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西方学术界的唐代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领域，大概迄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但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时间内，各方面成果的累积也已相当可观，产生的影响亦超出了西方学术圈的范围。因此要在本章简短的篇幅内对这些成果作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评述，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不过那 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陆扬1 西方学术界的唐代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领域，大概迄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但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时间内，各方面成果的累积也已相当可观，产生的影响亦超出了西方学术圈的范围。因此要在本章简短的篇幅内对这些成果作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评述，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不过那种面面俱到的介绍也许并无必要。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中国古史研究工作的介绍和了解已非往昔可比，网络时代的便利更使掌握海外研究信息成为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此，在这篇文字里，我只想就个人关注所及，有所侧重地对西方的唐史研究做一个回顾。这一回顾当然是带有个人观感的解读，但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和许多业已存在的介绍性文字产生无谓的重复，同时也希望在一些层面上能谈得略微深入，介绍成果之余，还能稍稍分析一下这些成果的学术脉络以及对当下研究的影响，为中文唐学界提供一些更具体的参照对象。我还必须说明的是，本书是以介绍北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为宗旨，但就唐代史而言，许多最卓越的贡献是由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学者做出的，如果将这些学者的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就难以呈现唐史研究发展的整体轮廓和期间的脉络。所幸的是，西方绝大多数重要的唐史研究成果是用英文发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的，所以我在本章里的讨论也集中在英文的著述上，至于用其他西方语言发表的重要唐史论述，除非与这些英文著述在学术史上有着要紧的关联，一般我都不涉及，以免枝蔓1。 同时为了行文的可读性，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论述也只在注释里提到和讨论，这些都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一、 唐史研究的奠定期(1950－1970)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领域，西方唐史研究的奠定时期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二部专著的先后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真正开始形成。第一部著作是1955年出版的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 的《安祿山反叛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第二部是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又译作杜希德) 的《唐代財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初版於1963年，1970年又出了修訂增補版。在《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出版之前，欧美汉学研究著述中和唐史直接有关的专著很少，法文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 Occidentaux)，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译注的《新唐书》中“选举志”、“百官志”和“兵志”等部分2， 白乐日(Étienne Balazs)关于唐代经济社会史的系列论述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吐蕃僧诤记》(Le councile de Lhasa)等3。英文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的《唐朝的创建》(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Fall of Sui and Rise of T’ang)，费子智(C. P. Fitzgerald)的《天子李世民传》(Son of Heaven: 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 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的《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772-846 AD)。这些著作虽然对日后唐史的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除了白乐日的论述，其他著作对唐史研究风气的造成基本都没能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20世纪前半期重要的东方学杂志也甚少刊载唐史课题的文章。《泰东》(Asia Major)曾在1949－1950 和1952年分两期登载过J.K. 赖德奥特(J. K. Rideout) 关于唐代宦官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发展的论述4。而历史悠久并占据20世纪前期西方汉学中心位置的《通报》(T’oung Pao)杂志则更是忽视唐史的研究。《通报》登载的第一篇真正讨论唐史课题的文章是1927年第3/4期上戴何都关于唐代地方行政职官体系演变的长篇研究5。 而二十五年后《通报》上才出现了第二篇唐史的论文，作者仍是戴何都，内容也属制度史的范畴，是关于唐代节符的研究6。《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简称为 HJAS ) 的情况略好，但也谈不上重视。7 蒲立本和崔瑞德著作的问世才促成了严格意义上西方唐史研究风格的形成。这兩部著作不光有对相关历史记载做精細的考证和解释，还有着整体关照和纯熟的史学分析，说明这两位学者不再是只注重局部的专题研究者，而是对唐代的史料和历史问题有着通盘掌握和认识的学人。