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卯仃年第 期!
独尊儒术与西汉学术大势
∀ ∀一与王葆兹先生商榷
黄 一 升 一 国
在《中国学术从百家争鸣时期向独尊儒术时期的转变狱载《哲学研 究》� # #∃ 年 第 � 期 。 以
下 简称王文 ! 一文中 , 主葆珐先生提出 , 罢瓢百家% 狐尊儒术不是发生在汉武帝时 , 而是在
成帝建始二年· 班固氰汉书》, 贬抑王氏 , 鳅尊儒术 的主持人是成帝时当政的王凤而篡改厉史 , 才将这一厉史事件上溯到武帝 , 以致造成武帝罢瓢百家 , 独尊儒术的谬说千古流传。
细读王文 , 其中是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的 。 但根据汉代学术的大量材料来看 , 王文的基本
论点和论据 , 却难令人苟同 。 由子独尊儒术是中国 一文化史上重大的厉史事件 , 而且事关酋汉
学术大势 , 很值得研讨 。 因此 , 笔者仅就个人的一孔之见 , 也从西汉博士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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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体制和
官方文化政策等方面作一探讨 , 以就教子主先生 。 、
武帝独尊儒术 、 罢瓢百家辨
王文的论证从西汉官方文化政策入手 。 首先 , 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问题 & “在汉初废除 ‘挟
书律 , 、之后 , 儒家与百家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立刻尖锐起来∋ 或者说 , 百家在当时尊儒 的 气 氛
电 有没有可能再次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呢∋ ”废“挟书律” , 时在惠帝四年三月 。 西汉初至武帝
之前 , 是黄老之学 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 尊濡的风气取代黄老 , 是武帝才开始的 。 崇尚黄老与
尊儒 ,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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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西汉学术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 从王文论证提出问题所引用的材料 , 只言及高
祖 、 文帝来看, 他所谓除 “挟书律”之后 , 仍属于崇尚黄老的西汉初期。 这段时间 , 儒学虽有
受到统治者不断重视的趋势 , 但与崇尚黄老的时俗相较 , 却还谈不上所谓 “尊儒 的气氛 ”。
而当他转换视兔来提出同一间题时 , 却讲在“ 当时尊儒的气氛中”如何 , 这就将尊儒看作汉初
的社会风气了 · 有乖史实 。 从主文后面的分析看 , 他是十分清楚汉初为尊崇黄老的时期 , 支
持儒学是武帝才开始的 , 显然主文把两个不同时期的事当作同一个问题了 ·
王文认为 , 《史记 · ’礼书》的一段话间接地 回答了这个问题 。 这段话说 & “至于高祖 , 一光有
四海 , 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 , 大抵 ’皆袭秦敌 。 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 宫 室 官名 , 少所 变
改 。 孝文即位 , 有司欲定仪礼 , 孝文好道家之学 , 以为繁礼饰貌 , 无益于治 , 躬化谓何耳 ,
故罢去之。 ”从这段话中 , 主文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仅承秦制与汉初崇尚黄老 原是 可 以 柑容
的 。 他又根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关于黄老的论述 , 得出其在政治上具有 “不创新制” 、 “沿
袭旧制” 的结论。 王文的这些论述原本是要论说儒家与百家的关系 , 但实际上却归结于这样
一点 & 崇尚黄老亦即因袭秦制 。 尽管王文没有明确表述这一点 , 但却是他的论、述 的 必 然 结
论 , 而且这成为王文许多论证的前提 , 以致认为武帝细黄老, 是为了 “制止黄老学派对推翻
秦制的干涉”。
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 王文推出了如下黝 & “汉嘟叙创寺儒学 , 反(时黄老 , 意在破坏秦擂梦尝篡鹜霭蔡默%&翼霆华篡襄菜六管馨孟篡监咒票馨鼎霆贫反对黄老 , 决不会罢黯百家的结论。 ) )
这里涉及到两个事关重大的间题 & 汉承秦制、 崇尚黄老及其关系 % 武帝宋持稀学, 反对
黄老 , 是否是针对秦代官方文化而发∋
《史记》· 《汉书》中都有“汉承秦制”之语 。 但探的继承秦制 , 并不是完全娜(琴袭秦制 , 而
