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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杀了宋教仁?—给袁世凯翻案的另类解释.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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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者: slade 2011-06-29 评分 0 0 0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 举报

简介:本文档为《是谁杀了宋教仁?—给袁世凯翻案的另类解释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是谁杀了宋教仁?给袁世凯翻案的另类解释芦笛一、宋教仁与刺宋案宋教仁字钝初(又作遁初)号渔父1882年生湖南桃源人。1901年中秀才。1903年考入武符等。

是谁杀了宋教仁?给袁世凯翻案的另类解释芦笛一、宋教仁与刺宋案宋教仁字钝初(又作遁初)号渔父1882年生湖南桃源人。1901年中秀才。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1904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华兴会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11月华兴会计划长沙起义宋回湘主持常德一路作响应。事泄宋遭通辑出亡日本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习法政。1905年与友人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月同盟会成立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湖南分会副会长。月《民报》创刊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编。4月赴香港参与筹备广州起义任统筹部编制课长。7月与谭人凤等在沪成立中部同盟会当选为总务干事并筹设各省分会欲大举于长江流域。武昌起义爆发后赴汉协助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主持制订《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旋至南京筹组中央临时政府。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4月临时政府北迁任农林总长不久辞职。1912年8月宋主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被举为理事并代理理事长1913年初宋在长沙、上海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责任内阁制和政党政治主张制定民主宪法。2月国民党在首次国会选举中大胜获得国会多数席位。3月中袁世凯宣布国会即将召开电邀宋教仁北上。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国民党要员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廖仲凯等人的簇拥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准备登车北上。在检票口处有人在黑暗中向他的后背开枪射击。凶手逃走宋则被黄兴等人送往沪宁铁路医院发现受了致命伤。宋自知不起留下了政治遗嘱于3月22日凌晨逝世终年仅31岁。同日袁致电吊唁。3月23日袁世凯电令江苏都督严缉宋案凶手并保护黄兴。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英国人卜罗斯悬赏万元缉拿凶犯。沪宁铁路局也出赏金5000元。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曾向他出示了某人照片以1000元赏格让他去杀掉该人。他推辞了案发后他发现照片上的人正是宋教仁。根据这些线索捕房到应桂馨家搜查竟意外抓到刺宋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武在审讯中供认他在两个月之前来到上海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应答应给他1000元并拿出宋的照片让他行刺并先付他30元。巡捕房对应宅进行了两次搜查搜出作案凶器五响手枪一把。该枪尚存子弹两颗与车站拾到的弹壳同式。此外还查出一批电报和信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至此可以确定刺宋的直接凶手是无业流氓武士英(又名吴福铭)而直接指使者乃是江苏驻沪巡长应桂馨(又名应夔臣)而应和赵秉钧与洪述祖有通讯联系后两人有嫌疑但并无直接证据证明他们介入了凶杀案袁世凯就更不用说了。袁赵是否真的有罪必须经过缜密调查由法庭公平审判后才能做出结论。这在今天法治观念强烈的现代人看来应该是常识问题。但月日程德全、应德闳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舆论立刻大哗纷指袁世凯和赵秉均为幕后凶手孙文从日本赶回国和黄兴一道向程德全、应德闳施压使他们在公布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黄在月日联名通电说:“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这里的“主名”任谁一看都知道是暗指袁、赵。但江苏提出的开设特别法庭的请求却被司法总长许士英驳回认为与司法程序不符。既然无法组织特别法庭此案便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洪述祖在案发后便逃到青岛租界中凶嫌武士英则在引渡到上海地方检察厅后于4月24日也就是公审前一天在狱中暴毙。上海地方检察厅发了传票要国务总理赵秉钧出庭。赵不敢断然拒绝只敢称病以此逃避出庭。