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事易探究──以李光與楊萬里為核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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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事易探究
──以李光與楊萬里為核心的展開
劉謹銘
摘 要
易學研究,源遠流長,時至宋代,援引史事以參證易理之詮釋方式,不但在當時獨
樹一格,此後更成為歷代易學家註釋《易經》經常使用之方式,因此,對於後世實有廣
泛且深刻的影響。而《四庫全書》在綜論歷代易學發展,提出了所謂「兩派六宗」的說
法,特將史事易標為一宗,亦足見其重要性。然而,對於史事易的研究,實無法與其易
學成就及影響相符。基於此一學派在易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吾人實有進一步探究的
必要。
首先,就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對於相關研究予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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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自歷史與易學的兩
者之間的關係,予以探討說明。最後則分別自史學與易學哲學的角度,對史事易哲學進
行反思。希望經由筆者的探究,能夠使吾人深入瞭解史事易詮釋經卦之方法與特色,進
而適切而公允的評析此一易學流派之價值。
關鍵詞:史事易、李光、楊萬里、以史證經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共同科助理教授
漢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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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易學研究,源遠流長,時至宋代,援引史事以參證易理之詮釋方式,不但在當時獨
樹一格,此後更成為歷代易學家註釋《易經》經常使用之方式,因此,對於後世實有廣
泛且重要的影響,然而對於史事易的研究,與其易學成就及影響相比,實不相符合。因
此,本論文旨在深入研究史事易詮釋經卦之方法與特色、優劣、乃至從史學與易學哲學
上的反思,以期適切的評析此一易學流派之價值。
二、史事易之評價及其文獻分析
《四庫全書》在綜論歷代易學發展,提出了所謂「兩派六宗」的說法,將易學史的
發展作了大致的概括。所謂的兩派,即指象數派與義理派。象數派分為占筮易、禨祥易、
圖書易三宗。而義理派亦為三宗,分別是玄理易、儒理易,以及史事易。此其所謂:
《易》之為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
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為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為陳、邵,
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為胡
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為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
啟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小序》】
由此可見,此派易學在中國易學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大抵此一易學流派,主要
以李光與楊萬里1作為其中的核心人物。因此,《四庫提要》乃以此兩人做為代表2。因
此,本文的研究即順著此一看法,以李光與楊萬里的易學著作為核心,展開探討。
1 李光(1078-1159),南宋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字泰發,自號讀易老人,諡莊簡。受業於元城先
生劉安世。撰有《讀易詳說》以及《莊簡集》。楊萬里(1127-1206),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
字廷秀,號誠齋,謚文節。事師紫岩先生張浚,學者稱誠齋先生。撰有《誠齋易傳》二十卷,有《誠齋
集》一百三十三卷。呂紹綱主編,《易學辭典》(臺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初版),
頁 530、538。
2 錢基博亦云「宋儒易學,亦有不言理,不言數,而但言事者:上虞李光泰發《讀易詳說》十卷,吉水
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十卷,其最著者也。」參見其所著,《周易解題及其讀法》(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65 年 5 月臺 1 版),頁 42。當然,宋代「史事易」除李光、楊萬里外,尚有李杞、李中正等
數人,請參見黃忠天著,《宋代史事易學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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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時至目前為止,在相關的研究上,除了少數概論性或介紹性的文章之外3,較為專門
的研究,則有朱伯崑先生《易學哲學史》第二冊第七章第二節探討「程氏易學的流行與
象數之學的分化」中論及楊萬里的易學,然而,該書限於篇幅之故,對史事易整體發展
的探討,並無深入的討論。4而黃忠天先生的《楊萬里易學之研究》5以及《宋代史事易
學研究》,則分別針對楊萬里的易學哲學以及宋代史事易的整體發展作了較為完整的研
究。而林麗雯先生的《李光史事易研究》,則是李光易學的專門研究6,胡楚生先生〈引
史證經取鑑戒──楊萬里「誠齋易傳」試探〉7,探討誠齋如何通過引史證經之體式,對
當時的重要問題進行反思。呂紹綱〈易學與史學〉8,對於《周易》的歷史學蘊含,司
馬遷與章學誠的易學與史學,以及易學與史學之間的關係,有廣泛的探討。以上這些研
究,無疑皆極具參考的價值。而關於兩人易學成就的評價,《四庫全書》在論及李光易
學時云:
書中於卦爻之辭,皆即君臣立言,證以史事,或不免有牽合,然聖人作《易》
以垂訓,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非徒使上智數人矜談妙悟,如佛家
之傳心印,道家之授丹訣,自好異者,推闡性命,鉤稽奇偶,其言愈精妙,
而於聖人立教牅民之旨,愈南轅而北轍轉,不若光作是書切實近理,為有益
於學者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易詳說》】
此是說,當時一些自以為高明者,將《易經》說的愈是玄妙,愈是脫離一般人的日
用倫常,致使其理論往往成為不切實際的虛玄之理。因此,雖然李光《讀易詳說》一書,
專就君臣之互動著眼,故在卦爻辭的詮釋上,不免有許多牽強之處。然相較於當時一些
專尚高妙玄理的偏頗所導致的困厄窘境而言,則李光易學不但切合民用,更是對於當時
空虛學風之針砭。透過引史證經的方式,對於人的行為有所指導,對聖人「藉神道以設
