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专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研究·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Ξ 梁 其 姿 　　提 　要 :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中国的西洋传教士与医生主要的活 动之一就是推动麻风院的成立。这个运动始于 1880 年代 , 进入民国时期后更为积 极。中国的社会精英亦投入此运动中。对西洋人而言 , 细菌论、热带医学的兴起、 传教的需要都是建立麻风院的主要考虑。中国精英则认为铲除代表中国民族落后 与政府无能的麻风是当务之急。两者均认为将麻风病人与社会隔离是达到消灭麻 风的主要方法 , 而传统中国社会对此疾病是无知与冷漠的。事实上中国东南地区 自明中叶以来即普遍建立了隔离麻风病人的机构 , 这个传统一直至清末从末中断。 这个传统的被忽视反映了近代麻风隔离措施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 　　关键词 : 麻风 　麻风院 　传教士之医学 　近代中国 　民族主义Ξ 　本文改写自作者一英文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 原稿将发表于由 Patrice Bourdelais 与 Olivier Faure 合编之 L es nouvelles pratiques de santé论文集中 , 由法国巴黎 Belin 出版社于 2003 年内出版。此文内容与原稿略有不同 , 是 作者正在写作的有关中国麻风病史的英文专著的一部分。 ①　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是 William McNeill , Plagues and Peoples . N Y: Anchor Books , 1976。 ②　如 Margaret Pelling , Cholera , Fever , and English Medicine 1825 —1865 . Oxford , 1978。 ③　近年来主要的著作之一是以帝国主义角度探讨热带医学与疾病的 Douglas M. Haynes , Im perial Medicine : Pat rick M anson and the Conquest of T ropical Diseas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nia Press , 2001。 ④　如较近期的 Biswamoy Pati 与 Mark Harrison 合编的 Health , Medicine and Em pire. Sangam Books , 2001。 ⑤　S. N. Brody , The Disease of the Soul : A S tudy in the Moral Association of L eprosy in Medieval L itera2 t ure. Ithica , 1974. 疾病史的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已是一相当重要的领域 , 相关著作堪称汗牛充栋。而其方向是 多元的 , 从较宏观的疾病与人群的生态关系史① , 到个别疫疾对社会的重大影响 , 如鼠疫、天 花、霍乱、肺结核、梅毒到艾滋病等等。史学家发现疫病对社会的破坏性、对历史的影响往往 不亚于战争。另一方面 , 史学家也从疾病的观念、治疗方式等分析医学的发展 , 这个方向对西 方在 19 世纪末医学革命以前的医史研究意义尤其重大。②近年来 , 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研究重 点之一 , 也在疾病与医疗史。③这个重点在印度近代史研究中成果较丰硕④。这些研究充分显示 医疗与疾病并非单纯生物性的问题 , 除了较早期的研究彰显了其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之外 , 疾病 的文化意义不容忽视。在这方面 , 麻风是个很好的例子。它不单有源远流长的宗教意义⑤ , 同时 麻风病患与社会之间长期的紧张关系来自深层的文化因素 , 单纯的生物性因素已无法充分解释 ·3· 这种关系。① 本文针对麻风病的隔离问题所反映的中国近代史意义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 特别是 有关“科学”、传统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西方 , 麻风病代表了最深重的罪 , 为社会所恐惧与不容 , 麻风隔离的做法自 12 世纪末开 始 ②。但从 16 世纪开始 , 麻风在西方渐消失 , 许多隔离院被荒废 , 有的变为防鼠疫、治梅毒的 隔离病坊。③ 麻风曾带来的社会焦虑与恐惧渐被遗忘。直至 19 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 非洲建立殖民政权时 , 麻风重新被西方人注意。他们似乎在这些“落后地区”看到类似欧洲中 古“黑暗时期”的重演。透过西方的传教士、医生等 , 麻风隔离的做法被引进世界各地 , 在亚 洲的印度、朝鲜、菲律宾、夏威夷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均纷纷建立麻风院。这个趋势主要发生 在 1874 年以后 , 当年发生了两件与麻风病相关的重要事情 : 其一是挪威人韩森 ( A. G. Hansen) 发现了麻风杆菌 M ycobacterium leprae ; 其二是在夏威夷麻风村服务的比利时传教士戴 勉 (Damien) 神父感染麻风 , 轰动全世界。这两个事件大大加强了麻风具高传染性的理论。与 此同时 , “热带病”这门新学问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 , 方兴未艾 , 麻风病遂被视为落后的热带地 区的流行病之一。而中国也成为西方教士与医生实施隔离麻风病患的实验场所。 自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中期 , 中国人被认为是透过移民将麻风传播至全世界的危险种族。 