蒲立本的著作以安禄山反叛前夕的唐代政治和制度的变化为考察对象，有不少透辟的议论。比如他特别关注安禄山的粟特背景，并指出唐代语境中的“胡”特指粟特和阗等中亚印度伊朗语族。早在汪籛的类似论述发表之前，蒲立本就强调唐代8世纪前期政治中门阀与文士两大集团的紧张关系。在这部著作里，蒲立本吸取并回应了当时中日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他尤其重视陈寅恪两部名作的论点。 崔瑞德 《唐代的财政管理》虽然比《安禄山反叛的背景》要晚出数年，但从1954年起，崔瑞德就发表了大量有关唐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文章和书评， 其中很多都属于导夫先路的作品和观点，也使他成为继白乐日和杨联陞之后西方最重要的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家8。《唐代的财政管理》讨论了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转运制度和财政管理五个方面，每章都有详尽的注释，而在不长的正文篇幅内，对这几个头绪纷繁的层面的变化做了清晰而精确的描述，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综合能力。这部著作也对东亚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论述做了详尽的征引9。对日本学者研究的利用是使崔瑞德著作超越白乐日论述的关键之一10。崔瑞德是英美学界中最早利用敦煌文献来研究唐代社会和经济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仁井田陞等日本学者那里接受了敦煌文献的良好训练，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法国汉学家的影响。1956年谢和耐的成名作《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e)在河内出版，和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一起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中古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书11。虽然《唐代的财政管理》本身并未包含对敦煌经济文书的考察12， 但他这期间发表的文章里有不少利用了敦煌文书来考察唐代的经济现象，比如“有关唐代灌溉事业的几点意见”(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一文就得到杨联陞的高度赞扬，认为其结论的意义已超出唐代的范围，触及了古代公共工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本质13。 蒲立本、崔瑞德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将唐史放置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所以他们的研究选题常常有着较长时段的考量，而且也注重方法的思辨。早在1951年，蒲立本在他的剑桥中国史讲座就职演说中，就立场鲜明地反对将西方历史发展阶段套用到中国史的发展上去。他特别批判了内藤湖南(Naitō Konan)的中世近世演变说和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上古史研究14。 1966年崔瑞德在英国最知名的主流史学杂志《古今史刊》(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7到10世纪的中国社会：论敦煌文书及其意义”一文， 指出在学界意识中，中国史撰传统的悠久常被认为是中国史研究的优势所在，其实未必如此。中国传统史撰反映的面相往往狭窄，而且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精心编织而成的产物，书写越有条理，内在逻辑越是一致，离真实情况也常常越远。如果想要了解县以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话，就必须穿透官修史撰所造成的“那面宏大而单一的织物(monumental and monolithic fabric)”，因此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是极少数能真正辅助我们窥见当时社会图景的窗口。这些 材料 关于××同志的政审材料调查表环保先进个人材料国家普通话测试材料农民专业合作社注销四查四问剖析材料 既挑战了当代研究者对古代政府管理能力的种种预设，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古租佃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复杂性15。 《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和《唐代的财政管理》这两部著作发表时，蒲立本和崔瑞德都在英伦最重要的学府担任中国史讲座，但之后都陆续來到北美的重要学府任教，称他们是北美唐史研究的重要推動者绝不夸张，在这一点上后来负责《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编撰的崔瑞德起的作用尤为关键。在《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出版前后，蒲立本还发表了多篇有关唐代思想和史学的论文16。但是从六十年代起，蒲立本的研究兴趣也日益转向中古语言学的研究，70年代中期之后几乎不再发表唐史范围的论述，但他尝试研究的唐代政治思想和史学方面的课题得到崔瑞德、麦大维(David McMullen)等学者的进一步拓展，成为西方唐史研究中的强项之一。 除了蒲立本和崔瑞德，五、六十年代还产生了一位唐代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谢弗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异域文化和物质如何影响唐代中国的论文17。 他的两部代表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域外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和《朱雀：唐代文献中的南方意象》(Vermil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都出版于六十年代18。 这两部作品给人的感觉就像它们所探究的对象那样五彩斑斓，里面既有伯希和((Paul Pelliot)式的渊博，也有文化史家的敏感。这些作品使谢弗成为从早期汉学的博雅传统转入到现代式的文化史研究的关键人物。《朱雀》一书探讨了唐代生活和唐人想像中的南蛮地域的土著，自然景观和风俗，谢弗的笔触轻灵而充满温情，将文学解读的细致和敏感与史学描述的严谨融合在一处。我个人觉得这部书勾勒出的历史景观比《撒马尔罕的金桃 》更显得完整，方法上也更有创意。在英文世界，谢弗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西方唐代文化研究专家。他作品的学术价值自然不容低估，但其影响的造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着眼的对象往往是唐代文化中华丽和奇幻(exotic)的面相，颇能强化一般西方人心目中代表丝绸之路的唐代中国的固有的浪漫形象。