教」9之宗旨有所落實。基於這樣的立場,《四庫全書》在評論楊萬里易學時則曰:
是書大皆本程氏,而多引史傳以證之,初名《外傳》,後乃改定今名。宋代
書肆,曾與《程傳》並刊以行,謂之《程楊易傳》。新安陳櫟極非之,以為
足以聳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服窮經士之心,吳澄作跋,亦有微詞。然聖人
3 例如張其成先生所著《易道主幹》一書,僅有半頁的論介,參見其所著,《易道主幹》(北京:中國書
店,199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88。而鄭萬耕先生所著《易學源流》一書中,亦有概論性的介紹,參見
其所著,《易學源流》(瀋陽:瀋陽出版社,1997 年 5 月第 1 版),頁 166-167。
4 朱伯崑著,《易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9 月第 1 版),第二冊,頁 411-434。
5 黃忠天著,《楊萬里易學之研究》(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 年 6 月)。
6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 年 6 月)。
7 胡楚生著,〈引史證經取鑑戒──楊萬里「誠齋易傳」試探〉,收錄於《興大人文學報》(臺中:中興大
學出版,2002 年 6 月),頁 1-9。
8 呂紹綱著,〈易學與史學〉,此文原收錄於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一版),第三輯,頁 321-334。後又收錄於朱伯崑主編,《易學基礎教程》(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年 2 月),頁 424-437。
9 語見《易經.觀》:「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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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從,箕子之貞,鬼方之伐,帝乙之歸妹,
周公明著其人,則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舉矣。舍人事而談天道,正後儒說
《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證經病萬里也。【《四庫全書提要.誠齋易傳》】
此是說,《誠齋易傳》大抵本諸程頤的易學立場,透過史事的引用予以驗證推求,
因此,在宋代得以與《易程傳》合刊,可見楊氏易學在當時的影響與風行程度。所謂「箕
子之貞」,指《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言;而「鬼方之伐」,指的則是《既
濟》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與《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
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意指殷高宗討伐蠻夷鬼方之事;而「帝乙歸妹」則是意指
《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以及《泰》六五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對於眾人的批判,《四庫全書》的編纂者認為,上述這些例子,
足以證明周公在繫爻辭時,就已經以歷史人物作為說明,以收明白通達之效。由此觀之,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亦可透過這樣的方式予以解釋,因此,此種解釋經卦的方式,
相當符合《易經》「推天道以明人事」之特性,不可以此批評其易學,而後世解說《易
經》最重大的弊病,即在於脫離了人事而空談易理,由此,亦可見楊萬里易學之價值。
此外,全祖望評論《誠齋易傳》曰: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惑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
傳》乎!其于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
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以史事證經
學,尤為洞邃。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為正脈,誠齋為小宗,胡安定、
蘇眉山諸家不如也。10
全氏認為,楊萬里易學超越胡瑗、蘇軾等人的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在於楊氏對於當
時風行的邵子先天易哲學當中的圖書之學,堅守自己義理學派的立場,絲毫不為其所動
11;其二則在於楊氏在《誠齋易傳》中透過歷史事件來說明《易經》的方法與用心,尤
其顯示出其易學哲學的通透精深,值得贊許。
即以李光為例,從其詮釋經卦的角度著眼,則根據黃忠天先生的分析,《讀易詳說》
詮釋《周易》的方式有五,分別是博採群經、旁徵老莊、參諸史事、援引易傳,以及兼
採象數。12而依據林麗雯先生的研究,「史事易」與其他學派易學不同的界定,分別是
新體式、多量引史,以及以理解經依經抒忠三項。13而在這三項所謂的新界定中,筆者
認為,所謂「以理解經」乃是宋明易學的普遍特色,而「依經抒忠」充其量只是說明其
10 〔清〕黃宗羲撰,全祖望補訂,《增補宋元學案》,共六冊,(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4 年 10 月臺 3
版),第三冊,卷四十四,《趙張諸儒學案》,頁 14。
11 就此而言,李光的立場亦是一樣的,李光曾謂「《易》之為書,凡以明人事,學者泥于象數,《易》幾
為無用之書」。參見《四庫全書提要》釋李光《讀易詳說》之引文。
12 黃忠天著,《宋代史事易學研究》,頁 80-101。
13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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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反映時代,基本上很難視為此派獨立的特色,且誠如黃忠天先生所分析,引史入易
並非李光以下的史事易學派所首創14,故綜合而論,史事易學派之特色仍集中在大量引
用史事以詮釋《周易》一點上。
而針對《四庫全書提要》特別將此類易學著作予以標舉出來的箇中緣由,以及此派
易學立宗的真正原因,林麗雯先生在評論李光易學時云:
他引用史事的目的,並非只在詮釋《易》理而已,還有蘊含著他個人對歷史
興衰的特殊觀點。他希望能夠借古鑒今,經由史事以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
及對時局的意見。所以歷史之於李光,不只是他學術中的旁證而已,而是和
其易學分庭抗禮的另一重要學術範圍。所以嚴格來說,他並非只是引史證
《易》,以史為次要而已,而是治經會史,將經史並重地融於一書。「經史會
合」、「經史並重」,這樣的體式是極為創新的,所以《四庫提要》特立其學
術為「史事易」一宗,良有以也。15
此是說,就史事易學派而言,史學並非易學之附庸,而是透過此種「經史會合」、「經
史並重」的獨特體式,融史學與易學於一爐。因此,就史事易的內涵而言「不只易學思