主要是因袭“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一类 。《汉书 · 百官公卿表》说 & “凑飨良夭下 , 建皇帝
之号 , 立百官之职 , 汉因循而不革 , 明简易 , 随时宜也 。 ”《外戚传》说 & “汉兴 , 因秦之称号 ,
帝母称皇太后” 云云 , 皆可为证 。 而秦奉行的单纯用刑法统治人民 , 不许挟书等政治文化制
度 , 汉非但没有因袭 , 反而有所更改 。 因而 , 秦二世而亡 , 西汉王朝却立国二百余年 。
崇尚黄老 , 是汉初的统治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政策 。 老子讲 自然无为 , 相传
黄帝垂拱而天下治 。 黄老之学具有任 自然 , 少人为干涉之义 , 这在承秦之弊 , 万象凋零的汉
初 , 最适合体养生息的社会需要 , 因此 , 被统治者所尊奉 。 关于这点 , 前人论之详矣 。
汉承秦制与崇尚黄老之间, 确有某种相容性 。 从黄老主张 “因循”来看 , 汉承秦制合子黄
老精神。 但黄老讲的 “因循” , 是以合于 自然之道为原则的 。 班固讲 , 汉袭秦代官名是 因 为
∗ 明简易 , 随时宜” , 就是此意 。 因此 , 在崇 尚黄老的气氛下 , 汉承秦制绝不是简单的 “沿袭
旧制” 夕而是根据时宜米沿袭的 。 +司时 , 黄老的因循无为 一与秦制核心的刑名之学 , 又是根本不
同的霹北资霖翟拿户霆井霎鬓少霆罢军麒认而又不 ,司的方面 。 &蔽反对黄、& 东产
不存在反对秦的政治文化体制的问题 , 因为黄老之学是汉初的统治思想 , 而不是秦的官方文
化形态 。 所以, 反对黄老 , 否定的只是汉初的统治思想 · 如果把这说成是反对 秦的官方文
化 , 就不仅错误地将秦官方文化与汉初统治思想棍为一谈 , 而且也错误地把黄老看成是秦官
方文化了 ·
就支持儒学这一方面讲 , 确有反对秦官方文化的意义 , 这是不待深言的 。 但是 , 需要指
出的是 , 支持儒学并非突发王武帝 , 而是汉初以来学术进程的必然发展 。 汉初的思想家如陆
贾、 贾谊等人 , 在反思秦亡教训的基础上 , 总结出马上得天下 , 不能马上治之 , 攻守异势的
历史经验 , 提 出应重视儒家思想在治理天下 ,时的作用 。 他们的建议连那位曾用儒冠溺尿的汉
高祖 , 后来也多少有所接受 。 自高祖起 , 儒生被拜博士 , 代不乏人 。 高祖二年 , 叔孙通为博
士 , 惠帝时有孔附弟子襄作博士 , 文 、 景之世 , 更为申公 、 贾谊 、 韩婴 、 董仲舒 、 胡毋生 、
辕固生等儡生傅士 。 虽然 《史记 , 儒林传》称述 & ) 高祖时“尚有干戈 , 平定四海 , 亦米暇邃痒
序之事也 。 孝惠 、 吕后时 , 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 孝文时颇征用 , 然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及
至孝外 不任快者· 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 , ) 故诸博士具官待问 , 未有进者” , 但儒学的渐受
重视却是汉初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 。 因而 , 武帝的支持儒学 , 虽有吸取秦亡二教训的因素 , 但
主要是对汉初以来儒学渐受重视趋势的继续和发展· 无论是从反对黄老 , 还是 支持儒 学 来
看 , 都不能说是或主要说是反对秦的官方文化 。
主文还通过“考察武帝时期的历次学术文化革新运动” , 来证实武帝的支持儒学 , 反对黄
老 , 是反对秦官方文化的论点。 拙文对此再作一辨析 。
辨析之先 , 需要指出, 武帝的支持儒学 , 除王文讲的罢申韩之学 , 议立明堂 , 细黄老刑
名百家言矽卜, 尚有如下三次 & 工, 建元五年的初置《五经》博士〔见《汉书 · 式帝纪》! 。 − , 元光元
年的诏举贤良文学对策 。 此次对策 , “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 ” �见,《汉书 · 武帝纪》! 。 . , 元朔
五年的为经学博士置弟子员�见《汉书 · 武帝纪》、 《文记 · 儒林传》! 。 总计有六次 。 除姗黄老
刑名百家言与为经学博士置弟子员发生在窦太后去世后 , 其余四次都在这之前 。 笔者认为 ,
帝武 的这六次尊儒活动 , 都是罢黯百家、 独尊儒术的不同步骤 , 而不是旨在反对秦官方文化 。
关于武帝尊儒的第一个行动 , 《汉书 · 武帝纪》载 & “建元元年冬十月 , ‘诏皿相 、 御史 、 列
倪 币二千石 、 二千石 、 诸侯相举贤 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 垂相馆奏 & ‘所举贤良, 或治申 、
‘商 、 韩非、 苏秦、 张仪之言 , 乱国政 , 请皆罢 。 ’ 奏可。 ”汉以十月为岁首。 表明武帝一即位 ,
就罢黔了申 、 韩刑名之学与纵横家言 。 王文认为 , 申韩苏张是秦代官方学术 , 武帝此举只是
针对秦代官方文化 。 其实 , 这是武帝用儒学取代黄老的统治地位所采取的一个策略。
联系到当时思想界的大势来认识 , 这一点就十分清楚了 。 《史记 · 儒林传》说 & “及今上即
位 , 赵结 、 王减之属明儒学 , 而上亦乡�向!之” 。 《汉书 · 窦婴 田蛤传》载 & “婴 , 蛤俱好儒术 ,