此后他多次辞职袁都不准最后才在7月16日被袁免去本兼各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是年年底赵去天津署理直隶总督于次年春节暴卒于任上据说是给毒死的。在此期间袁、赵都通电为赵辩护但国民党人认定此案主凶就是袁世凯。4月中下旬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孙中山力主军事解决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则主张通过法律解决并反对孙勾结日人干涉中国内政。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会议无结果而终。会后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是年5月5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凯、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反对袁向五国银行的善后贷款公指袁为刺杀宋教仁的主犯。6月9日袁下令免去李烈钧职务令黎元洪兼领李职。6月11日李通电解职欢迎黎元洪。6月14日袁免去胡汉民职务与陈贻范同为西藏宣抚使。6月30日免安徽都督柏文蔚职改任陕甘筹边使。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所部仅水上警察千余人通电讨袁。7月15日黄兴入南京迫都督程德全独立称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派第一、第八两师北上“二次革命”爆发。7月19日孙文通电通电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及军、师、旅长略谓:“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又致电袁世凯本人:“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7月22日袁世凯下令褫夺黄兴、陈其美、柏文蔚荣典军职命张勋、冯国璋剿办。8月底“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孙黄流亡国外。所谓“二次革命”对解决宋案的唯一“贡献”是它使得应桂馨趁兵荒马乱之际纠集狱中囚犯与外界流氓里应外合成功越狱逃往青岛租界。“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据说他到北京要袁兑现“毁宋酬勋”后者拒不接见。年月19日应离京去津在京津铁路头等客车中被刺杀。而洪述祖长期避居青岛租界年化名到上海被宋教仁的长子宋振吕、秘书刘白发现扭送上海法院后转解北京以主使杀人罪于年月日被处绞刑。综上所述该案头绪纷繁凶手接二连三离奇死亡。从所谓circumstantialevidence来看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根据“无罪推定”的文明常识应该在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特别是充份考虑了被控方的辩护后才能认为袁是幕后指使人。在这些工作完成以前必须将此案视为悬而未决的疑案。此乃史家应备的起码职业道德。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以致一谈起此案“袁是主凶”的推测便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连作另类解释的余地都没有。由此似乎可以看出文革专案组以嫌疑为罪证以猜想为事实的办案作风其实是源远流长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本文拟提出宋案的一种另类解释。因为是票友限于掌握史料的困难我只能从逻辑和常理来加以分析目的是提出一个批判靶子。如果谁能驳倒了本文则也就等于部份地间接证实了经典指控。倘若此则死者幸甚!二、密件说明了什么?从应桂馨家中查获的电函一直被视为袁世凯、赵秉钧是幕后指使人的最有力证据。但仔细审视这些证据不难发现光凭这些电报信函本身并不能作出如此严重的结论。根据来往对象可将这些函电分为两类(根据蔡东藩《民国演义》引文参照其他来源校补):(一)赵秉钧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仅四件即: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1月26日应致赵秉钧电:“应密”“径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2月1日应致赵电:“应密东电”“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2月2日应致赵电:“应密冬四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芦按:另本作“宋犯确案刑事提要”)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内外多事倘选举扰攘国随以亡补救已迟。及今千钧一发急宜图维。”这四件均与凶杀案无关只有最后一条性质最严重但也和案件无直接关系。(二)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通讯2月1日洪述祖致应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2月2日洪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须于题前径密寄老赵索一数目。”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等语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芦按:此处疑缺字所谓“川密”、“应密”大概是密码本中的分类洪要应以后使用密码本中的“川”类跟他联系)”。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原注:“辈”字又似“案”字。)2月21日(芦按:疑为“2月11日”之误待考)洪致应函:“宋件到手即来索款”。