谢弗那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对日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也有深远影响，只是很少人能像他那样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 60年代还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唐五代藩镇的研究著作，一部是王赓武(Wang Gungwu)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19。 另一部是1966年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安禄山反叛之后东北地区的藩镇割据》(The Autonomy of the Northestern Provinces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王赓武的著作探讨了唐末北方政权交替下藩镇的形势和结构变化，以及节度使制度在五代时期逐渐解体、节度使的地位被中央官僚和禁军等取代的过程。该书将制度的变化放置在政治的变化中考察，对史料有细腻的梳理，条理也清楚。 彼得森的论文是唐史学界第一部对唐代后期河北三镇的统治结构作系统考察的专著。他的研究深受日本唐史大家日野开三郎(Hino Kenzaburō)关于唐代藩镇论述的影响，倾向于从军人职业化的角度去考察河北藩镇割据的根源，以及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复杂关系，而不是陈寅恪等的胡化观点。虽然在构架和细腻上比王赓武的著作逊色，但也是一部优秀的论文。遗憾的是这部论文始终未能修改出版，不过其中一部分的精华十多年后在彼德森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所写的章节中得到了体现。 这段时期的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至少还有数种唐代重要文献的译注。1955年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译注和研究20。 这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有文字中第一个完整的译本21。 作为是日本史的专家，赖世和这方面的素养使他能为唐史研究者提供许多来自日本文献的资料。他的两部著作中，译注篇的工作尤其细致，使其至今还是这部重要的中古史料的经典参考著作。1962年，已年届70的戴何都发表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的译注。崔瑞德指出这是西方第一部对唐代笔记野史加以仔细考察的著作，而且译文甚佳。在这部著作之后，戴何都又完成了《北里志》的译注，工作同样细致22。 二、成熟期(1970－1990) 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欧美的唐史研究进入真正的成熟期，各方面的进展都很显著。即便和唐研究传统最为悠久的日本相比也不遑多让，这一点不仅在史学领域内是如此，在文学和宗教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这些领域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合作也在加强。許多在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崔瑞德等学者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已纷纷在各自的课题上发表有影响的著作。就史学研究而言，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两种著作，一是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唐代概观》(Perspectives on T’a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二是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第3卷，即隋唐史卷。 即便以三十多年之后的眼光来看，由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編的《唐代概观》 依然是西方出版的唐代史研究论文集中最佳的一种。其中收入的文章並不囿限于史学的范围，也包括了宗教和文学的重要课题，但以史学论文最见功力和前瞻性。论文涉及的课题在当时大都是相当新颖的，有些甚至连唐史传统很深的日本学界也未曾触及。比如崔瑞德的论文“唐代统治阶层的组合－以敦煌文献中的新证据为中心”(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 根据贞观氏族志等材料提出唐代社会精英分为全国性郡望和地方郡望兩个层次的观点，对日后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都有影响23。 彼得森的“中兴的完成－论唐宪宗和藩镇之关系”(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 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 第一次对宪宗厘定藩镇问题的政策和行动做了综合性的探讨。王赓武的文章“唐代政治中的长江中游地区”讨论唐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格局中荆南等长江中游藩镇的意义，迄今仍是这方面最为精审的论述之一。《唐代概观》的一个显著的特色是有很强的国际学术意识，许多论文吸收了当时东西方唐史研究的各类成果，比如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关于唐初党争的论文， 麦大维的“八世纪中期的史学和文学理论”(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 Eighth Century)和王赓武的论文都引用了陈寅恪的论著24。《唐代概观》还收入了当时日本敦煌学界的新起代表人物池田温(Ikeda On)的论文“唐代户籍及有关文件”(T’ang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Related Documents)，将他籍账方面的最新研究介绍给了西方学界25。 《唐代概观》出版之后，由约翰·佩里(John C. Perry)和巴德维尔·史密斯(Bardwell L. Smith)合编的《唐代社会论集》(Essays on T’ang Society)也在1976年在莱顿出版。这部论丛的规模远不如《唐代概观》，只收入了5篇论文和1篇书目介绍。其中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和晚唐中国的周期性武人化”(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可以说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唐史论文。《安禄山反叛的背景》一书未涉及安史事件本身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应该算是一个弥补。文章叙述安史之乱的过程及其引发的唐后期武人化(militarism)的意义，但就分析而论，却不如同时期出现的彼德森、王赓武等讨论藩镇结构的论述来得有深度，这正可说明欧美唐史研究质量提升的迅速。