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案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教案 中职数学基础模块教案 下载北师大版¥1.2次方程的根与系数的关系的教案关于坚持的教案初中数学教案下载电子教案下载 ） 中 国 当 代 文 学（教案） 第一章 50-70年代的文学思潮 第一节 文学的转折 1、​ 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界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政治的变革，并不一定导致文学形态的变化，但是我国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长时间以来，始终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因而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直接影响了文学的转折。 “转折”指的是什么：指的是40年代文学格局中各种倾向、流派、力量关系的重组。 1、​ 以延安文学作为主要构成的左翼文学，进入50年代，成为唯一的文学事实。 从20年代后期开始，左翼文学就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文学形态，20-50年代是一个推进文学“一体化”的过程。 40年代后期的作家群，其实存在着不同的思想艺术倾向，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力量，比如我们1945年10月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第二年另外一个作家群也成立了一个协会，就是以张道藩为首的、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作家群，组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两个协会处于对峙状态，宣告了战争期间文艺界“团结”局面的结束。 另外，国民党官办刊物《文艺先锋》，提出了“促进三民主义文艺建设”的口号，加紧了对左翼文学的挞伐。 还有一个作家群，被称为“自由主义作家”。属于这个作家群的人，他们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主张文学的“独立性”，他们怀疑和批评文学与商业、政治、宗教结缘，认为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宗教的奴隶，作家应该忠于艺术，坚持“独立的识见”，创作“受得住岁月陶冶的优秀作品”。比如1937年初创刊的《文学杂志》复刊，由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主编，在《卷首语》里，他们重申自己的目标是“采取充分自由的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一个较合理底文学刊物，藉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底纯正底文学风气”。朱光潜对左翼文学追求的“文艺新方向” 持批评、抵制态度1946年萧乾从国外回到上海，任《大公报》社负责“文艺”副刊，他撰写了一篇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批评了文艺的“集团主义”，提出“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46年沈从文来到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也批评“政府的裁判”之外的“另一种‘一尊独占’”，等等，这些都是指向左翼文学的。他们都属于“自由主义作家”这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二战结束后，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们力图匡正文学的强烈意识形态化的走向，试图开拓4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 40年代后期，有着明确目标，并有力量左右文学界走向的，只有左翼文学。在中国文学总体格局中，左翼文学是最有影响力的派别，从30年代开始，到50年代，左翼文学逐渐成为主流文学力量。 2、​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不可能离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政策的了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遗产和左翼文学运动的理论、实践，加以选择、融会、改造，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他的文艺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这些著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最大的特征是：实践性。他在文学领域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现实的紧迫问题。《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要从分析“客观现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他列举的客观现实，指的是抗日战争和中共领导的革命等。毛泽东是十分确定地从现实的政治任务的要求，来看待文学问题的，也就是说革命事业面临的问题是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 （2）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问题：文学的社会政治效用（功能）。毛泽东不承认具有独立品格和地位的文学的存在，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对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说：“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从这种观点出发，他必然要批判托洛斯基，托氏认为“艺术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走自己的道路”。在毛泽东的文学主张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左翼文学的问题，已经被极大地简化、直接化：现实政治成为文学的目的，而文学是政治力量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是政治斗争的武器。那么文学批评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3）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问题：生活是艺术创造的“唯一源泉”。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创作看成是对生活的加工。在1954年以前的《讲话》版本中，毛泽东称“社会生活”为“原料”、“半制品”或“自然形态的文艺”，文学创作就是对它们的加工。那么他是怀疑否定创作过程中的直觉、感悟、灵感、重视形式等。 （4）毛泽东的文化政策：从40年代到70年代，他的文化政策不同。40年代初，他严厉批评延安鲁艺的“关门提高”；50年代他把民歌确定为新诗发展的方向；“文革” 期间，他对“旧文化”实行摧毁性的打击，在文化的过去到现在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变革和断裂，尤其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 3、​ 文学写作的题材、主题、风格等，形成了体系性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 50-70年代的文学题材以工农兵题材为主，农村题材成就比较大，赵树理、柳青、梁斌、马烽、李准、浩然等都是著名的农村小说家，《三里湾》《创业史》《红旗谱》《李双双小传》《艳阳天》等都是有名的农村小说。农村题材发达，和我们是农业大国有关，也和当时的农村政策有关。当时重视培养农民作家，主张作家深入农村。农村题材大都表现农村新旧势力的冲突，新旧思想意识的冲突，最终以农村新人的胜利而告终。革命斗争题材也比较发达，如杜鹏程、吴强、曲波、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杨沫等都是写这个题材的，作品量更大，如《红岩》《红日》《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等，都是以我党军队胜利而告终。 