推载赵给为御史 、 王减为郎中令 ” % 又说 & “太后好黄老言 , 而婴 、 盼 、 赵给务隆推儒术 ” 。 这
些材料表明, 武帝的隆儒与窦太后的好黄老之间的矛盾 , 是当时思想界斗争的焦点 、 实质和
要害所在 。 )
+ 至于申 、 韩 、 苏 、 张之学 , 由于汉初在崇尚黄老的同时 , 也容许诸子百家并存 , 因此 ,
崇肖黄老虽主要是对秦文化的否定 , 却也给了申 、 韩 、 苏 、 张之学以一席之地 。 然而 , 直至
武帝即位 , 申、 韩 、 苏 , 张之学都是在黄老之学占主导地位之下 , 作为百家之一而存在的 。
因此 , 武帝隆儒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黄老之学 , 而不可能是申 、 韩 、 苏 、 张之学 。 但当时武帝
初即位 , 他的祖母窦太后又好黄老 , 所以 , 武帝还不便为隆儒 , 马上直接取替黄老之学 。 而
申 、 韩 、 苏 、 张之学最受儒家攻击 , 加上与黄老之学亦有对立 , 因而 , 武帝很 自然地会首先
拿申、 韩 、 苏、 张开刀 , 作为他独尊儒术 , 取替主要是黄老在内的诸子百家的第一个试探性
行动 。
紧接着同年七月发生的“议立明堂” , 就较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综合《史记》、 《汉书》
的材料来看 , 这次事件是由明儒学的赵给、 王减发起的 , 并且专门征召儒 学 大 师 申公 , 因
而 , 这次议立明堂实是以儒学为根据的 。 ‘之具有使汉初以来与诸子同等地位的孺学 , 变为国
学的意义 。
王文却说 , 赵 、 王议立明堂联合了墨家、 阴阳家与道家。 此说没有史料根据 , 于是王文
拉扯后面 的历史为证 & � � !武帝元封立年立明堂采方士公玉带之说 。 此事距赵 、 王议立明堂
达三十年之久 , 三十年后的事 , 怎证三十年前的事专 � − !汉成帝时儒者曾抨击武帝的宗教设
施 。 据王文后面所论 , 此指匡衡奏议在长安建南北郊 , 以祭夭地之事 。 匡衡奏议并没有论及
武帝所立明堂 , 也未抨击所谓武帝的宗教设施 , 而只是说在甘泉宫祭天 , 在汾阴祭地 , 不合
古制 , 当改为在京城南郊祭天 , 北郊祭地 。 � . !平帝时 , 王莽奏立 明堂 , 得到群臣的称颂 。
当时王莽实己操纵汉室 , 群臣的称烦或出献媚 , 或迫于形势 , 怎能以此作为严肃的论据呢 ∋
第三次事件 , 是建元五年的置 “五经” 博士 。 拙文将专门辨析 , 此处从略 。 这里只需指
出 , 这次事件标志着儒学取得法定的国学地位 , 是武帝独尊儒术的初步实现 。 与这次事件相
密切联系的是第六次为经学博士置弟子员 , 是汉武帝为巩固 、 健全经学博士制度而采取的组
织措施 。
一 第四次发生在元光元年的诏举贤良文学对策 , 最重要的 、 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是董仲舒在
对策中提出的“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 , 孔子之术者 , 皆、绝其道 , 勿使并进”的建议 。 一般
论著都以为, 董仲舒这个建议首开独尊儒术 、 罢黯百家之论 。 其实 , 这个建议不过是点明了
前一年武帝置“五经”博士的实质要求 , 其真正的意义并不在提出了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 , 而
在于要求彻底地实现罢瓢黄老在内的百家 , 完成儒学独尊的历史转变 。 王文认为 , 汉武帝没
有采纳董仲舒的具体建议 。 笔者则认为 , 无论是从社会的变化 , 还是从汉武帝的意向来看 ,
董仲舒这一建议都会被采纳 。 只是由于考虑到窦太后尚在的缘故 , 董仲舒的建议虽被接受 ,
却未马上实施罢了 。
第五次事件, 就是最好的证明。 《史记 · 儒林传》叙其事说 & “及窦太后崩 , 武安侯 田盼为
承相 , 细黄老 、 刑名百家之言 , 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 这里清楚标明是包括黄老 、 刑名 在 内
的百家 , 可以说 , 这次事件标志着儒学取代黄老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的最终实现 。
王文则提出 , 这次事件是对第一次罢申、 韩 、 苏、 张之学的翻案 。 其实 , 史料上并无谁
否定罢申、 韩 、 苏、 张之学的记载 , 何翻案之有 ∋ 王文还说 , 这次翻案是以儒家为主 , 联合
百家来进行的 , 司马迁明确说是细百家 , 百家稣为所细 , 怎能成为联合对象呢 ∋ 又怎能如王
文所说只是“反对秦代的政治学术文化体制”呢 ∋
为证其说 , 王文还详辨司马迁这段话的“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一句话 , 说 “文学”的含义至
少包括儒 、 墨两家 。 从语法逻辑讲 , 文学若包括儒 、 墨两家 , 司马迁为何在文学之后又提儒 ·
者 , 岂不重复∋ 既提儒者 , 为何又不言墨者 ∋ 王文之说难以讲通 。
再证以这句话出处的《史记 · 儒林传》, 文学一词其义有三 & 一为职官 , 二为儒学的别称 ,
三为儒者的别称 。 这表明, , 司马迁言文学只与孺相关 , 而与墨无涉 , 故将文学、 儒者连用 。
