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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昭毅_魏明帝時期政局與人事政策之關係.doc

李昭毅_魏明帝時期政局與人事政策之關係

笙韻行人
2011-04-17 0人阅读 举报 0 0 暂无简介

简介:本文档为《李昭毅_魏明帝時期政局與人事政策之關係doc》,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

曹魏政局與人事政策之關係魏明帝時期人事結構、人事政策與政局變化李昭毅、​ 、​ 前言漢魏禪代前夕陳群制訂九品官人法成為魏晉南北朝選舉制度運作的主體。但制度的發展與運作實與當時政局演變、政權性格與人事政策等因素有密切關連。就九品官人法的發展而言魏初新制度成立運作體制並未成熟直到魏末西晉以降才逐漸健全成為鞏固士族門閥政治的利器此一發展的關鍵多數學者將焦點集中於魏晉禪代期間州大中正制的成立。可是筆者在閱讀《三國志》時發現魏文帝時期已開始出若干上層官僚子弟以「黃散」起家的情形。眾所皆知西晉以降士族子弟起家官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黃散二職可是在魏初名法之治下一直是以官才本位主義為用人方針為何士族門閥主義下的「清途」起家現象會出現在魏初特別是魏明帝時期此現象似有增多的趨勢。此一弔詭現象該如何解釋呢?此為問題之一。再者就九品官人法的發展脈絡而言學者多集中在魏末西晉以降的發展此或因史料限制使然。但筆者以為制度的發展常與政局演變與人事政策有所關連。在新制度未穩固的魏初此一關連或許更為重要。因此對九品官人法初期發展的研究而言從此一側面的考察也許能理出些許蛛絲馬跡。特別是魏明帝為典型的專制君主其個人性格與治國方略對於官僚系統權力結構的變化、人事政策的執行等可能會有重大影響。故筆者選擇魏明帝時期作為本文的重心試圖探討官僚系統權力結構的變動、君主性格、治國方略、政局演變等因素與當時人事政策的關係。最後以此為基礎說明此一人事政策發展對九品官人法初期運作與發展的作用與意義。、​ 從官僚系統的權力結構看人事政策(一)曹魏職官系統概說漢魏之際以降文官體系方面職官系統有二大變動。其一尚書省已逐步成為國家政策的實質指揮機構從組織架構的擴充、品秩的提升、行政文書的上傳下達程序等方面來看均可說明此一事實。其二中書與門下省正式取代尚書臺成為執掌「王言」、「機密」與「謀議」、「諫諍」的內廷要職。至於舊體制下的外朝領袖三公其部分決策權與行政權為尚書省所取代議政權為中書與門下省分蝕但仍是名義上的宰相掌握部分議政空間對國家政策的制訂仍有其影響力。至於武官系統方面軍政地位最高者為大司馬、大將軍、雜號大將軍與大都督或。平時統領中軍或外軍參與軍事會議若加大都督或都督中外諸軍事則有總領整個中央軍之權。屯駐京城內外、宿衛宮廷的中軍禁旅由中領軍(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與中護軍(資重者為護軍將軍)統領前者「掌禁兵」「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後者「總統諸將任主武官選舉」而中軍三營將領中又以武衛將軍位階最高其職「主禁旅」。而外軍系統據魏明帝時期黃門侍郎杜恕所言:「荊、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故緣邊八州皆常設都督一般由四征將軍擔任都督平時駐防戰時統領指揮軍事戰務。因此國家權力結構的核心成員應包括: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尚書省長官尚書令、僕射及諸部尚書中書省長官中書監、令門下省長官侍中、散騎常侍以及大司馬、大將軍、雜號大將軍中軍系統的中領軍、中護軍、武衛將軍外軍系統的都督。筆者將任職上列重要文武官職的人物製成表一針對魏明帝時期()官僚系統重要人物的家世、仕官經歷等製成表二進行初步分析釐清當時的官僚體系人事權力結構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此時期的人事政策。(二)文官體系的權力結構與人事政策從表一與表二來看魏明帝時期文官體系的權力結構與人事政策與魏文帝時期相較雖仍以儒門名士層為核心但是其內部結構除了中書省仍由中書監、令劉放、孫資把持之外門下省與尚書省已有所變化。以下將分別從門下省、尚書省的人事權力結構之變化說明之且一併探討此一變化背後所反映的人事政策與用人方針。其一此時期門下省中的十七名散騎常侍除了繆襲、劉劭、應璩、高堂隆、蘇林、孫禮五人僅具儒門名士層的背景之外其餘十二名均尚有皇室姻戚或功臣子弟的特殊背景如:曹肇(曹休子)、曹爽(曹真子)二人具宗室與功臣子弟身份甄像(文昭甄皇后姪)、甄暢(像子)、毛曾(明悼毛皇后弟)、卞蘭(武宣卞皇后弟秉子)、荀轐(父惲尚武帝女安陽公主)五人具姻戚身份王忠(王脩子)、何曾(何夔子)、王肅(王朗子)、郭敞(郭嘉孫)、司馬師(司馬懿子)五人為功臣子弟。與魏文帝時期相較在量的方面從六名暴增為十七名除了反映遷轉較頻繁外亦反映出散騎常侍一職作為加官或兼官的性質逐漸顯著在質的方面則反映出散騎常侍一職淪為專制君主優寵臣子的工具之一其展現的形式包括:作為宗室姻戚的特權、功臣子弟的進身階等。特別是門下省的中層官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這種色彩更為明顯此時期的例子如:夏侯淵子惠、曹真子爽、夏侯尚子玄、華歆子華表、鍾繇子毓、陳群子泰等均以散騎侍郎入仕袁渙子侃則以黃門侍郎入仕而曹休子肇、司馬懿子師甚至以散騎常侍入仕。當然此現象在魏文帝時期已有端倪如:文德郭皇后外屬孟康、王朗子王肅、桓階弟桓纂等均以散騎侍郎入仕、劉馥子劉靖則以黃門侍郎入仕。此一現象隨著嘉平元年以後司馬氏專擅朝政後儒門大族勢力的急速擴張逐漸發展成官吏除授慣例成為兩晉南朝時期貴族官僚制的先聲。