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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的豪放与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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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词的豪放与婉约苏词的豪放与婉约 内容摘要 “三日不读苏文,便觉气索”,读苏词,“饥饿者”,大快朵颐,“美食家”,细细品味。 苏词自问世以来,备受瞩目,也颇多评价。苏词冲破了前宋词男女思恋、离怨别绪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将宋词引领到更高、更远、更广阔的艺术境界,使之成为继唐诗之后又一文学高峰。部分苏词胸襟坦荡,声调激越,个性鲜明,充满阳刚之气。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豪放词派,为南宋爱国词人开先路(《中国文学史》...

苏词的豪放与婉约
苏词的豪放与婉约 内容摘要 “三日不读苏文,便觉气索”,读苏词,“饥饿者”,大快朵颐,“美食家”,细细品味。 苏词自问世以来,备受瞩目,也颇多评价。苏词冲破了前宋词男女思恋、离怨别绪的藩篱,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将宋词引领到更高、更远、更广阔的艺术境界,使之成为继唐诗之后又一文学高峰。部分苏词胸襟坦荡,声调激越,个性鲜明,充满阳刚之气。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豪放词派,为南宋爱国词人开先路(《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苏轼的影响]),后人因之言苏词亦多称“豪放”。事实上,苏词真正称得上豪放的,在他的全部词作中只是少数,但最具个性特色,最有影响力的,正是这少量豪放之作。苏轼以突破前人的气度,为词这种文学样式品位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此后词的发展。但就数量而言,苏词中婉约词较之豪放词更多,且不乏出类拔萃之作;只是因为其豪放词光芒太盛,人们在这方面的关注就少了许多。就同一首词而言,不少作品融豪放婉约为一体,表现作者复杂的情感体验与心路历程;这类作品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最能反映苏轼一生坎坷的经历与复杂的心境。豪放与婉约只是苏词风格的大致分类,并不能涵盖其所有词作。 苏轼一生执中持平、宇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苏轼思想复杂,才学渊博,身世浮沉,决定了他的词作风格的多样性。他的词作,全面深刻地体现着他的人生阅历与思想变化。他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为后来许多在文艺上不满现状,要求创新的作者所喜爱;他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也带给后来文人以不良的影响。在近千年纷纭不息的评价中,苏词随岁月的流逝愈显光彩,越发夺目。 苏词的豪放与婉约 苏词自问世至今九百余年间,所承受的各式各样评价,似乎从未终止过,其中与柳词的一段比较最为人所乐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暗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宋 俞文豹《吹剑录》)此说不论出于赞誉,还是揶揄,却着实道出了苏词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因为此前宋词几乎是定格在男女思恋、离怨别绪的藩篱之中,或为歌伎才子绣幌绮筵间聊佐清欢,或供士绅官僚酒边樽前娱宾遣兴。而于苏词,则以其豪迈旷达的心胸、坎坷丰富的阅历、渊博横溢的才学,感旧怀古,记游说理,抒写心曲,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给当时的词坛带去了新鲜的空气。对此,南宋王灼在《碧鸡漫志》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宋 王灼《碧鸡漫志》)。南宋胡寅亦曾说:“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宋 胡寅《酒边词序》)。的确,“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辛稼轩词序》,《须溪集》卷六)。部分苏词胸襟坦荡,声调激越,个性鲜明,充满阳光之气,后人因之言苏词亦多称“豪放”,似乎“东坡公但解作‘大江东去’”而不解人间风情,但细读《东坡乐府》,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词作中,豪放放旷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幽峭俊逸者有之,清秀淡雅者有之,可谓不拘一格,丰富多姿。下面,就苏词的豪放与婉约谈谈自己的一隅浅见。 一、词称得上豪放的在苏轼的全部词作中只是少数(所谓豪放,也只是相对婉约而言)但最具个性特色,最具影响力的,正是这少量豪放之作。 