王文用《盐铁论》中时有儒 、 墨并提这一点 , 更不能证明文学包括墨家。 桑弘羊有时指责
文学 , 儒 、 墨并称 , 那只是一种习惯用语 。 儒 、 墨为先秦显学 , 因而 , 儒 、 墨并提用以表示
读书人的通称 , 就成为一种习惯用语 。 自立“五经”博士后 , 读书人基本上是唯《五经》是务的
儒生 , 因此 , 昭帝时 , 儒 、 墨并称作为读书人通称的习惯用语 , 实是指儒而言 。 更有一个基
本的历史事实是 , 自汉初以来基本上无所谓墨家学派 , 墨已流为侠 。 、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考
证汉代墨学 , 竟无一研治《墨子》者 , 而全为任侠之人 。 因此 , 王文关于文学至少包括儒 、 墨
两家学者的说法 , 是没有充分根据的。
以上论述表明, 罢瓢百家 、 独尊儒术 , 确是发生在汉武帝时 。 汉武帝的历次文化变革 ,
主要是反对黄老为首的百家之学 , 而不是反对秦的官方文化 。 只是 由于窦太后所代表的势力
的阻挠 , 汉武帝的罢黝黄老为首的百家 , 才经历数次事件而得 以实现 。
‘ 、,
博士制度与宗教体制的变化
从汉代博士制度入手 , 否定武帝时有罢黝育家 , 独尊濡术 , 是王文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 , 他的论点是武帝立 “五经”博士 , 并没有取消诸子传记博士 % 细黄老只是将其从经
学博士的地位降为诸子传记博士 。 为了辨析这一问题 , ’ 需首先简略地对博士制度作一述说 。
博士制度起源于战国 。 秦代作为一种职官 , 其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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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通古今” , 人数有数十之多 。 汉
初亦设博士官 , 与秦博士基本没什么区别 。 秦及汉初博士的构成较为复杂 , 秦有儒生为博士
者 , 亦有占梦博士 、 为仙真人诗博士等 % 汉初博士诸子传说 , 百家皆有 。 刘欲 《移太常博士
书》说 & 孝文时 , “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 皆诸子传说 , 犹广立学官 , 为置博士” 。
武帝置“五经”博士 , 博士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 这个变化主要有二 , 一是 博 士 的 构 成 成
分 , 由多种成分变为单一成分 , 诸子百家皆无作博士的资格 , 能充任博士的只能是 “游文于
六艺”之中的儒生 % 二是博士的职责由 “掌通古今 ” , 变为以教授经学为主 , 博士变成了经学
博士 。 以往的论著都忽视了这一点 , 因而 , 多将博士与经学博士混而不分 。 而只有 明了这一
点 , 才能说 明武帝的立“五经”博士 , 决非只是增加儿个儒学博士的事 , 而是他独尊儒术, 使
儒学取得唯一的国学地位的重大措施 。 武帝立 “五经”儒士后 , 儒学典籍才成为法定的经典 ,
才有所谓经学可言 。
王文则提 出, 景帝时 , 黄老博士曾“由子学博士上升为经学博士” 。 他此说根据的是唐释
道宣《法苑珠林》与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的两条材料 。 唐代三教相争 , 在与儒学的斗争方
面 , 释 、 道有一致性 。 杜光庭说文帝、 窦太后救天下 & “如不通黄 、 老经者 , 不得注官” , 并
不见于汉代史料 。 不通黄老者为官是普遍现象 , 杜说明显是为崇道而编造的厉史谎话 。 释道
宣说景帝时 , 黄老被 “改子为经” , 则具有联合道家共同贬儒的意义 。 这种材料究竟有多大可
靠 ,性,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 这两则材料是不能作为根据的 。
查遍《史记》、 《汉书》等第一手资料 , 都没有一则材料可 以证明有所谓将黄老由子改为经
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 , 景帝时还无区分经 、 子的观念 , 甚至不具备产生这一观念的条件 。 将
儒家典籍称为经 , 把黄老百家称为子 , 是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后才有的 。 因此 , 说景帝时有所
谓黄表博士由子学博士变为经学博士之事 , 实无从谈起 。 东汉翟酩不懂这一点 , ’ 故将文帝所
立《诗》博士 , 称为一经博士 , 学术界皆信以为说 , 并据以进而为说 , 认为武帝以前已有“诗 ” 、
“书” 、 “春秋”三经博士 , 武帝置“五经 ”博士 , 只是使经学博士完备而已 , 这是以误为误 。 如
果文帝时儒学的 “诗”博士 , 郎已为经学博士 , 那么 , 儒学岂非在汉初已取得 法’定 的 经 的地
位 , 那么 , 武帝就用不着独尊儒术了 。 作为“狂热地称颂汉德 ”的班固 , 又为何不在《文帝纪》
中大书“置 ‘诗’经博士 , , 而要在武帝时 , 才记上置“五经”博士呢 ∋ 翟醉之说的不当是很明显
的 。 王文却引其说立论 , 这是他轻信景帝时黄老改子为经的一个原因 。
《汉书 · 艺文志》著录有《黄帝四经》与《老子邻氏经传》, 、似乎可证王文之说 。 但如先秦墨
