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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隋唐史

niubiershi1
2011-05-27 0人阅读 举报 0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剑桥中国隋唐史pdf》,可适用于文学艺术领域

总编辑序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至年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当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费正清崔瑞德年月中译本前言本书原为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卷本卷为崔瑞德编其纪事起自隋朝灭陈(年)止于唐之灭亡(年)实际上是隋唐两朝的王朝史。鉴于《剑桥中国史》现正陆续出版同时本书又能独立成卷自成体系故先予译出以飨我国读者并定名为《剑桥中国隋唐史》。本书是一部结构严谨、资料丰富、内容充实的断代史在不少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一部外国人编写的大型隋唐史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难能可贵的。我们相信不仅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隋唐史的研究者也可作为参考。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对隋唐史上有争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乏新意富有创见。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人物评价是历史科学重要内容之一。本书非常重视历史人物的活动它以人为经事为纬层次分明地展示了中国中古史中这一重要时期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同时又剖歧析异发人所未发给人以启迪。现举数例如下:隋炀帝炀帝其人历来被封建史家贬为一无是处的暴君。近年来虽然有一些学者肯定了他建东都、开运河等事迹但总的来说仍是褒少贬多。本书却给炀帝以很高评价。尽管作者不否认炀帝骄奢淫逸但认为他在中国帝王中决不是最坏的。从当时背景看他并不比别的皇帝更暴虐。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像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本书认为在年平陈时他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再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唐代的繁荣应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继承和改善了炀帝所开的运河运河促使杭州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并提高了运送军队和供应至任何有潜在反抗危险的地区的能力。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唐高祖长期以来治史者认为唐高祖李渊是平庸无能之辈。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已逐渐清除笼罩在初唐史上的迷雾并肯定了李渊的建唐开国之功。在这一点上本书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本书认为尽管李渊反隋时已年逾五十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生气勃勃和干练的领袖人物。他策划了太原起兵。他对李密和东突厥的外交攻势使唐军得以胜利进军并攻占隋都大兴城。他推行的大赦、封官许愿等政策有助于促进全国统一。唐高祖创立了初唐的制度和政治格局。以任何标准衡量“武德之治”均称得上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唐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李渊之所以遭到冷落一是因为他执政期短又夹在中国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隋炀帝和唐太宗之间。二是他的开国之功被唐太宗精心地掩盖了。唐高宗唐高宗是唐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旧史却将他描绘为懦弱的傀儡在重要政治制度上建树极少。有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本书不为这些传统之见所囿既指出高宗确有懦弱一面又具体论述了他在法制等方面的建树。和前辈相比他的另一伟大政绩是对科举制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控制物价的措施也收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并行用于有唐一代。唐朝这时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均达顶峰甚至超过唐太宗时期。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武则天她是隋唐史乃至中国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千百年来毁誉不一至今犹争论不已。本书在全面分析了她的作为后指出:中国传统史学称至年为“武韦之祸”是“欠公道的”。因为首先它忽视了武后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其次没有确凿证据能说明在她执政最后几年以前政府受其统治作风的危害。第三武后时期农民生活比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只有很少的中国统治者其生日能像武后那样在农村节日中被人纪念至今。本书认为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如沉溺于佛教延长服母丧期以提高妇女地位派武延秀至突厥与默啜可汗之女结婚等。武则天的消极面表现在:她最后几年的统治每况念下她的统治作风高度独断以至当她失控时行政结构立即出现裂痕而她这时反而不能以其一贯的无情手段断然采取措施。对中外学术界有争议的以下一些问题作者也一一加以剖析。(一)支持和反对武则天的两派斗争问题。过去主要有两种看法:陈寅恪认为这种斗争是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是掌权的贵族统治阶级与新兴地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本书认为这两种看法都有问题都是对当时社会认识过于简单化的结果。作者认为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掌权者与以拥武为升迁手段的势力之间的斗争武则天利用后者夺取了权力。(二)武则天迁都洛阳问题。本书认为从政治和经济上解释这个问题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很可能还有第三种因素即她惨杀王皇后等人后内心恐惧无法再留在长安。(三)以周代唐问题。一般认为武则天取国号为周可归因于她追赠其父的封地(周)。但这种看法难以成立。她以周为国号是为了与古代周朝联系起来以前王莽等人也都采用过这种手段。她的目的是想建立周朝所达到的至治之世。(四)科举取士名额增加支持了武氏政体的问题。本书认为支持这种看法的史料很少。