以营救孙中山而闻名的英国医生、麻风病专家康德利 (James Cantlie) , 在 1897 年有关麻风病的 报告中直接指出中国人是太平洋地区麻风流行的祸首。④ 此说一传开 , 甚至连拉丁美洲的哥伦比 亚政府亦在 1913 年考虑禁止中国移民入境 , 虽然当时该国根本没有多少中国移民。⑤ 国际对麻 风病流行的认知不但影响了来华西方教士与医生的态度 , 也影响了中国社会本身对麻风的反应。 清末民初麻风病患的隔离 19 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与医生把许多西式的卫生概念与方法引进中国 , 但是直至 1880 年 ·4· 历 　史 　研 　究 2003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Diana Obrega , La contruction sociale de la lèpre en Colombie , 1884 —1959. In A. 2Moulin (ed. ) , L es sci2 ences hors dpiOccident au X Xe siècle , vol. 4 , Paris : ORSTO M Editions , 1996 , pp . 161 —166.Z. Gussow and , G. Tracy , Stigma and the leprosy phenomenon :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disease in the 19thand 20th centuries. B 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 vol. 44 , no. 5 , 1970 , p . 439.G. B. Risse , Mending Bodies , S aving Souls : A History of Hospitals . Oxford U. Press , 1999 , p . 184.Foucault 则在其经典著作《疯狂的历史》中认为在近代西方社会 , 疯狂取代了麻风 , 成为社会要隔离的病。M. Foucault , Histoi re de la f olie àlpiage classique. Paris : Gallimard , 1972 , p . 18。西方大部分史学家认为麻风病患最初被隔离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上的。基于麻风是“罪”的终极象征 ,1179 年天主教教会最高会议重申麻风病人必须被彻底隔离 , 不能上教堂。他们此后被认为是“活死人”, 即已丧失活人所有权利与自由的人 , 同时还有仪式来象征他们在人间的“死亡”。此后欧洲各地纷纷建立收容麻风患者的处所。有关这方面的著作甚多 , 例如 R1I1Moore , The Form ation of a Persecut2ing Society . Blackwell , 1987 , pp145 —59. FranÔoise Bériac , L es lépreux aux cagots. Recherches sur lessociétés m arginales en A quitaine médiévale. Bordeaux , Fédération Historique du Sud2Ouest , 1990。法国学者Touati 认为中古早期法国麻风院的建立与传染观念无关 , 完全出于宗教与行善的原因。 (参看 F. 2O.Touati , Contagion and leprosy : myth , ideas and evolution in medieval minds and societies. In L . Conrad andD. Wujastyk [ eds. ] , Contagion. Perspectives f rom Pre2modern Societies. Ashgate , 2000 , pp . 179 —201)傅柯著名的说法之一就是西方社会在每个时代都有被社会排斥与隔离的人 , 在近代以前 , 就是麻风病人 , 近代则由精神病人取而代之 (见下文) 。同时 , 大部分社会麻风对病人的污名化程度 , 远超过其疾病的严重性 , 如日本在 1990 年代后期才释放隔离在孤岛上的病患。 代 , 麻风隔离并不是被重视的措施。在 1874 年杆菌被发现之前 , 欧洲主流医学认为麻风病主要 是透过遗传而感染的病 , 而非透过接触传染。1862 —1863 年 , 英国皇家医学会做出结论 , 确认 麻风是遗传病而非传染病 , 并因此建议取消源自中古对麻风患者的各种法律限制。① 1860 年代 在广州工作的医生霍布森 (Benjamin Hobson) 就说过 , 麻风是“一个特别的、与体质有关的遗 传病 , 在热带国家特别流行”。同时他强调 , “严格来说 , 这不是单单透过接触而传染的病。但 毫无疑问是个遗传病。”② 这当然与当时西方的优生学潮流相呼应。由于西方医生的这个看法 , 来华西人在 1860 年代与 1870 年代并不推广隔离以防传染。这个态度在杆菌被发现后开始改变 , 特别在 1889 年 , 戴勉神父因麻风在夏威夷逝世后 , 国际对麻风病传染性的恐惧突然提高。与此 同时 , 欧洲的科学家如巴斯德 ( Pasteur) 、柯赫 ( Koch) 等在 1880 年代实验室中重要的细菌发 现 , 大大加强了疾病接触传染论的依据。从此 , 无论是来华教士与医士 , 或致力推动现代化的 中国有识之士 , 均大力提倡麻风病的隔离以杜传染。麻风院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科学的防疫策略 , 这个趋势从 1880 年代开始明显 , 到了 20 世纪初期更甚。 近代中国麻风病隔离的发展基本上与当时整个国际发展是同步的。热带病学③ 的理论确立 了气候炎热与疾病丛生的相关性 , 而中国与印度、非洲等同被认为是热带地区。1874 年杆菌被 发现 , 同年一个由英国传教士发起的国际基督教组织“麻风救济会” (Mission to Lepers) 开启了 麻风隔离院在这些“落后地区”建立的潮流④。在这个组织的推动下 , 1880 年代 , 麻风隔离院 在印度、中国等地开始设立。