想可貴,史學觀點也不可小覷」16。就李光的《讀易詳說》幾已達至卦卦有史,而楊萬
里的《誠齋易傳》更已至爻爻有史的地步。就此而論,楊萬里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以下
即通過兩人對於《需》卦的闡釋,將此特點予以展示。
李光在闡釋《需》卦六四「需于血,出自穴」時云「李膺破柱以取張朔,激成黨錮
之禍,身既不全,卒以亡漢,可不戒哉!」【《讀易詳說.需》】;而其解《需》卦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時則云「古人以飲食致訟者多矣。宋華元殺
羊享士而不及羊斟,鄭靈公解黿而不及子公,皆足以致禍,今三陽健進,雖非己所召,
敬以待之,乃獲終吉。聖人為小人計亦深矣,豈必誅絕之哉?」【《讀易詳說.需》】。
綜觀李光在全卦當中,僅有上述兩爻涉及以史證易,其它諸爻乃至《卦辭》、《彖傳》、《大
象傳》之註解,皆與史事無關。
而楊萬里釋《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恆,無咎」時謂「無難而犯難以求利,不
若守常之為利,無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如哉?」【《誠齋
易傳.需》】;解《需》卦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則云「吳濞以太子之隙,常出
怨言矣,文帝寬而不詰,故終其世而亂不作,所謂終吉也」【《誠齋易傳.需》】;而註
《需》卦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時曰「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
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鄭,而勝於邲,楚敬慎而晉否臧也」【《誠齋
14 錢基博云:「光之書,於卦爻之詞,皆引證史事。蓋援古事以證爻象,始自鄭玄;若全經皆證以史,
則光書其始也。」參見其所著,《周易解題及其讀法》,頁 42。
15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180。
16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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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傳.需》】;釋《需》卦六四則謂「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榷氾,光弼垂定河北,而復
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誠齋易傳.需》】;其註解《需》卦九五「需
于酒食,貞吉」時云「需于酒食貞吉,天下之需也。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
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元帝是也。無險行險,則擾,秦始皇、漢武帝
是也」【《誠齋易傳.需》】;而釋《需》卦上六則謂「主孤而客眾,主雖有危之勢,敬
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
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誠齋易傳.需》】。
除此之外,楊萬里於《需.大象傳》「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之下註解
曰「飲食以自養,宴樂以自怡而已。此顏子簞瓢陋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
飲食宴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氓皆顏,酒荒之士皆謝
矣」【《誠齋易傳.需》】。而其解《需.彖傳》「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
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中正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時
則云「無位而須者,無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無德而須者,無濟險之資,秦未亡所
陳涉先亡是也。以在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暇五年是也」
【《誠齋易傳.需》】。
由上述分析觀之,楊萬里廣泛地徵引史事,可謂將融史入易的詮釋方式,發揮到極
致。
然而,以李光來說,根據研究者的分析,其易學在後世之所以隱沒不聞,大抵有下
列五項因素,其一在於李光的易學見解分散在卦爻彖象的注釋當中,而欠缺特別集中的
專門論述;其二則因為他缺乏與當時重要的知識份子之間的相互往來以及學術上的辯
論;其三是他下無傳人,得以宣揚其易學論點;其四是他在解釋卦爻辭時,特別喜歡自
君臣互動的角度來說明,與當時的風氣格格不入;其五是則因為他的政治身份高過學術
色彩,因此在學術界缺乏友輩在理論上的關注17。然而,上述種種原因樣的分析,不但
僅為其易學隱沒不彰的外緣因素,且亦無法解釋「史事易」在宋代歷經近百年之後,隨
即停止繼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基於其引史證經的特殊型式,以下即先就歷史與易學的關
係,對此中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究。
三、歷史與易學
在思想史上,《周易》與史學關係的探討,一向是思想家關注的焦點,這點可從諸
家討論經與史的同異看出端倪。然而,總括而論,兩者的關係大抵可以歸納成兩點,一
17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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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史對於易學的影響,另一則是易學對於史學的影響。而根據吳懷祺先生的分析,就
學術史的發展脈絡看,易學與史學之間基本上存在著三種範式,分別是以史證易、以易
解史,以及把《周易》視為社會史的影子與史料。但他申明,第三種關係只是以史證易
的改造與變型。18是故歸結而言,仍是上述兩種關係。19
如前所述,《周易》的卦爻辭以及《易傳》當中,記載了不少當時重要的歷史事件。
20舉例來說,《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既濟》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歸
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泰》六五「帝乙歸
妹,以祉元吉」、《革.彖傳》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明
夷.彖傳》「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等等內容,都說明了易學自始即與歷史有著密切的關
係。
然而,易學與史學之間的不同,卻也明顯易見,兩者最鮮明的差異,在於一者說理,