武财天在年后年间根本没有开科取士。至年进士年平均数也仅人。(五)武则天代表什么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问题。本书不同意她为商人之女所以就代表“新兴的商人阶级”的看法因为其父及兄弟均仕于隋、唐。本书也不赞成武则天代表东部地区利益反对西北贵族的观点因她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出身。唐德宗本书认为传统史籍把唐德宗说成刚愎自用贪得无厌但又说他轻信和柔弱两种说法彼此矛盾。关于他允许宦官和节度使自行其是的记载也是夸张之说。所谓唐德宗至年的励精图治同样是记载不实。实际上他的政策和行为表现了相当程度的内在连贯性。他志在振兴中央权力以使满朝文武相形见绌。由于尽量保存现有中央权力并非易事他必须与藩镇作必要的妥协这是审慎之策不是人们指责的姑息之政。对唐德宗完全听从家奴的指责也不符事实因宦官并未损害他他一直是最高统治者。所谓外廷受宦官压抑这是史籍对宦官影响的夸大。唐宪宗二王八司马事件是唐中叶以降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不少人认为宪宗上台后大力镇压二王集团是反对革新的保守派头子。本书力图抹掉投射在宪宗评价上的阴影认为他对二王集团的处理非常慎重除二王外无人被处死。清洗范围仅限于真正的参与者而不像历来那样殃及亲朋故旧甚至与二王集团关系极密的韦执谊的岳父杜黄裳也被重用为宰相。宪宗鼓励朝臣大胆讲话坚决削平藩镇选用武元衡等一大批五十岁左右的优秀人物当宰相实行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军事中央集权运动在“中兴”李唐过程中打开了德宗时代的僵局所以他是唐后期几乎重建“贞观之治”的人。关于宪宗之死作者认为他被宫监陈弘志所弑的看法不可能获得证实或反证。但他的死却使宦官在拥帝问题上开始拥有大权。对于宪宗因服药过量而卒的说法儒家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是道德堕落的结果但本书认为这种意见虽有理但还不能让人了解更重要的政治背景问题。总之唐代宫廷阴谋模糊不清真假难辨。李林甫此人历来受到责难被视为“口蜜腹剑”的小人和促成李唐由盛而衰的罪魁祸首之一。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说他是务实的政治家、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唐玄宗统治时期许多重大而有价值的改革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当宰相时进行的。李林甫时彻底修改了整个税制和地方费用规定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订的全部法典至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的改革使朝廷行使权力比以往更顺利、更有效率。李林甫执政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姚崇、宋璟和张说任宰相时首辅宰相是在积极参与政务的皇帝手下工作而在李林甫漫长任期内唐玄宗已不再起积极作用故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姚崇等人全面杨国忠根本不能与他相比。有人说李林甫任宰相前与张九龄不和因为后者反对他擢升这种意见并无确证。所谓他的入相与武惠妃有关和他与裴光庭之妻私通的传说都可能自出虚构因为当时史家大多仇视李林甫所以尽量给他抹黑。二、历史事件“安史之乱”本书指出过去不少人将“安史之乱”视为“在国内进行的外患”因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出身非汉族。这种看法虽不是毫无根据但无说服力。陈寅恪发展了的夷狄论的变种观点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谷霁光从河北对唐廷的长期异化的角度来解释叛乱的论据也无说服力。作者本人的看法是:“安史之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联系”。尽管人们都说“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影响巨大但语焉不详。本书则非常重视这种影响及其引起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军方成了帝国生活中的主要力量。(二)地方行政结构被改组。(三)许多人取得了高官和社会威望。(四)国家财政结构崩溃。(五)土地分配制度受到致命打击。(六)人口大规模南移。(七)丧失了对河北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八)江淮几道取得新的关键地位。(九)唐帝国丧失了领土和威信。本书将这些变化贯串到此后至唐亡的历史论述中去这样做是很有眼光的。“牛李党争”这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本书针对主要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本书认为是出自始于宪宗时的个人恩怨。至世纪年代个人恩怨公开化形成党。党不过是政治人物的松散结合体。因史载阙如很难弄清产生朋党的思想观点和社会分化状况。本书认为朋党领袖拥有政治权力故能掌握想分享杯羹的追随者。穆、敬、文三帝庸懦不能遏制朋党的发展若宣宗直接继宪宗位朋党之争将会缓和得多甚至会使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关于朋党规模日本学者砺波护编制的两党名单中有几人被列入或划出其标准尚可推敲。他关于门生故吏依附上层朋党成员朋党结盟影响向下层发展从而形成金字塔形式的看法虽有某些正确性但也有不少问题。本书认为依附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大垂直系统的派别集团是否存在值得怀疑。有人想找出形成朋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书建议最好把李德裕对李宗闵等的敌意追溯至年的制举。但是将皇甫湜的对策文看成整个牛党共同观点的看法并不合适因为他后来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几位最重要的领袖的文章也未将其哲学观点和政治组合联系起来所以看不出是什么观点和态度把这些人分为牛党或李党的。关于牛党是主和派李党是主战派的问题本书认为不应把李吉甫与李绛之争与十余年后的“牛李党争”等量齐观没有理由把李绛视为牛党的精神追随者也不应忽视牛党成员卷入世纪各种军事斗争。所以把牛党宰相看成是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就未免简单化了。很难想象世纪年代后期和年代的小兵变能对全面展开的朋党之争有很深的影响也不能排除史籍中塞进伪造材料的可能性。陈寅恪等对“牛李党争”的社会学解释虽有不少理由使这一假设颇具说服力但因文献不足很难说中举者必出自寒素庇荫者定来自名门望族。想在朋党上层作前后一贯的社会学区分证据还远远不够。“会昌毁佛”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大中兴佛”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革、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汲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实。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汲取了英国、日本、美国、法国以及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汲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把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年李克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内容简介《剑桥中国史》是剑桥历史丛书的一种。