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中正歷史學刊 民國 92 年 第六期，頁 119-142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黃文榮 東海大學歷史學碩士 摘要 《三國志》在清代史家的細心整理下，除了不少沿襲已久的訛誤得 到辨正，他們也初步歸納出《三國志》致誤的原因。他們認為《三 國志》之所以會出現脫文、衍文、倒文等情形，其主要原因，在於 傳刻者的妄改，尤其自《三國演義》盛行後，更有不少人根據演義 內容更改正史文字，造成更多訛誤的出現。對於這些訛誤，清代學 者也以各種校勘方式，輔助學科來從事校勘工作，雖然個別史家偏 重方法不一，但無疑地他們都是為了恢復古書原貌，目標都是為了 求真。然而，從清人校勘的《三國志》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應當 努力的地方。首先是缺乏版本與諸書的引用，大多數的清代學者以 理校法從事校勘，而理校時缺乏佐證，不能廣泛地引用版本或諸 書，自然會有說服力不足，甚至以不誤為誤的情況。再者，學者本 身對古代字詞的理解有限，或態度疏忽，也都是導致訛誤的原因之 一，這些情形經常可見於校勘工作中。不過無可否認的，清代學者 對《三國志》的校勘，的確有莫大貢獻，為今人校勘出可靠的《三 國志》內容，這是吾人應當深感敬佩之處。 關鍵詞：《三國志》、《三國志》校勘、清代史學研究 120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一、前言 古籍在流傳過程中，由於多次傳抄、刊印，難免發生誤字、脫字、 衍文、倒文、錯亂等情形。這些訛誤直接影響到史書的真實性，甚至牽 涉到對整個時代的認識。故古人云：「書三寫，魚成魯，虛成虎」1。如果 史書不加校勘的話，那研究歷史時就可能運用錯誤的史料，得到錯誤的 解釋。近代史家陳垣就認為：「校勘為讀史先務，日讀誤書而不知，未為 善學也」。2這一點在清代史家心中也是如此。王鳴盛說道：「嘗謂好著書 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 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3明白地揭露 校書、讀書以及著史三者的關係，肯定校勘在史學研究上的必要性。 錢大昕對「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蕭之數簡，兼有 竹、素爛脫，豚虎傳訛，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為惠琳，乃出校書之陋， 本非作者之意，而皆文致小疵，目為大創」有所不滿，認為作史應「袪 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亦以見其美」。4大昕此言確指出校勘對歷史 研究的重要。即使是不以考證、校勘著稱的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 中也有不少「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的校勘論述。5更可見「校 勘為讀書先務」的原則受到大多數清代史家的遵奉。而《三國志》在清 代史家的細心整理下，除了不少沿襲已久的訛誤得到辨正，他們也初步 歸納出《三國志》致誤的原因。 1 葛洪，《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十九〈暇覽〉，頁 307。 2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校勘篇》（台北：華世出版社，1974 年），頁 37。 3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自序》（台北：廣文書局，1971 年），頁 1。 4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自序》，收入於《嘉定錢大昕全集》貳（南京：江蘇 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 5 趙翼著、杜維運校，《二十二史劄記‧自序》（台北：樂天出版社，1971 年）， 頁 1。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21 二、《三國志》內容缺失的原因與情形 古籍不斷流傳的過程中，偏離原貌的情形確實不少，有文字形近而 誤，傳刻時脫漏文字、多出文字、文字位置顛倒等。王鳴盛就曾感嘆道： 「古書傳抄屢刻，脫誤既多，又每為無學識自改，一開卷輒嘆，千古少 能讀書人」。6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三國志》。清人在考校時，曾歸納《三 國志》致誤的情形： 一曰文字形近而誤，起因於古字因草書、因俗字難以辨識而致誤。 如《姜維傳》注引《世語》載「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顧炎武以為： 「升斗二字，上升下斗，漢隸如此，此誤升為斗耳」。7又如殷禮後人改作 殷札，亦是因「禮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8此外，尚有因讀音相近而 誤，如孫策詣丹陽依舅，明監本作「依舊」，不僅文字無義，且前後不連 貫，卻由於讀音近而驟改致誤。9又如汲古閣本《三國志》「幾敗伯山」， 作「幾敗北山」，「伯作北，聲之訛也」。10亦是因音相近而改的例子。儘 管這些前人考訂不見得有充分論據，但卻反映出《三國志》內存在不少 文字形近而誤的情形。 二曰傳抄時脫奪文字，如《武帝紀》載：「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 籍，於是奏免其八」。據《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奏免其八」應作「奏免 其八九」，八字下脫九字，「此誤脫」。11這種一二字的誤脫雖不至於影響 全部的內容或意思，但若有多字的脫文，則會導致史事不明。如《三國 志‧鄧艾傳》載鄧艾奏宣王司馬懿於淮南要地行屯田之舉，《鄧艾傳》原 載「宣王善之，事皆施行」八字，並無具體內容。何焯引《太平御覽》、 《冊府元龜》來校補正文之失： 事皆施行，《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 6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黎斐〉，頁 268。 7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卷二十五引顧炎 武語，頁 646。 8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六引盧明楷語，頁 678。 9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六，頁 662。 