4、​ 作家的存在方式，写作方式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 建设新文化，依靠什么人来实现也是一个难题。作为知识分子的现有的作家，毛泽东对他们有很大的保留。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与工人农民的生活相脱节。他在《讲话》中说，尽管工人农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认为有些作家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把作家思想改造、转移立足点，长期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新方向的关键问题提出。即使如此，毛泽东对他们能否胜任这个任务（建设新文化）一直持怀疑态度。因此他把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现、培养作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鼓励他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 提问：你怎样看待文艺走工农兵道路？ 5、​ 作品的出版、阅读和批评等文学活动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但是作家也有收入问题，书籍的出版、销售也不能完全摆脱市场的制约。当时的作家都隶属某一组织机构，身份是国家干部，都有固定工资，而没有自由撰稿人。著作和译著有稿费，但以一千字为计费的基本单位。作品的印刷数量和出版次数，与作家经济收益关系不大；畅销书与非畅销书差距也不明显。但是当作家还是比较有诱惑力的职业，一是让人敬佩，一是收入不低。 出于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国家、社会组织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写作、出版、阅读，加以调节和控制。这种现象很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中。在50-70年代的中国，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都被高度组织化。国家对作家的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两个组织来实现的。其权利核心是作协中的“党组”。文联和作协在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和直接介入下，曾经发起了一系列文学运动和批判斗争。在五六十年代，常以决议的方式，对作家、作品、文学问题，作出政治裁决性质的结论。 50年代对文学期刊非常重视，从数量上看，比三四十年代多很多，1959年统计，全国文艺刊物达到89种。其中最重要的、最有分量的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如《文艺报》《人民文学》，此外比较重要的刊物是《新观察》、《文艺学习》、《诗刊》、《民族文学》等。另外，如《解放军文艺》、《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等，也都很重要。 这些刊物的性质和作用：（1）它们是发布文艺政策、推进文学运动、举荐优秀作品的阵地。这些刊物的控制权，主编和编委的构成，是当时文艺界斗争的组成部分；从人员的频繁更迭，可以窥见当时激烈斗争的线索。 （2）刊物数量虽然大增，但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有人争取办出个性、特色，但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终不能实现。因为，当时文学已经被死死地规定在了一个统一的路线里。例如负责《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的秦兆阳、钟惦斐、萧乾、唐因、唐达成、黄秋云等，都曾为动摇僵硬的文学规范做过努力，但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二、“文学新方向”的确立 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转折中，一部分作家离开大陆，前往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如胡适、梁实秋、苏雪林、张爱玲、徐圩等。而大多数作家，都留下来，怀着创建新中国的理想，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当时在国外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曹禺、卞之林等，也回到了国内。1949年初，北平已经被确定为未来的首都，大批作家从四面八方进入北平，并开始酝酿召开全国性的文艺工作者的会议。 1949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的理事，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产生了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委员，茅盾、周扬任副主任委员。 1949年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共有正式代表和特邀代表824人，分别组成平津、华北、西北、华中、东北、部队、南方等代表团参加，实现了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作家、艺术家的大会师。在会上，周恩来、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分别作了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一些代表还作了专题发言。 1、第一次文代会的意义：（1）第一次文代会后来被当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 （2）第一次文代会指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它在对40年代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和创作实践的总结基础上，把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指定为当代文学的方向，并对当代文学的创作、理论批评、文艺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展开方式，制定了规范性的纲要和具体的细则。 （3）第一次文代会成立了专管文化艺术部门的组织机构：成立的全国性的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它是我们国家和执政党对作家、艺术家进行控制和组织领导的机构。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都先后成立。在这些协会中，最重要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9月，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 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重要报纸、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在会后也陆续创刊。 2、存在的问题：（1）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了各种文学力量在当代文学中的资格和地位。会师的文艺大军成份不同，如各自的文学观念不同，创作实绩不同，在文学界的地位不同，因而，在大会上不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大会按照40年代已经明确的文学阶级性的类型学尺度，同时也包括文学界的宗派利益，被分为不同等级。这种等级不仅存在于“新文学”和“旧文学”，存在于“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之间，而且还存在于“解放区文学”和“ 国统区的革命文学”之间，甚至存在于来自解放区的不同文学派别的关系上。 （2）在这次大会上，延安文学的主题、人物、艺术方法和语言，以及解放区文学工作、开展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的经验，作为最主要的经验被继承。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进程，违背了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 三、作家的整体性更迭 四五十年代之交，中国的社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结构性的变化”，文学也不例外。