我个人觉得这个论文集中至少有两篇至今仍然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崔瑞德的“唐代藩镇自主的各类型态”(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里面作者认为唐代后期的地方行政，大致可分为四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其相应的藩镇类型。这四大区域即河北、西北、河南北部和以江淮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河北基本呈现自主(autonomous)状态，但河北诸镇皆有各自的利益，整体上难以形成对朝廷的致命威胁。西北边防重地，但财政上却仰赖中央供给，军事上则受禁军的制约。河南军事化严重，但处于河北独立藩镇和朝廷直接控制地域的中间地带，兼有拱卫唐朝核心地带和监督漕运之使命，但性质很不稳定。江淮则是唐廷控制最有效的地区，而且是财赋来源，所以对于唐朝来说，江淮动荡所造成的威胁远比河北藩镇的割据来得致命。这篇文章在这些分类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唐后期地方行政传统出现多样性，这一点在南方尤其明显，为后来十国时期的多样化行政系统打下基础。应该说这是关于藩镇和地方行政关系分析的最具洞察力的文字之一。另一篇文章是佩里和史密斯合写的“西方唐代历史和社会研究综述”(A Bibliographic Note on T’ang History and Society)，对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唐史论著做了很系统的介绍。 这些重要论文集的相继出版，表明西方唐史研究的团队已趋于齐整，所以1981年《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的出版也就顺理成章26。 这部著作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西方学界了解唐代历史的最为权威的参考书。这一情况也许并不让人特别感到欣慰，因为这毕竟是近三十年前出版的作品，但也多多少少说明了这部通论经久的价值。这部著作早已有中译本出版，其内容也已为中国唐史学界所熟悉，毋须我再多加评述。我只想指出的是，这部著作中有些部分，特别是中晚唐的几章，其实当时可资依傍的成果并不多。这些章节的作者能在有限的资源下写出综合性的论述，是一种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崔瑞德在该卷的序言中特别提到陈寅恪的著述对该卷观点的影响，不过陈的不少观点在该卷中更多的是受到质疑。而崔瑞德没有提到的另一非常关键的影响来自于日本唐史大家日野开三郎。日野氏关于晚唐藩镇的变化及其与朝廷关系的观点早就影响了60年代以来各类欧美唐史著述，尤其是彼得森的研究。最终这种影响也充分体现到隋唐卷的写作中来了。《剑桥中国史》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中包括了两卷隋唐史，已出版的上卷以政治史的全面叙述为主，而下卷则叙述分析分各财政官制文化等各门类的历史。下卷的工作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可惜因种种原因迄今尚未能完成。所幸的是这一计划的延误也使其中几位受委托撰写专门章节的学者得以将其章节扩充成书出版。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又译作斯坦利·温斯坦)的《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 ，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H. Barrett)的《唐代道教》(Taoism under the T’ang)和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等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27。 七、八十年代是唐宋社会史研究在北美开始勃兴的时期。以地域为中心的中古门阀家族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两大主题。崔瑞德和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分别在唐和宋两个领域内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28。 除了前文提到的崔瑞德在《唐代概观》中的论文，郝若贝1982年发表了甚有影响的长文 “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假说就是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社会精英的主体经过由门阀(Aristocracy) 到职业精英 (Professional Elite) 再到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转型。虽然该文在唐代社会精英的讨论上并无特别的建树，而只是将唐代社会简单的概括为门阀时代，但此文仍然对于重新思考唐宋社会结构变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真正致力于中古门阀家族研究的是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两位学者。姜士彬的《中国中世的寡头》(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是综合分析被他称为“政治寡头”的中古门阀的专著。而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的关于赵郡李氏的长文和伊佩霞关于博陵崔氏的专著都是中古大族的个案研究。关于这些著作的论点和取径，张广达有颇为仔细的介绍，读者可以参考29。 和唐宋社会精英变化问题密切有关的是科举制的研究。关于唐代科举的性质和意义，崔瑞德在《中华事功阶层的诞生：论唐代的官僚集团和科举》(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的讲演中作了阐述30。 他提出修正陈寅恪关于武后时期唐朝的科举制造出新兴的精英阶层的观点。认为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在影响政治精英的构成方面影响很有限，至多只改变了宰相等最高阶层官僚群体的构成。相比之下，门荫依然是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唐代也仍然是个贵族社会。真正开始挑战门阀对仕途的垄断的是唐代后期的盐铁等各类使职下的招辟制度，才让出自寒门的人士有机会显露头角。1988年韩裔学者李若善 (John Lee) 在《唐学报》(T’ang Studies)上发表了相当有见地的文章“792年的龙虎榜：唐代历史上的科举”(The Dragons and Tigers of 792: The Examination In T'ang History)31， 文章通过对贞元八年在陆贽门下及第的韩愈欧阳詹等人生涯的分析，提出唐代进士科的实质并非提供仕途的保障，而是重新调整了朝廷和门阀的位置，使后者日益依赖于前者，虽然进士科本身仍是一种门阀内部的选择。同时李若善又用792年及第的欧阳詹为例，指出唐代科举造成的流动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不如说是地域的，使原本偏远落后的南方区域也能通过科举整合到国家的结构中去。就在李若善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年，何汉心(P. A. Herbert) 关于唐代选举的著作也在澳大利亚出版32。 