10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十六〈諸葛亮傳〉，頁 378。 11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一，頁 7。 122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 守，兼修淮陽百咫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 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 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 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 承祚本書，後來所當刊正也。12 可見《三國志》正文原貌是將淮南屯田的具體內容呈現在我們面前，卻 因後人傳刻漏失，以致內容不全。又如諸葛亮＜出師表＞原漏數字，《昭 明文選》照此傳亦缺字，潘眉曰：「後李善補足之注，云《蜀志》載亮表 曰：『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今此無上六字（若無興德之 言），於義有缺也」。13這正是由於校勘者的疏漏，導致文字脫誤，使得校 改後的＜出師表＞「於義有缺也」。三曰傳抄時多出文字，即衍文的出現， 如《三國志‧楊戲傳》引＜季漢輔臣贊＞，篇末有「古之奔臣，裡有來 偪，怨興司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的叛臣，糜芳、士仁、郝普、潘濬四人。何焯以＜季漢輔臣贊＞中的士 仁為根據，認為「《關羽傳》作傅士仁，而贊止曰士仁，則其人姓士，傅 字衍也」。14何焯此說甚為有理，《三國志‧吳主傳》亦言「權征羽，先遣 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15《三國志‧呂蒙傳》引《吳書》曰：「將軍 士仁在公安拒守」。16皆可證其說。又如《田疇傳》載：田疇「好讀書， 善擊劍」。「虞乃備禮，請與相見」。殿本考證引宋本，云：「善擊劍，宋 本無善字。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17這種後人以己義恣意增添文字， 所造成的衍文不只讓今書不同於原書，有時還會自創當時未有之職，如 「高亭侯」一名，高實為衍字，潘眉稱：「高、亭字相近，訛複也」。18今 12 何焯，《義門讀書記‧三國志》（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年），頁 219。 13 潘眉，《三國志考證》，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2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卷六，頁 478。 14 何焯，《義門讀書記‧三國志》，頁 227。 15 陳壽，《三國志‧吳主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120。 16 陳壽，《三國志‧呂蒙傳》，頁 1279。 17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十一，頁 260。 18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十六，頁 412。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23 查《三國志》魏制多有廕功臣之子為亭侯的制度，卻不見有高亭侯之稱。 因此高亭侯應作亭侯，此高字為後人妄增之字。 四曰倒文，即正文與注文間的錯亂，或文字的位置顛倒，如《王肅 傳》評末附劉寔評語：「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 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景雲認為此語 當是裴注。「如《譙周傳》評後注引張璠以為云云，與此正同。肅既名臣， 又晉武外王父，史臣於本傳略無貶辭，豈應於評中反摭其短乎。況陳評 二句辭意已足，其下不容更贄他語，由易了也」。19又如《先主傳》有「左 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錢大昭以此為倒文，「領字當在鎮軍之 上」，即「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20像這種倒文的情形不僅失去原本的 文義，也讓後人有不解之感。再如《管寧傳》注引《傅子》曰：「明帝使 相國宣文侯征滅之」。然宣文侯當作文宣侯，「司馬懿初諡文貞，改諡文 宣，此作宣文侯，字倒誤也。宣王未為相國，此亦《傅子》之誤」。21將 文宣侯誤倒為宣文侯，又創相國一職，這種因倒文而出現的訛誤確實值 得注意。 上述都是清代史家整理《三國志》時所發現的常見錯誤，雖然「傳 寫訛脫者半，恁意妄改者半」，有傳刻時造成的錯誤，有校勘時造成的錯 誤，但導致內容偏離原貌的真正原因卻只有一種，即人為的疏失。顧炎 武言：「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謬種流傳，至今未已」。22其實改竄 之風，自古已然，人們不依實論史，妄自更動原書，造成錯誤是必然的 結果。尤其是歷史小說《三國演義》流傳至清後，經毛宗崗父子的潤筆， 內容漸趨成熟，更符合「俗皆愛奇，莫顧實理」的心態，23它的影響力也 19 陳景雲，《三國志辨誤》，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4，（台北：商務印 書館，1983 年），頁 941。 20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台北：弘道文化，1973 年），卷二，頁 1。 21 潘眉，《三國志考證》，卷四，頁 458。 22 顧炎武著、黃汝誠集釋，《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 年），卷十八 〈改書〉，頁 672。 23 劉勰，《文心雕龍校注》（台北：世界書局，1963 年），卷四〈史傳十六〉，頁 111。 12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透過戲曲等，讓清人信《三國演義》較《三國志》多。誠如士大夫所言： 「戲劇最足移人，而作偽亦易。《三國演義》章回小說，宋稗之下乘，而 賈豎牧子無不津津樂道，則二簧、西皮之力也」。24而《三國演義》的內 容，不同於以往多紀實事，或全憑虛構的演義小說，它是「七分實事， 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25甚至有「士大夫且據演義而為之 文，直不知有陳壽志者」。26足可見《三國演義》影響之鉅。 《三國演義》不僅影響一般大眾對三國史事的觀感，它在無形中也 影響了《三國志》的內容，如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亭侯，爵名。 