那麼此一現象就表示魏明帝用人不以才學考量、唯親恃貴而偏離魏武文二世之「唯才所宜」的基本方針嗎?其實若詳細考察這些人的家世背景與個人才性未必如此。除了曹爽、毛曾二人確無實才外餘者均有一定才學實力。曹氏與夏侯氏雖僅具地方豪族背景但這些宗室二代長年居京師迅速地文質化逐漸走向士族化的道路像夏侯惠便是「幼以才學見稱」曹肇則是「有當世才度」而夏侯玄「少知名」更是太和年間京師名士中的領袖以貴臣子而「少有重名」為「一時之傑」名士之「宗主」甄像出身中山甄氏「世吏二千石」甄后二兄均曾舉為孝廉而像暢父子雖未留下任何事蹟但與甄像同輩的甄后從兄子毅曾「數上疏陳時政」如:《奏請令尚書郎奏事處當》奏議顯見其仍具一定程度之士人特質加上成長環境亦類似故間接可推測甄像父子或有類似特質卞蘭家世雖微但「少有才學」有《卞蘭集》二卷傳世至於荀轐、王忠、何曾、王肅、郭敞、司馬師、鍾毓、陳泰、袁侃等均屬當世儒門名士子弟其具才識風度當然不在話下。綜上所察僅能說魏明帝開啟了西晉以下士族入仕之清途即提供儒門名士層入仕的優勢管道但絕不能說魏明帝已背棄魏武文二世的「唯才所宜」方針因為這些人絕大多數均符合魏文帝所提之以「高才英儒」為黃門散騎的用人標準。至於門下省的長官侍中有若干特殊現象。其一兩位尚書省官員長期兼任一是衛臻先後以吏部尚書、尚書右僕射兼任任期為黃初七年至景初元年()另一則是徐宣以尚書左僕射兼任任期為黃初七年至青龍四年()。尚書左右僕射長期兼任侍中其優點在於議政權與行政權合一可減少政策面與施政面的可能齟齬既可加速政務之推動又可避免政策過於空泛化與理想化這種人事政策恐怕與魏明帝「政自己出」的治國風格有關。其二尚書省方面的人事結構與魏文帝時期相較尚書令僕之人事呈現相對穩定尚書令陳矯在職十一年左僕射徐宣十年右僕射王思四年繼任者衛臻七年。此外陳群以司空錄尚書事亦長達十年。若文明二世合計陳群先後任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錄尚書事在尚書省共計十七年陳矯先後任吏部尚書、尚書令在尚書省合計十八年衛臻先後任尚書、吏部尚書、尚書右僕射在尚書省合計十七年堪稱尚書省三元老。除了中書監令劉放、孫資壟斷中書省三十年外這種元老體制算是另一異數。由於上層人事保持長期穩定導致諸部尚書要在尚書省繼續升遷根本無望此乃這種體制最大的影響間接造成諸部尚書的人事異動較為頻繁且僅能與其他系統流動。觀察這三位元老三人在曹操時期亦是丞相府僚屬已有共事經驗此其一也陳群乃九品官人法之創制者陳矯任吏部尚書六年衛臻前後分別以吏部尚書、尚書右僕射典選更長達十二年之久三人均有執掌人事的共同經驗此其二也。就此二點合觀顯然這種人事安排在九品官人法實施初期制度運作尚未成熟、健全之際具有穩定制度運作、建立選官制度運作的基本準則之積極意義且可能有繼承前代「官才本位主義」之用人方針的用意。當然就大格局而言明帝欲建立事功勢必借重潁川集團之長才與經驗來穩定內政運作以作為向外軍事發展的基磐因此才有這種以潁川集團來領導國家政務中心的人事佈局。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徐宣。與陳群、陳矯、衛臻三人相較徐宣算是尚書省的後進官僚初入尚書省是在魏文帝黃初六年()以散騎常侍轉任尚書但明帝即位之後隨即升任尚書左僕射對於維護官僚系統穩定運作而言此種現象極不尋常因為論在尚書省的資歷衛覬、衛臻與蔣濟均較資深黃初六年時已發生一次奇特現象那就是尚書右僕射的繼任人選最後竟由號為純吏的王思出任當時或有修正過度崇儒、重新標榜吏能、獎勵吏道等人事政策的考量那麼此次未循官次的人事任命當中隱含了哪些政治問題?將置於下部分探討君主性格、治國方略與人事政策的關係時再作較系統性的探討。此外魏明帝時期尚書省的新進官僚包括:傅巽、夏侯楙、司馬孚、諸葛誕、桓範、裴潛、趙咨、許混、薛悌、韓宣、劉靖、孫禮。關於這些人之背景資料傅巽為北地名士魏文帝時期在門下省任侍中餘則不詳。夏侯楙於前已介紹這裡要注意的是至太和二年()夏侯楙原本都督關中已有八年卻在蜀國諸葛亮寇邊之際詔返為尚書改由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表示魏明帝對「性無武略」的夏侯楙不甚放心足見其對外軍都督用人之慎以及對邊防戰事特別關注的態度。河內司馬孚乃司馬懿弟其屬儒門名士層中的河內士人勢力當無疑義。值得注意的是魏明帝用司馬孚為度支尚書時嘗言:「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當時欲立事功、流名青史的魏明帝十分看重掌管軍國政務相關官職的選任太和五年之後司馬氏兄弟分任前線軍事統領與軍事物資後勤補給由此可看出魏明帝初期對司馬氏的倚重與信任。琅邪諸葛誕其先諸葛豐於漢元帝時曾為司隸校尉因「刺舉無所避」而聞名但後世子孫未顯。不過從漢末三國之際其後裔廣及各政權來看琅邪諸葛氏當屬名士層。而諸葛誕為「當世俊士」以吏部郎升為尚書任尚書時曾與夏侯玄、鄧颺等人共相題表號為「四聰八達」為太和四年浮華事件的當事人之一從其交友狀況以及正始年間再受重任來看應可歸為譙沛集團。沛國桓範「世為冠族」當屬沛國儒門大姓顯然魏明帝對於鄉里儒門大族的態度已不像魏武文時代先前譙沛集團未有出身儒門名士層者受到器重。正始年間曹爽執政時期桓範為大司農曹爽「於九卿中特敬之」故應可將桓範歸為譙沛集團。河東裴潛「世為著姓」與司馬芝、王粲親善可見裴潛與河內司馬氏當有親善關係。許混狀況不明僅知其為漢末主持月旦評的汝南許劭之子與其父類「清醇有鑒識」當屬儒門名士層。渤海韓宣情形不明並無家世背景與人際關係紀錄。沛國劉靖乃曹操時期揚州刺史劉馥之子故其有功臣子弟身份再者從其上疏陳儒訓之本的內容來看依其崇德尊儒的傾向來看當屬於儒門名士層。河內趙咨情形不明僅知其「為世好士」可能為地方名士且與司馬氏有同鄉關係漢末關東諸軍紛亂趙咨曾將家屬同司馬朗徙居他方再者其子趙酆於嘉平四年司馬師執政時期曾與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張緝等共預朝議足見趙咨與河內司馬氏之關係當相當密切。