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 爱问共享资料 爱问分类
首页 > > > 历史上的谣与谶:权利斗争中的异类武器(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pdf

历史上的谣与谶:权利斗争中的异类武器(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pdf

历史上的谣与谶:权利斗争中的异类武器(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上传者: 金郭玉堂
5881w+次下载 3人收藏 暂无简介 简介 2011-04-20 举报

简介:当前资料暂无简介!

谣言和谶()语都是古人对预言的一种称呼。如果是以民间谣、歌、谚的形式出现,则称做“谣言”,而如果这预言对统治者有利,他们就换个名,或是中性的“谶”,或是直白的“符命”、“天命”;如果是不利于统治者的话,那自然就是叫“妖言”了。但名称虽然不同,它们的预言性质却没有区别,都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预警或预告。纬书曾经在数百年间与五经并驾驱驰于中国思想、学术领域,在东汉时,朝廷上的疏奏章表,朝廷外的墓碣碑铭是动辄引纬的。而纬书的品类多达数十种,篇幅多达数百万言,所谓儒生的“皓发穷经”,多半时间恐怕是耗费在汗牛充栋的纬书上。但时过境迁,纬书到隋唐以降就成了灭绝的恐龙,只剩下片鳞只爪的化石了。这灭绝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统治者的禁毁。西晋初年曾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看来并不怎么凌厉。到了南北朝时,势不共天的南方萧梁和北方元魏却在禁毁谶纬上取得共识,满肚子佛经动不动就大发慈悲掉眼泪的梁武帝,和励精图治的北魏孝文帝一样,都把收藏“图谶秘纬”者“以大辟论”了。但南北分裂的局面对文化的专制实在不力,所以最后的收功还要等到全国的统一。纬书遭遇的最后一次浩劫是隋炀帝的大手笔:“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此学!”这些皇帝的禁绝纬书当然不是因为纬书的封建迷信,而是因为纬书中搀杂了大量的“谶”,而谶却是非常“政治性”的。皇帝们要禁绝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谶,就用了“灭九族”法,把谶的近亲纬书也一起消灭了。在中国统治者的眼里是从来没有所谓“纯学术”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纬书的灭绝是受了谶的“株连”。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谶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胜过纬。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自战国时(最早虽见于《左传》,但那究竟是战国时的书)就开始存在的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谣谶”,原来与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斗争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有时竟能影响历史的进程!大家熟知的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是作为“革命”(本篇所用的“革命”都是它的本始含义,请勿误解)号召的“谶”,也就是当时的大造革命舆论。那谶是由陈胜和吴广编造的。但流亡于大泽中的无赖刘邦,一个人从大泽中出来,便对他的同伴们讲,他如何斩了一条白蛇,然后又遇一老妪,哭云:“赤帝子杀了我儿白帝子。”这又何尝不是他自造的谶。但《史记》却没有明白揭出,也许太史公是用《陈涉世家》中的造假来对映《高祖本纪》的“天命”,让读者自己两相比照,从而悟出刘邦的把戏吧!司马迁是否有用这种“春秋笔法”的意思,这并不重要。