俗人據小說《三國志》稱公為壽亭侯，尤可噴飯」。27又如「通俗《三國 演義》載，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為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坡。 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 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 中，有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曹 操表關羽為「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說，亦可據 為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 論，開後人用小說之門也」。28小說能影響正史內容如此之劇，恐怕也只 有《三國演義》。 在小說魔力的影響下，不少清代學者談論《三國志》時，常論小說、 俗說對正史的影響，王鳴盛、潘眉以及梁章鉅的說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王鳴盛說到：「世之學者，於正史尚未究心，則泛涉稗官潗說，徒見其愚 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淆訛衵亂，雖多亦 悉」。29他認為治史當以正史為主，稗史則需斟酌參訂，所以對於以小說 語參入正史者，常予以嚴厲的批評，「有一等人不能看正史，旁掬宋元小 說以掩其短，如姚寬之輩未嘗學問，而好為議論，自有學識者觀之，雖 24 劉體智，《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一〈張嘉祥之妻〉，頁 8。 25 章學誠，《丙辰劄記》，收入於《中國小說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45。 26 王愷，《江州筆談》，收入於《中國小說史料》，頁 48。 27 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四，頁 70。 28 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卷五，頁 104。 29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後漢書年表〉，頁 243。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25 多亦奚以為」。30後人因俗說而妄自校改者，王鳴盛也多予糾舉。有人以 為漢壽亭侯之「漢」字為漢代，遂據俗說驟改為壽亭侯，但實際上，漢 壽為一地名，故漢壽亭侯並無誤，王鳴盛對這些無端校改之人，直斥為 「不通古今之妄人」。31又如《古今逸史》系列於士仁上增一「傅」字， 沿用小說之名改張飛益德為張飛翼德，他也稱「此吳琯《古今逸史》俗 刻校者妄改，不可據」。32或許王鳴盛的言論讓人感到太過偏激，但是他 的言論卻充分反映出小說與俗說對《三國志》的影響之大。 嘉慶時期的潘眉對於俗人之妄言也有所批評，他認為「近世之星家 書，推關侯以四戊午生，張侯以四癸亥生，此無稽之言」。33因為照此一 說，關羽、張飛隨劉備起兵時，分別是十三歲、八歲，「如星家言張侯以 八歲從軍，十歲為別部司馬也，殆不足據」。以正史記載與實際推算推翻 了俗人之說。又如今人熟知的「關羽溫酒斬華雄」，在清人所見《孫堅傳》 版本中，作「都督華雄」，然「督當為尉，華當為葉。《廣韻》二九葉引 《吳志‧孫堅傳》有都尉葉雄，知宋本作都尉葉雄，今本誤也」。34趙幼 文引《通志‧氏族略》：「《風俗通》楚沈尹戍生諸梁，食菜於葉，因氏焉。 吳有都尉葉雄」。35《資治通鑑》卷二百零八胡三省注亦作「都尉葉雄」。 誠如吳金華先生所言：「此元代以來小說言，葉訛作華，當在南宋以後」。 36可知宋代的都尉葉雄經過小說、俗說的渲染，到了元明之後影響《三國 志》的內容，變成了演義中的都督華雄。 對於《三國演義》研究頗深的梁章鉅，他在其著《三國志旁證》中 也談到不少史書與小說間的關係。如呂布死後赤兔馬的下落，「布所乘赤 兔馬，小說家輒謂布敗後，為曹操所得以贈關公」，他認為「亦想當然， 非事實也」。37又如世謂周瑜與諸葛亮有既生瑜、何生亮的「瑜亮情節」， 30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田疇字〉，頁 254。 31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漢壽亭侯〉，頁 261。 32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傅士仁〉、〈益德〉，頁 261.262。 33 潘眉，《三國志考證》，卷六，頁 479。 34 潘眉，《三國志考證》，卷七，頁 486。 35 趙幼文，《三國志校箋》（四川：巴蜀書社，2001 年），頁 1507。 36 吳金華，《古文獻研究叢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275。 37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九，頁 199。 126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梁章鉅從正史記載而論，以為「蜀、吳通好之時，瑜亮二人會合，縱跡 見於史者（指孫權遣周瑜與劉備合力），不過如此。而小說家鋪張其事， 遂使二人居然有不能並立之勢，可謂厚誣前賢」。38以嚴厲的口吻指責小 說厚誣前人，誤導世人。再如《江表傳》載關羽「好《左氏》，諷誦略皆 上口」。章鉅稱：「公好《左氏》，史有明文，而世俗即依此，演為公志在 《春秋》。近人作公廟楹聯者，必以《春秋》為美談。此正如因史傳言恩 若兄弟，而演為桃園結義，雖名流詩文猶不免焉，而不知其非事實也」。 39他並舉時人附會關羽習《春秋》之事，「黃奭曰：『關公祖石磐，父道遠， 並公三世，皆習《春秋》，奇甚』。國朝張大本有墓銘言其事。然無徵， 不可信也」。40 由上可知，對清人而言，《三國志》之所以會出現脫文、衍文、倒文 等情形，其主要原因，在於傳刻者的妄改，尤其自《三國演義》盛行後， 更有不少人根據演義內容更改正史文字，造成更多訛誤的出現。對於這 些校勘上的問題，清人不只予以探討，深入了解原因，並且點出這些校 勘致誤的情形，可說是極具成果。 三、清人校勘《三國志》的缺失 清人校勘《三國志》有著重大貢獻，他們將訛誤已久的內容予以糾 舉，讓《三國志》的內容避免了以訛傳訛。但他們的研究也還是有一些 值得商榷的地方。以對校法為主的何焯就被眾家學者稱「不知義門於詞 科之學，有無夢見，居然屢發大言。《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困學 紀聞》條，於焯之妄肆詆摘，也大有微詞；謝山作《紀聞》序，亦誚為 批尾家當」。41錢大昕跋《義門讀書記》亦云：「近世吳中言實學，必曰何 38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頁 533。 