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01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大会召开曰期和出席人数的考钧王 邵 维 正 作者依据国内外的大量史料 , 并进行 了 多次访问 , 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裹大 会的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 , 作了研究和考证 。 论证 “一大 ” 是 �� �� 年 � 月 �� 日至 �� 日 召开的 , 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 , 从而 回答了有关 “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提难间题 。 作者邵维正 , � �� �年生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政治教研室教员, 现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 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 这是中国近代 革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事 件 , 有 着 划 时代 的 伟大意义 。 因此 , 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中 , “一大”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 研究党的 “一大 ” , 首先就会涉及到“一大”的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问题 。 由于种种 原因 , “一大 ”的召开 日期国内外一直众说纷纭 , 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 至今尚无定论� 。 出席 “一 大”的代表人数 , 说法也有不 同 , 早期的奢作多数说是十三人� � 中华人 民 共 和国成立以后 , 普遍的说法是十二人 � 也有个别提法是十一人� 。 长期 以来 , “一大 ” � 关于党的“一大 ”召开日期问题 , “一大 ”的参加者和中外史学家 , 各有不 同的说法 。 如 � 苏 联的 � · � · 库秋莫夫等说是六月 �见 《共产国际与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 张国煮 、 李达等 说是七月一 日 �见《我的回忆》、 《七一回忆》� � 马林 、 周佛海说是七月 � 见马林 《给国际执委 会的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 周佛海《往矣集》� � 陈公博说是七月二十 日 �见《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 郭华伦 说是七月二十七 日 �见《中共史论》� � 陈潭秋说是七月底 �见《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 � 见《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的十五年》 �米夫著 , ���� 年� � 《中国革命运动史》� 延安中国现代 史研究委员会编 , �� �� 年 � � 《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 �华岗著 , ��� 年 � � 《共产主义与中 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 , �� �� 年 � 。 � ��� �年张作霖在北京苏联大使馆搜查出一批文件 , 其 中有一份材料 , 内称中共“一大” “共 有十一名代表参加 ” 。 ��� �� � � 中国社会科学 � � � � 年第 � 期 的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 , 成为一直没有解决的疑难问题 。 党内同志 、 国内群众以至外 国友好人士关心这些问题 , � 有的专家还曾对此进行过有价值的研究、 而国内外敌人则 利用这些事情恶毒攻击我们党。 理论战线的同志 , 特别是党史工作者 , 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弄清历史事实 , 回答这类问题 , 把真象告诉党员和人民 , 告诉我们的后代 。 由于“一大 ”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 , 留下的文献很少 , 距今又 已经半个多世纪 , 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 现在 , 各方面都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 , 能够对党史 中的一些 “悬案” , 作实事求是的研究 。 这里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当事人回忆和尚存的 当时文字记载 , 对“一大 ”的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一些考证。 关于“一大”的召开 日期问题 长期以来 , 我们每年 � 月 � 日都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辰 。 不少人把 � 月 � 日 当作“一大”开幕的 日期 。 其实 , � 月 � 日并不是“一大 ”召开的日期 。 至于 “一大 ”究竟 什么时候召开的 , 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 我们研究党的“一大 ”召开 日期 , 与继续把 “七一 ” 作为党的生 日, 是可以相统一 的 。 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 , 纪念党的生 日 , 早在 � � �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 , 时间大多 在六月或七月 , 尚无特定的 日期� 。 �� �� 年 � 月 , 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 生二十周年和抗 日四周年的指示 , 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开展了纪念活动 � , 此后在全党 范围内, 开始了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 。 当时 , 正处于抗 日战争的艰难时期 , 未能查证 “一大 ”召开的准确日期 。 因此 , 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 年 � 月份的月首 , 即 � 月 � 日作为党的生日。 这样 , 纪念“七一 ”就成了我们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 。 毛泽东同 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就指出� “�� ��年的 � 月 � 日这个 日子表示 , 中国共 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 。 ” � 董必武同志在回忆 “一大” 时, 也说 � “有些事情缺乏文 字根据 。 我记得纲领提出来 了 , � 月 � 日这个 日子 , 也是后来定的 。 ”� 毛泽东同志使 用了 “表示”这个词 , 以及董老所说的“后来定的” , 都可以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 日, 是一个象征性的 日子 。 “七一”这个一年一度的庄严的纪念日 ,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 见《新中华报》 �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 � �� � 年 � 月 �� 日第三版 、 � 月 �� 日第二版 、 � 月 �� 日第三 、 四版 、 � 月 � 日第三版的报道 。 见 ���� 年 � 月 � 日的《解放日报》� 延安出版� , 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登载 了“中国共产党二十 周年纪念特刊” , 发表了题为 《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的社论 , 以及朱德 、 林伯渠 、 吴 玉章同志 的纪念文章 。 该报前后几天还刊登 了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举行庆祝建党二十周年 的报导 。 见《毛泽东选集》第 �卷 , 第 �� !页 。 见 �� � 年 � 月 � 日 《童老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录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的情况》 �访问记录 � 。 ��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 � � � 生活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己有深远影响 , 它激励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 , 担当起历史重任 。 因此 , 我们认为 , “七一 ” 作为党的生 日 , 不应受确实弄清“一 大”召开 日期的影响 , 仍可以作为一个惯例继续坚持 。 关于“一大”召开的起止 日期 , 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证 � �一�从代表行踪来看 。 � � � �年 � 月 , 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发出通知 , 要求各地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 , 参 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 由于种种原因 , 各地代表出发 、 到达的时间相距甚远。 将代表的行踪作出具体排列分析 , 对推断“一大”召开的大体 日期是有帮助的 。 参加“一大 ”的代表中, 原已在沪的有李达 、 李汉俊� 。 � 月 � 日以前到上海� 的有张国燕、 王尽美 、 邓恩铭等人� 。 出席 “一大 ”的大多数代表是 � 月 � 日以后到达上海的 , 他们的行踪如下 � 毛泽东 、 何叔衡两位同志是 � 月 �� 日下午 , 从长沙动身赴沪的 。 据谢觉 哉 同 志 �� �� 年 � 月 �� 日的 日记 , 有如下记载 �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 , 偕行者 润 之 , 赴 全 国 � � � � � 之招 ” 。 谢老在 �� �� 年回忆说 � “一个夜晚 , 黑云蔽天作欲 雨 状 , 忽 闻 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 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 , 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 , 他俩又拒绝我 们送上轮船 。 后来知道 � 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 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 ”� 。谢老的夫人王定国也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 �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 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 , 反动势力猖撅 , 谢老 既怕忘掉 , 又不能详细记载 , 只好在这天日记上 , 画了一大串圆圈。 ” � 从当时的交通 情况看 , 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 , 毛泽东 、 何叔衡同志既是乘船动身的 , 必然 是从长沙到武汉 , 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 , 途 中不停留的话 , 约须五天左右时间 。 可见 毛泽东 、 何叔衡同志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 � � 月 � 日以后 。 毛泽东同志到达上海时 , 因 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 , 曾去杭州 、 南京等地 。 《少年中国》的 “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 � “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 , 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 ”� 毛主席在和斯诺谈话 中 曾提 到 � � 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 。 当时人们的习惯是阴历 、 阳历并用 , 知 识界也是如此。 毛主席讲的 � 月 , 可能是指阴历 。 经核对 , 阳历 �� �年 � 月 �� 日 , 是阴历的 � 月 �� 日� 。 因此 , 毛主席的回忆也是符合实际的 。 刘仁静本人回忆 , 他于�� � 年 � 月下旬与邓中夏 、 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 � 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 、 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 到达时间见张国熹《我的回忆》。 � 王尽美 , 曾写作王尊美 、 王烬美 , 一九七四年经山东博物馆调查 , 应作王尽美。 � 见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 载《新观察》��� 年第 � 期 。 � 见� � �年�� 月�� 日《工人日报》, 王定国同志的文章《万古云霄着意旋》。 � 见《少年中国》第 �卷第 �期 , ����年 � 月 � 日出版 。 � 见荣孟源《中国近代史历表》, 中华书局���� 年 � 月出版。 � � � � 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 期 下 , � 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 年会结束后 , 还 在南京停 留了 两 、 三天 , 才去上海参加“一大” 。 《少年中国》刊登的 “南京大会记略” 上写道 � “本会 今年南京大会 , 会期从 � 月 � 日起 , � 日止 , 开会时间计三天半 , 到会者有王克仁 、 都爽秋 、 杨效春 、 方东美、 陈启天 、 挥代英 、 杨贡仁 、 蒋锡昌、 李儒勉 、 陈愚生 、 高 尚德 、 赵叔愚 、 沈君怡 、 刘衡如 、 陈仲瑜 、 沈泽民 、 张闻天 、 左舜生 、 阮真、 刘仁静、 邓仲懈 �即邓中夏—笔者注� 、 穆济波 、 黄 日葵二十三人” 。 “又第一 日各间题 , 因关系重大, 北京会员黄日葵 、 邓仲懈 、 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 , 在 � 月 � 日鸡鸣寺会议上 , 由高尚德动议 , 与第二 日互换 , 结果一致通过 。 ”而在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 有刘仁静 的两次 发言 中层任职表态发言幼儿园年会园长发言稿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在区委务虚会上的发言内部审计座谈会发言稿 内容� 。可以肯定刘仁静等是 � 月 � 日到达南京的, 并参加了少年 中 国学 会的年会。 在“会员消息”一栏中登有 � “高君宇、 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 , 并游历 沪杭一带 , 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 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 。 ”为保密起见 , 当时以 “留沪习 德文”为借 口 , 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 , 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 大” 。 刘本人的回忆 , 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 据此 , 刘仁静是 � 月 � 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一大 ”后 , 回到广州 , 曾写了一篇名为《十 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刊载 在 嚼新青年》上 。 此文开头就写道 �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 , 心里很想转地疗养 , 去年 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 , 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 , 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 戎马控惚之时 , 没有度蜜月的机会 , 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 因这三层原因 , 我于是 在 � 月 �� 日起程赴沪 ” 。 文中所述上海的 “学社” , 即是指党组织 � “未完的手续 ”即是 指参加党的“一大” , 完成党的正式成立的议程 。 此文是紧接在 “一大” 之后写的 , 不 像陈公博后来写的《寒风集》那样歪 曲事实 , 解脱 自己。 当时的文字记载还是比较可信 的 。 据此文记载 , 陈公博是 � 月�� 日从广东动身的 。 他的文章标题 , 已直接说出在上 海住了十天 。 “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 , 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 , �� 日夜遂趁车赴杭 。 ” � �陈 公博未参加南湖会议 � 。 根据上述记载 , 从 � 月 �� 日向前推十天 , 陈公博是 � 月 �� 日 左右到达上海的 。 周佛海当时在 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 , 是从日本 回国参 加 “一 大 ” 的。 《少年中国》的 “会员消息” 中记载 � “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 , 现寓上海渔 阳 里六 号。 ” � 周本人也回忆说 �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 , 知道 � 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 。 凑巧是暑 假期中 , 我便回到上海”� 。从周佛海的行踪时间来分析 , 一是在暑期 , 一般开始放暑 假是在 � 月 � 二是周接到上海同志的信后 , 才从 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 。 信件和旅途都 见《少年中国》第 � 卷 , 第 �期 , �� �� 年 � 月 � 日出版 。 文见《新青年》第 � 卷第 � 号 , 广州����年 � 月 � 日发行 。 当时的期刊 , 发行时 间常有误期 的现象 。 陈公博回到广州 已是 � 月份 , 此期《新青年》实际上是 � 月发行的。 见《少年中国》第 � 卷第 � 期 , �� �年 � 月 � 日出版。 见周佛海《往矣集》, 上海古今出版社 , 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增订十版 。 ��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戈� � � 需要比国内更长的时间 。 因此 , 周佛海到达上海 , 是在 � 月下半月 。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 , 他 回忆说 � “我是 � � � 年 � 月 �� 日从上海动身 去 广 州 的 。 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 , 他 自己走不开 , 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 。 陈独 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 日子 , 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 。 后来 , 接到上海李汉俊 的信 , 要陈独秀回上海 , 并请广州派两人 出席会议。 陈独秀说他不能去 , 要陈公博和 我出席会议 , 大家同意他的意见 。 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夫人比我 早 走 一 天 , 先 到香 港 , 坐邮船到上海 。 我是 � 月 �� 日坐海船直赴上海 , 大约 �� 日到达 。 ” � 包惠僧所说 的时间 , 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合 , 因此 , 他到达上海也是 � 月 �� 日左右 。 董必武 、 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 , 目前尚未查到直接的文字记载 。 在这个问 题上他们的回忆都说得比较笼统 , 但是 , 陈潭秋的回忆可以使我们知道大体的时间。 他说 � “�� � 年 � 月的下半月 , 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 , 突然来到了 九个 客 人 。 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 ” 。 “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 的代表 。 他们到上海来的 目的 , 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 � 据包惠僧说 , 董必武 、 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 , 和他不相上 一『。 这两个说法大体相同 。 因此 , 董 、 陈两 位到沪时间 , 在没有发现新的更确凿的材料前 , 可暂定为 � 月 �� 日左右 。 代表行踪告诉我们 , �� � � 年 � 月 � 日在上海的 “一大 ” 代表 只 有五 人 , 不 足 半 数 , 而当事人回忆第一次会议是全体出席的 。 显然 “一大” 开幕会议不可能在 � 月 � 日召开 , 也不可能在 � 月上 、 中旬召开 。 “一大” 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 , 只能 在 � 月 下旬 。 �二 � 从可以借助 的间接事件来看 。 “一大 ”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 , “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 , 就 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 , 会议被迫中断 。 会址改在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举行 , 并于 当天结束了党的 “一大 ”� 。 另据陈公博 、 周佛海的回忆 , “一大 ”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 , � 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 我们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 , 就大体可以间接 推断出 “一大 ”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 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 � “这次旅行 , 最使我终身不忘的 , 就是大 东旅社的谋杀案 。 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 , 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 包惠僧这段回忆是对笔者 口 述的。 包惠僧 的多次回忆录都说七月召开 “一大 ” , 没有具体 日 期 , 也没有自己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 �� � � 年 � 月 �� 日 , 笔者专就此问题再访包 惠 僧 , 经他 回忆后 , 作了具体答复 。 见陈潭秋《回忆党的 “一大 ,’� , �� ��年 � 月为纪念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 原发表于莫斯科出 版的《共产国际》上 。 见蓝必武 、 陈潭秋 、 张国森 、 包惠僧 � 、 陈公博、 周佛海等人的回忆 。 �了� � 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 一期 发生 。 了月 �� 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 , 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 继 续 便 �闻 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那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 钟方 才 发 觉 , 那 个 凶手早已远脆 · ·一男子 叫瞿松林 , 女子叫孔阿琴 , 一个是洋行的侍役 , 一个是缥丝的 女工 。 ”� 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 , 受到法国巡浦的搜查和 审问 , 回到大东旅社后 , 说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 , 忽然听见一声枪 响 , 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一在杭州读报 , 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 。 女的名唤孔阿琴 , 是一个丝厂女工 。 男的名字 , 我已忘记 , 是一个洋行的西息 。 ”� 周佛海在 《往 矣集》 中也提到这件事。 他说 � “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 , 住在大东旅社 。 巡捕 走后 , 他怕有人跟梢, 不敢逸回旅馆 , 绕了几个游艺场, 才回旅馆。 