1897 年第一届国际麻风大会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ep2 rosy) 在柏林举行 , 大会正式宣布麻风是无可救治的传染病 , 并强力建议以隔离方式来防疫。大 会号召各地更积极设立麻风隔离院。⑤ 1910 年 , 大力推动麻风隔离运动的人信心满满地认为这 个做法已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 相信很快全世界都会采取这个措施来隔离“约 300 万个麻风病 人”。而国际麻风救济会此时除在印度与中国之外 , 还在暹逻、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成立隔离 院 , 甚至美国也于 1917 年成立了国家麻风院。⑥ 在中国 , 1880 年代传教士开始积极推动麻风隔离院的建立。原因之一是许多人认为中国社 会从来不注意麻风病的问题。在这一波麻风院建立中 , 最早的应是 1887 年成立的广东北海与杭 州的麻风院。据“中华麻疯救济会” (Chinese Mission to Lepers) 统计 , 从 1887 年开始 , 经过 1926 年中华麻疯救济会的成立 ⑦, 至 1940 年 , 与教会有关的麻风隔离院、医院与诊所全国至少 ·5·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麻疯救济会是国际麻疯救济会的分会 , 中华分会成立前之 1921 年曾有东亚麻疯救济会 (Leper Mis2 sion for Eastern Asia) 在上海成立 , 为中华分会的前身。中华分会由华人主导 , 但与英美分会关系紧密。 (见 Wong & Wu ,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aipei :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 1985 , p . 666) Danner , op. cit . , pp . 110 —112. S. Kakar , Leprosy in British India , 1860 —1940 : Colonial politics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Medical Histo2 ry , 40 (1996) , pp . 218 —220 , 223. 此国际组织由英教士卑利 (Wellesley C. Bailey) 发起 , 在英国、加拿大、美国与澳洲均有分会。(参看 W. M. Danner , The Mission to Lepers. Chinese Recorder , vol. 49 , 1918 , p . 110) 有关热带病学出现的历史 , 可参看 M. Worboys , Germs , malaria and the invention of Mansonian tropical medicine : from“disease in the tropics”to“tropical disease”. In D. Arnold (ed. ) , W arm Clim ates and Western Medicine : The Emergence of T ropical Medicine , 1500 —1900 . Amsterdam : Rodopi , 1996 , pp . 181 —207。 他明显深受热带医学的影响 , 认为麻风主要影响中国人、印度人、回教人、非洲人与所有居住赤道附 近的人。(见 B. Hobson , Medical Times and Gazette , 1860 , vol. 1 , J une 2 , pp . 558 —559) M. Worboys , S preading Germs. Disease Theories 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 ritain , 1865 —1900 . Cam2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p . 42. 有 51 个。大部分机构在民国以后、尤其在 1930 年代成立。① 同时 , 这些机构都较集中在东南地 区 , 如福建有 9 个 , 广东 13 个 , 江苏 6 个。这个分布情形符合当时人对麻风病分布的刻板印象 , 即这主要是岭南地区的恶疾。一些专家甚至相信 2/ 3 的中国麻风病患集中在闽、粤、桂三省。② 麻风院在入民国后的快速增加除了与外国教会的推动有关外 , 中国社会本身的日益关注亦 很重要。这个关注其实是来自国际医学界对麻风病世界性传染的普遍看法 , 即认为中国人是主 要的病源与传播者之一。例如上述康德利在 1897 年的医学报告中指出 , 当时太平洋地区的麻风 病传播主要因素是“麻风中国佬”。③ 这种来自外界的看法让中国的政治与医学精英感到极大的 压力 , 要尽快消灭这个让中国蒙羞的疾病。 虽然教会与非宗教的力量都投入麻风院的建设 , 但是两者之间有不少差别。教会机构保持 一定的基督教教义特色 , 如以宗教感化患者 , 治疗往往只是一种手段。而由中国政府主导的麻 风院则主要以强势隔离病人以达到消灭麻风的目标。1886 —1887 年设立的广东北海麻风院被认 为是首创的教会麻风机构。该麻风院附设于伦敦会医院 , 并得天主教会协办 , 由传教士傅特 ( Horder) 创办。创办五年收容了二百多病患。麻风院分男子部与女子部 , 各有养病房与礼拜堂。 北海麻风院除为病患进行定时的强迫性注射治疗外 , 其最大的特色是要求病患做手工艺 , 包括 印刷、绞绳、编草鞋、锯木、制帚、园艺等。这些手工艺品经消毒后由专司推售。④ 换言之 , 北 海麻风院结合了治疗、隔离、劳动与宗教活动等功能 , 是外国教会所推动的机构的理想典型。 而汕头市政府办的汕头麻风院则代表了另一种典型。这个原属教会的麻风院在 1924 年由地 方政府接手。此后 , 它即成为当地强迫隔离的机构 , “市内麻疯病人 , 由警区强制收容 , 送入院 内 , 按病状轻重 , 及性别分别住居。”⑤ 麻风院亦实行对病患进行强迫性的注射。中华麻疯救济 会总干事邬志坚在 1926 年访问该院时有如下的观察 : “汕头麻疯院设在一小岛上 , 离城约四英 里⋯⋯院长住宅与麻疯院相接连 , 但划线为界 , 不许病人越雷池一步 ; 且有兵队维持秩序 , 防 阻病人逃逸。