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教简史 中国宣教简史 〈1807-1990〉 基督教自清朝嘉庆十二年〈西元1807年〉由伦敦会马礼逊牧师〈Rev. Robert Morrison〉传入广州之后，正式开启基督教向中国宣教之门，迄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的历史。就宣教史的角度，其间的发展、转折过程，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约略说明： 一、宣教的拓荒时期〈西元1807-1860〉 马礼逊来到广州的嘉庆年间，仍然是清政府实行对外关闭自守政策的时候，所以对马礼逊的来华宣教，在态度上是十分不友善的，从而对马礼逊之来广州，也给与诸多限制与拦阻，象只得居住於广州城外的商馆、一个月中只有三天可以入城、一年又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因贸易的关系来到广州城外的商馆；种种的限制，迫使马礼逊只得往澳门来。然而葡萄牙管理的澳门，也因此地早属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对基督教宣教士也有诸多有形与无形的限制；使得马礼逊以及稍后来到中国传教的宣教士，只得退到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地区，一切都需从长计议。在此展开了翻译与印刷中文圣经、编写福音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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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传道等事工，等待时期的转变。所以拓荒时期宣教工作是极其坚苦的，非百折不挠的毅力与无比的信心不可。 清道光廿二年〈西元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结束，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中美与中法之间也分别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香港割让与英国、开五口商埠——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给西方这些缔约国，使得宣教工作得以进一步发展。西方的宣教士遂在香港与五个中国通商口岸展开宣教工作。这些工作当然是由宣教士本人来承担的，所以每个宣教士都得学习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否则无法把福音宣扬给中国人。有些宣教士也培训中国宣教士，经过短期的训练就派遣他们在五大商埠与附近的乡镇宣教，透过派发福音小册的方式来进行，只是果效不彰。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批经过短期培训的中国宣教士，在素质上颇有问题，许多人是受生活所迫而前来加入此行列的，而短期的培训也总嫌粗糙，以致久久看不出什么果效；好在设立医院以医疗宣教的方式、办学校以教育方式的宣教，颇有成效，才使本期宣教运动的成绩不致全军覆没。 二、宣教发展与受挫期〈西元1860-1900〉 自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西元1858年〉缔结的四国天津条约，以及第二次英法联军之役〈西元1680年〉缔结的四国北京条约后，宣教的发展开始又有转机；上述两条约中的条款，除保障传教活动之外，也保障宣教的地区，可以由五个沿海商埠，无限地延伸到中国的内陆地区，所以自1860年之后，就中国的宣教地区而言，已经完全没有什么限制；中国管辖的领土内，宣教士只要能力所及，都可以自由前往。此宣教地区的开禁，当然是中国宣教史上划时代之举。 随着禁令的解除，西方宣教士大批涌到，无论是各大宗派的差会所派遣来的，或是个人前来的，宣教士在人数上大为激增，与首期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宣教之门大开后，令人欣喜者固有之，令人心忧者亦不乏；当时就有一些议论，论及宣教解禁令载在政治条约中所带来的隐忧，政治与宗教间演变成一种畸形的关系，恐非宣教运动发展之正途。自南京条约以后，天津、北京诸条约，在中国人的心中都认定是帝国主义强迫下的不平等条约，是被迫而签订的；所以宣教上种种的方便与享有的保障，也都是在被迫与无奈之下接受履行的。中国人的心中普遍没有尊重信仰自由的认知，也没有宗教宽容的认知，所以基督教被锁定在是“帝国主义者工具”的这一认知上。宣教活动在中国所遇到实质上的挑战与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随着宣教活动的展开，仇视、敌视教会、宣教士与信徒的火爆动作、流血事件层出不穷，这在中国宣教史上，乃至近代史上，都以“MATCH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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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714194486678_0”名之，沿海与内陆地区都不断发生。而西元1900年，义和团反基督教、天主教的运动，更蔓延于整个华北地区，宣教士殉道、教堂遭焚毁、信徒遭杀害，酿成国际事件，也引发了八国联军之役。对中国宣教史而言，实为一次重大的挫折。教堂焚毁无数，信徒遭杀害而锐减，宣教士亦然，在中国的宣教工作几乎等于停顿。 三、宣教再出发期〈西元1900-1949〉 西元1900年义和团反基督教运动，虽然对宣教运动是一次受挫折的惨痛打击，但痛定思痛，也给予宣教在中国的运动一次反省的机会；何以看来全心奉献与摆上的宣教活动，会招致如许难堪的后果？难道过错全在顽梗的中国人身上吗？财大气粗、与列强紧密挂钩、宣教策略上的错误——尤其是不交棒给中国信徒，由当地人自己来承担宣教责任等的问题，都有了反省思考的机会。待理顺症结之所在后，自然在新的起点上，重整宣教运动，朝着修正的路途走去。 自廿世纪初起，尤其民国建立，在政治上求得独立、成功，鼓舞同胞、信徒在民族自尊心上有极大的提升，接棒宣教的使命感，逐渐落实到中国信徒心中，也有当仁不让的气概。而西方宣教士也体会到交棒的时刻已逐渐来临，不能以时机不成熟、中国信徒没有能力而拒不交棒，宣教运动的发展原本就是要由当地人承接的。 于是，中国独立自主的教会陆续产生，由差会协助建立的教会，也次第转化为自主独立的教会，西方教士逐渐退居第二线；接着扩展福音宣教运动於同胞中，更进而扩展到边疆与少数民族之间，乃成教会时势潮流之所趁。许多大型布道活动纷纷展开，西方著名的布道家，像艾迪·古约翰等固然造成轰动，国人丁立美牧师的巡回布道，更留下美好的成果；以后伯特利布道团的宣教布道，所走遍的地区，更是结实累累，也造就团员中宋尚节、计志文等几位牧师的名声历久不衰；而立志前往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的那些无名传道者，透过一本《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新诗体著作，也激励、感动了那个时代，乃至往后时代无数信徒的心，乐意为宣教运动献身。 四、宣教多元发展期〈西元1949-1990〉 西元1949年，由於政局的变化，在中国的宣教运动又迈入新阶段，大陆地区与海外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大陆地区由於受到长期迫害，教会受创甚重，但也带来地下教会的蓬勃发展，而於宣教的工作上并未停顿。它的特色是不假外求，没有西方宣教士的援助，也没有海外中国信徒的直接涉入，有之，也只是短暂的时间，比较片断。最近随着逐渐的开放，海外信徒入内的机会增多，宣教的机会应该更多，但主客体的位置不应有何改变。 至於台湾，自1865年马雅各来台宣教至今也经历诸多变动、成长。近年来，台湾及海外中国信徒面对宣教的发展，除了同心完成未尽之业，继续承担向骨肉至亲、同文同种同胞宣教的重任之外，也扩大视野与使命，走出只向自己同胞宣教的范围，跨越文化，向普世人民宣教。近年来，中国宣教士的脚踪已走向中南半岛、巴基斯坦、中南美，乃至非洲，虽然人数仍少，但已经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期望往后更有进境。 五、小结 综观中国宣教历史的四个时期，由西方宣教士前来拓荒，由沿海进入内地，一直到中国人自己承担宣教的重任，更迈入向中国同胞以外的未得之地宣教，如此已走了一百八十余年，眼看就要步入二百周年。但愿未来的年日，神更恩待中国，以他亘古的大爱吸引更多中国同胞归入他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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