故隱微而難見,一者言事,故具體而顯著,此即漢代司馬遷所謂「《春秋》推見至隱,《易》
本隱之以顯」21之意。意謂史學著作《春秋》乃是透過歷史事件的歸納,從具體的事件
中辨析,進而掌握興衰的原因與歷史的發展規律;而《周易》闡釋天地萬物變化之理,
進而落實於人間的事事物物時,則使得隱微難見之理落實為具體顯著之人事,此即韋昭
注解云「《易》本陰陽之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22之意。
而就易學的發展歷史來看,根據高懷民先生的研究,自周文王演易創造筮術,中間
經過六百年的時間,此一時期可稱之為「筮術易」的時期。在此時期當中,為了因應時
代的需求,周文王乃透過演易繫辭的過程,抉發其實用的價值,透過筮術的特殊形式,
讓百姓理解其中的道理,使易學從此變為切合日用的學問。23對於伏羲「符號易」與文
王「筮術易」之間的差別,高懷民先生分析云:
18 吳懷祺著,《易學與史學》(北京:中國書店,2004 年 3 月第 1 版),頁 4-5。
19 對於相關問題,呂紹綱先生分析云:「易學不是史學,但是易學與史學有著密切的聯繫。這主要表現
在三方面:一、《周易》這部書不是歷史書,卻有豐厚的歷史學蘊涵和深刻的歷史學意義。二、《周易》
對後世歷史學產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三、影響是雙向的,歷史學對易學發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
參見其所著,〈易學與史學〉,收錄於朱伯崑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三輯,頁 321。呂氏的分析,依
然可歸納為二個面向,可謂與上述吳懷祺先生的看法相似。
20 劉師培先生認為,就《周易》豐厚的歷史意蘊言,大抵可從四點來說,首先,由於《周易》記載了不
少周代之政事,因此其書可以考證周代之制度;其次,就其記載的歷史事件言,則《周易》可以彌補
上古史之缺遺;再者,就其載錄許多禮俗言,則該書可以察考宗法社會之狀態;最後,在《周易》中
可以發現社會進化之秩序以及事物發明之次第,因此可以藉此瞭解古代社會的變遷。轉引自吳懷祺著,
《易學與史學》,頁 3。
21〔漢〕司馬遷著,《史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 1 月臺六版),〈司馬相如列傳〉,頁 1105。
22 又索隱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隱以之顯也」皆見〔漢〕
司馬遷著,《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頁 1105。
23 高懷民著,《先秦易學史》(臺北:自印本,1986 年 8 月再版),頁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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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伏羲氏到周文王的時代差距,可以一眼從八卦與六十四卦的名稱比較上看
出來。八卦初象的名稱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完全是八種自然現
象,六十四卦的名稱便大不相同,完全在人事中打轉。需、訟、師、比等為
人事關係;謙、豫等為個人修養;剝、復等為人對事物現象的觀察;咸、姤
等談到男女情感;家人、歸妹等談到家庭婚姻;革、鼎等言及國家興替。這
自然是因為歷史時代的不同,影響人們的思想意識也不同,因而表現在學術
文化上也就不同了。24
此是說,自周文王筮術易以後,易學即已進入人事之應用。舉例來說,《訟》卦指
的人與人之間爭訟的衝突過程,以及如何止訟免爭的道理;而《師》卦則是闡明戰爭時
用兵的規律等,其它諸如家庭婚姻、男女情感、人事關係、以及社會興衰等,不一而足,
要皆落實於人事之範疇中。因此,就《易》學之主旨言,雖然廣大悉備,但是推求天地
萬物變化之理的重心,仍是落在人類社會實際的問題上,此所謂「《易》之為書,推天
道以明人事者也」【《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小序》】之意涵。而此人事範疇亦即易
學與史學最為重要的交集。而從兩者所同之處著眼,明代的王陽明首先提出了「五經亦
只是史」的說法。對此,王陽明曰: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
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三
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25
此是說,先儒在論及六經時認為,將專門記載事實的《春秋》視為史書,與其它各
經恐不相同。而王陽明則認為這種區分只是角度的不同,從事的角度言,則六經皆可謂
是史書,而自道的角度看,則六經無非皆是載道之書,因此,兩者之間並無重大差異。
所不同者,只是各經記載的時代不同罷了。
到了清代,章學誠則提出了所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
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26之說。闡明六經只不過是先王治理國家的法典。爾後龔自珍、
章炳麟等人亦相繼推衍此說。27
不僅如此,近人胡樸安更提出了周易古史的觀點,對此,胡氏闡論云:
24 高懷民著,《先秦易學史》,頁 44。
25〔明〕王守仁著,《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12 月第 1 版),上冊,頁 10。
26 章學誠著,《文史通義》,「內篇」一,頁 1。「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
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報孫淵如書】
27 龔自珍《古史鈎沈論》曰:「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
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
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官府,而時以詔王者也。」轉引自《中
國哲學大辭典》,頁 147。
宋代史事易探究──以李光與楊萬里為核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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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兩卦是緒論,《既濟》《未濟》兩卦是餘論,自《屯》卦至《離》
卦,為草昧時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過》卦,為周初文武成時
代之史,本卦辭、爻辭、彖辭、象辭,字解而句說之,確為知其不可易也。
28
此是說,《周易》一書實乃古代文明發展的歷史記錄,此說不唯與王陽明之見不同,
胡氏在其著作中,更透過卦辭、爻辭、象辭、彖辭予以詳細詮釋其觀點。而凡此種種,
皆可清楚地看出,易學雖非史學,但是與史學實有著密切的聯繫。
而就易學對史學的影響言,則《周易》一書對於後世的歷史研究有著深刻而重要的
影響,這點亦可自司馬遷、章學誠等歷史大家的著作中看出;另一方面,若從歷史對易