2月22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除巡辑长公事不计因智老(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电本交来恐程君(程经世时任国务院庶务秘书)不机密纯全归兄一手经理(芦案另本作“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为数不可过三十万。”同日应致洪电:“川密蒸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2月13日应致洪函:“《民立》(报名系国民党所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固非易易。”3月13日洪致应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致洪电:“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3月15日洪致应电:“应密铣电”“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3月16日洪致应点:“川密”“寒电应即照办。”3月19日洪致应电:“事速照行。”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被害之日应致洪电:“川密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3月21日应致洪电:“川密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3月23日洪致应函“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原注: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以上通讯如果全部属实则最多只能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赵只给应发过一封信是给他寄密码本的并告诉他以后有电直接发给国务院。从未给应发过进行犯罪活动的指示。当然也不能因此排除他通过洪指挥的嫌疑。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密码电本”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间谍的专利其实那时是普遍作法因为政府没有专线所有电报都由商办的邮电局处理为了保密只能普遍使用密码本。不但政界普遍这么作民间商务也如此办理。第二、如果洪所言是实则赵和袁都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阴谋活动中。至少应拟议抛出“孙黄宋劣史”以及宋的刑事档案之事赵是知道的而袁更感兴趣并予以批准。第三、杀宋是应主动于2月13日向洪建议的此时他还没有收到洪于同日发给他的“毁宋酬勋位”的函件。此后他更多次催促甚至一面声称“转呈候示”一面迫不及待、自作主张地“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第四、从通讯中并不能得出袁、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洪的函电从未提示这一点。因此不能排除杀宋是洪自作主张特别是他已经说过赵“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让他全权处理与应的联系。第五、洪之“毁宋酬勋”一语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就是袁批准杀宋的过硬证据但其实经不起推敲。授勋乃国之殊荣盛典当昭告天下举行典礼万众属目非比寻常。应不过是个巡长即使做得天衣无缝请问总统以何理由授他勋位?岂不是自动引人嫌疑?酬应还有其他方法赠以厚款就是最常见、最方便也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袁何以用此大轰大嗡的笨招?我已经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其实那“毁宋”的“毁”字在文言中是“毁谤”之意指的是毁了宋的名声并非“杀宋”。杀宋的建议是应而不是洪反复提出的洪在接到应的建议前许愿“毁宋酬勋”其实是以此催要应某答应提供却迟迟不寄去的宋的刑事犯罪证据好在袁面前交差。综上所述以上函电本身根本就不能作为袁赵合谋杀宋的证据只能作为应、洪涉嫌杀宋的证据。三、赵秉钧的嫌疑可以初步排除前文已经说过江苏都督、民政长提出成立特别法庭的请求被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理由是不符合司法程序。黄兴为此致电袁世凯指赵为“暗杀主谋之要犯”要求总统干涉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刺宋案。袁以立宪国司法独立总统不便干预为由拒绝。黄兴却坚持“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甚至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真相如何姑且不论这里的笔墨官司光从来司法程序上来看完全是袁占足了理倒是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公开违反法治原则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甚至未经审判就咬死“总理为案中要犯”连个“嫌疑人”都不用倒是他才是“抗颜弄法似可不必”!而且我实在看不出为何不同意成立特别法庭就是包庇犯人。江苏和上海素为国民党人所据并不是袁可以在万里之外随心所欲操纵的有什么“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之说?那特别法庭就算是成立了不也是设在上海么?而且请问法官由谁组成?难道不是由据说是被国务院控制的司法系统派人而是必须由国民党人指定才算公平?该法庭能有什么更高的权力?无非也就是能传赵秉钧到案吧?可上海地方审判厅不也有这个权力么?遮莫成立了特别法庭老赵就不能称病逃避了?