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救济

无论是一种道德追问，还是一种法律实证，民事权利无疑是神圣的。民事权利救济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的一种矫正措施，是一种补救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 　　救济制度的完善和救济方法的选择有其价值基础，主要包括正义和效益。二者既有价值冲突的一面，也有价值统一的一面。救济制度中的正义主要包括法律实施中的正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程序正义，也包括立法正义，即在立法中排除任何特权和专制因素，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然而，正如法谚所说，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权利救济的实现程度是公平价值的一种尺度或者说评判依据。效益是实现公平的基础。经济学中成本效益观为民事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 民事权利的救济性及其制度基础 　　权利在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发展中有不同的含义，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自然权利”或者“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现实权利(实际享有的权利)。[1] 　　民事权利作为法律层面上的权利，首先在于其合法性，即民事权利由法律规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同时又具有相对性的特征，即权利和义务都是相对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立法者对权利和义务的配置有其价值取向，如在权利和义务的范围、时间和行为方式上作出限制。 　　救济性是民事权利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法律社会的基本观念。民事权利救济是由于权利受到侵犯而由有关机关或个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或依据一定的程序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以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相应地，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会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 　　民事权利的救济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一是权利资源具有稀缺性。[2] 一方面是立法者认识上的局限性，对有些权利未加规定，另一方面是权利意味着行使的范围和界限，不得滥用。其它如权利客体的不足以及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由于权利资源的稀缺性，因而，为了实现其效用的最大化，必须进行选择、优化和合理配置。合理的权利安排，会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因为“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3] 二是利益的矛盾性。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走出权利的抽象思辨，我们不难发现，权利的确认、实现总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权力或者民事权利的“滥用”以及民事义务的违反都会造成权利的损害。 三是某些民事权利对主体来说只是一种可能性，民事权利主体在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甚至阻碍，这时也需要救济。 “无救济则无权利”又作“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或“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这一为英美法国家家喻户晓的法律格言所强调的是，救济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如果人们关注权利的实现，就必须关注权利的救济。可以说，权利自始就是与救济紧密相联的，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在现代国家，救济总是与司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公民的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只有可以诉诸司法裁判机构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该权利的存在才能具有法律上意义。这可以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过长期的“试错”所获得的一个基本经验。 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权利救济的方式主要是同态复仇式的“私力救济”，即所谓“以命偿命，以目偿目，以牙还牙，以手偿手，以足偿足，以打偿打。”但是，“私力救济”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缺陷，尤其是冲突解决的公正性得不到保证。尽管人类早期社会的“私力救济”也存在着一定的规则，甚至还存在一定的程序，也尽管“私力救济”在个别情况下也许可以大致获得实体上公正，但是，大量的事实说明，“私力救济”是一种缺乏制度保障的冲突解决方式。在这种原始的冲突解决方式中，由于冲突当事人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很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寻求冲突的解决，最终导致决定冲突解决结果的，往往不是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冲突双方参与武力斗争的人数的多寡和气力的大小。原来的被害者可能仅仅因为人数上寡不敌众而再次被害，原来的加害人则可能因为人多势众而再次成为胜利者。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以法律程序取代私人武力的方式——解决冲突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说“公力救济”取代“私力救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们在发生纠纷时可以获得公共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力的保护，并不是说“私力救济”在纠纷解决中不起任何作用，更不是要彻底否认“私力救济”在一定情形下一定限度内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是在早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都极为盛行，这既因为“公力救济”具有不可克服的滞后、被动等特征，难以及时有效制止违法和保障权利，也因为国家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使得“公力救济”不可能包揽对所有纠纷的解决，尤其是那些对国家统治秩序没有造成明显威胁的纠纷，“公力救济”甚至根本就缺乏介入的兴趣。但是，在一个逐步走向法治的社会里，对“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过分的。这不仅是因为，相对于“私力救济”而言，司法救济由于具有中立、消极、公开等特性，能够使纠纷的解决在一种有序、安全及相对文明的氛围中展开。还因为，相对“私力救济”等其他权利救济和保障手段途径而言，司法救济通常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救济所具有的这种内在优越性，使得司法救济相对于其他救济手段而言，具有更为明显抑制违法保障权利实现的功效。 因此，为建立一种基本的法治秩序，国家不仅应将公民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确立在宪法和法律之中，也必须同时为各种各样的权利提供相应的救济手段，只有这样权利才能获得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权利法案”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从普通的被告人权利被“提升”到了宪法权利的高度，而在于这些刑事被告人的公民权利都有相应的救济措施加以保障。在欧洲，最近还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超国家的救济机制。在这些欧洲国家，当本国的救济途径已经用尽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的情况，一国公民还可以上诉到一个超国家的国际的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来告这个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的宪法尽管也赋予了公民的一系列的实体性权利，但是相应的法律却疏于为那些受到公共权力机构侵害的公民提供有效的救济。虽然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确立，权利和自由受到具体行政行为限制的公民，确实可以向司法机构寻求权利救济。但是，现行的行政诉讼不仅有着较为明确的“受案范围”，而且作为一种事后的司法救济，行政诉讼在救济方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充分性。更为严重的是，现行的刑事诉讼竟然没有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某一诉讼参与者尤其是当事人一旦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非法侵犯，只能向作为“原告”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提出有关的申诉或者申请，根本没有将该问题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而现行司法解释中所确立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救济的对象也主要是以刑讯逼供为核心的预审讯问行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许多非法取证行为，目前的所谓“排除规则”还难以发挥有效的救济作用。在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除了经常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为“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外，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表现形式。例如，侦查人员在没有获得合法的搜查证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进行搜查，并扣押了他的私人物品；侦查人员在没有任何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邮件进行了扣押；侦查人员在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电话窃听并获取了作为指控证据的录音带、录像带……对于这些非法取证行为，现行的“排除规则”都无法发挥有效的救济作用。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宪法及其所确立的公民权利又如何能不蜕变为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宣言”呢？ 如今，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立法者是否应当顺应历史和世界潮流，在刑事诉讼中建立“中国式”的司法审查机制，扩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使得那些宪法权利遭受非法侦查行为限制公民，能够在诉讼程面上获得由中立的法院所提供的权利救济呢？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建立一种违宪审查机制，在普通的程序不能救济一个国民的权利的时候，他还能够上诉到最高法院从而获得宪法层面上的救济？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