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

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二） 商周青铜器纹饰断代（二） ——利簋断代商榷 杨 坤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曾将夔纹分为十五式1，本篇所要展开讨论的纹饰，即《通考》第十式夔纹2。这类夔纹在商周青铜器上相对出现较少，但却有显著的图案特征：横向布局、首不回顾、上吻前翻、躯干向下直折转横、尾部复上挑。 这种夔纹，按类型学原则，可分为无足、有足二型。无足一型，可区别为夔纹背部无鬣纹、有单鬣、有游旗状单鬣、有连续之鬣四式。 如夔纹象尊3饰无足无鬣夔纹，戉箙卣4饰无足单鬣夔纹。无足有单鬣的夔纹，又有下颚前卷与后撇的差异。如戉箙卣夔纹下颚后撇，兽面纹卣5夔纹下颚前卷。竹园沟四号墓圆鼎6、竹园沟七号墓丰公鼎7则饰以有游旗状单鬣之夔纹。夔纹背部有连续之鬣，则见于殷墟五号墓三联甗8。 有足夔纹，可分为单鬣、游旗状单鬣、双鬣三式。 如戈鼎9饰有足游旗状单鬣夔纹。有足单鬣夔纹则见于丙方鼎10、息父辛鼎11、兽面纹簋12、舂丁簋13、贯簋14、亚宪卣15、天父乙觯16、父乙觯17、兽面纹觥18。有足单鬣夔纹，亦有下颚前卷与后撇（有齿牙）之别。 有足双鬣夔纹，则见于兽面纹方彝19、赢簋20。 综合而言，殷墟五号墓三联甗、竹园沟四号墓圆鼎、竹园沟七号墓丰公鼎，均饰以圆涡纹与夔纹组合纹样。而且，它们还有两个显著特征：夔纹粗短、尾部转折短促有力，下颚呈片云钺状。丙方鼎、戈鼎饰有足夔纹，但后者与圆涡纹并见，且其下颚亦都作片云钺状，夔身亦粗短。据墓葬分期，竹园沟四号墓“应在昭王晚期”、七号墓“可能在康王晚年至昭王前期”21。丙方鼎呈斗台状，无花牙扉棱，惟蕉叶纹已非常简化。戈鼎腹部垂势略大，且圆柱足渐有收削。但上述二器的年代，应不会晚于昭王。可见，这类夔纹主要流行于殷墟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 除了丙方鼎与戈鼎，绝大部分的有足夔纹由于腿、爪的位置需要，而导致夔龙的躯干与尾部呈现出细长的表征。这类细长夔纹的使用年代，可以从父乙觯等纹饰进行推论。 天父乙觯与父乙觯的整体器形，是接近的。而父乙觯更与“1962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南53号墓出土殷墟四期的母乙觯与此件形制纹饰完全一致，但是母乙觯有器盖”22。父乙、母乙觯的器腹，均饰无角广眉兽面纹23。与之相同或接近的兽面纹，还见于禺方鼎24、大保簋25、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26、戈五卣27、史尊28。从观察该类兽面纹的结果来排比，父乙、母乙觯兽面纹鼻梁作一通柱状，比较罕见，但无云雷地纹的做法，与大保簋、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戈五卣、史尊等类同。故不能以母乙觯出于殷墟四期的墓葬，而全然排除其晚至成王灭武庚前后的可能。同墓所出另一母乙觯，纹饰风格迥异，可能是由于铸器时代早晚的缘故。 禺方鼎是被断代为商代晚期青铜器。但经过观察，其兽面纹鼻梁，与戈五卣是相近的。两者较大的区别，只是鼻梁山根处的左右对称的垂歧，前者只有下垂而已，而后者增加了上歧。这个区别，是否为时代先后的表征呢？我们认为禺方鼎兽面纹鼻梁山根的垂歧，相比商代同类纹饰而言，垂势更大，与德鼎相接近。而德方鼎兽面纹的鼻梁，则是有了上下的垂歧。德鼎与德方鼎或许铸造有先后，但两者年代不会相去甚远。故禺方鼎的年代，可能需有所下移。 纸坊头一号墓的时代，以往根据对传世德组铜器年代的认识，曾确定在成王前期29。德方鼎兽面纹边缘附加以鬣纹，与之比较接近的或父癸方鼎30，由于花牙扉棱远比德方鼎更具装饰性，故其时代要略晚些。而或父癸方鼎口沿下器表所饰双身龙纹，在昭王世的令方彝上也能看到。兽面纹边缘附加鬣纹的作法，还见于叔匕方彝31、旂觥32、兽面纹觥33、或父癸方鼎、晨肇宁角34、兽面纹方座簋35等。德方鼎，目前公认为成王时器，而令方彝等则大致均在康、昭之世。所以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的年代，不应只上系成王世，还有晚至康、昭王世的可能。 按天父乙觯器腹所饰兽面纹，其双角凸于器表，部分角端甚至尖耸出挑。类似的兽面纹，在成、康时期青铜器上有许多成例。而舂丁簋的兽面纹双角，具有节截外观。类似的具有节截外观兽角的兽面纹，亦见于兽面纹方座簋36、癸古方尊37等。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神面卣38，其双角也有类似的特征。此神面卣，李学勤先生赞同马承源先生意见，认为该卣是康王、昭王时器39。至于贯簋，其器形、纹饰亦不出成、康时期的典型。 总体而言，这类躯干细长的有足夔纹，大致亦流行于商代较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间。 我们知道，利簋的圈足，亦饰以有足夔纹40。夔身细长，而且在转折的尾部边缘，附加有连续鬣纹。这种连续鬣纹，不同于殷墟五号墓三联甗夔纹，但与上引兽面纹附加鬣纹的时代风格比较接近。而且，旂觥器身所饰的夔纹，虽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直折类型，但其躯干至尾部有附加长条鬣纹的做法，与利簋圈足夔纹是一致的。纸坊头一号墓双耳方座簋圈足所饰夔纹，与利簋圈足并见的另一种夔纹，形态也非常接近。 基于上述纹饰的比对讨论，我们认为以利簋属武王的断代，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也许会有同志提出，利簋是已经明确的武王伐商的标准器。然而，过去对利簋的断代，根据的只是铭文，何况对于铭文的理解尚存余地41。因此，从纹饰类型学的角度来进行年代推断，也是对以往认识的一种验证。所以，我们认为利簋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成王世。 西元2011年元旦子时初稿 庚寅小寒修改 附图（随文）: 甲 折身夔纹类型 A型：无足折身夔纹 1式：背部无鬣纹 2式：背部有单鬣 3式：背部有游旗状单鬣 4式：背部有连续鬣纹 B型：有足折身夔纹 1式：背部有单鬣 2式：背部有游旗状单鬣 3式：背部有双鬣 乙 无角广眉兽面纹 丙 附加鬣纹兽面纹 丁 神面卣 戊 利簋 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8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83、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按容先生以为此式夔纹“鼻向下卷起若象纹”，实为夔之上吻，其说不确。 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27、7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4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一七〇，文物出版社，1998年。 