院中聘有专医 , 施用大枫子油 ⋯⋯宗教工夫 , 完全禁止 , 而教育运动等等之设施 , 亦付阙如。”⑥ 换言之 , 由中国政府主办的麻风院通常较注重隔离与医疗的功能。在这方面 , 1927 年由政府接手的杭州麻风院的例子就更明显。这个在光绪年间由伦敦会创办的麻风院经地 方政府接手后有两个主要的改变 : 所有宗教活动 , 包括圣经的研读一律被禁止 ; 院方采取更严 厉的隔离措施 , 院中所有的门都上锁 , 俨如监狱 , 理论上病患可申请外出 , 但事实上不会获得 批准。⑦ 当然 , 对这些做法提出批评的人多与教会有关 , 对政府作为不免存在某些偏见 , 但中国 政府急于要控制麻风病在国内外传染的心态可以理解 , 同时外国教会势力给予中国政府的压力 ·6·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L eper Quarterly , vol. 1 , no. 3 , 1927 , p . 26 ( L eper Quarterly 即《麻疯季刊》之英文名称 , 该刊分 中、英文部分 , 页数均从“1”开始 , 因此如所引文为英文部分 , 则用英文刊名及页码 , 如为中文部 分 , 则用中文刊名及页码) ; Chinese Recorder , 1927 , p . 810. 民国政府 1920 年代接收的麻风院在过渡 期间往往发生秩序紊乱的情形 , 政府以严厉的措施来应付这类情形。杭州麻疯院的情况亦如是。 (见 《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3 期 [1927 年 ] , 第 50 页) Wong & Wu , op. cit . , p . 423 ;《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 第 10 页 ; 第 1 卷第 4 期 , 第 14 页。 《汕头麻疯院》,《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 第 35 页。 Wong & Wu , op. cit . , p . 499 ; 李俊昌 :《北海麻疯医院》,《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1927 年) , 第 33 —34 页 ; 邬志坚 :《二十五年来之救济麻疯运动》,《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4 期 (1927 年) , 第 4 页。 引自李尚仁“种族、性别与疾病 : 十九世纪英国医学中对中国麻风病问题的研究” (手稿 , 2002 年) 第 18 页。英文原文是“the Chinaman , and he is leprous”。 J . E. Lee , China and Leprosy. Chinese Recorder , vol. 57 , 1926 , p . 857. 这个统计出自中华麻疯救济会刊物《麻疯季刊》, Chinese Recorder , vol171 , 1940 , pp . 465 —471 引录。 也可以想像。从这个角度看 , 由中国人接手主导的麻风院采取较严厉的监管方式是极为自然的 发展。 推动隔离运动积极分子的看法 如上文所述 , 自 1874 年麻风杆菌被发现后 , 国际医学主流渐放弃麻风是遗传病的理论 , 而 麻风病的传染性越益被强调。因此 , 将麻风病人隔离被认为是重要的防疫手段之一 , 也成为在 华西洋教士的主要医疗活动之一。传教士与医生认为历史证明了隔离政策的正确性 , 他们通常 将麻风病在欧洲的消失归功于自中古时代开始普遍建立的麻风隔离院。如创办杭州麻风院的英 国医士梅藤更 (Duncan Main) 在 1916 年介绍该院时指出 , 欧洲在 16 世纪已渐脱离麻风病的阴 影 , 认为这是“无疑由于卫生的进步、更好的物质及精神生活以及隔离政策”。① 梅藤更的看法 算是较为温和的 , 他不认为麻风的传染性很强。其他一些看法较激烈的教士与医生则认为严厉的 隔离措施是必要的 , 如 1898 年在福建活动的传教士奥凌格 (Ohlinger) 认为隔离政策已在印度 被证明有效 , 因此中国应强制进行性别隔离 , 以及将病患健康的子女抽离麻风村。同时中国应 该积极实行这种全面的隔离政策。② 进入 20 世纪以后 , 国际医界对隔离政策的肯定更加明显 , 美国洛克菲勒的哈萨 ( Heiser) 医生在 1926 年很直接地指出 : “我们普遍认为麻风之所以在欧洲 消失是因为隔离政策。所以结论就是如果全世界都落实这个方法 , 这个疾病就将完全消失。”③ 传教士一方面毫无保留地确定隔离方法的有效性 , 另一方面指谪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注意麻 风病的问题。20 世纪初著名的在华麻风专家法勒 ( Fowler) 直言 : “中国从来没有对改善麻风情 况作过任何事情”, 同时他认为中国人对这个疾病的态度基本上是“冷漠” (indifference) 的。④ 既然认为中国社会对执行隔离政策如此无能 , 传教士与西洋医生就义不容辞地全力投入推广麻 风隔离的运动。当然 , 西人对麻风病患的兴趣 , 不完全来自医疗与防疫本身 , 尤其对传教士而 言 , 麻风病患所引起的宗教意义更为重要。其实欧洲中古时代社会对麻风病患所采取的隔离措 施 , 最初及主要动力不是由于对传染的畏惧 , 而是来自基督教对麻风病患的排斥。麻风患者象 征了最深重的罪恶 , 被教会、甚至社会所遗弃 , 而收容麻风病患也成为基督教中行善的最高境 界。⑤ 教会机构的这个基本立场有时甚至连有基督教背景的华人也无法接受。邬志坚对天主教会 在广东石龙麻风院的做法就颇有微辞 , 他认为该院“宗教色彩太深 , 病人每天须念数次弥萨 , 而对于身体上的医治 , 反不甚注意。”⑥ 另一方面 , 教会主导的麻风院往往重视病患的劳动 , 亦 主要基于基督教对精神纪律的重视。上文提到的法勒曾说 : “的确 , 有人最近形容麻风是一个 ‘懒人的疾病’。没错 ,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 保持身体与精神的活跃都是让人身体健康的条件。 对麻风病患而言 , 更是如此。”⑦ 虽然法勒以看似医学的理由来解释病患劳动的重要性 , 但其中 所牵涉的宗教道德上的要求是非常明显的。