東郡薛悌早在曹操起事之初便已任根據地兗州之州從事時呂布乘曹操征徐州時策反兗州兗州郡縣最後靠荀彧、程昱等人平定叛亂其中程昱便是透過東阿大姓薛氏穩定局面表示薛悌出身當屬地方豪族。至於魏明帝末年景初年間再次破格任命薛悌出任尚書令其和陳矯的親善關係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建安初陳矯為廣陵郡功曹時當時任泰山太守「見而異之」便與之「結為親友」足見至明帝時期二人已有長久的親善關係。故可將薛悌視為與潁川集團有親善關係的地方豪族。涿郡孫禮建安初為司空軍謀掾時清河崔琰稱其「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當為幽冀地方的名士故可歸於儒門名士層。綜上可知就社會背景而言除夏侯楙屬新朝貴戚而薛悌為地方豪族出身之外諸部尚書仍以儒門名士層為核心。就人事權力結構而言諸部尚書有兩大政治勢力一是以司馬懿為首的河內士大夫及其親善勢力如:司馬孚、趙咨、裴潛另一則是譙沛集團如:夏侯楙、諸葛誕、桓範。其三此時期潁川集團本身的權力結構亦有所轉變。除鍾繇升為位三公之上的太傅外威望最高的陳群雖以司空錄尚書事但終其任內未再有帶將軍銜領兵的情形且與魏文帝時期顯著不同者在於當時陳群與司馬懿乃是少數得以短暫持有兵權的儒門名士至此陳群在軍政系統中的地位則完全為司馬懿所取代當然相對地司馬懿的勢力也退出文官體系僅於青龍三年之後任太尉但只有尊寵意義並無太大的行政實權其在文官體系中的實權地位為尚書令陳矯所取代魏文帝時期在門下省居穩定地位的侍中辛毗原本為冗從僕射東平畢軌所薦舉期能代王思為尚書右僕射卻為中書監、令劉放、孫資阻撓以其性亮直剛專而不用於太和元年「出為衛尉」至於杜襲與趙儼二人前者從度支尚書轉為大將軍軍師後者從征東軍師稍遷度支尚書尋出監豫州諸軍事再轉大司馬軍師太和五年以前二人的職務較無變化多與軍事戰務的後勤補給與軍略謀劃有關但趙儼後來則入為大司農因太和三年已由司馬孚擔任度支尚書潁川集團自此喪失軍國支計大權。至於其他與潁川集團有關係者除杜畿已亡外華歆與王朗依例分別從司徒、司空進位為太尉、司徒。但事實上三公以上者僅握有部分議政空間且愈來愈萎縮連基本的議政權都還需其他大臣上書爭取對政權運作的影響力反而遠不如中書省與門下省。因此綜合第二點與第三點來看從陳群、辛毗的人事遷轉已可發現潁川集團的影響力已被排除在軍政系統與門下省之外而其在文官體系的勢力則主要集中在尚書省專掌國家內政。特別是人事權部分從陳群、陳矯到衛臻均代表潁川集團在人事權力方面的政治優勢。因此為制衡潁川集團在尚書省的勢力便引入了三個制衡力量徐宣掌尚書左僕射十年()司馬孚出掌度支尚書八年()之後更升為尚書右僕射諸部尚書則有河內司馬氏勢力與譙沛集團勢力。從這種人事佈局便可約略觀察出魏明帝對於潁川集團及其親善勢力的消極防備心態。但是青龍景初之際陳群、陳矯、徐宣相繼病逝逐漸醞釀出司馬氏集團勢力有佔上風的局面為避免此種失衡狀態而導致新強勢政治勢力的形成任用親潁川集團的薛悌為尚書令()恰好可以稍微平衡這種局面。而且從景初年間()人事權力結構的調整以及以曹爽與司馬懿為輔政大臣的人事任命來看業已反映出齊王芳時期的曹爽與司馬懿集團之相抗衡的局勢。其四魏明帝任平原王與太子時期的王府與東宮舊僚地位遠不如魏文帝時期的東宮四友。如前所述魏文帝時期最受重用的便是嗣位之爭期間的功臣與東宮四友。而魏明帝於黃初三年封平原王黃初七年方立為太子這段時間的王府或東宮之舊在魏明帝即位以後均未能立即獲重任如:平原王傅高堂隆任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平原王文學何曾累遷散騎侍郎太子文學毋丘儉為尚書郎太子文學李豐入為黃門郎太子文學畢軌入為黃門郎。這與當初魏文帝即位後的東宮四友之地位相較不可同日而語因為畢竟當時的前朝舊臣多且未衰這些平原王府臣、東宮舊屬僅能先安排在門下省便於諮商議政。但是這批東宮舊臣仍「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在官吏遷轉上十分迅速不久後多任要職。高堂隆出為陳留太守遷散騎常侍後以侍中領太史令何曾出為汲郡典農中郎將遷給事黃門侍郎毋丘儉遷羽林監出為洛陽典農後遷荊州刺史。至於李豐與畢軌前者遷騎都尉、給事中後者轉冗從僕射但因太和浮華案兩人均被斥出但畢軌因其子尚公主兼具皇室姻戚身份故特受原宥而解其禁錮隨即於太和五年啟用為并州刺史而士名遠被吳越的李豐則因「名過其實」而「能用少」故整個魏明帝時期僅任騎都尉、給事中等閒散之職這裡亦可再度看出魏明帝特別重視皇室姻戚的用人態度以及「循名責實」、「唯才所宜」的「官才本位主義」。再觀察這批舊僚所任官職的性質由於這批舊臣與魏明帝的關係較密切彼此間的默契較佳勇於諫諍議政故多先任門下省官職。魏明帝青龍以後司馬懿累建功績權勢高漲景初元年()陳群卒後更是朝望之首而這批舊僚基於舊誼與職責勇於諫奏如:司馬懿奉詔討公孫淵時散騎常侍何曾便提醒魏明帝當立監貳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特別是高堂隆在侍中三年任內曾三次提醒魏明帝宜防鷹揚之臣(暗指司馬懿)其所恃者除了官職本身的職權之外其曾任平原王傅兩人之間除了君臣名分外更曾有師生關係因此高堂隆除了自身官職責任外更基於舊師的立場與師生情感而勇於勸諫。(三)武官體系的權力結構與人事政策至於武官體系的權力結構與人事政策方面與魏文帝時期相較有若干特點。其一譙沛集團地位的衰微與司馬懿的崛起。太和二年以前譙沛集團仍具有優勢如:沛國著姓桓範在魏明帝即位後便出任中領軍許褚在去世之前仍以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外軍系統則多由宗室疏屬把持如:西邊軍防部分先有夏侯楙以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後有曹真以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東南軍防部分曹休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事。