学将其学派的典籍称为《墨经》, 只是对 自己学派著作的尊称一样 , 这种尊称还不包含后来与
子相对的经的含义 。 至于王文把辕固生攻击黄老之学为“家人言” , 说成是所谓否定黄老的经
的地位 , 那更是作者的揣侧之论。
在考察汉代经学博士建置时 , 王文认为人们的理解没有道理 , 因而 , 他提出武帝的立五
经博士 、 宣帝的增设经学博士, 都是在七 一卜诸子传记博士之外增加人数而已 。 从而 , 得出了
七十诸子传记博 士一直存在到成帝时的结论 。
王文论及人们的理解有两点 。 其一 , ·在孔用哎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和《儒林传》关于武 、
宣经学博士建置的材料后 , 王文说 & “人们都说这表明武帝 、 宣帝时只有五经博士 , 这说法其
实是没有道理的 。 ”在这里 , 人们的说法恰好是依据王文所引刁料斗而得出来的 , 而且 , 在《汉书》
中可以找到充足的史料为证 , 怎能说没道理呢 ∋ 主文的理由是 , 班固并没指 出当时除五经博
士之外便无其他了 。 这个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 是否班固没说无某家博士 , 就一定意味着某
家博士的不存在呢 ∋ 查遍 《史记》、 《汉书》,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么后 , 所有博士皆为治《五经》
者 , 无一例外。
其二 , “人们还说 , 武帝博士有五经七家 , 宣帝博士有五经十二家 , 每家均 为 一 人 , 这
也是没有道理的。 ”的确 , 人们此说多不合史实。 据笔者考证 , 宣帝时 《易》有施 、 孟 、 梁三
家 , 《诗》有齐、 鲁 、 韩三家 , 《书》有欧阳 、 大夏侯、 小夏侯三家 , 《礼》 有大戴、 小戴 、 庆
氏三家 , 《春秋》有《谷梁》和 《公羊》 的颜 、 严 , 共计有十五家之多 , 同时 , 西汉经学博士一
家可有数人。 但是 , 人们的说法不合史实 , 也决不能成为王文推定七十诸子传记博士在武帝
后继续存在的理 由。 因为二者之间并无逻辑的联系。
王文证其七十诸子传记博士存在武帝以后的唯一材料 , 是三国时王朗的奏议论西汉 , 有
所谓“学官博士七十余人”一语叭 王文认为 , 这句话是王朗当作“西汉一般情况来介绍” 的 ,
汉有博士七十余人之说 , 最早出卫宏的《汉旧仪》, 但说的是文帝时的情况 。 而笔者认为 , 卫
宏之说极为可疑 。
考《史记 · 秦始皇本纪》& “始皇置酒咸阳宫 , 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又侯生 、 卢生言有博士
七十人之语。 据为皇帝祝寿 , 臣僚无敢不到者来推测 , 七十人当是秦博士官的定制。 而汉文
帝时 , 博士官今可考者唯申公 、 公孙臣、 贾谊 、 韩婴四人 。 从文帝时社会的状况与文化发展
来看 , 也很难达到博士官七十人的规模。 因此 , 卫宏之说难以确信 。 王朗后于卫宏, 其说可
能就本于卫宏 。 而且 , 王文找不到一条可证王说的旁证 。 因此 , 王朗之说诚如王文所论 , 凭
此非第一手材料的孤证 , 也断定不了七十诸子传记博士在武帝后的存在 。
、 王文还从西汉宗教体制方面 , 来论证七十诸子传记博士继续存在武帝以后 , 并据以说明
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发生在成帝建始二年。 而他根据的材料只有一条 , 一即《汉书 · 郊祀志》的
如卞一段话 &
“是岁 , 衡、 谭复条奏 & ‘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 , 凡六百 八 十 三
所 , 其二百八所应礼 , 及疑无明文 , 可奉祠如故 。 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 , 或复重 ,
请皆罢 。 ’奏可。 本雍旧祠二百兰所 , 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云 , 若 诸 布、 诸 严 、 诸
逐 、 皆罢 。 杜主有五祠 , 置其一 。 又罢高祖 所立 梁“一 , 及 孝文 渭 阳 、 武帝 薄忌 泰
一⋯ ⋯ , 及孝宣参山⋯⋯原水之属 , 皆罢 。 候神方士使者副佐 、 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
家。 ”
王文认为 , 这里的七十余人即指诸子传记博士 。 对此 , 拙文也稍咋制析 。
成帝时罢废诸祠事件的发生 , 是元帝以来儒生议罢宗庙的继续 。 《汉书 · 祭祀志》说 & “元
帝好儒 , 贡禹、 韦玄成、 匡衡等相继为公卿 , 禹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 , 上是其言。 后
� 王文引语有误 , 原文作“学官博士七千佘人。”胡秉虔《汉西京博士考》谓“当统指博士弟子员也�’, 是
指平帝时的状况 。 此说是正确的。 中华书局标点本因此在“博士”后增 “弟子”二字。 故此材料根本
不能作为王文的证据 , 即以王文“七十”而论 , 亦不足为据。
韦玄成为皿相 , 议罢郡国庙 , 自太上皇 、 孝惠帝诸园寝庙皆罢 。 ”关子议罢诸庙的具体情况 ,
