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谕主题说出现得相当早，至迟在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但在封建社会对讽谕主题的揭示，由于诗话批评这种形式，由于古代诗评家的习惯，片言只语居多，印象式评点居多，而详尽的论述则比较缺乏。详细论证讽谕主题说的较早且影响较大的文章，是1947年陈寅恪先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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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长恨歌〉笺证》[1]。1983年周天先生又出版其《〈长恨歌〉笺说稿》一书，对讽谕主题说作了更为详尽的补充论证，从而使此派观点气势更为恢宏、力量更为强大。如果在加上持相似主张的为数相当多的文章，可以说讽谕主题说至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是诸派观点中力量最强的一派。陈先生一文发表时间虽早，却几乎全部囊括了持讽谕主题说者的主要观点与重要证据，甚至其研究方法也为此派大多数后来学者所效法。因此之故，我们在叙述此派观点时就为了行文的方便，主要就陈先生一文的内容和方法简要叙说。陈先生一文的主要观点及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承传统的学术研究思路，坚持“以史证诗”的研究方向。针对《长恨歌》取材于以唐朝“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的真人真事，陈先生逞其史学家之专长，从正史、野史及笔记小说等典籍中较为详细地钩稽了有关李、杨故事的资料，为《长恨歌》作了较为细致的笺证。在历史上，唐玄宗天宝年间迷恋杨贵妃，宠信诸杨，逐贬贤臣，沈湎享乐，使国事日非，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玄宗仓皇出逃，造成了杨贵妃的马嵬惨死和唐玄宗晚年的孤独凄凉。《长恨歌》把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动人的诗歌形式写了出来，告诫后人尤其是封建皇帝应以此为戒，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强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不可分割，以《长恨歌传》之“创作缘起”对白居易写作意图的推测左证《长恨歌》具有讽谕意义。陈先生根据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所载“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一段话，断定《长恨歌》与《长恨歌传》“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又说：《长恨歌》“本身无真正收结，无作诗缘起，实不能脱离传文而独立”。因此，其“真正收结”与“作诗缘起”即我们今日所谓主题思想者，“乃见于陈氏传文中”。陈先生认为通行本的《长恨歌传》可能“经乐天所删易”，而删易的地方主要在“创作缘起”部分。那么，《长恨歌传》“创作缘起”部分对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之意图的推测：“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也就可以说是白居易对李、杨故事的看法，即《长恨歌》的主题。既如此，《长恨歌》之主题不是讽谕又是什么呢？ 第三、联系白居易新乐府《李夫人》、《胡旋女》、《上阳人》等与《长恨歌》有关篇章，证明白氏在新乐府诗中对李、杨情事是持批判讽刺态度的，他在《长恨歌》中对李、杨情事也应该且必然持讽谕态度。《长恨歌》问世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白氏新乐府大多写于此后不甚久的一段时间，因此陈先生认为白氏写《长恨歌》时与写新乐府时的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白氏在新乐府中对李、杨情事的态度应该与《长恨歌》的主题大体相同。白氏在上述三首新乐府诗题下分别自注云：“鉴嬖惑也”、“戒近习也”、“愍怨旷也”，对李、杨均持批评谴责的口吻。为节省笔墨，今仅以与《长恨歌》关系最密切、陈先生也特别看重的《李夫人》一诗为例加以说明。陈先生认为，《李夫人》乃“取《长恨歌》及《传》改缩写成者也”，又“融合《长恨歌》及《传》为一体，俾史才、诗笔、议论俱汇集于一诗之中”，“实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也”。陈先生还强调指出，“乐天之《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宗明义之句，其新乐府此篇，则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为卒章显志之言。其旨意实相符同，此亦甚可注意者也。故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既如此，《李夫人》等诗的讽谕主题昭然若揭，《长恨歌》之主题如何可能别有所指？ 第四，创作是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作家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及对此前诗歌的评价影响着他的创作，因此，陈先生主张结合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与创作主张来探讨《长恨歌》之主题。《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其时白居易初入仕途，急欲“兼善天下”，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以干预时政、补苴隙漏为指导的讽谕诗创作方兴未艾。为了更好地发挥讽谕诗的“惩劝善恶”、“补察得失”[2]的社会功能，他甚至明确提出“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3]的激进主张。这就是说，元和初年，白居易非常重视诗歌的讽谕惩劝功能。既然白居易在元和初主张诗歌应该有讽谕惩劝功能，他创作的相当多的诗歌尤其是涉及李、杨的诗歌，大都侧重于讽谕，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寄寓讽谕之意就是十分合乎情理的事情，而如果他于李、杨故事中另求他意，则让人纔有些难以理解。 方法的失误往往导致学术研究的误操作，讽谕主题说的主要不足大约正在这里。我以为史是史，诗是诗，虽然二者在古代有时不易截然划清界限，有些诗歌确实能补历史之缺失，但二者又毕竟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两种东西，一追求真，一追求美，因此，“以史证诗”不应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更不应该是主导的或基本的方法。其次，作家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在封建社会，由于知识分子人格依附比较严重，他们即使在相距不太久的时间里也会有明显的波动或转变。再次，陈先生《歌》、《传》一体之说问世后，提出相反意见者不在少数，其观点还存在较大的可商榷的余地。而且，陈先生认为通行本《长恨歌传》为白居易所删易缺乏有力的证据，其“惩尤物，窒乱阶”能否代表白居易对李、杨故事的看法还是一个疑问。当然，陈先生的方法与一些证据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其“讽谕主题说”没有其合理性，而只是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合理性。而当一种观点没有足够的合理性时，它也就必然不是对事实的最终解释，不是问题的最终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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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探索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其中一些问题我们将在下面的相关章节再做详细探讨，此处只是撮述其大略而已）。 需补充的一点是，有的论者还从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的社会政治现实探讨作品的主题。文章认为，《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当时宪宗刚刚登上皇位，有意改革弊政，朝政出现了一丝转机，露出了部分“中兴”的迹象，但他又骄奢荒淫，宫中多内宠。《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懿安郭太后传》载：“群臣三请立为后，帝（宪宗）以岁子午忌，又是时后廷多嬖艳，恐后得尊位，钳掣不得肆，故章报闻罢。”白居易自觉肩负起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的使命，深恐宪宗重蹈覆辙，故通过李、杨荒淫怠政祸及自身的悲剧，意欲“感动帝王之心，去邪崇正，以免重蹈不节欲——重色——失政——误国——家亡——遗恨的覆辙。”[4]主张此一观点者似乎忘记了《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其时唐宪宗登基不到两年，而群臣请立郭后事更发生在元和八年，白居易何以能讽谕宪宗“多内宠”？ [1] 陈寅恪先生一文初发表于《清华学报》14卷1期，后收入专著《元白诗笺证稿》。 [2] 白居易《策林·议文章》，《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547页。 [3] 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 [4] 邢凤梧《也谈〈长恨歌〉的社会意义》，《南宁师院学报》，1981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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