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这些来往通电中为赵辩护说的话:“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月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就是事实也完全符合“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老赵直接发给应的函就只有那么一封说的是寄密码本的事。如果不经侦察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那么老赵自己又怎么说?在黄兴公开指责他是“主谋暗杀要犯”后他不得不通电自辩略云:“关系洪案自出于本总理及政府意外之计。且洪述祖虽系内务部秘书然内务总长(芦按:赵兼内务部长)于其行政法上之犯罪虽有怠于监督之责任于刑法上之犯罪则无代为受过之理。”不能不承认他这自辩极为有力。难为他一个前清旧臣法治观念竟然如此明晰把行政法上的“责任”和刑法上的“犯罪”分得清清楚楚。以上是从司法程序和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着眼指出黄兴等人的无理取闹“抗颜弄法”与案情真相如何无关。必须强调指出在司法问题上程序高于一切无论真相如何都不能违反司法程序胡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哪怕袁和/或赵真是“主谋暗杀之要犯”袁的应对也是正确的从法律上来看无懈可击而国民党人确实在这个问题上输了理。那么赵究竟是否涉嫌主持或参与了刺宋案?我觉得他的嫌疑似可基本排除。赵、洪、应之间的往来函电泄露出去后赵成了舆论注意焦点。4月3日他不得不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一为内务部长一为农林总长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云云。这些话基本属实。宋的确和赵私交甚笃。宋婉拒了袁世凯50万元厚赠却让赵代他偿还借款。若非挚友做不到这个地步。当然老赵和小宋的私交可能确实甚笃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如果洪述祖2月4日给应桂馨的函件可信则老赵是知道应准备散布“孙黄宋劣史”的计划的而且并没有表示反对。因此不能因为他和宋是好友就断然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在案发后的第一反应。根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正主持国务会议。根据规定内阁召开国务会议时除张和第三科长担任会议记录任何人不得擅入。但那天上午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在场阁员目睹这种怪诞举动无不面面相觑鸦雀无声。直到一位秘书进来报告大总统请总理立刻去公府赵才回过神来停止转圈自语交代阁员们不要散会等他回来后接着开然后便匆匆而去。阁员们奉命一直等到中午都不见他回来这才散去。如果这回忆可靠那么可以导出以下结论:第一宋被刺出自赵的意外事先他并不知情。如果出于袁的密谋他也是给排除在外的。第二他本能地意识到凶手会被抓到而真相会暴露(须知此时凶手还未抓获而他本人写给应的信函尚未披露)。第三他怀疑与袁有关甚至怀疑是袁指使的而他很可能成为替罪羊。第四他之所以产生这种怀疑是因为他和袁确实卷入了对付国民党人的阴谋活动例如那披露“孙黄宋劣史”的烂事。因此他怀疑袁背着他给应下了刺宋令这在他看来很自然袁不会不知道他和宋私交很好。这四条推论在我看来是唯一可以解释他那些怪诞言行的唯一理由。如果他事先与闻刺宋计划则决不会有此强烈意外之感以致严重失态。所以愚以为赵基本可以解脱。如果解脱了赵则“袁毒死了赵以灭口”之说就无法成立老袁有什么必要去毒死并未参与密谋的人?如果说是因为他参与了试图搞臭孙黄宋的密谋那事也早就曝光了。最好的办法还是置之不理让大家忘记有何必要去把国家大吏干了再度引起公众怀疑?四、袁世凯的嫌疑也可初步解除袁世凯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史学界一口咬死他是主谋似乎就只有两条根据其一是他有作案动机也就是说他是宋死亡的最大受益者其二就是洪述祖发给应桂馨的密电所说的“毁宋酬勋”。对于后一点前文第二节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并不能成立。第一条也大成问题。在我看来袁根本没有非杀宋不可的理由。据说袁除去宋乃是因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胜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多数席位宋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一旦他当揆则老袁势必成了虚君。所以他非除去宋不可。这其实是一种假说而且还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假说。主张此说的人忘记了几个事实:第一杀宋并不能同时杀了占据多数国会席位的国民党人。宋虽死去国民党仍是国会第一大党老袁被架空的危险性并没有解除。第二以实力为后盾的武断专行远比暗杀有效。其实民国成立伊始老袁就为这“党派内阁”和同盟会斗争得不亦乐乎(所谓“府院之争”亦即总统府和国务院之争)早就斗出了丰富经验。民初第一个内阁总理是唐绍仪他曾和老袁为任命直隶省都督的事闹翻。唐以内阁提名和省议会选举的双轨程式请袁任命亲同盟会的王芝祥为直隶省都督(相当于后来的省军区司令但地位比省长【其时叫民政长】高)。袁不愿京畿守卫重权落在异己手中改委王为南方宣慰使唐拒绝在命令上签字。按责任内阁制无内阁副署时大总统命令无效。袁世凯却无视制度规定径自下达命令导致唐内阁倒台。以后几届内阁根本实不副“责任内阁”之名。就算宋入主内阁他又有什么能耐抗衡老袁的横行?袁又何必怕他怕到非得杀了他不可?他后来连国民党都敢取缔连临时约法都敢废除又何必怕宋怕到了非得使用这种拙劣而效果可疑的办法除去之?第三当时党派政治在中国刚刚出现非常幼稚混乱许多人不过是为了赶时髦图新鲜或是把入党当成了新式科举。其时的政党既不像列宁主义政党也不像西方议会政党连明确的政见都谈不上。各种政党多如牛毛跨党人士比比皆是。据说就连引退上海不管政事的伍廷芳也被先后拉入11个党。赵秉钧也是各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争相拉拢的对象后来给成功地拉入了国民党。黄兴甚至还去邀请过袁大头加入国民党被袁婉辞了说他是大总统未便加入某个党派云云。