尤有进者 , 被隔离的病患远离原来的家庭与社群 , ·7·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owler , Medical and construction page. L eper Quarterly , vol. 1 , no. 3 , 1927 , p . 19. 《广济医刊》第 5 卷第 3 期 (1928 年) , 第 4 页。 R. Kipp , The evangelical uses of leprosy.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 vol. 39 , no. 2 , 1994 , p . 167. H. Fowler Dr. , Leprosy. L eper Quarterly , vol. 1 , no. 1 , 1927 , pp . 5 —7. V. Heiser , The attack on leprosy. L eper Quarterly , vol. 1 , no. 3 , 1927 , p . 11. Ohlinger , Segregation of Lepers. Chinese Recorder , 1898 , p . 621. D. , Main , New C. M. S. Leper Hospital , Hangchow. Chinese Recorder , 1916 , p . 133. 其实目前西方 医史学者对麻风在欧洲消失的原因并无共识 , 但麻风院的建立不被认为是主因。 与其他病患集中一处 , 为传教士提供了最有效的传道环境。① 至于推动隔离措施的中国人 , 他们对麻风传染性的恐惧与西洋教士、医生无异 , 这也是他 们支持隔离的主要动机。同时大部分中国精英也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注意麻风病的严重 性 , 也没有对此疾采取过任何应对的措施。曾受西方医学教育的著名史家陈垣 (援庵 , 1880 — 1971) 在清末年间就强力批评中国社会对麻风问题的漠视 : “吾国无疯病疗养所也 , 所有麻疯 院 , 均候死所耳。粤中惟东莞及琼州有之 , 皆他国人所办 , 非吾国人所办也。”② 中国有识之士 鼓吹隔离的理由与西人一样 , 就是认为麻风的传染性强 , 必须以隔离方式控制其扩散 , 同时他 们也深信欧洲麻风病的消失是因为麻风院的普遍成立。就是说 , 他们认为这个策略是有“科学” 作为根据的。中华麻疯救济会的一个成员曾这样说 : “科学家一致认为强迫性的麻风隔离是有效 地控制疾病的扩散与增长的第一步 ⋯⋯在中国建设麻风村落让所有的麻风病患完全与外界隔离 是迫在眉睫的必须措施。”③ 救济会总干事邬志坚也重申隔离策略的有效性 :“麻风是个高传染性 疾病已经是一个被确定的事实。只有一个保护大众不受疫疾感染的方式 , 那就是隔离。麻风在 欧洲快速的消失主要是因为欧洲人采取了隔离措施。”④ 这个信念在 20 世纪初其实已普遍被中国 的社会精英所接受。在这方面 , 当时西方医学主流思想的影响力无疑最具决定性。 但是中国精英与西方殖民者的出发点还是不完全一样。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 , 麻风对中 国精英而言 , 象征了民族的羞耻。中华麻疯救济会香港支会一成员在 1926 年这样描述麻风 : “世界最恶毒之疾病 , 孰不曰麻疯 ⋯⋯我国人对于疯疾 , 或视为等闲 , 或认为不可救药 ⋯⋯此匪 特人民之不幸 , 抑亦国家之羞也。”因此他支持麻风院的建设以消灭此疾 , “期于五十年内 , 国 内无一个疯人。”⑤ 麻风病在 20 世纪初被认为是中国之羞主要基于西方医学当时对麻风病因的解 释。法勒这样解释此疾在东方的流行 :“无知、缺乏卫生条件、差劲的地方政府、甚至其完全的 不存在 , 所有以上带来的是贫穷、饥荒、疲劳、罪恶、人长期暴露在炎热下 , 加上中央政府普 遍的无能 , 使得人民体质虚弱 , 让麻风杆菌、其他细菌及破坏性的媒介毫无妨碍地入侵人体组 织内。”⑥ 这种结合着政治、社会与科学的病因解释 , 符合 19 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主流医学与 公共卫生思想。当时接受西式教育的中国精英亦当然了解并接受这种病因理论 , 对他们而言 , 麻风在中国的流行确实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与社会上的落后与无能 , 及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体质虚 弱的次等民族。换言之 , 在一定年限内消灭麻风病这个目标不单是一个医学上的要求 , 更是对 中国进入全面“现代化”的一个时程上的期许。 因此 , 特别在南京政府成立前后 , 中国积极分子非常迫切地推动麻风院的建立。他们一方 面深信中国社会从来没有防疫的措施 , 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生活的堕落同时是麻风流行 的因与果。换言之 , 建设麻风院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民族主义诉求。1927 年后 , 麻疯救济会与许 多专家均责成政府挑起这个责任。⑦ 而国民政府也的确于此后较积极地推动麻风院的建设。其中 ·8·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邬志坚曾在 1927 年为文指谪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此问题的冷漠。他指出除了闽粤地方政府外 , 无论 中央或地方都没有对麻风问题做过任何处理。他对麻疯救济会的期许就是推动政府立法与资助麻风院 的成立。(见 Wu , op. cit . , pp . 257 , 262) Fowler , Leprosy. L eper Quarterly , vol. 1 , no. 1 , 1927 , p . 3. 凌鸿铭 :《香港支会之成立及目前概况》,《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 第 40 页。 T. C. Wu , What the Chinese are doing to rid China of leprosy. Chinese Recorder , 1927 , p . 262. J . E. Lee , op. cit . , pp . 