至於北方軍防仍由前朝寵臣吳質以振威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即使太和四年吳質被徵召返京出任侍中但繼之者為鎮北將軍呂昭為魏明帝之新寵現存史料中尚無其著述或言論可知其出身不算高當非儒門名士層出身與吳質的情形相似均缺少儒門名士層廣闊的人際網絡其能在官場生存僅能仰仗君主的寵信可知其在外軍權力結構中的角色與地位均與吳質類似。因此外軍系統整體權力結構並無太大變化而唯一的差異則是司馬懿以驃騎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故大致上而言譙沛集團在中、外軍系統仍具優勢。但是太和二年、五年曹休與曹真相繼去世魏明帝分別以滿寵、司馬懿分掌曹休、曹真的職務且司馬懿已於太和四年以大將軍、大都督身份取代曹真的地位成為軍政系統最有權勢者。因此太和年間實為譙沛集團權勢由盛轉衰的關鍵時期。為何魏明帝會有如此的人事安排呢?首先太和初年的軍事局勢有緊張化的趨勢蜀國已平定南蠻吳國境內的山越問題也稍緩因此邊境的局勢遠較黃初年間來得緊張。在此用兵之際宗室疏屬仍受重用但太和二年曹休去世後問題出現了揚州軍務該由誰擔任?宗室疏屬二代本身的才智謀略遠不如父輩且欠缺實戰經驗至於曹操時期的舊朝將領只剩下許褚、張郃、文聘三人許褚長年典宿衛在中軍的都督宿衛之職無人能代文聘自建安十三年歸降後已任江夏太守逾二十年以其荊州地方豪族的背景鎮邊亦是無人能代是以對外軍事僅剩張郃一人可用但張郃為冀州河間人不習水戰其在魏武、魏文二世的作戰經驗多在華北特別是關中地區僅有一次同夏侯尚擊江陵的經驗至太和初雖曾徙屯荊州但屬於援軍性質並非常駐軍。是以為確保對南方軍事作戰的勝率只好啟用曾有水戰經驗的老臣滿寵因為司馬懿還可從荊豫予以支援。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司馬懿在軍政系統的急速竄升。太和元年司馬懿便以驃騎將軍都督荊豫二州諸軍事。荊州長期以來便是最重要的軍事戰略地區可東制吳國西防蜀國從表三中之司馬懿都督荊豫任內參與的三次戰役便可看出荊州的戰略地位。魏文帝時期都督荊州地區者先後有曹仁與夏侯尚仍是宗室疏屬而且是宗室疏屬中最受君主信任的人選。但魏明帝一即位便以司馬懿都督荊豫而太和四年曹真染疾之後司馬懿更進一步取代曹真先後以大將軍、太尉都督雍涼。司馬懿本為輔政大臣之一以之繼承曹真職務並無不當但若仔細思考為何太和元年是以司馬懿都督荊豫而非啟用陳群呢?筆者以為兩人在軍務經驗上雖然未有顯著落差但陳群本屬法理之士、制度之士更為儒門名士層之領袖若將之留在中央政府除可借重其政務長才外亦可藉其在士林之地位與朝廷之威望來坐鎮中央、穩定朝政因此選擇陳群主政、司馬懿主軍的分權策略。不過魏明帝卻也同時打破魏文帝不以儒門名士層任主邊鎮的慣例已可看出對司馬懿的信任與器重而再從這兩次的官職升遷來看更可說明之。司馬懿在都督荊豫時被授予「得殺二千石以下」的使持節特權此為邊鎮節將之最高等級權力而進位大將軍後再授予「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的假黃鉞特權過去都督使持節者僅有吳質一人而都督假黃鉞者亦僅有曹休一人即使是曹真在魏明帝即位以後雖進位為大將軍仍為軍政系統權力與威望最高者但已不再都督中外諸軍事表示魏明帝即位之初便有意要培植司馬懿顯見魏明帝對司馬懿的極度信任。此一高層人事政策除可顯示魏明帝以陳群與司馬懿兩重臣分領政務與軍務企圖對重臣採取政軍分權的基本策略之外亦可看出此時已不像魏文帝時期那樣極度依賴宗室疏屬對儒門名士層的警戒稍有鬆弛。而且司馬懿受到寵待象徵儒門名士層的勢力逐漸滲入軍政系統就量而言雖仍遠不及譙沛集團但就質而言卻逐漸與譙沛集團形成抗衡之勢。其二蔣濟入主中護軍長期領中護營兵與譙沛集團抗衡。魏文帝時期中護軍一職僅有陳群以鎮軍大將軍短暫領過二年其他時間均從缺與朱鑠長期任中領軍的狀況相較中護軍一直呈現不穩定狀態。但太和二年當時曹休過世譙沛集團聲勢正減魏明帝反而任命揚州名士蔣濟出任中護軍隨即轉升護軍將軍而且一出任便是十年實為一奇特現象。筆者以為此項人事任命考量點有若干第一當時譙沛集團的桓範已任中領軍基於中軍系統內部權力平衡考量以儒門名士層背景人士出任似較為妥當。第二中護軍一職主武官選舉而蔣濟本身具有「知人」的人格特質這從其目鍾會為「非常人」一事可證又其於黃初初所著之《萬機論》中曾提出「拔奇求異」的官人用士原則顯然蔣濟對取士任官的國家用人制度有其一套見解這也是建立在其「知人」的基礎上方能成立因為唯有具「知人之鑒」方足以「拔奇用異」故可知蔣濟確實具有擔任護軍的優越條件再者其對軍國大事多所奏議顯見對軍國事務的熟稔。兩項合觀故魏明帝才會以「才兼文武」稱之而以其任中護軍。以此觀之除了考量平衡中軍系統的派系勢力外從此項任命也可看出魏明帝對於軍政系統之人事政策仍未偏離自曹操時期以來「唯才所宜」的基本方針「官才本位主義」仍是當時人事政策的基本原則。其三魏明帝晚年中軍系統之中層出現姻戚勢力。青龍年間以後中軍系統中層武官中的五校尉出現大量姻戚勢力這在魏文帝時期也是未曾出現的現象。文昭甄皇后姪甄像、像子暢先後任射聲校尉文昭甄皇后從兄子甄毅任越騎校尉武宣卞皇后弟秉子琳任步兵校尉。但五校尉在魏初似無太大實權雖亦與武衛、中壘將軍一般各有宿衛營兵但已非主力故此一作法顯有尊寵姻戚之政治意義。就官僚組織角度視之五校尉進入魏晉以後已逐漸走向冗散化、加官化的末路。此外也與門下省之散騎常侍、侍郎一般成為優寵宗室姻戚的工具。其四譙沛集團於外軍系統雖漸喪優勢但在中軍系統仍具一定實力。雖然太和五年以後司馬懿儼然已成為軍政系統最具威望者而蔣濟也任護軍將軍長達十年有一定勢力但是譙沛集團在中軍系統仍具一定實力。