那知他紧隔壁的房 中, 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 , 开了两枪 , 打死了一个女人 , 公博夫妇 , 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 ” �� � 年 � 月 � 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 “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 , � 月 � 日又报道 “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 上海� 《申报》�� �� 年 � 月 � 日第十四版 , 也刊载了 《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 , 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的新闻, 内容与 《新闻报》相 似。 这两家报纸的新闻都是说的孔阿琴的被杀案件 , 时间是 � 月 �� 日。 陈公博 、 周佛海的记述与《新闻报》、 《申报》的报道 , 基本相符 。 因此 , 孔阿琴案 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是可信的 。 另据 《上海生活报》�� ��年 � 月 � 日报道的消息� “前天 , 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 中国团体说 , 根据新的规定 , 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 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 法国警察通知实行新规定的时间是 � 月 �� 日、, 看来是针对党的 “一大” 的。 时间是侵扰 “一大” 的第二天 , 地点是法租界 , 通知的对象是租 界 的 中 国团体 �当时法国巡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明是中国共产党 � 。 从法国巡捕派人跟踪代 表 、 搜查会场的情况来看 , 他们已经得知有政治团体在法租界开会 , 但又没有抓住确 凿的证据 。 因此他们就作出一项新的规定 , 团体集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得到批准 , 以限制政党活动 。 这个记载也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 。 以上两件事的记载 , 可以使我们从间接的材料中 , 推断出“一大 ”在上海召开最后 一次会议的日期 。 孔阿琴被杀是 � 月 �� 日发现的 , “一大” 被法国巡捕侵扰是在此案 件的前一天晚上 , 无疑就是 � 月 �� 日晚上 。 法国警察的通知是 � 月 �� 日, 是他们搜 查“一大 ”会场的第二天 。 这两个间接事件都证明 , “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 � 月 � � 日晚上 。 据董必武 、 陈潭秋、 包惠僧 、 李达 、 周佛海以及南湖会议会址的安排 者 王 会悟 �李达的夫人 , 浙江嘉兴人 � 等人的回忆 , 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法国巡捕侵扰 而 中断 后 , 第二天即去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 。 其中周佛海回忆说� “谁知 �’’一大” 会 � 《新青年》第 � 卷第 � 号 , 广州 �� � 年 � 月 � 日发行 。 � 见陈公博《寒风集》中 “我与共产党 ”一节、 ���� 、年 � 月上海再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 出席人数的考证 � � � � 议 � 到了第六晚 , 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 , 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 · 忽来了一形迹可疑 之人 , 闯入屋内 , 一望而去 , 我们知道不妙 , 随即散会 。 · ·…� 当晚十二时 , 我们又在 陈独秀家开会 , 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 。 ”� 张国煮在 《我的回忆》 中说法有所不 同 , 他提出是中间隔了一天才去南湖开会的 。 从 当时情况分析 , 多数人的回忆 , 比张 国熹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 会议开的时间已较长 , 加上法国巡捕也开始干涉此事 , 代表的 心情都希望抓紧进行 。 第二天到南湖开会从时间上看也来得及 , 巡捕走后是晚上十时 左右 , 部分代表于当晚十二时在陈独秀家 �即李达家 , 那时李达和陈独秀两家同住一栋 房子 �碰头 , 决定第二天改在南湖开会 。 �当时上海习惯于夜生活 , 晚上十二点乃至一 、 二点人们仍在活动 , 曾有“不夜城 ”之称 。 � 第二天王会悟乘早班车先去嘉兴 , 代表们是乘 第二班车去的 。 看来多数人� 回忆第二天召开南湖会议是可信的 。 张国煮回忆有误 。 上述情况说明 , 既然上海最后一次会议是 � 月 �� 日, 南湖会议就在第二天召开 , 那么 , 党的 “一大 ”在嘉兴南湖闭幕会议的日期便是 � 月 �� 日了 。 �三 � 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 建党初期 , 党的活动处于白色恐怖之下 , 当时的文献在国内是难以保存下来的 。 全国解放以后 , 从国外陆续收集回来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 , 并从外文翻译为中 文 。 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记载 , 其 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文 , 原件无 日期和作者 , 从内容和文字上分析 , 此文是“一大 ”闭幕后不久写的 , 似出自当事人的 手笔。 文 中有如下记载 � “代表大会预定 � 月 �� 日召开 , 但是来 自北京 、 汉 口 、 广州 、 长沙 、 济南和 日本的各地代表 , 直到 � 月 �� 日才全部到达上海 , 于是代表大 会 开 幕 了 。 ” 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 , 明确地记为 � 月 �� 日 。 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 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相对照是符合的 。 此文还写道 � “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 。 会议 刚开 始 , 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 , 他道歉说走错了 , 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 。 这 个侦探的到来 , 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 , 尽管在他来过以后 , 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 搜查。 在这以后 , 我们提高了警惕 , 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 , 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 大的小城市去” 。 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 , 休会两夭 , 用于起草党的纲 领 和 工 作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 。 这就告诉我们 , “一大” 在上海开了六天会 , 加上两天起草 文 件 , 共 为八 � 见《陈公博 、 周佛海回忆录合编》, 香港春秋出版社 �� � �年 � 月再版。 � 指董必武 、 陈潭秋 、 包惠僧 、 李达 、 周佛海以及王会悟等 。 � 此件原存共产国际 , 从俄文翻译为中文 。 � 董必武 、 张国煮等人回忆 , 他们参加过党的纲领和 工作计划 幼儿园家访工作计划关于小学学校工作计划班级工作计划中职财务部门工作计划下载关于学校后勤工作计划 的起草工作。 �见《中国共�峥党 “一大 ” 的主要问题—访问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董必武同志》, 张国斋 《我的回忆》。 � “一大”起草和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副本 � 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 副 本 � , 现存有俄文 、 英文两种文本 , 内容基本相同 。 当事人的回忆和现存的文 献 , 与此 处 “休会两天 , 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的说法 , 可以互相印证 。 理� �� � � � 中国社会科学 ��� � 年第 � 期 天 。 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 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 , 是 � 月 �� 日。