857 —858. 陈垣 :《送郑学士之白耳根万国麻疯会序》 (1909 年) ,《陈垣早年文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专刊》 (台北) 第 38 辑 (1992 年) , 第 301 页。 Kipp , op. cit . , pp . 165 —178. 作者在此所用的是苏门答腊的例子。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1927 年浙江政府接手原来由教会主办的杭州广济麻风院。浙江政府接手 后马上改变原来教会的政策 , 并得到舆论的支持 , 1928 年 6 月 20 日的《商报》这样写道 : “兹 将广济　疯院今昔不同之点 , 胪列于左 , 并略取缔　疯之道 , 以告国人。按各国　疯院之设 , 首重隔离 , 其地址每择穷乡孤岛 , 人迹罕至之区 , 以防传播 , 而梅氏 (指创办者梅藤更) 之办 此院也 , 其先后所取地点 , 均系城内近郊 , 易于接触 , 非但有背隔离之义 , 实为散播病菌之阶。 自收回自办之后 , 同人等睹此情形 , 栗栗危惧 ⋯⋯呈当局设法迁移 ⋯⋯当梅氏办理此院之时 , 主张门户开放任　疯人之自由运动 , 或赴市场购物 , 或入教堂听讲 ⋯⋯自收回自办之后 , 业已 一律禁止 ⋯⋯梅氏乃设一 小学 小学生如何制作手抄报课件柳垭小学关于三违自查自纠报告小学英语获奖优质说课课件小学足球课教案全集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测试题 校于　疯院中 ⋯⋯并令　疯中钟女士担任教课 ⋯⋯自收回自办之 后 , 业将该小学校停办 , 以免传染 ⋯⋯梅某竟将并非　疯之人 , 一并收容　疯院中 , 使与　疯 人共同起居饮食。其中固多因诊断之错误 , 然亦竟有明知其非　疯而收容之者 , 自收回自办之 后 , 除将已染病菌者 , 仍旧留院外 , 余已分别解放矣 ⋯⋯梅氏竟任其 (指　疯人亲友) 在院内 住宿饮食 , 而不之禁。自收回自办之后 , 只准其于一定时间内在房外晤谈 ⋯⋯当梅氏办理之时 , 疯院与肺病院 , 未曾隔断 ⋯⋯有互相传染之虞 , 自收回自办之后 , 业已严重隔离。”① 同样地 , 由汕头市政厅办理的麻风院亦以严厉的隔离方式闻名 , 并且与警察紧密合作进行隔离。② 杭州与汕头的例子充分显示中国人办麻风院的原则之一是以超越洋人的严格作风来实施隔 离。这个态度无疑来自要尽快消灭这个令民族蒙羞的疾病的动机 , 同时 , 中国精英亦急于向国 际证明中国社会在处理麻风问题上 , 有能力做得比西人更彻底。这个态度在二三十年代的麻风 院建造潮流中显露无遗。中华麻疯救济会的期刊《麻疯季刊》自 1927 年创刊开始 , 每一期的英 文封面就有一口号 :“消灭中国的麻疯 ( Ridding China of Leprosy)”。除了以强制手段办理隔离 医院外 , 另一种处理的原则是模仿西式的疗养院。1935 年中华麻疯救济会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麻 疯疗养院可说是中国精英以现代化方式处理麻风的主要“橱窗”。这个麻风院主要由上海市政府 津贴 , 英、法租界的两工部局、美国麻疯救济会及中华麻疯救济会共同资助 , 并加上各方的捐 款。疗养院以“吾国惟一新型病院”自居。③ 中国的西化精英对麻风院的期望其实有一个具体的 楷模 , 那就是菲律宾的麻风村。《麻疯季刊》在创刊号就介绍了“斐列宾的麻疯救济事业”, 特 别介绍了始创于 1906 年、能收容六千麻风病患的古岭岛 (Culion Island) ,“它的目的在宣传新式 麻疯治疗法 , 去医救已患和疑似的麻疯病人。”④ 菲律宾的例子对中国最大的启示 , 就是“政府 全部挑负起对抗麻风的责任”。他们对“美国政府无私的投入 , 使得古岭岛辉煌的例子成为可 能”极为佩服。⑤《麻疯季刊》1930 年第 1 期就全部介绍美国殖民政府在菲律宾对抗麻风的成 就。中国的积极分子除了以极羡慕的口吻描述古岭及其他麻风村的完善设施之外 , 就是大篇幅 地介绍该地以大枫子油进行治疗的神效。邬志坚将美国殖民政府与麻风恶疾对抗的“进取精神” 与中国政府相比 , 觉得中国“政府对于救济麻疯 , 毫无具体的办法”, “相形见绌”。⑥ 除了以外 ·9·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麻疯季刊》第 4 卷第 1 期 (1930 年) , 第 2 —3 页。 Editorial. L eprosy Quarterly , vol. 1 , no. 3 , 1927 , pp . 5 —6. 事实上古岭岛的例子是美国殖民政府 一个政策性的“橱窗”, 对此 W. Anderson 有分析 , 见 Leprosy and Citizenship . Positions , vol. 6 , no. 3 , 1998 , pp . 707 —730。 《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 第 38 —39 页。译自 North China Herald。 《中华麻疯疗养院成立以来之总报告》,《麻疯季刊》第 11 卷第 3 期 (1937 年) , 第 33 —46 页。 《汕头麻疯院》,《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 第 35 页。 《杭州广济　疯院之今昔观》,《广济医刊》第 5 卷第 6 期 (1928 年) , 转引自《商报》1928 年 6 月 12 日 第 1 —3 页。 国模式推动麻风院外 , 政治与医学精英也以一连串的全国性的行政或学术研讨会来探讨麻风的 医药与社会、法律等问题。1928 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举办五省卫生行政会议就议决了两条 与麻风有关的法案 :《取缔癞病病人》及《规定设立麻疯院办法》。两条法案的主要精神是用强 制方式取缔麻风患者的行动自由“藉以保护社会而杜传染”, 同时建设麻风院“以资收容癞者而 终其天年”。① 此会议之后 , 在 1932 年、1935 年、1937 年分别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麻风研讨会。 会议中一再被强调的是中国境内数目庞大的麻风病患。第一次会议中就有人提出中国有 100 万 麻风病患之说 , 占世界之半。② 这个说法早在 1927 年的《麻疯季刊》中就已经出现。