此书以《通典》选举部分关于唐代选举的资料为主体， 介绍了唐代选举制度的基本构架和唐代有关选举制度的各种评议。书中最有价值的其实是附录部分，在里面作者翻译了《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历代制下”的大唐部分和卷十七、十八的“选举五”的“杂议论”的中和下部分。何汉心不仅将杜佑的叙述分出段落，给相应内容列出小标题，还标出从《唐会要》、《新唐书》到《大唐六典》和《册府元龟》等诸多文献的相应资料所在卷数，并附有唐代选举专有名词的翻译表，为西方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 律令制度不仅属于唐代统治工具的核心部分，也是唐代中国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创造之一。 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欧凯新(Ou Koei-hing) 的《唐律刑罚考》(La Peine d’après le code des T’ang, Shanghai, 1935) 和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的《唐代法律史资料》（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 Peking, 1946) 等著作，六十年代以后又得到崔瑞德的推动。但能终生致力于唐律研究的是长期在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执教的小华莱士·约翰逊(Wallace Johnson, Jr.) 。他在这个领域相继于1979年和1997年出版了两大卷《唐律》(T’ang Code)的译注，是西方唐代法律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33。约翰逊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对唐代法律的精神和唐律的结构做了扼要而清晰的介绍，而他对唐律中许多专有名词的英译也可资参考。 在唐代和周边政权的关系的研究方面，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和白桂思 (Christopher Beckwith) 的《中亚的吐蕃帝国：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和唐帝国的争霸史》(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34。 巴克斯一书早已有中译本，译者林超民对《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贡献也作了较为详瞻的评估，兹不赘述35。 白桂思著作的优点是能将吐蕃帝国的历史和意义放在7至9世纪欧亚大陆剧烈变化的背景下考察， 全书将吐蕃帝国的征战史和对外关系史作了有条理而细致的整理，叙述也很明晰。他不同寻常的语言能力使他能同时得心应手地运用藏文、汉文和阿拉伯文等资料。这部著作对塔巴里(Tabarī)的《年代记》(Ta’rīkh al-rusul wa al-mulūk)等阿拉伯文献的利用在吐蕃史的研究中诚属创举，不过正如藏学名家范德康 (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 指出的，白桂思对藏文文献的运用因种种原因还是相当有限，基本未超出敦煌文献中的吐蕃纪年文书。作者不仅有意识忽略了不少重要的传世藏文史乘， 又将早已出版的有价值的中文著述剔除在参考文献的范围之外，比如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就是一例。在文献解读和史实考订方面作者遇到和自己见解不同的意见也基本不加讨论，所以在文献解读方面还是存有不少问题36。 八十年代也是欧美唐史研究逐渐进入礼仪和思想等文化领域的阶段。在礼仪的研究方面著力最多的是芮沃寿的高足魏侯玮。他于 1985年出版的《玉帛之奠：唐王朝正统化过程中的仪礼和象征》(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 是西方第一部全面探讨唐代祀礼的专著。从贞观和显庆礼的编纂，郊祀、宗庙、明堂、陪陵等制度的实践，魏侯玮分析了各种唐代前期各种国家支配下的礼仪在强化其统治理念方面所具有的功用，并指出随着政治活动领域的扩大，唐朝必须要通过这些礼仪系统来重新界定天子与天下的关系，制造臣民对唐代帝室的认同感。在课题的讨论上此书深受到日本学者尾形勇(Ogata Isamu)和金子修一(Kaneko Shuichi)研究的影响，而在分析的方法上又借用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 和维克托·特纳 (Victor Turner) 等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来说明唐代政典中礼仪系统的文化和政治内涵。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仅影响了北美学界对中古礼仪的研究，稍后也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注意，比如日本唐史专家妹尾达彦(Seo Tatsuhiko)发表了长篇的日文书评37。 魏侯玮的著作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此书出版后一年，魏侯玮因病中年而殁，这是北美唐史界的一大损失。和魏侯玮同时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任教的伊佩霞也在八十年代开始中古礼仪的研究。就在《玉帛之奠》问世的同一年，伊佩霞在《哈佛亚洲学刊》上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敦煌书仪的文章38。 在思想史方面，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韩愈与唐代的大一统努力》 (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 迄今仍是英文中唯一的一部对韩愈生平和在唐代思想文化中的角色做较为全面叙述的著作。和陈寅恪类似， 蔡涵墨强调了韩愈在唐宋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意义，认为韩愈的思想具有一种近似道学家般的系统和一致性，在对儒学资源做重新厘定的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圣人观和政治视野，并在实践中加以身体力行。 此书出版后，麦大维写了长篇的精彩评述“韩愈：另一种面相”(Han Yu: An Alternative Picture)，文中麦大维强调必须把韩愈的思想和行为放置于中古特殊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来解释才能更贴近真实而复杂的面相，而非像宋以来儒学系谱中塑造的形象那样将韩愈在政治和思想中的作用人为地放大。麦大维评论中特别精辟的一点是指出“韩愈生活的时代，人们对包括哲思和学术在内的各种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将其高度区隔开来，各有各的方式，这些区隔由非常僵硬的界限固定下来，这些界限的存在可说是中古时代的特色”39。 总的来说，七、八十年代，强调结构类型、群体的社会职能和层级定位的社会学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最为显著，唐史也不例外。