繼桓範後任中領軍者先後有楊暨與夏侯獻後者之身世雖不明但其為夏侯氏之後自不待言當屬譙沛集團至於前者家世背景與個人特質均不明僅知其於太和初任屯騎校尉太和末升為中領軍為魏明帝之親臣至少可推知其當非儒門名士層其與明帝之關係相當於朱鑠與文帝之關係均以君主之親信出任中領軍。再者中軍系統諸營中地位僅次於武衛之中壘將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亦重現於魏明帝時期。關於此三職建安七年樂進以討寇校尉行游擊將軍、建安十八年曹仁行驍騎將軍、建安二十三年曹彰以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樂進、曹仁與曹彰為曹操心腹均屬譙沛集團亦反映出此二職與皇權之密切關係。至於中壘將軍在曹操時期無考。且此三職在魏文帝時期似無人出任。顯然此三職於中軍系統可能屬於非常態編制不置時三營兵應歸中領軍所統其作為皇權靈活運作之用相當明顯。故魏明帝一即位便任私所親愛之秦朗為驍騎將軍魏明帝立為太子後獻上《贊述太子賦》的卞蘭(武宣卞皇后弟秉子)為魏明帝所親敬也被任命為游擊將軍而文德郭皇后從兄郭表於太和四年後亦任中壘將軍。至於武衛將軍一職在許褚卒後亦由曹爽接任。加上五校尉亦多由皇室姻戚出任而楊暨、曹肇亦曾任屯騎校尉。綜觀上述整個中軍宿衛除蔣濟領有中護營兵外餘營兵力均為譙沛集團(至少非儒門名士層)所統領而司馬懿雖有都督中外諸軍事之權但對長年駐兵、征戰於外的司馬懿而言都督中軍之權實無太大意義故大體上而言譙沛集團在中軍系統仍具優勢。精確而言魏明帝對中軍系統的人事政策主要仍是任用宗室姻戚這與魏文帝時期相較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均以與皇室有血緣關係者或者親信寵臣執掌中軍系統。其五以譙沛集團都督青徐、荊豫協助並制衡都督揚州的征東將軍滿寵。夏侯楙、桓範分別以鎮東將軍、東中郎將先後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而夏侯儒(夏侯尚從弟)則於太和五年以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太和四年以後譙沛集團於外軍系統勢力漸衰此局勢非魏明帝所能預料因為曹休於太和二年猝死揚州軍務緊急宗室疏屬二代多乏武略恐不堪前線重任只好先以滿寵接替曹休都督揚州但不料三年後在西線局勢緊繃之際曹真疾篤而亡趕緊將司馬懿由都督荊豫轉都督雍涼數年之內宗室疏屬拱手讓出對蜀、吳的西、南二邊鎮軍務。魏明帝面對這種局勢發展陷入了矛盾兩難的窘境欲安定邊局、甚至建立事功邊鎮用將勢必需以才任人宗室疏屬二代既乏武略只能借重異姓大臣但是外軍系統權力結構局勢顯然逐漸失衡只好再度啟用宗室疏屬以抑制異姓大臣侵蝕外軍兵權的發展大勢。這便是夏侯楙從都督關中入為尚書僅兩年便於太和四年再度轉任鎮東將軍都督青徐的人事遷轉背景。當然基於類似人事政策考量司馬懿轉任後都督荊豫之缺宗室疏屬已人才凋零不得已只好破壞官吏遷轉之常態運作將原任鎮西護軍的夏侯儒躍升為征南將軍以之都督荊豫。而青龍四年再以東中郎將桓範接任都督青徐之職。將太和前後的外軍系統人事權力結構合觀太和初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協助並牽制都督雍涼的曹真與都督揚州的曹休太和末以後譙沛集團漸趨失勢司馬懿與滿寵被推向前線改以夏侯楙、夏侯儒、桓範等人扮演先前司馬懿的角色。因此從這一連串外軍系統的人事權力結構的變動便可發現魏明帝人事政策的基本原則有二:「官才本位主義」原則與「系統權力平衡」原則。但是對於第五點論述恐怕有人會提出反證既然夏侯楙於太和四年至青龍四年()都督青徐為何當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並於太和六年以遼東叛魏明帝欲興兵討淵之際是由汝南太守田豫假節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淵而非夏侯楙呢?是否當時夏侯楙已不都督青徐或是魏明帝不信任夏侯楙呢?筆者以為此事恰可映證魏明帝人事政策的考量。其一太和三年徐州刺史呂虔卒於任內不選派徐州刺史繼任人選而直接將夏侯楙由尚書轉拜鎮東將軍都督青徐鎮下邳就此項人事任命與其屯兵位置來看直接賦予夏侯楙民政軍政之權其軍事方略極為明顯用意在整合民政與軍政權以利於資源統合分配以援濟揚州邊防分擔滿寵之責此外當然更有制衡作用。因此徵調夏侯楙督軍討公孫淵根本不符合當時整體戰略考量畢竟吳國的軍事威脅遠高於遼東。再者夏侯楙本身僅適合消極性地鎮邊防守讓他將兵遠征誠屬不智之舉是以當時魏明帝才會有「欲征之而難其人」之感。最後由漁陽田豫出線則是基於作戰經驗與地緣因素考量田豫本幽州名士建安末曹彰征代郡之役已展現出其軍事籌劃之長才黃初年間至太和初九年間長期擔任護烏丸校尉熟稔邊鎮軍防。故魏明帝最後破格讓田豫以汝南太守身份督青州軍實在是基於「官才本位主義」原則的結果。因此筆者以為太和六年討公孫淵的人事安排既與魏明帝對譙沛集團的信任度無關更無法反駁當時夏侯楙都督青徐的事實。其次此事反而更能夠說明「系統權力平衡」與「官才本位主義」正是魏明帝在外軍系統人事政策上所遵循的兩大用人原則。三、從君主性格、治國方略與政局形勢看人事政策那麼魏明帝時期的人事政策又與其個人性格、治國方略以及當時的政局發展等有何關係呢?以下將從這些角度再進一步說明之以釐清人事政策與君主性格、治國方略等面向的關係。(一)以魏明帝的專制性格與治國方略為中心的討論曹睿之身世性格與其父祖有所差異少年時代便是在宮廷鬥爭的陰影中度過生母中山甄氏失寵被賜死太子地位久而不定此一複雜環境迫使他謹慎從事「自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使他在即位前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羽翼也較其父祖缺少政治經驗。