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中原文物 2003年第1期 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户晓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Abstract; As the symbol of Earth Mother, the pigs played the impotant role in Neolihic culture of China. The pigs were used as burial articles in that time. The ancestors helieved the dead would come back to life by the aid of the reproductive capacity and vitality of pigs or Earth Mother Key words; pig; Earth Mother; come back to life; symbol 摘要:猪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曾经是地母的动物化身和象征 物，当时的人们用猪作随葬品，实际上是借助猪或地母的繁殖力与生命力使死者复活的一种巫术 手段。尽管后来的父权制文化对它作了变形和改写，但它在史前先民心目中所具有的精神象征意 义不容忽视。 关键词:猪;地母;复活;象征 猪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位 置，这是为考古发现所证明的事实。据报道，距 今10000年左右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就出土了 家猪的遗骸。广西桂林颤皮岩遗址出土的距今 9001〕年左右的猪牙和领骨，个体数为67个，其 中65%为2岁以下，说明是人类饲养和宰杀的 结果。在河北武安磁山、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浙江 余姚河姆渡等遗址中也出土了距今7000年- 8000年的猪骨或陶猪，其形态处于亚洲野猪和 现代家猪之间，属于原始家猪阶段。在各地新石 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猪的数 量最多，占1/3左右。在一些晚期遗址中出土的 猪骨数量更大，“说明猪在我国原始畜牧业中占 有最重要的地位，成为六畜之首”①。研究史前 饮食史的考古学家也指出，随着猪的大量饲养，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猪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吃猪肉是新石器时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 在新石器时代形成的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基本膳 食结构，一直延续到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至今在 汉族的生活中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②。 我们今天对以猪肉为主要肉食的基本膳食结 构已经习以为常，也就习焉不察了。然而，在史 前文化环境中，当时的人们独独对猪这种动物表 现出“情有独钟”的一面，不仅养得多，养得 时间长，而且大吃其肉，其中不会没有一些缘 故。大家知道，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曾经 指出，猪不能出汗，全靠外界的湿气调节体温， 它以水果和坚果为食，如果以纤维质含量很高的 植物为食，它把植物转化为肉和脂肪的优势就比 不上反当动物。因此，他认为圣经上对猪肉的禁 忌是对由于古代国家和帝国的兴起而引起的生产 强化和资源枯竭的有效反应③。既然养猪的生态 学意义比不上其他反当动物，为什么中国的史前 先民要大量养猪呢?考古学家虽然没有注意这个 问题，但他们注意到猪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另 一个重要现象。王仁湘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主 要葬猪遗址做了初步统计，发现从7000多年以 前的磁山文化开始，中国史前先民就已经有意识 地埋葬猪骨。许多新石器时代墓葬都使用猪牙、 猪领骨乃至整猪随葬，如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 研究与探索 土了许多猪骨，它们多为较小而未成年的个体; 大坟口文化中期到龙山时期都发现了猪骨、猪牙 埋藏的遗存;宁阳堡头的全部大坟口文化墓葬无 一例外地都用猪头随葬;在邢县刘林和邯郸涧沟 发现了专葬猪骨的灰沟和灰坑;处于黄河上游的 齐家文化有的墓葬中所出土的猪下领骨竟有68 块之多;长江流域的河北、江苏、浙江的一些新 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了猪领骨;四川大溪文化 墓葬中有不少用猪牙制的装饰品;我国东北地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以及晚到青铜时代的石棺墓文化 中用猪骨随葬的现象更为突出，其中土城子墓葬 90%的石棺盖上散布着猪牙。