轸，我们只要看她垫起脚洗窗户，手里“揪住一块大抹布挥来挥去，全身的劲都使了出来了似的”，期待渴盼和郭轸再会一面的模样，就能感觉到她的心之专，意之专。这样的朱青，当然无法了解师娘的“开导”。然而，经历了丧夫惨剧的朱青，增加了一把年纪的朱青，到底做到了她原以为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比谁都彻底，比谁都“有说有笑”（真的，要哭也不等到现在了）。难怪师娘觉得“虽然我比朱青还大了一大把年纪，可是我已经找不出什么话来可以开导她的了”。 在南京，师娘尝试开导朱青，教她做菜，织毛衣。亦曾教她玩几张麻将牌： “这个玩意儿是万灵药，”我对她笑着说道，“有心事，坐上桌子，红中白板一混，什么都忘了。” 这些教导，当时没生效，丝毫未能排解她思念郭轸的心情。但十几年后，住在台北的朱青，居然青出于蓝：她变得很会做菜请客。她提到“余太太来还毛线针”，可见她也很会织毛衣了。但最令人注意的，每次朱青邀师娘到她家，从不提起往事，“我们见了面总是忙着搓麻将”。搓麻将，真个是“万灵药”：刚刚埋葬了小顾的朱青，对着面前堆到鼻尖的筹码，不停地笑着，乐于自己“运气这么好”，而笑道：“今天我的风头又要来。”这种虚表的无谓欢乐，与心灵麻木死亡的悲惨事实，互相对比，是何等令人惋叹的讽刺！而朱青，在麻将桌上，习惯性地反复哼唱的《东山一把青》： 嗳呀嗳嗳呀， 郎呀，采花儿要趁早哪—— 固然只是一首俗不可耐的流行歌曲，却反映出今日朱青“得乐且乐”的人生态度，以及作者视野中台湾当前的社会情绪。但有一点，若非作者存心使然，则亦是对作者的一种讽刺：即这歌词，纵使庸俗不堪，却也不无包含作者自己“时光流逝，一去不返”的最终旨意。 《一把青》这篇小说，是采用师娘的观点，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师娘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固然在于叙述朱青的故事始末，我们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说情节里的地位。她既是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也是推动故事的要人之一。作者借她的眼睛观看，惜她的口吻叙述，一方面传达出第一人称小说较易引起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而不失客观。 师娘和朱青两个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二人的身世背景有许多相似处：两人都是空军太太，两人都死了丈夫，两人都先住南京，后住台北。可是，朱青前后判若两人，而师娘，虽然也让十几年的岁月“洒了一头霜”，本质上，性格上却前后一致，完全没有改变。她自始就是一个好心肠，有人情味，有同情心的平凡女人，早就认清空军太太必担之风险，并学会以打麻将，织毛衣等方式来“自卫”，所以能够不受大伤地接受命运的打击。她的人情温暖，可从她当年对郭轸、朱青的照顾，与今日带李家女儿参加新生社游艺会等的细节，看得出来。她缺乏往日朱青秉具的那种敏感，却也没有今日朱青所表现的那种麻木。以朱青比师娘，即是以“变”比“不变”，以“极端”比“中庸”。作者凭着前后一致的师娘观点，细察描绘前后大异的朱青，相对之下，效果大增。又因这两人的背景遭遇原很近似，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剧性。 最后，让我们看看白先勇如何在全文的骨架结构上，运用对比的技巧。《台北人》里的每一篇，虽然都有今昔对比的中心主题，但没一篇像《一把青》这样，清清楚楚地划分为上下二节；上节叙述过去在南京的事，下节叙述现在在台北的事。主要由于全文结构上的这种明显界分，使这篇小说里今与昔之对比（个人方面，画家方面，社会方面），特别清晰，干脆，毫不暖昧混淆，转弯抹角。也因如此，《一把青》是《台北人》诸篇中，比较容易了解的一篇。 另一点，我也顺便提一下。白先勇把《一把青》分为前后二节，为什么不用“一”、“二”，而用“上”、“下”？上与下，二字相对。上，使人想起上山坡，步步艰难。下，使人想起下山坡，容易得很。但这可能只是巧合，不一定是作者存心，所以玩味一下，也就不去深究了。 4、《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4、《岁除》之赖鸣升与其“巨人自我意象” 在《岁除》这篇小说里，作者白先勇用的仍是冷静的客观叙述法。