39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三，頁 586。 40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三，頁 586。 41 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八〈何義門行止不 端〉，頁 474-475。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27 先生義門。義門固好讀書，所見宋元檕本，皆一一記其異同。……至其 援引史傳，羈跚古人，有絕可笑者」。42這些評論或許有些太過，但也不 是空穴來風，衡諸義門之書倒有幾分道理。其實不只是何焯如此，其他 校勘《三國志》的大家如陳景雲、趙一清、潘眉以及錢大昕、大昭兄弟 也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今見其校約有下列數者較為可議。 （一）、對古代字詞的理解有限以致誤 古代字詞的運用隨著時代演變而有不同意義的呈現，流傳數百、數 千年的史籍在字義上也會與今日不同，遂出現以今日涵義來看卻不能解 釋的地方。正因為如此，學者在研究上難免會有對字詞了解不夠，而逕 自解釋，進而出現郢書燕說的情形。這種以今臆古，未經考證而將古字 改為今日用語，也可見於清人校勘《三國志》的研究中。 《三國志‧夏侯玄傳》記夏侯玄上言，禁除末俗華麗之事，衣服應 該「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何焯 懷疑覺當作較。43然而，考諸史書，何焯的懷疑似乎是多餘的。據吳金華 先生的解釋，古書中的覺經常被當作較義來使用，如《三國志‧高貴鄉 公紀》注引《魏氏春秋》言：「聖賢之分，所覺懸殊」。44這裡的覺字就是 當作比較來使用，亦可作差距之義。又《晉書‧傅玄傳》有疏曰：「古以 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覺過倍」。也是覺字當差距、比較 解。古人覺字與較字意同，何焯的疑訛應是多餘。又如《三國志‧吳主 傳》載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何焯疑軍為衍字， 應作陸遜部將宋謙。45然何氏說法似稍嫌武斷，按部字亦可當作動詞，部 將軍宋謙即部署將軍宋謙，軍字不一定為衍字。部字被當作動詞使用， 也可見於他傳中，如《孫策傳》載策表：「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 42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收入於《嘉定錢大昕全集》玖，（南京：江蘇古籍出 版社，1997 年），卷三十，頁 519。 43 四庫館臣，武英殿本《三國志》考證，收入於《二十五史》（台北：開明書局， 出版年不詳），引何焯語，頁 947。 44 吳金華，《三國志校詁》（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68。 45 盧弼，《三國志集解》（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不詳），引何焯語，頁 934。 128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黃蓋等同時俱進」。《陸遜傳》亦載：「遜遣將 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遜復部經討破布、凱」。 以中文句法的排比特性來看，前者用遣，後者用部，明顯地是將部作動 詞使用，即派遣之意。誠如吳金華先生所言：「何焯直以部為名詞，不明 部字亦可當動詞，而拘於部將一意，進而疑軍為衍字，其說可商」。46再 如《三國志‧孫登傳》載：「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孫登）， 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 范慎、刁玄、羊輔，等皆為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何焯認為刁玄的 刁「古無刁字，宜從宋本作刀」。47他以為古無刁字，但這是否合於實情 呢？據《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銘文有「控帶二江，刁斗夜驚，權烽晝 起」。48可見刁字的由來已久，非古無刁字。又據《江表傳》：「初丹陽刁 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 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49唐代許嵩的《建康實錄》 亦作「刁玄」。50顯見刁玄並無誤。這些未經考證，而直斷是非的說法， 或許是何焯被人稱為「屢發大言」的原因吧！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以考據見長的錢氏兄弟，錢大昕、錢大昭身上。 如《三國志》載鄧芝為大將軍，大昕認為當衍大字，然依史例，史家敘 事若顯其職官，則稱將軍全銜，如揚武將軍、征東將軍等，至於獨當一 面的將領則泛稱大將，如「維為大將鄧艾所破于段谷」，故去大字稱將軍， 恐不如去軍字，作大將。據《藝文類聚》卷五十九引《蜀志》51、《太平 御覽》卷二百七十五、二百八十引《蜀志》俱無軍字。52可見大昕此論尚 46 吳金華，《三國志校詁》，頁 234-235。 47 何焯，《義門讀書記‧三國志》，頁 233。 48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150-151。 49 陳壽，《三國志‧三嗣主傳》注引《江表傳》，頁 1168。 50 許嵩，《建康實錄》，收入於《筆記小說大觀》二十編（台北：新興書局，1977 年），卷二，頁 697。 51 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88（台北：商務印書 館，1983 年），卷五十九〈將帥〉，頁 355。 52 李昉等，《太平御覽》，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95（台北：商務印書 館，1983 年），卷二百七十五、二百八十，頁 548、582。不過《太平御覽》 引《蜀志》作「大將鄧艾」，「艾」字恐為「芝」之誤。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29 須商酌。再如《馬超傳》「因為前都亭侯」，大昕以為「前字疑衍，《先主 傳》亦稱都亭侯」。53據《馬超傳》所載，馬超在未入劉備帳下時，就已 任都亭侯，既任都亭侯，故陳壽書劉備予馬超新官職，而爵位並未變動 的情形時，應作「因前為都亭侯」。前字非衍字，只是前與為二字應要互 調。 精熟漢史的錢大昭，在校史時亦不免有訛誤出現，如漢代有大司農 之職，此職雖有數年更名，但大體仍以大司農為名。因此大昭以此為據， 認為《三國志》中的大農有誤，應改為大司農。