用猪牙、猪领骨乃 至整头猪随葬的习俗大致以山东为中心，北达松 辽，南逾长江，东濒大海，西至陕甘，分布范围 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可谓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 种普遍而典型的葬俗。王仁湘先生结合考古学和 民族学材料正确地指出，以往人们认为葬猪的多 寡不均，表明死者生前占有的财富不同，这一解 释是不确切的。史前人 “所埋葬的猪骨不一定 直接反映那时代的财产观念，可能反映的乃是一 种原始的宗教观念”。“不仅如此，在那原始混 沌的人类理性记忆之中，猪还具有着一种 ‘神 圣’的意义。这种对于猪的 ‘神圣’观念一直 擅递了几千年，直至近代的某些民族中，依然存 在着。”④可惜，猪究竟是何种“神圣”的动物， 王先生未能点明。 笔者以为，对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观念性存在 或象征意义的认识必须突破国内考古学一贯视宗 教或观念层面为禁区的作法，只有将它还原到史 前农耕文化的整体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根据中 外学者的大量研究，史前宗教的一个最古老、最 基本也是影响最大的观念就是地母观念，这已经 为中外考古学的大量实物材料所证实。随着新石 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兴起，原先的狩猎巫术转化为 丰产巫术，其中的一个主导观念就是大地母亲生 养人与万物的观念。这种奉大地为万物之母的观 念在辽宁东山嘴出土的孕妇陶像上得到了形象的 再现。《周易·说卦传》说:“坤为地，为母， 为布⋯⋯”《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江淮 谓母为社。”《后汉书·魄嚣传》中直接说 “地 为母”。《尚书·禹贡》开篇曰:“禹敷土。”郑 玄注:“能吐生万物者为土。”可见，在汉代人 的心目中，土地仍然是生育万物的母亲，她的生 育方式是 “吐生万物”。这些文字记载和东山嘴 的女神祭坛、牛河梁的女神庙、后台子的石雕孕 妇等考古实物一起表明，中国史前文化中的确曾 经流行地母的巫术及信仰。关于这一点，英国的 卡纳博士写到: 对于那些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 源的原始部族来说，除了天上的神灵之外， 土地就成为最主要的崇拜对象。他们不但要 求风调雨顺，而且要求保持土地的肥沃。人 们当时还没有肥料的概念，他们把活人当栖 牲，将人血流在田地上，把烧化的骨灰撒在 田地里，这样做了以后，如果多长出庄稼， 就认为是神灵的力量。⑤ 中国考古学家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 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生活来源，出于对农业依赖性 的增加，已发生了对地母和农神的崇拜，这一时 期也出现了杀人祭祀地母的现象⑥。目前较有把 握的最早的人牲实例是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祭祀遗 址，在石圈形台址附近发现陶塑女像 (地母神 或生殖神)和人骨架 (献给地母的人牲)，还有 猪骨、鹿骨遗存。联系大汝口文化、龙山文化和 齐家文化遗址的无头葬、多人丛葬、人与牲畜同 埋的现象，我们可以认为 《周礼·春官》所说 的 “以血祭祭社樱”和 《尔雅 ·释天》所说 “祭地日座埋” 〔把祭献之物埋人地下，牲血、 人血、酒水等直接灌注在地上)的作法由来已 久，其渊源应该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根据原始思维的类比逻辑，献祭对象与祭牲 形象往往具有相似的形象或品格，它们之间有互 渗性。换言之，祭牲形象与所献祭的神灵具有认 同或等同关系。我们注意到，辽宁牛河梁红山文 化女神庙和积石家出土的裸体、丰乳而肥硕的女 神雕像及同时被发现的玉制 “猪龙”造型，随 后又在附近的大石家中发现一头猪的雕像，猪舌 用矿石粉染得鲜红，这些考古实物实际上暗示 出:肥胖多脂的猪在史前先民的意识中正是地母 的动物化身。 如果我们从比较宗教学和人类学的视野来 看，猪在史前先民心目中的象征意味就非常明显 了— 美国人类学家拉巴尔通过对史前考古发现 的比较研究指出，猪在史前时代是 “伟大的母 亲”(the Magna Mater，土地的别名)的图腾动 物，肥猪之所以特别适合用来象征大女神，是因 为在原始信仰中，猪的多产能力和它的肥胖多脂 是一回事。他还敏锐地指出，西文中的fecund 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多产的、肥沃的)、fetus(胎儿)、femina(阴 性的、女性的)、femur(大腿骨)、feminis(雌 性的)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fe，这表明在肥硕、 孕育、女性这些不同的事物之间有信仰上的联 系。