《汉书 · 韦玄成传》有详细记述 。 匡衡在元帝末年继韦玄成为相 , 也力主罢庙之议 。 成帝即位 ,
匡衡又奏言自武帝以来去甘泉祭天 , 后土祭地的活动 , 不合在京城南 、北郊祭祀天地的古制 ,
且甘泉地在云阳 , 后土位于河东 , 每次出祭总是兴师劳众 , 加之旅途艰险 , 因此 , 匡衡奏议
将祭天地的地点 , 设在长安的南 、 北郊 。 这个建议 , 得到成帝的采纳 , 于是第二年 , 匡衡又
奏议罢废诸祠 。 王文因将此事作为成帝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的唯一的一 点 线 索 , 并誉 之 为
“中国古代重要的宗教改革运动” 。 其实 , 匡衡的罢废诸祠与贡 禹、 韦玄成的议罢诸庙相较 ,
意义要小得多。 这不仅因罢废诸祠只是议罢诸庙的继续 , 而且从关系的重大来说 , 罢诸庙是
事关祖宗 , 匡衡的废诸祠只涉及不合礼的诸布 、 诸严诸神祠 , 祖宗之庙可毁 , 不合礼的诸神
祠被毁罢 , 又算得了什么呢 ∋
元成间发生的这场毁庙罢祠运动 , 是武帝以来淫祀泛滥的某种纠治。 《汉书 · 韦玄成传》
载 & 元帝时 ,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 , 合百六十七所。 而京师 自高祖下至宣帝 , 与太上皇 、
悼皇考各 自居陵旁立庙 , 并为百七十六 。 又园中有寝 、 便殿。 月祭于寝 , 日祭于庙 , 时祭于
便殿 。 寝 , 日四上食 % 庙 , 发二十五祠 % 便殿 , 发四祠 。 又月一游衣冠 。 “ · · ·一发祠 , 上食
二万四干四百五十五 , 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 , 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 , 养牺
牲卒不在数 中。 ”仅祭祀祖宗的庙祀 , 一年耗费就如此巨大。 加上皇帝的祭祀天地 , 郡国祭祀
山/日, 地方方士的祭祀各种神物的活动 , 一年财力、 物力、 人力的耗费肯定是惊人的 。 淫祀
必然带来社会财力康乏 , 人民贫困等现象 , · 从而 , 影响社会的安宁。 元成间的反对滥祀 , 就
是在一定程度上针对滥祀的社会弊端而发的 。 因此 , 匡衡反对去甘泉 、 后土祭天祀地 , 就将
“吏民困苦 , 百官烦费”作为一条重要理由 。
据《汉书》的记载 , 贡禹“以明经洁行著闻 , 征为博士” % 韦玄成 “少好学 , 修父业 ” , 而其
父通《尚书》、 《礼》, 以《诗》教授 % 匡衡则以善说《诗》闻名当世。 可见 , 三人皆为儒学大师 。
他们的反对谣祀 , 实是儒学反对宗教及其恶果的斗争表现。
西汉的滥祀根源 , 在于皇帝的信奉鬼神 , 尤以武帝为著 。 而皇帝滥祀 , 又离不开方士的
支持 。 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 , 儒生的反对滥祀也离不开皇权的力量 , 因而 , 儒生的反对滥
祀 , 就打击对象而言必然是方士 。 成帝时归家的七十余人 , 自然只能是方士及其助芋了 。
王文则说 , 这七十余人就是 自文帝以来的七十诸子传记博士 , 因为这场运动所打击的方
士们 , 其理论分别得之墨家 、 阴阳家与道家 % 而且 , 七十诸子传记博士 “一开始就与宗教有
密切的联系” 。 说方士的理论有来 自墨家等 , 这未免太抬高方士了 。 而秦 及 汉初博士职掌通
古今 , 主要是用历史 、 现实的知识来为君主服务 , 因而 , 虽也参加封禅礼仪的制定 , 并隶属
执掌 “宗庙礼仪 ”的太常 , 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 , 却是人文的, 不能说七十诸子传记博士与宗
教有密切关系 。
王文还特别详辨“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一句话 , 说陈直先生与颜
师古注的断句都不妥 , 应在“本草”下断句 , 而“副佐”系动词 。 这句话的意思是将候神方士使
者降为药皿的副手 , 并将待诏七十余人全部免职 。 从语法上讲 , 若依王文断句 , “待诏七十余
人皆归家”为一句 , 班固既己标明人数 , 又何必用“皆”字呢 ∋ 班固用 “皆”字在 “候神方士使者副
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之后 , 正是要表明七十余入是指候神方士使者及其副佐的总和 , 而非
仪指“待诏” 。 从这一点看 , 颜师古与陈直的断句都较王文的断句更有道理 。
且待诏作为称呼人的名词 , 泛指各种各样侍奉皇帝的人。 有 以颜容待诏者 , 如文帝时的
邓通 % 有以文学待诏者 , 如成帝时的扬雄 , 等等 。 这里被归家的待诏是因罢祠而遭贬的 , 因
此 , 此待诏显然是官方的神职管理人员 。 王文断定为是诸子传记博士 , 是缺乏证据的 、 即如
听论 , 亦有说不通的地方 。 王文也承认这次打击对象是方士 , 既然如此 , 为何打击对象的方
士只受到降职的处罚 , 而仅为方士提供理论的诸子博士 , 却要受到撤职 、 遣送 回 家 的 重惩
呢∋ 这实在不合情理 。
王文 的断句所能说出的唯一理由 , 是罢祠数 目与七十余人的数 目不相应 。 他的所谓不相
应 , 其实是基于二个混淆 。 一是混淆了一般的方士和作为使者的方士 的 区别 。 《史记 · 封禅