采取全能观点，以第三人称写成。整篇小说，主要建立在人物的对话上：故事背景由对话供应，情节发展藉对话推进，而最令人惊叹的，是人物的性格， …… 5、《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5、《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并不是纯粹的喜剧小说，但却是《台北人》里惟一具有真正喜剧色彩的一篇。在我们讨论过的三篇《台北人》小说里，我们多少也可找到喜剧之层面，然而，《永远的尹雪艳》之诙谐语言，表达的是人类在死神面前的无助无能；《一把青》里朱青与空军小伙子打情骂俏的喜闹场面，衬现的是她丧失灵性，前后判若两人的悲哀；《岁除》里赖鸣升喝醉酒表演打拳，引得众人大笑，却使读者倍加心恸于他的绝对孤立，无人了解。如此，这三篇小说所呈现的那么一点喜剧面，其实是一种伪装，一种掩饰，目的在于反衬加强故事的悲剧性。 惟独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里，喜剧表现不是伪饰，不是作者利用来表达悲剧的工具，而是真正用来刻画金大班的性格的。惟独这一篇，故事的“轻松面”不但足以和“严肃面”抗衡，甚而超越压盖之。 从这篇小说的“语气”（tone），我们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在写此篇时的相当轻松的心情。这和《岁除》大异；我们读赖鸣升的故事，会感觉到作者的心情十分沉重。主要是因为这两篇的主角很不相同：赖鸣升是个不肯接受现实，完全活在“过去”的悲剧性人物，十分令人怜悯；金大班却是一个很能接受现实，很会照顾自己，因而根本用不着别人怜悯的女人。换言之，因为金大班异于《台北人》里绝大多数的主角，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所以作者能够以轻松愉快的笔触，描写她，述说她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一点，即作者对金大班的喜剧性之看法与态度，和金大班对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态度，十分相近，可以说是吻合为一。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不单用客观叙述法，而一再钻进主角的意识；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如此自由自在出入于金大班的意识，客观主观兼用，却能保持语调之一致。 白先勇对朱青是“怜惜”，对赖鸣升是“敬爱”，对金大班，则是十分的“喜爱”。整篇小说调侃活泼的语气，使我们知道，作者觉得金大班这个人有趣，可笑，可爱，可亲。事实上，金大班很可能是《台北人》全集里最有人味的一个角色。 然而她却是个如此俗气不堪，满嘴下流话的女人！这，当然，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她当了二十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乐门，现在在台北夜巴黎。她接触的客人，不是尹雪艳所接触的高雅上流社会人士，却多是一些满身铜钱臭味，来舞厅“花钞票”的中产阶级生意人。而一般“货腰娘”，最大的梦想，也就是钓得一头金龟，嫁给有钱的商人。金大班倒不那样“饿嫁”，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许多机会，然而年已四十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个户头，即将下嫁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摇身一变，成个“老板娘”了。 金大班既然是一个长期在拜金的风月场中打滚出来的人，她身上当然沾满了属于这个环境的现实粗俗气味。首先，作者让她姓金，就有暗示含义。事实上，白先勇选用小说人物的姓名，颇为用心，时常以名字影射其人。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篇来说，潘金荣、周富瑞、陈发荣等名字，一看就使人觉得很适合他们暴发户生意人的身分。而金兆丽年轻时的情人“月如”，人若其名，在金大班记忆里，永远像月光那样美，那样皎洁，一点都没有男性的臭味。