學的影響而論,則史學對於後世的易學研究亦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最顯而易見的事實就
是易學家們常利用獲取自歷史事件的教訓,來解說《周易》。29而史事易學派,乃易學
受到史學影響所產生的極致表現。而基於史事易學派屬於以經學為主,以史學為輔的「經
史會合」的體式。且學者認為「若以史學的探討為重心,則其所推論的易理反而可以視
如史論,足以揭示他的史觀」30,因此,史事易學派不惟在易學上頗有可觀,就連在史
學上,其成就亦不容小覷。據此,以下即就史學的角度,對史事易展開探討。
四、史學角度之省察
現實世界時時刻刻都處在變化之中,而在此「新舊更迭」、「日新又新」的現實生活
中,難免引起對於歷史進程的的反思,就個人言,人們難免對於一己的生活到底是愈來
愈好,抑或逐漸變差,產生質疑,而將此思考投射於整體人類社會的發展時,則不禁疑
惑,隨順著時間的遞進,人類社會究竟是向前發展,抑或科技進步只是一種假象,歷史
卻是在逐漸倒退呢?學者認為,從歷史的角度著眼,則人們由於自身日常生活上所引起
的疑問,擴展到整體人類歷史的進程時,難免都會興起上述的反思,而這些就構成了人
基本的歷史觀。31
就此而論,以好就君臣立言的李光論,從其對於君主與人臣的期許,即顯露出了他
28 胡樸安著,《周易古史觀》(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年 10 月初版),〈自序〉,頁 5。
29 相關的探討亦可參考朱伯崑主編:《易學基礎教程》,頁 424。以及林麗雯:《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91。
30 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75。又林氏云:「表面上看,他似乎是時時倚靠史料以明易理,但
相對來看,他何嘗不是時時以易理來註釋歷史?雖然,史料的真偽及史事的貫連鋪陳,並非其著力點,
但是從史事的取用與安排中,卻可以明顯地察覺到他對歷史的功能、價值與目的,把握得相當準確。
固然他未完全恪守史學的專門方法,卻不能說他的著作不含史學的關懷,甚至可說,其對史學的關懷,
並不亞於任何史家。」參見該書頁 80。言下之意,林氏對於李光在史學方面的表現,十分地肯定。
31 嚴建強、王淵明著:《西方歷史哲學》(臺北:慧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11 月第一版),頁 71。
漢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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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觀。對此,李光云:
人主居域中之大,臨海內之眾,總其權綱,設官分職以統治之耳。有位者,
百官有司之位也。分民分土,大小尊卑,各任其職,垂拱以視天民之阜而已。
故黃帝、堯舜垂裳而治天下也。如此,然後可以無咎。【《讀易詳說.萃》】
此是說,君主治理國家,只要能夠好好運用其權力,依據群臣的能力分配職務,使
其在各自的位置上有所發揮,如此一來即能垂拱而治。而由上述的引文中可以看出,黃
帝、堯、舜等古代帝王,乃是李光心中君主的最佳典範。且李光更認為,君子立於廟堂
之上,並非徒為干祿而已,而是要能「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讀易
詳說.晉》】。由此可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乃是李光對於人臣的期許,而堯
舜則是治世的極致表現。不僅如此,他更透過比較的方式,對於當時的政治制度提出不
同的意見。對此,李氏在注解《比.大象》「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時云:
聖人觀此象,故建萬國,親諸侯,小大強弱,不相陵犯,或以德懷,或以力
制,咸親比于我矣。自堯舜三代,不敢廢也。至秦并吞諸侯,而郡縣之一夫
叫號,天下響應,孰有親比于我者?王氏論本朝罷侯置守,則曰:萬一有秦
之變,豈可諱哉?靖康之禍,金人長驅,如入無人之境,諸路守臣奔竄,迎
降之不暇,其間能仗節死難者,不過數人,何補于治亂哉?然則,眾建諸侯,
或大封同姓,以復唐虞三代之制,豈非今日之先務哉?【《讀易詳說.比》】
此是說,秦國之所以亡,皆肇因於忌憚諸侯勢力,而採行郡縣制度;而靖康之禍,
外患得以長驅直入,毫無抵抗,其原因亦是於太守的制度,與君王之間缺乏了生死與共
的關係連結。因此,李光指出,守護的將官之所以不肯全力抗敵,乃制度使然。相較於
此,則上古先王透過封建萬國,親近諸侯,使得眾小國之間,維持和協,並運用種種方
法,使各國皆能親密地比輔於我。如此一來,倘若有敵國外患,則能結成聯盟,相互支
援。因此,根本的解決之道,乃是要能恢復唐虞三代的封建體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
不僅在主觀的意願上,就連在實際問題的解決上,李光都希望能夠恢復三代時的制度,
以解決當時之問題。針對相關的問題,楊萬里則曰:
《泰》其上古之極治與?不惟後世不可復也,中古其庶乎爾。……《乾》
《坤》,開闢之世乎?《屯》《蒙》,鴻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
《訟》《師》,阪泉、涿鹿之世乎?《畜》《履》,書契大法之世乎?《泰》通,
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是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
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誠齋易傳.泰》】
此段文字乃是楊萬里依據卦序說明人類文化演進的歷程。他認為,《乾》、《坤》兩
卦乃是人類文明萌芽時期,而《屯》、《蒙》初生蒙昧的狀態,正是對於原始社會形態的
宋代史事易探究──以李光與楊萬里為核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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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需》卦則是記載遠古運用繫結繩子作為標記來處理事務,而《訟》卦與《師》
卦則是上古時期,黃帝與炎帝等人,因為治國之間因為利益引發衝突,繼而發生大戰的
情形32,直至後世聖人發明契刻文字,改變結繩的記事方式後,文明始進入一個新的局
面,而此則正值《畜》、《履》兩卦;而人類原始社會之進程,發展至堯、舜之時,也就
是《泰》卦時,社會已是一片興盛和諧的繁榮景象,而歷史的發展亦已達至頂點,社會
臻於繁榮祥和,此所謂「《泰》通,堯舜雍熙之世」之意,此乃是上古之極治。且自此
而後,大抵隨著治亂相尋,而且亂多於治的趨勢發展。細究之,楊萬里這樣的看法,大
抵與一般的宋明儒者立場一致。最為鮮明的例子,即是朱子與陳亮有關王霸的辯論。對
此,朱子曰:
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
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
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
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33
此是說,朱子認為,不能單純從成敗功業的角度來評斷君主的價值。評價君主的標
準應該在於君主治國是否能夠合乎天理,亦即能否推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等聖