国民党是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大杂烩国民党就更不用说了。小宋死后老袁略使分化瓦解手腕国民党就分崩离析溃不成军说明它根本就不是能在国会战场上叱吒风云的政治力量。就算小宋不死且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以及国民党软弱松散现状。总之国民党的大胜其实是一种“泡沫政治”没有多少份量后人不能用西方政党的模式去套当时的政局。第四老袁和在野革命党人不同名声对他来说更为重要。在有别的办法收拾政敌之时他用不着去使那种可能后患无穷的手段。他是将官出身在谋事时预估失败的可能应该成了思维习惯。暗杀风险甚大任何人都会想到“万一凶手被擒说出是谁指使怎么办”的问题。他以大总统之身犯不上去冒那个险。第五如我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根据应洪来往密电应桂馨告诉袁已经拿到了宋教仁在日本刑事犯罪的证据他曾指示应把证据寄来。那确实是最有效地毁灭宋的政治生命的政治武器而且毫无风险既然袁已经有了这有效的“毁宋”手段何必还要诉诸风险很大、效果可疑的暗杀?还必须指出暗杀似乎不是袁的一贯作派。宋死后有人(一说是黄兴待考)上的挽联云: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这里指袁先后杀了三个人即吴禄贞、张振武、宋教仁。张振武在袁伟时的文章里提到过他是武昌“首义”有功人员之一深为黎元洪所忌民国建立后一直官场失意曾在武昌鼓吹“二次革命”。民国元年8月袁世凯请他入京作总统府顾问黎力劝张就任张应命赴京。不料他前脚走黎后脚就给袁发了一封极长的密电“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袁世凯看了密电后顿时变色立即和梁士诒、赵秉钧、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商议是否遵照黎电办理梁主张向黎去电核实是否确属黎本人意思。武昌复电证实后袁才决定逮捕并处决张、方两人。事后舆论大哗袁不得已公布了他和黎的来往密电说明是遵照副总统之命不得已干的事。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当然是践踏法纪的犯罪行为但袁毕竟不是祸首杀张并非他的原意也不是主动行为。吴禄贞倒确实是袁派人暗杀的但那属于不得不采取的紧急行动。吴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骑兵科毕业在日本参加兴中会回国后参与华兴会的发起和成立。辛亥革命爆发时吴任陆军第六镇统制驻石家庄藉赴滦州宣抚之机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会商联合举兵起义。此时山西已宣布独立。他断然截留南运武昌军需并电奉清廷“大赦革军而息战事”。清廷大惊疑其为革命党但仍不敢贸然撤其职乃佯为嘉许月日授署理山西巡抚以示笼络。吴察于日赶赴娘子关会晤山西都督阎锡山密议组织燕晋联军由吴任联军大都督兼总司令阎副之并约期会师直捣北京。事为袁世凯侦知遂密遣被吴革职的周符麟至石家庄收买其卫队长马惠田于月日凌晨将吴杀害。由此可知吴位高权重贵为军长(镇统)身拥重兵驻扎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石家庄又与山西民军联合如果真按其计划发兵攻击空虚的京师则朝发夕至不难一鼓而下。当此生死危亡存于一线之际袁不能不出此下策。果然吴被暗杀后群龙无首第六镇很快就瓦解了。这是战争中采取的非常行动犹如老美后来用“斩首战术”暗杀萨达姆跟和平时期杀宋完全不一样后者根本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性。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与“实行暗杀主义”(宋教仁语)的革命党人不同暗杀似乎不是大臣出身的袁世凯解决危机的习惯方式。还要指出一个为众多史家忽略的事实也就是大总统的重任和当时的国情不容许袁在刺宋这种事上投入过多精力和时间袁是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其时民国成立了一年多尚未获得国际承认。此时当真是内外交困国际上俄国制造外蒙独立中国正紧张地跟老毛子交涉(附带说一句以弱国之身能和俄国签约保存了中国对外蒙名义上的宗主权是袁的一大政绩)西藏也在闹独立。国内则除南北隐隐对立之外尚有豫匪白狼横行中原如入无人之境各地人心浮动兵变迭起。更严重的是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以致历届内阁的大事就是借债不借债就无法维持运作。老袁为了向五国银行借所谓“善后贷款”既要说服从中作梗的日本人又要压服国民党人的反对弄到焦头烂额。随便在网上档案馆里查一下1913年大事记就能看出那确实是多事之秋。在这种背景下刺宋就算是老袁的意图也根本就不可能在袁心中具有多少priority。他根本不可能像咱们想像的那样是个无业游民成天无事可干有大把时间去琢磨怎么害人。而且他是大总统之身洪述祖不过是个内务部秘书办公地点在“院”而不在“府”两人地位悬殊之至洪岂有想见就能见的?但奇怪的是如前文所说应桂馨在3月13日主动向洪提出刺宋的建议次日又重复该建议16日也就是3天后洪回电批准。当时的电报往来需经邮局转递再加上译码所需时间可见回复大概也就是接到建议后一两天的事那批准简直是快到了难以思议的地步。洪究竟是怎么绕过重重官僚机构一步登天的?唯一的可能是通过老赵转递。但前面已经分析过了赵介入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而且洪在此前给应的密电中曾说赵已经将与应策划阴谋活动的事交给了洪全权处理。因此看来批准杀宋很可能是洪自作主张与老袁没有什么关系。这一推测也与洪的电文内容相符尽管应曾特地说过“转呈候示”洪却从未说过“中央批准照办”之类的话。最后一个有利于解除袁嫌疑的事实是3月19日袁世凯宣布国会开幕典礼定于4月8日在京举行并多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如上所述3月13、14两日应连续提议刺宋16日洪予以批准。如果此事果然得到袁的首肯他为何要在此后还宣布国会即将开幕并在3月中旬数次敦促宋北上?须知应乃是上海滩的地头蛇宋一离开上海他就再也没有暗杀宋的机会了。如果袁真的想让应刺宋应该尽量制造借口拖延宋在沪居留的时间以便应有下手的机会才对为何反其道而行之?