比如张广达也曾指出社会学家埃齐奥尼的理论对魏侯玮、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M. Somers)、桂雨时(R. W. L. Guisso) 等唐史学者的影响40。又比如统计的方法经常被运用到政治团体和士族的研究中，这种运用固然使零散的讯息得以归入某种框架而产生预想不到的意义，但也会产生负面的结果，特别是对中古文献中的类似记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使其变得平面化，而造成特殊语境的丧失，使史家较难察觉细微但却关键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中古史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和资源观念去给中古的群体做定位，而忽略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古意识中所做的种种区分。虽然在家族个案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平衡，但终究未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41。 80年代最后一部唐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是麦大维的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这是他多年工作的结晶。书中详尽讨论以儒家理念为中心的各类唐代官方背景下的学术文化活动和建制，以及这些活动和政治变化的关系。从唐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注疏，史籍和礼典的编撰，到唐代文化精英对文学书写的看法，全书的叙述中涉及的大量细节，许多论述看似平常，实则精确而可靠。还有些唐代官方礼仪中的细节，通常研究者并不重视其功用，但在作者笔下却得到特别强调，比如官僚获得的谥号。对这部著作的评述很多，中文读者可参看张广达所写的中文评介。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麦大维是最早将唐代官方礼仪作为考察对象的学者之一，在这一点上他和魏侯玮类似。但是他的分析没有魏氏著作中那种生硬的理论化倾向，大多数结论都从对文献的仔细阅读和辨析中得出42。 80年代北美唐代研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诸多论著的出版上。1982年唐代文学专家埃林·艾德(Elling O. Eide) 赞助成立了唐协会 (Tang Society)，并创办了唐代研究的专题学术年刊《唐学报》，迄今已整整25年。这25年来，《唐学报》虽然略微偏重唐代文学的研究，但也收入大量有价值的宗教、历史和艺术方面的论文，同时还致力于介绍东亚特别是日本的唐史研究成果43。 直到最近才从该杂志主编职位上卸任的柯睿(Paul Kroll) 在中古中国研究界以保持汉学传统的渊博、细密和审慎著称。他的主持对保证该杂志的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在1988年，在崔瑞德的推动下，久已停刊的《泰东》杂志重新得到恢复，恢复后的《泰东》虽然是综合性的传统中国文史学杂志，但几乎每期都有高质量的唐代或中古文史的论文，可以说是所有西方传统中国文史学杂志中最重视中古研究的一种。在崔瑞德去世前不久，《泰东》杂志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办，这一特色依然保持至今，所以该刊是了解西方中古史进展的重要窗口44。 三、九十年代以来的发展 比较前一时期，90年代属于西方唐史研究相对沉寂的时期，这种现象的造成有着多方面的缘由，其中之一是若干位原本活跃于北美中国史界的唐史中坚因各种原因相继离世或转移了研究兴趣。这一情形不仅使他们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也影响了专攻唐史的研究生的培养，这一断层的造成使一些已经形成传统的强项开始呈现明显的衰弱。和中文世界相比，90年代之前，西方特别是北美的唐史研究在不少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可是这种优势在九十年代以后渐渐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大量有关唐代的考古新资料得到发现和刊布，传世的唐代文献也得到大规模的整理，特别是墓志的大规模出版，使中文世界的唐史研究开始蔚然成风，虽然尚未有划时代的经典著作诞生，但在各个具体的环节上都有突破，在新材料的掌握和利用上更非多数西方同行能望其项背。不过对西方学界来说，九十年代也非一味的衰退时期，而是唐史乃至整个中古史研究的转型阶段。其中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领域还是继续产生值得一读的作品，而另一些原本被视为“正统”史学范围之外的领域却因新方法和新视野的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学院式的学术分际也在这种变化中被逐渐打破，由此形成唐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向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靠拢的趋向，成为这一时期唐代研究中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活跃的部分，这些都在带动未来的新发展。 在比较传统的领域内成果最为突出的无疑是思想史。这一领域受到70年代以来美国对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和唐宋社会史研究两方面的刺激，从而在视野和理论框架方面都有很多进步。九十年代初以来出版了多部英文的唐代思想史著作中，对东西学界产生影响比较显著的当属1992年出版的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Sung China）一书45。《斯文》最有特色的贡献，一是指出了从南北朝到兩宋，文化精英“士”的价值系统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的转变，即从南北朝到唐代前期所強调的广义的、包容性极强的“人文”传统过渡到唐后期由古文倡导者及儒學思想家提出的“以文载道”的观念，再到宋代二程等思想人物强调的以道的修养为主体的价值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二是指出了作为社会政治精英的“士”这个概念在不同時期有着不同的內涵，这种不同的内涵既是上面提到的价值标准转移的结果，也和中古到两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变化直接有关，甚至可说是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包弼德第一个方面的贡献不妨说是将40年代郭绍虞从中古文论研究中得出的文评标准变化的三个阶段加以巧妙放大，使之具有涵盖整个中古精英文化观念变迁的解释作用。而第二方面的贡献则是首次自觉地将这种精英价值变迁的脉络和80年代以来西方唐宋社会史研究中对唐宋社会精英变化性质的假说相结合，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为郝若贝和韩明士(Robert Hymes)等著述中的论断提供说明。 除了《斯文》之外，巴雷特的《李翱：佛徒，道徒还是新儒学之徒?》(Li Ao: Buddhist Daoist, or Neo-Confucian?)