哲所揭櫫之王道。因此,就這個標準而言,則即便是漢、唐盛世,就朱子看來,亦不過
是勉強「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原因在於三代以後,道德衰敗,君王專只著眼於現實
的利益,重視一己私慾之擴張。而就儒家此類對於歷史進程的看法,張灝先生析論云:
儒家對政治社會起源的歷史解釋主要見之于所謂的堯舜三代之說,也就是
說,人世的和諧秩序是由聖王開端,造成一種原始典型,而這種典型在後世
逐漸衰替,逐漸陵夷。這種衰替陵夷並非直線下降,而是見之于治亂相尋,
回旋下降的方式。陰陽五行之說流行以後,這種循環史觀益張,歷史之運行
完全配合陰陽五行轉動的韻律。因此人世的治亂興衰也全由一種客觀的宇宙
勢力循環回旋而決定。漢儒的思想固然受這種循環歷史觀支配,就是宋明儒
學也未能擺脫其影響。34
32 根據史冊的記載,「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
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
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
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見〔漢〕司馬遷著,《史記》,〈五帝本
紀〉,頁 3-4。
33 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第三冊,卷三十六,〈答陳同甫〉第六書,頁 1592。又朱子曰:「夫人只
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
以來轉相投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
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矣。」〈答陳同甫〉第六
書,頁 1600
34 張灝著,《思想與時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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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宋明儒者的歷史觀,張氏名之曰「天理史觀」,在這種歷史觀點之下,歷史的
發展過程被區分成唐虞三代與三代以下兩層。唐虞三代乃是一切美好的、道德的極致表
現;相較於此,則三代以下,只是道德的衰退。基於此種區分,宋明儒者主張透過人為
的努力,經世致用,恢復三代合於天理典範的治世。35而此種將一切美好歸諸上古的看
法,不惟對宋明儒者深具影響力,即便時至近代,依然對於知識份子具有強烈的影響。
36
因此,從這個角度著眼,則李光與楊萬里依然在此觀念籠罩之下,並無特別的推展,
只不過借助《周易》的詮釋予以表現罷了。因此,對於有學者認為史事易學派,特別是
李光,受到宋代史學不尚空談、務求實行的篤實之風氣所影響,因此在歷史動力來源問
題上,往往有其理據之類似看法37,筆者認為,就上述「天理史觀」的分析來論,情形
依然如此,並無新意。
誠如歷史學家所言「歷史是歷史家和事實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現在』和『過
去』之間無終止的對話!」38是故自史學的角度言,流水帳式的史料只是斷爛朝報,價
值有限,歷史觀點必定涉及主觀的詮釋,而史學家對於時代問題的感受與想法,又對其
歷史觀點的影響甚鉅,由此看來,歷史必定反映時代的問題。但是,史學家的感受、關
懷,以及詮釋,都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否則歷史則成為虛構。因此,能否客觀地面
對歷史事實,一直是史學家非常重要的標準。如果一昧地著眼於現實政治的要求,而將
歷史的客觀性拋棄不顧,則「歷史就變成了一個任人予取予求的事實倉庫,它本身已沒
有什麼客觀演變的過程可言了」39。因此,任何歷史的詮釋都必須建構在歷史事實之上。
就此而論,有學者指出,史學易學派的易學家在歷史客觀性方面,較諸歷史學大家
言,有更好的表現40。基於此一觀點,筆者即以李光與司馬光為例予以比較,藉以說明
史事易學派與歷史學家面對歷史事件的態度。根據錢穆先生的研究,《資治通鑑》一書
乃是依據十七史為基礎予以刪改,並將體裁從紀傳體,改寫成編年體,而除了十七史之
35 詳細的說明請參考張灝著,《思想與時代》(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61-62。
36 傳統黃金古代觀念之動搖,與今古文經之爭以及清末民初的學術環境所引發的疑古思潮,有密切的關
聯。詳細的分析,請參見王汎森著,《古史辨運動的興起─一個思想史的分析》(臺北:允晨文化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4 月初版),引論「激烈反傳統與黃金古代之破滅」之分析,頁一~二七。
37 見林麗雯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64-67。
38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68 年 12 月初版),
頁 23。
39 余英時著,《史學與傳統》(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2 年 10 月初版),頁 7。余先生在
論及史學與現實的關係時分析云:「一方面,對於史學應當配合時代,這種觀點,我們基本上是同情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則強調,史學和現實之間又必須保持著適當的距離。史學對我們可以有啟示、有
昭戒,然而並不能直接為現實服務。史學作為一門學術而言是有其紀律的尊嚴的;破壞了這個紀律不
僅毀滅了史學,而且也混亂了現實。」參見上書,頁 7。
40 林麗雯先生即認為「真正在詮衡歷史事件時,李光卻有後出轉精的表現,就客觀度來說,他表現得較
司馬光更好。」參見其所著,《李光史事易研究》,頁 158。
宋代史事易探究──以李光與楊萬里為核心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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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參考了其它兩百多家的史料而來。41因此,司馬光的史學代表作《資治通鑑》一
書,對於客觀史實的重視,一直非常受到歷代史家的稱許。對於撰寫動機,司馬光自敘
云:
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餘威,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
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
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42
此是說,《資治通鑑》一書,並非如孔子在撰寫《春秋》時,希望透過臧否人物的
方式,為世間立法,進而達到撥亂反正的功效,而只是根據歷史的客觀事實,個人在歷
史中的功業事蹟,予以客觀詳實的記錄,使得讀此書之人,能夠自行反思,進而達到勸
戒的作用。。
反觀李光,他所謂「眾建諸侯,或大封同姓,以復唐虞三代之制」云云,乃將唐虞
夏商等階段,盡數歸入封建時期,完全昧於歷史事實,43此亦充份證明他對於歷史事實