但在中国历史中成百上千次的大大小小的政权更替上,一向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于是陈胜一流的“谶”就是野心家本人的不轨,而刘邦一流的“谶”则成了上天的旨意。一个王朝兴起之后,陈胜一流的谶如果不被销毁灭迹,也是会被当做逆贼的罪证的。所以,一个王朝的衰落和一个王朝的兴起,总是伴随着造谶和禁谶的运动。造谶,对于一个政治势力的最后成功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它最初兴起的时候却是成败攸关。可以想像,假如陈胜不搞“篝火狐鸣”、“鱼腹丹书”那套把戏,大泽乡铤而走险的成功就很难说。此后天下群雄并起,究竟出现了多少谶,由于史书阙载,已无从知晓。但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类的话,肯定不会只是一种亡国遗民的诅咒。再对照王莽末年谣谶如潮的局面,秦末的谣谶想必不会只有存下来的那几条。王莽由汉朝的大司马变成安汉公,再变为“假皇帝”,最后“即真”为真皇帝,建立了新朝。除了“人心厌汉”的大形势外,“符命”和“谣谶”也起了很大的舆论作用。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了王莽末年,由于改制失败而“人心思汉”的时候,各路英雄就也拿起“谣谶”这个武器来对付王莽,同时证明自己的“天命”。最有名的是为刘秀做天子造舆论的《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来成了光武帝的刘秀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阀,他不但精通造有利于自己的谶,还精通曲解政敌的谶以为自己所用。这也是“以柔道取天下”之一例。这种阴柔的战术表现在他对谶的运用上,简直是出神入化。成功或不成功的野心家们既然热心于用谶造革命舆论,政治权术中就又添了一手:用谶诬陷某人为野心家,以达到公报私仇的目的。北齐大将斛律光(字明月),就是那位用一曲“敕勒川,阴山下”鼓起士气转败为胜的大将斛律金的儿子,他精于武略,威震关西,屡次把北周杀得大败。北周名将韦孝宽忌其神勇,便造了几条谶,然后派间谍把这些谶语散布到北齐都城。北齐朝廷中斛律光的政敌祖珽,也随着加油添薪,补充了几条,结果斛律光就成了“谋反”的叛逆,举族被戮,而不久北齐也就亡了国。记得吴晗在六十年代初把这段历史写成了一篇极为悲壮的随笔,很是引起一些人的感慨,而后来也很是引起另一些人的“钻研”,铸成了吴晗的一条罪状。这种方法到后来更加的花样翻新,但手续往往趋于简便。武则天的特务们要陷害某人,就先在他家里藏下违禁的谶纬书,然后抄家,抄出来就灭族。这方法为历代的特务沿用,很少不奏效的。纬学虽然灭绝了,“谶学”却永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来的造反者也好,野心家也好,始终没有放弃“谶”这个舆论武器,而且愈演愈烈,从成篇累牍的《王子年歌》、《郭文金雄记》、《嵩高道士歌》、《甲子歌》,到图文并茂的《推背图》,以及多得可以专门编目的各种“宝卷”,都造了出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奇观。于是禁谶的手段自然也随着发展,禁毁的书目也随之扩大,由图谶扩大到一切有文字的东西,那最大的成就便是清代以来的文字狱。而这又是“文化政治”的一大奇观:一些不安份的文人绞尽脑汁地在文章中“含沙射影”,一些要用人血染红顶子的文人处心竭虑地从别人的诗文中挖掘可以锻炼成狱的素材,而另一些被吓昏的文人胆战心惊地检查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容易被人“误读”的词句。除了用谶来诬陷政敌之外,还可以用造谶来蛊惑、教唆政敌谋反,这一着虽然曲折一些,但更可以看出中国智谋的神用。像《聊斋志异》的《九山王》那种先用符谶怂恿仇人造反,然后使仇人灭族的故事,在历史上也有实例。在世道不济的时候,社会上总是要出现大量的谣谶,与“灾异”一起“代表上天”向统治者示警。“赤厄三七。”(西汉元、成时谶)“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东汉建安时荆州童谣)“草木萌芽,杀长沙。”(西晋八王之乱时童谣)这样的谣言不得不使统治者悚然不安。为了安慰自己,稳定人心,统治者这时往往也要造出一些“吉谶”来对付这些“凶谶”。北宋灭亡后,新即位的南宋高宗赵构一路南奔,听说一个人的名字吉祥些就像曹操在华容道上遇到了救兵,总要把它附会成谶,为跟随自己的残兵败将打气。