话说回来，让我们看看金大班是如何个“俗气”法。先瞧她的衣饰打扮：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 这几句文字里，就有三个“金”字。我们注意到，全篇小说里，金大班之所言，所思，以及日常惯用语，经常都与金钱有关。当夜巴黎童经理因她和舞娘们喝酒迟到而发出怨言时，她要和他“把这笔账给算算”。她说，人家来夜巴黎“花钞票”是她的功劳，又提醒道：“我的薪水，你们只算到昨天”。她独坐化妆室，回想到当年，棉纱大王潘金荣在她身上下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但她把他一脚踢给了任黛黛，并取笑任黛黛“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在决定嫁给陈发荣之前，金大班早就托人打听清楚他的“根基”，知道“两个巴掌是没有的事”，但“三四百万的家当总还少不了”。她嫌陈发荣“出手有点抠扒”，“把钱看得天这么大”，“可是阳明山庄那幢五十万的别墅，一买下来，就过到了她金兆丽的名下”。为了捉住这么个老头儿，她在美容院还“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她想起秦雄（一个恋爱着她的年轻船员）的银行存折，里面只有区区七万元存款。在她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她想，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若是那时碰见秦雄这个痴心汉，也许就嫁他了，但她现在已四十岁，什么都可以不要，却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先把价钱杀成八成”，以示她的厉害。 当金大班得知她一手提拔的舞女朱凤，和一个香港侨生睡大了肚子，而那侨生已回香港去时，她头一句逼问的话是：“留下了东西没有？”朱凤摇头。金大班大怒，气不忿朱凤“让人家吃”，把好不容易高抬的“身价”毁掉。她骂她“把条大鱼放走了”，“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后来在舞池子里，大华纺织厂的董事长周富瑞拉住她，求她去请一请正在向他赌气的小如意萧红美。金大班笑道：“那也要看你周董事长怎么请我呢。”就这样，她轻易向他勒索得到婚礼的十桌酒席。她半劝半逼正在吃醋赌气，一心想捉金龟婿的萧红美，去陪周董事长，心里私自估计，那姓周的在萧红美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 即连最后，金大班偶然流露柔情的一幕，她说的话也不与金钱无关。对着那个周身露着怯态，来舞厅“旁观”的年轻男人，金大班笑盈盈说道： 我们这里不许白看的呢，令晚我来倒贴你吧。 我们已看到，金大班真正是个重视金钱财物，俗气不堪的女人。但正因为她是这样一个人，在她臭骂朱凤之后，居然能把自己手指上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卸下掷给朱风，让她和她“肚里那个小孽种过个一年半载”，益发显出她当时的慷慨，是多么难得，可贵。 说到这里，我们虽对金大班已有了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不同时研究一下这篇小说的语言与语调，就根本没法感觉到她是怎样一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无法看到她的种种“绝”处。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捕捉不到这篇小说的喜剧特性。 我上文已提到，这篇小说之可能成为喜剧，是因为金大班不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而且，像货腰娘钓金龟婿这样的题材本身，也颇有喜剧潜能。然而这篇小说的喜剧表现，最主要还是维系在语言与语调。 小说始于作者的客观叙述。作者用生动，活泼，而略带夸张的口吻，把金兆丽这个角色，颇富喜剧意味地介绍呈现我们面前。一开头，我们听到夜巴黎舞厅的楼梯上“一阵杂沓的高跟鞋声”，原来“由金大班领队”，浩浩荡荡进来了十来个打扮得衣履风流的舞娘，使我们觉得看到了一队娘子军似的。金大班妆扮得金碧辉煌，一身尘世气味，但头顶却梳个大道士髻！