在欧洲，对猪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追溯到旧石 器时代早期的那些超级哺乳动物 “维纳斯雕像” 身上。欧洲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都有猪的塑像出 土，而猪特别和植物女神有关，甚至就是她的代 表。早期温卡 (vin8a )植物神戴着猪的面具; 一些卡卡特尼 (cucuteni)猪形雕塑身上有谷粒 刻痕;图林根文化的一个湖底发现两个泥塑容 器，其中一个是猪的造型，并有一双红褐色的眼 睛，另一个有三个野猪头，暗含生殖母题的强 化;希腊青铜文化之前的佩拉斯基人的(Pelas- gian)的母神就被表现为一只大母猪⑦。 加利福尼亚大学已故考古学家玛丽加 ·金布 塔丝也指出，由于猪生长快、多脂多产，它的生 长与多产被比成丰产，因此至少在800。年前， 猪就成为地母的神圣动物。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欧洲出现了猪的泥塑像，公元前5000年的文察 文化和卡拉诺沃 (Karanovo)文化已经生产了猪 面具和带猪头形盖的仪式瓶器。这些仪式瓶器和 拟人形猪头显示出地母的力量是由猪来体现的。 公元前300(〕年的叙利亚出土了猪头女神的小型 雕像，在同一时期的希腊基克拉泽斯群岛也出土 有精美的猪形大理石瓶。这些面具和仪式瓶器暗 示出，在节日里，为了庆祝播种和收获，人们用 猪形面具载歌载舞，向地母献祭。在希腊的古典 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人们仍然用类似的祭祀仪式 来纪念司管土壤、果实的农神及婚姻的保护神得 墨式尔，给得墨贰尔和她的女儿拍尔塞福涅的牺 牲就是幼猪。在10月的塞斯莫福里亚 (Thesmo- phoria)，为了庆祝秋季的收获，妇女们把早已 埋人土中并且已经腐烂的幼猪的残留物放上祭 坛。这些遗留物后来和种子混在一起，播撒在地 里以促成谷物的丰产。在18世纪的立陶宛著作 中仍有此类风俗的记述，人们在祈祷丰收时，用 黑色的幼猪向地母献祭。这种风俗表明人们相信 猪对土地繁殖力的影响力⑧。 尽管我们很难从考古材料推断中国新石器时 代的人们是否实行过类似欧洲史前用猪祭祀地母 的仪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 的猪骨也以幼猪为主。距今6001〕年一5000年前 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以石器、陶器、建筑 遗址、陶塑女像和玉器为主要内涵。其中的小型 女神像突出表现为腹部隆起和臀部肥大，有明显 的孕妇特征。与女神像伴出的有玉猪龙造型，首 部口闭吻长，鼻端前突，_仁翘起棱，端面截平， 有并排两个鼻孔。与玉猪龙有关的兽形玉，首部 也具有吻前突、前端并列双鼻孔的特征，同时有 特大的头部、宽厚的双耳和肥硕的躯体，吻上和 眼周还有表现颜面皮皱的多道线纹，有的标本还 露出撩牙。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的龙首形象最初 主要来源于猪首，是高度概括化、图案化了的猪 首形象。新石器时代以后的龙，虽然不断增加新 的因素，但有的龙首仍有猪的特征可寻⑨。这些 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史前时代也曾以猪为地母的 象征物，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和女神像的并出正 说明它是女神的化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葬猪习 俗也意在用象征地母的猪作为巫术施法的工具， 以促成死者复活。这一点与新石器时代的丧葬观 和生死观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住所开始从地穴走向半地 穴和地上，这种建筑模式的演变有巨大的精神意 义— 它与农业实践一起，把人对大地的依附感 推到了空前的程度，同时也引发了史前先民的一 种直观类比思维:人和谷物都是从大地的子宫里 生长出来的，人居住的地穴正是大地母亲的子 宫!这种类比直接促成了新石器时代的大地生人 的观念，这并非出于我们的诗意想象。按照史前 人类的 “诗性智慧”(维柯语)的逻辑，万物均 自地母的宫门奔涌而出，人类何独不然?谷粒静 卧地母的宫腹伺机而动，人类又何独不能?既然 人类和种子一样自大地母亲的子宫中产生，那么 死者埋进土里就像种子撒入地里一样，要回归出 处，生命的循环是一个从起点出发仍将返回起点 的圆。。史前人类将植物与人认同的一个关键在 于，他们观察到许多植物的播种人土就是死亡， 收割就是砍头，为了寻求再生，必须先回到先前 的状态，因此，他们就模仿植物的循环，这直接 导致了当时的一种向生而死的宗教冲动，这是理 解新石器时代丧葬观念的一个关键。中国新石器 时代考古发现中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意义的正是 墓葬遗址，这和当时人们将人与植物认同的宗教 或巫术观念有很大关联。不难看出，新石器时代 的农耕实践从根本上强化了先民同植物、动物以 及大地母亲的一体感和共生感，这又为中国后来 的 “天人合一”观奠定了基础。 研究与探索 史前人类的 “生死同穴”的观念在汉字中 也留下了化石般的证据。