中国的文字自有其神妙之处,只是一个字,也能从形、音、义上随意发挥,说它是吉就是吉,说它是凶就是凶。字形可以象形、会意、拆散拼合,字音可以谐音、转韵,再加上方言、别字,字义则中国的单字本来就是一词多义,再加上字的偏旁部首,互相通假,从这几个方面下手,就没有一个字不能随意附会的。举个例子: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的遗臣和农民政权扶立明宗室建立了几个小朝廷,坚持抗清。一个是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的政权,一个是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的政权,一在福州的政权,一个是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的政权,一个是唐王个是唐王朱聿亡于福建,由榔亡于夜郎,聿之弟朱聿在广州的政权。这几个皇帝或代理皇帝的寿命都不长,奇怪的是,鲁王以海最终亡于海上,聿亡于南粤。他们的名字竟然预示了他们灭亡的地名!本来是被捉于缅迷信的人可以把这看成是天意,不迷信的人会说这是巧合,但如果仔细一分析,却不过是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而进行的附会。我们只以鲁王朱以海为例,他死于台湾,台湾旧属福建,福建又称闽,也可称越,台湾为岛,岛可叫屿,岛在海上,海也可叫洋,这样串下去,能和台湾连在一起的词汇将有很多,所以鲁王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有可能把它与台湾联系起来。而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即不管朱以海死在哪里,南七北六十三省,他随便选个地方驾崩,我们也都能与他的名字挂上钩。当然这要有会扇忽的本领,比如朱聿甸,被杀于云南,虽然与粤相近,但究竟差之千里,可是都在中国的大西南,一扇忽也就能蒙混过去了。一个字可以如此随意附会,如果再把字缀成词,再编成歌谣,用上古代的修辞学,占卜术,那就能把任何民谣或随便一句流行语都演绎成预言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历史上的巧合,比如北京的前三门,中间是正阳门,东边是崇文,西边是宣武门,凑巧的是,在北京建都的最后三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元是至正,明是崇祯,清是宣统,各占了前三门的一个字。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预言”的书,诸如翻印的《推背图》以及《预言成真》之类,不管编者加进多少现代化的解释,但总的目的是让读者相信这些预言的真实性是千真万确、不容置疑的。而且从互联网上也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一面敲着电脑,一面却相信所谓“大预言”的预测。这实在是一种可悲的现象。这些预言究竟是“天赐”的还是人造的,它们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对现代的读者来说,只要动一动脑筋,本来就会明白的。但由于这些预言涉及到一些历史知识,如果不作一些介绍,仅靠表面现象和编造者貌似博学的瞎“忽悠”,确实是有很大迷惑性的。所以我们编了这本小册子,汇集了一些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政治预言,并把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介绍,一方面是让读者知道中国的政治史中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中国的文化史中还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门类,同时也希望读者知古以鉴今。古代的先哲在相信天帝和神明的前提下尚且把“听于神”当成亡国和乱世之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科学与民主”的社会中相信什么天命呢!却出现了妖言:“弧箕服,实亡周国。”