的辨析,有所欠缺。學者亦謂李光對於歷史的處理與說明,可以反映出「缺乏深入考證」
之現象44。而上述這些對於歷史事件不作細究、疏於辨析的態度,正反映出李光對歷史
客觀性的輕視。因此,就史學的標準來看,李光較之所謂「褒貶筆削之說,溫公所不為」
(章太炎評語)的司馬光,在客觀性上可說遠遠不及。
此外,除了落實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解釋《易經》之外,透過君臣關係來詮釋卦爻
辭,亦是李光易學時常被後人所提及的特點。關於此點,亦須加以說明。舉例來說,李
光在解釋《需》卦卦辭「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時曰:
需,須也,待也,上下相需,非特待而已。君非臣不能自免于險難,臣非君
不敢冒進而排難。君臣相需之急如此,今人君負剛明之德,能以誠實相與,
上下皆有孚信,其德乃光顯而亨通也。既能光顯亨通,又以正濟,所以吉也。
九五之君,雖在坎窞之中,已正乎天位,三陽雖伏而在下,皆剛健之君子,
險雖在前,無所憚也,但觀時度宜,不敢妄進耳。夫君臣同心,內外協濟,
41 錢穆著,《中國史學名著》(北京:三聯書店,200 年 9 月初版),頁 175-186。
42 引自《資治通鑑》,卷六十九,「魏紀.一」文帝黃二年。
43 上古史學者黎東方先生指出,實則就歷史進程而言,中國直至周朝,才真正進入了所謂的「封建時代」。
詳細說明請參見其所著,《中國上古史八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 年 9 月新一版),頁
15- 27。另一上古史專家張蔭麟先生亦云:「嚴格地說封建的社會的要素是這樣:在一個王室的屬下,
有寶塔式的幾級封君;每一個封君,雖然對於上級稱臣,事實上是一個區域的世襲的統治者而兼地主;
在這社會裡,凡統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統治者,同時各級統治者屬下的一切農民非農奴即佃客,
他們不能私有或轉賣所耕的土地。照該界說,周代的社會無疑老是封建的社會。而且在中國史裡只有
周代的社會可以說是封建的社會。」請參見其所著,《中國上古史綱》(臺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8
年 2 月五版),頁 29。
44 李光對於歷史事件的處理,而反映出的另一個現象則是「前後說解不一」。參見林麗雯著,《李光史事
易研究》,頁 147-149。
漢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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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往,往必有功矣。世之言險難者,莫如涉大川,需之利涉,並有所恃
矣,三陽是也【《讀易詳說.需》】。
此是說,缺乏君主信賴,臣子無法推動種種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以革除國家的險難;而沒有賢臣
的輔弼,則君主易陷於奸佞的危險當中,因此,君臣雖然在地位上有高低之別,但彼此
處於上下相需的關係之中。李光透過九五與底下三陽,來說明此一關係,並強調只要君
臣同心,推動任何興利除弊的政策,都能獲得極大的功效。實則就《需》卦的主旨來說,
則其說明的是人生在某些處境之下,受限於種種條件,以致無法直道而行。而處在此種
情形之下時,則一方面必須誠信守正,耐心等待,另一方面要善待自己45,以求在適當
的時機,能夠有所發揮,此朱子云「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
以待之」46的意涵所在。再如其解釋《蒙》卦時曰:
《乾》為剛健創業之主,《蒙》為繼體幼沖之君。人主之尊,雖在童幼,與
臣下之分,固懸絕矣。非求師臣以自輔,則聰明不開,古今治亂成敗之迹,
無自而知,惟尊德樂道,屈已以求剛明之賢,以啟迪其性,則蒙固有亨之
道。……蓋師道貴乎剛嚴簡重也,如此利貞者,所利在於正,蒙以養正,聖
功也。童蒙之主,樂軟熟而惡剛正,師臣之道一,正君而國定矣。故所聞所
行與左右近習之臣,無適而非正,則放僻邪侈,無自而入矣【《讀易詳說.
蒙》】。
此是說,《蒙卦》指的是一個年幼繼位的君主,必須依靠賢明的大臣施予教育,否
則對於歷史興衰的關鍵,以及治理國家的原則,無所瞭解,因此必須依賴賢臣施以教育,
令其明白治國的道理。李光強調,君主在幼小蒙昧之時,即當培養純正無邪的品德,方
是聖君成功之路。具體的方法則是要環繞在君主身邊的群臣都能端正言行,則君王就無
從接收各種邪僻的觀念,只要能夠自幼導正君主,則國君將來必能仁民愛物,國家便能
長治久安。
然本卦原泛指事物在發展的初期,正處於幼稚蒙昧狀態中,需要啟迪,因此,全卦
45 此即《大象傳》所謂「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之意。對此,程頤云:「君子觀雲上於天,
需而為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見
〔宋〕程頤著,《易程傳》(臺北:泉源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1 版),頁 43。
46〔宋〕黎德靖編,《朱子語類》,共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3 月第 1 版),第四冊,卷七十,
頁 1748。對此卦的豐富意涵,林希元發揮得最為透徹。林氏云:「凡人作事,皆責成于目前,其間多
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其勢不容于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于中誠,
不免于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有許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
蓋遇事勢之未可為,即安于義命,從容以待機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于真實而非虛
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豁達乎?然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則
將來亦未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于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
所需,而今皆就諸矣,故吉。」引自〔清〕李光地纂:《周易折中》(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 4 月第
一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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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在申明教與學之教育理念47,李光此種詮釋的方法,無疑乃將《蒙》卦的廣闊而深
刻意涵予以削弱。從上述兩卦的分析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光易學的偏狹,而此種詮
釋經典的方式,在《讀易詳說》中處處可見。48
誠如《四庫全書》的評論言,李光易學不同於前人之處,除了引史證經之外,處處