从 三十日向前推八天 , 正好是 � 月 �� 日。 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 “直到 � 月 �� 日才全部 到达上海 , 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 我们认为 , “一大” 的开幕 日期是 了月 �� 日 , 闭 幕是 了月 �� 日。 根据上述“一大”起止时间 , 以及有关材料对会议内容的介绍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 , 可排列如下 � 日 期 �地 点 …会议次数 主 要 内 容 开幕 , 致词 , 确定会议 日程 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 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 法国巡捕侵扰 , 会议未能进行 通过党纲 、 决议 , 讨论宣言 , 选举中央 , 闭幕 海上上 海 海海海海兴上嘉上上上 � 月 � � 日 ’ � � 日 � � 日 � � 日 � � 日 � � 日 � � 日 � � 日 � � 日 关于“一大”的出席人数问题 出席“一大”的人数 , 现有十一人 、 十二人 、 十三人三种说法 。 其中十一人的说法 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 , 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 , 作者又不是当事人 , 从各方面来看都 难以成立 , 本文对此就不作详尽的讨论了 。 对出席呼一大”有十二人和十三人这两种说法作具体对照分析后 , 我们可以看出 , 在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中, 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 、 董必武 、 陈潭秋 、 王尽 美 、 邓恩铭 、 李达 、 李汉俊 、 张国煮 、 刘仁静 、 陈公博 、 周佛海十一人 。 争论最多的 是包惠僧 , 另外在一个当事人的回忆中 , 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 。所以 , 要解决“一大”的出席人数到底是十二人 , 还是十三人的问题 , 除了要搞清所谓何叔衡 的代表资格以外 , 关键在于弄清包惠僧是否出席了党的 “一大” 及其参加 “一大” 的出 来。 现就此间题作如下考证和分析 � ‘ �一 � “一大”代表产生的前后情况 。 � 见张国煮《我 的回忆》。 � ��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了��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 ”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 , 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 一下产生 “一大 ”代表的经过以及前后情况 。 �� � � 年 � 月 � 日 , 共产国际驻 中国代表马林 �即亨克 · 斯尼夫列特 , 荷兰人� 到 达上海� 。 马林 �� �� 年 � 月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 �� �年 4 月动身来华 。 赤 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 (苏联人) 也于 6 月到达 中国 。 共产 国际 代表的到来 , 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中国前 , 上海 、 北京 、 长沙 、 武汉 、 济南 、 广东等地 , 先后 建立了党的组织 (当时各地组织名称不一 , 有的直称共产党 , 有的称支部 , 也有的以 别的名称掩护党的活动 , “共产主义小组” 是后人加称的) , 并展开 了实际活动 。 召开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酝酿之中。 马林等到达上海时 , 陈独秀正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 育委员会委员长 , 未能直接晤谈 。 因此 , 马林即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 、 李 汉俊建立了联系 , 了解了各方面情况 。 马林等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 宣告 中国 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 后又与在北京的李大钊 、 张国熹 , 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交换了意 见 , 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 由李达 、 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 两名代表 , 到上海参加“一大” 。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 , 加之缺乏经验 , 又没有 可供遵 循 的章 程 , 因此 , “一大 ”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 。 据有关人员的回忆 , 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 , 多数地区并没 有选举代表 , 代表产生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 有的地区是领导人指名参加 , 有的地区是 个别协商产生代表 , 也有的地区是秘密前往出席会议。 “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 表资格的审查 。 因为出席 “一大 ” 的代表 , 同为党的发起人 , 代表互相之间是平等关 系 , 不存在谁审查谁或者谁承认不承认谁的问题 。 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 成 立 的情 祝 下 , 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 , 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 张国煮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 , 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 , 几位 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 ; 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 , 又无工作表 现 , 不应出席大会 , 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 。 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 由 , 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 因此 , 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 ” 张国蠢的说法是没有根据 , 不能成立的 。 理 由有三条: 第一 , 张国煮提出何叔衡 同志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 , 是 “既不懂马克思主义 , 又无工作表现” 。 这种说法不 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 。 何叔衡同志生于 1877 年 , 1 9 18 年参加新民学会 , 是这 ¹ 据荷兰外交部档案资料 , 法国巡捕致上海荷兰总领事函件中记载: “ ( 1 9 2 1 年) 6 月 3 日斯 尼夫列特乘意大利劳尔 · 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切拉轮到达上海 , 住南京路东方大旅社 , 自 称是安德雷森 。 6 月 14 日离开东方大旅社 , 到麦根路三十二号一家公离住宿” 。 ( 〔荷兰) 道夫 · 丙《斯尼夫列特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 了) 10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年第 1 期 个先进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 1 9 2 0 年秋又参予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 工作 , 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 , 主办《湖南通俗报》,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 、 建立党组 织 、 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一大”召开那年 , 何叔衡同志已是四十 多岁的中年人 , 有了相当的经历和学识 , 马克思主义水平 、 工作表现都不在一般代表 之下 , 根本不能成为不应出席会议的理由。 