五、应桂馨、陈其美与孙中山细心的读者至此应能看出侦破此案的关键人物乃是应桂馨。此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根本不像什么“职业侦探”、“雇佣杀手”只是个“你出钱开条件我负责杀人”的被动角色却以主动教唆策划者的身份出场。不信请看他的电函:2月1日应致赵电:“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等已另筹对待。”2月2日应桂馨致赵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3月13日应致洪函:“《民立》(报名系国民党所办)。记钝初在宁之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上举第一封电文中显示出了此人羹调阴阳、筹措国事的“政治家气度”根本不是什么被人收买的小密探。第二封电文则点明了“民党忽主宋任总理”的要害问题献的计策之毒迎合对方需要之巧妙简直是把政客们的脾胃摸得熟熟的无怪乎老袁要赞他有本事:本来如此投资少、见效快、无风险的彻底毁宋之策哪个政治家看了不会怦然心动?以后他似乎越来越着急一个多月后就迅速升级到了主动献策杀宋强调不杀宋则“大局必为扰乱”甚至不惜危言耸听说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仿佛宋是个到处作案的杀人惯犯似的。一个为钱杀人的职业杀手会向雇主主动献策到这个地步么?他怎么比雇主还着急?更何况正如我在《“毁宋酬勋”考》中指出的雇主愿不愿趟这浑水还在未定之天。就连他抛档案那事老袁都还要“听其言观其行先交货再谈钱”不见兔子不撒鹰呢。但他这“雇佣杀手”居然也就不管是否得到报酬不待人家的明令便主动“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而世人也就不会觉得这种咄咄怪事反常!更出奇的是案发之后众目睽睽全盯在他和老赵、老洪的函电联系上去了却没有人问一声此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历是怎么攀上老袁的和革命党人又有无瓜葛。其实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立刻能发现他和政府的关系远没有和革命党人的源远流长两者根本就是不可比的。应桂馨字夔丞浙江镇海县人。其父应文生原为石匠后从事地皮生意因结交外国地皮商并贿赂公差白手起家成了巨富。应据说颇聪明善书工诗(另一嫌犯洪述祖也类此据说文才不错其子为著名戏剧家洪深)但从小不务正业在上海花天酒地、狂嫖滥赌吸毒纳妓无所不为。他父亲曾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县。他以此招牌招摇撞骗冒充安徽筹赈委员坑蒙拐骗又勾结地痞流氓走私洋纱两次被捕。仍不思悔改在开办“江苏官办印刷局”时因挥霍公款嫖娼致使一名妓女自杀而再度被当局追捕不得已逃到河南。此后他以维新派面目出场自费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从此名声大振。但应的真实面目其实是上海青帮的大字辈而这才是他发家的基业也是他勾结上革命党人陈其美的本钱。如所周知陈其美在同盟会里资历很浅是后来才脱颖而出的。1907年到1910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孙文发动的两广云南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内部严重分裂发起了两次倒孙运动。上海革命党人自徐锡麟、秋瑾被处决后几乎停止了一切活动。陈其美在1908年回国后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和宋教仁共同建立了中部同盟会“党势为之一振”因此引起了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注意。陈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打开局面完全是因为在上海广交各界名流加入青帮并结识了应桂馨这才变成上海滩一呼百应的大佬。年应桂馨在宁波老家私占民田民房建立学校引起公愤。陈其美出面调解为他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应大力支持陈其美的革命活动将其房产借给陈其美作革命机关收容藏匿亡命党人所以他与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也很熟。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在上海起事得手陈其美抢到上海都督的重任立刻就委任应为谍报科长并将他推荐给孙中山让他作了几天孙的侍卫长兼庶务科长。年月应筹划将青帮、洪帮及哥老会公口联合组成“中华国民共进会”时得到了陈其美全力支持。全靠陈的支持应才得以击败具有显赫革命背景甚至身居高位的竞争对手刘福彪、李徵五和徐宝山等人当上了会长。年底应桂馨以“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的名义北上进京晋见袁世凯抱怨“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长期分子之青洪帮置之脑后”、“只顾自己做官”和洪述祖、赵秉钧等人拉上关系。此后他回到上海摇身一变成了“江苏驻沪巡查长”据说是江苏都督程德全封他的官但在宋案发生后程却说那是袁的意思。总而言之此人是上海人说的“路路通”手眼通天的角色。赵、洪他们看上他无非是想利用他和革命党的渊源让他作个钻进敌人心脏的奸细。但从他后来的举止看此人倒更像个两面间谍他和革命党人的关系之深远远超过了和北洋政府的仅历时三个多月的短暂勾结。据说孙中山在离开上海前去日本之前特地嘱咐应负责照料宋的安全。而且据说那天到沪宁车站送别宋教仁的一行人中也有他。这些说法都无法证实。可以肯定的是赵秉钧在通电自辩中曾指出:“程都督等所送全案证据中又有应致洪函内称‘近往同孚路黄克强(芦案:黄兴字克强)家又为克强介绍将私存公债六十万皆夔(芦按:应自称)为之转抵义丰银行计五十万元昨被拨去二万专任苏浙两处暨运动徐皖军队之需夔因势利用欲擒故纵不得不勉为许可直陈于内以免受谗’等语。