著眼於君主關係以立言,亦是其註經的主要特色。揆諸《誠齋易傳》,楊萬里亦常以君
臣關係來解說卦爻。舉例來說,對於《咸.彖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
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一語,楊萬里解釋為「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
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誠齋易傳.咸》】。
此即以劉備三顧茅廬的故事,以及君臣之間的互動關係來解釋《咸》卦的意涵。其它諸
如《乾文言》、《需》卦、《否》卦等等,皆可看到楊氏透過君臣關係來詮釋《易經》卦
爻49。實則若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則李光、楊萬里所身處的宋代,乃是一絕對的君
主專制的政治體制。針對此種體制,張金鑑先生分析云:
在政治上,專制君主為實行其絕對性的統治,便運用科舉制度,選拔無經濟
勢力而具有服從性格的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一方面用利祿的引誘,一方面
用武力的威脅,使官吏成為君主極忠實的臣僕,對君主絕對負責,以統治各
地的人民,君臣間固祇有主從與隸屬關係,就是官僚間尊卑上下的階級,亦
極嚴明,層層節制,權力集中,最後樞機,掌於君主,如此遂合經濟權、軍
事權、政治權三位於一體,而集中於君主,所謂君主專制的絕對政權,在此
時始真實根深蒂固的完全滋長成熟。50
47 蔡清總論《蒙》卦諸爻曰:「詳觀《蒙》卦六爻,在蒙者便當求明者,在明者便當發蒙者,而各有其
道。」引自〔清〕李光地纂:《周易折中》,頁 77。
48 如李光解釋《噬嗑》曰:「君臣相遇,非道同德合,則不能大有為於天下,然自古迄今,每多不合者,
有物間于其間也。欲除去其間,非威明剛斷不能也。……蓋君側之強臣,阨群賢之進而間隔之者,噬
者齧也,嗑者合也,頤中有物,非齧去之,則終不能合,能齧去之,則上下亨通而無礙矣。噬嗑非止
用獄,但既明且威,則于用獄為利,又小人強梗,非加以刑辟斧鉞之誅,不能去除之,故云利用獄也。
周之管蔡、漢之上官桀,此二間也,非成王、昭帝明斷而卒除去之,則周公、霍光豈能成輔翼之功哉?」
【《讀易詳說.噬嗑》】
49 以《否》卦為例,其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楊萬里注解云:「六二以柔媚之資,居大臣之
位,下則並包群小而為之宗,如林甫得仙客國忠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
欲之樂,當是之時,群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誠齋易傳.否》】此乃以唐玄宗之時,宰相李林
甫得楊國忠、牛仙宮等諸小人之助,順承滿足明皇縱欲享樂,以此獲得君主信賴,穩固其權勢與地位,
以此君主關係解釋小人吉,大人否亨之時局。而其上九「傾否,先否後喜」,楊氏則注曰:「君有其亡,
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郭崇韜謂無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九五、上九
之義矣。」【《誠齋易傳.否》】此則以後唐莊宗欲築高樓以避暑,而大臣郭崇韜以勿忘創業維艱予以
勸誡,謂上主若能以天下蒼生為念,而不貪戀一己之逸樂,則能使煩暑盡去,而轉生清涼之感的故事,
說明卦爻之意。
50 張金鑑著,《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三民出版社,1991 年 2 月第 5 版),頁 52。對於此種制度與以
往制度的差異,張氏析論云:「這時的中央政府與君主,始具有絕大生殺予奪與征討張撻的大權,既不
似秦漢的皇帝須仰仗於地方勢力,以保持其統一,又不似六朝的皇帝隨時有被其他豪強篡奪的危險,
漢學研究集刊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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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專制君主絕對性的權威統治的體制之下,知識份子若要能夠有所作為,最
為方便的途徑,就是期待聖君賢相臨朝,是故像李光之輩,將政治世道的興衰成敗,完
全寄託於君主關係上,就不難理解了。51雖然如此,但以此解說《易經》,則不免失之
偏狹。52且更深一層來看,筆者認為,即使不專就君臣關係立說,史事易學派的詮釋方
式,在理論上依然有其缺點,以下即就易學哲學的角度,對此予以深究。
五、易學哲學的反思
首先,筆者即通過卦爻意涵的具體闡釋,稍予說明以史事解易的問題。以《姤》卦
為例,楊萬里釋該卦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時引史事謂
「高祖之封濞,明皇之不殺祿山,是已」【《誠齋易傳.姤》】;解九二「包有魚,無咎,
不利賓」則云「高祖先得關中,遇之之蚤也。漢先得之,楚後至而奪之,不惟奪之,反
王我於蜀,我徐起而定三秦,天下卒為漢而不為楚,此包有魚而利終不及賓者也,又何
殃咎之有?」【《誠齋易傳.姤》】;而註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時曰
「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
且而無大咎也」【《誠齋易傳.姤》】;釋九四「包無魚,起凶」則引史事謂「君而無民,
無民而舉事,安得不凶,起者,舉事之謂,子干、子比,自晉歸取楚,而見殺,而蔡公
棄疾乃得楚,二子遠而蔡近,二子庸而棄疾賢故也」【《誠齋易傳.姤》】;其註解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時云「堯下逮舜之側微,以杞包瓜之象;舜遇堯為天人
之合,有隕自天之象。何憂驩兜,何畏孔壬,固其理也」【《誠齋易傳.姤》】;而釋上
九「姤其角,吝,無咎」則謂「仲尼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是也。孟老於行,荀廢蘭陵,
亦然。而況賈誼、仲舒、馮衍之徒與?」【《誠齋易傳.姤》】。
就易經卦爻的解釋看,則卦辭解釋一卦之總義,總括地說明某種處境,而各爻則是
說明在此卦中依時位之不同而產生的動態變化,此王弼所謂「卦者存時,爻者示變」、「夫
而其自己能直接把握財力、人力的絕對優勢,可以指臂運如的指揮他人,可以戰無不勝的征伐叛亂。
中國自唐、宋以後,始有真正的統一國家與專制君主之出現。這一時期的政權性質是以商業資本為基
礎的絕對君主專制政權。」參見上書,頁 52。
51 對此,朱伯崑先生分析云:「此種解易學風,實際上是把歷史人物的活動看成是吉凶消長之理的體現
者,這樣《周易》經傳又成為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正確處理君臣民三者關係的教科書。這同宋王朝統
一中國後,重用儒臣,提倡以周孔之教治國,強化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是相適應的。」朱伯崑著,《易
學哲學史》(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 9 月第 1 版),第二冊,頁 238。
52 對此,黃忠天先生亦云:「蓋易道至廣,無所不賅,即或卦爻之間,容有尊卑上下之理,亦不必盡為
君臣也。李光以君臣論之,雖有具體明白,使人瞭然於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