苏轼曾提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转引自《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可见他创作中对豪放风格的追求。但历数东坡词作,豪迈中总有悲壮,放旷中不少无奈,恢弘中难免低沉,这自然与他人生的悲欢离合,仕途的沉浮进退,思想中的三教九流,处事的入世与超世密不可分。因此,豪放,是相对的,在当时主要是就苏词扩大词境的总体倾向而言。而传统对“豪放”的理解,则主要偏重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健、思想乐观向上,这类作品在苏词中少之又少,最突出,较纯粹的应是《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中记事激荡人心,引人入胜;写景阔大壮观,只“千骑卷平冈”一句,便有千骑驰骋,酣战沙场的恢弘气象;抒情慷慨昂扬,“酒酣胸胆俱开张”一句,气垫豪迈,不可阻遏;言志通武刚强,大有“不破楼兰终不归”之意;事、景、情、志浑然无间,共同完成了英武豪迈、气概凌云的自我形象的塑造,突出地体现了苏词豪放的风格。此作是千古传诵的东坡豪放词代表作之一。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作品融叙事、言志、用典为一体,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形成豪放风格,多角度、多层次地从行动和心理上表现了作者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与豪气。其次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起笔便一反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极写江流之浩荡,但见子瞻,临江而立,衣炔飘然,风伸潇洒,追溯千年之往事,俯视一江春水,任其潮起潮落,及至“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音节激越,场景壮阔激烈,读来扣人心弦;而“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作为上下片的过渡,又使人想见历史长河中,群雄逐鹿,波澜壮阔的场景。下片“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追思神游,极写对英雄的仰慕,表现渴望建功立业的宏愿,浓缩了作者超越自我、超越时代的幻想与情怀;结尾处“多情应笑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终回现实,面对逆境,虽有无奈,但更多的不是凄苦,也不是哀怨,而是随缘自适,荣辱不惊,去留无意。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这种超脱旷达的胸襟,在苏轼很多词作中都有体现,在另一首为人们熟知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面对明月“长向别时圆”的特定情境,作者同样以“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把一切人世遭遇归结于自然,泰然处之,最终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作结,道出千古离人的美好心愿。这类作品将入世与超世,忧郁与旷达,进取与无为,施展怀抱的雄心与放情山水的意趣交集在一起,最终往往通向豁彻悟,指出“向上一路”,笔力雄健,气势磅礴,意境高远。全词贯穿着理智与情感的矛盾,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最后以旷达的情怀收束,给人以鼓舞和启迪,人情味十足,感染力极强,是咏叹中秋明月的千古名篇。对此南宋人胡仔予以高度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说得虽然有些过头,其他的词也在继续流传,并没有作废,只是有些相形见绌罢了。 除此之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通过对独自在飘遥的烟雨中吟啸徐行,履险如夷、忧乐两忘,祸福不惊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坦荡的胸襟,开朗的个性和乐观的精神。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是一种境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是一种境界;不过现实中很少有人象东坡那样在雨中依然微笑,依然“竹杖芒鞋轻胜马”。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正是作者一生历经坎坷,坦然处之的形象写照。这首词是表现苏轼境界的经典之作,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在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也许只有一个词才能概括,那就是“笑对人生”。清朝郑文悼评云:“此是苏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勾亦瘦疮,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之能事尽之矣。” 