不過從其「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的特質以及自幼「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的經驗來看恐怕在即位前已從那些法家著作與禮法之士的思想行為當中得到啟發而奠定其治國的基本方針因此劉曄稱之為「秦始皇、漢武帝之儔」的皇帝當有所據。因此在複雜的成長環境與法家思想的影響之下造成魏明帝猜忌多疑的性格無疑深化了君臣矛盾問題。加上其剛愎自用、「沉毅好斷」之性格因此除了陳群外輔政大臣均「以方任出之政自己出」。總之魏明帝基本上仍繼承父祖的名法之治路線而且專制性格更為強烈這亦可從其即位後果斷的人事任命、兩大用人方針中得知。就魏明帝的治國方略與人事政策、用人方針之關係而論承續魏文帝以降華北日趨穩定的發展局勢就客觀環境而言用人標準確實有從「有事賞功能」過渡到「治平尚德行」的需要。太和二年六月詔:「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傾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這裡以「經學取士」的用人標準顯然是重視儒家思想中的「才」而非「德」如此之用人標準顯然是「從才」轉化為「尚德」的一個轉化措施。重「儒術經學」落實在實際用人上最好的例子便是薛悌。薛悌為地方豪族出身為官「忠貞練事為世吏表」雖與濟陰王思「俱從微起」但在魏文帝時期為鼓舞吏道出身的文吏兩人同樣是文吏但可能因薛悌乃「差挾儒術」的「駁吏」而王思卻是「傾意形勢」的「純吏」故王思反而為魏文帝所器重而提拔為尚書右僕射仕途反較薛悌迅速。而太和年間薛悌之得以出任尚書可能與魏明帝為提倡儒術、鼓勵文吏出身者兼修儒術的人事政策有關。不過重儒術之「經學」而非「德行」無非是由於魏明帝的治國方略仍主名法之治路線所致。而且就現實層面來說若全然「以德取士」該如何避免長久以來困擾統治者「名實問題」?畢竟太和年間一批以當朝新貴子弟為核心的太和名士正活躍於京師地區舊有的浮華名士問題尚存若真的全盤以德取人那不就等於雪上加霜恐怕東漢末年因「以德取人」、「以族取人」、「以名取人」等所致的種種選官制度弊端將一併引爆。因此魏明帝即位之後「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故太和浮華案爆發後魏明帝秉持「務絕浮華譖毀之端」的基本立場將夏侯玄、鄧颺、諸葛誕等「四聰八達」的浮華之士皆「罷官禁錮」。而且更在景初二年詔令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企圖以強化考課制度的方式來解決選官制度問題上的「名實問題」當然其涉及的層面便包括中正評品制度、察舉制度、辟召制度各類入仕途徑。顯然自曹操時期以來的「名實問題」仍為魏明帝所重。就魏明帝之專制性格與人事政策、用人方針之關係而論可分兩個部分來考察。其一專制性格加速中書監、令的權力急速膨脹。其二專制性格導致對大臣甚至近臣的猜忌人事政策中特重「系統權力平衡」的用人原則以及超擢私親的用人特色便是此專制性格的極佳寫照。就第一部分來看中書監令劉放、孫資在魏明帝即位之後「尤見寵任」這從軍國事務無不預議最能呈現這種寵任之態。如:《資別傳》稱:「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中書監、令「號為專任」得以「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其因包括:地處禁中、中書用人較輕等。禁中指中書省、門下省、祕書臺、其他內侍機構、皇帝起居辦公之王宮以及后妃宮室所在的內宮地區而尚書省雖亦同在宮中但其位置是在宮城門與內宮門間的外宮地區(即禁中之外)仍遠於中書因此擁有最接近君主的地理優越性正因中書監、令「日在目前」故君主便可隨時傳喚諮以朝政。中書監、令在當時並非「顯選」劉放、孫資均由縣令入為祕書郎再逐步升為中書監、令其資望遠不如當時的尚書、侍中足見其用人之輕正因用人輕才不致對君權造成威脅這如同漢武帝以六百石刺史察舉郡國二千石之非法以及曹操時期設置校事官「以刺舉而辦眾事」在官制設計上均有異曲同工之妙。合觀之是以蔣濟方將中書監、令與大臣對舉稱其為「便辟取合」的「左右」近臣。但這些僅是利於君主專制的客觀因素最重要的主觀因素則是魏明帝的強烈專制性格否則魏文帝時期關於中書監、令預政的記載為何遠少於魏明帝時期?君主性格之差異正是其主要肇因。(二)以官僚系統權力結構與政局發展為中心的討論至於第二部分根據前面人事權力結構與人事政策的探討可知魏明帝基於「官才本位主義」雖仍重用儒門名士層特別是潁川集團仍舊掌控負責國家政務的尚書省但是從幾次的人事任命如:大量宗室姻戚進入門下省與中軍系統重用司馬懿藉以制衡陳群之威望譙沛集團與河內士人並用以制衡潁川集團在尚書省的作用力桓範與蔣濟共掌中軍外軍系統則以夏侯楙與夏侯儒制衡滿寵等都可深深感受到魏明帝特重系統權力平衡的用人方針表示其對大臣甚至近臣的猜忌、不信任即所謂的君臣矛盾問題。這種矛盾最具代表性者便是制衡潁川集團的人事任命。因為魏明帝乃「漢武帝、秦始皇之儔」的君主與其只願作個「寬仁玄默」之君的父親迥然不同其專制性格更使得其對潁川集團的在朝影響力有所顧忌為了將以陳群為首的潁川集團之權力運作封鎖在尚書省等行政部門於是陸續將陳群、杜襲、趙儼等人隔離出軍政系統。用司馬懿都督荊豫而非陳群任揚州名士蔣濟為中護軍而非杜襲或趙儼。除了上述的幾個積極作法外「未循官次」地提拔徐宣為尚書左僕射藉以牽制尚書令陳矯期能進一步在尚書省高層培植親信勢力更是牽制潁川集團的一個重要措施。以下將作進一步深述。先從陳矯與徐宣的關係論起。陳矯與徐宣的關係淵源甚早。兩人均為廣陵人建安初避亂江東還本郡後同為當時的廣陵太守陳登所辟用兩人並為綱紀但當時二人之關係卻是「私好而不協」。建安三年以後兩人俱為曹操所辟同為司空掾屬再續同僚關係但當時兩人已有嫌隙。據東晉孫盛《魏氏春秋》載:(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以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這次事件似乎是徐宣有意打擊陳矯之舉。