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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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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30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重要文件。《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全党延安整风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通过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取得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决议》是由以任弼时为召集人有刘少奇、周恩来、博古、洛甫等7人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的。《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后来征得准备参加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同意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背景从年月日到年月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人。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过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年月开始起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开始时即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直接主持并多次修改字斟句酌呕心沥血。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参与了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此外还提交出席党的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原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通过为使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抗战建国方针问题而改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内容《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决议》指出要克服左倾或右倾思想必须进行耐心细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危害说明错误的历史根源、思想根源和改正办法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对犯错误的同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决议》充分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的基本正确也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对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决议》同时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意义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藉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份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O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O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O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  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八月党中央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  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组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  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  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  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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