然據《三國志》所載， 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國既建，改漢大司農為大農，直到黃初元年才改大農 為大司農。可見曹魏曾有一段時間改大司農為大農。《文選》卷六左思《魏 都賦》李善注云：「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 郎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54又《藝文類聚》卷二十引 《魏志》：「王脩為大農郎中令」。55以及出土的晉寫本《三國志》都沒有 司字。56可見此作大農無誤，大昭未明此義，故校改失誤。又如《曹仁傳》： 「將士感之，皆無二」。大昭稱「二下疑脫心字」。57其實古人常將無二當 作無二心使用，如《齊王芳紀》載嘉平六年詔：「昔解揚執楚，有隕無二」。 《高貴鄉公紀》載司馬昭上言：「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桓階傳》： 「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可見大昭疑脫字並不見得正確。 即使是乾隆年間的四庫館臣，他們在校正明監本《鄧艾傳》的記載， 也出現對古代字詞的理解有限而失誤之處。明監本：「令淮北屯二萬人， 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李龍官以為：「淮北 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四千有奇，不得云 四萬也」。58然十二分休指得是十分之二眾休養，李龍官誤以十二分休是 53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卷十六〈馬超傳〉，頁 379。 54 昭明太子，《文選附考異》（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卷六《魏都賦》， 頁 69。 55 歐陽詢，《藝文類聚》，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87，卷二十〈忠〉，頁 478。 56 張元濟，《校史隨筆》，頁 32。 57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一，頁 13。 58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十八引李龍官語，頁 463-464。 130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分為十二份，所以認為「止應四千有奇」，不過從真正意義十分之二眾休 養，「常有四萬人」並無誤。百衲本、《太平御覽》「千」皆作「萬」。59李 龍官雖從實際計算來判斷此萬當為千字之訛，但由於對古代字詞的理解 有誤，以致校勘失實。郁松年對《三國志‧曹爽傳》引《魏略》有「譬 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一句，亦因以今例古，未能理解字詞而誤。他 認為《魏略》中的盜狗應作盜貓，「志注作狗，以下善捕鼠推之，志注誤」。 60然此論有以今例古之嫌，因為古代亦有以狗捉鼠。《晉書‧劉毅傳》：「既 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晉書‧五行志》亦載：「洛中大鼠長尺 二，若不早去大狗至」。皆可見以狗捉鼠在當時仍習以為常，故此語實不 當校改。凡此都是清人對古代字詞或史例的理解不全而導致的錯誤，儘 管清人以細心、耐心來校勘史書，但這種缺失還是難免的。 （二）、態度輕忽與論證不足而誤 在清人的研究中，態度疏忽以致誤，或因論法精簡而未能提出證據 也會出現在校勘中。何焯就如其弟子所言，有所得就「約言以記之」，然 而這種約言仍是一般文人的粗記，或僅憑孤證而作的論斷，對證據的講 究仍稍嫌不足。可以說何焯雖然有考辨的精神，但還談不上考證的精審。 焦循《雕菰集》卷十二＜國史儒林文苑傳議＞說到：「同一校讎也，何義 門宜屬文苑；盧召弓宜屬儒林」。61指得就是何焯對證據的輕忽。例如《三 國志‧王粲傳》注引＜曹丕與吳質書＞有「今惟吾子，棲遲下仕」一語， 何焯稱：「宋本仕作士」。不過據盧弼與趙一清的研究，宋本《三國志》 的仕不是作士字，而是土字。62又如《三國志‧先主傳》載劉備＜即位告 天文＞，其中有「又懼漢邦將湮于地」一辭，殿本《三國志》考證引何 焯語：「漢邦作漢祚」。然何焯此語缺乏版本依據，據百衲本《三國志》， 59 陳壽，百衲本《三國志》（台北：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384。 60 郁松年，《續後漢書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卷二，頁 77。 61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台北：里仁書局，1988 年），引焦循《雕菰 集》，頁 142。 62 趙一清，《三國志注補》，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2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卷二十一，頁 191。盧弼，《三國志集解》，頁 546。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31 漢邦無誤。63明顯地，這都是何焯引用版本時不小心所致。 另兩位校勘《三國志》極有成果的錢大昕、錢大昭，他們的校勘內 容亦有疏忽而致誤的情形。如《僕陽興傳》載：「加興侍郎，領青州牧」， 大昕言：「興位為丞相，何緣更加侍郎？宋本作中郎，亦未可據」。64其實 大昕只講對一半，侍郎的確有誤，但是他認為未可據的宋本並不作「中 郎」，而是「侍中」，可參見盧弼之說，百衲本亦作「侍中」。65大昕之論 似失於不慎。又如《三國志》載「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內容本無句讀， 大昭以下文有斬羅勃首為證，認為「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之周字為衍 字。然而大昭這個說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問題主要出在句讀與自己的疏 忽，因為句讀為宿賊黃龍羅、周勃的話，就符合下文「斬羅、勃首」，而 沒有衍周字的問題。66大昭誤以羅勃為一人名，故需衍周字，恐怕是不確 的。再如《楚王彪傳》：「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錢大昭稱：「嘉以 罪人之子紹封，不應獨得二大郡，疑有衍文」。67然此說實有疏忽之處， 案漢魏時真定為縣，屬常山國內，所以「嘉以罪人之子紹封」，封邑只有 縣，並未獨得二大郡。 除了治學態度疏忽外，個別學者使用的方法，也影響著他們的校勘。 像何焯使用的方法，即「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鉤乙如其書；一 點一畫，照錄而不改」的死校法，也讓何焯在校勘上有漏洞出現。