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纪检官”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曹魏“纪检官”如何预防职务犯罪 在三国时期，曹魏曾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官名，叫“宫正”。如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曾推荐鲍勋担任“宫正”。之所以说它奇怪，是因为“宫正”这个官历来有些不清不楚，西周时它是专门管巡逻的，南北朝时它是太子的老师，唐代时它又成了宫女干的活。让学富五车的老鲍做太子老师还说得过去，如果管巡逻，乃至于进入深宫代替宫女，就显得很滑稽。 据《三国志》作者解释说，“宫正”在曹魏其实就是御史中丞，这就好理解了。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其地位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书记，是全国纪检干部的头头。鲍勋的个人品行不错，而且刚直，完全可以胜任此职，足见司马懿慧眼识人。 曹魏的纪检干部们是相当牛逼的，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对官员的职务犯罪起到了系统化、立体化的震慑、预防和打击作用，可为今日鉴。 首先，在队伍建设上更加完备。 除了御史台，还有侍中寺（谏官）、尚书左丞、司隶校尉、校事等纪检机构，构成了曹魏政权的中央监察系统，既分工明确，又相互交叉：御史台负责全部政府机构的监察，名义上还管地方；侍中寺的侍中，负责对皇帝提意见；尚书左丞的监察对象主要在尚书台内，是部门内设的纪检干部；司隶校尉监察京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官员；校事在曹丕时期，监察皇帝以下的文武百官。 除尚书左丞和侍中寺外，其他三套班子基本上是重叠的。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在监察体系内分权制衡，彼此制约；二是随着政治上的需要，须不断强化监察的力量，因为曹魏政权既要取得豪强世族的支持，又要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也就是说，不管是谁在什么地方搞职务犯罪，总会有纪检干部管得了你，甚至在魏明帝曹睿主政时，还出现了各系统纪检干部联合执法的例子。 其次，在隶属关系上，曹魏的纪检干部基本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我们知道，东汉的御史台，名义上还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少府（办公厅一类的机构），即纪检干部除了有个婆婆（皇帝）之外，还有一个后妈（办公厅主任），束缚太多，也难怪东汉官场贪渎成风。曹魏的御史台则彻底脱离了少府，这一脱离是我国古代纪检监察体制的重大变革，表明御史台已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他们只需对皇帝一个人负责。 有趣的是，正是由于他们的相对独立，皇帝有时候也会犯糊涂，把他们给忘了。一次魏文帝曹丕上朝，看到大殿的台阶上端坐着一个人，头上还插了一支笔，就问身边的人这是干什么的。身边人回答不上来，还是一个叫辛毗的侍中说：“这是殿中侍御史，头上插的笔是用来举报不法官员的。” 第三，在人员配备和实际职能上都有所增强。 如东汉御史台的官员，除派驻地方的刺史外只有18人，而曹魏时御史台官员的人数达到23人，对地方的监察仍沿用派刺史的做法。魏国共有十二个州，州的“一把手”称州牧或刺史，他们握有监察权，名义上隶属于御史台，但却是以行政和军事长官的身份对下属进行监察，性质与西汉专职监察的刺史已不相同。监察工作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占有多重地位、甚至抓与不抓，完全因人而异。 再比如，东汉司隶校尉的属官有从事史12人、假佐25人，共37人，而曹魏时司隶校尉属官有从事史、假佐等100人，人数远远超过前代。 因为曹操曾做过司隶校尉，政权建立后，就很重视这项工作。按照级别，司隶校尉排在各部门首长之后，但在朝会的时候，大臣们坐在宫殿的正南门外，这时司隶校尉坐在各部门首长的上首，一个人单坐，比东汉时的“三独坐”更为显要。进入宫殿后，再按职务高低，司隶校尉坐在各部门首长的下首，即回到了自己应该坐的位子上，也不单独坐了。 曹魏时期最厉害的纪检干部，当属校事了。校事这个职官的设置，大概是在曹操被封为魏王之后。由于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的养子，说起来曹操也是宦官的后代，他的这一出身为世人所不齿，他的对手也总是拿这一点来贬损他、攻击他。所以，曹操急需一种超常规的工具，帮助他树立权威，监察百官，控制豪强世族，于是设置了校事一职。校事身兼帝王亲信、监察和军事执法官，能直接向曹操检举不法官员。 最初担任这一职务的是卢洪和赵达两个低级官吏，两人中，赵达的作风更加生猛。当时官场流传一句话：“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曹丕称帝后，校事成为正式的监察官，监察对象无所不包，权力更大。 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7岁的曹芳继位，大权旁落，校事失去了过硬的靠山。不久，大臣程晓上奏要求取消校事，他甚至把有些地方发生的水旱之灾也怪罪到校事头上。程晓的意见代表了豪强世族的心声，当时辅政的司马懿一心要取得大族的支持，以夺取曹氏政权，便接受了这个建议。 校事一职在曹魏只存在了30余年，但影响很大。今天我们谈论校事这一古代的纪检干部，应该从昨天的实际出发，曹操身边猛将如云，谋士如雨，没有震慑他们的“杀手锏”，恐怕是不行的。特殊时期的制度做法不仅要合法，还要管用，即在实践中要行得通、见实效。校事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预防职务犯罪的产物。 第四，领导能够以身作则，对纪检干部给予大力支持。 曹操就不说了，没有他的支持，卢洪和赵达根本牛不起来。《三国志》还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例：文帝曹丕时，辛毗为侍中。曹丕想把冀州的10万户世家大族迁到河南去。当时连年天灾，百姓饥苦，群臣都认为不宜搞大规模的搬迁，但文帝的主意很坚决。辛毗和其他大臣一起求见文帝，文帝知道他们想说什么，板起面孔，没给好脸色看，吓得大家都不敢作声，只有辛毗一人敢于说话。 辛毗：“听说陛下要让世家大族搬迁，有这回事吗？”文帝：“你认为我做得不对？”辛毗：“确实不对。”文帝：“我不和你议论这事。”辛毗：“承蒙陛下不嫌弃，让我担任了参与谋划的侍中，怎么不和我议论？并且我所说的并非出于私心，而是在为国家考虑，陛下怎能加怒于我呢？”文帝自知理亏，不吭声，起身回内室。辛毗跟在后面扯住文帝的衣袖，文帝很生气地一甩袖子，进了内室。过了好一会，才从里面出来，问：“你为何逼得这么急？”辛毗诚恳地说：“如果现在大规模搬迁，既丧失民心，又无法安置那些世家大族。”最终，文帝下令把迁徙的人数减半。 纪检干部敢提意见，帝王先怒而后从之，这个故事被后人津津乐道。这里，有两个因素应考虑进去：一个是辛毗为曹操时的老臣，资深望重；另一个是更重要的，即当时处于战争年代，必须君臣一心，共同对外。这是客观环境使然，亦是对皇权的一次制约。当然，曹丕能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 有一个叫贾逵的人，做了豫州刺史，他没有忘记自己还是一名纪检干部，就坚持按规矩办事，到任没几个月，就把辖区内二千石以下官员有不法行为的都给举报了一遍，免了他们的职务。当时曹丕刚刚称帝，急需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就同意了贾逵的做法，称赞贾逵是真正的刺史，并让其他各州都学习豫州的经验，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察吏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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