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魏晋玄学浅谈 第一章、魏晋玄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 首先，汉末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四起，黄巾起义利用了道教，而道教所根据的经典之一是《老子》，因此说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正是从另一个方面利用《老子》而与农民起义相对抗。另一方面两汉流行的经学，后越来越烦琐和荒诞，但物极必反，思想因而向着简单和抽象的方面发展，因此老庄思想盛行。还有，当时天下大乱，由于政治的原因，士大夫为了全身自保而信奉老庄。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处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衰落，而作为与“独尊”地位儒家思想相对立的道家思想成为反对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和谶纬迷信的重要武器而长期流行着。其中“天道无为”是两汉的主要思潮，从西汉末的严遵。经东汉初的桓谭，到王充、张衡、冯衍等一直到东汉末的仲长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这些哲学家用“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反对天人感应目的论，可以说是思想界的一种净化运动，它不段排除着荒诞的、烦琐的神秘主义。 社会的大动荡，给思想的大解放创造了条件。在旧的统治思想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新的统治思想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一般来说，思想总是比较活跃的。东汉末年，在儒家思想衰落的情况下， 这时就出现了原来先秦六家名、法、阴阳、道家等相当活跃的新形势，而其中最可能继儒家而起的是道家思想。儒家思想衰落，并非说儒家所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已不再适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了，而是说两汉以来的经学，为纲常名教合理性作论证的天人感应目的论等已走入穷途末路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纲常名教要继续下去，必须得到新的理论论证，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老子的道家思想不仅为此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因为这是当时历史发展的现实所需要的，而且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也是最可取的。 汉朝选取官吏，地方用察举和方式，朝延用征辟的方式，因此人物的品评鉴识就非常重要，而品评人物高下的标准为德性，既纲常名教所要求的品行性格，在东汉末，关于人物的评论，往往是对一个一个人的具体评论。然而这种评论却造成一群一党的互相吹捧，而且使一些虚伪奸诈的人借着它可以招摇撞骗。他们操纵着评论人物的舆论，使汉末的评论人物，“名”和“实”并不相符。有不少思想家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这样就出现了对名和实关系的讨论，多主张名必符实，在此名家思想流行。另一方面汉魏之际注重名实关系问题，与曹魏集团重人才、好法术也很大关系。曹操用人举士，多重才力而不依德行。他曾下求贤令四次，建安十九年下令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因此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由此可见曹操是法家，所以综核名实为当时所重视。汉魏之际品评人物虽不象后来的“四本才性”问题那样已经成为纯粹的“名理之学”，但也不再象汉末那样仅就具体人物的才性高下来进行评论了，而进于对评论人物的标准和评论人物的原则等问题的讨论，这一情况实为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对抽象的人物标准 进行讨论，必然要用辩名析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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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讨论抽象原则的“名理之学”就大大得到发展。汉魏之际道家思想之流行实亦与法家思想之流行有一定的关系，因为黄老与刑名有内在联系。“无为而无不为”本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而法家采用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本是道家思想而法家用之为“权术”的根据。汉魏之际，虽与法家思想流行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仍是它原在两汉三、四百年中即与汉儒天人感应目的论相对立，故在儒家思想统治削弱的情况下，才有继之而起的可能。这些都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玄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以王弼、何晏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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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始时期；以嵇康、阮籍、向秀为代表的竹林时期;以裴頠、郭象为代表的元康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的东晋时期。 第二章正始时期的玄学 正始时期的玄学家可以王弼、何晏为代表，而尤以王弼的思想影 响为最大。王、何不但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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