本书为第卷论述隋唐时期的王朝历史作为《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上卷。原书于年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外隋唐史研究的水平。本丛书的第卷(即《剑桥中国隋唐史》下卷)将在以后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第一章导言论述隋唐时期(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参考书目。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学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①近几十年他们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虽然隋唐时期比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年。①随着本卷编写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这位史坛巨子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编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意义。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①宋君荣:《唐代史纲》载《中国论文集》卷(年)第页卷(年)第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年宋君荣把它寄回巴黎。《中国论文集》卷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第页)论唐代的人口(第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页)。①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WG比斯利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年)第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及年的史料》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年)第页。全国统一的形成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世纪后半期中央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世纪年代的黄巾之乱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年当最后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晋只作为一个地区政权而在南方苟延残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蹂躏了原来为中国最先进、最富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令人眼花缭乱地建立起一个个短命的小王朝。北方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战争、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苦难才在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虽然拓跋人在几十年中试图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但他们与其前人一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国的制度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精英合作。他们的传统的部落贵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国臣民同化于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随之产生的紧张对立使北魏帝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即国中非汉族成分仍最为强大的西魏(年成为北周)和东北的东魏(年成为北齐)。最后在年北周征服北齐重新统一中国的北方再度树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这几个世纪非汉族所占的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给中国北方的社会和制度带来很深的影响。各个外来统治王室的贵族经常与中国社会精英联姻。特别在西北那里出现的两个贵族集团所形成的社会精英与传统中国的统治阶级迥然不同。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它们的成员不但是混血儿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们之中的很多人仍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它们基本上是军人集团而不是文人精英过一种艰苦而多活动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们的妇女远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独立和有权威。在东北平原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今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几个大贵族世家竭尽全力想保持它们作为汉代文化真正继承人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它们注意不与外来的贵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在自己的地方根据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①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在世纪和世纪初期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各地势力极大。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还通过在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国。在这一方面唐朝也继续沿着几乎同一条路线走下去。因此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从北魏一直持续到唐初的强有力的延续牲。隋文帝执政初期是在北方巩固从北周接管的政体。不到几年时间隋朝便制订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乱体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署和地方的衙门结合成由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统一的官僚机器振兴了国家的财政结构沿北方边境加强了对突厥人的防务。