作家、作家群大规模更替，位置上也不断变动、转移，这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究其原因，这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划分，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作家的整体性更迭，主要体现在一批40年代作家迅速边缘化。归纳以后有这样几种情况： （1）一批切合体现文学主流的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A，这个时期比较活跃的批评家，其中许多人也就是文学界权利机构的负责人，如周扬、茅盾、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张光年、陈荒煤、冯牧、李希凡、姚文元等。 B，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是这个时期文坛的主要构成。来自解放区的：艾青、丁玲、萧军、陈企霞、蔡其矫、秦兆阳、罗烽、钟惦斐等。青年作家有：贺王蒙、刘宾雁、公刘、邵燕祥、刘绍棠、高晓声、陆文夫等。但他们刚刚展露才华，就因政治原因而断送了艺术青春。好在20年后，他们大部分又重返文坛。 分析这些中心作家的文化性格，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①从作家出身地域、生活经验、作品取材来看，出现了从东南沿海向西北、中原转移的现象。他们写作前后活动的区域大都集中在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即40年代被称为晋察冀、陕甘宁、晋冀鲁豫地区。峻青（山东）、王原坚（山东）、柳青（陕西）、赵树理（山西）、梁斌（河北）、郭小川（河北）杨沫（祖籍湖南，出生于北平）、李准（河南）、贺敬之（山东）、杨朔（山东）、 这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不同，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作家，多出身于江浙、福建、四川、湖南，如鲁迅（浙江绍兴）、周作人（浙江绍兴）、冰心（福建）、叶圣陶（苏州人）、朱自清（江苏）、郁达夫（浙江）、茅盾（浙江）、徐志摩（浙江海宁人）、艾青（浙江金华人）、郭沫若（四川乐山人）、巴金（四川成都人）、丁玲（湖南）等。我们研究，地理上的转移和文学方向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这种转移表现了文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比较重视学识、才情、文人传统转变到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从注意市民、知识分子到重视农民生活的变化。 当代文学弥补了现代文学忽略的领域，那就是从黄河流域的乡村农民的生活、心理、欲望来观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出现了与已往不同的审美情调。 ②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对于4、50年代的中心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命活动，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他们认为政治活动、社会参与和文学写作是不能区分开来的，文学是服务于革命事业的一种独特方式。凭借“先进的世界观”，就能写出反映生活本质和规律的作品，不可能有神秘、不可知的领域。因此，明确的目标感和乐观精神是他们作品的基调。 ③文化素养普遍偏低。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许多人都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统私塾或新式学堂，还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有比较多的了解，有较深厚的文化素养，这样就能够开拓体验的范围和深度、在艺术上进行创造性综合。 而50年代的中心作家，他们大多数学历不高，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革命运动方面，写作方面会遇到很大麻烦：首先，获取必要的思想和艺术借鉴困难。 其次，写作上会遇到难题，如生活经验到文学创造的转化、虚构能力、艺术构型能力、甚至表达能力等方面都会遇到难题。 再次，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很快消耗之后，写作的持续发展就成为一个难题。因而有一些作家，达到高潮便是终结，被人们称为“一本书作家”。如杜鹏程、杨沫、梁斌、曲波、魏巍等。 ④维护精神产品的纯洁性。50-70年代，文学被看作是崇高的，与金钱、商业利益毫无关系，是一种事业。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品则是生活的教科书。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和中国的左翼文学，都有维护精神产品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 ⑤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较高。这个时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密切，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突出，所以作家的社会政治地位比现代作家和现在的作家高。另外还有许多著名作家被委以各种政治职务或头衔，如政府机构、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部长等。这种授予，虽说大多是荣誉性质，但是是一种显赫的褒奖。 文学机构内部也有政治权利等级，当然这种地位和等级非常不稳固，作家们在政治运动中起起伏伏，甚至一落千丈，被开除作家协会，失去发表、出版作品的资格，降职降薪，下放到工厂、农村劳动，以至监禁或劳改。 （2）一部分作家的写作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他们是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的一些人，还有“自由主义作家”。 比如，沈从文就受到了批判，被排斥在第一次文代会之外，他任教的大学也不在聘用他，无奈以后开始从事文物研究。 钱钟书本来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写作上，但是因为受到种种束缚，不得已转向古代文学研究。1957年，钱钟书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自己虽有写作之才和兴致，却不能施展的遗憾。（可参见杨降《将饮茶》13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 其他，如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人的写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就是40年代比较活跃的作家，如穆旦、郑敏、杜运燮、陈敬容、王辛笛等人，受到主流文坛的有意排斥和冷落，很快就“自动消失”了。 在文学写作上受到限制的作家，有的人进入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有的人去大学当了教授，生存一般不成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最主要、也最敏感的意识形态区域是文学写作。 （3）一部分作家适应、追赶形势，企望跨上新台阶。有一些人认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有距离、有冲突，马上呼应时代的感召，想通过学习、改造、熟悉新生活，来把握新的表现对象，掌握新的艺术方法，从而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作品。 在50年代前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普遍存在着“自我反省”行为：如，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冯至、艾青、田间、臧克家、夏衍、田汉、周立波、张天翼、沙汀、艾芜、卞之琳、骆宾基等，都曾做过努力。 老舍曾反省自己的小说：“内容多半是个人的一些小感触，不痛不痒，可有可无。它们所反映的生活，乍看确是五花八门，细一看却无关宏旨”，以至说“现在，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在解放前所发表过的作品”。 