《八声甘洲·寄参寥子》以“有情风万里卷潮来”写景发端,从眼前的景观写到人事的代谢,从过去的游踪写到与朋友的情谊,作后又运用旧典落到归隐的志向,假以平实的语言,抒写深厚的情意,气势雄放,意境浑然,写景、抒概、言志错综纠合,沉挚之思、高蹈之志、郁塞之气、超旷之情一并包举,笔力矫健而音调嘹亮,章法回环而气象开阔,实在是大气淋漓之作。郑文焯《手披东坡乐府》说,此词“云锦成章,天衣无缝”,“从至情中流出,不假熨贴之工”,这一评语正道出了此词的特色。词人那超旷的心态,那交织着人生矛盾的悲慨和发扬蹈厉的豪情,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念奴娇·登高跳远》从字辞和文章的相似中不难看到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继承,所不同的是,内容和情感化奇幻深沉为简净、高旷,融合前代的神话传说,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描写登高望远时幻想中的月宫美妙的景象和抒发徘徊月下时乘长风幡然归去的愿望,充分表现了对精神解脱与身心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想象奇拔,意趣高远,风格超逸,笔力健劲,是一篇充满瑰丽色彩和浪漫气息的优秀作品。除此之外,《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南歌子·带酒冲山雨》等作品都颇具豪放色彩。可以说,正是这些积极的创作,打破了此前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大大丰富和充实了词的内容,完成了词人多方面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情致的抒发,完成了词史上由模拟歌伎舞女声口的“代言”向直抒胸臆的“立言”的转变,完成了由情感内涵的“共性化”向“个性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为词这种文学样式品位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准备了条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此后词的发展,很多作品经千年仍流传不衰,撞击和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引起强烈的艺术共鸣。 二、苏词中婉约词较之豪放词数量更多,且不乏出类拔萃之作。 苏轼并未完全超越时代与自我,在他的词作中,占大多数的仍可说是婉约风格,只是与传统的婉约词相比较,艺术上浓艳的成份减少,温润的成份增加;内容上尘俗的成份减少,情致的成份增加了。在《西江月·梅花》中,托物取兴,纯用比体,岭外梅花的玉骨冰姿,素面洗妆,兼喻人物的容貌和美的品格;结尾“高情已逐”二句,凸现梅花众卉难匹的同时暗寓人已仙去,措词空灵蕴藉,言近旨远,给人以深深的遐思。词虽咏梅,实有寄托,其中蕴有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恋。作者既以人拟花,又借比喻以花拟人,无论是写人还是写花都妙在得其神韵。另一首词《阮郎归·初夏》,题为“初夏”,实写闺情。闺情之作往往与妍艳、慵懒、相思、怨苦等相联系,此词却一扫旧径,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寂,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表现了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词中以描写手法为主,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写闺情而不着妍辞,不作情语,自有一种闲雅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清和婉丽中而风格自佳”(清 黄蓼园《蓼园词评》),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苏轼婉词中,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要算《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蝶恋花·春景》三首了。 第一首咏物词,当作于苏轼贬黄州时期。其间,诗人的好友章质夫有咏杨花词《水龙吟》一首,盛传一时,诗人因依原韵和了这首词寄去,并嘱“不以示人”。词中通过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艺术构思,运用拟人化手法,把咏物和写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物即人,两不能别”。融咏花、惜花、伤春、感时于一炉,融美丽的意境和幽约的情感与一炉,融细腻的刻画和丰富的想象与一炉,写物而不粘滞于物,赋予杨花以生命,更多主观的抒情色彩,更为幽怨缠绵。首句“似花还似非花”可谓作者的立意途径,因为“非花”,故“也无人惜从教坠”,但“思量却是,无情有思”,则从“落絮游丝亦有情”(杜甫诗句)的“情”的角度,来写“似花”的一面。