与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样隋号称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隋文帝现在开始把它变成现实。对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几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南方最初被晋统治后来又由几个短命的王朝宋(年)、南齐(年)、梁(年)、陈(年)来统治这样一直搞了两个世纪。南朝都以豪华奢侈的建康(今南京)为京都来发号施令并被一小批强有力的贵族门阀及其武将所操纵。它们政治上不稳定它们统治的时期不断发生宫廷阴谋、政变和篡位它们不时企图收复北方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南朝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化那里的土著。虽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北方先进。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从北方逃难来的自以为与北人的气质迥然不同鄙视北人认为他们粗鲁、土气是半野蛮人。它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标准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①但两者更根本的差别并不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竞相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的文化这两方面。世纪和世纪的混乱对北方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深远而持久的后果大批人逃亡(特别从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长江流域等比较安定的地区避难和寻求新生活。数百万人在世纪的不断战争中丧生。北方的大片土地遭到破坏人口减少耕地荒芜因此北方诸政体不断地力图鼓励它们的人民利用土地获益。在拓跋人统治下奴隶制又大规模出现了这又引起了社会混乱。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自给自足的耕作制社会倾向于密集在由一个或几个大族控制的小地方单位内。交易和商业衰落货币被废弃。北朝诸政体就是针对这种局面制订它们的制度的它们征收实物政府的大部分次要的职能都是通过劳役来完成的。①见上列图表。又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年)第页。①关于南方和北方社会精英的文化差别见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年)第页此文转载于他的《中国古代之家族与国家》(京都年)第页。南方的土地一旦被开垦就远比北方的肥沃产量就高得多南方广泛采用的水稻移植法使它能生产大量剩余粮食。贸易继续发展货币的使用也日趋广泛。南方诸政权对商业实行课税货币在财政体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隋朝对南方的实际征服是比较容易的。当时南方有两个政体。位于今湖北省的后梁曾是北周的附庸国在年很容易地被制服。位于南面和东南面的以建康为根据地的陈经过了一次短暂的较量也在年被征服帝国的统一终于完成。实际的征服是以最小的流血牺牲和破坏完成的。开明的和富于想象力的政策又巩固了这次征服因为这些政策赢得了南方统治阶级的效忠并把他们并入隋的官僚集团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没有额外增加负担或完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税制。到了世纪初期南方已成为财富和储备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统治期间一个运河网络被建成它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隋能够以南方的粮食和物资来供养其宏大的都城大兴城(今西安)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物资。这就为南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具体形式。中国的重新统一证明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却很快就每况愈下。隋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建造长城和建设运河网络)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死亡这些引起了国内的紧张而国内的紧张又转而引起普遍的苦难和不满。由于炀帝妄想把中国的势力扩大到原来汉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鲜北部(此时已是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丽国的领土)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高丽进行的一次次代价高昂但劳而无功的讨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致使隋王朝的国力丧失殆尽。不过在隋灭亡以后虽然有许多人争夺权力但把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地方割据的国家的任何现实的威胁再也不存在了。年隋最后垮台以后的问题是哪一支叛军能够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国。甚至在胜利者唐朝时期发生的大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安定以后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后来在世纪后期群众普遍的不满导致了灾难性的黄巢叛乱随之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权力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存的国家大约过了年宋朝才把它们之中的最后一国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之内。但帝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在世纪初期也陷于异族邻邦之手沦陷时间达四个世纪以上。但它们一直被视为应待收复的外人统治之地。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临时的失调在适当时候通过一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就将告终。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人们以封建即分权和把权力转移给地方封建主大势来看待这一形势而不仅仅看成是帝国的瓜分。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的思想。下面将要谈到它们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制度变化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是政治生活类型发生的彻底改变。