汉字中不仅有 “家” 字表示猪与史前先民的生活的密切关系，还有 “家”字来表示猪与人死后的“生活”的密切关 联。篆形的 “家”字像居室里有猪 (不)，其本 义为 “宗庙”犷而篆形的 “家”字像子宫中有小 猪 (泵)，许慎释为 “高坟也”。王仁湘认为 “它实在是葬猪的形象写照”。《魏书·勿吉传》 记载东夷原始居民有穴居为 “屋形似家”。我们 从半坡、姜寨、柳湾遗址的实地考察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中发 现，当时的穴居与墓穴形制的确很类似，说明生 者的 “家”中与死者的 “家”中也共同用 “猪”(泵)来作为生命力与生殖力感应的最佳 手段。汉字的 “家”和 “家”以直观的形象告 诉我们，猪在史前先民心目中是审美价值的体现 物，它在新石器时代象征着生命力和生殖力，在 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母系家庭中曾被尊奉 为 “家神”。同时，由于它是地母复活生命能力 的化身或象征物，又被大量用于随葬。猪的肥胖 丰硕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而生殖、丰产和生命 力是史前先民审美心理的最主要的追求目标。 如果说原型是给人类无数典型经验赋予形式 的一种形象，是许许多多同类经验在史前先民的 心理上留下的痕迹，也是一种无意识心理的 “集体表象”或原始意象，那么，我们认为，猪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型动 物，它是未经意识加工的一个集体表象，也是史 前先民心理经验的直接材料。史前先民把猪当作 地母的化身以及人与动植物繁殖力的保护者，完 全是出于无意识心理的作用。张光直先生曾分析 说: (新石器时代)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农 业社会里主要的生活资料是农耕，主要的期 盼是丰收，主要的仪式是农业祭。农业生活 与农业祭在中国五千年史上一直不失其主要 的地位，但在那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华北农村 — 仰韶期的农村里，祈年祭是我们从考古 学上可以看到的惟一的重要祭祀。⑥ “年”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人头上顶着禾，象 征谷熟，“年”的本义是谷熟。在新石器时代 “惟一的重要祭祀”— 祈年祭上，猪是向地母 献祭的重要牺牲物。考古发现的大量猪牙、猪领 骨和猪头就是明证。除了红山文化以外，在我国 境内以用玉著称的另一支古老集团的良涪文化， 其考古学年代测定在公元前3310年一前2130年 之间.延续了1300年左右。良诸文化玉器的突 出特点是神人兽面图形的大量出现，这种兽面的 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撩牙，其次是大眼。它的 主体纹样和构图章法与商周青铜器上的V, w纹基 本一致。良诸文化玉器上除了神人兽面图像外， 还有蛙、蝉、鸟、鱼、龟及龙首形动物图形。有 学者认为，良诸文化玉踪上的大眼撩牙兽与红山 文化中的玉猪龙一样，也是猪的变形化表现⑩。 如果说良诸文化玉器与商周青铜器在社会功能及 纹样表现手法上有明显的一致性和延续性，那 么，对它和红山文化玉器的研究，就是探索中国 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红山文化与良清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国新石器 时代的北方 (西辽河流域)和南方 (太湖流域) 的广大区域，这个广大区域里的史前先民都以猪 为地母的动物化身。在他们的心目中，猪是最具 生命力和生殖力的一种动物，因而成为他们十分 器重的审美对象。在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时期的 母系家庭里，猪还被尊奉为家神;它是地母复活 生命能力的化身或象征，所以又被大量用于随 葬。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用猪随葬的习俗在黄 河流域大波口文化晚期已经有衰减之势，龙山文 化中期以后逐渐少见或不见，这一过程恰好和原 始社会由母系氏族公社崩溃到父系氏族公社确立 这一历史时期相对应、相始终。猪作为地母象征 动物的观念似乎随着史前信仰的改变而湮没无闻 了，但是这种习俗直至文明时代仍未绝迹。有学 者指出，在金文符号中，猪的形象总是出现在复 合构图的下方，表示地下空间，在神话模式中同 北方相认同，所以，猪这种象征性动物符号也同 阴间、北方水神有了关联，上古文献中的 “家 祸”就是水灾的别称。。殷商时代的祭牲以牛、 羊、家为主，这大概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汉代至 南北朝墓葬中的滑石猪，应该是远古葬猪的孑 遗;唐代元和以后，许多墓葬里出现了铁猪、铁 牛，这一风俗在中原地区一直延续到元代;在近 代山东荣城一带，还保留着杀猪还神愿的风俗。 这些历史事实恰好和猪在龙的多元形成过程中的 奠基作用一起表明:猪是史前先民审美心理的一 个具象物和载体，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先民对 丰产、生殖力和生命力的审美追求。