下片“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则又从“非花”写真的落花。结尾处“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又抛开杨花,大有身世流离之叹。词中“无情有思”、“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唤起”几处描写极其缠绵悱恻。对于事物的描绘和情感的表露不粘不脱、若即若离,似幻似真。全词写得声韵谐婉,情调幽怨缠绵。反映了苏词婉的一面。不由使人联想到其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给人多角度的遐想与共鸣。 苏辙是和苏轼从小一起玩耍、学习,一起奋斗的弟弟。哥俩好,自不必说。让人最感动的是在乌台诗案发生时,苏轼原以为自己活不过那场劫难了,于是就在狱中写下绝笔。那是两首七律。诗中没有对死亡的恐惧,没有对冤屈的喋喋抱怨,萦绕不散的惟有那浓浓的亲情,那对子由的留恋。他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弟兄,又结来生未了因。”这是多么执著的情谊啊。亲情如此,爱情更是如此。《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悼亡词,开篇即言“十年生死两茫茫”,生与死,把昔日朝夕相处的伉俪断然公开,漫长的十年间,留给生者多少孤独与思念!“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亡妻孤坟远在千里之外,生者纵有千般思念、万种情结,更与谁人说?到如今,“尘满面,鬓为霜”,纵使相见,恐怕也只有无语凝噎了,更何况是“夜来幽梦忽还乡”。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上片写诗人对亡妻的深沉的思念,是写实。下片记述梦境,抒写了诗人对亡妻执着不舍的深情。全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既写了王弗,又写了诗人自己。词中采用白描手法,出语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镂出,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词作悼亡妻发自肺腑,出自至情至性,抒情淋漓尽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声。”(白居易《乐府古题•;序》)这首词思致委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唐圭璋《唐宋词简释》说此词“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所谓‘有声当彻泉’也。”可谓中的之说。 第三首颇具争议,表面上看,这是一首感叹春光流逝、佳人难见的小词,词人的失意情怀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于此亦隐隐透出。上片写春光将尽,伤春中隐含思乡情怀。首句“花褪残红青杏小”,既点明春夏之交的时令,也揭示出了春花殆尽、青杏始生的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虽是写景,却仍蕴含思理。“燕子”二句,既交带了地点,也描绘出这户人家的所处环境,空中轻燕斜飞,舍外绿水环绕,何等幽美安详!“人家”二字,为下片的“墙里佳人”的出现,作了暗示和铺垫。“枝上”二句,先抑后扬,在细腻的景色描写中传达出词人深挚旷达的情怀。柳絮漫天,芳草无际,最易撩人愁思,着一“又”字,见得谪居此地已非一载矣。“天涯何处无芳草”,表面似乎只是说天涯到处皆长满茂盛的芳草,春色无边,实则化用《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之意,谓只要随遇而安,哪里不可以安家呢?表现出作者随缘自适的心境。下片抒写闻声而不见佳人的懊恼和惆怅。“墙里秋千”三句,用白描手法,叙写行人(自己)在“人家”墙外的小路上徘徊张望,只看到了露出墙头的秋千架,墙里传来女子荡秋千时的阵阵笑声。词人至此才点出自己的身份是个“行人”,固然是指当下自己是这“绿水人家”墙外的过路人,但也有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夫》)的含义在内的。上片的“天涯”如果是隐指惠州远在天涯海角,则此处的与佳人一墙之隔而莫通款愫,不也是咫尺天涯吗?尾二句是对佳人离去的自我解嘲。行人自知无法看到墙内佳人的身姿容貌,只想再驻足聆听一会儿,孰料佳人此际已荡罢秋千离去,尚不知墙外还有一个多情的行人,这怎不令人懊恼呢!此二句极有理趣,盖佳人之“无情”,乃因不知有墙外“多情”行人之存在也,而世间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止此一件呢?词人一生忠而见疑,直而见谤,此际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不也正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吗?作者嘲笑自己的多情,也就是在嘲笑那些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 “花褪残红”、“枝上柳绵吹又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怎不让人为之伤感?