68顧廣 圻言：「義門手閱書籍及門下士所過最盛，往往有源流，蓋見舊本多耳」。 69從批校《三國志》的論法來看，何焯在校勘上極度倚賴宋本，只要今本 《三國志》與宋元舊籍有所出入，他往往據之修正，但宋元舊籍就如同 杭世駿所言： 63 百衲本《三國志》，頁 443。 64 錢大昕，《諸史拾遺》，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45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卷一〈濮陽興傳〉，頁 6。 65 百衲本《三國志》，頁 724。 66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三，頁 8。 67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一，頁 27。 68 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引葉德輝《藏書十約》，頁 178。 69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引顧廣圻語，頁 143。 132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今之挾書以求售者，動稱宋刊。不知即宋亦有優有劣。有太學 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本 則尤不可更僕以數。70 版本優劣確實是影響校勘正確與否的關鍵因素，但即使是版本較優的宋 本也難保正確無誤。如前述宋本所作的都督華雄，根據研究實為都尉葉 雄之誤，可見宋本亦有誤處。所以盧文弨就認為：「今之所貴於宋本者， 謂經屢寫則必不逮前時也。然書之失真，亦每由於宋人。宋人每好逞臆 見而改舊文。……後人信其說，遽以改本書矣」。71當然校勘古書，宋元 舊籍是不可或缺的主力，但它不免有訛誤、有脫文，甚至有後人自行增 損處，因此盲從它、迷信它，把它當作唯一依據來從事校勘都是值得省 思的。上文所舉的＜曹丕與吳質書＞、劉備＜即位告天文＞，何焯也都 是僅舉孤證，相信版本而出現的校勘盲點。 何焯以版本校史，故有時僅書宋本為何，論法較為精簡，不過以理 校法校史的學者，他們也不見得會提出充分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校勘。顧 廷龍在《百衲本三國志校勘記》序文中曾對清人校勘略作評論，他認為： 「王（鳴盛）錢（大昕）均以過人之精力，以推理校勘為主，而宋元舊 本，未獲多見，故雖能舉其疑誤奪失而無所取證」。72正由於「無所取證」， 所以清人校勘時往往單憑孤證而校，或直斷是非。如趙一清的研究就有 直斷是非，而未提出具體證據的事例。《三國志注補》稱「文長未曾為軍 師或是帥字之誤」，73一清未引任何證據補充己說，直斷師字為帥字之誤。 但據諸葛亮＜廢李嚴文＞中，同奏諸臣中有「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 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可知魏延確曾任軍師無誤。又如陳景雲 校《東夷傳》內容，稱：「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齋詔書」，「塞疑作奏」。74 案塞曹為漢代官職，洪飴孫《三國職官表》稱：「郡當戍邊者，置塞曹掾」。 70 杭世駿，《道古堂集》，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142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卷十九〈欣託齋藏書記〉，頁 396。 71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收入於《續修四庫全書》14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 年），卷二〈重雕經典釋文緣起〉，頁 568。 72 顧廷龍，《百衲本三國志校勘記‧序》（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2。 73 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卷四十四，頁 288。 74 盧弼，《三國志集解》引陳景雲說，頁 728。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33 75可見塞曹是當時管理邊塞、與外人打交道的職官，景雲直斷塞曹為奏曹 之誤，有武斷之嫌。再如《許褚傳》載許褚「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 計」。景雲「疑萬當作百。褚雖驍勇安能手斬萬級，恐因百万二字相近致 誤爾」。76其實史書所稱「先登，斬首」並不見得就是武將個人所為，多 半是指所率部隊的戰功。像《呂虔傳》：「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 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指得就是呂虔部隊的戰功，並非呂虔一人之 功。此說顯然是曲解了「先登，斬首」的史書用語所造成的失誤。再如 嘉道時人的梁章鉅，他認為《鍾會傳》「鍾會字士季，穎川長社人。太傅 繇小子也」一句，當中的小子之稱有所不妥，「案注，黃初六年會始生， 繇已老矣。小子當作少子」。77但實際上，小子是無須校改的，觀《三國 志》書中有不少稱小兒子為小子之處。《武帝紀》：「紹自軍破後……小子 尚代」。《東夷傳》：「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可見小 子是相對於長子之意，與年齡大小無關。此皆清人校勘時態度輕忽，或 論證不足所導致的校勘錯誤。 （三）、版本與相關史書的運用不盡完全 儘管清人重視證據，講求版本，但由於古代書籍的流通不便，導致 使用的校勘法往往受限，尤其是宋元善本的難求，更讓大多數的清代學 者在校勘上傾向無須他書作為依據的理校法。實際上理校法也確有功 用，各版《三國志》相同的錯誤，如《三國志‧凌統傳》記凌統病卒， 卒年四十九，只有藉此才可辨正。陳景雲校此條，以為「統父操以建安 八年從征黃祖戰沒，統時年十五。及十一年，即預討麻屯之捷，後至四 十九而卒，則吳之赤烏中也。統自攝父兵屢立戰功，為時名將。若赤烏 中尚在，則從征合肥還二十年間，統之宣力戎行多矣，何更無功可錄乎？ 據《駱統傳》，『凌統死，復領其兵』，在隨陸遜破蜀軍之前。然則統之年 75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收入於《後漢書三國志補表補志三十種》下（北京： 中華書局，出版年不詳），卷下，頁 1636。 76 陳景雲，《三國史辨誤》，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254（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頁 942。 