书》说 & “方士所兴祠 , 各自主 。 ”这是讲一般的方士 , 他们所兴的神祠归本人主管 。 一般地讲 ,
这类方士与所管的神祠数 目是大致相当的 。 而匡衡奏议讲的是“候神方士使者” , 归家的七十
余人也是候神方士使者及副手 , 这一类方士是政府任命的神职官员 , 一个人可以管理数座神
祠 , 因而 , 这类方士与所管神祠可以有数量上的较大差异 。 王文根据《史记 · 封禅书》讲的一
般方士与神祠关系的论述 , 来看成帝时官方神职官员的方士与罢祠之间存在的量的差别 , 当
然是会发现所谓不相应的 。 二是混淆了两次事件 , 误 作 同一 件 事。 《汉 书 · 郊 祀 志》 那段
话 , , 一实际上讲了两件事 , 第一件事是匡衡奏议的得到批准及其罢祠 。 第二件事是讲罢高祖、
文帝 、 武帝、 宣帝所立诸祠 。 “候神方士⋯ ⋯七十余人皆归家”作为这段话的最后一句 , 只与
第二件事相关 , 而与第一件事无涉 。 王文将两件事混而为一 , 才有罢祠 0 1∃ 余所与 0∃ 余人之
比的悬殊羞异。
姑且完全同意王文关于这段话的分析 , 也得不出成帝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的结论。 因为
这次罢祠 , 只是罢其不合礼的部分 , 而非全部罢废 , 板应地遣其归家的七十余名 “诸子传记
博士” , 也只能是“诸子传记博士”的部分 , 而非全体 。 按匡衡奏议所罢与不罢的祠数比例关系
大约是 − 比 � , 则除遣归家的七十余名“博士”外 , 还至少有 .∃ 名“诸子传记博士”未遭罢免 。
怎能说是罢默百家、 独尊儒术呢 ∋ 如果再看看 , 在匡衡奏罢诸祠第二年 , 成帝就悔恨罢祠之
举 , 丫其后又“复长安、 雍及郡国祠著明者且半” 的记载 �均见 《汉书 · 郊祀志》! , 就更可以明
白 , 即使将建始二年遣归家的七十余人曲解为诸子传记博士 , 也只能说是成帝一度罢瓢部分
诸子传记博士 , 而决无所谓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西汉学术的大势
王文所以得出武帝时无“罢黯百家 、 独尊儒术 ”的看法 , 与他对西汉学术大势的认识是密
切相关的 。 他认为 , 西汉的学术发展过程至少可分三期 , 从汉初到武帝建元年间 , 为崇尚黄
老 、 兼容百家的第一期 % 从武帝建元年间到成帝建始二年 , 是以儒学为主 , 兼容百家的第二
期 % 从建始二年开始 , 进入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的第三期。
笔者同意西汉学术三时期之说 , 也 同意第一期是崇尚黄老 , 兼容百家之说 。 但对后两个
时期的看法却不同 。 我认为 , 第二期是罢黯百家 , 独尊儒术 , 时间从武帝到成帝。 第三期从
成帝到西汉末年 , 是戳纬神学兴起 、 发展的时期。
关于第一期 , 学术界论之详矣 。 罢默百家 、 儒术独尊是西汉学术的第二期 , 拙文只打算
对第二期与王文进行商讨 。
自武帝起 , 西汉学术开始了独尊儒术 , 罢默百家的新局面 , 这乃是当时社会发展变化的
结果。 汉经文 、 景之治 , 到武帝时 ,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 这就是休养生息的历史任务已
经完成 , 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 与之相联系 , 汉初以来所崇尚的黄老之学已不适
应变化了的社会需要 , 社会需要能够满足大一统的学术去取代黄老之学 。 武帝所找到的就是
汉初以来受到统治者逐渐重视的儒学 , 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因其在儒学中最适合武帝的需
要, 因而最受推崇。
武帝用儒学取代黄老 , 出现的是独尊儒术 、 罢默百家的局面 , )这乃是思想大一统要求的
必然绪果 。 当然 , 罢黯百家 、 独尊儒术 , 并不是消灭儒学以外的其他学术 , 因为思想的东西
是消灭不了的 。 而只是通过法定 的形式 , 不容许百家学说作为晋升的手段 , 而只以儒学作为
获取功名的途径 。 也就是只承认儒学的国学地位 , 而不承认百家存在的合法性。 但这并不妨
碍百家以某种方式存在、 如黄老学派 , 自武帝迄东汉就一直存在 。 因而 , 独尊儒术 、 罢黝百
家的历史意义 , 并不是取消百家 , 而是法定儒学唯一的正宗地位 。
从武帝始 , 西汉学术进入独尊儒术 、 罢默百家的时期 , 其主要表现有三 &
� , 自此以后 , 学官所立皆“五经”博士 , 而诸子博士无一人可考 。 争立博士的斗争 , 也完
全发生在儒学内部 , 而没有诸子学者与儒争立博士的一件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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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史记》、 《汉书》的全部
材料可以证明的 。
− , 只有儒经成为士子获取职官的手段 , 而没有靠学习诸子典籍入仕的记载。因而 , 《史记 ,
儒林传》说 & 自为博士置弟子员后 , “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 ” 《汉书 · 儒林传》赞
