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藏书盖个印 给藏书盖个印 ◎陈寿昌 藏书印始于何时？ 有人说在西汉时期就有了藏书印。但有据可考的应该是唐太宗的“贞观”印，宋朝宋太祖的“秘阁图书”收藏印；这些都是官方的。到了明清，私人藏书渐渐多了起来，给藏书加印的风气也逐渐盛行起来。 藏书印是中国的一大特产，因为只有中国的方块字才适合刻在章上，印在纸上。对一些名人雅士来说，藏书印起着一种抒情铭志的作用，使一本普通的图书更增加了雅趣，方寸之间体现着主人性情。 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刻着“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清代藏书家吴骞的藏书印刻的是：“寒无衣，饥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此昔人治学之名言，是拜经楼藏书之雅则。”这是他的藏书印也是他的座右铭，这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他勤奋治学，终于成为一代杰出的出版目录学家，清代史学家。 万贞一的藏书印刻的是：“吾宁可食吾肉，吾亡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卖，熟此自可供汝粥。”这就明显的带有家训的味道了，告诉你读书可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 给图书盖上章，就表明这本书就是你的了，就像一个人有了身份证一样，再也丢不了了。这是我等平民百姓常用的，也就是盖个名章。对于藏书印的好处，我可有切身的体会，一个印让我的书失而复得，没有印让我的书被人偷梁换柱。 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禁锢对年的中外名著开始在社会上出版流行，当时我买了一本《一千零一夜》是分上下两册的，买回后顺手就在扉页上盖了我的名章，那枚章还是上中学时刻的，还是篆字的。看完就把书放到书柜里了。平时一些爱看书的人知道我家里有一些书，不免就有人来借。借了有时就记不清了。有一天又想看这本书，于是就在书柜里找，可怎么也找不到，问谁谁都不知道，自知这本书是丢了。 过了好几年后，单位的一个小青年对我炫耀说，他借了一本好书，写的可好了，特有意思。我问他什么书，他说是《一千零一夜》。我接过他的书一看，那枚熟悉的印章立刻映在面前，由于是篆字一般人都不认得，他自然不知道这本书就是我的。我不动声色的的问，从哪借的？他说是从他村里借的。我的书怎么会流落到他们村的呢？我想了想，猜想一定是妻子回娘家时带回去看了，落在她家了，她村里有一个媳妇的娘家正好和这个青年同村，而这个媳妇和妻子的关系又很好，于是便借走了。这是我才指着那枚印章说，这本书就是我的，在外流浪了几年的书终于回到了我的手里，可那本下册却始终没有找到。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关于它的出版还有一段曲折，小说由三审制审阅后，印刷出版了。但在发行前中宣部审查时却遇到了麻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反动的、黄色的、有毒的”毒草，不能发行。这下，编辑们傻了眼，只好把矛盾上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主要领导。这位领导经过认真的审读后，顶住重重压力，一锤定音——出版。这样才使这部巨著得以问世，和广大读者见面。后来这本书先后获得了“矛盾奖”“当代文学奖”等多项奖项。 对于这样一本书我岂能放过，当然要买。买来后先是我看，然后妻子又看。看完后存之书柜。县里有人知道我有这本书，就来借了，来借书的人当然不是朋友就是熟人，岂能不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书还回来了，据说中间还有好几个人借去看。一段时间后，妻子重新看这本书，看到半截，忽然对我说，这本书不是咱们的，他说怎么看到半截又折回去了，我记得咱们那本不是这样的啊。我一看，果然不是我原先那本，这是一本装订错误的书，无疑是让人半路掉了包。谁让自己买回来没有及时盖章呢？如今找谁去理论？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自认倒霉。 还有更奇的呢。那年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送我一本他写的长篇小说《别扭过脸去》，上面有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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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陈寿昌先生雅正”和名章。后来这本书又被人借走不知去向，我问遍了常向我借书的人和与韩先生相识的人，他们不是说没借，就是说看完还给我了。得，这本书又丢了。这本书让我丢的心疼和愧疚，因为这是作者的赠书呀，况且上面还有人家的题字，想买都没地方买去，心里感到十分对不住朋友。 回到北京后，有一天到潘家园旧货市场闲逛，是那种毫无目的的逛，就像女人们爱逛商场一样，并不一定是要买什么，只不过是饱饱眼福，碰上了合适的就买，碰不上则作为一种消遣。浏览中，眼睛一亮，一本《别扭过脸去》闪入眼帘，书有些旧，封面也皱了。忙蹲下身，拿起书翻开一看，韩先生那熟悉的字体和名章出现在眼前。啊，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那高兴劲就别提了，毫不犹豫地淘了回来。书虽然回来了，但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本《别扭过脸去》是如何从晋南的小城，翻山越岭“跑”进北京城的，难道它会飞？难道它有魔法？看来它像百慕大一样将成为一个永久的谜。 如今买回书先给新书盖个章，我还请人刻了一方“寿昌藏书印”，仍是篆字的，我想我的书今后再也不会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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