我们可以从 红山文化中首尾相接的 “龙”形中感受到史前 先民对猪所持有的特殊情感。可以说，龙的出现 猪在史前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不仅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分已经到来， 更意味着中国文化的一些独特因子正在孕育和形 成中，这其中猪也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由 “龙”首源于猪首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猪在史 前文化中有着重要的精神象征意义。 陈文华编著:《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科4页，江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王仁湘主编:《中国史前饮食史》第 79页 一第80 页，青岛出版社，1997年。 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第125页一第130 页，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马文 ·哈里 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 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口 王仁湘:《新石器时代葬主的宗教意义》，《文物》 1981年第 2期 〔英」哈里 ·卡纳:《性崇拜》第30页，方弘智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第3页、第14 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韦斯顿 ·拉巴尔: 《脑髓:一种石器时代的性迷 信》，第 85页 一第86页，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4年。 玛丽加 ·金布塔丝:《女神的文明:古欧洲的世界》 第222页、第229页，哈拍 ·考林斯出版社，1991 年 。 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 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户晓辉著:《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的生死 母题》，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 118页，三联书 店，1999年。 牟永抗:《良诸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 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减振:咤玉踪功能自议》，《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 4期。 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296页，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李丽娜) 《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编辑出版 本报讯:由河南博物院编著的 《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一书，2002年10月由大象出版社出 版。 该书约20万字，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的定名与分类研究;第二 部分为河南汉代建筑明器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第三部分主要是围绕明器的起源、演化及建筑明器在 汉代流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第四部分主要是对河南出土 汉代建筑明器所反映的技术与装饰艺术成就问题进行了极有意义的探索;第五部分为河南出土汉代建 筑日用品类型分期表。由于建筑明器以往仅有个别研究文章，或散见于一些考古发掘报告中，系统的 研究资料非常少。因此，该书的出版，无疑为中国建筑史、社会史和汉代考古分期断代，增添了重要 的参考价值。从而，也填补了中原地区在建筑明器研究方面的空白。 除对河南出土古代建筑明器进行系统地研究外，书中还配有彩色图片119幅，黑白图片95幅， 插图76幅，研究中涉及建筑明器230余件。河南各地出土的汉代建筑明器绝大多数都能见于此书，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实物为首次发表，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 (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