第二 , 长沙党组织根据上 海发 起 组 的通 知 , 与其他地区一样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一大” , 没有任何理由唯独要从长沙两名代表 中减去一人 。 在同一个回忆中 , 张国壳又说“毛泽东 、 何叔衡代表糊南约十个党员” , “合计代表十三人 ” , 前后矛盾 , 不能 自圆其说 。 第三 , “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 查的程序 , 张国煮的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 。 由此可见 , 张 国蠢关于何叔衡代表资格的说法 , 是为了附会十二名代表之说 , 与历史事实不符 , 应 予否定。 ( 二)“一大”出席者关于代表人数和名单的回忆 。 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 在党的“一大”出席者中 , 除 ,何叔 衡 、 王 尽 美 、 邓 恩 铭 、 李汉俊四人 , 因去世较早 , 没有留下回忆录外 , 多数人都先后留下了书面或口述 (由别人记录)的回忆 。 在现存的“一大”出席者回忆中 ,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回忆录 , 没有具体涉及“一大”的代表人数和名单 , 此处不作引用; 包惠僧本人的回忆在论述下 一个问题时另引 。 现将其他八名“一大 ”出席者 , 对 “一大” 出席人数和名单的有关回 忆 , 引用如下: ( l )毛泽东同志 1936 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 一次会议中 , 除我之外 , 只有一个湖南人 。 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 张国煮 、 包 惠僧和周佛海。 一共是十二个人 。 ” ¹ 1 9 6 9 年毛泽东同志在 “九大 ” 开幕式上 的讲话 中又说: “第一次代表大会 , 只有十二个代表 。 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 , 一个是董老 , 再 一个就是我 。 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 , 山东的代表王尽美 、 邓恩铭 , 湖 北 的代 表 陈 潭 秋 , 湖南的代表何叔衡 , 上海的代表李汉俊 , 都牺牲了 。 叛变的 , 当汉奸 、 反革命的 有陈公博 、 周佛海 、 张国蠢 、 刘仁静四个 , 后头这两个还活着 。 还有一个叫李达 , 在 早两年去世了 。 ” ( 2 ) 董必武同志 19 37年与威尔斯谈话时说:“我参加了 1921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 第一次代表大会 。 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 , 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 ,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 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 。 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 北京派张 国煮和刘仁静 , 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 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 , 李汉俊1927 年在汉 口被杀 , 李达现在是一个 自由主义者 , 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 。 广东派陈公博和 包惠僧 , 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 , 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僚—内 ¹ 见埃德加 · 斯诺《西行漫记》。 · 1 2 8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了)王1 政部长 。 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杀了 。 来 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 。 一个来 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 另一个是俄国人 , 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 ” ¹ 1 9 7 1 年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与访问者的谈话中说: “ ‘一大’ 代 表 , 上海 、 济南 、 湖南 、 湖北 、 北京各是两个人。 广州是一个人 , 实际到了两个 , 有 一个包惠僧 ,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 , 是列席的 , 不是代表。 因此 , ‘一大 , 代表有的讲是 十二个人 , 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 ” ( 3 ) 陈潭秋同志 193 6年回忆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 : “湖南长沙的共产 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 、 何叔衡;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 , 山东济南的 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 。 那时 , 王 、 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 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 的工作侵蚀了他 , 邓则被捕后死在狱 中。 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 , 后来成为托洛茨基 派 , 被党开除了党籍…… 。 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 。 代表 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 是周佛海 , ……他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 , 被党开除 。 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 除 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 , 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煮 , 代表上海的李汉俊、 李达 。 李汉 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 , 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 , 并与北洋军 阀有往来 ; 在武汉政府叛变后 , 他被安徽军阀枪毙。 李达则在五拼后……退出了党。 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 , 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 , 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 。 陈 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 , 终被开除了党籍 , 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分 子 。 ” À ( 4 ) 李达同志 1955 年回忆说: “ 6 月下旬 , 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 长沙—毛泽东 , 何叔衡。 武汉—董必武 , 陈 潭 秋。 上海—李 达 , 李 汉 俊。 北京—刘仁静 , 张国煮 。 济南—王尽美 , 邓恩铭 。 , 广州—陈公博 。 东京—周佛海。 ”À 1 9 5 了年 3 月 18 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 “包惠 僧并不是 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 。 