突然，从楼门口，“窜”出夜巴黎童经理，“一脸急得焦黄”，只显得可笑，而不显得可厌。她的自大个性与火躁脾气，也只使人觉得可爱，而不可恨。 难得的是，当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观点叙故事时，往往三两句话，不但表现她的思想言语之俚俗，亦表现她的自大性格；不但显示她喜剧式的处世态度与观事态度，亦显示《台北人》里作者的“今昔对比”之一贯主题。下面是几个例子： 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童得怀那副脸嘴在百乐门掏粪坑未必有他的份。 当年在上海，拜倒她玉观音裙下，像陈发荣那点根基的人，扳起脚趾头来还数不完呢？ 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只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 金大班这个人，自以为了不起，颇轻视她周围那些没见过“从前那种日子”，“那种架势”的人。她认为——有道理地认为——夜巴黎之有今天的场面，还完全是“靠了我玉观音金兆丽这块老牌子”。和赖鸣升同样，她骄傲于自己的过去，最希冀得到别人的尊敬。她喜以“老大姐”身分自居，所以吃道别饭时，舞娘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使她满心欢快。而秦雄对她“比对亲娘还要孝敬”，也使她甚为得意。她一手提拔“乡下土豆儿”朱凤，辛苦传授予她“舞场里的十八般武艺”，虽然是由于和童经理赌气，却大概也是为了享受享受当“教官”的威风。搓手搓脚抱怨她们吃顿饭这样久，客人没人招呼陪舞。金大班不慌不忙，起先还笑盈盈解释：“小姐们孝敬我，个个争着和我喝双杯，我敢不生受她们的吗？”但见童经理犹自不停的埋怨，她便“一只手撑在门柱上，把她那只鳄鱼皮皮包往肩上一搭，一眼便睨住了童经理，脸上似笑非笑的开言”；她“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自己居功的话，把童经理大大数落一番。然后，“也不等童经理答腔，径自把舞厅那扇玻璃门一摔开，一双三寸高的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摇摇摆摆便走了进去”。童经理这个大男人，在这队娘子军面前，特别在娘子军的强悍首领金大班面前，所表现那种委琐无能、莫可奈何的样子，就颇有“阴盛阳衰”的喜剧味，而金大班的一些小动作，如说话时“打鼻子眼里冷笑”，“一眼睨住童经理”，走起路“高跟鞋跺得通天价响”等，和她说话的内容同样，显示出她那令人——至少，令作者——觉得有趣的自大个性与招惹不得的脾气。 她骂完童经理，走进化妆室，把手皮包“豁琅一声”摔了，“一屁股”坐在化妆镜前，狠狠啐了一口：“娘个冬采！”从这里开始，直到朱风出场，大约有二千五百字（约全篇的四分之一），作者进入金大班的意识，用她的眼睛看，用她的口吻自语（这之后，作者交替使用客观描述与主观意识，如此轮了三四次）。这样，我们不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她，并得以进一步从她本人的角度，来看她自己，与她的处境。 而金大班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作者对她的看法一致，都是赋有喜剧味的。也就是说，金大班是一个用喜剧态度，来接受自己，接受现实人生的人。从这一大段的主观叙述开始，我们更进一步看到金大班的粗俗，听到她语言之下流。然而她这份粗俗下流，由于她那独特的喜剧人生观，奇迹一般 金大班好强、不可惹的性格，除了在小说开头她与童经理的对答中表现出来外，我们又可从她对丁香美人任黛黛的态度里看出来。任黛黛当年嫁给了金兆丽嫌老、嫌有狐臭而不肯要的棉纱大王潘金荣。来台后，有一天金大班在台北碰到任黛黛。 坐在她男人开的那个富春楼绸缎庄里，风风光光，赫然是老板娘的模样，一个细丁香竟发福得两只膀子上的肥肉吊到了柜台上，摇着柄檀香扇，对她说道：玉观音，你这位观音大士还在苦海里普渡众生吗？她还能说什么？只得牙痒痒的让那个刁妇把便宜捞了回去。 就为了“报复”任黛黛捞了这么点“便宜”，金大班对化妆镜“歹恶”地一笑，突然明白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什么： 她要一个像任黛黛那样的绸缎庄，当然要比她那个大一倍，就开在她富春楼的正对面，先把价钱杀成八成，让那个贫嘴薄舌的刁妇也尝尝厉害，知道我玉观音金兆丽不是随便招惹得的。 