说 & “ 自武帝立 ‘五经 , 博士 , 开弟子员 , 设科射策 , 劝以官禄 , 迄于元始 , 百有余年 , 传业者
寝盛 , 支叶蕃滋 , 一经说至百余万言 , 大师众至千余人” , 形成儒学空前盛行的局面 。
大批儒生 出任国家要职的记叙 , 更是不绝于书 。 《汉书 · 匡张孔马传》赞 & “ 自孝武兴学 ,
公孙弘以儒相 , 其后蔡义 、 韦贤 、 玄成 、 匡衡 、 张禹 、 翟方进、 孔光 、 平当、 马宫及当子晏
咸以儒宗居宰相位” , 加上非儒宗身份 , 而以咀经充任博士的贡禹等宰相 , 儒学中人充任宰相
远不止这个数 。 至于儒生充任的其他职官 , 更是不胜枚举 。 《史记 · 儒林传》说 , 仅《鲁诗》学
派弟子武帝时至于大夫、 郎中 、 掌故者以百数 , 还不包括十余名经学博士 。
. , 儒学典籍成为法定的决策根据 。 武帝赐严助书明令 & “具以《春秋》对 , 毋以苏秦纵横厂
�《汉书 · 产助传》!皇帝诏书 、 臣下的奏议 , 都无不将《五经》作为某种决策的根据 , 董仲舒的
对策是如此 , 其他亦无不如此 。 以至所谓以《诗》谏政 , 以《春秋》治狱 , 以《禹贡》治水 , 以《易》
占变 , 成为时尚 。
这几点是 自武帝以来西汉学术的基本情况 , 它说明西汉学术的第二期 , 不是儒学占主导 ,
百家并容的局面 , 而确是儒学独尊 、 百家罢瓢的时期 。
由于任何学术现象都不是纯粹的 , 因此 , 对独尊儒术 、 罢默百家也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
特别是当学术与政治等其他方面发生联系时 , 就更是如此 。 准此而论 , 我们就可对王文论述
武、 昭 、 宣 、 元时 , 用以否定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的材料 , 作出合理的解释 。
武帝议封禅 , 曾因儒生草仪不合其意 , 而尽罢诸儒不用 。 但武帝尽罢诸儒不用 , 并非就
是重用诸子百家 , 而是重用方士 。 看到这点很重要 , 可以明了武帝在封禅上尽罢诸儒 , 并不
意味着兼容百家 。 史称武帝尤好鬼神 , 多重用方士 , 封禅礼仪为宗教礼仪 , 是方士的特长 ,
儒生输于方士 , 方士一度取得胜利是在情理之中的 。 但作为公开占正宗地位的却是儒学 , 《汉
书 ·极黯传》载 , 极黯说武帝 & “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 就含有此义 。 同时 , 武帝在封禅上
一度尽罢诸儒 , 较之他的立“五经”博士等众多的尊儒活动来说 , 只是个别的例外。
昭帝时 , 操纵大权的霍光 , 虽被子侄说是仇视儒生的人 。 但他在后来奏废 昌邑王 , 议立
宣帝的奏议中, 却几处引用《春秋》、 《诗》、 《礼》为说 , 并把受《诗》、 《论语》、 《孝经》作为议
立宣帝的一个理由。 一个仇视儒生的人 , 尚且如此以儒经为据 , 恰是独尊儒术 、 罢黝百家的
最好说明。
在盐铁向题的争议上 , 儒者偶有赞誉管仲之语 , 桑弘羊亦对儒生有抨击 , 这是事实。 但
盐铁之争 , 主要是国家财政政策之争 , 而非学术之争 , 儒生受抨击 , 并非就是否定其独尊的
学术地位。 至于管仲 , 自孔 、 孟以来 , ’ 儒家都有某种赞誉 , 并非完全否定 , 儒者的赞誉管仲 , ·
只表明其对管子的一种认识 , 而不等于有管子学派博士的存在 。 而《盐铁论》表明 , 无论是贤
良文学 , 还是大夫御史 , 在其辩论中都无不引《五经》为据 , 动辄一个孔子日 , 孟子 白 , 2这恰
是儒学取得法定独尊地位的表现 。
) 一 宣帝曾有“俗儒不达时宜”之说 , 但只是指儒生中的俗辈 , 而非指整个儒学 。 一同是王文所
弓灌光子侄的话 , 还有“今陛下好与诸儒生语 , 人人 自使书对事”之语 , 说明宣帝是重任儒生
的 。 汉代经学博士由七家增为十五家 , 亦发生在宣帝时 , 更可说明宣帝是尊儒的。
、 论汉家制度 , 宣帝有“本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 用周政乎”之说 , 这是讲政治体
制问题。
一 元帝时 , 宦官石显虽权倾天下 , 但元帝以好儒称 , 贡禹 、 韦玄成 、 匡衡三位儒者相继为
相 , 就是有力的证明 。 石显的专权只说明宦官在政治上的得势。 这并不与濡学在李术上的独
尊相排斥 。 政治与学术有联系 , 但又是有区别的 。
· 王文还弓2扬雄《长扬赋》& “今⋯⋯ 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 , 与《解嘲》& “今⋯‘五尺
童子羞化晏婴与夷吾 ” 之语 , 以证成帝以前是不存在独尊儒术的。 细析扬雄之文 , 樵夫是儒
家轻视的下贱之人 , 五尺童子是无知之人 , 连下贱、 无知之人也知道羞与晏 、 管为伍 , 耻笑
不谈王道者 , 这说明儒学的观念是何等普及 , 何等深入人心 。 要形成这样一个风气 , 决非一
毗而就 , 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 由此 , 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独尊儒术、 罢黝百家 , 决非是成
帝时的事, 而是早在这以前就实现了。
�作者单位, 成都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