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 , 武汉 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 、 陈潭秋 , 包惠僧也到了上海 , 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 , 7 月 1 日晚开会的时候 , 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 , 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 ( 5 ) 张国煮在 1966 年回忆说: “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 , 代表上海九个党员; 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 董必武 、 陈潭秋 、 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 毛 泽东 、 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 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 王尽美、 邓恩铭代 表山东的八个党员; 周佛海代表 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 。 合计代表十三人 , 党员五 十九人 。 ” ¼ 见尼姆 · 威尔斯《红尘》。 见陈潭秋《回忆党的 “一大 ’,》, 1 9 3 6 年 6 月为纪念党诞生十五周年而作 , 原发表于莫斯科出 版的《共产国际》上 。 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 第一次 、 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见张国煮《我的回忆补 ¹º À¼ 129 了) 12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年第 1 期 ( 6 )周铃海在 1943 年回忆说:“党务发展得真快 , 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 、 汉 口 、 长沙 、 北京 、 广州 , 都成立了组织 , 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 。 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 , 还没有叛变 , 约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去粤 , 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 所以代表大会 , 他不能亲来主持 。 广东代表是公博 , 北京是张国煮 、 刘仁静 , 长沙是毛泽 东和一位姓柯的老先生 , 汉 口是陈潭秋 、 包惠僧 , 上海是李达 、 李汉俊 , 济南是谁记 不清了。 丁默郁虽然不是代表 , 却是C · Y (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 , 也在上海 。 我便算是 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 其实鹿儿岛方面 , 没有一个人参加 , 东京只有一个施存 统。 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 。 第三国际 , 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 。 ” ¹ ( 7 ) 陈公博在 1935 年回忆说: “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 , 我和我的太太 由香港转上海 。 我们住在大东旅馆 , 各代表也有往在博文女学的 , 也有住在别处的 。 周佛海 、 李鹤鸣 (即李达—笔者注) 、 李汉俊 、 张国壳 、 包惠僧 , 都在那时认识 , 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 , 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 。 当时的代表大会 , 所谓 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 , 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 , 且为上海租界当局 所注意 , 故未来沪 , 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 , 也未南来…… 。 ” º ( 8 ) 刘仁静在 1979 年 4 月 、 6 月在接待笔者访问时回忆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 , 但不是代表。 包惠僧 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 , 我没有这个印象。 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 会的 。 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 , 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 , 谁是旁听列席代表 。 所 以 , 包惠僧来参加会 , 也没有人不同意 。 ” 上述八名“一大”出席者 , 对包惠僧出席会议的回忆 , 综合情况如下» : 八人的回忆都曾提到包惠僧 。 在包惠僧参加了 “一大 ”会议这点上是一致的 。 至于包惠僧出席会议的由来和所代表的地区间题 , 说法是不 一 致 的 。 八人 的 回 忆 , 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 (l )未说明包惠僧代表那个地区 的有毛泽东同志和陈公博两人 。 ( 2) 说包惠僧是代表广东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 、 陈潭秋同志两人 。 ( 3 ) 说包惠僧代表武汉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煮 、 周佛海两人 。 ( 4 ) 说包惠僧是串门参加会议 、 是列席代表的有李达同志和刘仁静两人 。 ( 三)包惠僧在“一大”前后的活动及其本人的回忆 。 为了进一步探讨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以及出席会议的由来间题 , 有必要把他 的简历 , 特别是在“一大 ”前后的活动情况 , 作一些了解和研究 。 根据包惠僧本人撰写 的儿个回忆录以及笔者对他的多次询问 , 并参考了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和介绍 , 对包惠 僧及其初期的部分活动简介如下: ¹ 见周佛海《往矣集》。 º 见陈公博《寒风集》。 À 在同一人的多次回忆中 , 前后说法不一者 , 此处采用早期回忆的说法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7 ) 13 包惠僧 , 又名包晦生 、 鲍怀深 、 包一宇 、 鲍一德 , 笔名栖梧老 人 。 1 8 9 4 年 生 , 1 9 7 9 年 7 月 2 日去世 , 湖北黄冈人 。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 1 9 2 0 年底以前 , 大部分 时间居住在武汉 , 师范毕业后 , 以新闻记者为职业 , 藉此谋生 。 1 9 2 0 年 9 月中旬 , 包惠僧经由刘伯垂介绍 , 被吸收为党员 , 刘伯垂是在不久前 , 由广东辞官返鄂 , 途经上海时 , 与陈独秀多次晤谈 , 并被吸收入党的。 陈还委派刘伯 垂回武汉发展组织 。 据董必武回忆李汉俊也曾去武汉发展组织 。 在此前后入党的还有 董必武 、 陈潭秋 、 郑凯卿 、 张梅先等。 武汉的第一批党员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 开第一次会议 , 成立武汉临时支部 , 机关设在武 昌山前多公祠五号 , 挂着律师事务所 的牌子 , 包惠僧是武汉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 1 9 2 0 年 9 月至年底 , 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汉活动 , 曾参 预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 并开始着手初期的工人运动 。 1 9 2 1 年 1 月 , 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联留学 , 由武汉到上海 , 住在法租界 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里。 后因去海参威的海路中断 , 加上经费困难 , 未能成 行 。 包本人就留在上海 , 参加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 1 9 2 1 年 5 月 , 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 。 1 9 2 0 年12 月 , 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 , 去广东 主持教育工作 。 