，陈弱水 (Chen Jo-shui)的《柳宗元和唐代的思想转变》(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 安东尼·德布拉西(Anthony Deblasi)以权德舆为中心的中唐文化观念的研究，丘慧芬(Josephine Chiu-Duke)对陆贽政治实践的研究等46， 都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对中唐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些特殊而重要环节做新的定位和考察。比如陈弱水通过柳宗元来说明唐代乃至整个中古社会，士大夫大多拥有内外两重价值系统或世界观，儒家的政治规则和话语和释道所代表的个人宗教追求不仅并行无碍，而且也为他们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陈弱水的这个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大维的认识颇为相近。德布拉西的《持平之变：中唐文化观研究》(Reform in Balance: 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 则强调权德舆这样的士大夫文化和政治理念在中唐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并不过于激烈，但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平衡性， 被后来的思想家视作相对立的观念往往在权德舆的价值系统中颇能和然共处。在中唐的困境下他们提倡的是一种将唐代前期就形成的文化旨趣和中唐的改革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理念47。 90年代以来对于唐政治和制度史的研究，成果虽不及80年代来得丰富，也还是出现了几种扎实而富创见的著述。麦大维的“论唐代宗的葬仪”(The Death Ritual of Tang Taizong)是一篇涵义丰富的研究48。 现存唐代皇帝的葬仪资料中，代宗的资料保存得最为丰富完整。麦大维通过解析这些文献，尤其是颜真卿《元陵仪注》，指出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朝官为增强新皇帝德宗的威望和权力交接的稳定而设计了一套葬仪。这套葬仪以儒家理念为精神，以刻板而奉古的形式，强调了皇帝和外朝官僚而非皇亲的关键角色，以及在国与家之间，皇帝应该首先以天下为家的理念。葬仪的设计使德宗可通过一系列表演性的仪式而在朝廷众臣面前展现他作为合法继承人的道德质量。麦大维同时推测，在葬礼施行过程中，这套仪式由于表述和形式上的局限，也为对唐廷深具影响的佛教等宗教提供了渗透的机会。 奥立弗·穆尔(Oliver Moore) 的《唐代选举的礼仪：王定保(870-940) 的<唐摭言>研究》（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 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d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870-940]）是科举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49。 该著以《唐摭言》这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的最为重要的笔记为中心，首先对王定保编撰《唐摭言》的背景以及这部笔记的资料来源做了梳理，接下来是对乡贡，乡饮酒礼，以及及第前后在长安举行的一系列公私社交礼仪的内涵做了细致的分析，强调这些礼仪对文人官僚群体所产生之凝聚力，也提出独到的看法，比如认为门生、座主的观念有可能是禅门影响的结果。该著作不仅对唐代科举礼仪的功能提供了新解释，也为解读唐人笔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参考了傅璇琮、程千帆和高明士等学者有关科举方面的经典中文论著，却未能注意稍后出版的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和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等关于科举和铨选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难免影响到书中对科举制度的一些细节叙述的准确性50。 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的《隋唐长安: 中古城市史研究》(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是另一部资料颇为详尽的著作51。 书中描述了长安城在隋唐时代的变迁，以及各宫禁、官署、城坊和礼仪场所等都市空间，也介绍了城市管理的各项制度。借用一位学者的话，“在这部著作里没有浪漫，怀旧和奇异织就的迷障。作者并没有在猎豹、香樟和撒马而罕的金桃这类东西上打转，而是提供了一份关于长安结构及其各地点的冷静的，富有学术性而细节丰富的纪录”52。不过也正由于作者的目的在于介绍长安的建制而非其日常生活的富有想像力的面相，此书读来也难免让人产生刻板的感觉。 崔瑞德的《唐代官修史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Ｕnder the T’ang) 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的一部专著，探讨唐代史馆和国史编纂制度，以及《通典》、《唐会要》、《旧唐书》等政典和正史的编撰过程和史源问题53。 这是崔瑞德多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总结性著作， 特别是关于《旧唐书》编撰的讨论部分新意尤多，比如揭示后晋政局的动荡对《旧唐书》编撰的影响，强调柳芳的撰作和《旧唐书》的密切关系等等都相当有洞察力54。 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后，崔瑞德在《泰东》杂志上又相继发表三篇有关唐代帝室和统治理念的研究。 其中“论《臣轨》及其他归于武后名下的著作”(Chen gui and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Empress Wu Zetian) 是最有价值的一篇，这也是崔瑞德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著。里面不仅对武后名义下的各类撰作及许多著作的实际撰作群体北门学士的情况作了介绍，还特别提供了《臣轨》撰作的年代和背景的分析，几乎是对当年《剑桥中国史》隋唐卷中相关部分的补充。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臣轨》一书的分章摘要55。 麦大维的“真实的狄公：狄仁杰与唐之中兴”(The Real Judge Dee: 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对唐代文献中狄仁杰的相关资料加以解读，指出无论是现存的狄仁杰的诗文，还是可信度较高的早期史料，都显示出他忠于武周政权，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志在唐室的中兴。而中兴功臣这一形象的产生是史撰者在其身后不断渲染所致。但这一形象的建立，自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宗教意义。在朝廷的支持下，一位朝臣在身后被升华为全国范围内的崇拜对象，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祭祀的偶像。