这里，也像全篇小说别的地方一样，喜剧性的语言与语调，亦即金大班喜剧性的观事态度，使她的“歹恶”变成顽童的“恶作剧”一般，丝毫不含恶毒成分，只显得可爱，好玩。 金大班虽然如此“惹不得”，不让予人一句话的便宜，她却不在乎自嘲，常用自我嘲弄的眼光与口吻，来看自己，打趣自己，批评自己。如此，产生极佳极生动的喜剧效果。事实上，她的自嘲包容在她的喜剧人生观照中——也是不含酸性毒性的，很令人觉得有趣的。而这份自嘲，是构成她的——与作者的——喜剧语调之重要因素。例子俯拾皆是，举之不尽，我们随便选几个看看。 金大班望着化妆镜，把嘴巴使劲一咧，眼角子上便现出几把鱼尾巴来。她想着：四十岁的女人，还由得你理论别人的年纪吗？饶着像陈发荣那么个六十大几的老头儿，她还不知在他身上做了多少手脚呢？这个把月来，在宜香美容院不知花了多少冤枉钱。拉面皮，扯眉毛——脸上就没剩下一块肉没受过罪。每次和陈老头儿出去的时候，竟像是披枷带锁，上法场似的，勒肚子束腰，假屁股假奶，大七月里，绑得那一身的家私——金大班在小肚子上猛抓了两下——发得她一肚皮成饼成饼的热痱子，奇痒难耐。 她想起上海时代同她一样大出风头的舞女吴喜奎，来台后竟改头换面，成了个大佛婆。因而想到自己： 孤鬼一个，在那孽海里东飘西荡，一蹉跎便是二十年。偏她娘的，她又没有吴喜奎那种慧根。西天是别想上了，难道她也去学吴喜奎起个佛堂，里面真的去供尊玉观音不成？作了一辈子的孽，没的砧辱了那些菩萨老爷！她是横了心了，等到两足一伸，便到那十八层地狱去尝尝那上刀山下油锅的滋味去。 金大班在舞厅，与几个在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敷衍调情，说着低级趣味的笑话。 正当小蔡两只手不规矩的时候，金大班霍然跳起身来，推开他笑道：“别跟我闹，你们的老相好来了，没的教她们笑我‘老牛吃嫩草’。” 她回想到当年替月如怀了孕，她母亲狠心在面里暗下一把药，把胎儿打了下来。 一辈子，只有那一次，她真的萌了短见：吞金、上吊、吃老鼠药、跳苏州河——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 金大班的口头咒语“偏他娘的”与“娘个冬采”，很有喜剧味，令人觉得好笑极了。同时亦显示金大班出言之鄙俗不雅。她的言语之“粗”，与她的性格之“俗”相伴，到处都表现着。就以她骂朱风的几句话为例： 你倒大方！人家把你睡大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连他鸟毛也没抓住半根！ 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屄本事，裤腰带就该扎紧些呀。 怕痛？怕痛为什么不滚回你苗栗家里当小姐去？要来这种地方让人家搂腰摸屁股？ 怕痛？到街上去卖家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 金大班不但性格粗俗，言语粗俗，她的动作也粗俗不堪。譬如她和洋机关做事的浮滑少年调笑对答时，“一屁股便坐到了小蔡两只大腿中间，使劲磨了两下”，后来又暗伸下手去，“在小蔡大腿上狠命一捏，捏得小蔡尖叫了起来”。又譬如，当萧红美赌气不肯去陪周董事长时，金大班“乜斜了眼睛瞅着萧红美，一把两只手便抓到了萧红美的奶子上，吓得萧红美鸡猫子鬼叫乱躲起来”。之后，她倚在舞池边一根柱子上，“一面用牙签剔着牙齿”，一面望着萧红美妖妖娆娆走向周富瑞。她私下赞赏萧红美的“心黑手辣”，想着“那个姓周的，在她身上少说些也贴了十把二十万了，还不知道连她的骚舐着了没有？” 然而，如我已提到，金大班这种照理应该使人觉得厌恶难耐的粗俗，在她喜剧性的人生观笼罩下，以及作者喜剧性的语言语调影响下，变得有趣可笑，而不令人憎厌。 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论到《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他认为这篇小说在语言的使用上，可以说完全成功。但他接着说： 惟一的一段败笔，便是接近篇尾时，金大班回忆初得月如的童贞。从“当晚她便把他带回家里去，当她发觉他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时候”，直到“她又禁不住默默的哭泣起来了”，完全不像金大班的气概。太软，太浪漫！“可是那晚当月如睡熟了以后，她爬了起来，跪在床边，借着月亮，痴痴的看着床上那个赤裸的男人”。