作家们反省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表现正面典型，没有写工农斗争生活，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等等。 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再怎样努力，也很难改变自己，始终与文学新观念、新方法处于紧张的、难以融合协调的状态，既不能继续原来的写作路线，又难以写出体现新方向的作品，许多人的艺术生命进入50年代以后，就已经结束了。 （4）“五四”以来的一部分作家在当代彻底“流失”。指在50年代的政治、文学批判运动中受到攻击而罹难，或被排斥出文学界的作家。胡风、傅雷、路翎、鲁藜、牛汉、绿原、吕荧、冯雪峰、艾青、萧乾、丁玲、萧军、吴祖光等。 四、矛盾和冲突（频繁的批判运动）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50-70年代，文艺批评成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斗争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不是一种个性化、科学化的作品解读，也不是一种鉴赏活动，而是体现政治意图的、对文学活动和主张进行裁决的手段。它承担了保证规范的确立和实施，打击一切损害、削弱其权威地位的思想、创作活动。一方面支持、赞扬符合规范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对有偏离、悖逆倾向的作家作品，提出警告。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浇花”和“锄草”。 当毛泽东和文学界的权利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思潮对文学路线的权威产生挑战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批评，甚至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在全国范围里，自上而下，发动组织大批文章，铺天盖地地对批判对象进行讨伐，造成巨大的声势。如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胡适、胡风的批判都是如此。 在批评标准上，毛泽东把标准划为两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主要看作品是否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生活的本质，表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结论最后由文学权利拥有者来宣布。 文学批评和批判运动的结果：经过了一系列批判运动以后，有的作家被驱逐出文艺队伍，甚至被关进监狱，惨遭厄运，如王蒙、艾青、胡风；老舍、闻捷、傅雷夫妇；有的长期受到冷落，如九叶派诗人、七月派诗人；一部分由被别人监督、评判，逐渐转化为自我控制、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符合文学规范的主体，如郭小川、艾青、王蒙等。作家的头脑手脚被束缚住，文艺生产力得不到解放，那么好的作品产生就成了空想。 五四以后，各种文学主张和文学派别之间就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冲突，进入50年代以后，文艺界的斗争有增无减。从50-70年代，文学界具有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有： 1、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年。电影《武训传》的编剧和导演是孙瑜，写的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武训是清末人，从小跟母亲要饭，给地主扛活，后来“行乞兴学”，以要饭、放债、收租为手段办“义学”，他的一生办了三所“义学”，收一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上学，曾经受到清朝廷的嘉奖。编剧和导演孙瑜受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把武训办义学这件事拍成了电影。1948年在中国制片厂开拍，因为某种原因没拍成，1949年初上海昆仑公司收购了继续拍摄权，1950年对剧本全面修改后重新开拍，年底在全国公映。 开始报刊文章还是一片热烈的赞扬声，后来否定的呼声日益高涨，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认为这种情形，反映了我国思想文化界的严重的思想混乱，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这部电影带有根本的性质，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批判运动。导演孙瑜，主演赵丹都做了检讨。 对《武训传》的批判，着重几个方面：①认为它宣扬了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倡教育救国，就是否定了革命斗争的作用。②美化了阶级投降主义和个人苦行主义。 武训的形象，头上留着4寸长的小辫，肩上背个布袋，手里拿个要饭的铜瓢，嘴里不断地念叨“义学、义学”，见人就磕头作揖，跪在地上，敞胸露臂，用拳头捶着胸脯喊：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钱。只要给他钱，让他喝脏水，吃五毒，干什么都行。批判者说，武训的逆来顺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妥协、投降，是奴性的表现。③污蔑了中国人民前进的历史道路，肯定了武训是救世主，就否定了农民革命推动历史发展的本质。 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对作家、知识分子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它要求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与国家确立的政治方向保持一致。 2、对《红楼梦研究》思想的批判：1954年—1955年，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不仅在民间流传甚广，而且许多专家、学者都长期不懈地对它进行研究、考证，甚至形成了学派，晚清以后称为“红学”，主要有两派：索隐派（旧红学派）、考证派（新红学派）。现在研究比较著名的是周汝昌，在《百家讲坛》讲过专题。 考证派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而俞平伯受胡适影响比较大。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一本书《红楼梦研究》，他还写了一些评介、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在政治上，他是拥护社会主义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只是研究思想和方法承袭了胡适，其中有一些当时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东西，有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 “自传论”：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在“感叹自己的身世”，这就否定了它是“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 “色空论”：认为全书的观念是“色”和“空”，写的是恋爱故事和梦幻。 “钗黛合一论”：认为在作者心目中，宝钗和黛玉的地位是平等的，无所偏爱。当时认为她们两人是对立的形象，所以批评他是理解上的混乱。 “形式继承论”：认为《红楼梦》在形式上继承了《西厢记》、《金瓶梅》和《西游记》，这就否定了它的独创性。 1954年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青年批评家李希凡和蓝翎，研读了《红楼梦研究》以后，认为俞平伯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都是错误的，于是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极其他》，提出批评意见。 毛泽东对这件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热情地肯定了两个革命小将的批判精神。