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并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赀煽惑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克强获免于诉追而秉钧必须质讯事同一律办法两歧此不可不辩者三也。”不能不承认这质问非常有力:既然可以根据应洪电函往来仅仅因赵给应寄了个密码本就将他定为凶手那么同一批函电披露黄兴请应抵押公债、以巨资煽动军队造反性质不是更严重么?更重要的是此语提及的应致洪函披露了黄和应的关系远比赵和应的密切。既然应桂馨与陈其美关系如此之深既是革命同志又同为青帮弟兄(陈也是青帮“大”字辈的)审视此案时当然就不能不将陈视为嫌疑人之一。遗憾的是陈其美这位“革命先烈”的历史非常肮脏根本经不起审查。具体来说该同志有如下三大特点:(一)他是个习惯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的青帮大流氓一贯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在担任了沪军都督后更变本加厉。以下摘引黄波先生的文章可见这位“革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强盗:“一位曾服务于中行的人回忆说:‘沪军都督陈其美随向中行索取军费宋经理以不合手续予以拒绝。旋被车送都督府拘扣。事闻于司法总长伍廷芳认为都督府非法拘捕违反民主国法治精神提出抗议。伍致陈函曾编入《民国经世文编》传诵一时。”查《伍廷芳集》他与此相关的致陈函还不止这一封如《为妄事捕逮咨陈都督文》、《与陈都督论清查与捕获之权限》、《为妄事捕逮再致陈都督书》。”那伍廷芳(即伍修权他爹)也是倒霉:因为有这么个动辄绑票索金的土匪都督不得不以司法总长之身放下要公不办却去接二连三给民国高干开最起码的法治教育课再三晓喻他不要“妄事捕逮”可见老陈干过多少这种惊天动地的烂事。(二)他不但是个心狠手辣的暗杀专家而且滥杀革命同志。谋刺李燮和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党人也迅速起事成功。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乃是光复会后期主要领袖之一李燮和。李原来亡命南洋辛亥前回国在上海策反新军并与陈约好共同起事。不料陈想抢头功提前一天发动进攻江南制造局并孤身入敌营劝降给清军抓了起来。李燮和闻讯急令他指挥的“光复军”全力救出陈其美这才扭转危局上海随之“光复”。对李这样一个救命恩人陈本该铭感在心可在随后推举沪军都督之时陈竟然唆使青帮弟兄大闹会场反对众望所归的李担任都督李为顾全大局只好“逊谢”让陈担任(据章太炎之说却是李在会场上睡着了陈趁机抢了都督之位)。这还不算后来李在吴淞自任军政分府都督陈深忌之乃派人暗杀之虽然未得手却也吓得李离开了上海。明杀陶骏保陶骏保字璞青镇江人原为清廷武将但素怀反志。革命军“光复”镇江时其学生林述庆当了镇军都督请他作任参谋总长后公举其兼任江浙联军参谋总长参与攻克南京一役。此后他立主北伐为此于1911年12月11日专程赴沪拜谒宋教仁和黄兴力陈北伐之策却于12月23日被陈其美令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上枪杀。案发后其兄陶逊以书质问陈其美。刘成、郑为成、王立廷诸人以及镇江同乡数百人先后呈请昭雪。1913年民国政府明令比照陆军中将阵亡例给恤并于北固山建立专祠平生事略交国史馆查照。暗杀陶成章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干领袖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来在南洋为革命战略、人事和经费等问题与孙中山闹翻分裂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与孙分庭抗礼。辛亥时他赶回国光复会旧部要他担任浙江都督却为陈其美所阻让汤寿潜坐了那个位子。后来汤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因陶在浙江声望很高浙人拟议让他继任都督。其时他在上海养病函电纷至促驾请他回浙主政。陈其美竟然派蒋介石将其暗杀于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之中。暗杀夏瑞芳夏乃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出于维护商界利益曾联合诸商抵制沪军督陈英士驻兵闸北陈嫉恨之嗾使人暗杀”。以上只是极不完全的统计到陈死前几年他还推出了暗杀袁的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的“杰作”。由上可知陈此人简直是个暗杀迷不但杀正面的敌人而且连革命同志都要杀。只要不是嫡系在他看来是妨碍了他那个派系膨胀的绊脚石都要无情地除掉。(三)造神运动先驱早在林彪推出《再版前言》前几十年陈其美就在他著名的《致黄克强劝一致服从中山先生继续革命书》率先提出了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先知先觉的领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光辉理论。此文被孙文视为瑰宝全文收录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这里摘两段:“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林彪曾在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反潮流”说过去的历史证明凡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而凡是遭到失败或挫折都是因为没听主席教导。所以之所以有“三年困难时期”不是毛错了而是大家没听他老人家的话。请看这些教导和陈在1916年说出来的话何其相似乃尔!陈说了这些肉麻话之后便列举了五大“事实”“证明”孙是何等先知先觉而众人当初又如何不听他的话这才导致革命失败最后的结论便是:“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这些话和后来的“群星围绕北斗”、“葵花向太阳”、“大海航行靠舵手”简直雷同到了惊人的地步!这马屁顿收奇功。