若非因曹操惜才而下令解圍恐怕陳矯很難在官界繼續發展。而兩人之間的嫌隙雖未繼續擴大但始終未解決。魏文帝時期陳矯均在尚書省而徐宣則歷任御史中丞、城門校尉、司隸校尉、散騎常侍等職兩人一直未有在同一部門任職的機會。直到黃初六年徐宣轉任尚書時陳矯為尚書令兩人再度於同一部門工作但此時陳矯已是徐宣的長官兩人同是當年嗣位之爭期間的功臣但陳矯仕途反較徐宣通達這無疑可能會使徐宣心理更加不平衡。正是這些背景因素加上前任尚書左僕射司馬懿出任撫軍大將軍後便闕而未補以徐宣為尚書左僕射不會造成太大的人事異動因此魏明帝即位後得以有機可乘任命徐宣為尚書左僕射。至於魏明帝與徐宣之間的特殊君臣關係可從幾個事件來觀察。其一太和四年八月乙未魏明帝「車駕幸許昌」以徐宣「總統留事」。當時為何不以錄尚書事陳群或尚書令陳矯而是選擇徐宣來統洛陽後臺文書事?顯然魏明帝對徐宣的信任度是較高的。而在黃初年間亦有類似情形出現。黃初三年至五年當魏文帝親征孫權或行幸許昌是以尚書右僕射京兆杜畿統留後臺文書事而非時任尚書令的陳群或是尚書左僕射司馬懿。黃初五年杜畿卒後遇到親征或行幸許昌魏文帝方以陳群錄行臺事、司馬懿錄後臺事。太和年間同樣的情形再度出現或可看出尚書省地位之重要當以最信任兼有行政統籌能力者方足堪重任。顯然前後二事有其相通之背景。其二明帝幸許昌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而太和六年亦出現類似的事情《三國志‧陳矯傳》載:「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慚回車而反。」對於後者有學者主張此當非魏明帝不信任陳矯之舉而是「嫌尚書上奏文書太慢想直接省閱趕快處理而已。」筆者並不否認這也是可能的原因但是若比較前後二事則有疑問。兩事僅相隔兩年當時邊境軍事吃緊的局勢並無差別但是同樣是諸寺監、州郡府等內外百官的上書奏章為何明帝前後的態度有別?顯然魏明帝是較信任徐宣可能仍較不放心陳矯。其三徐宣於青龍四年薨時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以為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這表示魏明帝末年甚至將徐宣列為託孤顧命大臣的人選之一這實在很難想像因為後來魏明帝第一次託孤顧命大臣名單當中清一色是宗室從這裡可瞭解正是魏明帝對大臣有所猜忌故不願賦予大臣託孤之命但是當時竟然會有意讓徐宣任輔政大臣顯見兩人之間的君臣關係非比尋常。魏明帝未循官次地任命徐宣為尚書左僕射其背後的用意對於閱歷無數、深諳權力運作的陳群而言當不可能無所察知。再者陳群本乃禮法之士且為九品官人之法之創制者對官吏遷轉之慣例或秩序必然十分清楚而「特留意法理」的魏明帝當不可能毫無理由地作出此次人事任命的決定。因此魏明帝即位之後陳群的一段上疏頗值得玩味。據《三國志‧陳群傳》載:夫臣下雷同是非相弊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這份上疏先論朝臣和睦太過以致相庇以利害是非善惡不分之弊再論官僚之黨派對立導致黨同伐異、不分真偽之害。看似兩個問題實則是以前論襯托後論想必陳群選在這個時機上疏並非無的放矢當有所指。自曹操時期以降集團內部便一直存在此類問題。譙沛與潁川各擅所長故其對立問題較緩。嗣位之爭所造成的對立雖明黃初年間嗣位之爭的對立隨著魏文帝的即位而漸散。但魏文帝時期潁川集團勢力過於龐大雖無顯著之朋黨行為但對於君主而言難免造成壓迫感最巧妙的應變之道當是樹立一對等力量藉以抗衡之當年嗣位之爭期間屢獻奇策的司馬懿其出身正介於地方豪族與儒門著姓的過渡藉以制衡漢末清流名族之後正是最佳人選。當然魏文帝提拔司馬懿當非希冀造成官僚間的對立但期能締造良性競爭環境共謀國政否則會如陳群所言因「臣下雷同」而「是非相弊」。但如此之作法難免會讓不肖有心之徒所利用而朝向官僚層內部分化發展魏文帝當然有所警覺因此留給魏明帝的遺詔便言:「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三公指輔政大臣曹真、陳群、司馬懿此詔之要旨之一乃在提醒魏明帝防範臣子的一些黨派分化動作。但是魏明帝即位後的一些人事任命顯然有激化黨派分立之虞最明顯者莫過於對司馬懿、桓範、徐宣等人的重用。陳群或許約略瞭解魏明帝重視「系統權力平衡」的用人方針因此上疏提醒魏明帝朝廷可能潛藏的黨派分際問題。不過魏明帝對陳群的提醒不甚在意太和年間司馬懿從驃騎將軍都督荊豫到大將軍都督雍涼辛毗出為衛尉司馬孚出任度支尚書這一連串的人事任命標誌著魏明帝對潁川集團確有所防備。因此當太和四年鎮北將軍吳質徵回洛陽任侍中時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對於吳質這番褒司馬懿而抑陳群的上疏明帝竟「納許之」。顯然打從魏明帝即位便提拔司馬懿正有與陳群抗衡之用意是以吳質這次的褒馬抑陳之說當然為魏明帝所認同。而吳質黨同司馬懿兩家關係密切更可從兩家的姻戚關係得到證實。吳質之上疏明顯揭露出潛藏的黨派分際問題此外另有一事亦可說明此一問題。據《世語》載魏明帝問陳矯關於司馬懿之事:(太和六年)帝憂社稷問(陳)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這段對話隱藏幾個問題。其一魏明帝重用司馬懿隨著曹休、曹真陸續去世儼然成為繼陳群之後的另一「朝廷之望」這種局勢當非魏明帝所料更非其所欲見再度啟用宗室疏屬夏侯楙、夏侯儒等鎮邊正是其提防司馬懿之策略。其二縱使魏明帝有所提防但是這番不利於司馬懿之言論卻發自於潁川集團的二號人物陳矯對魏明帝而言這不啻是記當頭棒喝。其三為何為魏明帝是選擇陳矯發問這顯然有些詭異似有意瞭解潁川集團對司馬懿的看法而陳矯的回答對魏明帝而言可能是對異己勢力的一種隱性攻訐反而較不受用其效用可能不如其舊僚如高堂隆之輩的勸諫因其立場較為中立可能較客觀。