77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十八，頁 466。 134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當在三十左右，本傳所云乃傳錄之誤」。78景雲此語雖無其他史書輔助其 說，但內容極為精審。今按唐人所著《建康實錄》卷一載建安二十二年 事：「是歲，偏將軍、都亭侯凌統卒」。「統為人性好接物，親賢愛士，輕 財重義，有國士風，年二十九卒」。79《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八亦作凌 統「卒時年二十九」。80皆可見凌統卒年應為二十九歲。景雲以理校法校 正史書之訛，確有過人之見。 原本校讎之術就不是單純比較文字的是與非，理校法以理校勘的優 點即在此，但它的缺失亦是明顯可見。如同陳垣所言：「此法需通識為之， 否則魯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 者亦此法」。81趙幼文亦稱校讎之法「必明史實、通文律、悉詞例，莫違 乎是，述寡衍尤」。82當然以清代學者陳景雲、錢大昕、王鳴盛等人的治 學之勤，對《三國志》的熟悉自然不在話下，不過這種以主觀議論為主 的方法，在缺乏實證依據的情況下，難免稍一不慎，便有錯誤論斷。顧 廷龍認為「夫校史之難，首在求本，善本難求，自古而然」。所以稱張元 濟「咸有依據，與王、錢推理校勘有所不同」，指出清人校勘缺乏版本依 據的問題。83而且從事校勘不僅要尋求善本，廣求諸本也是校勘的基本條 件，章學誠謂： 校書宜廣儲副本。劉向校讎中秘，有所謂中書，有所謂外書， 有所謂太常書，有所謂太史書……。夫中書與太常、太史，則 官守之書不一本也。……夫博求諸本，乃得讎正一書，則副本 固將廣儲以待質也。84 78 陳景雲，《三國史辨誤》，頁 943。 79 許嵩，《建康實錄》，收入於《筆記小說大觀》20（台北：新興書局，1977 年）， 卷一，頁 655。 80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八〈涕〉，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897，頁 497。 81 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六〈校法四例〉，頁 148。 82 趙幼文，〈三國志集解獻疑初稿序〉，收入於《三國志校箴》，頁 2050。 83 顧廷龍，《百衲本三國志校勘記‧序》，頁 3。 84 章學誠，《章氏遺書》（台北：漢聲出版社，1973 年），卷十《校讎通義》內篇 〈校讎條理〉，頁 220。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35 概括地說，廣搜眾本對校勘來說，除了比較的依據多了，發現異文 的根據更為充足外，學者更可以擇善而從，進而取得較大的校勘成就。 但是這兩點，並不是全部的《三國志》研究者都能做到，使得部分學者 研究《三國志》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依據。例如《步騭傳》云：「太子 登與騭書騭條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等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 獎勸」。陳景雲認為： 騭所條上諸臣皆當時有聲績于荊州者，程普之卒在吳主稱尊號 前，不應亦列其中，恐傳錄誤也。時呂岱在荊州，其名跡亦葛 陸之亞，騭獨遺之為不可曉。或程普乃呂岱之訛。如《魏志‧ 夏侯惇傳》中以雲長為呂布也。85 景雲指出程普為誤字並沒有錯，但他以呂岱代程普卻非實情。據趙幼文 《三國志校箴》的研究：「上文：『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 駐武昌與騭書。』考吳、蜀交分天下在黃龍元年。是年九月權遷建業， 留登武昌，則登與騭書，當在是年。據《呂岱傳》，岱延康元年代步騭為 交州刺史，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是騭條諸葛僅十一人甄別行狀 時，岱猶在交州，故騭未及之。又考《實錄》「程普」作「程秉」，據秉 傳，秉時為太子太傅，與登居武昌，則作「程秉」為得。作「程普」者， 蓋傳寫者習見程普而妄改也」。86《建康實錄》卷二正作程秉，非程普， 景雲之說恐為非。87 這種「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的例子並非僅此一例，《胡綜傳》 附載「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景雲認為：「今綜傳後 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此據「志中凡不立傳而附見他傳者，雖有事蹟 可稱，評中皆不及之……詳之數通使命，無傳有評，疑乖史例」。88景雲 此論言之鑿鑿，但他只說對一半，由論贊謂徐詳當有傳是實，而稱「傳 後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以為此非陳壽原作，本文早已佚失，則似未得 85 陳景雲，《三國史辨誤》，頁 945。 86 趙幼文，《三國志校箴》，頁 1698。 87 許嵩，《建康實錄》，卷二，頁 711。 88 陳景雲，《三國史辨誤》，頁 946-947。 136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實。據吳金華先生研究，史書有附傳之例，陳壽《三國志》由於筆法精 審之因，許多人物多以附傳型態表示，表現方法有傳中提及者。如《董 允傳》附黃皓、陳祗；傳末提及者。如《王平傳》附句伏傳略。這種傳 末提及法，又有像「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的史例。 如《夏侯惇傳》曾出現「惇將韓浩」，傳末就有「韓浩者，河內人。沛國 史渙與浩具以忠勇顯」之語。《諸葛亮傳》提及「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 卷末即附載「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杜微傳》提及「五梁為功 曹」，傳末就附「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89所以景雲單憑論贊 有無此人，言「傳後數語則出自後人附益也」是值得商榷的。 《卞皇后傳》：「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因陳群之奏而止。至明帝乃 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 皆贈印綬」。傳統筆法對於尊卑特別看重，講究行文順序，景雲亦依此認 為「以疏封之次言之，卞后母於文帝為外祖母，若祖母則為外曾祖母。 明帝推恩理應先封后母，不當反捨后母，而獨封后祖母也。況下文有及 恭侯夫人皆贈印綬語，其文義尤明乎」。90故景雲疑祖母之祖為衍字。