“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被后人广为传诵。全词构思新巧,奇情四溢。写景、记事、说理自然,寓庄于谐,语言回环流走,风格清新婉丽。整个作品即使只当是一首伤春伤情的词作,它的缠绵悱恻不也是很令人一唱三叹、情不能已的吗?如此细腻的表现、深切的感受,哪能让人想到是出于高唱“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东坡笔下?难怪清人王士禛读这首词说:“‘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蒙拾》)。 另外,苏轼比较典型的婉约词还有《望江南·春未老》、《好事近·湖上雨晴时》、《西江月·玉骨哪愁瘴雾》、《少年游·去年相送》、《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蝶恋花·蝶懒莺慵春过半》、《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行乡子·携手江村》、《春玉案·三年枕上关中路》、《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丛花·今年春浅腊侵年》等许多作品,只是因为其豪词光芒太盛,人们这方面的关注自然就少了许多。 三、就同一首词而言,不少作品融豪放婉约为一体,表现作者复杂的情感体验与心路历程。 熙宁七年(1074)。作者自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与同是“天涯论落人”的杨元素在京口分别时曾做《醉落魂·席上呈杨元素》一首:“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漂泊。偶然相聚还离素,多病多怨,须信从来错。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娥眉,长羡归飞鹤”,词作打破上情下景和情景相生的通常作法,将人生萍泊蓬飘,朋友聚短离多,归乡之态难愁的深沉喂叹融为一体,有别恨、有悲怨,虽处逆境,仍能“尊前一笑”,又体现了东坡处世的乐观泰然。 《满将红·怀子由作》中“清颖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语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调华发。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余苦泪,眉间意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用健笔壮语写手足之情和雅志难愁的抑郁襟怀,阔大之景与凝厚之情结合,感慨与思念结合,想象与现实结合,笔势吞吐,于慷慨奇拔中显深沉抑郁。 前文提到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几句,表现的含蓄蕴藉(jie),耐人寻味,引发多角度的思考与遐想,难怪神宗皇帝读到此也感叹说“苏轼终究还是爱戴君王的”。于是下诏把远在黄州的苏轼调到离京师比较近的汝州。苏轼因这首词的创作而得到迁往内地,也算是因词得福吧!而“何事长向别时圆”则寄托了作者多少哀怨、无奈,但最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又能解脱和冲破所有的抑郁和哀怨,显得如此温润、透明、坦荡。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与人生、短暂与永恒的思考,悒郁怆怏的情感,坦荡旷达的胸怀,清冷澄明的意境,高远浩荡的格调共同构筑了作品的不朽,显现了真实而崇高的艺术魅力。可以说,这类作品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最能反映苏轼一生坎坷的经历与复杂的心境。 四、豪放与婉约只是大致分类,并不能涵盖苏词的全部。苏轼思想复杂、才学渊博,身世浮沉,决定了他词作风格的多样性。 苏轼一生奋厉有志,命运多舛;身处江湖,心系国家;宦游之处,有口皆碑;足迹所至,文化昌明;无论是大江南北,孤岛荒州,都为祖国壮丽的山河增添了浓墨重彩,为民族留下了绚丽瑰宝。他性格豁达,处事有成,在总结自己一生时曾痛苦地自嘲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大半时间是在被放逐中度过的。然而,苏轼为人处世,有一最大的优点,不论自己境遇如何,始终忧国爱民,他具有勤政务实的为官之德,从政有见的为政之才,乐善好施的为人之道。博学多才,给人启迪。无论是为官为民,为政为文,成绩斐然,雅士敬仰,渔樵称颂。他每到一地,都能很快地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能体验他们的疾苦,也能从他们身上汲取营养。苏轼谪居黄州时,深知百姓疾苦,与当地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年后,他要离别黄州时,曾写过一首《满庭芳·归去来兮》感慨世事苍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鱼蓑。”不就是区区几个平头百姓?不就是山野中的几次小酌畅饮?不就是曾经共处过的一段岁月?然而,在苏轼眼中,这些朴素、平凡的人物、故事都是最最宝贵的财富。所以,他不肯轻易离去;所以他千叮咛万嘱咐别剪断堂前自己亲手栽种的垂柳,好让大家能惦着他;所以他托人捎话给父老乡亲,有空再帮他晒晒垂钓是身披过的鱼蓑。好一个性情中的苏东坡。他的义还体验在他对亲人的感情上。 