綜上所述筆者以為潛藏於官僚層的黨派問題是隨著魏明帝的專制性格而有臺面化的趨勢。因為魏明帝欲遂行其君主專制路線勢必要能在大臣當中找出能支持自身政治理念的心腹若是讓潁川集團繼續壟斷朝政某項政策一旦遭到潁川集團反對此政策恐怕會胎死腹中。因此拉拔其他勢力或派系色彩較淡的朝臣來制衡潁川集團的政治勢力便成了實現政治理念的首部曲。從這個角度來看後面兩件事便可得到較合理的解釋了。其一陳群乃僅次於曹真的次席輔政大臣當然不能明顯打壓將之明升為司空實則隔絕其在軍政系統的權力運作之外。而陳矯本為陳群所拔擢與陳群關係密切且為僅次於陳群的政務系統領袖故拔擢徐宣在前任用司馬孚于後以及提升河內司馬氏及譙沛集團在尚書省的勢力(司馬孚、裴潛、趙咨與夏侯楙、諸葛誕、桓範)等作法便是制衡潁川集團的基本人事佈局。特別是徐宣其角色相當關鍵既然其與潁川集團與河內司馬氏勢力均保有一定的距離此乃專制皇權合適拉攏的對象因此深受明帝信賴、屬於譙沛集團的桓範或許正明瞭這種局勢故當尚書左僕射缺時便極力推薦徐宣。四、結語分析魏明帝時期官僚系統權力結構可得知魏明帝兩大用人原則為官才本位主義與系統權力平衡前者乃繼承父祖二代名法之治路線的結果後者則出於官僚系統權力結構的變化更深一層的因素便是魏明帝的專制性格。第一魏明帝重視對個人才能以及官才與官職之間的配合可知「唯才所宜」仍是人事調度的基本原則蔣濟、滿寵、夏侯楙等人的人事調度正是最好的例子。第二以尚書僕射長期兼任侍中的作法目的在使議政權與行政權合一加速政務之推動此與魏明帝「政自己出」的為政風格有關中書監、令權力迅速膨脹成為影響政策制訂與朝政運作的隱性力量。這兩種現象均可反映魏明帝的專制君主性格。第三就權力結構的發展而言魏武、文二世官僚系統有穎川集團與譙沛集團兩大勢力二集團分主文武。魏明帝時期這種權力結構開始動搖就大的發展態勢而言二集團勢力日弱司馬氏勢力成長最速。就武官系統而言一方面蔣濟入主中護軍外戚勢力進入中軍系統之中層打破譙沛集團對中軍系統的壟斷局面另一方面太和年間司馬懿被引入外軍系統甚受器重隨著曹真、曹休的去世司馬懿以大將軍之姿成為軍政系統統領。對這種發展魏明帝當然有所顧忌因此:其一司馬懿從都督荊豫轉都督雍涼之後再度起用宗室姻戚夏侯儒其二等到對西戰線隨著諸葛亮的去世而稍緩之後司馬懿隨即進位為太尉。卸去司馬懿大將軍一職代表對司馬懿仍不甚放心。就文官系統而言尚書省以穎川集團陳群、陳矯、衛臻三元老為核心徐宣受明帝信任成為制衡三元老的力量諸部尚書有二大勢力一是譙沛集團一是以司馬懿為首的河內士大夫及其親善勢力此人事佈局的重點在平衡穎川集團於尚書省之力量但司馬懿因軍功而聲望日隆隨著三元老相繼去世尚書系統的權力結構逐漸失衡於是引進親穎川集團的薛悌出任尚書令。這種人事佈局反映出系統權力平衡的用人原則。綜合來看司馬懿的崛起雖始於文帝時期然其地位急速竄升則是在明帝時期其目的可能欲在儒門名士層中培植新勢力以制衡穎川集團穎川集團力量逐漸退出門下系統侷限於尚書系統便是此一人事佈局的另一證明徐宣受重用譙沛集團進入尚書系統蔣濟與滿寵進入中軍與外軍系統等這些人事佈局與司馬懿的情形有異曲同工之妙均是專制君主對舊勢力的不信任而起且為系統權力平衡用人原則的最佳寫照。但也不能忽略第一在考量權力平衡時官才本位主義仍是決定人事調度的另一基本原則這種強調事功、注重才能的用人方針乃是魏武文二世名法之治路線的繼承。第二魏明帝強烈專制君主性格政軍事務多有政自己出的情形中書監、令在此時期的權力地位恐怕亦不能忽視。由此可知魏明帝時期的人事政策與政局發展、權力結構的變動、君主性格與治國方略等均有密切關連此外魏明帝時期的人事政策對選舉制度的運作與發展亦有其關鍵作用與意義。第一以陳群、陳矯、衛臻三人長期執掌尚書省這種人事安排在九品官人法實施初期制度運作尚未成熟、健全之際具有穩定制度運作、建立選官制度運作的基本準則之積極意義且可能有繼承前代「官才本位主義」之用人方針的用意。第二魏明帝在落實官才本位主義與系統權力平衡的同時進一步促使門下系統的「黃散」成為宗室貴戚、功臣子弟仕進要官開啟了西晉以下士族入仕之清途即提供儒門名士層入仕的優勢管道此一現象隨著嘉平元年以後司馬氏專擅朝政後儒門大族勢力的急速擴張逐漸發展為官吏除授慣例成為兩晉南朝時期貴族官僚制的先聲。【表一】魏明帝時期重要文武官職人物表甲:文官任職人物與任期三公太傅鍾繇()太尉華歆()、司馬懿()、滿寵()司徒王朗()、董昭()、陳矯()、韓暨()司空陳群()、衛臻()尚書系統錄尚書事陳群(以司空)尚書令陳矯(青龍中加侍中)、薛悌()左僕射徐宣(加侍中)右僕射王思()、衛臻(典選加侍中)、司馬孚()吏部尚書衛臻(加侍中)、盧毓()尚書衛覬()、蔣濟()、杜襲()、傅巽()、夏侯楙()、司馬孚()、諸葛誕()、桓範()、裴潛()、趙儼(太和中)、許混(太和中)、韓宣(太和中)、劉靖()、趙咨()、薛悌(青龍中)、孫禮()、王觀(景初中)中書系統中書監劉放(加給事中加散騎常侍加侍中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驃騎將軍)中書令孫資(加給事中加散騎常侍加侍中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衛將軍)門下系統侍中劉曄()、辛毗()、吳質()、董遇(明帝時期)、韋誕()、盧毓()、高堂隆()、繆襲(青龍中)、孫邕()散騎常侍繆襲(太和初)、劉劭(太和中)、曹肇(太和中)、曹爽(太和中以城門校尉加)、甄像(太和末)、毛曾(太和末)、卞蘭(?以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應璩(?)、荀轐(?)、高堂隆(太和末至青龍初)、司馬師(景初中正始初)、蘇林(景初中)、何曾(景初中)、李豐(景初中)、甄暢(景初末)、孫禮(景初末)、王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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