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兴观群怨”说 中国文化概论结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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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论语•阳货》） 第一次读《论语》是因为五二五读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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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为了完成任务，多少有些囫囵吞枣。后来周颖老师讲课时重点讲了兴观群怨，感触很深。现在，我又再一次学习这几个字。“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把个人的修养归结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诗、礼、乐可以培养人的品德。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是直接讲诗的社会功用的，说明了诗可以提高人们从事政治、外交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专对”就是当时对行人使者出使别国时随机应变的言语问答。也就是说，在各种外交场合，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引用诗词歌赋，能带来很大有好处。让对方认识自己的才能，使紧张的气氛消融在雍容尔雅的诗歌的吟咏之中，可以化干戈为玉帛，转危为安。诗歌如此巨大的社会作用，引起了当时许许多多的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重视。普通人学诗，可以从诗中受到启发、引导（即诗的教化作用），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士学诗，不仅可以受到启发、引导，还可以使自己不会受到他人的嘲弄。在出使他国时，能随机应变引用诗歌，可以应答自如。甚至于引用诗歌来上谏、劝诫他人等。孔子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根据诗歌的这种巨大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 “兴”是指诗歌对读者的思想感情有启发感染的作用。“可以兴”，说明了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我们最长说的就是那些爱情诗。男女主人公为了自己的爱情，坚持和封建的伦理道德相抵抗，甚至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所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把它解释为“感发意志”。从作者本身来说，由于外在事物的反映在作者的头脑中引起创作的冲动，于是抒发出内心的感情，成为诗。即孔安国在《集解》中把它解释成为“引譬连类”，即“由彼及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十个简单的字描写除了作者的内心感受。 “观”是指作者通过作品中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反映生活真实，从而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社会中的得失和历史风貌的本质。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可以观”说明了诗歌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 这个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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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就是杜甫的三吏三别，诗歌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疾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准确的写出了上层官吏和下层老百姓的差别。 “群”是指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可以群”说明了诗歌可以使作家与作家间、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提高认识，提高文学水平，使人们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消除个人主义思想，以集体利益为重，个人服从于集体，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魏晋时期，人们都喜欢探讨诗歌，发表对诗歌的看法及观点。 “怨”是指诗歌可以用来怨刺上政，表达民情。“可以怨”说明了诗歌可以用来表达民间疾苦，揭露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从古至今，有许多讽刺诗就是这样。处在当朝，不能明说，于是借助古人的实例来说明当今的社会。如《长恨歌》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写的诗汉皇，实际上比喻唐明皇。说明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奸臣当道。 “事父事君”，则是孔子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说明诗歌要为礼教服务，在“兴、观、群、怨”四种社会作用中，“兴”是实现后三者的基础和枢纽，“观、群、怨”要依赖于“兴”，只有通过“兴”的艺术感染作用，诗歌才能实现“观、群、怨”。由此可见，孔子对文学社会功用的阐述，突出地讲明了文学有审美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文学作品以其自身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以情感人，陶冶人们的感情，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交流，加深了解，使人与人之间增进友谊、关系和谐、团结一致。 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产生之前，就有一些作家试着在不同的的作品中阐述过，但都是片断式地散见于一些作品，是零碎的、较为简单的，没有系统性、深刻性。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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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深刻的文学功用观。 应指出，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他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完全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也就是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男尊女卑、重礼重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这种伦理道德的体现。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文学创作要符合当时规定的道德标准，文学要承担政治任务，而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感情的抒发要受到伦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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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这对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但这必竟不是主流，是极次要的，是当时时代、阶级的局限所造成的，它不会涵盖“兴、观、群、怨”说对后来发生的巨大影响。 孔子的“兴、观、群、怨”对诗歌社会作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后世文人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意见。 清代文学理论家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关于“兴、观、群、怨”说的文学思想。他从“诗以道情”的思想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兴、观、群、怨”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尽矣。辩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于此，读《三百篇》者必此也。“……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这里所说的“四情”即是“兴、观、群、怨”，“四情”指出诗歌发挥的社会作用，是通过诗中所蕴含的审美情感来影响读者的思想感情，这就要求进行诗歌创作时，必须使诗歌作品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达到这种境界，诗歌中包含的审美情感就能打动人、感染人，引发读者产生无穷的遐想和情思。只有这样，欣赏者进行反复的玩味、品尝“游于四情之外，情无所窒，”获得了更多的美的享受。 他还论述了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四者看成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的整体加于论述，讲明了诗歌的特征是高度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感情，诗歌社会作用的发挥，即能陶冶人的心灵，激励人们奋进，又能启示人们认识社会现实。指出诗要更大地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就得真实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加深人们之间的感情联系。 总之，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从“诗教”的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美学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等社会作用以及知识学习方面，都给了很高的估价，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后世诗学理论形成与发展影响很深，至今仍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不愧为古圣人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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