狄仁杰历史身份的转换恰恰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较早的典型例子56。 在涉及唐代政治史的材料方面，除了崔瑞德对《金镜》《臣轨》等的介绍，很值得参考的还有柯睿对晚唐文人郑嵎的《津阳门诗》所作的译注和考证，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语言里对这首晚唐时期回顾玄宗朝事迹的非常精彩的长诗最为认真的处理，使之得以进入西方唐代文史学者的视野57。 佛道等宗教与中古政治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一向是西方学界关注的课题。九十年代以前这方面的探讨已有不少进展。前面已提及的外因斯坦的《唐代佛教》和巴雷特的《唐代道教》在这方面多有涉及。长期在京都主持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的富安敦(Antonino Forte)更是致力于此。他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是《7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敦煌写卷 S.6502 的性质、作者及其功能的研究及译注》(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uthor, 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 6502, 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和《从天文钟的发展史看武后时代明堂与佛教乌托邦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 The Tower, 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58。 这些论著所考察的武后时期的政教关系，此前学界虽有涉及，但通常不够深入，对宗教文献的采择也比较有限。富安敦的学术风格是比较典型的西洋汉学，以史料的钩稽来探幽索隐，试图考证出湮没于历史中的佛道教政治的蛛丝马迹，能在一些看似难以开掘的问题上揭出不为学界所注意的面相，但也存在论说迂曲、为证成己说而对史料叙说盲加采信或刻之求深的倾向。九十年代以来，讨论唐代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更见深入。佛教方面以陈金华的研究工作最为突出，他的两部专著和一系列论文在旨趣和取径上受到富安敦的诸多影响，也是以实证性的方法对佛教和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但无论是取证的范围还是课题的拓展都更上一筹。比如隋代僧人昙迁在隋唐舍利信仰中之关键作用、中古内道场的发展，梁武帝时代的重云殿和无遮大会对武后明堂的可能影响等等皆是学界未曾探讨的课题。其中2007年出版的《哲人、修行者与政客：法藏生平之研究》(Philosopher, Practitioner, Politician: The Many Lives of Fazang (643-712)) 对法藏这位唐代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家的多重面相作了完整论述，是了解唐代宗教与社会的重要参考书59。 道教和中古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柏夷(Stephen Bokenkemp)、熊存瑞、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等都有创发，这方面刘屹有颇为信实的综述，这里就不必重复60。 2005年，曾受教于白桂思的迈克尔·德罗姆普 (Michael Drompp)出版了《唐朝与回鹘帝国的崩溃》(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这是九十年代以来北美学界出版的唐与周边关系的专著中较有价值的一种61。在现已出版的文字中，这部著作对唐武宗时期回鹘内迁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的探讨最为详尽，对史载的相关细节的考订几乎巨细靡遗。和白桂思的吐蕃帝国史一样，德罗姆普也重视将回鹘的兴衰放在早期内陆亚洲史的框架内考察，同时对有关这一事件的唐代文献，特别是李德裕所草的诏诰、书信、奏章等等作了仔细解读。作者还分析了这些文书中显示出来的唐朝对待回鹘和黠戛斯这样的域外政权所采用的外交语言的特色。书的附录部分是相关文件的译注。此书相距 1968年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发表《唐书回鹘传译注》(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ansty Histories: 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 744-840) 已近四十年，但德罗姆普书无论在细节的精细程度还是视野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也从侧面说明西方近年的内陆亚洲史研究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近十多年来，虽然从整体上说，唐与周边关系的探索在西方学界显得较为落寞，但以唐朝和中亚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却在欧美重新受到日益的关注。 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的勃兴是导致这类关注的要因62，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史以外的史学界）将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变化的观点投射到前近代的历史中，试图找出相对应的环节来，于是被定性为具有包容性的世界主义文化 (cosmopolitan culture) 的唐帝国和连接欧亚的蒙古大兀鲁斯被标举为这方面的两个显例63。 而同一时期内中国考古发现的精彩发现和在西方的展览也对这种学术兴趣的升温造成刺激。九十年代以来北美举办过多次重要的中古中国考古和艺术展览，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 2001 年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举办的《僧侣与商人：来自中华西北的丝路珍宝》(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和 2004 年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走向盛唐：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这两个展览皆有配展的图录，收在里面的专论和展品说明关涉唐代与域外文化交流处甚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64。 而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中，以粟特文化为中心的“胡人”历史的研究也重新开始在西方活跃起来。《僧侣与商人：来自西北中国的丝路珍宝》的图录中，有关粟特文化的研究就占据了相当显著的位置65。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法国学者魏义天 (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