从世纪后期到世纪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彻底的变化这只有从公元前年至汉代初期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甚至世纪的历史著作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组成有了完全的变化在世纪沈括在寻找与隋代以前相似的社会秩序时只好着眼于与他当时的中国迥然不同的印度外国社会。在近代历史学方面内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国的传统秩序正在崩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内藤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着中国“中世”期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这里的近世的意思是那时开始定型的政府、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基本上也就是传至他的时代的那些类型。①他非常概括地阐述了这些变化的特点现转述如下。在汉亡以后的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中国已被若干贵族集团控制它们在地方和全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不但垄断了高级官职而且大力推行强调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官员荐举制这样他们的势力就深深地在各级政府中扎下了根。它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实行内部通婚只有在取得政治利益时才与圈外的人结婚。有些贵族与北方的非汉族征服者联姻世纪北方诸王朝及隋、唐的统治王室就是从这部分贵族中产生的。到此时为止某个统治王室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暂时为帝的贵族氏族。保持巨大财富和权势的其他大贵族氏族不过把皇室看作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皇帝与同一社会出身的高级官员关系密切一些重大政务是与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决定的。因此皇帝不得不通过贵族同伴并在与他们相互获益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在隋代特别在唐代随着全帝国的再统一这种状况起了变化。贵族的力量逐渐衰弱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被职业官僚所代替这些职业官僚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教育程度并通过科举登仕而成了统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会集团的代表。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使出身于小家族的人也能进入官场。旧贵族逐渐消失。随着政府官员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第一号人物这些贵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视皇室认为它是社会的暴发户。由于没有贵族的挑战由于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同时皇帝开始逐渐地扩大了他的专制权力它在明代而达于极点。结果是皇帝与社会之间、皇帝与他赖以进行统治的官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了。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世纪年代起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①关于内藤的理论见H宫川:《略论内藤的假设和它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影响》载《远东季刊》(年)第页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载《史学年报》(年)第页浦立本:《中国史和世界史》第一讲(剑桥年)内藤的理论首先在其《中国论》(东京年)发表后又在其《概括的唐宋时代观》(载《历史与地理》年第页)一文中和在他死后出版的至年在京都大学讲课的讲义《中国近世史》(东京年)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他写作时近代西方历史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等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他的理论本质上是政治分析虽然他把政治变化置于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来考虑。他的几个后继者特别是接替他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宫崎市定并不那样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政治发展方面而是深入研究经济和社会史中若干主要的基础问题。①他们还竭力想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史的总的发展类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组成的一个重要集团认为虽然晚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期但不如说它是奴隶社会阶段和封建主义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我将在以后再论述这些问题。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①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在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因为这些集团为唐代的宫廷政治提供了动力。他认为唐代是一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统治皇室(其本身就是紧密结合的西北贵族中的成员)主持朝廷这个朝廷开始时被同一社会集团的人控制然后围绕贵族中对立的地方集团分化再后来由于旧贵族和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职业官僚的新阶级不断摩擦而分裂。他认为科举制度是为王朝提供官僚精英的一种手段这些人依靠王朝而不是依靠高贵的世系和世袭特权取得地位和权力。陈教授及其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主张经过考试吸收的官僚集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武后的审慎的政策他认为武后是旨在打破西北贵族对政治力量的垄断的“外人”。