他于1954年10月16日写信给中央政治局，称李、蓝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提出要开展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运动在全国展开了，这次批判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了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为俞平伯彻底平了反，明确指出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伤害了他的精神和感情，也不利于学术和文艺的发展。 3、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开展了一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也把文艺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最后把胡风等人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被捕如入狱，这是当代文坛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 胡风（1902—1985）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诗人和翻译家，他与左翼文学的矛盾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的3、40年代，那时就批评过他，他也进行了反批评，后来随着文学思潮中左倾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站了上风，胡风就被当成了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阻力。 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胡风发表了对文艺问题的不同意见，受到文艺界的批评，年底全国文联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帮助他清算理论上的错误。1953年，林默涵和何其芳开始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给胡风带上反马克思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帽子，对他进一步批判。他不服，于1954年7月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长达30万字，即“三十万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反驳了林、何等人对他的批评，提出了改进文艺组织领导方式的意见和改革文艺工作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然而，1955年1月，《人民日报》又开始刊载批判胡风观点的文章，毛泽东决定公开发表胡风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开会，决定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的批判。6月10日正式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结果胡风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了一个罕见的冤案。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并按照法律程序，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了反，给受牵连的人恢复了名誉。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对胡风文艺思想等问题进行复查，于1988年作出澄清说明，为他进一步平了反。然而，他已经于85年去世，终年83岁。（胡风的问题，参看教材9页） 4、“双百方针”的提出：①背景，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全国的工作重心开始由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发扬民主，纠正左倾思想，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解放科学文化生产力。②时间，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③具体内容：（参见教材10页第1段）④积极意义：这是一个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在此方针鼓舞下，文坛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 从理论方面看：在双百方针鼓舞下，许多批评家、作家就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出现了一批有独到见解的理论批评文章，突破了以往的禁区。如秦兆阳、陈涌、刘绍棠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质疑；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对文学表现人道主义、人性和人情发出呼唤；黄秋耘、于晴、姚雪垠对文学创作的教条主义、公式化作了批评。等等。 从文学创作方面看：有两类题材突破了禁区，取得了较大成绩。一是，“干预生活”文学，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易《办公厅主任》，何迟《买猴儿》，何求《新局长到来之前》，晓枫《给省团委的信》等，他们提出“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创作口号，对现实生活中的因循守旧、官僚主义、教条主义（阴暗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大胆的揭示、嘲讽和批评。 一是“爱情文学”，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高缨《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大胆地反映了爱情、家庭、婚姻问题，展示了人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赞美的是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遗憾的是，正当文艺界“百花齐放”初露端倪的时候，一场规模更大的政治斗争席卷了全国，使一大批文艺家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5、文艺界的反右派运动：时间：1957年，文艺界开展了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是全国反右斗争的组成部分。背景：国际上，1956年苏共十二大以后，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国内也出现了一股思潮，核心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领导。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一场整风运动。中央让人们“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或建议。有人就借这个机会向党攻击，于是毛泽东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政治上的反右斗争从此开始了。这次斗争的结论是：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文艺界的反右斗争的序幕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丁玲、陈企霞），接着又开展了对“吴祖光反党集团”、“江丰反党集团”的批判。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涉及的范围很广：文艺团体、文化艺术部门、新闻出版单位、机关、学校等。 一大批文化、文艺工作者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冯雪峰、丁玲、艾青、萧乾、吴祖光、姚雪垠、傅雷、汪曾祺、刘宾雁、王蒙、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高晓声、陆文夫、张贤亮等。 王蒙是因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56年发表，57年被错划右派，23岁。刘绍棠是因为他的四篇文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浅见》，还有两篇小说《西苑草》、《田野落霞》。 