孙从此视陈为股肱1916年陈被张宗昌派人暗杀后(一说为光复会旧部为陶成章报仇所杀)孙抚尸痛哭极度悲伤在给黄兴的信中说:“英士(芦案:陈的字)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在给日人田中义一信中也说:“陈其美君在沪尽瘁国事虽经几番顿挫但该君之勇毅精诚实为我同志所共同赞叹”并亲撰祭文誉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他还和唐绍仪联名发表要求给陈国葬的呼吁书在其中说陈“勋烈媲于黄君(黄兴)而死义之烈过之”。1917年4月陈其美死亡周年前夕孙中山向中华革命党党员发出《为陈君英士醵资安葬之通告》其中称其“功业彪炳志行卓绝为吾党惟一柱石”并亲笔题写墓碑以及“成仁取义”、“气壮山河”等坊表。可见在他心目中陈的确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还不仅此陈的吹捧对孙本人的心态也起到了很大影响。根据陈总结的失败教训孙得出以下斩钉截铁的结论:“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由以上介绍可知最忌讳宋教仁崛起的人其实不是袁世凯更不是赵秉钧而是对伟大革命领袖忠心耿耿的陈其美。他和孙中山一样都是为了高尚的革命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宋庆龄本人就承认过:“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因此当不知韬晦的少壮派宋教仁有坐大之势伟大的革命领袖面临着出局的真实危险时陈完全有那个胆魄干了他就像他当初毫不犹豫地决定除去李燮和与陶成章一样。六、孙中山才是宋案的最大潜在受益人为研究者们普遍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宋教仁为实际领袖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胜对孙文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对袁世凯的。宋死后革命元老章太炎曾感慨地说宋有宰相之材“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他当然怀疑袁但亦责孙黄主张“唯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章乃光复会元老同盟会建立人之一且为该会机关报《民报》之主笔深知革命党人内幕当然不会凭空胡乱猜疑他人。其实宋和孙之间矛盾由来已久。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导致了同盟会的严重分裂东京同盟会总部从此名存实亡。章太炎、陶成章与孙大吵孙在1909年11月宣称自己在南洋重新拉了组织“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而章、陶则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在华南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其声势大有超越同盟会的模样这就是为何陈后来要暗杀陶成章的根本原因。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孙购得村田式快枪枝子弹万发准备秘密运回国起事。事为章太炎得知他认为村田步枪早已过时这么作是坑害国内同志使他们白白丢了性命于是便以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极为恼怒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传旨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干预军事并写信给卖枪的日人要他以后再做此类生意时一定要背着其他党人只和他一人单线联系。由此可见他对宋偏袒章颇为怀恨。第二次倒孙风潮导致同盟会瓦解。宋虽没有跟着章、陶反出同盟会却也没有追随孙去参加他在南洋组织的所谓“中华革命党”(按:“中华革命党”的旗号是孙在1910年首次在南洋打出的但没有什么活动。在“二次革命”后孙流亡海外再次打出该旗号)。相反他回到上海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一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实际上独立的组织采用了陶成章在华中起事的战略主张最终导致武昌“首义”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的主张可以说是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最后参议院票决定都北京。孙黄大为恼火黄甚至威胁派兵把议员抓起来。在枪杆子的威胁下参议院被迫再次投票改变了原来的决议同意定都南京。在政体问题上也是这样。孙文回国次日即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孙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主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作为湖南参议员参与其事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再度与孙发生冲突孙派便说他想作内阁总理于是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规定了实行总统制而且竟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孙提名宋为内务总长竟被参议院否决孙便委他作了法制院总裁(一说为法制局局长)。后来孙被迫出让总统高位便立刻“己所不欲专施于人”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在民国第一个内阁中孙什么职务都没捞到反倒是宋入了阁成了农林总长。似乎可以说随着政府从南迁到北孙、宋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左右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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