(《国语这大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个预言性童谣了,因为据说它出现在西周时的宣王时期。虽然对这童谣的记载是几百年后战国时的《国语》,但距今也有两千多年了。郑桓公是西周末年时郑国的国君,同时又兼任着周天子即周幽王的司徒,这时他大约看出了周王朝的没落,就向史伯提出了问题:“周王朝是不是要完了?”史伯的官职是王朝的“史官”,那时史官和巫师是二任兼于一身的,所以史伯不仅掌管着周王朝的史籍文献,还担负着占卜国家吉凶的事务。史伯也是个悲观主义者,他对形势悲观的依据自然很多,诸如幽王的亲信谗佞,宠幸褒姒,朝政昏乱之类,而认定周朝肯定要亡的根据则是一首在周宣王时已经流传的童谣。周宣王就是周幽王的老爹,他在位的时候,曾使早已步履艰难的周朝振作了一下,所以史称“中兴”。但就在周宣王东征西讨、大逞威风的当口,自己国内弧”就是打猎用郑语》)“的弓,而“箕服”则是用来盛箭的。周宣王听说有夫妇二人正在国都里卖这种东西,就下令派人去捉他们,而且捉住就立刻杀掉。这夫妇二人听说了,就赶忙逃离都城。而事有凑巧,周宣王有个宫女,年纪还不大,就莫明其妙地怀了身孕,正在那二位逃亡的时候,这小妾把孩子生了下来。她不敢把这不明不白的女婴留在宫里,就请人扔到了城外。那逃亡的夫妇大约是没有孩子吧,见了这个弃婴,就拾了起来,带着一起跑到了褒国。那位未婚而孕的宫女究竟是怎么怀孕的呢?那就更离奇了。话说早在夏朝末年的时候,王宫里出现了两条龙,这龙是褒国的二位国君的精魂所化。夏王爷让巫师占卜,是杀掉还是把它们赶走,或者是把它们留在宫中,巫师算了半日,褒这位得宠的姑娘不是别人一笑倾宗周”的褒姒。于是生下也没有个结果,那就只得听之任之,让这两条龙自己决定去留了。可是夏王爷也是多事,他让人把龙吐出来的涎沫收集了起来,盛在一只木匣中,放入了国库。这一放就是几百年,商朝时没人动,进入周朝又经历了几百年,到了周厉王的时候,有人好奇,把木匣打开。那龙的涎液居然没干,自己往外流,流到庭院里,无法把它收起。过了一会儿,那涎沫竟然变成了一只黑色的癞头鼋,从从容容地爬进了王宫。那位未婚而孕的宫女那时还是个四五岁的小姑娘,恰巧碰上了这只癞头鼋,当时也没有什么异兆,到了她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就怀了孕了那个女婴。且说那二位逃亡的夫妇带着女婴,来到了褒国。过了若干年,女孩长大了,生得如花似玉,美艳无比。这时已是周幽王时代了。有个叫褒姁的得罪了幽王,幽王要拿他治罪。褒姁便把那姑娘当做礼物送给了幽王。幽王一见,如获至宝,立刻三千宠爱在一身,而褒姁的罪自然已经被功赎了。这位得宠的姑娘不是别人,正是“烽火戏诸侯,一笑倾宗周”的褒姒。正是“烽火戏诸侯,这样一来,西周灭亡的责任就由昏乱的幽王转移到那可怜的弃婴身上了。但根据这个故事,周朝的亡国乃是天意,而且早在夏朝末年以前即已被上天埋下了根芽。可是我们要问:夏朝的都城在何处?商朝的王宫又在哪里?从夏末到周宣王,其间至少有八百年,八百年前的档案文献都荡然无存,难道这个木头匣子就这样珍贵,被商周的列祖列公们搬来搬去、小心收藏着?如果它值得珍贵,为什么八百年来就没有人打开看看呢?所以史伯的故事只是一部“封神演义”而已。公元前这是一篇用童谣预测战争胜负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的鲁僖公五年,就是年。这场战争对读者并不陌生,就是我们平时成语中说的“唇亡齿寒”典故的来源。晋献公想伐灭虢国,但要路过虞国。于是晋献公就向虞公借道。虞国的大夫宫之奇便向虢公讲了一番唇亡齿寒的道理,但贪图小利的虞公不听。这样一来,晋献公就先灭掉了虢国,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又灭掉了虞国。据这个故事,晋国伐虢的结局,以及虢国灭亡的时间,早已在童谣中预言了。这童谣道:“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春秋左氏传》僖公五年)童谣中说的丙子、龙尾、鹑、策、火,都是天文中的星宿,然后又明确说明了日、月运行到这些星宿位置是所表示的时间,而且童谣中公然讲到了“取虢之旗”和“虢公之奔”;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丙子日的清早,龙尾星为日光所照;军服威武美好,夺取虢国的旗号。鹑火星像只大鸟,天策星没有光耀,鹑火星下人欢马叫,虢公就要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