被错划右派的文艺家，都是在1978年以后获得的平反，原来都是20几岁、刚刚崭露头角的小作者，平反后已经年近半百，耽误了整整20年大好时光。 反右斗争的教训是深刻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使一大批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的文艺工作者蒙冤辍笔，身心遭受到难以恢复的创伤，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扼杀了文艺的繁荣局面，严重影响了文艺的健康发展。 6、新民歌运动：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由于受政治和经济上的“大跃进”影响，对“两结合”的阐释和运用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出现了严重的理想化、空想化的倾向。 中国作协书记处于1958年春天起草了《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3—5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提出“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文艺放卫星”等口号，一时间爆发了一场新民歌运动。出现了大量战天斗地、空泛虚假的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 / 地下没有龙王 / 我就是玉皇 / 我就是龙王 / 喝令三山五岭开道 / 我来了！ 工农诗歌好又多 / 赛过杜甫苏东坡 / 自古诗人有几何 / 如今人人写诗歌。 表面看诗歌高产丰收，“人人是诗人”、“每个县都要出一个郭沫若”，大搞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实际上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生产的不是艺术品，而是大量文化垃圾，体现了人的智力和思维的退化。 7、文艺政策的调整与左倾思潮的升级 第二次文代会是1953年召开的，作用不大。1960年召开了第三次文代会，这次会议“左”的倾向比较明显，反右斗争不仅没有被纠正，反而予以肯定，认为“继续开展对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仍是我国文艺界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后来，中央有一些人开始认识到“左”倾错误，开始进行纠正。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从1961年—1962年，文艺界先后召开了几次会议：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新侨会议”，提出了全面调整文艺政策的重要措施，周恩来与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62年3月，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了“广州会议”是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也做了报告，对知识分子作出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几次会议，让知识分子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信任和关怀。 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对左倾错误的批判，大大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遗憾的是“文艺八条”（1962年4月正式定稿，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的八个问题）下达不久，便被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打断了。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艺思潮 文艺政策调整以后，本应该进入繁荣期，但总是事与愿违。1962年9月，党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此后左倾思潮愈演愈烈，直至泛滥成灾。文艺界连续大搞批判运动，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周谷成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论”、批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不夜城》；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污蔑为“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受这部小说株连的不下上万人，有十多个人被迫害至死。这些批判彻底践踏了“双百” 方针，严重混淆了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1965年，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精心策划，发动了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制造了当代文学史上又一大冤案，这次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1976年10月，我们称“文化大革命”十年，也叫“十年内乱”。性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十年是当代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十年，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惨不忍睹。 1966年2月江青和林彪炮制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这是“四人帮”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的纲领性文件，它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提出建国以来的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政，完全抹杀了建国以来17年的文学成就，甚至否定了“五四”以来所有的文艺传统和光辉业绩。 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正式下达，江青、张春桥等人更是气焰嚣张、肆无忌惮。他们明目张胆、随意点名揪斗作家，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就点名批判了50多部电影。建国以来所有的电影作品都被查封，许多成就卓著的作家、艺术家都被打成了“黑线人物”、“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牛棚、蹲监狱，甚至惨遭杀害。在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大会上，宣读了一份志哀词《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志哀》，就列举了将近200人，这仅仅是一部分知名人士，如老舍、杨朔、闻捷、柳青、赵树理等等。 老舍1966年8月24日投北京郊区太平湖自尽。 柳青安在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的家被捣毁，逼死了他的爱人和助手马葳，极大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多卷本《创业史》没有完成，就去世了。 巴金不仅遭到了迫害，而且连累了妻子萧珊。萧珊也被揪斗，扫大街，蹲牛棚，可笑的是她的罪名“巴金的妻子”。她生了重病，但没有医院敢收留她，最后托人走后门住进了医院，但已经是癌症晚期，病入膏肓，不久就去世了。巴金当时正在关禁闭，没有在她身边，所以巴金对妻子的去世，不仅悲痛万分，而且里面含有撕心裂肺的自责和悔恨，他多次想提笔写一篇悼念妻子的文章，可怎么也写不下去，酝酿了很长时间，才写出了《怀念萧珊》一文。是80年代挽悼散文的名篇。可谓字字血，声声泪，使人不由得联想到苏东坡的悼妻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下，所有的文艺团体都被解散，文艺刊物都被停刊，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提倡“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论”、“反真人真事论”—他们的文艺理论；并且围绕这些理论炮制“阴谋文艺”，为了配合政治上的篡党夺权活动。 