虽说这是回忆，而当年的金兆丽可能不如现在的金兆丽之硬且辣；但是，回忆的行为发生在现在，怎么一点没有被“硬且辣”所沾染呢？ 我很高兴颜先生提到这一点，因为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不错，乍看起来，颜先生提到的这一大段金大班对初得月如童贞的回忆，在语言与语调上，好像与全文非常不调和。但至于这是不是作者的败笔，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我觉得，这一段的这种写法，除了语言语调，还牵涉到许多别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主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谈一谈这篇小说的“严肃面”。 我已在上文提到，这篇小说的轻松面，分量重于严肃面，而我这篇论文的讨论重心，也在于《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喜剧成分。但我们绝对不能就此忽略了确然存在于这篇小说里的认真严肃的一面。这认真的一面，呈现出《台北人》的一贯主题，亦反映作者本人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我曾谈到，在《台北人》世界里，对过去的爱情或“灵”的记忆，是对肉性现实的一种赎救，金大班年轻时候在上海，与一个名叫月如的年青男子有过一段短暂完美的爱情。主要就是对于这段真情的记忆，使得她在惟利是图、现实粗俗的环境里，还能保留某种内在气质，偶然迸发出高贵的人性光辉。我们注意到，金大班在这最后一夜的两次“心软”，都起源于对这段爱情的回忆。朱凤的遭遇，使她联想起自己当年替月如怀了孕时的种种傻念头；于是忿怒转变为同情，她慷慨卸下钻戒给了朱风。第二次的“心软”，就是小说最后一景：一个坐在舞厅里旁观的羞涩年轻男人，使她联想起多年前把童贞给了她的月如。于是她心里涌起一股柔情，日常的粗俗气息突然消失，她开始温柔地教起他舞步来。 我们若把《台北人》这本书，当一个整体来研究，就会发现，所有作者给予同情的角色，不论是拒绝接受现实的悲剧人物，或像金大班这种能够接受现实的非悲剧人物，心里都珍藏着一份对“过去”的记忆。这份记忆的内容性质，随人而大异，有的与国家历史攸关，有的只涉及个人私情。然而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这份记忆，是坚固的，完整的，不被时间冲淡的。当无情的岁月逐渐腐蚀他们的肉身，他们却牢牢卫护着这份记忆的完整，不肯让它受到时光的污损。《台北人》里许多角色，每天就这样拥抱着“过去”度日，顾不得现实，不接受现实。金大班却不同，她并不时常回顾，差不多时间她都在现实中混着，和现实妥协得很好。然而，在她偶然回顾时，这份记忆却还是完整的，未受时间侵蚀的。 《台北人》里有些角色，所珍惜的记忆，可能囊括多年。但金大班珍藏在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却只是一夜——她得到月如童贞的那夜。当然，她和月如，并不是一夜缱绻之后就分离；在月如被他那“大官老子”派来的几个卫士从“他们徐家汇那间小窝巢里绑走”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同居几周或几月了。然而固定存在于金兆丽心底深处的永恒记忆，却只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和她自己当时的感动与感激。这就是为什么当金大班想到别的时候的月如，她虽然也会心软，但她整个的思想意识，语调不变；她还保持一贯的喜剧式之观事态度，与轻松的自嘲（譬如“偏他娘的，总也死不去”）。但在颜元叔认为“败笔”的篇尾那段，因为勾起的记忆是那个晚上的月如，她的“硬且辣”就完全消失。她的粗俗也消失。她的喜剧人生观也消失。她的自嘲能力也消失。间隔她与这份记忆的二十年也消失。留下在舞池里，和一个陌生年轻男子跳舞的金大班，突然之间，是一个青春已逝，肉体已遭时间侵蚀，但心灵变回二十年前那样敏感那样脆弱的女人。 所以，这段结尾表面上语调之不协和，在我们考虑到作者赋予此篇小说——与《台北人》整体——的主旨命意时，就变得十分合适，十分妥当。如果不是这种写法，金大班就不是作者要表现的金大班了。作者显然认为，像金大班这么一个从现实的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