上海党的工作 由李汉俊、 李达主持。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代表威琴斯基 已 回国, 党的部分骨干先后离开上海 , . 经费也发生了困难 。 1 9 2 1 年“五一”前 , 李汉俊 曾对包惠僧说: 人都走了 , 经费也没有了 , ‘ 没办法干了 。 因李本人走不开 , 就要包惠 僧去广州找陈独秀 , 要陈回上海主持工作 , 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去 。 包惠僧到达 广州后 , 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部 , 陈独秀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 , 表示他不能回上海 , 党的机关也不能搬到广州来 , 并要包惠僧在广州多住些 日子 , 还由苏新甫 (《新青年》 杂志的发行人) 介绍到报馆做临时工作。 包惠僧是在上海参加庆祝“五一 ”劳动节的活动之后去广州的 , 在广州住了两个多 月 , 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 的活动 。 7 月中旬从广州动身去上海 , 参加党的 “一 大 ”。关于这段的情况 , 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忆:“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 , 是支部书记 , 北大毕业生 。 陈公博 , 也是北大毕业生 , 法专的教授、 宣传员养成所所长 、《广州 日报》 总编辑。 《广州 日报》是陈独秀办的 , 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 还有谭植棠 , 是教书的 , 也是北大毕业生 。 刘尔裕, 是个中学生 。 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 , 加上陈独秀和我 , 共 七个人。 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 有一天 , 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 , 说接到上 海李汉俊的来信 , 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 , 要召开 中国 共产党的发起会 , 要陈独秀回上海 , 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 , 还寄来二百元路 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 , 至少现在不能去 , 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 , 正在争取一 笔款子修建校舍 , 他一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 议 , 陈公博是办报的 , 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 , 知道的事情多 , 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 了) 14 中国社会科学 1980 年第 1 期 棠代理 。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 , 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 (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 , 还 让我回湖北工作 , 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 , 离不开 。 陈独秀年 长 , 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 , 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 , 同意他的意见 。 有 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 , 当时是有一点 , 但以后就不行了 , 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 , 他 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 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 , 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 。 陈 公博刚刚结婚 , 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上海 , 住在东亚旅馆 , 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 广州打了个电报 , 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 。”¹ 1 9 2 1年 8 月 , 包惠僧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 , 主编《劳动周刊》。 不久 , 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的组织 (当时称支部) 相继成立 , 包惠僧是长扛支部的 负责人 。 1 9 2 1 年 9 月, 陈独秀根据第三国际和中共 中央的意见, 辞去广东的职务 , 回到上 海 , 专做党的工作 。 不久 , 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 , 同时被捕的还 · 有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 、 杨明斋 、 柯庆施等 。 经马林及广州 、 上海知名人士多 方营救 , 先后释放出狱 。 1 9 2 1 年10 月以后 , 包惠僧由上海回到武汉 , 在武昌黄土坡从事武汉党的工作 。 从五十年代开始 , 包惠僧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录 。 在公开或内部刊 物上 发 表 的 有 《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 (一) 、 ( 二)》、 《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 点意见和几点回忆》、 《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补充纪录之一 、 之二》、 《“二七”回忆 录》、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等 , 因病去世前还留下了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黄 埔军校 、 回忆陈独秀 、 回忆马林等文稿 。 多年来 , 包惠僧还经常接待党史教学和研究 人员的访问, 并由访问者整理出为数不少的访问记录 。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料 , 已经可以回答包意僧是否参加“一大 ”的问题 。 从当事人的 回忆来看 , 目前所能见到的 “一大”出席者的回忆 , 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 “一大” 会 议 。 因为要维护一度流行的十二人之说 , 有些当事人(如董必武 、 李达同志)在一个时 期内不提包惠僧 , 这是可以理解的 。 但在个别访问或答复询问函件时 , 他们仍然证明 包惠僧参加了“一大” , 从包惠僧初期的经历来看 , 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 , 是一个地 区的负责人 , 又和陈独秀 、 李汉俊、 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 , 有着多方面的联系 , 所以 , 他参加“一大”是有资格的。 至于包惠僧政治不坚定 , 后来脱党 , 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 包惠僧的回忆录来看 , 他的多次回忆内容详尽 , 多数材料能得到印证 , 有些细节不是 亲身经历者是难以写出的 。 而且这些回忆又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采用 , 经过社会各方 面的检验 。 由此可见 , 包惠僧参加了党的“一大” , 这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 包惠僧原是武汉的党员 , 1 9 21 年上半年他先在上海 , 后在广州 , 参加了这两地党 ¹ 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 79年第 3 期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 7 ) 15 的活动 , 出席 “一大 ”是从广东动身去上海 。 这种情况在“一大”出席者中仅此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