此 疑雖是，但所疑對象卻有誤，錢大昭稱： 太后當作太皇太后，恭侯夫人當作敬侯夫人，又失書其姓，卞 后之祖父與父，明帝既追封為縣侯，則后之祖母與母並當追封 為縣君，況上云祖母即恭侯夫人矣，不應重複言之，其為敬侯 之誤無疑。91 案《武宣卞皇后傳》自以傳主本身事蹟為主，故上文稱：「文帝欲追封太 后父母，因陳群之奏而止」，可見明帝所欲追封者是祖母卞皇后家人，因 此大昭將太后校改為太皇太后，無誤。也正因為追封之人是祖母親人， 因而推恩理封后母是不存在的。由此觀之，本文有誤者應如大昭所言是 太后當改為太皇太后，恭侯夫人改為敬侯夫人才是。景雲僅以史例探討 內文，卻未能仔細觀察全文，校改確有不當。 89 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45-146。 90 陳景雲，《三國史辨誤》，頁 940。 91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一，頁 6。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37 缺乏諸本為依據可能會導致校勘失誤，但是缺乏版本依據，則會出 現費力校勘之處。如錢大昭論周群字仲直，大昭稱「＜季漢輔臣贊＞作 字仲宣」，但這是因為大昭引用的底本有誤，所以「＜季漢輔臣贊＞作字 仲宣」。今檢百衲本《三國志‧楊戲傳》作「贊王元恭、何彥英、杜輔國、 周仲直」。92《周群傳》與＜季漢輔臣贊＞間並無抵誤，可見周群字仲宣 的出現應是大昭引用後出版本而誤。又如九年太守儋明。大昭以下文證 之，指出「明當作萌」。93不過百衲本作萌。大昭之所以會指出錯誤，主 要是因為他採用的《三國志》版本為毛本，而非以宋本為底本，因此原 本無須辯證的地方，卻出現問題。再如費禕為昭信校尉，毛本作照信校 尉，大昭認為照當為昭，其實這在百衲本中就可得到證實，假使他引用 較好版本就無須再校。另一位校勘學者潘眉，他在校勘時亦少有版本依 據。如《孫權傳》二十五年注引《魏略》、《王朗傳》注引《世語》：「（王） 恂字子良大」。即是其例。潘眉所見版本《魏略》作《魏啟》，他認為「《魏 啟》書未詳，此當為《魏略》之訛」。94「子良，《晉書》作良夫。此子字 衍文，大字即夫字之訛。弟愷字君夫」。95這些校改據百衲本的記載來看， 《孫權傳》二十五年注引的確是《魏略》，《王朗傳》注引《世語》也是 「恂字良夫」，這都是無疑之處。96 引用較差的版本不只會費力校勘，甚至會出現以不誤為誤的情形。 如《呂蒙傳》有「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大昭認為「楊戲＜輔臣贊＞， 郝普字子大，此太字誤下同」。97然據百衲本《三國志》仍作「郝子太」。 98並未有子大，太字無誤而是大昭引用版本的大字有誤。洪飴孫包羅萬 千、考證精細的《三國職官表》列有翰林中郎將，其實三國時代並無翰 林中郎將一職，而是後人妄自改羽為翰字，飴孫之誤正因為引用較差版 本所致，百衲本《三國志》正作「羽林中郎將」，可糾其誤。 92 百衲本《三國志》，頁 590。 93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三，頁 7。 94 潘眉，《三國志考證》，卷七，頁 487-488。 95 潘眉，《三國志考證》，卷四，頁 460。 96 百衲本《三國志》，頁 553。 97 錢大昭，《三國志辨疑》，卷三，頁 8。 98 百衲本《三國志》，頁 537。 138 中正歷史學刊第六期 上述是清人校勘缺乏版本或相關史料，而以不誤為誤、或費力校勘 的情形，其實他們論斷正確的內容也可從其他地方得到旁證。以理校為 主的陳景雲不像其師何焯廣求諸本校書，正同《四庫提要》所稱：「雖所 辨數十條，不能如何焯書校正之詳，而不似焯之泛作史評。又大抵以前 後文互相考證，參以《後漢書》、《晉書》，不能如杭世駿書徵據之博，而 亦不似世駿之蔓引雜說」。99如《凌統傳》：「從往合肥」的往字作征，就 可由《太平御覽》卷七十三、四百三十五引《吳志》作「從征」得到證 明。100《丁奉傳》：「進封都亭侯」，景雲以常理論斷亭字應作鄉字，但缺 乏旁證，《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七、《建康實錄》卷四記丁奉此事皆作 「都鄉侯」，並非亭侯。101《孫休傳》：「從中書侍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 景雲疑射慈為謝慈，《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作「中書郎謝慈」，可補 充其說。102《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張郃攻無當監何千於南圍」。 趙一清雖明白指出「何千當作何平」，卻未提出任何證據。其實《太平御 覽》卷二百九十一作「無當監何平」，可證其說。103這都是清代學者可見 但未引，而足為佐證之書。當然他們或許受到環境因素限制，以致未有 佐證輔助其說，卻能盡責的指出所據《三國志》版本之失，的確可見治 學功力之深。不過他們缺乏諸書或版本為據所導致的訛誤，也是吾人應 當注意的。 99 四庫館臣，《三國史辨誤‧提要》，頁 938。 100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七十三〈橋〉，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93， 頁 713。《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五〈勇三〉，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897，頁 113。 101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908（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83 年），卷三百七十七，頁 544。《建康實錄》，卷四，頁 774。 102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偏霸孫休〉，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894，頁 233。 103 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一〈料敵下〉，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895，頁 647。 論清人的《三國志》校勘成果及其缺失 139 四、小結 《三國志》在清代史家的細心整理下，除了不少沿襲已久的訛誤得 到辨正，他們也初步歸納出《三國志》致誤的原因。他們認為《三國志》 之所以會出現脫文、衍文、倒文等情形，其主要原因，在於傳刻者的妄 改，尤其自《三國演義》盛行後，更有不少人根據演義內容更改正史文 字，造成更多訛誤的出現。對於這些訛誤，清代學者也以各種校勘方式， 輔助學科來從事校勘工作，雖然個別史家偏重方法不一，但無疑地他們 都是為了恢復古書原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