作品：电影《春苗》、《序曲》、《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 诗歌：“小靳庄诗歌”（所谓工农兵诗人创作的，内容空泛、感情虚伪、政治工具） 八部样板戏：《红灯记》《白毛女》《沙家浜》《海港》《杜鹃山》《龙江颂》《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 此外，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和指导下，这个阶段也有为数不多的好作品得以出版问世：电影《创业》《海霞》；长篇《春潮急》《沸腾的群山》《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李自成》；晋剧《三上桃峰》；湖南花鼓戏《园丁之歌》。 除了以上的“公开文坛”，还有一种情况，即生长在民间的、秘密、半秘密的“民间文坛” 长篇小说：张扬《第二次握手》；诗歌：郭小川《秋歌》、公刘《吹号者之死》、蔡其矫《祈求》、曾卓《悬崖边的树》、牛汉《悼念一棵枫树》、流沙河《情诗六首》、张志新《谁之罪》《路》、“白洋淀诗群”北岛等。这些作者不屈服迫害，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艺术良心，宣泄真情、追求个性，但写出的作品不能公开发表，只能在民间流传。作品的基调：或忧伤、苦涩，或冷峻、激愤。抒发的多是压抑和抗争的情绪。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也是当代文学史进入历史新时期的第一声春雷。 第二章 诗人、诗派和诗歌 一、隐失的诗人和诗派 1、诗的路向选择 在当代诗歌的路向选择上，可以概括为几种情况：（1）重视旧诗和民间歌谣体。50年代，民歌和解放区诗歌非常受重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尝试着用民歌体写诗，如郭小川的《祝酒歌》、贺敬之1956年用“信天游”形式写的《回延安》，李季、田间等更熟悉民歌体。 （2）在思想性方面，强调诗人的阶级立场和现实态度。如何其芳就排斥诗歌的“多元”要求，1950年4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一文《话说新诗》：“形式的基础是可以多元的，而作品的内容与目的却只能是一元的。” 早在30年代诗人和诗歌流派就被区分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阵线”：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艾青、田间、李季等是革命传统的代表；而新月派的徐志摩、象征派的李金发、“现代派”的戴望舒等，被认为是和“革命文学”对立的资产阶级派别。 进入50年代以后，诗歌道路进一步窄化，诗歌的主流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诗歌；逆流则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诗歌。 （3）在艺术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方法，排斥和否定“现代主义” 倾向和浪漫主义诗风中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写。 （4）在诗歌理论和实践上，反复阐述和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而不关心诗歌的“本体”问题和诗的语言等问题。诗歌服务于政治、与现实生活和人民大众相结合（尤其是要反映工农兵生活），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2、普遍的艺术困境 “五四”以来的新诗诗人，进入50年代以后，有相当有部分从诗界隐失。诗人隐失的直接原因有两个：（1）是对新诗革命传统的选择导致“主流”的窄化，把一批诗人排除在诗界之外。（2）诗人已经形成的艺术个性与文学规范发生冲突，导致一些诗人陷入写作困境。 并不是所有的老诗人都陷入了艺术困境，与时代精神相吻合、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诗人主要有：郭沫若、臧克家、冯至、何其芳、田间。1958年，为了阐释“百花齐放”的方针， 郭沫若（1892--1978）用了10天的时间，在翻阅有关花卉的书籍、图册、请教园艺工人之后，写了一个组诗《百花齐放》，包括101首诗，对各种花的形态、机理特征进行描述，最后上升为对社会现象和政治命题的说明。10天100首，非常符合“大跃进”的速度和时代精神。 臧克家（1905--）进入50年代，也表现了强烈的向现实政治靠近的姿态。他的诗作，如徐迟所说，离开了“激情的快板”、“深沉的慢乐章”（30年代）和“谐谑调”（40年代），而进入“欢乐颂”：热情，但平直、单薄的颂歌。作为《诗刊》的主编，他竭力坚持诗要反映现实斗争、抒写“革命战士宏声”。所以他是参与了捍卫狭窄的艺术格局的一位诗人。 陷入艺术困境的诗人，最突出的是艾青（1910--1996），1956年他受到批评，批评比较尖锐，涉及到了立场和思想感情问题，权威人士提出了他“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的问题。艾青自己也承认他“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危机”。批评者认为，他的危机来自他对社会主义生活缺乏热情，“深入生活不够”。从1950年到1957年，他出版了5部诗集，艾青后来反省说，“大都是肤浅的颂歌”。 3、“九叶”诗人的命运：“九叶”诗人是40年代中国最富有活力的诗歌群体，包括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是等。他们既从古典诗歌传统里吸取营养，又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中借鉴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他们推崇德语诗人里尔克、英美诗人艾略特、奥登，探索的是“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进入50年代以后，他们被视为与革命文学抗衡的路线，受到排斥和冷落，作为一个诗派，已经不复存在。穆旦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失去了写作的权利；唐祈、唐是被打成右派。80年代，他们在一场广泛的“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重新被发现，并获得了“九叶派”的命名。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为诗集起名为《九叶集》，“九叶”就成了这个诗派的称谓。 4、“七月派”诗人的遭遇：“七月派”诗人包括阿垅、鲁藜、牛汉、绿原、曾卓等。1981年出版的诗集《白色花》，就是这些诗人的作品。“七月派”的领导者是胡风，40年代批胡风的文艺思想，对这个诗派就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进入5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明显减少，甚至是，他们的作品一发表就受到批评。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以后，他们的诗被与工农兵文艺路线相对立的诗，说他们对解放区的诗歌，公开采取了攻击的态度；他们强调的诗歌是诗人“主观精神的燃烧”，实际上是他们个人主义的丑恶灵魂的燃烧，是对于革命仇恨的火焰的燃烧而已。 二、诗的几种体式 1、“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在40年代就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潮流。进入5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和潮流异乎寻常的兴盛，据粗略的统计，5、60年代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就有近百部。有代表性的如，李季的《菊花石》、《生活之歌》、《杨高传》，田间的《赶车传》、《英雄战歌》，郭小川的《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等，这些长篇叙事诗的思想艺术价值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比较明显，就是它们都是用诗的体式，承担了小说和戏剧的任务，而考虑艺术方法少一些。 “写实”诗体的主要代表是李季、闻捷、张志民等。李季在50年代，被树立为“诗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榜样”，他于1952年冬天，全家迁到甘肃玉门油矿落户，以石油工业、油矿劳动者为表现对象，写作长达30年。出版了《玉门诗抄》等5部短诗集和8部长篇叙事诗。 2、政治抒情诗：从广义来说50—70年代的诗，都是“政治诗”，题材、视角都政治化。