有人提出过一些很无说服力的论点试图考证这些“新官僚”就是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陈寅恪的观点已受到详细的质问:武后促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作用肯定被夸大也许被误解了新官僚大部分从贵族的下层中吸收后者的组成比他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朝廷的党争只是偶尔围绕着贵族集团和中举士子的紧张对立才两极化而党派大部分是某一特定问题造成的短暂的结合而不是他设想的那种长期结盟贵族保持的控制比他认为的控制程度更大时间更长。①然而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发点。陈的分析经过巧妙的发挥和提高已成了蒲立本研究玄宗执政最①例如见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京都年)。①陈寅恪的理论最早在年重庆出版的以下两部著作中发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它们以后有几种版本现只能在陈教授近期的两部文集中见到。编得极好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年)只收他年前的作品。《陈寅恪先生论文集》(两卷香港年《补编》香港年)所收的作品较完全但编得较差。①要了解这方面的某些文献见崔瑞德:《唐代统治阶级的组成:从敦煌发现的新证据》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年)第页。后几年唐代政治史这一最重要的著作的基础②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虽然陈对具体问题的明确的观点受到了挑战。陈寅恪不但注意对立的贵族集团之间和宫廷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同样提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有洞察力的观点。③他确定了唐政府中出现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可追溯至北魏)继承下来的制度上面已经谈过这些制度是为比较原始和简单的社会制订的一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他指出唐代政府的各个方面是怎样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的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在过去年大量研究这类制度变化的文献问世了现在已经清楚如同其他方面那样隋唐横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激烈的变化发生在世纪但由于名称的沿用由于一些不再起作用和已经有名无实的机构制度的名称的存在这些变化常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仍需要对各别的制度进行详细研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进行综合但对已经出现的主要研究路子我们可概述如下。像上面已经提到那样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是消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公元年隋朝法典的篇幅是北周法典的是南梁年颁布的法典的。它又是行政活动进行法典化和正规化的时期当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长治久安满怀着信心致使政治家们都倾向于以全帝国适用的统一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持久准则来考虑问题而不是用老经验来处理出现的具体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太宗之治(年)是唐代“理想制度”的形成时期是一个以良好和井井有条的施政著称的统治期。世纪后期和世纪的作者在怀旧时当然把它说成是黄金时代。但事实上太宗在执政时并没有制订新制度政府的政策也没有大变化。政府的基本结构、行政的细节以及政府干预的限度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早在隋代已被建立和解决只是在唐高祖时期稍加修改后又被采用并体现在年颁布的一些法典化的法律中。太宗的真正成就不如说是他进一步巩固了唐朝的力量以及他个人的施政“作风”后一成就使他能在高级官员内部不同的强大贵族集团中树立牢固的优势。他的最早的修史者之所以赞誉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巩固唐朝国内外的力量时作出了不容置疑的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果断坚强同时又是明智仁慈的君主一贯愿意倾听他的一批亲密而有才能的智囊的意见。事实上他被誉为一位明君他行使权力的做法符合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和反制度的理想因而他同官员和传统的历史学家有心心相通之处。在与大批大臣的日常会晤中他的政府也对上层官僚广开言路努力使他们为王朝矢效忠诚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团结精神。①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省的。晚至年唐朝只有个有官品的官②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年)。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①关于他在施政这方面的例子见HJ韦克斯勒:《天子的镜子:唐太宗朝廷中的魏征》(纽黑文年)。员来管理可能超过万的人口。兵制由民兵保持在最低水平上这些队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每年轮班服役。政府的日常工作尽量交给挑选的纳税人以劳役的形式去完成。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来地方的官员也被纳入单一的官僚机构内州县的职位已不像分裂时期那样由地方的望族把持。但是中央虽然牢牢地控制到县一级人们公认中央的政策和干预只能在以下几个很有限的活动领域内实行:法律和秩序的维持司法、税收及有关的人口登记和土地分配工作以及对服兵役和劳役的劳动力的动员。由于地方官员自己不掌握强迫本地居民的武力地方对政府政策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县官与大批基层的胥吏和村长协商办理后两种人既是国家的小雇员又是地方社会的代表。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京师颁布的政策和地方的可行性及承诺能力之间进行协调。过于高压的干预政策是完全不可能的。执行法律太严酷的官吏更可能遭到责难和惩处而不是受嘉奖。因此协调和调节是整个行政体制中的关键。在中央政府中强大的贵族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仍然几乎提供政府中的全部高级官员所以皇帝要受到牵制就像地方官员也被他施政的环境所牵制那样。这种平衡并没有维持很久。太宗的军事野心推动他向中亚扩张并且又企图收回汉代的满洲和朝鲜的领土。他的继承者高宗继续进行这些征讨到了世纪年代唐代已在波斯边境建立了它的保护国占领了塔里木和准噶尔并在朝鲜打垮了高丽不过却未能如愿地把它并入帝国。由于这些征服活动以及需要建立长期的戍边部队以防御北方突厥族这个传统的敌人和新出现的搞侵略扩张活动的吐蕃国唐朝亟需建造巨大而昂贵的防御设施。在国内官僚机器不断扩大和日趋复杂。开支激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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