正是苏轼这复杂的仕宦人生,如“天涯倦客”(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决定了他词作风格的多样性,或粗放豪迈,或真切朴素,或明快飘逸,或韶秀典雅,潇洒出尘。《行香子·过七里滩》一词中,用清冷的笔触,描绘旖旎如画的富春风光。在旖旎如画的风光中,点缀淡云般的喟叹和疏雨般的惆怅,可谓粗放。从这首词可以看出,苏轼因与朝廷掌权者意见不合而贬谪杭州任通判期间,尽管仕途不顺,却仍然生活得轻松闲适。他好佛老而不溺于佛老,看透生活而不厌倦生活,善于将沉重的荣辱得失化为过眼云烟,在大自然的美景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慰安。词中那生意盎然、活泼清灵的景色中,融注着词人深沉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思考。《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中,上片通过“枣花”、“缲车”、“牛衣”、“古柳”、“黄瓜”等形象,刻画了一幅情味独厚的乡村风俗图;下片写自己酒困路长,口渴思茶,敲门讨水(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不加修饰,随口道来,真切朴素,清新自然。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渔夫》组词,面对就要实现归田园居的梦想,渔夫在我国古文化中所代表的隐逸之乐强烈地吸引了东坡这位时想退隐而难得退隐的诗人的心,作者借歌咏渔夫表达自己对寄情山水、遗世独立的歌颂与向往。全词由“渔夫饮”到“渔夫醉”、“渔夫醒”,最后以“渔夫笑”作结,可谓脉络清晰,明快飘逸,引人神往。《减字木兰花·春月 》以独特的视觉写春月,寄托对春天的热爱,对诗意的发现与追求,情与景融合,景与理融会,韶秀典雅,极富情致。《好事近·西湖夜归》一词,不仅描写了西湖之夜的宁静优美,也写出自己夜归时的恬然自得。词中以“漾”字状溪风月色,以“摇兀”状烟波中的小舟,笔触细腻,颇能传神。总揽全篇,则词情境融为一体,充满潇洒出尘之致。 总之,作为一代文化巨匠,苏词的创作风格是多姿多彩的,他的作品,全面深刻地体现着他的人生阅历与思想变化。以上浅见,不知对苏词是一种增色还是贬损。对于苏词,近千年以来,欣赏者出于各自的感觉与认识,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探究评价,正所谓“口有殊味,词无达诂”。苏轼革新词创作的意义在于,他把词作的个人话语性质通过“向上一路”,而去表达本属于诗创作的社会化话语,使本来“酒间易晓”的自娱性的写作变成了自振的行为。他有意以诗为词,终于从他开始打破了词坛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将宋词引领到更高、更远、更广阔的艺术境界,使之成为继唐诗之后,又一文学高峰。 苏轼一生并没有刻意为自己追求什么政绩,但身后却声名卓著、千年不衰。尤其发人深省的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任过什么高级翰林、皇帝侍读,但他留下“苏堤垂柳”“东坡赤壁”却是名传遐迩,文人高吟“大江东去”,百姓争讲苏坡德政,至于“东坡肘子”“东坡肉”更是千百年来畅销不衰的美食佳肴。“起舞弄清影,”月下有东坡的乐趣;“牛衣古柳买黄瓜,”乡间有东坡的乐趣;“欲把西湖比西子,”明媚山川中有东坡的乐趣;“不辞常作岭南人,”荒凉的海角天涯,也有苏轼无所畏惧的乐趣!他一生执中持平、刚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这种政治态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子摹拟的对象,其他散文和诗歌又以其才华的丰茂,笔力的纵横恣肆,博得后人的爱好。由于他思想的复杂性和文艺上的多方面成就,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令士人“三日不读苏文,便觉气索”。苏轼在北宋后期就以文采风流为学者文人所羡慕,使国人“每至一文,争相传抄”,一时间洛阳纸贵;南宋以后,他的诗文集更为流行,许多文人学士,有的爱好他的诗歌,有的继承他的词派,有的学习他议论的纵横,有的追摹他小品的清隽。他们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显看出苏轼的影响。他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为后来许多在文艺上不满现状,要求创新的作者所喜爱;他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也带给后来文人以不良的影响。从另一角度说,正是这纷纭不息的评价,苏词才随岁月的流逝愈显光彩,越发夺目。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史》(下)裴裴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年8月。 [2]《唐宋词三百首》盖国梁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12月。 [3]《中国诗词名句鉴赏词典》 闫凯 白英 编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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