但“政治抒情诗”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在50年代，它指的是一种有独立形态的诗的体式。代表作有：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1950），邵燕祥《我爱我们的土地》（1954），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组诗（1955），贺敬之的《放声歌唱》（1956）、《雷锋之歌》。 特点：（1）在政治抒情诗中，诗人是以阶级或人民的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2）表达的是政治事件和社会思潮的评说及情感反映。（3）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述说相结合，大量使用铺陈、排比，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3、青年诗人的艺术道路：4、50年代的社会转折，吸引了一批青年进入诗歌领域，青年诗人的大量涌现是当时的奇观。在青年诗人中，成就比较高的是公刘、邵燕祥、李瑛、雁翼、顾工、白桦等。他们的诗各有特点和风格，对当代诗歌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P。38） 三、贺敬之、郭小川、闻捷 1、贺敬之（1924——）：是山东枣庄人，192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靠亲友资助读完了小学，13岁考进山东一所师范学校。1937年日本侵略军打过了黄河，学校由山东搬迁到了湖北，又由湖北搬到了四川，贺敬之没有放弃学业，始终追随着学校，去了四川，并在那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4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和三个同学一起步行到了延安，长途跋涉，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在延安他先读高中，后来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是学院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才16岁，就是所说的“红小鬼”出身。1941年，17岁的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45年，21岁时，和丁毅两个人执笔，集体创作出歌剧《白毛女》，获得了极大成功，1951年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这是贺敬之创作道路上的第一个脚印。解放战争期间，他一方面写诗和歌词曲谱，一方面积极参加“土改”、“支前”等群众工作。建国以后，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当选为文协理事、剧协理事，1960年担任剧协书记处书记。文革沉默了10年，1976年复出，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又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1）贺敬之的创作道路。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A、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阶段），他写过散文、小说，执笔过歌剧《白毛女》，他1942年以前主要是写诗，出版了一个诗集《乡村的夜》，是1957年出版的。这些诗的主题是：回忆旧中国农村的悲惨生活，形式上主要采用的是叙述和描写，五婶子抱孩子投河了，小蓝姑娘上吊了，老婆婆给气死了……诗歌比较幼稚，但是感情比较真挚。贺敬之谈起这个阶段的诗说：“在革命胜地延安的温暖怀抱中，带着向母亲倾诉冤屈的心情，把它作为一去不复返的往事来写的。” B、解放战争期间，1942年以后，贺敬之的诗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区的生活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也改变了他的诗风，他的诗歌内容由控诉转变为歌颂，基调由哀婉到明朗。这些诗大都收进了诗集《朝阳花开》里。由于艺术功力不够，以上两个阶段的诗歌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没有产生大的影响。 C、5、60年代，是贺敬之创作的爆发期，是他艺术创作的颠峰阶段。1956年他写出两首影响较大的诗，一个是用民歌体“信天游”形式写的《回延安》，一个是他政治抒情长诗的代表作《放声歌唱》，1958年发表《三门峡歌》，1961年发表《桂林山水歌》，1963年发表《雷锋之歌》，都是他的诗歌名篇。他1956—1963年的诗大都收在诗集《放歌集》里，1961年第一版，1972年再版，增加了一些新作。 D、80年代，1976年10月，他发表了政治抒情长诗《中国的十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开了诗坛“十月献诗”的先河。1977年又发表《八一之歌》，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197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贺敬之诗选》。 （2）贺敬之的诗。贺诗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大体有两类：A、生活抒情短章，根据现实生活的具体情景，抒发诗人内心的感受。代表作《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 《桂林山水歌》分析：古往今来，举世闻名的桂林山水，吸引着诗人词客，留下了许多快炙人口的诗篇。贺敬之于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写成的《桂林山水歌》比起同类题材，堪称不可多得的佳作。它既是一首优美的山水诗，又是一曲深情的祖国颂。 诗人笔下的桂林山水很美；“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水几重呵，山几重？水绕山环桂林城……”诗一开头就把读者引向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境界，神姿仙态，如情如梦，山环水绕，让人陶醉。这样的诗句，既抓住桂林山水的自然特征，又富有浪漫义的传奇色彩。 古人说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们的诗人正是这样。他没有停留于单纯描摹桂林山水，而是借以抒发自己对于自然景物的独特感受。“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桂林山水入胸襟，此景此情战士的心——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我们的诗人寄情山水，心潮起伏，进而抒发一个革命战士对于祖国的深挚感情。正因为诗人是以战士的眼光、战士的胸怀描绘桂林山水的，因而他所观察和感受到的，就不仅是桂林山水，而是“对此江山”油然升起的那一股强烈的自豪之情。景美情深，诗意盎然。这里很好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山水诗借景抒情、以形传神的手法。 诗的结尾更有神来之笔。“——意满怀呵，情满胸，恰似漓江春水浓！呵，汗雨挥洒彩笔画：桂林山水——满天下！……”这里“满天下”与“甲天下”，虽然只是对于唐代流传至今的民间俗谚的一字之改，却是推陈出新、启人深思的艺术范例。诗人充满爱国主义的情怀，深情赞美伟大的祖国和英雄的人民。诗人仿佛透过眼前的桂林山水，看到另一幅更为壮丽的图景——全国人民正在运用彩笔，挥汗如雨，到处创造更新更美的“桂林山水”。这是诗人战士情怀的流露，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闪光。它比起一般的山水诗来，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更多的革命理想，因而更加具有激励鼓舞人们的思想艺术力量。 这首《桂林山水歌》有着浓厚的民歌风味。诗人为探索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而采用过多种形式。他写政治抒情诗大多采用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和热情奔放约束较少的自由体；而写某些抒情短章，则常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歌体。这些都是根据题材内容与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定的。 写诗必须因歌执调。这样的山水诗显然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