一些外国 专家甚至认为中国境内有 300 万麻风病患。③ 会议也一再订定彻底铲除中国麻风病的时程 , 从 20 年至 50 年不等。麻风问题的处理成效其实已成为中国是否已进入“现代化”的重要指针。 国际医界对麻风传染及中国麻风情况的看法及舆论的强大压力 , 使南京政权的中央与地方 政府以各种方式积极扑灭麻风。除了原来就有隔离政策的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山东等省 份外 , 较偏僻的西南地区 , 特别是云南的地方政府自 30 年代以来也开始采取严厉措施 , 如利用 警力等来处理麻风问题。④ 不幸的是 , 地方势力为了急于达成“铲除”麻风的目标 , 偶然会以暴 力手段对付病患 , 如集体屠杀、活埋等。在报章上有记载的事例包括广东高要县长在 1936 年被 揭发残杀大批麻风病患。阳江麻风病院于 1937 年 4 月 5 日被当地军队围住 , 院内 53 个男女病患 被捆往旷地予以枪决 , 事后并将麻风院焚毁。同年稍早 , 广东四会一特派队以麻风病人强奸妇 女为由 , 四出搜捕病患 , 一个月间被捕获的二十多名病患被押往野狸岗枪决。⑤ 这类集体的暴力 行为当然一方面显示了地方社会对麻风病的强烈偏见 , 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些当权者急切要 铲除麻风这个“国耻”的心态。 从清末到抗日战争前夕 , 中国的麻风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政府及有识之士。这个困扰的来 源主要是西洋教士与医生的态度 , 以及国际医学界对中国麻风问题的看法。中国社会本身在处 理这个问题时往往采取了西人的角度及一些方法。西洋当时在科学与政治上的强势确实让中国 社会几乎完全忘记了或否定了本身处理疾病问题的传统。 被遗忘的传统 来华的西洋教士、医生与中国社会精英在积极推动麻风院与麻风村的建设时 , 都完全不提 明清以来闽、粤、赣地区的隔离传统。他们的刻板想法就是中国社会一向漠视麻风疫情 , 也从 ·0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麻疯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 (1937 年) , 第 1 —2 页 ; 第 11 卷第 2 期 (1937 年) , 第 56 页。Anti2leprosy work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 vol. 66 , 1935 , pp . 385 —386。 按邬志坚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 云南政府一方面进行调查 , 一方面拟定抗麻风的法令 , 并利用警力去控制疫情。贵 州与广西等其他西南的地方政府亦渐开始采取对付麻风的措施。(见 T. C. Wu , Leprosy in South2West China. Chinese Recorder , vol. 70 , 1939 , pp . 631 —638) 邬志坚认为 : “世界上患麻疯者为数约二百万 , 据调查所得 , 其散居我国各地者 , 有一百万之多。” (《麻疯季刊》第 1 卷第 2 期 〔1927 年〕, 第 1 页) 麦士威 (James Maxwell) 在 1933 年认为中国有 300 万麻风病人 , 占世界总数的 1/ 3。同时中国过半的农村人口是生活在重感染区。(参看 Leprosy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 vol. 64 , 1933 , p . 544) 1937 年岭南大学的卡德布里 ( W. Cadbury) 医生则估计中 国有 100 万 —150 万麻风病人 , 他的估计是基于大英帝国麻疯救济会的一份报告。(参看 L eper Quarter2 ly , vol. 11 , no. 2 , 1937 , pp . 55 —58) Extending the fight against leprosy in China. Chinese Recorder , vol. 67 , 1936 , pp . 57 —58. 邬志坚 :《卫生行政会议》,《麻疯季刊》第 2 卷第 4 期 (1928 年) , 第 1 页。 来没有真正处理过麻风传染的问题。 其实 , 自 16 世纪开始 , 闽粤地区就开始有类似麻风院的建设。按方志的资料 , 最早有准确 成立日期的麻风院是福建闽县的养济院 , 始于正德十三年 (1518) 。闽县的养济院原建于洪武年 间 , 与所有养济院一样以收容老弱废疾为主。到了正德十三年 , 巡按御史周　另建一院于东门 以外 ,“以处恶疾”。同时住在其中的病患“月有米 , 岁有衣 , 禁其入城”。① 显然这是有政府资 助、并有一定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的机构。在泉州晋江县 , 同样是明初建的养济院后来改称为“存恤院”, “以居癞疾者”。改制的时间应在 16 世纪初期 , 到了 1527 年 , 泉州布政司参议胡承庵曾否决市豪 要求将麻风院迁至城外岛上的要求。② 此后在福建地区成立的多个“存恤院”都很可能是改建自 养济院的麻风院 , 但方志的资料并不全面。明代地方官多因顾忌麻风的传染而办理收容机构 , 如隆庆年间 (1567 —1572) 的长乐知县“恐疾传染 , 移置于城东北”③。福建其他一些县 , 如漳 浦、沙县、建阳、政和、将乐、邵武及连城都有存恤院、或癞子营、或收“恶疾”的养济院 ④。 可见从明中期开始福建各地政府已纷纷建立收容麻风病患的机构 , 并且已限制他们的行动。 广东的情形亦类似 , 但建院的时间稍晚。从一般资料看来 , 广东地方社会对麻风病患的偏 见最强 , 同时对传染的恐惧也最大。广州的麻风院成立时间不确定 , 但亦应不会晚于明中后期 , 在明末清初时已因年岁太久而破落。当时著名士人屈大均 (1630 —1696) 对广州的机构有如下 的观察 :“广州城北旧有发疯园 , 岁久颓毁 , 有司者倘复买田筑室 , 尽收生疯男女以养之。使疯 人首领为主卑 , 毋使一人阑出 , 则其患渐除 , 此仁人百世之泽也。”入清之后 , 广州的麻风院就 迁到东门外 , 19 世纪初该院共收容本地与外地麻风病患 341 人 , 各给口粮银。这个麻风院至少 在 1820 年代仍照常运作。