5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一六五，文物出版社，1998年。 6 卢连成、胡致生《宝鸡【弓鱼】国墓地》上册第145页图一一一，1，文物出版社，1988年。 7 卢连成、胡致生《宝鸡【弓鱼】国墓地》上册第100页图七七，文物出版社，1988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29页图十八，1，文物出版社，1980年。 9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230、4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二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1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三，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四〇，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257、5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258、5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5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一六四，文物出版社，1998年。 1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309、7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乃“宝鸡出土酒器之一”。 17 《首阳吉金》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8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八一，文物出版社，1998年。 19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七四，文物出版社，1998年。 20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四三，文物出版社，1998年。 21 卢连成、胡致生《宝鸡【弓鱼】国墓地》上册第265、26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22 《首阳吉金》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考古》1964年第8期图版一。 23 《首阳吉金》称父乙觯“腹部饰分解式兽面纹，双目特巨，鼻子突出，鼻头特大”，“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件神面卣（《保利藏金》第103页），其风格也与这件父乙觯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神面卣有双角，与此觯兽面纹截然不同。 24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四卷图二二，文物出版社，1998年。 25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552页下编附图二八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6 卢连成、胡致生《宝鸡【弓鱼】国墓地》上册第30、31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27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一三四，文物出版社，1997年。 28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677页下编附图五二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9 卢连成、胡致生《宝鸡【弓鱼】国墓地》上册第41、42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0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图三〇，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31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卷一三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 32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卷一〇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 33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五卷图一〇五，文物出版社，1996年。 34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一〇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5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图一二七，，文物出版社，1997年。 36 《中国青铜器全集》第六卷图一二七，文物出版社，1997年。 37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图三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38 《保利艺术博物馆藏青铜器》第12页神面卣 39 李学勤《由新见青铜器看西周早期的鄂、曾、楚》，《文物》2010年第1期第40页。 40 临潼县文化馆《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文物》1977年第8期。 41 拙作《利簋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网站，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892.html，2010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