⑤ 广州麻风院的例子显示当地人普遍认为癞子构成地方之“患”, 必须 设法消除。在广州以外 , 新会的麻风院大概建在嘉靖年间 , 称为“贫子院”, 最初靠近原来的养 济院 , 后来城中居民指控癞民行劫 , 焚烧其院。此后养济院迁至城西之外。清初 , 城中居民认 为城西之水由西南入城 , 再由南而东 , “几经一邑 , 沐者众”。城民因而抱怨上游的癞子污染 水源 , 尤其每当大雨时污秽之水注入城内 , “有染其疾者”, 因此要求再迁移该院。雷州原在西 城外的养济院 , 收容孤老与麻风 , 由于“甚污秽 , 今徙孤老于白沙坡 , 徙　疯于蔡黎村居住”。 这个改变发生在 1614 年之前 , 结果“士民快之”, 可见一般居民对癞民的排斥。⑥ 江西的方志文字记载中较少看到明代麻风院的资料 , 但一些个别的资料 , 如万历本的《新 城保甲图》中可看到该城外东坊与南坊连界的地方有三个“　疯寮”, 分别称为上、中、下“　 疯寮”, 均在山区。⑦ 可见与闽广地区一样 , 江西部分地方在明代已有同样的收容麻风病患的机 ·11·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新城保甲图》, 道光十七年序本 , 按万历本刊本 , 第 2 页下《东坊一图保甲图》。 《新会县志》卷 4 , 1690 年 , 第 10 页下 —11 页上 ;《雷州府志》卷 8 , 1614 年 , 第 17 页上。 屈大均 :《广东新语》卷 7 (1700 年) , 香港 : 中华书局 , 1975 年 , 第 245 页。有关移至东门外以后的 资料 , 参看仇巨川《羊城古钞》卷 14 (1807 年) (广东人民出版社 , 1993 年) 第 283 页 ; 黄佛颐《广 州城坊志》 (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 , 1994 年) 第 345 页 , 转引自阮元《广东通志》, 1822 年。 《福建通志》卷 52 , 1868 年 , 第 38 页下、39 页下、40 页上 —下 ; 《福建通志》卷 13 , 1737 年 , 第 37 页下、43 页上、44 页上、45 页上、46 页上、47 页上 ; 《重纂邵武府志》卷 17 , 1900 年 , 第 1 页下 ; 《连城县志》卷 18 , 1938 年 , 第 10 页上。 《福建通志》卷 13 , 1737 年 , 第 37 页下。 《福建通志》卷 13 , 1737 年 , 第 41 页上 ;《晋江县志》卷 2 , 1765 年 , 第 37 页上 ; 汪道昆 :《明故工部 尚书致仕进阶荣禄大夫承庵先生胡公墓志铭》,《太函集》卷 48 , 万历本 , 第 14 页上 —18 页上。 《福建通志》卷 13 , 1737 年 , 第 36 页下 ;《福州府志》卷 10 , 1754 年 , 第 14 页上 ;《福建通志》卷 52 , 1868 年 , 第 18 页上。 构 , 而且多在远离城都的地方。这些记载在在说明了地方社会对麻风病污染性的恐惧与厌恶有 增无已。 闽、粤地区的麻风院通常始自养济院。县城内往往有两所养济院 , 一所收容一般贫老 , 一 所收容癞子 , 如南海、东莞、雷州的例子皆如是。① 这些地方很可能原来只有一所养济院 , 但由 于院内贫老担心被癞子传染 , 收容癞子的机构才另外成立 , 同时 , 这些变化多在明中后期发生。 浙江景宁的例子很清楚地反映了这个典型的发展。成化时期重建的养济院后来“因内多　疯之 人 , 真实孤贫不敢同住 , 遂为　疯　”②。因此 , 很可能不少在东南地区的养济院 , 到了明中后 期已成了麻风病患占住的地方。 入清以后 , 麻风院更受到政府的重视。雍正以后 , 东南省份的癞病收容政策已显得比以前 更系统。不单福建与广东地区的机构多重建 , 江西地区也建了不少同类的麻风院。清代建设的 麻风院有两个特色 : 一是有固定的政府资助 , 或地方有力人士的津贴 ; 一是将麻风病患与社区 隔离的做法也越来越普遍与强硬。漳州龙溪的癞子营 , 据称建于弘治年间 (1488 —1505) , 雍正 二年 (1724) 奉文建普济堂以收容孤贫与有疯疾之人。其中的“疯疾者”与普济堂其他的贫病 者一样 , 可以有政府发给的口粮与衣布银。③ 广东地区的麻风院几乎都有清楚的名额与口粮补助 的金额。在乾隆时期 , 惠来县的五处癞民所甚至将病患按病情轻重分等补助 : “额一百七十一 名 , 分溃烂、疲癃、残疾三项 , 溃烂四十一名 , 人日给银六厘 , 疲癃六十四名 , 人日给银五厘 , 残疾六十六名 , 人日给银四厘 , 共银二百九十三两三钱七分 , 以官租变价支给 , 又征收官租钱 凑给。”④ 显然 , 这些麻风院的管理者对麻风病已有一定的了解 , 并发展出一套补助的原则。一 些地方的麻风院口粮是由地方绅士捐献的 , 如海丰三所“　疯寮”是乾隆二十一年 (1756) 由 绅士存口粮资本3 800两、提银1 000两资助博罗、海陆丰三县病患。⑤ 可见地方政府与民间有力 人士至少在盛清时期曾合力处理麻风问题。 清政府与士绅对此问题的重视主要是麻风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一般民众对此疾的 传染性显然十分畏惧。如福建延平府沙县的例子就十分明显。该县两所养济院之一就是收容麻 风病患的机构 , 原来在东门内 , 在清初雍正以前 , “因东门民居稠密 , 恐迫处传染为患 , 知县袁 应丈改建于东门外武亭旁隙地”, 雍正二年 (1724) 毁于火 , 知县再改建于古县尾 , 此院一直维 持至民国时期。同样地 , 政和县在雍正十三年 (1735) 由知县与邑人共建的麻风院是“于离城 僻远处”。⑥ 建于乾隆元年 (1736) 的广东增城麻风院位于“豸山雁塔西南荒地一丘 , 而阻重溪 背枕山麓 , 为人迹所罕到”, 而雍正九年 (1731) 在顺德所建麻风院“在城南苏州冈 , 四面环 海”。⑦ 事实上入清以后东南各地的麻风院无不设法建在偏僻的地方 , 最主要的考虑当然是地方 人的排斥。江西大庾县的麻风病患在雍正十二年 (1734) 曾向郡守陈情 : “老城人禁阻入乞 , 养 ·21· 历 　史 　研 　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增城县志》卷 6 , 1801 年 , 第 28 页上 ;《顺德县志》卷 4 , 1853 年 , 第 13 页上。 《福建通志》卷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